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下）
①同注30。
在另一件要案、即鄧中夏的案件中，宋慶齡堅持不懈的營救努力未獲成功。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和最有實績的勞工領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時是用的假名“施義”，身份沒有暴露，只是涉嫌。宋慶齡委託進步的女律師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釋放。但後來一個叛徒指認他是鄧中夏，蔣介石獲悉後堅持要求引渡給南京政府，法方照辦了。
像鄧演達一樣，鄧中夏拒絕了高官厚祿的引誘，在1933年9月被槍決，年僅39歲。
鄧中夏之死使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位傑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參加過同孫中山的談判，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5年期間，參加領導中國最著名的鐵路工人和海員大罷工。1927年後他幫助老朋友毛澤東在農村地區建立新的紅色根據地——如果不是犧牲得這樣早，他肯定還會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護革命者是很危險的。很快，民權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擊的目標。1933年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在法租界距宋慶齡寓所不遠的街上被蔣介石的“藍衣社”分子所暗殺。楊有學者風度，又有無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的總統府秘書處任職，後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口國後在南京任教。1925年孫中山靈梓遷葬南京，他是喪事籌備處總幹事。遇刺時，他是蔡元培任院長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遇刺的地點在他的辦公室和住所之間，①和他同行的兒子小佛腿部也中彈。他是一個非共產黨的自由主義者，國民黨的老黨員，學術上很傑出，是安裝技術專家。但這一切都未能使蔣的藍衣社刺客們發善心。
①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在上海與本書作者會晤時曾對出事經過作了詳細敘述。
楊的遇害對宋慶齡和她的事業的打擊可以從當時流傳的一句話中表達出來——“鄧演達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楊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這位瘦高個子、口銜菸斗、充滿活力、沉靜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過許多恐嚇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權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預”反動派的亂捕濫抓，就會被置於死地。但他沒有被嚇倒，因此反動派就決定對他實行暗殺，藉此不僅可以摧毀民權保障同盟，並且警告宋慶齡，她將成為下一個目標。為了加強這一警告，還給她寄去了“經典性的”象徵物——一顆子彈。
她的回答是發表聲明，給以有力回擊：
“這批人和他們所僱用的兇手以為單靠暴力、綁架、酷刑和暗殺就可以把爭取自由的最微弱的鬥爭扼殺。這就是他們統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說明了他們整個政權的面目。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就代表這樣一個爭取自由的運動，楊銓（杏佛）也就是因為他在這個組織中的活動而被殘酷地殺害了。
“但是，我們非但沒有被壓倒，楊銓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鬥爭下去……殺害楊銓的劊子手們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會給他們帶來應得的懲罰。”①
①載《宋慶齡選集》，第79頁。
她在毫無防衛的情況下親往參加楊杏佛的喪禮，一方面是表示對敵人的蔑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有“孫夫人”在場，喪禮可以得到一定保障。當記者問到民權保障同盟的會務時，她說，“當然繼續進行”。但其後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為楊銓的遇害不僅使一些人感到恐懼，也說明了應採取另外的方式繼續鬥爭，而不是使同盟的領袖和積極分子遭受同總幹事一樣的命運。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時間內，它所完成的業績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記述者外，它還曾派出工作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愛國活動而被國的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學教授、五四運動積極分子許德來，還有不到20歲的中學生。許獲釋後立即加入同盟北平分會。
老新聞工作者劉尊棋是這些獲釋者之一。他的回憶錄敘述了這次營救活動是怎樣開始的，從中反映出宋慶齡的品格和行動的迅速。①
①劉尊棋著《慶齡同志，感謝你的救援！》，戴《人民日報》，北京，1981年6月4日。劉以後曾任多家報紙的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重慶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建國後在50年代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長、80年代任英文《中國日報》總編輯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有20年他因受極“左”路線之害，不是坐牢，就是被剝奪正常的工作權利。在徹底平反後，他除上述職位外還任全國政協常委。
在獄中，從偷送進來的報紙上，劉尊棋看到了宋慶齡領導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國論壇》報關於同盟的介紹。他就同獄中難友（包括以後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的薄一波和劉瀾濤等其他共產黨人）商量，打算寫信給宋慶齡。大家同意後，推劉起草，因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們被關押的所謂“反省院”實際上是一座軍人監獄，犯人們都是未經審訊就被無限期關押在這裡的。他們受到殘酷的折磨，不能讀書和寫家信，也得不到醫療。犯人們要求釋放他們出獄，讓他們上前線去抗敵救亡。
這封信冒著巨大風險被偷送出去。宋慶齡收到後不但立即交給《中國論壇》報發表，並派出小組到現場調查，由總幹事楊杏佛帶領，成員中有同盟北平分會主席胡適。他們去向當時掌握北平軍政大權的“少帥”張學良陳情。張因日本強佔了他的故鄉東北，深為悲憤，所以對抗日運動表示同情。他派了一個部屬參與調查。幾個月後，劉獲釋。
在這次營救活動中，北平分會主席胡適表現動搖，因而被同盟開除。胡願意請求釋放這些犯人，但卻實用主義地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飾。宋慶齡指出：“中國有許多所謂‘知識分子’，胡適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個，除非酷刑在他們的眼前施行，他們是不相信監獄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個犯人敢在獄吏面前公開說話呢？有哪一個獄吏會讓調查者看一看剛受過酷刑的囚犯或者讓他親眼看看酷刑的場面呢？”①
①關於這些事件的記述請參閱《宋慶齡紀念集》中許德珩、胡愈之等人的文章。關於開除胡適，宋慶齡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一文中已作了解釋。據許德珩說，胡“大耍兩面派，表面上同意民權保障同盟的宗旨，暗中則和丁文江通過反動政府和駐德領事館撤銷了史沫特萊的（《佛蘭克福報》）駐華記者的名義”，“當民權保障同盟提出監獄黑暗的問題時，胡適……竟向外國記者吹噓監獄中如何自由……為反動當局粉飾罪責。”
作為一種在犯人們中間製造不和和互相懷疑的詭計，國民黨警方釋放了一部分人，而繼續監禁了另一部分人，從而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劉尊棋還在獄中時，他們把他的名字偷偷寫在一份“自首書”上（實際上他自己從未簽過字）。這使他蒙受了幾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後查清了事實，證明“自首書”是偽造的。
同盟還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國民黨綁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權運動者丁玲的事實，從而救了她的命。總的說來，同盟向全國和全世界輿論界揭露中國當局的白色恐怖，使這些惡人處於被動地位。
同盟也曾設法要求國民黨釋放陳獨秀。陳是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後轉向托洛斯基派，所以他的觀點同宋慶齡及其他同盟積極分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同盟所有這些活動中，宋慶齡的聲音和威望起了主要的作用。
（七）謀害宋慶齡的陰謀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30年代的上海，蔣介石的特務組織忙於策劃消滅她或使她不能開口就不足為奇了。
當時被派到上海法租界去領導這一秘密工作的“軍統”少將沉醉①在他後來寫的回憶錄中，敘述了他如何監視和騷擾宋慶齡。有一次他還擬訂了一個從肉體上消滅她的計劃，得到軍統頭子戴笠的贊同，上報給蔣介石。
①這裡引述的材料來自沉醉和文強合著的《戴笠其人》和他所著的《軍統內幕》、《我這三十年》兩書（後者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英文版，書名改為《國民黨戰犯在新中國》）。近年來沉醉任全國政協委員並在其文史資料部門工作。
據沉醉說，蔣本人痛恨宋慶齡，想除掉她。但他又怕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公眾的抗議浪潮，因此想先用一場神經戰來封她的口。特務們被派到她莫里哀路寓所附近進行監視，並不斷打電話或寫信去威脅和侮辱她。前面已經提到，楊杏佛是在蔣的親自命令下被殺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殺楊儆宋”。
沉醉每天要寫一份關於宋慶齡活動情況及來訪客人的書面報告。因為在法租界有所不便，他想讓她搬到更便於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乾脆把她趕出中國。但一切計謀都由於她的沉著堅強而歸於泡影。其中有一個試圖收買她家傭人的打算。據說有一個詭計是由戴笠得意地親自制定細節的，內容是安插一個適當的人去追求宋慶齡的貼身女僕李姐（李燕娥），因為這時李在經歷一次被殘酷破壞的婚姻後正想重新物色對象。老實的李姐把事情告訴了宋慶齡。宋慶齡對這個偽裝成出租車司機的年輕漂亮的小特務問了幾個問題，就發現了破綻。①
①關於李姐的故事說法不一。有人說她主要只是在家裡從事家務，不大外出，不可能受到這樣的“培植”。
沉醉自己為戴笠設計了一個使宋慶齡“發生車禍”的計劃。他從上海大流氓頭子、鴉片大王杜月笙那裡借來一部特別加固的汽車，準備用它去撞來的座車，為此還進行了“演習”。他們的設想是使宋受傷致殘，最好是使她頭部重傷，永遠不再能思維和說話。沉醉自告奮勇，願意自己去開車撞擊，如果被控有罪，他不怕坐牢。戴笠稱讚他的“忠心”，並告訴他不用擔心法國人會抓他去坐牢（“車禍”預定在法租界“發生”），會有辦法把他弄出去的。戴笠還單獨請沉醉吃飯，進一步商討了行動細節，但這個計劃一拖再拖，最後被取消了。其間戴笠一再追問他，是否有把握使來致殘而不是致死？如果致死，那會引發一場全國性、以至世界性的怒潮。很顯然，是蔣介石最後把這個計劃擱置起來的——因為他還是想在宋的事情上使自己保持清白。
（八）抗議納粹暴行——同蕭伯納談話——反戰大會
在這段時期內，宋慶齡的國際性活動除營救牛蘭夫婦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抗議德國的法西斯恐怖，同蕭伯納的談話以及在上海舉行的遠東反戰大會中發揮領導作用。
法西斯主義從一出現起就為宋慶齡所厭惡。在20年代，反對中國革命的外國反動分子就自稱“上海法西斯蒂”。蔣介石請德國的軍官和警官來充當他打內戰和“反顛覆”的顧問，還請來了一個意大利空軍代表團。現在，他又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組織起自己的“藍衣社”。另一方面，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反法西斯力量曾給中國受困的進步人士以有力支援。因此，在希特勒1933年在柏林掌權、這些德國友人自己成為犧牲品時，宋慶齡和她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事魯迅、楊杏佛、史沫特萊、伊羅生和林語堂，立即到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去提出強烈抗議：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國的恐怖、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權和人權、並與世界進步力量聯合在一起的，它對於現在統治著全德國的恐怖和反動，感到非提出強有力的抗議不可。
“……自從德國法西斯政權建立以後，三、四萬工人與數千工人階級的領袖和知識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納粹衝鋒隊的營房中以及在集中營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殺害後，屍首常常被拋到河裡、湖裡或丟棄在森林裡。其他的人被槍殺後，當局還要散佈消息，說他們是逃跑時被射擊而死的，或者說他們是……自殺的。不用說，所有這些都是殘酷的謀殺。
“……德國工人階級數十年鬥爭得來的權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國進步的學術與文化生活全被摧殘。”
她列舉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學家愛因斯坦、小說家佛希特萬格和託瑪斯·曼、藝術家馬克斯·裡伯曼和凱綏·柯勒惠支、名指揮家波盧諾·瓦爾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無產階級與進步作家們的命運，甚至更糟。”
她接著指出：
“報紙在法西斯鐵蹄下喘息著。整個工人階級的報紙，甚至那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喉舌如《世界論壇報》和其他一些更溫和的報紙全受到箝制……至於德國政府和法西斯黨有計劃地組織並鼓動起來的對猶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猶暴行，更是人類與文化倒退到中世紀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個徵象。
“最近這種野蠻行為是表現在焚燬進步作家、無產階級和猶太作家的書籍上，這種事只有在人類歷史上野蠻和無知的黑暗時代才發生過。……
“為了人類、社會和文化的進步，為了努力協助保持人類和各種運動所得到的社會與文化的成果，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堅決地抗議上述的事實……”①
①《譴責對德國進步人士與猶大人民的迫害》，載《為新中國奮鬥》，第49—51頁。
這一聲明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別是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應。聲明中列舉了許多詳細的具體事實不只是讓德國法西斯知道他們的暴行已大白於天下，還使中國公眾知道了真相。
在抗議德國納粹暴行之前，宋慶齡於2月17日會見了在環遊世界旅行中抵達上海的蕭伯納。上海有許多人邀請蕭伯納，但他都拒絕了，只要求見孫夫人，當她和朋友們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顛皇后號”時，他說，“除了你們，我在上海什麼人也不想見、什麼東西也不想看；現在已見到你們了，我為什麼還要上岸去呢？”但在宋慶齡邀請下，他還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號來寓。在遊輪上、在接送他們往返碼頭的小艇上（每次需兩小時）、在宋家中，他們談了好幾個小時。參加談話的先後有魯迅、蔡元培、史沫特萊、伊羅生和林語堂——都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史沫特萊把談話詳細記錄了下來，共有21個打字頁，①下面摘錄一部分：
①原稿複印件承史沫特萊傳記的作者賈尼斯和斯蒂芬·麥金農惠賜本書作者。
蕭：請明確告訴我，為對付日本的侵略採取了什麼辦法。
宋：幾乎沒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軍隊和武器用來對付中國紅軍而不是日本人。
蕭：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軍隊和紅軍組成一個反對日本的統一戰線？
宋：去年12月，在華中地區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一項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蘇區推進，蘇維埃政府願意同任何部隊達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戰協議。
蕭：這個建議夠公平的。
宋；但沒有被接受——從那時以來，南京的軍隊發動了對蘇區的進攻。
蕭：到底國民黨是什麼——南京政府又是什麼？
宋：國民黨……執政黨……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蕭：但是誰選出這個政府的呢？真正的權力在誰手裡呢？
來：……誰也沒有選誰。蔣介石有他的軍隊，所以他是獨裁者。
蕭：……請告訴我，孫夫人，關於國民黨和這個政府，你的立場是什麼呢？
宋：當革命統戰線（1927年）在漢口解體時，我就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到國外去了，從此我就同國民黨不相干了，因為它屠殺人民、背叛革命……
蕭：你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當然，你說的話他們是會害怕的。……請告訴我，南京政府有沒有想收回你的“孫夫人”的稱號。
宋（笑）；現在還沒有，不過他們會要這樣做的。
蕭伯納的問題是很銳利的，對他的主人的許多意見也表示同意。但他沒有像宋慶齡等所希望的那樣，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籌議中的上海反戰會議公開表示支持。（他寧願信任“國際聯盟”的“知識合作國際局”。）蕭在老年總是逃避作出承諾和建議，但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機智為樂，如以下的對話：
宋：蕭伯納先生，我願意陪你看看閘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戰爭中破壞）地區。
蕭；但所有被毀壞的地區都是差不多的。有一次我被帶去參觀佛蘭德①，我看到那些瓦礫堆時對我的嚮導說，‘這要同復活節那個星期後我的家鄉都柏林比起來②，根本算不了什麼。’
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譯者
②指1916年愛爾蘭人反對英國的民族起義。——譯者
宋：我願意陪你去看看中國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國工人工作的廠子和一些工人的家庭。
蕭：我早就知道了！他們極度貧苦。像倫敦和其他類似城市的貧民區……
[關於新聞界：]
宋：新聞界完全聽命於當局。國民黨發表消息，說我是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者我說了這個、那個，或者我和反動將軍們一同旅行，或者我參加了這個、那個委員會。當我出來否認時，他們就下令報紙不許登載我的聲明。
蕭：當然，他們會這樣做！如果讓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樣想的，他們就不得了了。但他們也有一些新聞專業上的藉口。你看，如果報上說我蕭伯納謀殺了我的丈母孃，那將是一條轟動的新聞，不是嗎？但如果我否認，說這是說瞎話，我今天早上還好好地同丈母孃一起用早餐，那他們就認為這不是什麼好新聞了。
[關於斯大林：]
蕭：一個不大在乎光講理論的人……一個實際的人，而當一項計劃實現了，他就說，“瞧，這是馬克思主義！”他是個民族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我的意思是說，他星期一試驗一項計劃，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換另外一個計劃……他並不把理論當作追求的目標。他做到了，至於怎樣做到的，他不在乎。
[關於勞合·喬治①：]
①勞合·喬治（1863-1945），英自由黨首領，曾任首相。——譯者
蕭：同我在一起的有羅斯曼利勳爵。他向斯大林建議邀請勞合·喬治訪蘇，因為勞合·喬治總是想取悅於他的聽眾……很快他就會發表革命的演說。
[關於自由：]
蕭：什麼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國人讓印度人受到陪審團的自由審判。當陪審團宣告犯人無罪時，法官就撤銷這個判決，判他入獄。這些就是所謂的英國自由制度。言論自由？……唯一有價值的、真正的言論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讓工人和農民在受傷時有機會號叫，並改變一下使他受傷的條件。在蘇俄現在有的就是這種自由……
[關於蕭自己：]
蕭：我早已死了。……年輕一代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忘掉我了。他們說我屬於維多利亞時代（19世紀）。但現在高爾斯華綏、哈代和穆爾①都已經死了，他們倒記得我，他們叫我“老長輩”……
①約翰·高爾斯華綏（1867-1933年）、托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國小說家，喬治·穆爾（1852-1933年）愛爾蘭小說家，他們都是蕭伯納（1856-1950年）的同時代人，去世則均在蕭之前。——譯者
以上是蕭伯納當天談話的片斷。
熱誠的中國進步人士置身於嚴酷的鬥爭之中，看了蕭伯納的戲劇和其他作品之後本來希望他會對社會問題持更積極態度，但他卻顯得含糊其辭、言不及義，這很使他們失望。不過聽到他一些刺痛敵人的話，他們還是感到高興的。
1933年夏秋，宋慶齡忙於準備和召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的遠東大會。這個大會的召開證明了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上海組織雖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殘和一些叛徒的破壞，仍然保持著活力、勇氣和組織能力，因為具體的準備工作是他們擔任的。這次大會對於推動全國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本來是打算公開舉行的，事先發了不少預告消息。①但不論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許。即使如此，宋慶齡同一些群眾仍然手持鮮花，熱情洋溢地到碼頭上去迎接國際反戰代表團。但所有其他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計劃是大會仍如期召開，但確切的。地點、日期和時間嚴格保密，直到大會結束。②
①如宋慶齡以遠東會議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在7月28日發表的聲明中就宣佈“在這個委員會的國際倡導之下，決定於9月在上海舉行反戰大會”。（《中國論壇》，1933年8月6日。）見《為新中國奮鬥》，第60頁。
②本書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訪問了鄭育之。她是1933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以下的記述根據她的談話，大部分是原話。同時參考了《中國論壇》當時的有關報道和不少回憶錄。像這樣的事情，當時的記述雖距事件很近，但由於安全的考慮，某些主要的細節不可能像以後追記那樣毫無保留。其他曾參考的回憶錄中，有蔣曙晨對年逾八旬的黃霖（會議安全負責人）的訪問記，（《蔣曙晨訪問黃霖談半個世紀前的一次
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馮雪峰領導整個準備工作。會議的地點在一座空閒的閣樓裡，食物和所需的供應品（包括炭爐子）都是一點一點偷運進去的。穿著偽裝的糾察隊員負責警戒，如果發現警察前來襲擊就發出警報並加以阻擊，直到與會的人全部疏散完畢。這些糾察隊員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賴的人，他們都有在必要時不惜犧牲生命的決心，率領他們的黃霖是曾參加1927年南昌起義的久經鍛鍊的軍官，當時任中共地下黨滬中區委書記。他們阻擊敵人的武器都是最簡單的，如鐵棍、石灰（撒向敵人的眼睛）。當電工的黨員設置了一個警鈴系統。這個開會的地點選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個偵探頭目的寓所附近，這是既大膽、又巧妙的安排，因為巡捕房不會想到會在這樣一個地方開會。（黨在巡捕房內部也有耳目，對他們的行動不會一無所知。）
如何使總數達三百之多的與會代表人不知鬼不覺地進入會場也經過了一番精心策劃。從開會的前一晚開始，他們就三三兩兩地無聲無息地上樓，外國代表都把皮鞋脫掉，免得出聲（在此之前，他們已從所住旅館結帳遷出，以防止有人跟蹤）。代表中有77人來自外地（包括蘇區）和國外。歐洲代表有英國工黨上議員馬萊勳爵、法國共產黨人伐揚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奧（後來變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國社會黨人布比、比利時共產黨人馬爾度。《中國論壇》的伊羅生也作為外國代表與會。日本和朝鮮代表在來滬途中不幸被捕。
宋慶齡在9月30日拂曉時分到達會場。代表們批准了名譽主席團名單——羅曼·羅蘭和巴比塞（法國）、高爾基和伏羅希洛夫元帥（蘇聯）、台爾曼和托爾格勒爾（德國）、工人階級老戰士湯姆·曼（英國），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片山潛（日本）①、朱德和毛澤東（中國）。
①台爾曼為德共領導人，後被納粹殺害。托爾格勒爾（共產黨國會議員）和季米特洛夫後在希特勒一手炮製的“國會縱火案”中成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現使他贏得國際聲譽（他從而成為共產國際的領袖）。片山潛是日本初期社會主義者，後成為共產黨人，也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
選入主席團的有宋慶齡、外國代表、“中國蘇區代表、‘滿洲’代表（代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東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絲廠女工、一位上海紗廠年輕女工”（據10月4日出版的《中國論壇》的報道，當時不能寫出真實姓名。）
會議一清早就開始，甚至早餐都還沒有來得及吃。全部議程壓縮在一天之內完成，直到天黑才結束。代表們都以麵包充飢，只為外國友人準備了一些果醬罐頭。宋慶齡擔任主席，還要幫忙把中國代表的發言翻譯成英文和法文給外國代表們聽。中國發言者中有東北抗日義勇軍、去年在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和秘密進入上海的中國紅軍戰士。
大家都站著或席地而坐——只有宋慶齡和外國人有“座位”，就是運麵包進來的小木箱。窗戶不能開，上海在9月份還相當熱，所以室內空氣汙濁，但大家的熱情一直很高。
會議結束後先送外國代表出去——為了他們的安全和休息。宋慶齡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盡才走——因為如果遇到警方襲擊，她的在場可能使警方不敢過分地公開使用暴力。
不僅是與會人員，就是借來的物件也都不聲不響地撤出，無人發現。警方直到第二天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但他們在閣樓裡只發現幾個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後來大肆搜查，但沒有發現多少線索，而且都不重要。他們抓到了幾個買麵包的“顧客”，這些人把麵包一小批一小批地買來，然後一起送到會場上去。但警方從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麼名堂，因為這些人都是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務時偽裝成“夫·婦”，任務完成就分開，並且往往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和地址。
為本書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雖已時隔50年，仍然激動不已：“這是忠誠和有紀律的組織工作的勝利。只要有一個奸細、一個叛徒或者發生一點疏忽，就會導致一場悲劇。這次勝利使進步人士大長志氣，使強大的敵人丟盡了臉。沒有黨，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它也顯示出宋慶齡對我們共產黨人的信任。她依靠我們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會場——她如何離開在特務嚴密監視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預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車。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勝利。馮雪峰是負總責的，但他一個人能完成所有這一切嗎？”
宋慶齡在會議上發表的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講話①，以歷史的眼光觀察現在和過去，並像局勢演變所顯示的那樣，正確地預見到了未來：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64—72頁。
“……中國早就在戰爭中，而且侵略中國的戰爭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的烈火，只不過是短暫的時間問題了。……
“現在有句很流行的問話是：‘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如何能夠與這樣強大的敵人作鬥爭而獲得勝利呢？’可是，我們祖國的歷史不是已經給我們一個回答了嗎？北伐戰爭教導我們：革命的武力遠勝於反動的武力，而且能夠以寡勝眾。中國的工農紅軍屢次與十倍於自己力量的軍隊作戰，而且取得了勝利。武裝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思想意識也有其作用的。……
“我們在進行著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時，必須為建立真正的中國人民政府而鬥爭。……”
在結束關於這次會議的記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這裡一提，那就是她利用這次會議的機會幫助了胡志明（當時用名為“阮愛國”）①。早在1924—1925年在廣州時，她就認識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國人逮捕入獄，後經“國際紅色救援會”聘英籍律師辯護，1933年獲釋。出獄後他到上海，但發現很難同黨組織恢復聯繫，就向宋慶齡求助。她幫他同前來參加遠東反戰會議的法共領導人伐揚一古久列接觸，由此恢復了聯繫。
①見《宋慶齡怎樣幫助胡志明同志找到黨》，《人民日報》，1981年6月9日。
（九）30年代初期的宋慶齡和中國共產黨
在遠東反戰會議上，宋慶齡不只是代表個人而是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發言，所以在上面引用過的那篇講話裡，有一些段落反映了中國最強大的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當時奉行的極左路線，如：
“這些依附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中國軍閥，必須消滅淨盡。”
“我們對全體中國人民，對勞苦大眾還有一個呼籲，呼籲大家在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團結一致！……讓我們團結起來，用我們最大的力量來保衛那已經由帝國主義統治和封建剝削的羈絆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工人和農民，他們現在正受著國民黨軍隊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規模的進攻。這次的進攻直接受到美國貸與蔣介石政府的五千萬美元中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幫助，受到美國的飛機、炸彈和飛行教練的幫助，受到日、英、美、法的軍艦對國民黨的全力幫助（如最近的閩變）……”
“讓我們聯合起來保衛蘇聯，反對干涉蘇聯的戰爭！讓我們在整個遠東，尤其在中國，發動一個強有力的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像這樣只有空泛口號而沒有按照實際情況提出的指導性意見，是“左”傾路線的產物。談到人民，只提工人農民，言外之意是其他社會階層不能起愛國或進步的作用。但實際上，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包括一些軍界人士），民族意識正在高漲，為團結一致反對主要敵人日本開闢了道路。在國際上，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看成是鐵板一塊的敵對勢力，不去分析它們之間日趨尖銳的對立並加以利用，孤立日本。而且，由於存在這種相互對立的情況，帝國主義聯合反蘇的戰爭危險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小——但干涉蘇聯的戰爭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險。關於法西斯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這一點固然是正確的，但應該看到這樣的事實，即：法西斯主義並非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產生，而在當時只是在一群國家裡居於統治地位，而且是踩著另外一些國家爬上去的。“左’順路線不是從聯合起來反對最兇惡敵人法西斯著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種舊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敵人的敵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慮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鬥爭中聯合各種不同的國內和國際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到1935年才改取正確的方向，其正確性在後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所證明。但在此之前，“左”傾宗派主義繼續加深蘇聯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狀態。在中國，在紅色區域（農村地區），毛澤東採取了更適合時代的策略並取得軍事、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城市，中共領導下的各種組織在以日本為主要敵人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其中有宋慶齡等人主持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但在中共中央（當時仍在上海並處於地下狀態），佔統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條，並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才得以放棄。
一個例子就是拒絕同抗日的十九路軍合作的決定。十九路軍在1933年底反抗蔣介石迫使他們進行反共內戰的命令，在福建建立了一個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中共除同意停火建議外，拒絕與之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們把福建同蔣之間的爭執看成純粹是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爭執，而所有國民黨軍閥都是一丘之貉。這一政策使福建政府陷於孤立，很快在蔣的打擊下瓦解，同時也使中共因失去一個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慶齡也被誤導而響應了這一“左”傾立場。她在1933年11月21日發表了下列聲明：“一切報紙所載，餘與最近福建變動有關，及更荒謬的傳餘已赴閩垣，諸種無稽消息，均系對餘愚笨而又惡意的中傷。（國民黨政客軍閥間之所有爭吵均只能增重對全國民眾的壓迫與痛苦。南京與福建之間或彼等與國內其他軍閥之間並無重要的政治差異。不論用何種漂亮言詞以吸引大眾支持，唯一的問題就是爭權奪利。）餘鄭重聲明，餘與任何軍閥政客集團，不論現在抑或將來，絕不會發生任何關係。餘之立場，始終不變。（即不可改變地、不妥協地反對所有這些集團。革命群眾的利益同國民黨和南京、福建及各地軍閥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選擇。）”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91頁。括弧內補充部分系據英文《中國論壇》（上海，1933年11月30日一期）由本書譯者譯出。
宋慶齡瞭解十九路軍和它的領導人，所以這些全盤否定的譴責之辭很難說出於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滬抗戰時，宋曾稱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軍隊。軍長蔡廷鍇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員，宋的老同事陳友仁是外交部長。在政治上，它確實同蔣介石是不同的，儘管不像中國共產黨那樣截然相反，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對日抗戰、停止反共內戰、尊重民權，並且宣佈要把土地平均分給農民（儘管沒有實行）。
關於這段時期中共同宋慶齡的關係及其發展，還有以下一些情況。①
①見唐寶林若《1927年至1937年間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載《黨史通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頁。除別有註明者外，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都根據這篇文章。
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整個“共產國際”都是如此，不過有時王明比“國際”“左”得還厲害。日本1932時進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張“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作為全國革命勝利的輕而易舉的序曲。在反帝鬥爭中，推翻蔣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滬抗戰中雖然支援了十九路軍，但卻被認為是爭取士兵（與軍官相對立）進行社會革命的機會。實際上，以王明為首的領導把宋慶齡和十九路軍將領都看成是“中間派”——而所有“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表現進步，最具“欺騙性”。有一段時期，他們禁止同宋慶齡及反蔣將領（如再度同蔣分手的馮玉祥將軍）有任何接觸。①
①見劉曉著《十年內戰初期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的一些鬥爭》，載《黨史資料叢刊》，1982年第1輯。
這種“左”傾路線在較低層次也有表現，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慶齡回國奔母喪的女青年胡蘭畦在再返回柏林時，卻被共產黨組織實際上開除了。若干年後在複查時才知道，當時她被誣控了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她護送“國民黨大官”（指宋慶齡）回國，儘管她的擔負這一任務事先是經黨組織同意的。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
但宋慶齡決心不因“左”傾分子對她的冷淡而疏遠中國共產黨。
在淞滬抗戰中，上海地下黨在一家日商大紗廠組織了一次愛國罷工。宋慶齡募集捐款兩萬元支援罷工工人並經常同罷工領導機構商量。
她對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支持是直接的、毫無保留的，不‘但在言論上，在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親自派人到上海幾家印刷廠去挑選熟練工人送往根據地工作（有幾位後來成為根據地印刷部門的負責人）。
她不斷靠攏中國共產黨不只是因為她繼承了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以爭取革命勝利的決心。這也是她自己獨立作出的抉擇。孫中山逝世後她在廣州和武漢的經歷加強了她的信念，以後的歷史發展一再證實了這一信念——中國共產黨是能夠排除任何艱難險阻，領導和推進中國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團結各種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慶齡的道路是在不斷加深的信念中產生的。不管遇到什麼挫折，她從不改變。
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基本因素是：宋慶齡敏銳地意識到中國解放的中心問題是武裝鬥爭（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認識是從孫中山那裡繼承下來的，又為她自己的經歷所加深（她同軍閥們打交道的經驗、1925—1927年一支革命軍隊的建立、蔣介石通過控制軍隊而實行叛變、隨後中國紅軍作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裝力量的興起、對日本徵服中國的武裝抵抗）。雖然她自己完完全全是一個文人，她知道如果沒有一支革命的軍隊，人民和國家克服千難萬險而取得勝利，只能是一句空話。她對於為革命戰爭流血流汗的指戰員們，產生髮自內心的尊敬和情同手足的熱愛——幫助他們始終成為她難忘的心事。她認為，同他們所作的貢獻相比，其他所有的貢獻——包括她自己的在內——都是次要的。在她那豐富多采的性格中，這是一條主線。誰低估了這一點，就不能真正理解她。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也將越來越接近宋慶齡，直到溶為一體。在1927年後的一段時期，共產黨因為前一段過分相信國民黨而遭到悲慘的命運，所以除自己的黨員外對黨外的一切同盟者都不敢相信了。這個時期中產生了在中共歷史上最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事蹟，從而吸引了新的、潛在的盟友。但也由於當時在黨內居領導地位的“左”傾路線執行者把這樣的同情者都拒之於千里之外，因而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絕端的自我孤立。儘管如此，隨著時局的發展，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需要，使領導革命的黨尋求和依靠像宋慶齡這樣的朋友，並實行廣泛團結的政策。而這方面的工作是這些朋友——特別是宋慶齡——最有條件去開展的。
這種情況從1933年以後特別突出，因為內地農村的紅軍雖然取得進展，在城市裡的共產黨組織則幾乎全部被國民黨所摧毀。中央領導以前能在上海秘密進行工作，但後來也被叛徒告密而遭破壞，不得不遷往蘇區。從此，有幾年時間，宋慶齡在上海的寓所實際上成為存留下來的共產黨員相互聯絡以及同蘇區——有時還同共產國際——聯繫的唯一地點。
請她幫助的要求越來越多，她幾乎是有求必應。她提供幫助不僅是為了渡過眼前困難，也是為了促進形勢向前所未有的有利方向發展。這主要是指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下一章裡將有記述。
簡言之，宋慶齡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發展的主要趨向是匯合。在黨採取了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目標是抗日，並在抗日鬥爭中奠定新中國的基礎——之後，這一匯合就最後完成了。
（十）宋慶齡在家中
這一章的內容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這裡要補充的是關於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體事情。
這段時期，她仍住在莫里哀路寓所。社會各界人士常來拜訪。除非她要他們在一起進行某件工作（如淞滬抗戰時的傷兵救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爭取對它的支持），她對來客總是嚴格地分別會見，即使這些人原來相互認識、觀點相近、她也信任他們。
陳翰笙曾回憶起一件事情，可作為她非常謹慎的典型事例。有一次，他到她寓所時，遇到楊杏佛，正要離去。雖然他同楊是朋友，她卻從未對他提起過楊的來訪。①
①據陳翰笙1988年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她養成這種習慣可追溯到早期孫中山對她關於秘密工作的教導，後來又由於在白色恐怖下她不得不謹慎行事，特別為了保護那些比她更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們。
同她的兄弟姐妹之間，雖然在政治上有分歧，她還是保持了一些私人之間的來往。蘭德爾·古爾德寫道——作者可能有某些情緒上的誇張——在那些氣氛緊張的年代裡，他有一次碰上宋氏三姐妹從她家寓所的樓梯上一起下來，邊跑邊說，就像三個女學生。①這當然不是說她們在各自的政治立場上放棄了什麼東西。宋氏的第三代（特別是孔家的、也就是她大姐靄齡的孩子）到慶齡家去總是受到歡迎的，孩子們也都喜歡這位姨媽（姑媽），以至於靄齡最後不許孩子們到她家去，怕孩子們告訴她太多關於孔家的事情。②
①前引古爾德書。
②80年代陳思蘭（陳友仁之女）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在各方面的外國友人中，最常去她家的是史沫特萊和伊羅生夫婦。
慢慢地又有一些蘇聯朋友到她家去。蔣介石雖然在反共這一點上毫無改變，但由於面臨著日本進攻的威脅而蘇聯又是唯一堅決站在中國一邊的國家，所以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宋慶齡認識了新的蘇聯大使季米特里·博戈莫洛夫①和一些使館人員，並且很喜歡他們。上海的蘇聯總領事館人員也來看望她。
①博戈莫洛夫後來在斯大林的清洗運動中消失了。若干年後，宋慶齡在一篇關於蘇聯外交活動的文章中看到了“博戈莫洛夫”這個姓，高興地以為她的老朋友恢復了自由和工作——但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同姓的人。（1942年11月7日給耿麗淑的信）
在那些日子裡，只要可能，她就同朋友們出去。斯諾第一次會見她是在她家附近一個她所喜歡的“巧克力店”裡。①後來，她經常在家會見斯諾和他的第一個妻子海倫（綽號“佩格”、筆名“尼姆·韋爾斯”）。斯諾從這些訪問中看到了她當時生活方式的片斷。他在1933年寫的報道中說，她的住所是“一座樸實的小房子，毫不起眼地坐落在一小塊土地上”，室內陳設“簡樸，而且有某種中國式的舒適，但一點也不奢華”。
①見斯諾著《她為中國千千萬萬群眾而戰鬥》（英文），《紐約先驅論壇報》（星期日增刊），1933年8月6日。在他的《復始之旅》一書中有三章是專門寫宋慶齡的，但這些是二十多年後的回憶，所以我在這裡只引用他當時寫的報道。
關於她當時的經濟狀況，他寫道：
“……那些孫博士沒有賣掉去用於他的偉大事業的東西，都由他的遺孀處理了。……她每年的收入微薄，但除了留下少得可憐的一點錢之外，其餘都送給了別人。”
於是他得出了結論：
“一位中國政壇人物的遺孀的命運如此，真是奇特！在中國，如同在世界許多地方一樣，政治是一種‘撈一把’的玩意。得了肥缺的官員們在幾個月裡就發了大財，然後退休……住進公共租界，同上等人交遊。他們的住所像宮殿，他們的老婆手上戴滿了鑽石和翡翠。”
至於慶齡本人（她當時已年過四十）：
“她為丈夫的理想所進行的鬥爭是艱苦的、令人驚歎的。在鬥爭中閃耀著的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的光芒四射的品格。她富於熱烈的人情、待人極端的誠懇、才華橫溢、痛恨欺騙和偽善……中國工人的痛苦就是她自己的痛苦。我記得有一次當她聽到上海一家工廠發生火災、兩百多女工被燒死的消息時，我見她眼睛裡閃動著淚花。……”
斯諾還談到她要求新聞自由、推動抵制日貨、協助建設上海工人醫院和婦女節育門診部。①
①埃米莉·哈恩從來沒有直接同宋慶齡談過話，但她根據第三者的談話，在她《中國——就我所知》（英文）一書中硬說宋反對節育並很拘謹，這顯然是不對的。
尼姆·韋爾斯和伊羅生等人也都有關於她的品格和生活條件的類似記述。①
①《旅華歲月——海倫·斯諾回憶錄》及伊羅生著《在中國的重逢》（英文）。
她對楊杏佛的年幼的兒子小佛非常關心。小佛深情地告訴本書作者，在他父親遇刺後宋慶齡怎樣經常利用星期假日約他到她家去吃飯，詢問學習情況，有時還帶他到上海大戲院去看電影，他還記得的有蘇聯影片《夏伯陽》、《生活之路》——這可能是為了對他進行教育——還有一些娛樂片如《梅蕙絲西行記》①有一次她還帶他到他父親的墓地去悼念。“她不把我當作孩子、而是當作大人來對待。”
①梅蕙絲是當時美國好萊塢的性感紅星。她的姓在英文裡同“西方”是一個詞。上海大戲院英文名稱為IsisTheatre，在北四川路。——譯者
小佛接著說，“那時她自己沒有汽車，所以要叫福特出租汽車公司的出租車。‘福特’這個名字我在早先已聽說過，是另一種意思——我父親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留學時曾到一個福特汽車廠會計科實習過。
“她有個習慣——如果我在星期日以外的時間裡要見她，必須先給她打電話。她不讓客人們混雜在一起。但不管誰去，她都專心接待，就是像我這樣的年輕孩子也如此。在吃午飯時，她會同我談小說和電影。”
像別人一樣，小佛注意到她對朋友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
“她的廚師會做奶油蛋糕，並且做得很好，她從來不到鋪子去買。我第一次嚐到這種自制的蛋糕是在我父親還活著的時候，是她送給我父親吃的。”
在同本書作者談話時已年近七旬的楊小佛在結束他對兒時的回憶時說，“她有很好的幽默感。她很美、心地又好。”①
①楊小佛與本書作者的談話，上海，1985年2月5日及1986年3月7日。
關於她的幽默感，伊羅生講過一個例子。有一次在談到那些為了反動政治目的而散佈的、涉及她私生活的謠言時，她開玩笑說，“他們硬讓我跟所有這些人都有某種關係，但我從任何一篇這樣編造出來的故事中，從來沒有得到過一點樂趣。”①
①伊羅生著《在中國的重逢》（英文），第65頁。他稱這些謠言是“卑鄙的流言蜚語，用作反對她以及同她政治上一致的許多朋友的武器。”
路易·艾黎也談到過她一直保持著的幽默感，並且指出，這一點對她非常重要，因為即使在為公共事務緊張繁忙的時候，她在家裡也能因此而得到片刻放鬆。“開開心——這是她寄希望於外國友人的事情之一。”他講起有時在晚上她同外國友人們一起唱歌，說些輕鬆的話題，彼此稱呼有趣的綽號。史沫特萊的綽號是“迷你哈哈”，簡稱“迷你”。①在宋慶齡的一些談正事的信件上有時也這樣稱呼史沫特萊。牲。遠東反戰反法西斯會議》），載《瞭望》，北京，1986年第11期。
①艾黎同本書作者的談話，1986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