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抗戰歲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2）
（八）同印度的相互同情；與尼赫魯的通信
在那些戰爭的年代裡，宋慶齡不僅是對西方國家講話。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她積極表示對印度自由運動的同情。從她早年同孫中山在日本時起，她的這種感情一直是非常熱烈和強烈的。她在香港表達這種感情，對港英當局來說，比她批評英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更不受歡迎。她這樣做又一次表現出她的有原則的獨立性。
自1938年以後，她恢復了同尼赫魯的通訊，他們最初是1927年在莫斯科認識的。她的第一封信①是託一位年輕的英國人約翰·利寧（保衛中國同盟創始會員）經印度回英國時帶去的。她向尼赫魯介紹說，這位帶信的青年是一位真誠的朋友，“同中國的年輕人有密切的接觸”，能向他介紹“在目前日本第一波侵略行動中及其後”的中國抗戰形勢。
①宋慶齡致尼赫魯函，1938年7月7日。
她在信中接著說，中國人民“獲悉印度人民所表示的同情和支持，深為感謝和極受鼓舞，我藉此機會表示我們的感激和同志情誼。”這封信發出不久，她就在廣州接待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①。這個醫療隊後來前往華北解放區。
①當時印度國大黨援華醫療隊成員都取了第三字為“華”字的中文名字，為愛德華（愛德爾）、柯棣華（柯棣尼斯）、巴蘇華（巴蘇）、卓克華（卓爾克）、本克華（本克吉）。現在，愛德華和柯棣華在我國仍為人所熟知。——譯者
尼赫魯當時不在印度，所以沒有見到利寧。他很晚才看到這封信並在12月27日作復：
“我們以最密切的、最關切的心情注視著中國局勢。我但願能給你們一點實際的幫助。但不幸的是，我們備受束縛和限制，使我們幫助國外朋友們的能力極為有限。但我們舉行了無數次大遊行示威以聲援中國人民，當中國人民處於患難時，整個印度的感情是同他們在一起的……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下一年（1939年），尼赫魯訪問重慶。在政府的接待委員會名單中本來是列上宋慶齡的名字的，但後來的實際情況顯示，重慶政府並不想讓他們兩人見面。同年9月，她寫給尼赫魯的信中說：①
①宋慶齡致尼赫魯函，1939年9月15日。
“匆匆寫幾行是為了告訴你，我因未能在你到達中國時去歡迎你而感到何等的失望……我剛知道，你在到達重慶時沒有收到我給你的電報。我正打算乘飛機去看你，卻在報上看到你離華回國的消息，真是遺憾。（因戰爭在歐洲爆發，尼赫魯提早回國。）……
“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是會見面的。我熱切地期望著有一天我們能歡迎你到一個自由和獨立的中國來……我將努力使自己隨時瞭解你所進行的工作，並以最大的同情注視你們的事業的進步，因為你們的事業也就是中國的事業。”
她這封信不是通過郵局寄去，而是託印度醫療隊年輕的木克吉”大夫回國之便帶去的，還捎了個口訊。她在信上是這樣說的：“我同木克吉大夫作了一次長談，談到醫療救濟工作以及貴國如何支援我們，因為過去我們從歐洲得到的供應現在絕大部分都中斷了。我相信他會向你詳細報告我們的談話內容，以及我提出的關於在印度建立保衛中國同盟分部的建議。由於複雜的形勢，我們可能會把我們這個組織遷移到昆明或桂林去。”
這裡說的“複雜的形勢”當然是指歐洲的戰事以及香港航運交通中斷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導致日本控制香港。昆明通過最近重開的滇緬公路，可以同仰光保持陸上的交通，因此是接收來自（或經由）印度的救濟物資的較好地點。
幾星期後，尼赫魯覆信道：
“木克吉大夫帶來的信收到……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你發了一個電報到重慶，是給我的，但我沒有收到。我滿心希望能有機會見一見你，但戰局迫使我匆匆回國……我同你一樣，希望不久的將來，當中國和印度都獲得自由時，我們能夠相見。
“我但願我們能更多地幫助你們……但在目前，像在任何地方一樣，這裡的一切也都在變化之中。未來的幾星期將會決定……到那時我們也許處境會好一些，有條件幫助，也許目前根本沒有任何條件。
“我想附帶提一下，我們在同英國政府討論印度的未來以及戰爭的目的、和平的目的時，十分重視一個自由的中國。我們不期望英國政府會說什麼可能得罪日本的話，但我們確實期望他們不要改變對中國的政策，使之不利於中國。”①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39年10月13日。
隨後，尼赫魯送給宋慶齡一批他的著作，她覆信表示非常感謝：
“……我曾在這裡找這些書，但找不到。現在我終於能夠讀到這些書了，並且讓許多人也來一起讀這些書，他們都急於瞭解在同我們兩國都有關的問題上您的思想和觀點。”①
①宋慶齡致尼赫魯，1939年12月16日。
她在這信上還說，她很高興，尼赫魯決定繼續派遣印度醫療隊到中國解放區去。她稱這個醫療隊的工作“很出色”。關於印度，她寫道，“我以最關切的心情注視著貴國所發生的事件，願您在為印度而作出的崇高努力中取得偉大成就。”
在同一信裡，她悲傷地告訴尼赫魯著名加拿大外科醫生、國際主義者白求恩大夫不幸去世的消息。尼赫魯覆信表示哀悼①，並說，“你也許知道，我們國民大會黨醫療隊的醫生已去了五台山”（山西省敵後解放區，白求恩大夫在那兒工作，後來印度柯棣華大夫接替他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同樣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因病逝世。）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39年12月25日。
尼赫魯還告訴她，英國對於印度醫療援華也在加緊干預，木克吉大夫正準備去中國，“循新開的滇緬公路，經由臘戍……攜帶了一批醫藥供應品。”但一個多月後他來信說：“…木克吉大夫到達仰光時，他的護照被（當地英國當局）取走了，無法繼續行程，只好返回加爾各答。他所帶的醫療供應品……已交給仰光的中國領事。”
1941年夏，印度國民大會黨工作委員會成員卡瑪拉黛芙夫人——一位在外貌和才智上都出眾的婦女——在周遊上海、重慶、美國、日本途中，來到香港，拜會宋慶齡。她說，在東京時，日本人提出只要印度國大黨公開反抗英國統治，日本就將給以援助，但她代表國大黨拒絕了日本這種奉承討好的表示——不是不想看到英國人走，而是因為這種“援助”有著不乾淨的動機。她說，儘管甘地和其他許多國大黨領導人被英國人投入獄中，國大黨還是這樣決定。
但在香港，這位有原則立場的印度婦女，儘管她讓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仍然受到港英警方的嚴密監視。
與此成為鮮明對照，宋慶齡主持的《保盟通訊》發表了題為《中國和印度》的社論①，對卡瑪拉黛芙夫人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認為是“及時地顯示了兩個偉大的東方國家的人民之間十分密切的利益聯繫。”社論說：
①尼赫魯致宋慶齡，1940年2月2日。
“歐洲戰爭爆發前夕，尼赫魯先生曾對中國進行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訪問。此後，印度人民的代表一直未有機會同中國的領袖們談論他們鬥爭的前景。中國的抗戰得到印度深切的理解……
“……卡瑪拉黛芙夫人的訪問，再度提出了兩國目前關係的問題。……今後肯定會比一次偶爾的未加宣佈的訪問，有著更為經常的消息、情況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吧。”
不久，宋慶齡代表保盟邀請尼赫魯和印度醫療隊隊長愛德華擔任保盟的贊助人。尼赫魯代表愛德華和他自己覆電表示“欣然同意”；①
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389頁。
“……高興地接受名譽會員的職位，作為印度同中國人民在他們爭取自由的英雄鬥爭中團結一致的象徵。”
概括起來，在香港時期，宋慶齡在反對日本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尋求英國人——包括官方人員——的支持，但她從不奉承或乞求他們——在印度問題上，她對大英帝國的抨擊不遺餘力。這就是她的統一戰線風格。
（九）對日本軍國主義——抗擊到底；
對日本人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抗戰初起時宋慶齡曾寫道：
“日本帝國主義者……只有引起我們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當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並無惡感，因為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欺騙。”①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41年10月13日。
她這樣寫，也這樣做。對於侵略性的帝國日本，她主張進行無情的武裝鬥爭——只要它還佔領著中國的一寸土地。但對於日本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她有著許多美好的記憶——他們不是敵人。在上海，她有反法西斯的日本朋友。在重慶，如上所述，她探視過受傷的日本俘虜，並同他們談話。在她的書房裡，一直保留著一本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女男爵石本（加藤靜江夫人）①用英文寫的自傳《面臨歧路》（“FacinyTwoWays”），是作者通過美國記者古爾德送給宋慶齡的，上面還有作者寫的向來表示敬意的題詞，當時中日兩國已經開戰。
①她的丈夫加藤勘十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工運活動家。——譯者
加藤靜江因為在日本收入微薄的女工中提倡節制生育（在法西斯的日本，這是不合法的）而被捕入獄，後來又因為被認為在所謂日本“國家危機”中是危險人物而再度入獄。古爾德在寫到這位英勇的日本婦女時說：
“……她雖沒有見過孫逸仙夫人，但認為孫夫人是一位同她屬於同一類型的婦女……在動盪的30年代後期，她們兩位都曾希望在較為中立的香港見面……但日本警方對加藤靜江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她可以見客（她打趣地對我說，‘每一個到我這裡來的人都；生了警方的檔案’……）但不準旅行。”
還有一個關於宋慶齡對待日本友人的態度的例子值得紀錄下來，那就是在她離開上海之前，她設法把兩位日本進步人士（作家鹿地亙及妻子池田幸子）從這座城市安全轉移到中國後方。這兩位進步人士認為，他們為自己的人民及中日兩國未來所能做的最佳奉獻，就是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對他們必欲置之死地。
（十）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及其意義
現在敘述保衛中國同盟（保盟）本身。這個組織是宋慶齡進行戰時救濟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這裡。這也是她在香港進行其他活動的基地。它雖主要支援中國的進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國內和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單位。在從事救濟工作的同時，它也向全世界宣傳中國的形勢。它在自身的組織上也是國際性的。
宋慶齡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和神經中樞——沒有這個獨特條件，它的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內部工作——她自己總是什麼工作都親自參加——的氣氛反映出她的作風和品格。這個集體主要都是志願人員，領薪的人極少極少，最多不過兩三個人——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領基本生活費。
保盟正式宣佈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實際創辦要早得多。大約三個月前，在周恩來和宋慶齡這兩位無與倫比的統一戰線開拓者的創議下，事情就開始醞釀起來。第一個參加創辦小組的外國人是傑姆斯·貝特蘭。他是新西蘭作家和記者（後在惠靈頓大學任文學教授），對於在華北敵後活動的中共領導的八路軍，通過親身觀察，早就有所瞭解並極為讚佩。1938年2月在武漢時，周恩來曾同他談到八路軍傷員的醫療服務工作，並請他帶一份報告給在香港的宋慶齡，內容是八路軍在這方面的需要。
貝特蘭於3月間抵達香港，應邀參加了八路軍駐香港代表廖承志召開的一次會議。貝特蘭曾到延安，認識廖承志。廖同姐姐廖夢醒一起，已經在香港組成了一個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組，現在他想成立一個規模更大一些的組織，以便向公眾徵集援助並同海外援華團體掛鉤。它應有中外人士擔任職務，由中國“著名人物”領導。廖承志想到的是請宋慶齡任主席和實際領導人。後來宋又建議請她的弟弟宋子文擔任榮譽性的會長職位。
發起人在鄧文釗寓所聚會。鄧是廖家的親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就學，有進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時銀行任職。這一切都使他很適合於以後擔任保盟的兩司庫之一。
大家請貝特蘭推薦一位在香港有影響的外籍人士參加，他推薦了港英政府新蒞任的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妻子海彌達·沙爾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黨（費邊社①）的背景，這在一個英國殖民地的上流社會婦女中是少見的。在結婚前（當時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彌達·布朗寧”），她在“英國與蘇俄文化關係委員會”任職時就同貝特蘭認識。她後來擔任保盟的名譽秘書。
①費邊社（FabianSiciety）1884年在倫敦成立，主張以緩進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其名稱源出善用緩進待機戰術的古羅馬將軍費邊·昆克塔託（又譯費比烏斯），蕭伯納為主要領袖之一。1906年工黨成立後，該社即隸屬於工黨。——譯者
另外一位司庫諾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學教授。他在中國出生，同情進步，有學者風度。他和鄧文釗都是盡義務的。①
①《致英國工黨書》（1937年10月3日）。
最初負責宣傳工作的是約翰·利寧，就是曾將宋慶齡的信帶給尼赫魯的那位年輕的英國人。他曾主編過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諾和貝特蘭（後來還有本書作者）都曾是它的編委會成員，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佔領北平而停刊了①。
①古爾德著《中國在陽光中》（英文），第146—147頁。
這裡想插敘一些本書作者的個人回憶，以有助於讀者瞭解當時的工作及其時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時，宋慶齡要本書作者負責香港保盟總部的宣傳工作。本書作者本來在美國合眾社工作，這時合眾社認為日本實際上已經打贏了對中國的這場戰爭，所以要裁減在中國從事採訪報道的工作人員，本書作者也在被裁之列。由於宋慶齡的推薦，本書作者在HongKongDailyPress（《(子子)刺報》）編輯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樣生活有了著落，就有時間和精力去為保盟盡義務。
（這裡附帶說明一下，不少書刊常把本書作者列為保盟的創辦人之一，實在不敢掠美。保盟正式宣佈成立是在1938年6月，本書作者是到9月間才在廣州應邀參加的，在此之前還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同年11月在香港，本書作者接任了保盟的宣傳工作。宋慶齡本人在1977年4月25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也提到保盟的名字是本書作者取的，這是老年人常有的記憶上的差錯，本書作者在回信中說明了事實經過。）
人們也許會在發起人名單中尋找史沫特萊的名字，因為她曾同遊擊隊在一起，並在武漢不辭辛勞地為他們徵募捐款和醫療用品。但她不在發起人之列。這可能因為還在上海時，她同宋慶齡一度十分密切的關係受到了一些損害，也可能因為她有一種喜歡單獨工作而不作為集體一員的難以剋制的傾向。儘管在組織上沒有關係，保盟同史沫特萊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樣成為競爭對手。印度醫療隊的巴蘇醫生記述的一件事情可以作為例子。1938年在廣州時，巴蘇曾問宋慶齡她對醫療隊打算去中共領導的軍隊中工作有什麼想法：
“……她聽了很高興，並說……我們可在長沙或漢口會見史沫特萊，她會安排會見……周恩來……我們的要求必須向周提出。”①
①貝特蘭的回憶根據他1987年2月20日從新西蘭寄給本書作者的長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談。
至於保盟的名字最早起於何時，貝特蘭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了一點線索：
1938年3月某日，“S（指孫）夫人晚宴，保衛中國同盟。”這是在保盟發表成立宣言三個月之前。
實際上，在4月中旬，貝特蘭已從香港乘船去美國和英國，宋慶齡要他到這兩個國家去宣傳保盟。他回憶說，他在倫敦曾訪晤蘇聯大使伊萬·邁斯基，他和海彌達·沙爾文一克拉剋夫人都認識這位大使。他向邁斯基探詢，莫斯科能否許可英國友人捐贈的醫藥供應品經由蘇聯鐵路運往中國邊境，再用卡車接運到西北，以便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應用（如經海運到香港再轉運，曠日持久）。邁斯基當時的表示看來是同情的，但說要請示政府。①但這事後來沒有下文——可能因為莫斯科已在用這條路線運送武器給國民黨作抗日之用，不願意讓人說它實際上是在把東西走後門運給中國共產黨。中共不論處境如何是一定會堅持抗戰的，而編造出來的“赤禍”卻會給國民黨內部及西方主張對日妥協的人提供一個藉口。在一些令人洩氣的事情上，莫斯科的外交策略總是很謹慎的。
①巴蘇著書，第36頁。
在貝特蘭從美國轉赴英國之前，即1938年5月間，宋慶齡已帶著感激心情寫信給他①，告訴他保盟在香港已日趨活躍：
①貝特蘭1986年12月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由於你的熱忱和辛勤幫助，我們的保衛中國同盟終於開展工作了……我們很感激你推薦了沙爾文一克拉剋夫人……一位了不起的幫手和有辦法的組織者……我們在這裡的聖約翰大教堂舉辦了一次英美中畫展，甚至香港總督也偕夫人光臨了……香港大學副校長鄧肯·斯洛斯本來懷疑我和保盟是‘一群激進分子出來做宣傳’，也專門發表了演說。”
由此可見，保盟那時不但已在開展工作，並且已在擴大——就像它在以後幾年裡繼續做的那樣。它通過藝術活動的接觸面也在擴大。在當時的中國，最好的藝術家、作家、劇院主持人和電影製片人及影劇演員，都是進步分子。
這一年下半年和第二年，貝特蘭在澳大利亞和他自己的祖國新西蘭為保盟進行了同樣的宣傳工作。
1939年中，貝特蘭護送一支運輸救濟物資的卡車隊，從香港經由法屬安南（今越南）深入中國腹地。①在這支車隊裡還有英國工業家桑尼克勞夫脫捐贈的新式救護車（附設有手術間）。儘管頻頻遭受空襲之險，並且“它那美麗的流線型車身去掉了某些東西”（貝特蘭語，指這輛巨大車輛的尾部被去掉了不少，以適應公路上的急轉彎和太小的渡船），它總算開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感謝同志們’，辦事處的人們這樣說。‘我們能用上它的’。”
①宋慶齡自香港致貝特蘭信，1938年5月25日。承貝特蘭向本書作者提供。
同車隊一起抵達的還有新來的醫生，其中之一是年輕的德國人漢斯·米勒。他同白求恩和幾位印度醫生一樣，在抗日遊擊隊中工作，不過他工作的時間要比他們都長一些——在隨同游擊隊作戰時，他有時成為部隊裡僅存的最高級軍官，就由他擔任指揮。他一直活到90年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過各項職務，其中一項是北京醫科大學副校長。
國民黨的封鎖越來越嚴，所以這成了載運保盟物資去延安的最後一支車隊。下一支車隊是由“公誼救護隊”提供的車輛、由兩位英國救濟工作者押運的，但沒有能到達目的地。本書作者多年前對此曾有記述：
“……八噸藥品專門打上了美國和英國組織的標記，委託給了英國救濟運輸單位的埃瓦特·巴傑和菲利普·賴特，讓他們送到延安去……聽說蔣介石同意了。但到了陝西省一個封鎖點三原，這批藥物被阻。他們將藥物存放在城裡大英浸禮會，又與當局洽談。國民黨最後提出，藥品不準運到游擊隊醫院去，他們可以分給中央陸軍醫院。他們說，中國兵不就是中國兵嗎，哪兒都一樣。
“但這批供應物資終究也沒有運到重慶陸軍醫院去。在爭吵進行時，三原地方當局曾逼迫大英浸禮會交出藥品，揚言要是不交，便對他們的傳教活動進行報復。後來我看到這批藥品在西安私人藥房內以黑市價格出售。
“……要說在那些戰爭歲月，由於藥物的封鎖而造成成千上萬人的死亡，並不誇張。幾年以後，當外國記者們（本書作者也在其中）訪問解放區時，他們發現三原縣沒收藥物的事已成了典型象徵……人們每提及此事，因為自己的同志缺少簡單的外科器械或幾粒磺胺藥丸而死亡，就感到極大的憤怒和痛苦。
“……國民黨，正如孫中山夫人一語道破，它劃了一條橫貫中國的虛構線，在虛構線一邊的抗日戰爭傷兵能受到照顧，在另一邊的傷兵則不然。”①
①貝特蘭著《穿越中國戰場，隨救護車赴西北的行程（戰地報告）》，《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116—126頁。
要成為宋慶齡領導的班子的一員，必須同歷史的主流同呼吸——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鮮明的原則性和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如同宋慶齡本人一樣。
保盟的任務，像她經常明白宣示的，不僅僅是人道主義的救濟工作，而是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服務。
保盟不接受當時在國外過份流傳的觀點，即：認為對中國的救濟援助應該是一種在中國土地上由外國團體分發的慈善施捨，或者作為施加恩惠或影響的工具。它首創了一種全新的觀念——捐贈者和受惠者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反對法西斯敵人的平等關係。
同時，在中國國內，它反對國民黨政府企圖把持同外國救濟團體的聯繫。它認為這個政權不代表中國人民，而只是壓迫人民、讓人民捱餓；這個政權對侵略者的戰鬥不多，對那些正在戰鬥的人進行的干擾卻不少；這個政權在分配資金和物資時對於那些抗日最積極的部隊加以歧視，或者乾脆排斥在外。更壞的是，國民黨官員們經常盜竊救濟物資（甚至分給他們自己部隊的物資也不放過），並在市場上以高價出售，謀取私利。
因此，保盟——它的口號是“幫助中國人民進行自救”——提出，由它自己來擔任分配救濟物資的受託人，保證由它經手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來進行分配；如果捐贈者指定是給誰的，一定嚴格地按捐贈者的意願辦理。
宋慶齡對錢財方面的事情特別認真。每一筆給保盟的捐贈，不論數額大小，收據上都有她的親筆簽字。卡爾遜寫道，“在她那鷹一般尖銳的目光下，沒有發生過錢被無恥官員吞沒的事情。”①
①愛潑斯坦普《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141—142頁。宋慶齡的引語見《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1943年9月18日於重慶），載《為新中國奮鬥》，第140頁。
在她的領導下，保盟對於一切要它放棄、減少或不公開支持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壓力，不論明的暗的、中國的外國的，都一概加以抵制。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區域，保盟幫助建立和擴充國際和平醫院，贊助兒童保育院（收養孤兒和父母在前線的孩子）——其中有一個建在延安窯洞中的“洛杉磯保育院”就是用美國洛杉磯華人捐款設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藝”（魯迅藝術學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為這些學校都是培養為抗戰服務的文化工作者的，對它們的援助不僅是出於愛國主義，也是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鬥爭。
宋慶齡和保盟以最直接的方式——並肩戰鬥來促進國際團結。這在保盟對白求恩大夫和印度醫療隊的支持上表現出來。幾年前，也是由於宋慶齡的介紹，美國醫生馬海德參加了中國紅軍的醫療工作，成為保盟在延安的通訊員、同白求恩大夫（在華北前線）的聯絡員。
在印度柯棣華醫生接替白求恩大夫擔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之前，曾經還有一位人選，即捷克外科醫生弗雷德裡克·吉斯赫①。他同白求恩大夫一樣，是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士。但國民黨不許他去解放區。像他這種情況的——曾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反法西斯醫務工作者、願意去中國解放區工作而未能成行——還有約20位醫生，屬各種國籍（德國、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奧地利）。後來他們被分配到中國紅十字會的醫療服務隊，在國民黨控制的抗日前線工作。作為共產主義者，他們以統一戰線的精神，提供了優良的服務。
①見邁克爾·布蘭克福著《高大的美國佬》（英文），第260頁。
保盟每遇到一個障礙和挫折——正如整個統一戰線所遭遇的那樣——宋慶齡總是鼓勵大家付出加倍的努力並加強宣傳，以使海外對戰時中國的複雜現實有較好的瞭解。
1941年初發生“皖南事變”，保盟在促使全世界瞭解真相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已如上述。在行動上，保盟繼續給這支已被正式宣佈“解散”的新四軍提供醫療服務，新四軍也加強了它的對日作戰。當時所用的辦法之一是在上海的外國租界小心謹慎地採購醫藥供應品，然後通過巧妙的地下活動，偷過日本佔領區。為此目的，有一個包括中外人士的保盟支持者小組在上海工作，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個小組的據點是耿麗淑所住的公寓，耿是宋慶齡的朋友、保盟美籍會員、上海女青年會總幹事。）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大夫有時秘密地來往安排，沈還曾前後三次赴香港，向宋慶齡當面彙報。
在香港本地，由於宋慶齡的獨特地位，也成功地建立起一個以保盟為中心的統一戰線。作為孫逸仙夫人——即使小學生也都知道她是“國母”——她不可能輕易地受到哪怕是最惡劣的國民黨反動分子的直接攻擊。儘管常有一些見不得天日的間接的惡意中傷和流言蜚語，但由於她為人所知的品格和個人的非凡魅力，結果受害的往往是製造這些流言的人自己。社會各階層人士，不論他們的觀點如何五花八門，都認為能同宋慶齡交往是自己的殊榮。
但是，也還是由於她的罕見的政治技巧和策略，才可能使這些特殊的有利條件被用於她所選擇的事業。
宋慶齡要求這一統一戰線應該在保盟的實際救濟工作中得到反映。保盟一方面不遺餘力地為援助被封鎖的解放區而奮鬥，另一方面也毫不遲疑地幫助任何地方的項目，只要它們對民族抗戰有益。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合”）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區域都開展工作。還有上面剛提到過的中國紅十字會醫療服務隊也是在國民黨區工作的。這同國民黨對任何它所不能控制的東西一概排斥是明顯的對照。
在香港，宋慶齡徵集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捐贈。他們之中有中外籍的官員、銀行家、工商業家。應孫夫人的邀請常在保盟活動場合出現的有港督羅富國爵士。上面已經提到捐贈新式救護車（帶手術間）的英國工業家約翰·桑尼克勞夫脫爵士。挪威船主埃裡克·莫勒（他在遠東有一支商船隊）也捐贈了一筆鉅款。
至於香港的中國富人，一位前保盟會員曾幽默地回憶起他在為“工合”籌款的一次聚會上所見的一幕：
“廖夢醒的母親（直爽的何香凝）拉著何東爵士（香港的中國首富）女婿羅文錦的右手，硬是逼著他寫下捐款的數額。其他名人排成隊，挨個來，為工合籌到了一大筆錢。”①
①吉斯赫醫生的弟兄伊剛·愛爾文·吉斯赫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左翼記者。
這可以作為當時流行的愛國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體現——廖老太太“有力”而她所“捕捉”的對象“有錢”。但實際上他們所以覺得難以拒絕是因為宋慶齡在場。
本地富裕人家的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國民黨要員的夫人們都自願為保盟義務工作——多半是因為能同孫夫人一起工作是件光彩的事。她們捐贈或幫助徵集許多古董字畫，由保盟委託美國和法國的友好團體拍賣，得款資助保盟的救濟項目。不幸的是，美國不同意給這批東西免除進口稅，雖經羅斯福總統夫人接到宋慶齡等呼籲後親自出面說項，也未奏效。法國雖准許免稅，但它自己不久也打仗了，這批東西沒有賣掉，存放在中國駐法大使館裡，後經顧維鈞大使夫人的努力，才又返回香港。
香港中國首富何東爵士的女兒伊娃醫生（何嫻姿），在保盟做基層工作，非常勤苦。國民黨右派要人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幫助碼放和分發供應品，勞動也十分辛苦。在這樣的勞作中，宋慶齡自己總是帶頭。看到高個子、臉色白皙的胡木蘭同小個子、黑皮膚的廖夢醒和宋慶齡在一起幹活，真是有意思，因為胡漢民和廖仲愷（她們兩位的父親）曾經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敵。為了抗戰中的民族而實現這樣廣泛的團結，全由於宋慶齡創造了必要的氣氛。
堅定的原則性並沒有使保盟陷於孤立。這一點在宋子文退盟造成的危機中可以看出來。她很快就籌建了一個由中外贊助人組成的新機構。中國方面有孫科、馮玉祥將軍；國際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魯、愛德華醫生（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前隊長），美國的保羅·羅伯遜（偉大的黑人藝術家和自由戰士）和賽珍珠（中國出生的女小說家）、甚至還有克萊爾·布思——《時代》雜誌大老闆亨利·盧斯的夫人（想到後來他們所持極端的“冷戰”立場，她的參加似乎不可思議），德國的託瑪斯·曼（著名作家、這時因受希特勒迫害流亡）。
在這個“遠東慕尼黑”看來臨近難以捉摸的時期，宋慶齡拒絕了來自外國官方人士的、要她搬進蔣介石在港的一處房子的提議。認為這是無原則的。向她提議的是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一寇爾爵士，她同寇爾大使私交甚篤，也許正因為這一點，才要大使出來對她施加壓力。她不客氣地加以拒絕有可能使保盟在英屬地香港的處境困難。但在這件事情之後，她和保盟沒有縮手縮腳，而是繼續利用每一個有著共同利益的領域，避免同港英當局的關係出現不必要的緊張。隨著英日矛盾的尖銳化——這是不可避免的——雙方的關係又趨改善。
儘管同香港高層進行合作，有了分歧還是需要指出。不過，宋慶齡不是用直接辯駁的辦法，而是在自己發表公開談話時有針對性地闡明觀點。1941年中，英國已與德國交戰但尚未與日本開仗，香港總督羅富國——他對保盟一般說來是友好的——為贊助保盟的一次募捐活動，說了這樣一段話：
“遭受自然和人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難者，以及這些無助的人的要求，是值得大家支持的，這就是這次活動的目的。”
在同一個場合，宋慶齡在她的講話中有意識地用了另一種調子——她不是把中國人民說成僅僅是“受難者”（當然更不是“無助的人”）而是戰士，援助這些戰士是對共同敵人法西斯主義的打擊：
“這個月在英國，中國運動委員會不顧敵人轟炸的威脅，卻在為爭取中國的醫藥救濟經費而展開一個巨大的……運動……這個星期在菲律賓，也正在舉行一個類似的、紀念中國抗戰四週年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目的正如我們在香港的一樣，用募集經費來幫助中國的難民進行生產自救……來幫助中國的鬥爭。”①
①許乃波致本書作者，1987年11月8日。他是一位工程師，為保盟委員會吸收為委員，任技術顧問。
在擴大保盟基礎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宋慶齡善於交私人的朋友，並用她的關心和溫暖使友誼長久保持下去。在美國志願為保盟募款的熱心人士中有一位安妮·馬爾·斯利普，宋慶齡和她是從她們都還是女學生時起就相識的。她從沒有因為遺忘、怠慢而失掉過一個朋友。同她通過信的人都可以證明，她不管怎麼忙總是當天回信，最晚也不過晚兩三天。
她從不要求或期望朋友或相識的人很快同意或接受她的觀點，而是去順應他們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對於那些較為遲緩或不願改變看法的人，她也不會看不起他們。有人一變而敵視她所堅持的一切原則、也有人試圖為自私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她所慷慨給予的友誼——她只同這樣的人斷絕交往。她對林語堂博士就是這樣。在30年代，林曾是她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事；40年代他成了美國暢銷書的作者——後來又成了一個說話刺耳的發言人。他從美回國時大事宣傳，說他要同“吾土與吾民”（這是他那本最出名的著作的書名）在一起，直到戰爭結束。正是為了這一點，宋慶齡在他途經香港前來訪謁時接見了他。談話開始時還很熱烈，她向他介紹了保盟的工作。這位現已名利雙收的人物對保盟沒有表示任何鼓勵，更不用說支援了。相反，他倒提出要請保盟幫他的忙，把他那部從美國帶來的嶄新的小汽車放在保盟的醫藥供應車隊裡運往重慶，這樣可以免付關稅。
宋慶齡馬上問道，“我們可以把醫療設備裝在你的車裡嗎？”
林回答說，最好不裝，因為怕弄壞車裡的坐墊等等。說話時臉色都變了。
談話到此就談不下去了，即使林語堂以他的禮儀和機智也沒能挽回。一會兒他就起身告辭，宋慶齡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看了令人難忘的、充滿嘲諷的一眼。
但對保盟的所有工作人員，不論職位高低，她總是那樣熱心和民主，使大家感到同她是平等的、感到很自在。保盟每週開一次例會，開會的地點在香港西摩道21號保盟總部十分擁擠的辦公室裡，桌上堆滿各種文件材料，地板上還常常堆著小山似的供應品，準備分類處理。但會議的氣氛非常親切、隨便。保盟的工作人員來自不同的國家和階層，年齡也不同（1938年時本書作者才23歲，是最年輕的）。宋慶齡主持會議，但從不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而是讓所有在場的人（不管是委員會成員、還是職工）都發表意見。會快結束時，她說說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後做結論的架勢。誰有話還是可以說，即使說的同她相反或有什麼新點子，她從不表示不高興。誰都想不起什麼時候聽到過她提高嗓門說話。她的話總是很清晰、務實，常常提出一些具體工作以及工作日程，而不是隻說點意見或判斷。
如果說她在保盟活動中作為嘉賓接待的都是一些顯要人物，那末到保盟總部來並受到歡迎的則都是普通人。中國工會工作者來送個人或集體的捐款。還有外國工會工作者——美國或其他國家船上的海員每次送來的捐款少則幾十美元、多則一兩百美元，都是在來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們募集、或在出發港口的工會會所裡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約翰·科米爾的美國海貝，每次他的船到香港，總要送捐款來。這樣的客人總要坐下來聊一會兒。他們聽到敵後游擊隊鬥爭的事蹟，都很有興趣，臨走總要熱心地帶一些《保盟通訊》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給船上同事和朋友們看。
宋慶齡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不是理論、也不是辭藻。這種感情是直覺的、強烈的，是在實踐中不斷與群眾接觸而產生的（特別是在1925—1927年大革命時期的省港大罷工和農民運動中）。
本書作者就有一段難忘的經歷——一件在香港發生的小事。她要本書作者陪她在九龍碼頭上迎接從美國回來的朋友。本書作者遲到了——這是老毛病——發現她一個人站在那裡，四周是碼頭工人們在忙著搬運和安裝纜繩、滑輪等等碇泊和卸貨的設備，就趕緊向她道歉：“真對不起，讓您一個人在這兒等。”她好像沒有注意到道歉的話——她本來是最不喜歡任何人遲到的——因為她回答道，“那麼多工人在我身邊，我不覺得是一個人。”雖然她出身於富裕家庭，身份地位又是那樣與眾不同，她的心在哪裡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為她那種毫不矯揉造作的態度添加生趣的是一種小精靈似的愛逗樂的脾氣。有一次，本書作者和唐納德·艾倫一起請她到我們合租的小公寓裡吃我們自己做的午餐。（艾倫是嶺南大學的一位年輕美國教師，也是在廣州參加保盟工作的。）她一口答應，這使我們兩個既高興又覺得有面子。但當我們想到沒有檯布時，已經太晚了，只好找出一塊乾淨的床單來代替一下。吃完飯，她對我們這兩位大師傅的手藝誇獎了一番（實在不敢當），又說了些保盟的事情，然後眯起眼睛，笑著說，“我一直在琢磨，你們兩位中間是哪一位睡在這張布單子下面的。”她的聲調是開心的。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發窘而是同她一齊大笑起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和兩個非常普通的年輕人。
在另一場吃飯的“危機”中，她表現得更有風趣。英國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工黨名人，後在邱吉爾戰時內閣中任大臣）事先經尼赫魯介紹，在途經香港時，要拜訪宋慶齡①。她在家裡準備了一個小型的中國式宴會接待他，已萬事俱備，廖夢醒忽然趕來報告一個令人不安的消息：克里普斯是位素食者。在匆匆忙忙撤掉肉食換上幾個素菜之後，傳來了甚至更壞的消息：他是一位只吃生菜的素食者！宋慶齡舉起雙手大聲說道，“那我們就把他趕到外面草地上去吃草吧！”總算趕做出一個“沙拉”，才使他免於“吃草”。克里普斯來了。他是一位瘦高個子、表情嚴肅的人。他說了一些表示敬慕的話，又談了些各樣事情，幾乎沒有看一眼餐桌上有些什麼東西。（幾年後，他的夫人伊莎貝爾擔任英國聯合援華會會長，對宋慶齡的救濟工作多所幫助。）
①愛潑斯坦著《回憶保衛中國同盟的宣傳工作》（1958年6月），載宋慶齡《永遠和黨在一起》，第65—66頁。
宋慶齡在香港的幾年中，對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支持在她的全部活動中佔有特殊位置。“工合”運動是為了增進中國的經濟生產力和民主，以支援團結抗戰。它吸收了許多有獻身精神和進步傾向的組織者和技術人員。在它的發起者中有宋慶齡的老友海倫（尼姆·韋爾斯）和埃德加·斯諾，還有路易·艾黎——他以堅定的信念和旺盛的精力從事“工合”的基層工作。“工合”成功地使許多工業工人帶著他們的技術和（只要有可能）設備，從日本佔領區轉移到抗日的地區，並且保證他們到了這些地區之後就能製造出當地急需的東西並能維持生活。它還努力培訓各地的難民，使他們生產自救。根據“工合”的工作原則，每個社員都有發言權，也都要在生產中承擔適當的責任——這在國民黨統治區是從未有過而在解放區則同整個體制是很合拍的。
從“工合”一開始籌備，宋慶齡就堅決支持。她起初通過“保盟”的活動為它籌款，後來又兼任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這個國際委員會是1939年在香港設立的，由中國資深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宋慶齡的友人陳翰笙博士任執行秘書，熱心公益的香港註冊會計師陳乙明擔任司庫。委員會外籍成員除艾黎和斯諾夫婦（不在香港）外，有思想開明的香港英國聖公會主教何明華（羅納德·霍爾）和中國出生的美國社會工作者和作家文達·普律德。（普律德女士後來在美國領導了一個支援“工合”的委員會，由羅斯福總統夫人擔任名譽主席。）
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埃文斯·F·卡爾遜（他對宋慶齡的讚佩前面已提到）辭去了軍職，以平民的身份，為“工合”工作。他對“工合”非常熱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重新參軍，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英雄，晉升為准將，指揮海軍陸戰隊突擊隊。這支部隊運用了一些借鑑於中國八路軍的思想教育方法，這在美國軍事史上是唯一的。它有一句著名的在戰場上的吶喊口號“GungHo”就來自“工合”。
工業合作社相當快速的發展——很可能再加上宋慶齡的敦促——使另外一些宋家的人也對它作了一點表面文章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想被看作是改革派。“工合”組織本身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下，也需要在國民黨內有些高級的保護人，否則就難以生存下去。但為此也要付出代價——在“工合”理事長孔祥熙（宋靄齡的丈夫、蔣介石的財務主管）下面，設立了寄生性的官僚主義行政機構，安插了許多政客、遊手好閒者、惹是生非者、指手畫腳者等等。
為了不使“工合”被這些傢伙搞砸而保持原來的性質和動力、支持路易·艾黎（國民黨一直想把他捧走）的基層工作並保證解放區的“工合”單位能獲得捐款中的應有份額，才成立了以宋慶齡為首的“工合”國際委員會。當國民黨開始搜捕“工合”單位中的進步人士時，委員會盡力保護他們，有時成功、有時不成功（有人甚至被殺害）。
1939年末在香港ZBW電台所作的一次廣播講演中，宋慶齡闡述了這些工業合作社及其健康發展的意義：
“……目前委實是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黃金時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間，已經成立了一千二百個以上的工業合作社。它們每月可以出產價值四百萬元國幣的貨物。……工業合作運動的開展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國人士的援助……中國工業合作運動更可以消除東方勞力廉賤的傳統陋弊。單此一點，便足裨益世界不淺……再沒有別種運動能夠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中國更為應時和重要的了，因為它的目的是人類的復興、經濟的改進和培養民主教育。”①
①尼赫魯在1939年12月25日從阿拉哈巴德給宋慶齡的信中說，他建議克里普斯到香港時去拜訪她並給了他她的地址。他告訴她，克里普斯正從印度循重開的滇緬路去中國，將在中國內地耽擱幾個星期，再去香港。
在1940年她同靄齡、美齡一道訪問重慶和成都時，在每個公開場合她總是對“工合”表示支持，已如上述。
1941年7—8月，她為“工合”發起了一個國際性的“一碗飯運動”①，成千上萬的捐獻者只吃一碗飯、但付出在餐館裡吃幾道菜的價錢，所有盈餘交給工業合作社作戰爭難民救濟之用。她在香港“一碗飯運動”開幕式上致詞：
①香港《大公報》，1939年12月1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22—123頁。
“一碗飯運動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濟被難的人們，並且是要節飯節食，來表示犧牲的意思，這是我們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更含著一種深長的意義，因為這次捐款是要幫助工業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和傷兵，這是鞏固經濟陣線，是生產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的一種救濟事業。工業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組織。我們這樣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飯運動，來使工業合作社完成救濟事業，豈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嗎？”
兒童工作也是她時刻放在心上的事情。保盟在香港發出的第一份有插圖的傳單是她向全世界發出的“救救我們的戰災兒童”的呼籲。她說，“他們代表著我們未來的一代。他們將來要在這片他們的父母正在為之戰鬥、受苦受難、流血犧牲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我們絕不能讓戰士們的子女成為‘迷失的一代’。……請你們把對中國的同情心表現在幫助保存中國未來的有生力量的行動中。”①她在這方面的工作還不限於保盟。香港“中國戰爭孤兒救濟協會”成立後②，她擔任名譽顧問，其他的顧問有國民黨要人她的姐姐宋靄齡、弟弟宋子文等，還有當地名流，實際做工作的大部分是左派人士如何香凝和她的女兒廖夢醒、顧淑型（陳翰笙夫人）等。1939年9月，歐洲的戰爭爆發後，它制定了把一部分工作轉移到內地去的計劃。
①除香港外，還在倫敦、舊金山等地舉行。根據《保盟通訊》的記載，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於1941年7月至8月舉行，7月1日舉行開幕式、9月1日舉行閉幕式，宋慶齡均親自出席。她在開幕式上的講話發表於香港《華商報》1941年7月2日、轉載於重慶《新華日報》1941年8月15日。此處轉引自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374頁。
②《救濟戰災兒童》（1939年3月28日），收入《永遠和黨在一起》，第5—6頁。《保盟通訊》及保盟其他出版物刊載了許多關於保盟兒童工作的報道，包括馬海德和黎雪（路易·艾黎的養子）發自延安的報道。
宋慶齡的募捐工作不論採取什麼方式，總是同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這兩個主題有關聯的。這一點在文化領域中表現得很明顯。在保盟主辦的義演中有兩部德國反納粹作家寫的話劇（恩斯特·托勒爾的《霍爾牧師》和弗里德里希·沃爾夫的《馬門教授》，都譯成中文上演）、一部好萊塢（華納兄弟影片公司）電影《裘萊士》（條萊士是19世紀領導墨西哥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戰士，由保羅·繆尼扮演）。宋慶齡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這部影片也是為我們的事業的絕妙宣傳，因為當時墨西哥的情況同我們現在的情況有許多相似之處。”①
①在香港《大公報》（1938年6月6日，1939年5月25日、6月11日及12日、9月16日）上多次刊載了與宋慶齡有關的在當地開展兒童救濟工作的報道。
還有一部報道中國抗戰實況的實地拍攝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是由世界著名的紀錄影片大師、荷蘭的佐裡士·伊文思導演、由美國電影明星弗雷德裡克·瑪爾契解說的。但在送港英政府審查時，未獲通過，因為它怕得罪日本人。
許多作家和表演藝術家、音樂家在香港時都幫助宋慶齡開展工作、也接受她的資助（他們當時的生活很艱苦）。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都成了各自領域中的帶頭人，如劇作家和導演夏衍、陽翰笙和歐陽予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馬思聰、特立尼達出生的舞蹈家戴愛蓮（她曾在英國的蘭伯特、約斯這兩個芭蕾舞團①學習和演出，在新中國是開拓性的舞蹈家和編舞家）。為保盟畫宣傳畫並在保盟主持下舉辦過畫展的畫家有葉淺予、丁聰等人。陳依範（武漢時期外交部長陳友仁之子）把他從延安帶回來的反映鬥爭的振奮人心的木刻、連同他自己的繪畫和漫畫舉辦過展覽。
①蘭伯特芭蕾舞團為英國現存最古老的芭蕾舞團，1935年由著名芭蕾舞蹈家瑪麗·蘭伯特（1888-1982）建立，她因在創建英國芭蕾舞方面的功績於1954年獲不列顛帝國勳章。約斯芭蕾舞團由舞蹈家庫爾特·約斯（1901-1979）創建。——譯者
為了推進革命文化和發揚革命傳統，1941年在香港舉行了紀念中國新文學先驅者魯迅逝世五週年和革命家鄧演達殉國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宋慶齡都起了主導作用，並寫了非常感人的紀念文章。
（十一）戰火蔓延，離港赴渝
1941年夏發生了一件有世界影響的事件——納粹德國進攻蘇聯。《保盟通訊》在題為《中國堅守東方前線》的編輯部文章①中寫道：
①宋慶齡致徐瑛（弗蘭克·司徒夫人）（香港），1940年1月24日。
“自慕尼黑會議以來的災難歲月裡一直不清楚的事，現在，其直接後果已經十分清楚了。……一邊是法西斯侵略者……同它們相對立的，是終於團結起來的所有民主力量，他們還能發揮出內在的力量……他們合在一起就能戰勝法西斯主義。
“在遠東前線，中國單獨抵禦者侵略者的軍隊……在那些最初的戰爭年月裡，蘇聯是中國反抗日本進攻的最好的支持者……（中國本身目前）更大的危險來自那些身居高位的納粹同情者，他們口頭上……對中國抗戰持有信心，實際上卻在迫不及待地期望莫斯科的淪陷和消滅中國‘共軍’的機會……
“中國能夠堅守遠東戰線，但要有效地做到這點，中國應得到其他各國的全力援助，這些國家把中國的鬥爭看作他們自己的鬥爭。中國能夠取得勝利，但中國的領袖們必須認識到，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義都無妥協的可能，民族解放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能通過人民的團結和共同的努力……”
在宋慶齡看來，要實現這樣的團結，最需要的就是民主。這正是她在1941年10月為紐約《亞細亞》雜誌所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她在文章中指出，國際局勢已轉為對中國有利，所有與中國友好的國家——英、美和蘇聯——已經聯合在一起。但在回顧當年年初襲擊新四軍的皖南事變時，她要大家留心：“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動內戰的人似乎又要把我們的國家弄得四分五裂，給敵人打開大門。……戰時自由中國之缺乏民主，是中國軍隊間發生軍事衝突的主要原因。這對敵人是有利的。……中國缺乏民主，只對第五縱隊、潛在的妥協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給人民以民主權利，無論如何也不會妨害抗戰事業。相反地，我們人民熱烈支持抗日戰爭，因此壓制他們的積極性，毫無疑問是有害的。……缺乏民主使妥協派和求和派能夠在暗中活動，準備投降；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不僅與敵人勾結，並且還與羅馬一柏林一東京軸心反人類進步的整個陰謀有聯繫。”
她接著又指出，英美也有這樣一些勢力企圖使“日本脫離軸心”、“穩定太平洋局勢”，辦法就是締結一個遠東慕尼黑協定。“正是這些集團，不顧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國一邊，它們同侵略者勾搭，賣汽油給他們作飛機燃料，賣鋼鐵給他們做炸彈。他們幫助日本加強軍事機構之後，現在又可能在設法幫助它達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國媾和投降。”她最後說，中國人民在任何情況下將繼續奮戰，“我希望美英朋友們，為了幫助我們和他們自己，支持中國的民主的要求，堅持要他們的政府儘可能援助中國，並終止在物質上或政治上對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①
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380—384頁。
這一年，她仍在香港繼續開展工作，如為白求恩大夫創立的國際和平醫院舉行“街頭募捐日”活動，為支援“工合”邀請一個大馬戲團從菲律賓來港表演。主持它的首演式是她在香港的最後行動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個馬戲團被迫中輟了演出，並被困在香港。）
日本偷襲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同時進攻香港。
在戰事發生的第一天，宋慶齡遇到了日機空襲，看到無數男女老少慘遭殘害。她從現場用電話把她的一個聲明發給英文《南華早報》，描述了這場來自空中的大屠殺並響亮地號召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戰鬥，直到全面勝利。她的聲明全文如下：（稍有刪節）
“今天早晨我醒來時，同你們大家一樣，發現戰爭已經降臨香港。我看見炸彈落在九龍街道上。我看見十幾個男人和婦女被炸死——就在我的眼前。我能告訴你們我的感受嗎？
“現在，在中國內地已發生了五年的事情，在香港也發生了……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曾經想先征服中國，現在又在嘗試另外一個更加危險的計劃……
“這一戰爭，如同在它之前業已失去的和平一樣，是不可分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同其它部分分開。如果在香港有人曾經以為分開是可能的，那麼日本的炸彈已經來告訴他們，大夥面；臨的共同危險將是什麼。
“那就讓我們明白地說出來，我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所必需的是什麼——炸彈已經千真萬確地掉下來了！我們所必需的是一條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把中國自身的鬥爭同英國、俄國和美國人民的一致努力聯結起來，把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義徹底粉碎。我們所必需的是所有民主人民的民主聯盟，使反法西斯國家的所有資源都用在最需要的戰場上。我們所必需的是一條全世界的民主陣線，它將真正是世界性的、民主的。
“重慶的人民在所有嚴酷考驗的日子裡從不動搖。現在是香港人民表現出同樣精神的時候了。這種精神在過去那些戰爭的年月裡曾為他們英雄的同胞們贏得了名譽。讓我們共同戰鬥到底，直到把日本強盜趕過大海，回到他們原來的島嶼上去。
宋慶齡”①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20—124頁。
她這篇簽名的聲明顯示出她那無所畏懼的精神，因為幾天之內她也許就會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朋友們已作出了為她緊急撤退的準備，但她起初不願意走——不願意離開她的同事、離開她會去做的救死扶傷的工作。最後她總算同意了。她乘坐的是最後起飛的幾架民航機之一。這時香港機場上已是彈坑累累，起飛後六小時機場就被日軍佔領了。
據貝特蘭回憶①，她在離開之前曾說過，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繼續下去”。《一場戰爭的陰影》（英文），第107—108頁。
①刊載於1941年12月9日英文《南華早報》。轉引自傑姆斯·貝特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