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歐戰的勝利，並不只是誰勝利的問題，而是人類社會發展走向的問題，是中國前途與命運的問題。李大釗又發表了《Bolshevism的勝利》。李大釗勸說陳獨秀另外聯合創辦《每週評論》。北大學生準備創建平民教育團。
一
歐戰的勝利，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洋列強諸國聯合武力的勝利？還是庶民的勝利、勞工的勝利？是所謂“公理的勝利”？還是人類新精神的勝利、民主主義的利益？
北大校園裡又一次掀起了論戰的熱潮，到處都在辯論，到處都有人在慷慨陳詞地演講，牆壁上的揭帖也是一層覆蓋一層的。而且，北大校園裡關於這類問題的論戰和校園外其他學校以及社會上關於這類問題的論戰，都交混匯合在了一起。北大的學生也成群結隊地出去，去散發揭帖，去演講，去參加辯論：外校的學生以及社會上的有關人士，也時不時地來到北大校園，看揭帖，聽辯論，有時也參加了進來進行論戰。
這幾天，趙瑞芝雖然沒有像張國燾、漆小玉、陶美玲、宋維新等有些同學那樣，去到處演講，到處去參加辯論，而且演講完、辯論完，漆小玉、陶美玲由張國燾和宋維新陪送回來後，幾個人還餘興未盡，還要慷慨激昂地議論上好長一陣子，但趙瑞芝也深深沉浸在對這類問題的思索之中。
歐戰的勝利，並不單純是個誰勝利，誰戰勝了誰的問題，這是個人類社會發展走向的問題，對我們中國來說，就是中國將來到底向何處去、到底應該走什麼樣的路的問題。這是李大釗主任那天從天安門廣場回來的路上，對趙瑞芝他們幾個提出的應該深深思考的問題。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演講會上，李大釗主任作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講，蔡元培校長作了題為《勞工神聖》的演講，尤其是大釗主任在演講中又一次介紹了蘇俄勞工十月革命勝利後的情況，把勞工革命和歐戰的結束內在地聯繫在了一起，還把勞工革命和人類社會發展也內在地聯繫在了一起，使趙瑞芝覺得自己在認識問題上，還從來沒有這樣深刻過，也從來沒有這樣透徹過。在回來的路上，蔡元培校長有事先走了，大釗主任也沒有叫洋車，就和趙瑞芝、許德珩、鄧仲澥、高尚德、漆小玉他們幾個步行回校，邊走邊談，從歐戰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大軍事集團的爭鬥，談到了中國，談到了東西洋列強對神州中華的欺凌和宰割，談到了鴉片戰爭，談到了《南京條約》後神州中華的悲慘境遇，又談到了東西洋列強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的燒殺搶掠，談到了幾乎使神州中華亡國滅族的《辛丑條約》，談到了歐戰相互爭鬥的兩大軍事集團都想宰割和瓜分神州中華的罪惡企圖，由此而談到了歐戰的所謂“勝利”後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問題。這些都是趙瑞芝這幾天所深深思索的。
趙瑞芝這天又在寢室裡坐在窗前思索著。
這天正好又是個星期天，是又一新的一期《新青年》出版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正是《新青年》討論會的例行日子。
趙瑞芝是昨天在飯廳裡吃中午飯時拿到這新的一期《新青年》的，是宋維新帶給她的。
這一期《新青年》全文刊登了李大釗主任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庶民的勝利》演說詞和以這一觀點為基調、以蘇俄十月勞工革命為旁證的、論述更為詳盡的長篇政論文章《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還全文刊登了蔡元培校長的《勞工神聖》的演說詞。
趙瑞芝拿到手，翻了翻，三下五除二把飯吃完，回到寢室，連午睡都不睡了，就仔細地看了起來；看得非常投入，整整一下午都在看，這天早上一起來後又在看。
李大釗主任在他的《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進一步透徹而精闢地分析論證了歐戰所謂“勝利”的實質，他指出，這場歐戰，雖然是協商國的那幾個洋人列強國勝利了，但他們心裡都很虛，因為他們明白，是他們自己國內勞工的革命，特別是那幾個同盟國國內勞工的革命，促使了歐戰的結束，也無形中使他們這幾個協商國獲取了勝利，與此同時，他們也充滿了一種恐懼，害怕“他們的政治命運，也怕不久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歸消亡”。接著，他介紹道：所有洋人列強國家國內的“革命的情形和俄國大抵相同，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可以說完全是俄羅斯式的革命，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式的革命。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所以說，這場歐戰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第二十世紀新潮的勝利！”關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李大釗主任在文章中介紹道：“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為宗旨的”，“俄國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和每次讀李大釗主任的文章一樣，趙瑞芝都強烈地感受到了一種抑制不住的亢奮，尤其是這一次，正當她處於朦朧迷霧中茫然而不知所向的時候，使她能透過了迷霧而看清了周圍的一切以及前面的路，使她心中實落了許多，而且也給她增添了許多勇氣和力量，使她信心猛增，渾身洋溢起一種灼熱的激越。
下午要去參加討論會。這次討論會，昨天晚上漆小玉回來說，許德珩同學委託高尚德同學來通知說，地點是在圖書館紅樓。
每次《新青年》例行討論會，出於膽怯和羞澀，趙瑞芝都光是聽別人發言，自己很少發表看法，只是有時候被主持討論會的許德珩同學點名，或者有時候被李大釗主任或陳獨秀學長點名，實在推辭不過去了，才囁囁嚅嚅地說上幾句。今天，不知怎麼，趙瑞芝很衝動，很想在下午圖書館紅樓的討論會上，對李大釗主任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文章精闢透徹的論述，大膽地談談自己的深切的體會。
這個主意一定，趙瑞芝立時又有些緊張，她想了想，為了到時候不至於心怯而慌亂，什麼都說不出來了，應該列上個簡單的提綱，到時候掃上一眼，可以提醒一下自己，於是，她拿出了筆和紙，對照著兩篇文章開始列提綱。
剛寫了兩行，粗重的敲門聲傳來。
“請進！”趙瑞芝轉過頭朝門口望去。
門被推開，進來的是張國燾同學。
“噢，是國燾同學。請進！”趙瑞芝放下手中的筆，熱情地招呼道，“進來坐！進來坐！”
張國燾走了進來，朝寢室四周看一看。
趙瑞芝笑著問：“是來找美玲的吧？”
張國燾一來，趙瑞芝就知道他是來找陶美玲的，最近一個時期，他們兩人打得火熱。
被趙瑞芝一言把來意點破，張國燾有點狼狽，臉微微一紅，笑笑，點點頭，又搖搖頭，‘支支吾吾地說：
“嗯，是的！噢，不，不是……”
看著張國燾的那狼狽樣兒，趙瑞芝笑了。此公平時很是自負，傲氣十足，目中無人，不想英雄也有氣短的時候。趙瑞芝笑著說：
“美玲、還有麗萍，都跟上小玉上她們家去了。小玉她爸今天過壽。”
張國燾問：“那你怎麼沒去？”
“我有點事情。蔡校長找我去徵求了一下關於怎樣在平民女子中進行文化教育普及方面的意見，另外，今天下午在圖書館紅樓舉行的《新青年》討論會上，我想作個發言，對李主任的這兩篇文章談一談體會，我得稍微作一點準備，寫個簡略的發言提綱。”
“不用寫了，也不用發言了。”
“怎麼？”趙瑞芝奇怪地望著張國燾。
“你不知道？”
趙瑞芝搖搖頭。
“今天下午的討論會不開了。”
“為什麼？”趙瑞芝惑然不解。
“聽我慢慢道來——－”本性難移，張國燾又賣起了關子，他搬了把椅子坐下，故作神秘地，而又自以為是地說：“要說事情的緣由嘛，還是我張國燾引起的。情況是這樣的，你看，自歐戰勝利以來，人們的思想也都特別活躍起來，對歐戰勝利和對中國前途的論戰越來越激烈。各種主義，各種觀點，各種對局勢的看法，風起雲湧。那各種不同的社團，各種思潮的派別，又都在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觀點，不斷地推將出來，竭力地在宣傳自己和擴大自己的影響。咱們的《新青年》呢，在咱們陳學長的堅持下，只是向封建專制主義開炮，只是在反對復古、反一對文言文、提倡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宣傳‘德先生’和‘賽先生’上賣力，而其他社會政治問題，都好像不怎麼涉及。這怎麼能行呢？於是，我就思考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好久，經過反覆思索，我覺得應該辦一個專門進行時局評論的刊物或者報紙。我把這個建議給陳學長和李主任提出來之後，他們都非常欣賞也非常贊同我的這個建議，尤其是陳學長，連連稱讚我，說我和他是英雄所見略同。”
張國燾洋洋自得地說著，儼然是個救世主的樣子。趙瑞芝和很多同學都知道張國燾同學這個浮誇自傲的毛病，他經常是把自己擺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自以為是，自鳴得意，有時候還經常把別人有創見的思想說成是他張國燾如何如何思考的，把別人做成的有影響的好事情，也劃在他的名下，佔為己有，說他張國燾是如何如何參與、如何如何運籌的。李大釗主任就曾經說過：張國燾同學很熱情，很積極，也有一定才幹，但他的好大喜功和虛妄浮誇，將是他致命的弱點。
這一次，張國燾同學是不是就像他說的他給李大釗主任和陳獨秀學長提了這麼個建議呢？陳獨秀學長真的說了張國燾同學和他陳學長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趙瑞芝望著洋洋自得地說著的張國燾。
要真的是這樣，真的再辦起一個專門評論時局的刊物或者報紙，確實很不錯。最近一段時間，趙瑞芝每次等待看《新青年》，等得很焦灼，尤其是當碰上某一個一時弄不大清楚的問題時，很想盡快地從新的一期《新青年》上能得到一些啟示，可是，這每一期新的《新青年》總是柵柵來遲，有時候，好不容易盼來了，翻開一看，裡面也沒有多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她也覺得，《新青年》確實有一點跟不上形勢了。
不管怎麼說，在這一點上，趙瑞芝覺得張國燾同學還是很有一點思想的。
張國燾見趙瑞芝一直在望著他，在認真地聽著他說話，越發地顯得得意起來。
“陳學長和李主任決定認真考慮一下我的建議。我想好了，他們如果不考慮，那我張國燾就自己搞。不過他們還是準備認真考慮的！今天下午在圖書館紅樓的例行討論會不舉行了，就是陳學長決定的。陳學長已讓人去找許德珩同學去了，他讓許德珩同學給你們都通知一下今天下午討論會取消的事情。他下午就去和李大釗主任商量一下我的那個建議。許德珩同學說不定等一會兒就來通知你們討論會取消的事兒。”
正說著，敲門聲傳來。
“請進！”趙瑞芝招呼道。
門打開，外面來的正就是許德珩同學。
二
張國燾在趙瑞芝寢室裡給趙瑞芝大侃大吹的事情，正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這許多天來認真思索、反覆考慮的事情。
說實在的，《新青年》確實有一點跟不上政治形勢迅猛發展的需要了。
關於這一點，半個月以前，李大釗就曾與陳獨秀學長先後做過兩次誠懇的長談——
那是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上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講、蔡元培校長接著也發表了題為《勞工神聖》的演講之後，在北大校園裡乃至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尤其是國人們對李大釗主任的《庶民的勝利》反響很為熱烈。陳獨秀學長來找李大釗主任，說要把李大釗主任的《庶民的勝利》和蔡元培校長的《勞工神聖》這兩篇演講稿都要全文刊登在新的一期《新青年》上。李大釗說，講演稿《庶民的勝利》太簡短了，有些道理都沒有說透，他想再認真寫一篇稍長一點的政治評論文章，和《庶民的勝利》一起發表，作為對《庶民的勝利》的一篇比較詳盡的附註。陳獨秀也同意了。
兩天後，李大釗把文章拿來了，題目是：《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
陳獨秀接過文章，打開一看，“Bolshevism（布爾塞維主義）”幾個字醒目地，在他陳獨秀看來，是有些刺眼地，映現在他的面前。
Bolshevism（布爾塞維主義），是蘇俄勞工階級的赤色黨的組織名稱，是赤色主義的代表，現在國際和國內一些人，包括一些政治勢力，正視Bolshevism為洪水猛獸，為妖魔鬼怪，說Bolshevism是“過激主義”，是“共產共妻”之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明目張膽地在《新青年》上刊登《Bolshevi的勝利》的政論文章，宣傳和讚揚Bolshevism的勝利，陳獨秀認為，有些不大合適，會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以至反對，另外，也與他當初創辦《新青年》的指導思想和宗旨不大一致，所以，這篇文章發好呢，還是不發為好。
當初，他陳仲甫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時，其指導思想和宗旨就是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君主制度和封建禮教，大力提倡民主主義，宣傳民主與科學，擁護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賽因斯（Science，科學）先生，對於過於敏感的時政問題，儘量不會觸碰或者少觸碰。到後來，高舉起“文學革命”大旗，掀起文學革命運動，提出“文學改良”之口號以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也都儘量遵循這一原則。現在，這樣公開地宣傳赤色革命，這樣直接地去涉及很敏感的時政問題，甚至還以國際上的時政為依據，是否得當？昨天，他在編輯蔡元培校長的那篇《勞工神聖》的講演稿時，看到“此後的世界，將全是勞工的世界”這句話，猶豫再三，都差一點把這句話刪去。
李大釗看著陳學長拿著他的文章沉吟著，知道他陳學長在猶豫不決，便問道：
“仲甫先生，有什麼問題嗎？”
陳獨秀把手中的文槁又來回翻了翻，濃眉微蹩，沉吟遲疑了好大一陣子，抬起頭來。
“守常先生，以什市之見，你這篇大作暫時不適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為什麼？”
“你這篇大作這樣過細地介紹和宣傳蘇俄勞工赤色革命，宣傳佈爾塞維主義，並公開以此為中國應學習的楷模，恐怕目前欠妥。”
“仲甫先生的意思是……”李大釗有點疑惑不解，用詢問的目光望著陳獨秀。
“我這並非是反對過細地介紹和宣傳蘇俄勞工赤色革命，反對介紹和宣傳佈爾塞維主義，也並非是反對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我不懷疑，蘇俄勞工十月赤色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和布爾塞維主義的驗證；我也不懷疑，作為人類社會政治的最新一種思潮的馬克思主義，不可否認地將來可能會對人類社會的進程與發展，起很大的甚至是關鍵性的、以至還可能是決定性的作用。但就目前來說，以此而這樣直露地觸及時政，我覺得是和《新青年》的宗旨是不很一致的，所以，我說，暫時不適宜在《新青年》上刊登。”
“仲甫先生，守常知道您當初創辦《新青年》時，是以反對舊文化，宣揚新文化，反對封建專制，擁護德賽兩位先生為主導，儘量不觸及或者少觸及時政，然而，”李大釗笑笑，輕輕搖搖頭，“恕守常直言，仲甫先生您自己首先就違背了您自己所制定的儘量不觸及或者少觸及時政的這一宗旨。”
“守常先生，噢，不，李主任，你這話是從何而說起？！”陳獨秀語氣很是生硬，明顯的有些不快。
李大釗依舊笑著說：“仲甫先生，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是怎麼創辦《青年雜誌》也就是《新青年》的？”
陳獨秀傲然不語，斜視了李大釗一眼，又轉過臉去，望著窗外，一副不屑一答的神態。
李大釗沉穩而緩緩地說著：“據守常所知，當年，仲甫先生您步我中華英傑鄒容、陳天華之後，以‘獨枝一秀’在皖河河畔奮起，創辦‘藏書樓’，提倡科學，反對迷信，鼓吹反清，弘揚愛國，力主抵禦外侮，一身正氣，滿腔熱血，創辦《愛國新報》、《國民日報》以革命激進思想和文才名揚大江南北。從那時起，仲甫先生您不僅僅是觸及，而且就是時政的勇敢的參與者，即使被捕入獄，也是英雄氣概不減，幾度被迫出國，亡命東洋，也是革命恆心依舊。那一年，為拙作《國情》和《厭世心與自覺心》兩篇文章，在章行嚴章士釗先生家裡，得幸與仲甫先生您第一次會面並相識，仲甫先生您當時的把科學與民主這兩盞明燈當作兩面戰鬥的旗幟，高高地舉起來，把神州中華從愚昧和落後的黑暗深淵中引出來，把神州中華從危難中解救出來的一席話，是那麼豪情洋溢，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使守常獲得很大教益，給了守常以極大的激勵。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守常都以仲甫先生您的這些話為座右銘。您以您的宣言和行動在表明，您在時時刻刻尋求把神州中華從愚昧和落後的黑暗深淵中，從危難之中拯救出來的可行之路。這又一次證明，您不僅時時在觸及時政，您還是積極參與時政、敢於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前途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勇猛的鬥士。後來，仲甫先生您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當時正值袁世凱為復辟稱帝，實現他的皇帝夢，一方面跪拜在東洋日本國的腳下，稱兒臣，簽訂了恥辱的‘二十一條’，讓日本人支持他當皇帝，另一方面，大力地宣揚尊孔復古，重興綱常之舊的封建專制文化，以陳腐古道之復興，來為他復辟帝制嗚鑼開道。而先生您創辦的《青年雜誌》，旗幟鮮明地吶喊出‘打倒孔家店’，勇敢地吹響了向舊的封建專制主義營壘猛烈進擊的戰鬥號角，一直到後來，《青年雜誌》改為《新青年》，把民主與科學兩面戰鬥旗幟越舉越高，這都已經觸及並完全參與了時政。所以，守常才敢冒昧地說先生自己實際上已經違背了自己開始時所制定的宗旨。”
因為李大釗說的都是實情，陳獨秀也不得不從心裡服這個理，儘管他嘴上很硬，仍是那麼不屑一理地傲然望著窗外，但面部的神態和氣色還是平和了許多。
稍微停頓了一下，李大釗又接著說道：“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社會形態，它總是不可避免地帶有著某一種社會內容，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帶有著某一種社會政治色彩。書報，作為文化傳播的工具，當然也絕對不可避免地帶有著一定的社會內容即社會政治色彩。不論是舊古時期，還是現今階段，也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都是如此，無一例外。這就導致了文化以至傳播文化的工具——書報，都與時政分隔不開。這一點，先生您想必比守常明瞭得多。而且，您自己的實際正就證實了這一點”
陳獨秀兩眼依舊望著窗外，頭轉都不轉一下地冷冷地問李大釗道：
“就算你說的也有一定道理，那我們宣揚的民主與科學，擁護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和蘇俄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又有什麼關係呢？”
李大釗也緩緩走到窗戶跟前，和陳獨秀並排站在窗口，也朝外望著，沉穩地說：
“仲甫先生您是最先高舉起民主與科學這兩面戰鬥旗幟，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舊文化、舊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作為這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主帥，您當然是非常之清楚的，在反對舊的、樹立新的的運動中，樹立起新的是反對舊的的最終目標，而新的呢，也必須是在把舊的一切徹底打破以後，才能真正地樹立起來。關於這一方面，守常也不敢過於在先生您面前班門弄斧。守常只是以此引發而說一點，守常所講所寫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也就是想以蘇俄勞工的勝利，來說明並闡述一下‘只有把舊的腐朽的徹底打破以後，新的富有生氣的才能真正樹立起來’這個道理。讓人們通過蘇俄勞工革命的勝利、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能有所收益，有所啟示，也能使我們的新文化運動富有更充實的內容。
李大釗的這一席話，似乎確實引發了陳獨秀的思索。他站在那兒，望著窗外，默默的，一言不語；濃黑的刀眉微蹙著；博士型金絲邊眼鏡後的那雙不大而極有神采的眼睛，此時專注地凝視著窗外的一個地方，顯然是沉浸在了一種深沉的思索之中。
李大釗再也沒有說什麼，也在默默地望著窗外，靜候著，他也想讓陳獨秀學長能認真地好好思索一下。
屋子裡的時鐘在“嘀噠、嘀噠”地走著。
過了好長一陣子，陳獨秀輕輕地而又很清晰地對李大釗說了一句：
“下午我把槁子再看一看吧！”
晚飯後，陳獨秀來到圖書館紅樓，他是來告訴李大釗，他下午又仔細地看了一下《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這兩篇稿子，決定這兩篇稿子，還有蔡元培校長的那篇《勞工神聖》的演講稿，三篇都同時全文刊登。
陳獨秀一走進李大釗的主任辦公室，見裡面圍滿了學生，有許德珩、鄧仲澥、高尚德、趙瑞芝、宋維新、張國燾、漆小玉、陶美玲、傅斯年、羅家倫等人，還有一些好像是外校來的學生；他們都圍攏在李大釗周圍，有坐著的，有站著的。
陳獨秀一聽，他們是來找李大釗主任，完後還準備去找他陳學長，是要談二下他們這幾天走出學校，深入到社會各界中去宣講“勞工神聖”的情況。
他們談得正熱火朝天，誰也沒有注意到陳獨秀學長走進來了。
陳獨秀也沒有言聲，默然輕聲地坐到了門旁邊的一把椅子上，聽同學們在和李大釗談著。
許德珩介紹說：“這幾天，我們先後在東城區、西城區、南城區、北城區四個城區進行了宣講。每次到一個地方，開始時，都總是人特別少。就像那一次我們為了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去新華門大總統府請願一樣，國人們都不知道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們在幹什麼，也不知道我們想幹什麼。過來過去的行人們，只是好奇地望了望我們，後都若無其事地走了，很是冷漠。到後來，人們開始知道一些我們是幹什麼的了，人也漸漸地多了起來，也都開始慢慢地把我們圍攏了起來，聽我們宣講，聽得都還很認真。”
張國燾大著嗓門兒介紹說：“這些平民國人們，愚昧的時候很糊塗，不開竅，木不楞登的，讓人氣恨，恨鐵不成鋼，但一旦開了一點竅，又讓人感到很可愛，聽我們講演特別認真，有時候三遍五遍地聽我們講演，有時候還提上一兩個問題。當我們講到仇恨的時候，他們有些人也都兩眼冒火；而當我們講到悲憤的時候，他們有的人也都雙月含淚。”
鄧仲澥接上了一句：“還有，我們給他們教那首《勞工歌》，他們可喜歡學，可喜歡唱，教上兩三遍，就都會唱了，唱得可是帶勁兒。”
李大釗饒有興趣地問道：“什麼歌？什麼歌？”
鄧仲澥回答說：“《勞工歌》。”
“《勞工歌》？《勞工歌》？”李大釗兩眼灼灼閃亮，沉吟了一會兒，問鄧仲澥道：“我怎麼沒有聽說過？這歌是哪個國家的？”
張國燾扯開大嗓門笑著搶著回答說：“哪是哪個國家的，就是我們中國的！”
“我們中國的？”李大釗主任顯得興趣更濃了。
張國燾擺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是的，中國的！李主任，這可是地地道道的國貨。”
傅斯年笑著說：“行了，國燾！再別在李主任跟前賣關子了！”說完，轉過臉，對李大釗說：“李主任，這歌是……”
傅斯年後面的話還沒有說出，就又被張國燾的大嗓門兒一下搶在前面打斷了：
“李主任，這歌是我們自己創作的。”
“噢？”李大釗更為驚奇而又歡欣了，“你們自己創作的？”
張國燾洋洋自得地說：“是的，是我們自己創作的！是瑞芝同學寫的詞，仲澥同學譜的曲子，由美玲同學演唱和教唱。”
“噢？是什麼樣的詞？怎麼唱的？唱唱，讓我也欣賞欣賞，怎麼樣？”李大釗笑著問道。
同學們一下也都來勁了，高興地喊道：
“對，唱唱！讓李主任聽聽！”
“美玲同學，給李主任唱唱！”
“唱唱，給李主任唱唱！”
“美玲同學，唱唱！”
陶美玲猛一下臉上漲起了一層紅暈，有些羞赧，轉過臉望了望趙瑞芝。
趙瑞芝抿著嘴笑著，給陶美玲鼓勁地點了點頭。
陶美玲那雙大眼睛眨巴眨巴了幾下，深深吞嚥了一口氣，自我鎮靜了一下，然後，鼓足勇氣，放聲唱了起來：
我們是勞工，
我們是勞工；
我們是社會的主宰，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世界是我們雙手造，
社會是我們雙手建，
哪裡沒有我們奔忙的身影？！
哪裡沒灑著我們勞工的血汗？！
沒有我們勞工去種田，
世人哪有美味餐？！
沒有我們勞工去織布，
世人哪有好衣衫？！
沒有我們勞工去蓋房，
世人何處避風寒？！
我們是勞工，
我們是勞工；
我們是社會的主宰，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當陶美玲重複最後一段時，屋子裡的同學們也都不約而同地跟著陶美玲一起唱了起來：
我們是勞工，
我們是勞工；
我們是社會的主宰，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歌詞樸實無華，言簡意豐，曲聲深沉、雄偉、壯烈、亢越，很有一股子激勵人心的內力。
李大釗聽著，讚賞地連連點著頭。
歌唱完後，李大釗帶頭熱烈地鼓起掌來；他鼓著掌，一選連聲地說：
“太好了！太好了！歌詞寫得好，曲子也好，唱得也好。同學們，這是真正的《勞工歌》！你們寫出了真正的《勞工歌》，你們真正表達出了廣大勞工的心聲。”
許德珩說：“李主任，這首《勞工歌》，不僅那些賣力下苦的勞工們都特別歡迎，愛學，愛唱，就那些中小學堂的教員們、學生們、商會的一些職員們，也都非常歡迎，愛學，愛唱。”
宋維新說：“就是的。我們去過一所中學，在那裡進行了宣講，演唱了這首歌，後來又教了這首歌。第二天，我們路過這所學校時，聽見學校裡的教員們在領著學生唱這首歌，唱得都非常帶勁兒。”
李大釗點點頭：“這都是好現象。這說明你們的宣傳都已經深入進了民心，還說明廣大勞工們，廣大的庶民百姓們，也已經開始意識到了自己在社會與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也是我們社會與國家進步的開始。”
鄧仲澥說：“李主任，我覺得，”他們一些人不僅開始意識到自己在社會與國家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有的還想參與社會與國家的一些活動，許多人已經關心起時政來了。我們去過的一些地方，很多人都提到了歐戰的問題，提到了洋人列強對我中華的欺侮，還提到了德國和日本，提到了‘二十一條’、提到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提到了山東問題，提到了青島問題……”
這時，傅斯年無意中一回頭，看見了坐在後面門旁邊聽他們講述情況的陳獨秀，叫道：
“陳學長！陳學長來了！”
人們都回過頭去望。有些人轉過身向後迎去。
陳獨秀見不可能再坐在後面了，站起身來，笑著向同學們點頭致意，走上前來。
許德珩向陳獨秀迎來：“陳學長，我們正還要準備到您那兒去呢！我們這幾天走上社會、去各個城區宣講……”
陳獨秀笑著點著頭：“剛才都聽到了。真不錯！你們搞得確實真不錯！你們下一步準備……”
許德珩說：“我們就是要來聽一下您和李主任的意見，我們想正式組織一個‘平民教育講演團’，希望能得到您和李主任的支持指導。”
張國燾搬來把椅子，放在李大釗旁邊。陳獨秀坐了下來，問許德珩道：
“‘平民教育講演團’？你們這幾天的宣講不是已經在進行了嗎？”
許德珩回答說：“我們這幾天的宣講，只是想先從各方面摸摸情況。通過這幾天摸的情況來看，就如剛才仲澥同學說的那樣，一些平民已經意識自己在社會與國家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他們已經有了參與社會與國家活動的願望，他們已經開始關心起時政，特別是對國內國際局勢的發展也已經開始有所關注，然而，從摸的情況也可以看出，平民普遍缺少文化知識，或者根本就沒有，或者特別低，以至在自覺心上也是非常的被動。為此，我們覺得很有必要成立一個‘平民教育講演團’，旨在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廣大平民之自覺心。我們渴望得到兩位師長的支持和指導。”
陳獨秀慷慨答允：“這是絕頂的好事，仲甫當竭盡全力輔助。李主任，我想，定和仲甫一樣，將竭盡全力輔助。”說著，問李大釗：“守常先生，是這樣吧？”
李大釗點頭：“守常定與仲甫先生一起將竭盡全力輔助同學們把平民教育講演團儘快組建起來！”
“太好了！”許德珩高興得當即拍手稱快。
屋子裡的同學們也都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感謝。
掌聲落後，許德珩說：“我們今天來，是向兩位師長先說明一下情況，回去後，我們還要詳細制定組建方案和講演計劃。等我們的具體方案和計劃草擬出來以後，我們還要送來請兩位師長予以指正。”
“希望能儘快地草擬出來！”李大釗滿帶著深切的期望對許德珩說。
許德珩充滿了信心，雙目灼灼閃亮：“一定儘快地草擬出來，請兩位師長放心！”
許德珩、鄧仲澥、趙瑞芝他們一幫子同學都走了以後，李大釗和陳獨秀這兩位學界巨匠仍還沉浸在剛才的激奮之中。
“這些同學確實都很不錯。”陳獨秀深有感觸地說，“當今中國正就需要他們這樣有志有為的熱血青年。”
“就是。”李大釗贊同地點點頭，“衝破黑暗，必須得有這麼一批年輕的猛士。因為籠罩在中國大地上的黑暗太濃厚、太沉重了！”
“是的！愚昧，封建，陳腐，迷信，貧窮，落後，將近五千年的封建專制的統治呀！加之眼下當政者的腐敗……”陳獨秀語氣沉痛地說。
“貧窮就要受辱，落後就要捱打，這是人類社會在向文明發展進步過程中，隨帶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競爭中弱肉強食的陰影。”李大釗說著，聲調不由自主地一下提高起來，充滿了激憤，“那些東西洋列強們，不正就是依仗著自己的強，利用我們的貧窮與落後以及當政者的腐敗，才敢這樣肆無忌憚地在我中華神州大地上橫行霸道的嗎？！”
李大釗的話使陳獨秀又一次陷入了默默的沉思之中。
“所以，仲甫先生，這近一年時間來，我反覆思索著關於蘇俄勞工革命方面的問題。我隱隱約約覺得，蘇俄勞工革命的勝利，從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角度出發，是不是給我們也指出了一條使神州中華徹底衝破黑暗、從貧窮與落後中挺身自立而起、大步子走向繁榮與富強的可行之路？”李大釗停歇了一下，邊沉思著，邊繼續說著，“我在發表了那篇《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後，經反覆思索，又寫了《Bolshevism的勝利》，其想法也就在於此。”
陳獨秀望著李大釗：“我來就是要告訴你，《Bolshevism的勝利》我又看了看，決定和《庶民的勝利》一起同在這一期《新青年》上一併全文刊登。我想了想，你上午的話有一定道理。刊物，作為宣傳文化的工具，不可能不觸及時政。不涉及時政的純文化是不存在的！布爾塞維主義及其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大力宣傳一下並無壞處，或許還真的對我中華衝破黑暗、走向光明能有所借鑑。”
李大釗誠摯地說：“仲甫先生能這樣與守常所想一致，這是守常之幸，守常不勝感激！”
陳獨秀笑笑，也很真誠地說：“守常先生不必過謙！說實在的，別看守常先生小於仲甫十多歲，倒是仲市經常受啟示於守常先生，經常使仲甫迷之豁然，得益不淺。”
李大釗搖搖手：“仲甫先生切不可這樣過於抬舉守常！切不可這樣！守常實實不敢領受！”
陳獨秀很認真地說：“我這可是真心話，守常先生。噢，對了，我還有個不大成熟的想法，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請仲甫先生明示！”
“從《新青年》下一期起，我想對《新青年》進行改刊，改個名字，換成半月刊。”
“為什麼？”
“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新青年》繼續應該怎麼辦下去？就像我那時候把《青年雜誌》從上海遷到北京來改成《新青年》一樣，想讓刊物能適應一下新的形勢。許多天來，我看到我們北大校園裡熱火朝天。各種主義，各種觀點，各種對國內‘國際的局勢的看法，風起雲湧。它們之間論戰之激烈，如千軍萬馬之相搏。國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國社，乃至國故社，都在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觀點不斷地推出來，竭力地在宣傳自己和擴大自己的影響。各種各樣的揭帖鋪天蓋地。《新青年》在中間由於過於四平八穩而顯得有些柔弱力薄了，不似以前那樣名盛勢威了。另外，我瞭解到，在校外社會各界，《新青年》也不如以前那樣受國民歡迎了。所以，我想進行改刊，讓它能跟上形勢，能適應新的形勢的發展。”
李大釗沉思地說：“這種情況我也發現了，我也在思考。咱們《新青年》長期以來，只是向封建專制主義開炮，只是在反對復古倒退、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宣傳德先生和賽先生上下功夫，其他社會政治問題都好像不怎麼涉及，即使是涉及上那麼一點，也因為是月刊，每個月才出那麼一期，許多觀點本來是新的，但等它一刊登出來，也就早已成為陳腐舊貨了，所以，它已不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要求，已跟不上社會前進的步伐了。”
陳獨秀接過話頭：“所以我才想著改刊。”
“可是，仲甫先生，您想過沒有？”李大釗望著陳獨秀說，“您剛剛決定《新青年》從下一期起，成立編輯委員會，實行輪流擔任編輯的辦法，現在突然又決定改刊，您讓適之教授、玄同教授、半農教授、以及魯迅先生等這些編委會成員們怎麼想呢？”李大釗略停頓了一下，接著又說：“當然，玄同教授、半農教授以及魯迅先生，把話講開了，他們會理解，也會支持的，但適之教授那裡就不大好說了。”
陳獨秀沉吟著，點點頭：“這倒是的。那你說，守常先生，怎麼力、為好？”
李大釗想想，說：“守常也思考了很多天，依守常不成熟之見，是否可以與《新青年》並舉，再創辦一個快速的雜誌或報紙，以及時地反映社會政治形勢為主，對社會革命形勢發展的動態和各方面的思想潮流進行簡介和評論，與《新青年》雜誌並舉而又相互補充。最好是能每星期出一期，能辦成個週刊或者週報，這樣就可以達到‘快’和‘新’了。”
陳獨秀高興地說：“這倒是個好辦法。搞吧！咱們一起來搞吧！儘快地把它創辦起來。到時候如果人手不夠的話，可以把適之教授、玄同教授他們也拉過來。起個什麼名稱呢？到底是辦個週刊呢，還是辦個週報呢？”
“這倒無關緊要，說它是週報也行，說它是週刊也行，反正是每週出一期，還可以固定地分成幾個專欄，把國內的和國際的分開。”
陳獨秀又問：“起個什麼名稱呢？”
李大釗想想，沉吟道：“可以不可以叫個《每週評論》？要不，我們再想想！”
三
新的刊物問世了。名稱就按李大釗最初所建議的，叫《每週評論》。就按李大釗所說的，說它是週刊也行，說它是週報也行，反正是每週出一期，採取的是小型報紙的形式，每星期日出四開一張，分四個版面，分欄為國內大事述評、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等，除此而外，根據社會動態，還分欄有文藝時評、新文藝、通信、讀者來論、新刊批評、名著評介等。
《每週評論》一問世，就把矛頭直對準了封建專制勢力和東西洋列強尤其是東洋日本國的侵略主義。
陳獨秀學長在發刊詞中，把“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定為《每週評論》的宗旨。
《每週評論》一問世，很快就受到了社會上的歡迎。每一期都供不應求。
《新青年》和《每週評論》，一個以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為主，一個以反對洋人列強的侵略主義為主，兩者互補，猶如兩股並行而匯合的巨流，在古老而冷凝的神州大地上湧騰著，在醞釀著洶湧春潮的大波。
現在，許德珩、鄧仲澥、趙瑞芝他們，可是忙得不亦樂乎。原來定的每月一次的《新青年》討論會仍在繼續進行，又增加了每週一次的《每週評論》討論會，具體時間是在每期《每週評論》出版後第二天（即星期一）下午。這些討論會，他們都積極參加。許德珩仍是《新青年》討論會的召集人。鄧仲澥是《每週評論》討論會的召集人。參加討論會的，不僅有原來的如高尚德、趙瑞芝、漆小玉、張國燾等這些北大的學生，還有許多的外校同學，如已加入了國民雜誌社的北高師數理部的陳宏勳同學、清華學校的聞一多同學等，也都積極地來參加討論會。除此而外，許德珩、鄧仲澥、趙瑞芝、張國燾等，還和所有參加討論會的校內和校外的同學，一起參加籌建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工作和社會調查活動，還一起上街去宣傳和叫賣《新青年》和《每週評論》。
一天下午，趙瑞芝和宋維新、高尚德剛第二次把一大摞《每週評論》賣完，回到學校，在校門口碰見前面早已賣完《新青年》回來了，雙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正準備上街去的張國燾和陶美玲，陶美玲告訴趙瑞芝：
“孔文才從湖南來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