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上）
宋慶齡第二次回國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離開德國，8月10日抵哈爾濱，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時是為母親奔喪的，但時局的發展很快就召喚她去投入反對國內反動派和外國侵略者的新的政治鬥爭。她立即勇敢地置身於鬥爭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繼續。8月17日，在她回國後的第一個星期內，她在武漢和以後流亡國外時期的戰友鄧演達在秘密返回上海後被捕。像其他無數革命者一樣，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國人統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後引渡給蔣政權。兩位同中國共運聯繫的外國共產黨人牛蘭夫婦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為了營救他們，發起了一場國際性的運動。宋慶齡收到了向她求援的電報，她毫不猶豫地進行救援工作。
宋慶齡竭盡全力拯救鄧演達，但沒有成功——蔣把他秘密殺害了。但對牛蘭夫婦，儘管國民黨法庭宣判了死刑，她還是盡力保住了他們的性命，後來又為爭取他們出獄而奮鬥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國後一個多月，發生了中國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日本侵入中國東北（當時稱為“滿洲”）。這是日本企圖征服全中國——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一）鄧演達的遇害
宋慶齡的忠貞戰友、堅強的革命者鄧演達之死是悲劇性的、也是英雄的，對她來說是一個巨大打擊。鄧1930年5月回國，8月間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通稱的“第三黨”，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鄧任總幹事，一年後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上海“會審公廨”（根據不平等條約成立的中外合議法庭）馬上把他交給蔣介石會任意處置。蔣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蔣為了抓到他，曾懸賞30萬元（當時是個了不起的大數目），①由此可見蔣對他的懼怕。鄧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在國民黨軍隊中很有名氣和威望，許許多多軍官是他的同學、同事或學生，所以蔣認為他不僅在政治上是個危險人物，在軍事上也是個潛在的對手。
①這筆錢按1931年美元的實際價值合15萬美元。
早在1927年，因為鄧拋棄了設在南昌的右派總司令部去參加武漢的左派政府，蔣就對他懷有殺機，下令通緝。在武漢，鄧又主張對蔣採取軍事行動，如鄧的主張得以實現，蔣的佔領上海及以後的叛變也許能被制止。
現在，這個強悍的對手已經落到了自己手裡，蔣介石這個極端狡詐的人開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從此無聲無息。蔣用的方法是威脅利誘雙管齊下——這個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氣的對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蔣把賭注押在鄧日益增長的既反對國民黨、又批評共產黨（總是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傾向上。蔣讓人傳話給鄧，如果鄧真心贊成中國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來管，他就應該支持共產黨的鎮壓，因為這是為鞏固國力所必需的。鄧把這套說辭頂了回去，回答說，“共產黨是政治問題，不可能憑武力解決。”
鄧被捕的第二個月，日本攻佔中國東北，於是蔣對鄧換了一種口氣。蔣說，面對外敵，鄧應同他一道來應付民族的危機，但是攘外必先安內。蔣甚至提出任命鄧為“剿匪”（即反共戰爭）副總司令。鄧回答說，“政治鬥爭是為國為民，絕無個人私利存乎其間。我們的政治主張決不變更，個人更不苟且求活。”①
①據《浩氣沖霄》（鄧演達被捕及遇難前後），載《鄧演達》，第137—145頁。
這一反駁激怒了蔣，特別因為這時蔣迫於國人對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滿而宣佈辭職。這種“辭職”的把戲，他過去玩過，一方面宣佈辭職，另一方面仍緊緊抓住軍隊不放，策劃著捲土重來。而他對軍隊的掌握，只要鄧演達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為鄧不但在社會上、而且在軍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蔣決心殺鄧。
關於宋慶齡即將來南京營救鄧演達的消息使情況變得更為緊急。1931年11月29日，蔣佈置人把鄧押上汽車，馳往城外，然後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員乘深夜將鄧在路旁槍殺。①
①這裡的敘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說法（“折磨拷打了好幾個月”、“慢慢地被絞死”等）不同。蔣對他是軟硬兼施，後見他不為所屈，就迅速處死。蔣是一個為攘奪權力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人，但不是一個虐待狂。鄧演達的英雄精神在於他既不受威脅、也不受利誘，終於犧
宋慶齡一到南京見蔣，就說：“現在國難當頭，你與鄧演達的矛盾，我來給你們調解。你把鄧叫來，我們三人當面談談。”蔣默然不語。宋又追問：“如果你覺得在這裡談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見鄧演達，我先同他談談，然後再三人一起談。”蔣仍默然。最後，宋表示一定要見鄧演達，蔣才不得不說：“你已經見不到他了。”宋聞後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蔣急急逃上樓去，宋憤然離南京返滬。①
①這裡也同西格雷夫書有異。後者說宋慶齡“提出了各種請求，以致到了懇求的程度”（未說明材料來源）——這不大像宋的性格。據第三黨成員謝樹英回憶，宋慶齡關於鄧演達之死所作的第一個聲明是用英文寫的，由宋囑謝和革命學者陳翰笙博士共同譯成中文，於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報》第17版，標題為《宋慶齡之宣言》。
鄧演達被害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了激烈的抗議。在廣州（那裡的人們很懷念他）散發了傳單；有人在北京大都電影院裡也散發了。還在若干城市，張貼了《鄧演達的政治主張》和《宋慶齡之宣言》。
由鄧創建的第三黨派出謝樹英來敦請宋慶齡出任這個黨的新領導人。她說，她將就鄧演達發表一個自己的聲明，她希望他們“繼續幹下去”，但不能接受這個提議。謝問道，“請黃琪翔出來領導如何？”她回答說，“你們商量去”。雖然他敬佩鄧演達並且同他的信徒們合作（特別在國外時），但她不願意參加他的第三黨。①
①以上的敘述根據《鄧演達》、《鄧演達文集》。兩書均由宋慶齡題寫書名。
她在8月間在上海會見記者時已說明了這一點。她宣佈她不是第三黨的一員，還否認了另外幾點謠傳：一是說她準備去參加由國民黨內幾個反蔣的軍界人物在廣州設立的政府。二是說她想在這些人和蔣之間實行調解。三是說廣州政府同第三黨之間有聯繫。
她在談話的最後說，“我的政治見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陳述的相同，那年我在離開中國以前曾在武漢發表了我的聲明。”①在這一聲明中，她寫道：
①《與史沫特萊的談話》（1931年8月24日），載（宋慶齡選集》第50頁。英文《上海泰晤士報》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題為《孫夫人否認她將出任調停人》的報道，報道中還提到她接到了歐洲方面請她營救牛蘭夫婦的請求。
“孫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項政策，認識到在與國內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的時期中，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聲明》，《宋慶齡選集》，第25—28頁。
由此，她——孫中山夫人——重申她將同中國的共產黨人並肩站在一起。
但她對鄧演達的崇高敬意是始終保存著的。1941年，在鄧逝世十週年紀念時，她在香港發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紀念文章；①
①《紀念鄧演達》，《宋慶齡選集》，第152—153頁。
“鄧演達同志的印象，還是活生生地存在於每一箇中國國民革命者的心坎中；雖然他成為國殤已經十年了：這位超群出眾、得天獨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於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樣堅定忠實，絕不妥協，曾未有片刻為物慾所動搖，地位、權勢和財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獲得，但他卻輕蔑的對之不屑一顧。
“對於總理的教義和政策，鄧同志是徹底地瞭解，而又努力的想將其實現，並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義的實現與民族解放，各階級的公民權與自由權，及為提高全國生活水準的鬥爭，兩者是不可分離的。
“1927年，國民聯合陣線悲慘的破裂，鄧同志被迫離開武漢而流亡海外。當時所有革命的忠實同志，為黑暗所籠罩而陷於消沉，獨有他的精神依然堅強勇毅，不為任何外力所屈，始終過著最樸素可為楷模的生活。無時或息的激勵著集合著被挫折而紛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於國事。
“在柏林的幾年中，有一部分國民黨員，鄧同志在其中組織了一個學會並加以領導。因為他對於歷史、經濟、哲學等學科全有淵博的知解及明銳的識斷，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獲極大的教益，並更深切瞭解中國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種種問題。他分析世界大勢和其相互間的關係，是那般地清楚而一無疑點，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又實實在在是處處引人歎服。
“他返國後，即開始地下革命工作的進行，但不一年，即被誣而遭禁錮，他後來的殉國，在他並非意外，因為他將踏上回國旅途的前夕，他說道，‘我們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尖銳的且又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著腐惡鬥爭，譬如頑固的封建勢力，機會主義，以及反動行為。因而在軍政兩方面全樹了不少的仇敵。但他們不能阻撓我追隨總理的步伐，我準備犧牲生命以赴，這次或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此後我就再沒見鄧同志了。
“國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所能給鄧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過於加強我們的決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以實踐總理留給我們未竟的事業為更適當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們的事業得到最後的勝利。”
宋慶齡以後每隔十年總要公開地紀念一次鄧演達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為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時期。1980年，當時她自己已年老多病，還應鄧所創建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領導人季方之請，為《鄧演達文集》題寫書名並題詞。
中國共產黨後來對鄧演達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確估價。這是由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就黨的一些歷史問題進行研討時作出的。①
①《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載《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66—167頁。
先是說明鄧演達這個人物的性質：
“他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的代表，贊成土地革命，能與我們長期合作，是國民黨中的左派。開始他相信無政府主義。當他從蘇聯回來，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他積極主張摧毀封建勢力。……”
接著是以主要為自我批評的形式，檢討中國共產黨過去對他的態度：
“在武漢時，若以鄧演達為中心，不以汪精衛為中心，會更好些，而當時我們不重視他。大革命失敗，他很苦悶，同俄國顧問一起走了，後來回國組織了第三黨。雖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對我們的，應該批評鬥爭，但在策略上應該同他聯合。這人的人格很高尚，對蔣介石始終不低頭。在‘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把他殺了。”
最後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傾時期的錯誤：
“在階級關係的分析上，過去我們的缺點，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謂公式化，是教條地搬用俄國1905年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公式到中國來，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正確地認識，不能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看成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資產階級一樣。所說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會變的。蔣介石代表過民族資產階級講話，但不能把蔣介石的叛變看成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對汪精衛也一樣。看不到中國的階級關係的複雜與變化，這是錯誤的。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1930年鄧演達回國後，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
“至於大革命失敗後，是否還可以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問題，我也講一下。假如鄧演達沒有走，仍與他合作，是還可以用國民黨旗幟的。但在南昌起義之後，只有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叛變了，這時再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就會使群眾的認識發生混亂。對三民主義不革命的方面應該批駁，對三民主義革命的方面應該保留下來，而我們當時卻是對它全部否定了，沒有給以歷史的科學的分析。”
鄧演達1930年創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5年改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雖然同中國共產黨在初期有過論戰，但註定要成為在統一戰線中中共的堅定夥伴。1947年它定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1949年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並一直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成部分。
（二）對國民黨的”判決”
為了回答蔣政府對鄧演達的謀害、對日本侵略東北的不抵抗政策、對抗日運動的暴力鎮壓以及對左派變本加厲的恐怖行動，宋慶齡在1931年12月19日發表了一個義正辭嚴的聲明。（即上文提到的《宋慶齡之宜言》）①這個聲明連同1927年的《赴莫斯科前的聲明》、1929年的《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是她一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後，她不再稱自己是“國民黨左派”——因為鄧演達曾經是在這面旗幟下成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後司望，而現在已經破滅。正如前面已經述及，她也不參加“第三黨”。此後她全力支持的是共產黨。
①見注4。
這倒不在於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產黨的觀點也並非在每一階段都一致。她支持共產黨是因為她看到共產黨堅持原則，所以它的組織和戰鬥精神是革命勝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盡她的全部力量幫助它，包括她作為孫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選擇不是她的獨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面臨許多反面壓力的情況下，她的獨立性的鮮明表現。正如她自己所說，她“不是騎牆派”。
她在這一聲明中寫道，“當作一個政治力量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促成國民黨滅亡的，並不是黨外的反對者，而是黨內自己的領袖。”國民黨在較早時期所取得的勝利是由於“黨內同志嚴格遵守他（孫中山）的遺教，以群眾為革命的基礎。”現在，“殘暴的大屠殺和恐怖迫使革命轉入地下。”國民黨的領袖成了卑鄙的個人野心家。他們消滅真誠的革命者，鄧演達即其一例。“因此，國民黨今天已名譽掃地，受到全國的厭棄和痛恨，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她繼續說，多年以來，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為爭權奪利，內戰不已。現在，他們“由於國難當前和輿論的譴責”不得不“召開所謂‘和平統一會議’”。但會議上“爭論的中心問題不外乎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中職位的分肥。關於構成全國極大多數的農民工人的苦難和急需，在這個會議上沒有一個字提到。”會議後成立的“‘統一政府’竟力圖鎮壓愛國的學生運動……棒打槍刺，把他們像畜牲一樣地趕出城去。……暴行是在這樣的時候演出的：一支外國帝國主義的軍隊正向錦州推進……”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佈，既然組織國民黨的目的是以它為革命的機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創造起來的任務，我們對它的滅亡就不必惋惜。我堅決地相信，只有以群眾為基礎併為群眾服務的革命，才能粉碎軍閥、政客的權力，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
（三）營救牛蘭夫婦
前面已經提到，宋慶齡幾乎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設法營救兩位持有瑞士護照的外國人——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魯格）①。牛蘭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職工會）秘書處的代表（這個同盟是“紅色工會國際”的分支機構）。更為機密的是，他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專門協助中國的地下革命者。同鄧演達一樣，他們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別巡捕逮捕，然後轉送給蔣介石政府的。營救他們的運動是由專以保護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為職志的“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②
①舊譯“保蘭·魯埃格”。——譯者
②據《胡蘭畦回憶錄》並見唐寶林若《1927—1937年間宋慶齡與中國共黨的關係》（《黨史通訊》，1987年第5期），賈尼斯和斯蒂芬·麥金農著《史沫特萊》一書中說，史在莫斯科見到宋慶齡並告知此事，但未說資料來源。
她回到上海還不到24小時，在8月14日，牛蘭夫婦就被租界當局送交蔣的獄吏。8月18至21日，她收到多封電報，請她協助營救他們出獄，在電報上籤署的有約90位外國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即使在五十年後的今天還是為人所熟知：
德國有科學家艾伯特·愛因斯坦；作家裡昂·佛希特萬格，阿諾爾德·茨威格，伊剛·愛爾文·吉斯赫，路德維希·雷恩和埃爾文·皮斯卡托爾；建築家瓦爾特爾·格羅皮斯；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以及政界人士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德國國會最老的議員、婦女運動領袖、共產黨人）；
法國有作家羅曼·羅蘭和亨利·巴比塞；
英國有獨立工黨主席芬納·布羅克韋，雷蒙德·波斯特蓋特，康拉德·諾埃爾等；
尼加拉瓜有民族革命領袖賽薩爾·奧古斯多·桑地諾（他不久即被暗殺，但人民對他的懷念是如此深刻，在數十年後一度執政的黨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美國有作家西奧多·德萊塞，律師克拉倫斯·達羅和三位參議員，即威廉·E·博拉（愛達荷州）（曾長期任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拉福萊特（威斯康星州）和亨裡克·希普斯特德（內布拉斯加州）。
有麥卡錫主義傾向的作者們譏誚由“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運動，把它們說成是“一些蘇聯特務為了在作案現場被捕的另一個特務而舉行聲援集會”①，是出於如威利·芒曾伯格等統一戰線組織者的“惡魔般的詭計”。他們特別光火是因為營救牛蘭夫婦既有公開的、也有地下的活動——外國方面由理查德·左爾格（有時用“約翰遜”這個名字）領導，中國方面是潘漢年。當時的進步分子都認為這種兩手作法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右翼獨裁統治下，革命者和其他反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活動是不得不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
①見查爾斯·A·威洛比著《上海陰謀——左爾格間諜集團》（英文），麥克阿瑟將軍作序讚揚。威洛比最初的控訴以日本方面的材料為依據，發表於1948年；此後對一些生者（如史沫特萊）所加的罪名因後者威脅要訴諸法律而由美國國防部撤回。威洛比的第一份報告以及把左派在上的活動（包括營救牛蘭夫婦）同“交往罪”掛鉤的作法都出現在戰後美國在軍事和政治上支持蔣介石的時候。這本書（內容除日方資料外添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情共特科的資料）的出籠則是在朝鮮戰和麥卡錫主義（作者與之一鼻孔出氣）時期。在這本書的封二和襯頁上有一張地圖，標題是“共產國際代理人、共產陣線機構、同路人及同夥全世界的分佈和聯絡系統”——從圖上看確實分佈廣泛。麥克阿瑟將軍的序言對威洛比的觀點表示同意，並且把外國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援助聯繫到“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個邪惡的時代，對這一時代的觀察必須看到世界陰謀的惡毒背景……共產黨對西方世界的奴役……衝突的種子發展到今天的赤色分子大豐收”等等。在30年代是誰在奴役誰、又是誰在對法西斯主義鬥爭並在後來把全世界（西方和東方）從法西斯征服下拯救出來——這些問題對這樣一些作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左爾格是德國官方報紙的記者，又是秘密的共產黨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是卡爾·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爾格成為共產黨人幾乎可以說是繼承祖業。他參與營救牛蘭的工作看來是共產國際指派的任務。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來是針對日本的，為蘇軍收集情報（蘇軍總參情報部上海站負責人）。後來他因以下三事而聞名於全世界：
他以德國（納粹）駐日大使館新聞參贊的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向蘇軍總參謀部遞送的秘密情報不僅有日本的軍事意圖，還有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間表——可借斯大林對這一警告未加註意。
他為日本人捕獲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不久被絞死，與他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夥伴、日本反法西斯戰士尾崎秀實。尾崎後來被絕大多數日本人公認為英雄、真正的愛國者，為反對軍國主義及其為日本民族帶來的災難而鬥爭。
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爾格間諜集團”（它是反對美國在戰爭中的敵人法西斯國家的）受到了譴責。譴責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殘餘，而是美國官員——代表戰勝國的盟軍總司令、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情報處長等人。他們的根據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檔案。他們同後者的立場是相仿的。當時他們回過頭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動汙衊為“間諜陰謀”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產黨人以及保護他們的所有活動都是何等危險！
宋慶齡認識和敬重左爾格，認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並曾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慶齡在讀了戰後出版的一本關於左爾格的書後對本書作者這樣說。
潘漢年是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同宋慶齡熟識。在30年代，他負責安全工作，對付白色恐怖，同社會各界有極廣泛的接觸以揭露和孤立反動派。他的命運也慘。解放後他任上海市副市長，不久被捕關押。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們認為他對過去地下任務所要求的各種複雜關係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後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評價。
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公開活動中，宋慶齡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組成了“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當時對中國人來說，站出來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產黨人帶護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不少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國最偉大的在世作家魯迅和著名女小說家丁玲；在左派國民黨方面有黨的元老、詩人柳亞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國際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語堂（他最終成了極右派）。在委員會宣言上簽名的還有中國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國際知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胡適（可惜他太‘實用’了，所以適合他時就轉變立場人甚至於在以前的中國政府中擔任過內閣總理和外交總長、在國民黨文官系統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觀點一般說來是右的）顧維鈞也表示支持。
委員會中的外國成員用於多種國籍。在上海的外國新聞記者有當時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諾，上海（大美晚報）主編T．O．撒克里（他後曾主編《紐約郵報》），上海《大陸報》記者（後到《紐約時報》工作）蒂爾曼·德丁，甚至還有像《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哈利特·阿本德這樣的極端保守派，還有喬治·菲奇（他在外國基督教育年會工作，以後成為國民黨的熱烈擁護者）。
在委員會中同宋慶齡緊密合作的積極分子中有兩位美國人，即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和哈羅德·艾薩克斯（伊羅生）（當時任左翼的《中國論壇》主編）。
獲得這樣廣泛的支持決不能歸因於“陰謀”。這是由於對白色恐怖以及外國租界警方肆無忌憚地助紂為虐的普遍厭惡（後面一點使中國人更加怨恨，也使許多自由主義的或僅僅是心地正直的外國人反感）。不論是中國的法律、還是外國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審的權利——都被視同廢紙。對牛蘭夫婦作出的野蠻判決（死刑）使人感到震驚，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年幼的孩子吉米，這也贏得人們的同情。
在當時的中國進步分子中間，營救牛蘭夫婦一事使他們的情緒非常激動。他們把來自外國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擔他們的危險和犧牲，現在帶來這種支援的人遇難，他們就理應出來營救。（對於牛蘭夫婦隨身攜有多國護照並有多處住所，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懷疑之處，因為蔣介石到處抓人迫使反對他的中國人也不得不採用類似的計謀。）此外還有當時世界局勢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資本主義陷入經濟衰退，即使在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一下子從大事吹噓的繁榮跌落到普遍的貧困，到處是失業和混亂。與之相對照，蘇聯的景象卻是在貧困和破敗中迅速進行經濟建設、蒸蒸日上。蘇聯的成功即使懷疑論者也不能不看到，它顯示出用另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可行的。不僅在工人和失業者中間，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階層（特別是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蘇聯的成功所引出的不是懼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產黨人站出來擔當了比資本主義更具威脅性的“替代物”——即法西斯主義的最大對手。法西斯主義不是致力於為資本主義找尋出路而是使資本主義保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謂“赤色危險”，實際上則摧毀一切民主並在國際上準備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約”——以後變成侵略性的“軸心”。此外，有一點很清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夠掌權是因為從中間派到左派的團結不夠，而聽信關於所謂“赤色妖怪”的宣傳太多。善良的人們看到法西斯主義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越來越覺得不應該懼怕同共產黨人交往。相反，他們樂於把這樣積極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作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麥克卡主義有所謂現行的和追溯的“交往罪”，它試圖使人忘記這段歷史，並再一次用“反共”來代替“反法西斯”。
（四）動員抗日——1932年的淞滬抗戰
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團結抗日已成為宋慶齡和全中國人民主要關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佔了中國東北三省（“滿洲”），宋慶齡是在事變前一個月剛從歐洲經由東北迴來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發動了海陸空立體進攻。對宋慶齡正如對全中國一樣，這裡產生了一項新的任務，那就是準備抵禦外侮，反對蔣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蔣在下令將軍隊撤出東北後，又屈服於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區不駐中國軍隊。上海這個大都市沒有“和平地”喪失而是發生了英勇的淞滬抗戰，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們敢於公開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們要製造藉口以便派兵實行襲擊。他們要求中國駐軍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這就使他們有了採取軍事行動的藉口。
第二，中國當時在上海的駐軍十九路軍大多是廣東人，裝備很差，因為它不是蔣的嫡系部隊（蔣從不讓他的嫡系部隊去擔風險），但愛國情緒高漲，誓言要以武力對抗日本的武力，並且後來證明他們有能力做到。這大滅了敵人的氣焰，並向全世界顯示，中國軍隊為捍衛國土是能夠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蔣介石在軍火、經費和增援部隊各方面都遲遲不給這次戰鬥以支援，直到戰局失利。於是他再次向敵人屈服。①
①任何一本關於這一時期的嚴肅的歷史著作中都有詳細敘述。埃德加·斯諾的第一部書《遠東前線》（英文）的第11—15章（第172—257頁）有生動的第一手新聞報道。這部書比他的經典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要早許多年，正如年輕的斯諾本人一樣，沒有引起注意。但他的報道才能和尖銳深刻的洞察力在書中已嶄露頭角。
在淞滬抗戰進行期間，宋慶齡以全付精力投入後援工作。戰鬥開始後第三天，她偕同老友何香凝親往前線指揮部慰問①。她們會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答應為眾多傷員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務。在楊銓（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張病床的“上海國民傷兵醫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項、供應品和志願人員——醫生和護士都是無償服務的。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是位開明人士，他挑選了一幢位置很理想的校舍做傷兵醫院。這房子有一個進口在華界、另一個進口在“中立的”法租界，傷兵從前一個進口入內而醫生、護士則可從後一個進口入內。手術室和病房都在安全的靠法租界一邊。②
①何香凝不但身體強壯，精神也極堅強。她是一位中國畫的畫家、最喜畫虎，不是因為虎的兇猛而是因為虎的力量和無畏勇氣，所以她把虎轉化為國民革命精神的象徵。當蔣介石不敢面對日本侵略者時，她送給他一條裙子，意思是他不是一個男子漢，不配穿他所喜好的漂亮軍裝，只配穿女人的裙子。
②主要根據《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1932年2月末或3月初），載《宋慶齡選集》，第54—55頁。有些材料據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2月在上海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宋慶齡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醫院裡，幫助管理，慰問傷員。她很適宜於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她有經驗（20年代在廣州她擔任過紅十字會會長、在武漢設立過醫院並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也因為她關心別人的性格和青年時期的愛好（在威斯里安學院的“學生前途預測”中預言她會從醫入加上她的丈夫是醫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醫生——經常置身於戰爭之中。她在上海醫務界還有很好的關係。她的兩位表兄弟牛惠生①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內科醫生，他們都幫助她並動員同事們參加工作。
①本書作者玉985年2月在上海曾會見牛息生八旬高齡的遺孀。
戰事臨近結束時，宋慶齡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①，高度讚揚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戰鬥。
①見注16所引宋文。
“人類惟有從奮鬥中求生存，革命者尤當只問是非，不顧目前利害。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範，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
“日軍謂四十八小時可消滅十九路軍……今十九路軍於苦戰一月以後，猶能繼續抵抗……”
與此相對照，她抨擊政府當局迴避、甚至破壞這次作戰：“今之自命聰明不顧民意者，每以強弱成敗，自文其不抵抗之過。不知惟真絕頂聰明之人，乃能從死中求生，險裡求安。……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於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隻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滅亡而已。”
在戰場內外，鬥爭取得了各階層愛國民眾和一些懷著崇敬心情的本地外僑（主要是和中國同事一起志願服務的醫生）的幫助。
在來自國外的聲援中，著名蘇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在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上發表了《對孫夫人呼籲的回應》。他寫道，援助中國是“無產階級在一項偉大事業中團結一致的表現”。不久，中蘇恢復外交關係。蔣介石這一行動是為了對日本施加外部壓力，而不是為了促進全國左右各派力量的團結抗日。
蔣政權在阻撓了淞滬抗戰之後，悍然不顧全國的憤怒抗議（愛國學生甚至痛打了議和談判代表郭泰棋），簽訂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戰協定》，中國政府居然答應日本侵略者，從中國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國駐軍，並在全國禁止抗日運動。①然後，這個政府轉而對它所真正關心的事情加強暴烈程度——對群眾運動的警察鎮壓、對中國紅軍的軍事鎮壓、組織新的密探和殺手團體“藍衣社”（有意識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相呼應）。
①見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54頁。
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舉行起義，建立反蔣的政府，並尋求與共產黨合作反蔣抗日。共產黨當時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拒絕了這一提議——這一錯誤行動後來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判。（多年以後，蔡廷鍇及十九路軍其他領導人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職。）
在蔣管區，白色恐怖變本加厲並擴及所有要求抗日的愛國人士。儘管《上海停戰協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趨高漲。因此，保障民權的鬥爭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不僅影響中國的革命，也關係到中國民族存亡絕續的命運。
（五）繼續營救牛蘭夫婦
1932年4月，宋慶齡接到“國際非戰及反對日本對中國之侵略大會”籌委會的邀請，並通知她當選為籌委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他人選有高爾基、羅曼·羅蘭和巴比塞等）。她覆電同意擔任委員，但不能赴日內瓦參加大會——除非牛蘭夫婦案件（她認為這是當時民權保障運動的焦點）到時得到勝利。她向上海租界報界說明道：
“……這次國際大會上的男女代表都是為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侵略的戰士。面對著他們……我不能只是說；你們正在為使中國免於被肢解而戰，但正是你們的友人和同事卻在遭受南京政府的監禁和死亡威脅；我對這兩個政治犯的營救和對這些合法迫害的抗議現正受到南京政府的壓制，這個政府派在上海的特務不但禁止中國報刊登載我自己的抗議，連國際上聲援他們的消息也不許發表。”①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4月28日。
對這兩名外國被告的審訊於1932年5月在南京開始，儘管被告辯護律師提出應在上海審訊，因為他們被捕和被指控犯案的地點都是上海。在新的國際聲援活動中①，牛蘭夫婦也以絕食抗議，要求改變審判地點。國民黨政府聲明“決不因外界壓力而被迫破壞法律”。宋慶齡對此作了一針見血的駁斥：
①新的聲援者中有“社會黨（第二）國際”和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的負責人和英國“獨立工黨”的詹姆斯·馬克斯通。在中國駐法、德使領館前都發生了遊行示威。在作家巴比塞和羅曼·羅蘭代表法國的營救委員會要求下，兩任法國總理達爾迪和赫里歐發表了聲明。
“這些新的熱心保衛中國法律的人完全忽視了現已由中國律師協會確認的事實……上海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是無可爭議的……而被囚者所要求者僅僅是中國法律規定範圍之內——不是超一出法律規定——的最基本的權利。”
她還拆穿了報上一則謠傳，說她和前北京大學校長、教育部長蔡元培已撤回保釋的請求，“以免干涉司法獨立”。實際上，蔡元培博士趕到南京去再次要求保釋牛蘭夫婦外出就醫，因為他們絕食已有兩週。①
①消息及引語據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7月12日及18日。
法院拒絕轉移到上海審判的要求，但答應“四十八小時內”交保——又硬說牛蘭夫婦是用“絕食作為威嚇的工具”。宋慶齡趕到南京，把他們接到早先為她準備的一所在中山陵園區內的屋子裡。她記述這次遭遇的情景：
“在一輛滿載手持武器、身著制服的歹徒的汽車伴送下，我們開車到那所屋子去，發現屋裡空無一物，但窗上卻釘了木條，佈置得完全像一所監獄。我們最後把牛蘭夫婦送到鼓樓醫院。但保釋還沒有批准。”
她還談到在此之前的“預備動作”：
“獄方用有意設置的殘酷方式，連續四個晚上要這兩個囚犯準備好離開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們保證，他們獲得暫時的解放只不過是幾小時內、甚至幾分鐘內的事情。他們的身體衰弱、陷於半昏迷狀態，有人幫他們從帆布床上坐起來，穿好衣服，一點隨身物件裝入包內。每次都是好幾小時的痛苦等待，最後仍然一場空。儘管早已提供必要的保證，最高負責官員也已一口答應，有關部門就是遲遲不發公文。”
因此，她預言：
“……現將在南京進行的審判比起前三次偵查庭來會更近於一場鬧劇……被告將得不到辯護，因為律師們沒有機會研究那些被用為‘證據’的材料，也沒有任何證人……”
“法官將再一次變成檢察官……關於……犯罪事實和判決……上頭早已下了命令。”①
①同上報紙，1932年7月22日。
她還對上海租界當局的偽善面孔加以揭露。牛蘭夫婦明明是他們抓到並轉送給南京政府的，現在他們卻用後者在牛蘭一案審判權問題上的一意孤行，作為保留“治外法權”的理由。（“治外法權”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它使在中國的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並只能由外國人設立的法庭檢控或起訴。）①她指出，這種似是而非的推理，“兩位囚犯作為進步分子已予以譴責和否定。”
①在撒佈這種論調中最起勁的是在上海英國記者中最頑固的H．G．W．伍德里德。我們在前面已經領教過這位化名“人馬星”的作者所寫的惡毒咒罵孫中山的《孫逸仙博士的奇異的神化》，見第六章。
最後，宋慶齡直截了當地闡述了她的立場：“我要對魯埃格（牛蘭）夫婦昨天向南京政府提出的挑戰表示完全支持……
“問題不僅是魯埃格夫婦的釋放，而是消除現在重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可怕負擔和摧毀白色恐怖——這一白色恐怖使全國監獄裡關滿了成千上萬優秀兒女和男女青年，他們的唯一罪名就是試圖打碎把中國人民捆綁在帝國主義列強座凳上的枷鎖。”①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9月10日。
1932年8月19日，在蘇州的江蘇高等法院，牛蘭夫婦被判死刑——旋減為無期徒刑，在南京的江蘇第一監獄單人牢房服刑。
9月10日，宋慶齡第三次赴南京為營救牛蘭夫婦而鬥爭。她巧妙地同妹妹美齡（蔣夫人）同機飛寧，事先告訴報界，她將面見蔣，請求緩刑。①她有沒有這樣做無以考證，但她同美齡謁中山陵歸途中，曾到監獄去同牛蘭夫婦談了一個小時。在這件事上，慶齡的同情心、韌性和策略思想都表現得很明顯。即使蔣夫人不幫忙，也不向她丈夫求情，但看到這兩姊妹在一起，迫害牛蘭夫婦的那些人恐怕也不能不小心一點。宋慶齡從未為自己的事情利用過她同蔣氏的家庭關係，但為了正義事業，她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不過這一次沒有取得什麼明顯的效果。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報》，1932年9月10日。
12月，牛蘭夫婦再次絕食，要求改善待遇和重新審判。宋慶齡在12月30日為此致電南京政府及司法部門高級官員，再予痛斥：
“牛蘭絕食已十日，牛蘭夫人絕食亦已三日。此次請勿再以‘暫緩’、正式手續等等空言搪塞。……君等如不能完全對牛蘭夫妻性命負責，請即時正式傳令將之恢復自由……君等究將如何處置渠二人，請即時賜知。”①
①同上，1932年12月31日。
1933年1月11日，牛蘭已絕食21天，醫生認為他只能再活三天。英文《上海泰晤士報》在報道這條消息時還說，“……同牛蘭夫婦在一個監獄裡的20名青年婦女政治犯為表示同情，在六天前也宣佈絕食……同時要求改善醫療、食物及其他待遇……”
這些女政治犯的姓名沒有公佈，她們又都沒有名聲，因而更易受到傷害。外界聽到她們絕食的消息可說純屬偶然，但因此她們在獄中必將受到極野蠻的秘密報復。
這家報紙還報道了《中國論壇》主編伊羅生代表國際營救委員會和宋慶齡在南京活動時所受到的阻撓：
“伊羅生先生起草了一張委任書，由孫夫人擔任牛蘭夫婦六歲兒子吉米的唯一監護人。他在攜帶原來的文件離開監獄時遇到了一些麻煩。……他說典獄長鈕（譯音）某不准他下個星期六再來探視，因為……監獄條例規定每月只許探視一次。
“伊羅生先生說，‘我問典獄長，如果在我下次探視前，牛蘭夫婦已經死了，那怎麼辦？’典獄長回答道，‘嗯，那也沒有辦法。’”①
①另一篇敘述載《中國論壇》（英文），1934年1月13日，沒有著名，可能是伊羅生自己寫的。
牛蘭夫婦活了下來，在獄中又被關了五年。宋慶齡從未停止要求釋放他們並曾多次親往探望，還請外國友人去看他們。最容易獲准去探視的是年輕的黎巴嫩一美國籍醫生馬海德。（他後來同斯諾去訪問中國紅軍並留在那裡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入了中國籍，成為國際著名的消滅麻瘋病的專家。）
宋慶齡還設法使牛蘭夫婦能經常看到他們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後並協助把他秘密轉移到蘇聯去。（他現仍生活在蘇聯，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亞特列維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時期他從事蘇聯外交工作，現在已退休。①）
①據紐約州立大學教授A．湯姆·格蘭菲爾德的來信。
牛蘭夫婦直到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幾個月才獲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機大事轟炸，獄卒們逃離前把獄門打開。牛蘭夫婦溜出監獄，輾轉到達上海。宋慶齡把他們安頓在一個空閒的公寓裡，又從自己家裡搬去一些傢俱，使他們隱藏下來。最後他們也被轉移到蘇聯，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書作者才知道他們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揚娜·莫斯切科。）
（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2年，宋慶齡還在忙於營救牛蘭夫婦的時候，就著手組織力量，從事營救全國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領導下，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魯迅，還有楊杏佛（任秘書長）。其他成員有胡適和林語堂，他們後來都轉入蔣介石陣營中去了。同盟中有兩位活躍的外籍成員史沫特萊和伊羅生，他們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委員會中也是積極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成立後立即開展宣傳運動和法律鬥爭。
在第一個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慶齡的地方。1933年3月，慶齡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當時24歲的廖承志是慶齡從小看他長大的，前一段時期在柏林和巴黎還時相過從。他回國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及中華海員工會黨團書記。專事出賣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發現了他。像經常發生的那樣，他也是在外國租界被捕的，然後轉送給蔣介石的警察局。同時被捕的還有兩位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即：在上海秘密養傷的紅四方面軍的師長陳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羅登賢。
宋慶齡立即挺身而出，發表聲明《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①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45—48頁。
廖仲愷是國民黨的烈士，國民黨要殺害自己的烈士的兒子實在太說不過去。因此，廖承志這位熱血青年很快就獲釋，條件是由他母親保證他以後安安靜靜地呆在家裡。
他獲釋回到母親家幾天以後，宋慶齡突然去看他，對他說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寫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的意見；（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單。他把這兩條都寫在一張很薄的紙條上，她把一支菸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紙條卷塞進去，放進皮包，就從容地走了。他回憶說，宋告訴他這“最高方面”就是“共產國際。”①
①廖承志《我的弔唁》，原載1982年5月29日（宋慶齡逝世週年）《人民日報》，收入《廖承志文集》時標題改為《我的回憶》，下卷，第650—652頁。
不久，他在母親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參加正在長征中的紅軍，開始新的光輝的革命歷程，直到80年代。
宋慶齡兩度設法挽救紅軍將領陳賡的生命。陳賡負傷後秘密來滬，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醫生的診所治療和庇護。牛惠霖醫生的遺孀對本書作者回憶說，①“陳賡到我丈夫的診所時，一條腿裡有一顆子彈，人很萎頓。當時規定，醫生遇到有槍傷的病人須向警方報告。陳賡說，‘不要去報告。我不是一個逃犯，我是一個共產黨。’我丈夫打電話給孫夫人，夫人說，‘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隱藏起來，治療了一個月。”另外一個故事是這樣的；牛醫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無意中把陳賡放在一間已有一個在“剿共”中受傷的國民黨軍官住著的雙人病房裡。陳賡同這個軍官曾在黃埔軍校同過學，彼此很快就認出來了。但由於這次會面純屬偶然，並且是在一個“中立”的地方，所以雙方都同意保守秘密。這個故事在抗日戰爭中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流傳很廣，可能是用以說明兩黨的軍人既有如此深的淵源，是能夠、也應該並肩戰鬥的。不管是否確有其事，人們傳播和相信這個故事反映出在中國的革命史上那種錯綜複雜的個人關係。
①1985年在上海訪問牛醫生遺孀的談話記錄，她在美國居住多年後那時剛回國。
陳賡康復後在偽裝掩護下做了一段時間地下工作，其後被捕。他被關押的時間較廖承志長一些，是宋慶齡再一次把他救出來的。她在毛月間親赴南京，當面指斥蔣介石：
“陳賡是黃埔軍校學生，東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著你打仗，你打了敗仗還是陳賡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現在你要殺他，簡直是忘恩負義，你天天說的禮義廉恥到哪裡去了？！”①
①據廖夢醒著《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一），《人民日報》，1981年6月3日。在1925年東江之役中，陳賡時為黃埔軍校學員，在蔣介石指揮下作戰。一次總指揮部遭敵突襲，蔣驚惶失措、體力不支，陳賡把他背起，脫離險境。
這一次蔣介石的作法同對待鄧演達不同，他沒有下令殺害陳賡。
陳賡後來從關押的地方脫逃，回到紅軍中，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1961年在國防部副部長任上病逝。
正是與這些案件相關連，宋慶齡於1932年12月發表了她的綱領性文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①。她列舉同盟任務如下：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31—42頁。
一、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對象是大量的無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和公佈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
三、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
任何人不論屬何黨派均可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只要他們不是限於個別案件而是準備對現行反動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權利的行為發起挑戰。她說：
“民主權利是不能與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國的鬥爭分開的……爭取民主權利和爭取政治犯的釋放，對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說對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國獲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與分裂，就沒有其他出路了。”
宋慶齡正面回答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你們要求釋放綁票匪嗎？”
“我們的答覆是：絕不！綁票匪和匪徒們是今天統治中國的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反對這一制度。……正如美國匪幫棍徒的經濟基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和私酒的販賣上，中國匪幫棍徒的經濟基礎就奠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的政權以及鴉片的買賣之上。而且，我們所反對的是正在全國及租界中進行的對反帝戰士的綁架和逮捕，那是中國人和外國帝國主義分子乾的，而且常常由他們的工具——棍徒們來執行。……害怕跟這些罪惡作鬥爭的人們最好不要參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慶齡稱羅登賢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她引述羅登賢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
“‘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組織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迴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作戰，打擊日本強盜。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難道這就是我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
羅登賢未經審判就在8月間被槍決，年僅29歲。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很少幾個出身工人的領導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國太古造船廠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宋慶齡還指出在中國的外國當局所扮演的可恥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們忙於搜捕革命人士，送給蔣介石去屠殺。在這方面，捕房督察長英國人吉文斯和法國人若貝茲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規定，在引渡被告前沒有表面證據，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夠成立。……在處理殺人犯、綁票匪、鴉片販與一般流氓的案件時，租界當局是熱心地維護它的司法權利的。然而昨天，並無真憑實據，只憑巡捕房眼線的一句話‘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共產黨’，五個革命志士就過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國民黨代表卻全副武裝……據說在開庭之前他還對人說，‘全部事情已經安排好了’。”
她說，被帝國主義者譽為“安全與公正的島嶼”的上海公共租界實際是“賣國活動的大本營”。“在此地，蔣介石政府的代表們正與日本侵略者的代表們忙於公私酬酢，準備簽訂秘密條約，把我們的國土和千百萬人民奉送給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正當這陰謀進行著的時候，中國工農革命運動的工作者和領袖們卻因為反對祖國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處死、在中世紀的牢獄中活受罪。”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