第四章 金錢設的陷阱
我和青年檢察官、電視劇作家燕春一同去採訪海南女子勞教所。
在那棟一樓走廊和二樓陽台都佈滿鐵柵欄的漂亮小樓與潔淨的飯堂,以及規模甚小的勞動工地之間,在灰白色高牆內寬闊平坦的場地上,在陽光和秋風的撫慰以及綠衣管教的陪同下,我和燕春走到了這群表情雷同相貌各異的女犯之中。女子勞教所的故事將由我和燕春以主持人的身份在這裡向讀者展開。
(燕春):林林十六歲,少女花蕾的年齡。剛剛勞動過的臉上浮有可愛的紅暈,令我忍不住去掠了下她蓋在腮邊的髮絲。“快住手!”同行者大驚失色,拉我迅速地洗手消毒,換掉了幾盆的淨水。然後伏在耳邊說出了令世人恐懼和唾棄的傳染病症。這次,輪到我失色。
十六歲!孩子!這數字和名詞無論如何無法與這褻瀆人類的病症相連。
(燕飛):1978年出生的林林是這幾年齡最小的犯人。她隱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卻隱埋不了墮落的自己。
8月的一天,她將一陌生男人帶到旅館她的房間,350塊錢成交,當場犯案。收審時又哭又鬧,說自己是“處女”。但是經不住有經驗的公安人員幾番訊問,只得一一交待。一同進宮的向紅梅說:“這個小小的丫頭十五歲就來海南幹這營生,已經存了兩萬多塊錢。”
她那不成表情的表情與她十六歲的年齡太不相稱。她完全應該是一個趴在課桌上用功的好孩子,她的父母卻放心大膽聽之任之讓她“闖海南”。她關進來了,不想讓父母知道。
(燕春):進這所新建的勞教所之前,我曾許諾決不寫與此有關的人與事。但無法兌現,猶如靠近了潘多拉的盒子,讓你無法迴避。92%的性犯罪高比例讓人觸目驚心,只需一眼,那精心設制的表格便印在了腦中。最低文化:文盲。最高文化:高中。最小年齡:十六歲。最大年齡:四十二歲。性病患者佔三分之一強。
她,1974年出生,有曾用名(出賣自己時用,這是她唯一的心計)。她剛滿二十歲,有了三歲的兒子,已為人妻為人母。
她來島上的原因就那麼簡單:和丈夫吵了架。吵了架就跟隨另一個男人來了海南。她和他到海南的時間為1994年3月6日,他們住在某大廈的9號房間。五天以後,到了3月10日,那個男人明白無誤地讓她賣身為生。他從這天起搬到另一個房間,她從這天起開始賣自己。從50元到500無不等值。十二天後,3月22日,她被掃黃工作隊抓獲時,已有了2430元的積蓄。
她離家後,三歲的兒子日日啼哭,被丈夫送回了她孃家,她母親這才知道女兒走了。母親賣了家中唯一的一口肥豬,跑到海南島,在勞教所找到她時,老人已身無分文,只好拿走了女兒賣身的積蓄。
我去看她時,正值她母親二次來此。豐滿茁壯的她穿著一身淡綠色的線衣線褲,憨笑著拉著母親的胳膊不語。她高出母親一個頭。她母親多皺的臉上仍有樂,“她懷孕了,我不放心。”我想落淚。這位愚而不幸的女人十二天的歷程不僅僅使自己懷了個不知父姓的生命,並有了性病。我不能問太多,只問她為什麼吵了一架就跑這麼遠來?
“他懶,懶得像豬。不幹活,天天吵。我沒辦法,想跑出來多掙點錢。”她說。
(燕飛):哀莫大於無知。無知與貧窮相連。精神上的貧窮比物質上的貧窮更可怕。也許,對這個年紀不大的小女子來說,有一個勤快能幹的丈夫便可以依附一切——中國婦女的傳統悲劇!然而丈夫又懶又靠不住,無知的她又百無所長,於是選擇了賣自己。這似乎不是向貞操觀挑戰或提倡性開放的問題,這屬於另一種悲劇。
身上刺了黑字的阿浪是一個湖南妹子。她是一個十八歲的城市姑娘。十八歲的阿浪幾年前荒廢了學業,隨著人才大潮來到了海南。她來海南的原因荒唐而又可笑。阿浪自小沒了母親,一個人跟著父親過活,所謂的相依為命。中學生阿浪天生不喜歡書本,對跳舞、逛街、交男朋友充滿著無窮的興趣。為此她一次次遭到嚴父的訓斥。她愛花錢,可父親的工資兩個人過活哪還有節餘。就這樣,她開始想入非非,決定到海南開發廊去。她離開校門也離開了家門,偷了父親220元錢,拉上同班同學阿金登上南行的列車。
兩個女孩子剛上島便花完了身上所有的錢。她們認識了老鄉向紅梅。“十萬大軍過海峽”,湘軍為最。像她們這種年齡的湖南妹子在海南多如群星。湖南妹子在這兒唱歌、開發廊、拉廣告、跑生意、做職員和當老闆,也有人賣自己。向紅梅就是這樣一個“靠自己吃飯”、“沒有工作有錢花”的女子。阿浪似乎不加考慮便選擇了向紅梅的路子,直至被關進勞教所。在關押了六十一名女犯的女子勞教所裡,像阿浪這樣來自湖南的有二十五個。減去海南本地的五個,這裡關押的湖南籍女犯剛好是黔鄂川桂浙黑吉等七省女犯的總和。
還有一個湖南暗娼的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叫鄭建祥。不過,在這所女勞教所裡已找不到她的影子,她已走完了自己骯髒的一生到了另一個世界。那年底,鄭建祥,這個二十一歲的女子成了公安部通緝令中的人物。幾乎所有的湖南女犯都知道這個高級暗娟。鄭建祥十六歲下水,獵取的目標幾乎都是處長、經理一號的人物。她醉生夢死,花天酒地。在玩弄、欺騙了許多男人並換來了數十萬鈔票後,竟突然道德良心發現,想嫁個男人“從良”。不料她所選定的男人羅某是個比她更毒辣的騙子,鄭建祥僱殺手把羅某幹掉,她自己也走進了罪惡深淵,在清脆的槍聲裡倒了下去。
天使和魔鬼的差別在一念之間,所有墮落的女子不能全歸咎於無知。在這些女人的腦袋瓜裡,難道找不到“道德”、“法律”、“純潔”、“自愛”這類字眼嗎?
(燕春):這些女孩實在是既讓人同情、憐憫,又讓人鄙夷、厭惡。於自己,出賣人格和尊嚴;於社會,帶來混亂和災難。人們輕而易舉就把她們和那些令人發怵的病症諸如梅毒、淋病、軟下疳,以及全球恐怖的艾滋病聯想在一起。她們是社會黴菌的傳播者。
另一方面,那些罪惡的嫖客是她們賴以存在的依附。壞男人和壞女人只有相輔才有相成。
(燕春):在眾多的檔案中,我發現了三個東北同鄉。她們三個人佔去了兩省:吉林、黑龍江。我堅持要見她們。
“東北姑娘值錢啊!”女管教的話充滿挪揄。她告訴我這三個人在兩年多前曾在海府大道旁的一家店內同房同時做,開價1200元。
三位典型的東北姑娘、高個,不胖不瘦,她們有些拘謹地端站在我的面前,說在這裡見到老鄉真高興,你多幸運啊有這麼好的工作這麼帥的服裝,我們當時也是想來工作的,聽說海南工作特好找,結果哪是啊!她們說到這裡眼眶有些紅,說還是家裡好。三個人都快滿期了,都準備回去。
“家裡知道嗎?”
“告訴家裡了。”
“為什麼告訴家裡?”
“怕,怕媽媽急壞了。”
頭已經低得很低。
(燕飛):這三位東北姑娘是女管教唯一表示過好感的姑娘。來自吉林的二十二歲的那個女孩,是三人中的頭兒。當初上島,在三亞她和大學生一塊兒開過飯店。在管教所裡,據說她擔任著組長一類的職務,並有望提前釋放。
當初為什麼下水?
為錢。
錢,它能成就一些人,更能葬送一些人。
阿蘭和阿英也是為了錢被關進鐵窗。判決書上為這兩位廣西女子定的是詐騙婚姻罪。那年的12月17日,阿蘭阿英隨故鄉的兩個男人來到海南定安某偏僻小山村,分別以3000元和4000元的價格賣給當地的兩個農民為妻。12月26日,兩個女子隨同她們的“男人”趕集市,以小便為由租車逃跑,途中被公安執勤人員抓獲。錢,終於使他們淪為囚犯。
(燕春):當潘多拉第一次打開盒子,災難和罪惡傾洩而出,潘多拉被嚇得顫抖起來,用雙手矇住了面頰。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敲擊聲,聲音來自匣中,似乎在呼喚她:“打開盒子。”潘多拉慢慢掀開了盒蓋,一個微小的美好的閃閃發光的生靈向她微笑著走了過來。
或許由於疏忽,或許出自憐憫。宙斯把“希望”和全部壞東西混在了一起,關進了盒子。所以當這個世界充滿災難時,希望也就在人的身旁。它用微笑醫治著人們的痛苦,把力量給予絕望的人們。
(燕飛):高牆,是白色的;教舍,是白色的。藍格盈盈的天。微笑的管教們,是綠色的身影。
窗子敞開著。洗漱室隨時可用。教室內的書,可盡情瀏覽。有專門的老師為這些女犯上課,她們在這裡將學到法律常識、道德修養、文化知識。她們在這裡該漸漸甦醒已死的心與情。
聯歡會上,她們唱著《社會主義好》和《媽媽看看我吧》。平常的日子,她們可以看電視,可以寫信。從儋縣來的一位倒賣槍支的姑娘,剛進來是文盲,現在可以寫幾頁紙的長信。
生活與希望並存。只要是不死的人,他的生活總存在希望。
只是,希望的起點高低不同。
夏玉蓮是一個湖南妹子,雖生長於農村,卻是頗有姿色。湘女風流,夏玉蓮多少也有些能耐。她上島後幹過的職業大致有:按摩小姐,吧女,應召女郎等等。後來攢了錢,自己投資開了個髮廊。這個二十一歲的女孩最喜歡的當然是錢。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夏玉蓮是女子,當然也愛財。假若她本本份份開她的”髮廊,不作其他非分之想,想來她也不會把麻煩惹到頭上,把自己捲進一場搶劫銀行的血案之中去。
夏玉蓮是在自己的髮廊裡認識廣西仔黃慶旺的。第一次認識,黃慶旺腰包裡就塞著一疊鈔票,出手又大方又瀟灑。她和他一認識就相見恨晚,惺惺相借,很快就同居了。
夏玉蓮真心喜歡黃慶旺,喜歡他的膽識和義氣,也喜歡他的練達、陰險和不怕死。
1991年1月8日,對夏玉蓮是一個坐臥不安的日子。下午3點左右,她一個人在大同二里她所租住的民房裡顯得非常煩躁。
敲門聲響了兩下,門從外面被打開,衣衫狼狽的黃慶旺走了進來。
夏玉蓮從床上坐起,問:“怎麼啦?臉色那麼難看像死人一樣?”
黃慶旺脫下外衣向她扔去:“你他媽盼著我死?我就是死也要先殺了你。”
“喲,幹嗎發那麼大火?人家逗你嘛!”夏玉蓮笑盈盈走到他的面前,說:“看你怎麼搞的,一頭一臉的汗。我去打水,洗洗吧!”
黃慶旺將她往旁邊一推:“去去去,一邊待著去。要洗我不會洗?”
夏玉蓮一下子變了臉:“我說阿華(黃慶旺小名)你他媽別給臉不要臉不識好歹。”
就在這時,有人敲門。
夏玉蓮連連搖手,並向黃慶旺使眼色,小聲說:你先躲起來,我去看看是誰?
夏玉蓮走過去把門打開。她看到了雙手都是血的蘇東立。
這是個搶劫銀行的團伙。剛才作案時,其中已經有人在現場被抓了。
接下來三個人商量了一番,決定要離開海口,到下面去避避風頭。於是去了臨高縣皇桐鄉。
在臨高鄉下過了一個晚上,次日上午,夏玉蓮一個人趕回了海口。一進她的房間,就和一直守候在那兒的警察碰了個正著。夏玉蓮束手就擒。
在公安局審訊夏玉蓮的時候,夏玉蓮施展出她昔日按摩小姐的“柔道”伎倆,避重就輕,含糊其詞,一會兒飛媚眼,一會兒撒潑,整個兒胡攪蠻纏,就是堅持兩項原則:不知道蘇東立、黃慶旺的下落,不知道他們搶銀行的事。
公安局把四名搶銀行的案犯全部抓獲。所有的審問記錄上,黃慶旺和蘇東立都回避了夏玉蓮的名字,或直接說她對搶銀行的事情一無所知。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確鑿的證據使夏玉蓮終難逃法網。
在黃慶旺等被執行槍決以後,我在瓊北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庭裡採訪了夏玉蓮。
問:想什麼呢?
答:一片空白,什麼也不想。
問:當初幹嗎來海南?
答:來海南還不是為了賺錢。這世道,有錢活得舒服,沒錢活得不舒服。
問:當初怎麼看上黃慶旺的?後悔嗎?
答:唉,命唄。認識他是我的命中註定。不管怎麼說,都是相好一場。不後悔。
問:聽到黃慶旺被槍決的消息,什麼感受?
答:一片空白。
問:以後怎麼辦?
答:服法,改造。
(燕飛):另一個姑娘的故事,透著些兇惡。
十八歲的少女趙桂英長得細皮嫩肉,說話談吐清楚,衣服打扮入時,誰能想到她是一個來自陝西米脂的農村少女,正規的教育是剛剛讀完初中。
趙桂英來海南島的經歷相當簡單,她是被人販子拐騙,中途機智逃走,然後就來了海南。在海南折騰了一陣子,眼睜睜看著那些歌女和妓女大把大把花錢,趙桂英不服氣又不甘心。讓她去唱歌,決不是那塊料。當妓女,她是決不會幹的,她從骨子裡認為那是下賤女人的勾當。
怎麼能夠賺錢呢?
她靈機一動突然想起自己離家後的那段歷險記。心想既然別人能騙我,差點把我給賣了,那我何不也去騙騙人,興許運氣不錯能賺它個千兒八百的。
這念頭一在她腦袋瓜裡出現就再也消失不了。於是她這樣決定了:就靠這個發財致富。
於是,她驅車北上,到了她的老家米脂縣城,下了車就在汽車站門口徘徊。
個體旅社來接客送客的服務員真是不少,當然大都是年輕姑娘。
趙桂英選中了兩個看上去和她年齡相仿的女孩,開始“套瓷”,差不多親熱了,便自我介紹是海南某貿易公司的部門經理,掏出自己的名片,便跟著那兩個女孩去了旅館。
晚上,兩個姑娘主動來找桂英聊天。桂英極巧妙地唱足了戲,眉飛色舞地把海口的椰子樹和三亞的大東海描繪了一番。“知道海南人都吃什麼嗎?白切雞、東山羊、烤乳豬就著大白米飯,大白麵饅頭一個都夠你吃一頓的。”趙桂英天花亂墜、沒邊役沿兒地胡侃了一通。
“那你們工資是多少?”兩個姑娘怯怯地問。
“嘿,一般群眾嘛,三百五百還是有,像我這樣一個月800塊嘍!”桂英從精美手提袋裡拿出摩爾牌香菸,自顧自點上了一支,問她們:“你們在這兒當服務員,一月多少工錢呀?”
“60塊。”一個女孩說。
“60塊?那連買化妝品都不夠啊!跟我到海南去幹吧,我包你們每月最少拿200塊。”
兩個女孩第二天就辭去了旅館的工作,跟著趙桂英上了火車。趙桂英帶她們在長沙站下了車,完全是經驗所致,如法炮製,相當容易就把兩個女孩賣到了湖南鄉下。這筆生意使她認識了不少同道人物,也使她發了一筆小財:4000塊。
真正能夠表現趙桂英水平的,還是她用過的那套連環計。
1990年初秋的一天,趙桂英剛剛選好了“貨”,在長沙車站搭上了兩個農村妹子,卻被另一對男女看上了。那一男一女湊過來搭話,女的自稱叫王麗,說是和丈夫到這裡來做古董生意,要找幾個幫手,問桂英她們願不願幫忙。
趙桂英一眼就看出這兩個狗男女是幹什麼的,她靈機一動,立即應承下來。兩個農村妹子見她答應,當然更無二話。
在王麗的帶領下,一干人馬上了去湛江的火車,然後再坐船,就到了海口,再轉去定安的汽車。在定安縣城下車後,王麗又帶著大家往鄉下趕,說古董在那裡放著。桂英只當真有那麼回事,一聲不吭,跟著走。
當天,王麗就積極活動。桂英第一個被賣給當地一個農民,身價3000元。那農民說領桂英去拿古董時,桂英只裝糊塗,跟著就走。當桂英已感覺脫離了王麗的視線,立即變了神態,喝住那農民:“大哥,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是省裡專門派來盯這個人販子的記者,你快去鄉政府或派出所喊人,我在這兒等你,否則叫你人財兩空,你知道買賣婚姻是犯法嗎?”
那農民嗡嗡喘了喘氣,轉身直奔鄉政府。
派出所的人及時趕到,將王麗等人捉拿歸案,兩個姑娘也被解救。這時,趙桂英才顯出手段。她對派出所長說,自己也是被拐騙的,也是湖南人,自己身上還有點錢,願意帶她們回老家。兩個姑娘不明就裡,不言不語。派出所本來就無財力送姑娘上路,這一來就答應了趙桂英的要求,皆大歡喜。
桂英大模大樣帶著兩個湖南妹子坐火車從定安到了澄邁。兩位傻乎乎的姑娘對桂英感恩戴德,唯命是從。趙桂英相當容易就把她們兩個賣到了澄邁鄉下,現錢到手,揚長而去。
在海南,許多犯罪都與金錢分不開。於是,人們在看到金錢的榮耀之時,又十分憂慮金錢的罪惡。但是,金錢的功能,在中國與在外國是一樣的,誰能杜絕它的罪惡呢?問題是人的自身:清醒者是應當學會躲開金錢的陷階;混飩者在金錢面前的沉淪則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