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廣州的變局：1923—1925年（上）

1923年，宋慶齡30歲了。

1月間，她陪同孫中山與蘇俄政府使節越飛在上海進行了為期一週的會談，成果是在1月26日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1883—1927）蓄黑鬍子、戴眼鏡，身體瘦弱而才思敏捷。他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布爾什維克。即使在一個堅決反共、但親眼見到過他的作者筆下，也不能不對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一個最不尋常的人……儘管不到四十，看起來已經像個老頭子了，因為在沙皇統治時期他在獄中受過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裡的中國人]出神地聽他闡釋他信奉的主義，他宣稱歐洲的所謂政治原則絕大多數只不過是世代相傳的偏見……他給北京的官員們講《佈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約》的內幕（他是參與談判的主要成員之一），還有關於當時還是秘密的中歐歷史的真正事實……（中國）首都的知識界的興趣是如此濃厚，一個新的俄羅斯一中國團體組織起來了，它看來要產生一些偉大的事情。”①

①姚觀順的英文名字是“喬治·鮑上校”，他是美籍華裔，1887年生於美國加州格拉斯谷，後畢業於美國諾恩裡奇軍事學校。他的祖上原籍廣東香山，是孫中山的同鄉。1917年，他在廣州參加了孫中山的衛隊，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奉命保護孫夫人脫險，自己負傷。傷愈後，他又在1925一1927年的北伐軍中任工程師（這是他的專業）。1931年，由宋慶齡推薦給她弟弟宋子文（時任財政部長），派往財政部所屬的“鹽警隊”任職。他先後參加了1932年淞滬抗戰和1938年的台兒莊大戰。1943年後，他在

越飛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曾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他是談判佈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約的高級人員——這個和約在1918年簽訂，終止了俄國同德國之間的戰爭，並且在保證被包圍的新生的蘇維埃國家得以生存下去這一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他在1922年在意大利熱那亞舉行的國際會議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擊敗了國內的反革命和十四個外國的干涉之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列寧“和平共處”的原則指導下，採取了第一個外交行動，藉以打破在歐洲各國中的孤立狀態。

列寧對他在黨內的同事和下屬總是從優點和缺點兩個方面去衡量的。列寧給越飛的信件顯示，他首先看到的是越飛作為一個忠心耿耿的布爾什維克和能幹的外交家，但也不乏對後者缺點的尖銳而友好的批評，這些缺點中有神經質的內部爭吵以及未經請示就自作主張地採取錯誤行動（在派到中國來之前的幾次任務中）。①但儘管列寧對他有所責備，仍繼續交給他新的重要任務。列寧不是會輕易拋棄老同志的那種人。（在斯大林領導下，越飛的日子過得沒有這樣好，而且不久就惹上了很大的麻煩。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對派，於1927年自殺。）

①普特市·威爾（B．L．倫諾克斯一辛普森）著《為什麼中國被惹發了性子》（英文），第72—73頁。

回到孫文一越飛會談這件事上來吧。十月革命的發生還只是五年前的事情。俄國的內戰剛剛結束——1922年10月，白衛軍在它最後一個據點海參崴被殲滅。幾星期之後，越飛就動身來中國了。

派遣這樣一位資深人員（副人民外交委員）到中國來也標誌著蘇聯開始參與遠東的外交事務。越飛先在北京開始執行他的任務，試圖取得中國官方政府（當時在軍閥主宰下）對蘇聯的承認，從而打破居於統治地位的西方列強要把蘇聯在亞洲也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企圖。如上所述，他還努力向中國的輿論界解釋蘇維埃革命的意義及其實踐。但北京的官方不同他談判（部分地是由於外國的壓力，這些外國在1918年曾迫使中國派兵到西伯利亞去進行干涉）。至此，越飛才到上海會晤孫中山並共同簽署了聯合宣言。這樣，同為資本主義國家所反對和蔑視的蘇維埃政府和孫中山之間，除了過去列寧和孫都表示過的革命同志情誼外，又有了外交上的接觸。

下面將會談到，越飛要同北京建立關係的努力並不使孫中山感到高興。越飛解釋說，那裡的現存政府——不管人們怎麼看——從國與國的關係來說，是必須要與之打交道的。越飛甚至明白地說，不論現時怎麼做，在蘇聯的心目中，代表未來的是孫中山。但孫中山並沒有真正被說服。

就其他歷史背景而言，應該記住的是蘇聯當時還不富裕，還很窮困。格里哥里·維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訴孫中山——他當時聽了顯然很苦惱——俄國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還沒有恢復到戰前（即1914年前）的經濟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國的窮人不但戰勝了本國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而且戰勝了最富有的外國“列強”的干涉。俄國和中國人民相互同情，不僅因為他們都窮，還因為俄國革命勝利所帶來的希望，以及勝利了的俄國人民對於幫助其他國家被壓迫窮人的鮮明願望——儘管他們自己還衣衫襤褸、窮苦不堪。這就使蘇聯與其他絕大多數外國形成鮮明對比從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深得人心。不管在這個世界上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一有力的歷史事實都是不容掩蓋的。

孫中山和越飛的談話以及在此之前五個月中他們之間的通信，都是用英文進行的，並且無疑都是由作為孫的英文機要秘書的宋慶齡經辦的。

在越飛之前，慶齡已遇到過達林和維金斯基這樣一些較早時期的蘇聯信使，他們的年紀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現在她又看到了越飛那種成熟的智慧和經驗——這是她一貫尊敬的兩種品質。同時，在同越飛用交談和通信進行的談判中，她瞭解到共同的立場，也知道了種種複雜的情況。

（一）《孫文—越飛宣言》

孫文—越飛會談後發表的聯合宣言產生了歷史性的後果。這份用辭謹慎沉穩的文件，開始了以後幾年中越來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蘇方在政治組織和軍事工作中的援助）——不僅是兩個政黨之間的合作，還有孫在廣州的政府同蘇聯政府之間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點是關於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任務的。“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的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第二點是應孫中山要求，越飛重申蘇俄於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會中列舉的原則，並“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第三點，建議將來舉行中俄會議解決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孫博士以為可作出一些臨時性的安排。

第四點，即最後一點，是關於外蒙古的。越飛向孫保證，“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以及釀成較現在尤為嚴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衛軍確曾控制外蒙並對西伯利亞發動襲擊，後來紅軍開進才將之擊敗。）①

①《列寧選集》英文版第44卷中列有列寧致越飛的7封函電，索引中越飛的名字出現17次，45卷索引中出現9次。

在會談結束時，越飛說他將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處溫泉去療養。實際上，雙方都覺得要進一步談判國民黨同蘇聯合作的細節，在外國的一處溫泉，比在軍閥和帝國主義特務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孫中山也派他的親密助手廖仲愷以“療養”為名，到日本熱海去同越飛繼續會談，以便把許多具體事項確定下來。

越飛同時也在尋求日本對蘇聯的承認。在孫中山方面，他也對他的一些日本老關係做工作，要他們贊成對蘇聯的承認。他過去曾經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亞細亞情緒）從帝國主義擴張的道路上拉轉來，走上幫助亞洲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他現在為使日本承認蘇聯而作的努力，同他這個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確要求得到保證，任何蘇日之間的協定都不會不利於中國。

總的說來，同越飛的會談反映了蘇聯和中國革命的共同利益——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們之間的一些不同看法——這是次要的。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們之間並沒有發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蔣介石的國民黨後來所說的那樣的情況：越飛要把共產主義或共產黨的理論強加給孫中山，而孫中山則予以抵制，《孫文一越飛宣言》第一段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僵局。

關於另外一種正好相反的說法，同樣沒有任何證據。這種說法當時曾由右派的宣傳家們大肆鼓吹，他們把孫中山說成放棄了他自己的所有主張，俯首帖耳地接受蘇聯人的主意，認為他們的優秀智慧，毋容置疑。事實上，孫中山尖銳地批駁了越飛提出的某些觀點、有力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觀點——革命的調子不是比越飛低而是比他高。當然，越飛受到他本國政府外交戰略的約束，對這一戰略的某些方面孫中山曾直接予以批評。

所有這些方面在最近發現的孫中山致越飛的兩封信①中都得到了反映。1922年8月25日，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越飛從北京派來的代表，並接受了他所轉交的越飛於8月22日的信函。8月27日孫覆信，由此開始了他們的通信往來。越飛給孫的信迄今未見，在這次發現的孫中山致越飛的兩封信中，有兩點是明白的，即：他要同蘇聯建立合作的決心以及他對自己的論點的堅持。還有一層含意也是清楚的——最瞭解中國現實的還是中國人。

①以上《孫文—越飛宣言》引文據《孫中山全集》第7卷（1923．1—1923．6），第51—52頁。宣言中提到的“中東鐵路”為我國東北地區自哈爾濱西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的鐵路線舊稱，原為沙俄修築（1897—1903年），1905年日俄戰爭後，長春以南段為日本佔領，稱南滿鐵路。十月革命後，長春以北段由中蘇合辦，仍稱中東鐵路。

這兩封信中的第一封就是孫中山在1922年8月27日給越飛的覆信。信的開頭說，“您本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興趣的來函已經收到。貴國政府派閣下這樣一位享有盛譽的政治家來我國，我表示非常高興。”下面主要是談論了越飛來信中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從孫的答覆中推斷的）。

一個問題是越飛想同當時由北洋軍閥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對此，孫直言不諱地表示不同意：

“我必須告訴您，北京政府完全沒有骨氣，十分軟弱無力，因此說現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強的代理人，也並不過分……眾所周知，某些列強不願在他們自己能夠將經濟投降條件強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國同俄國達成協議，同時，它們也不歡迎在我們之間出現任何達成協議的前景，因為這種前景顯然會使中國擺脫它們的政治經濟控制。只有把中國的重要利益置於各個列強利益之上的中國政府，才能使這兩個國家相互完全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我要勸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個雙方有不同意見的問題是對東北軍閥張作霖的態度。孫中山正在尋求同張結盟，反對由張的對手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當時在蘇維埃政府及共產國際的許多人中，在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人中，都認為吳佩孚要掌握整個國家的權力，從而能統一全國，為進一步的發展創造一個必要的客觀條件。從階級分析來說，吳被說成代表中國資產階級——正在走向掌握全國政權的階級——的右翼，孫則代表其左翼。越飛顯然也持這樣的觀點。所以，他原來的任務之一就是同吳、孫雙方接觸，促成雙方合作。與此相對照，張作霖則被看成完全是落後的、封建的，並且肯定為蘇聯所厭惡，因為他盤踞在中蘇邊境一帶，背後的支持者又是日本。（吳佩孚的外國支持者是英國，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他。）

孫中山強烈地堅持他的不同看法。他認為吳佩孚沒有一點進步的地方，應為革命所推翻；他同吳的對手張作霖結盟在當時形勢下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所以，他在給越飛的信中說：“張作霖是一箇中國人，很難設想，他會希望見到外國列強來奴役他的國家，併為此而進行活動。我不認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我在去冬已同張作霖達成諒解，主要是因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來廣州見我……建議進行合作以實現我的重新統一的政策，並且表示在一定的條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將反對日本……如果以後表明他並沒有誠意，那時我再來對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

“關於您對張作霖的態度，我想提一點意見，那就是別將他趕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響。由於美國據說要支持吳佩孚，看來張現在積極地以英美兩國為敵……”

在信的前邊一段中談到了外蒙古（後來曾寫入《孫文—越飛宣言》第四點，見前）。孫表示希望蘇聯軍隊繼續駐紮在那裡，因為“立即撤走你們的軍隊，只會對某些列強的帝國主義利益有利”。這裡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這是公開發表的文件）中只提舊俄白軍，以免刺激東京。

關於蘇日關係，孫坦率地說出了他的顧慮，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飛的問題後，他寫道：

“現在，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您對我說，貴國政府已經授命您同日本舉行談判。我想知道，為了同日本取得諒解或達成協議，貴國政府是否將不借犧牲中國的利益。讓我具體地來說，據說日本想要在北滿取代俄國，正如它在日俄戰爭以後在南滿取代你們一樣。貴國政府是否會贊成這一點，比方說，將中東鐵路上的俄國利益轉讓給日本。我幾乎不需要告訴您，我向來把蘇維埃俄國看成是阻擋日本侵犯北滿的國家。”

他在信的結尾同開頭一樣表達了一種積極的態度。“我歡迎您為了準備建立我們之間更密切的聯繫所提出的建議。”

孫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寫的。在此之前，他們已交換了不少信件，但孫在這封信裡仍然嚴厲地批評蘇聯“同北京的垂死機構談判”。他寫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長期承認北京的官僚政府作為中國的正式政府機構，那麼，你們想同北京政府談判，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這樣一來，你們就是同資本主義列強一起，為它樹立取得國際承認的威信……實際上是默認資本家的論點，即承認必採取所謂進化或漸變這種和緩的方法，而不是採用革命或激變這種也許可稱為蘇維埃的方法。”

在這封信裡，孫說他“本人作為中國革命的體現者”自然要遭到資本主義列強的“反對、攻擊和鎮壓”。他是“作為我國受壓迫同胞的代表”來同蘇維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個派系的軍閥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緩慢地’改造中國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謂“緩慢地改造”其實就是根本不改造。

關於張作霖，孫在這封信裡談得沒有上封信那麼多，因為張在同吳佩孚的較量中，開始同北京政府調情。雖然這樣做並不成功，但使孫懷疑張作為盟友的用處——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孫文一越飛宣言》中孫建議蘇聯同張商談鐵路問題的原由也正在於此。

孫中山的結論是：“除了採取革命措施去掃除現存的整個腐朽制度以外，決不會發生真正的變化。”

孫中山說，他自己有一個計劃。“我開始認識到以廣州為根據地的弱點，因為它處於英國影響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過去幾個月間，我已在著手創造一種能使我請您的政府用一種實際方式進行合作的局勢。”他這個計劃的基礎是在國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採取行動。他說：

“我現在可以調動大約十萬人從四川經過甘肅到內蒙古去，並且最後控制位於北京西北的歷史上的進攻路線。但是，我們需要武器、軍火、技術和專家幫助，等等。”

“你們的政府能通過烏蘭巴托支援我嗎？如果能夠，支援到什麼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們政府對我的計劃有興趣——它是一個大膽的新計劃，首先是一個革命的計劃——那末請派一些能勝任的人來，為了早日採取行動……拖延，只會使資本主義列強幫助反動勢力進一步鞏固它們自己在中國的地位。”

儘管孫中山在中國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隨者——如他的老信徒于右任在陝西多年來領導群眾性的反軍閥運動——他所說的調動十萬人，看來是他希望能夠徵集的人數而不僅是已經組成的隊伍。總的說來，他的事業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一支革命的軍隊，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軍隊或與之結盟都難以替代的。孫中山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意識到這一缺憾，正因此，所以至少從1921年以來就對蘇聯革命的紅軍模式深感興趣。

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那樣，孫中山關於只有革命的軍事行動才能改變中國的論點是正確的。

他對於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看法同樣是正確的。事實是，直接阻礙中國革命的是由主要的西方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所支持的中國軍閥的軍隊，當時的代表者是吳佩孚。在地理上，吳控制著中國中部。在政治上，吳是中國反動勢力的主心骨。他代表的不是資產階級的一翼（當時在共產國際中流行的看法是對他這樣估計的），而是帝國主義同中國封建勢力的同盟。孫中山在這封信裡就指出，如果他的進攻北京的計劃付諸實施，“我的真正敵人肯定會是吳佩孚……英國甚至現在就躲在吳佩孚和陳炯明的‘聯盟’幕後，在福建‘消滅’我的軍隊。吳佩孚正在這樣幹，儘管他保證善意對我。”（這裡，孫是在警告蘇聯人不要為軍閥吳佩孚有時披上的那件儒雅謙恭的外衣所迷惑。）在孫寫這封信之後不到兩個月，吳佩孚就在鄭州、武漢、北京等地對罷工抗爭的鐵路工人進行血腥鎮壓，充分證明了孫中山的看法。

孫堅決反對同吳聯盟的計謀以及他所聽到的擬議中的蘇聯對東北的張作霖採取軍事行動以資促進的說法。他不僅寫信給越飛，還直接寫信給列寧。在這些信件中，他的態度是友好的，但毫無巧言令色的意思，儘管在某些方面他對於同張結盟顯得過於樂觀。（此事後來並未實現，因為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孫預見到這個奉系軍閥陷入許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吳佩孚那樣危險，但思想反動不下於吳。）

孫論辯說，一旦集結起力量以擊敗吳佩孚，張作霖不會成為絆腳石。張作為一箇中國人，不會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張的最後命運——日本人1928年謀殺了他以摧毀他在東北地方的勢力——證實了這個論點。

總而言之，不是越飛單方面對孫中山施加蘇聯的影響，孫中山也在對蘇聯申述觀點、施加影響。後來在蘇聯援助下進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戰爭體現了孫中山的許多設想——儘管到那時他本人已經過世了。

從孫中山與越飛的通信中同樣可以看到，在一個革命已取得勝利的國家的外交政策與一個革命尚在進行的國家的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的因素——即使兩方的最終利益是一致的。

宋慶齡從這樣一些事態發展中繼續向孫中山學習。

她也從孫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時的無畏精神中再次學習到寶貴的東西。陳炯明的叛亂奪去了他在廣州的基地，還幾乎奪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險犯難，從廣州脫身回上海不過幾個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樣的品質她吸收並繼承了。

其次，她學習到了孫中山本人善於學習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形勢中為確定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選擇。她終生維護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蘇聯當前的作法產生尖銳的意見分歧的情況之下。

第三，她學習到了孫中山對革命行動的始終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義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也贊成這樣幹。

第四，她從孫中山那裡學習到在革命需要的時候就直言不諱。

在此期間，在革命內部正在開始一種進程，以彌補兩個致命的弱點，即缺乏一個真正有鐵的紀律的、能把覺悟了的群眾組織起來的革命黨以及由這個黨創建的、作為黨的先鋒的革命軍隊。

（二）同李大釗的交誼

在幾個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號這間幽靜的、四壁書櫥環繞的書齋裡，宋慶齡聆聽了另一次開創歷史的談話——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守常）（1889—1928）之間的談話。孫氏夫婦從陳炯明的叛變和謀害行動中脫險之後所進行的這次談話，標誌著孫中山在這次苦痛和危險的經歷之後繼續探索著使革命前進的道路。

在中國的有學問的知識分子中，李大釗是一個不平常的人。他不是書香門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農家子弟。他的體格也不像那種弱不禁風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結實。他說話都經過深思熟慮並極富啟發性。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時的中國留學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許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後不久就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回國後，他是五四運動的啟發者和領頭人。他年僅30歲就在北京大學任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並主編中國最先進的、最有影響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關在書齋中的理論家，他同學生們一道走上街頭，後來又組織和領導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在華北）。

在外貌和衣著上，李大釗完完全全是中國式的——他喜歡穿中國傳統的長袍馬褂，而不是像他的許多同輩那樣愛穿西裝以示進步；他留著兩端下垂的中國學者式的鬍鬚。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並通曉世界事務。他教過的學生們記得，他常要求他們把書本上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用來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這樣一些國家的時局。他的教學法也是非正統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課，不是在教室裡講授，而是在北大圖書館他的辦公室裡同學生們進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①

①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70一前399年），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古希臘三大哲人。他一生好談論而無著作，關於他的人格和學說，主要見於柏拉圖的《對話錄》和色諾芬尼的《回憶錄》。——譯者

李大釗與孫中山討論了國民黨如何與共產黨合作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孫曾與外國的共產黨人談過，但還沒有與中共領導人談過。）李雖然比孫年輕20多歲，但很快贏得了孫的敬重。宋慶齡後來回憶道，孫同李的談話常常一直談到吃飯的時候，就臨時留他在家便飯，飯後又繼續談很長時間。

如果說孫一越飛的談話在國際上有重要性，那麼孫一李的談話在國內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為他們談到中國本身的社會階級、革命力量和各種思路。

在孫中山的書房裡，李大釗成為以個人身份同時參加國民黨的第一個共產黨人——這種做法後來變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紹人是一個資深的國民黨員張繼（他一點也不左）。

此後，還有許多共產黨人來會晤孫中山和國民黨其他重要人物，有時來的人多了，屋子裡容納不下，他們就到屋前草坪上談話。

宋慶齡想要更多地瞭解馬克思主義，曾寫信給在北京的李大釗，請他寄一本他認為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英文版。李選寄了一本。這是他在1927年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送上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後幾件事之一。這位傑出的學者和革命家犧牲時才38歲。同李一樣，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蔣介石下令殺害的。張太雷則是1927年在國民黨右翼鎮壓著名的“廣州公社”時戰死的。

到莫里哀路孫宅書房裡去的不止是政治領袖人物。有一篇回憶錄說，1923年孫中山在這裡會見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四個“熱血青年”。他們彙報了北大學生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委派他們的小爪牙、一個不學無術的人當教育總長，這是“侮辱教育界”。孫勸告他們要把眼光看到這個可惡的總長的主子——軍閥，以及這個主子的“後台老闆帝國主義列強”。“你們的鬥爭，也不是北京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鬥爭。”

他們談話時，慶齡也在場。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現，而是在一旁嫻靜地諦聽著孫先生同我們的談話，然後熟練地用打字機打下來。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第一次見到有這樣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使我們肅然起敬。”

孫永遠是一個組織者，他告訴學生們會環龍路44號（孫氏夫婦舊居）的國民黨機關，履行參加國民黨的手續。這篇回憶錄的作者說，“這對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影響。”①

①孫中山兩信的日期分別是1922年8月27日和同年12月20日，發自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文字流利，可能經過宋慶齡的校核。兩信的英文打字文本是最近在中國中央檔案館收藏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發現的。這不是兩國黨內的信件，不可能通過中共代

孫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離滬赴穗，慶齡約在3個月後才去。軍閥陳炯明曾逐出孫中山，現在輪到他自已被華南其他省份的將軍們所驅逐了。後者雖然只貪這個富庶城市的稅收，但需要借重孫中山的聲望來為自己鍍層金，所以特地請孫中山回來，並且毫不吝惜地給他奉上了“大元帥”的稱號，因為他自己手下並沒有軍隊，所以不用擔心。

但使他們大起恐慌的是，孫到廣州不久就號召解散所有“編余軍隊”（化兵為工）、禁賭、整頓官員作風——這些都是不堪騷擾的市民們所希望做的事情。接著他組成了1917年以來在廣州成立的第三個政府，它所宣佈的目的之一是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與北方軍閥“武力統一”的企圖針鋒相對，他還提議全國實行裁軍）。

這引來了幾起搞軍事政變的圖謀，原來請孫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現在又來反對他了。這並不出於意外，因為那些將軍和政客們得到權力、賭稅、賄賂和其他不義之財，靠的就是他們手下的軍隊。此外，還有一些下級士兵因為缺餉或不願交出擄掠的民間財物而起來鬧事。所有這些搗亂的活動——上層的或下層的、偶發的或有組織的——都被孫中山用各種辦法（在敵對派系間搞平衡、勸說、運用策略）壓服或平息下去了。另一方面，對於學生們要求進步的遊行示威，他不但不制止，還加以鼓勵。

在政治上，在國民黨內部，孫中山努力獲得對他的新方針——聯俄、聯共——的支持。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同國民黨合作的問題上也存在著疑慮。這些疑慮到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就消釋了。這次大會投票通過了共產國際早在1月間提出的、在中國實行“各民主階級聯合”的方針。由張國傑等人在會上發表的相反的觀點被批評為“左傾”。但大會也拒絕了由黨的領導人（大會主席）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所發表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大會通過決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已倡了先例），幫助國民黨改組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陳獨秀再次當選為共產黨的領袖。新的中央委員會中有李大釗等人（其中有毛澤東）。出席大會的代表30人，代表全國420個黨員（有人說還不到這個數字，因為在這之前的幾個月中爭辯激烈，黨員數字變動很大）。但在即將來臨的、十分重要的新時期中，共產黨發展很快，不但由於它本身的原因，也由於它在國民黨內起了促使煥發青春的作用。孫中山看到這種作用而歡迎這個發展過程，特別是他看清是哪些人在吵嚷反對並出於何種動機時，就更樂觀其成了。

宋慶齡後來回憶道：

“在1924年，當國共合作問題正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說的‘墮落’是什麼意思？他指的是，國民黨員缺乏革命精神、士氣與勇氣，大家忘記了建立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革命，因此產生了個人利益開始支配黨員行動這種不幸的後果。對於他周圍所見的一切感到厭惡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國民黨裡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麼用處呢？’”①

①王崑崙著《宋慶齡——畢生為新中國奮鬥的忠誠戰士》，載《宋慶齡紀念集》，第96頁。

當宋慶齡5月初到達廣州時，那裡最突出的是軍事問題：第一，如何保持廣州這一基地；第二，最為重要，即如何實現孫中山建設一支軍隊（在蘇聯幫助下）的新的決策，這支軍隊是屬於革命的，不像過去曾附從過孫中山的那些軍隊那樣，不是以革命的“保護人”自居，就是要別人討好與賄賂。

幾天後，宋慶齡就同孫中山一道去城內各醫院慰問傷兵，這些傷兵是在附近各縣正進行的各派部隊間的衝突中受傷的。他們還一道到英德前線視察，以鼓舞士氣，確保廣州的北邊門戶。

到了夏天，7月間，孫中山與宋慶齡又一道去視察廣州飛機場。孫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飛行部隊的負責人、航空局局長兼飛機制造廠廠長楊仙逸剛製成了一架飛機——據說是中國製造的第一架飛機。它的機身是三夾板的、機艙有兩個座位，沒有艙蓋。那一天，這架飛機要進行試飛。試飛後，慶齡坐在機艙內攝影留念，孫建議將這架飛機命名為“洛士文”號（這是慶齡的英文名字）。這張照片對許多中國青年女性發生了極大的激勵作用，使她們深信婦女可以同樣地攀登到任何高度。這也為孫中山“航空救國”的口號增添了一段佳話。①

①《儒教與現代中國》（1937年4月紐約《亞細亞》雜誌），載《為新中國奮鬥》，第87頁。

8月14日，在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孫氏夫婦蒙難一週年的日子，他們重登“永豐”艦。一年前他們相繼脫險後就是在這條軍艦上重逢的。他們在艦上攝影留念。這張照片在許多書刊上都可見到：在前甲板上，他們同站得筆挺、穿著白色海軍服的軍官和水手們在一起，他們穿著樸素的常服，毫無架子，不認識的人一定看不出他們是這次活動的中心人物。

10月，他們視察廣州飛機制造廠後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門要塞。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中國軍民曾在這裡對英國入侵者進行了英勇抵抗，不幸失敗。鴉片戰爭後，中國就開始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他們在虎門看了炮兵的演練。很顯然，孫中山正從保衛革命的新的角度注意國防事業的發展，因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國家擺脫屈辱的處境。

在這方面，關於蘇聯提供援助的探索性會談已在進行。8月中旬，一個由蔣介石為首、成員中包括共產黨人張太雷的“孫逸仙博士的代表團”被派往莫斯科。

慶齡的經常出席軍事檢閱顯示，她對於建立一支革命軍隊的重要性的認識同孫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對國家全局的考慮之外，她還有許多從個人的親身經歷所引出的教訓，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凱統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孫中山在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時九死一生的脫險。

（三）促進同中共和蘇聯的合作

1923年10月充滿了許多顯示孫中山和宋慶齡新動向的事件。

在政黨政治方面，孫中山向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發去一個密訊，請他來參加一個改組國民黨的委員會。經孫同意，共產黨的總部和機關報《嚮導》週刊從上海遷到廣州。

在國事方面，孫接受了公眾的一項請求，把他的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在全國享有統治權的政府。這是對北京演出曹錕賄選鬧劇的反應。直係軍閥曹錕用5000銀圓一票的價格收買殘存的國會議員，使他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些議員後來被稱為“豬仔議員”。）在此之前，孫中山曾呼籲議員們拒受賄賂、勿怕恫嚇，但無濟於事。後來，他又向外國呼籲，要它們不承認這個用金錢買來的政權，等待一個純正的政府出現，但同樣不起作用。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孫中山才擱下用了很久的“護法”（1912年《臨時約法》）口號，也不再理會根據這部約法所產生的國會。“約法”和國會在被廢棄和蒙羞的情況下都結束了，需要有一些新的事物。

在同蘇聯的關係方面，應孫中山的邀請，列寧派鮑羅廷任國民黨的顧問。鮑10月間到達廣州，立即幫助國民黨重新改組，使之成為民族和社會革命者的團體，有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這些因素被孫中山認為是蘇共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取得勝利的奧秘。鮑羅廷當時39歲，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臉盤寬大，審慎而又善交際……好開玩笑……他招人喜歡，而且給人以深刻印象”，他的一位蘇聯同時代人這樣描寫他。①他活潑好動而又多才多藝，喜歡騎馬，棋下得很好，讀書很多而且懂多種語文，一個美國記者曾見他在讀當時新出版的劉易斯的小說《埃爾默·甘特利》②，作為消遣。

①參見《宋慶齡年譜》，第42頁。過去都認為宋慶齡曾乘機飛行，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馬慶忠發表論文指出，經查當時廣州的報章記載，只說宋曾坐在機艙內留影。

②辛克萊·劉易斯（1885-1951）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小說家。抨擊不法教士惡行的小說《埃爾默·甘特利》系1927年出版，此處美記者所述當有誤。——譯者

鮑羅廷是“東方”和“西方”相結合的國際革命運動的產物。在本世紀初，當他還是一個十幾歲孩子的時候，就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遇見了列寧並在列寧手下工作。在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間的十多年裡，他作為從沙皇暴政下出亡的政治移民住在美國（大部分時間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國社會黨，並結識了許多自由派和進步人士，包括著名的社會改良家、“赫爾大廈”創辦人簡·亞當斯①。他的英語很流利，在家裡也常用英語，因為他的妻子是美國公民，兩個孩子也是在美國出生的。有了這個語言條件，他可以直接同孫中山交談。他在來華前的幾年裡曾在英國、墨西哥和西班牙任共產國際特使，對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打過一些交道，同印度獨立運動中的左翼分子也有接觸。他的這些經歷使孫中山很感興趣。

①簡·亞當斯（1860-1935），女，美國社會改良家及和平主義者，1931年與N．M．巴特勒共得諾貝爾和平獎金；“赫爾大廈”在芝加哥，是北美第一批在貧民區進行福利工作的社會改革團體之一。——譯者

孫很信任鮑羅廷。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曾問孫，是否知道鮑的真實姓名。孫回答說，“他的名字是拉斐特！①”這可以說明孫是怎樣看待這位新來客人的作用的。（在他們頻繁的接觸中，孫一定知道鮑羅廷的身世和真實姓名。他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初住白俄羅斯，後遷居拉脫維亞，他的真名是米哈依爾·格魯申貝格，在芝加哥時人們簡稱他為“邁克·伯格”。）

①拉斐特（1757-1834），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早年曾參加北美獨立戰爭。——譯者

慶齡常去鮑羅廷家。她覺得同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為大家都說英語並且都在美國住過。鮑氏夫婦用她能夠理解的辭彙向她介紹俄國及國際革命運動的理論和實踐，大大擴大了她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