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廣州的變局：1923—1925年（下）
鮑羅廷的妻子法尼短在回憶錄中談到過兩家的關係：
“到廣州以後不久，我就認識了孫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慶齡，我們並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孫中山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善良的面龐、睿智的雙目、全神貫注、強烈的事業心——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孫中山和鮑羅廷都精通英語，所以他們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譯。這一點（當然，革命觀點的一致性就更不必多說了）極有利於他們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觸。孫中山有一次竟就此開了一個玩笑，他對鮑羅廷說，殖民主義者使中國蒙受巨大災難，可是他們的語言倒成了向中國同志傳授革命經驗挺不錯的工具。
“孫中山經常一連幾個小時地同鮑羅廷談話，詳細詢問俄國革命發展中某些階段的情況、俄共（布）的歷史、1905年革命失敗的原因、凱歌高奏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的情況等。他對列寧生活的細節也很感興趣，例如列寧僑居國外時怎樣工作（鮑羅廷曾於1904年與列寧一起僑居瑞士）、怎樣培養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種學科和學習外語、如何出版和編輯《火星報》等許多情況。”
（她在回憶錄開始時曾寫道，鮑羅廷告訴她，孫“熱情地迎接他，長時間地詢問列寧的情況，不僅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醫生的口吻關注伊里奇的健康。孫稱列寧為中國最好的朋友。）
“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對我們家人和各蘇聯顧問也很真誠、友好，她積極參與丈夫的政治工作。我們與她談話也不用翻譯，因她的英文極好。宋慶齡向我講述了關於中國婦女的許多有趣的情況，介紹我認識了社會各階層的一大批婦女代表。……
“孫中山與鮑羅廷的友誼與共同工作一直持續到這位偉大的中國革命者生命的最後時刻。當孫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臥北京、生命垂危之際，宋慶齡和鮑羅廷一直守護在他的病榻之旁，孫把遺囑和致蘇聯遺書交給了鮑羅廷。”①
①見前引達林書，第141頁。
在防務方面，孫中山在10月間再度視察虎門要塞的加固工程，這次陪同他的除慶齡外還有新來的蘇聯軍事專家。
在這些專家中，最傑出的是瓦西里·勃柳赫爾，他在中國用的名字是“加倫”。後來，西方輿論界對於他作戰謀略的高超、他幫助訓練出來的官兵素質的良好，很感震驚，因而把一切事情都歸功於這個外國人。他們覺得很難設想——一種典型的西方看法——中國人會善於從事這些工作，甚至於俄國人（特別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恐怕也做不好。因此，他們又要找出這個外國人本人的“根”是在西方。一個法國記者促請對法國主要軍校的畢業生名冊進行一番檢查，看有沒有一個名叫“加倫”的人。其他記者搜尋出他的本姓“勃柳赫爾”，因此就猜想他一定是一個德國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沙俄軍隊俘獲，然後又被布爾什維克爭取過去。受後者僱用。為了使這個故事聽起來更象回事，他們還揣測他可能是著名的普魯士陸軍元帥布呂歇爾（他一百年前曾在最後擊敗拿破崙的滑鐵盧戰役中起重要作用）的本家，並且喜歡把他的本姓照德國的拼法寫。①
①加倫將軍本姓的英文拼法是Blyukher（勃柳赫爾），普魯士元帥布呂歇爾的拼法是Blucher。——譯者
事實上，勃柳赫爾是一個純粹的俄國人，他的祖父是農奴，以主人的姓為姓（這在當時很普通，就如美國南方的黑奴也往往以主人的姓為姓），這家主人是一個有德國血統的地主。他的父親是一個貧農，他的文化知識主要是靠自學獲得的。他青年時期當過工人①，曾因參加罷工被捕。他的軍人生涯不是在名牌的軍官學校開始，而是因為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被徵召服兵役。他作戰英勇，曾三次受獎，並提升為准尉，後因傷退伍。他重回工廠工作，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二月革命後被派到前線士兵中去做宣傳鼓動工作，稍後又調到新成立的紅軍中工作。在內戰中，他很快晉升為將軍，並最後指揮了兩大戰役，一次是在黑海的彼列科普地峽，把白軍殘餘逐出蘇聯歐洲部分；另一次是在靠近太平洋的沃洛恰耶夫卡，把西伯利亞東部的白軍殲滅。②
①鮑羅廷娜著《孫中山的顧問》，收入《孫中山誕生一百週年紀念論文、回憶錄和資料彙編））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出版）。年事已高的鮑羅廷夫人鮑羅廷娜對她的兒子諾曼口述了這篇回憶錄，諾曼又將它譯成英文。美國名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1971年同宋慶齡通信時把這篇篇回憶錄的副木寄給了她。本書作者有幸看到這些通信。中文引文據《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266—268頁。
②派到中國來的蘇聯軍事顧問並非都是工農出身。加倫將軍的前任巴甫洛夫雖然在學生時代曾受左傾思想影響並曾一度被捕，而他是原沙俄一個陸軍中將的兒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在禁衛軍的精銳部隊服役，對德軍作戰。十月革命後，他於1919年參加共產黨並在內戰中輾轉各條戰線，英勇作戰。可見革命的洪流是由許多水流匯聚而成的。
像越飛、鮑羅廷、加倫這樣地位和水平很高的人，當時其他國家是不會派到像中國這種半殖民地來的。（這裡不妨插敘一下，這些國家的驕傲自大也產生了它們沒有料到的、很有諷刺意味的結果。當1924年中國正式的政府最後承認蘇聯時，蘇聯在中國設立的是大使館，而其他國家因為看不起中國都只設公使館。這樣一來，這些國家的使節都不過是公使，只有蘇聯的使節是唯一的大使，於是這位布爾什維克——L．M．加拉罕大使就成了駐北京各國外交使團的團長。）
（四）動員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
在社會力量的平衡方面，在廣東這一南方革命根據地，農會紛紛成立，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因素。最早的農會是由年輕、瘦弱但充滿激情的彭湃（1896—1929）組織的。他雖出身於地主家庭，但在日本留學時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回國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家裡的產業分給了農民。他完全像農民一樣地穿衣、吃飯、生活，成了當地農民所信賴的、富有戰鬥精神的領袖。①設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的農民部由共產黨人林祖涵（伯渠）任部長，下級組織中的農民工作主要也由共產黨人去做，因為其他集團對此不感興趣，還有懷疑。在廣州開辦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員都是共產黨人。這是一所培訓領導骨幹的學校，選送來的學員人數不多，但都有實際鬥爭經驗，在這裡學習革命理論、農村問題、組織工作和軍事知識。1924年8月21日，在講習所第一屆畢業典禮上，孫中山講了話，他強調指出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大家到鄉村去宣傳……先要講農民本體有什麼利益，國家有什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什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時，他說，中國“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②
①關於加倫將軍的材料採自前引達林書以及A.I.卡爾圖諾娃著《V．K．勃柳赫爾在中國，1924—1927年》（俄文）、A．V．布拉戈達托夫著《中國革命札記，1925—1927年》（俄文）、M．卡扎寧著《中國在二十年代》（俄文。）加倫將軍後任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1935年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1938年在蘇聯進行的“大清洗”中，加倫被無辜處死，直到30年後始獲昭雪，恢復名譽。
②彭湃在1929年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中被殺害。
宋慶齡後來曾回憶說，“1924年7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裡之後，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①
①中文引文見《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4—555頁。
但孫中山沒有立即實行分田，因為這將使小地主階層受到震動，而國民黨的許多官員和下級軍官都是這個階層出身的。因此，廣東農民的實際經濟狀況沒有改變，只有幾個地方實行了減租，個別地方沒收了土地。但農民協會（簡稱農會）發展很快，為以後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中勝利前進掃清了道路。
毛澤東的重要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發表）曾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為第六屆學員講授過，這屆學員人數最多並來自全國十幾個省分（前幾屆學員都來自廣東及毗鄰省分）。1927年1月毛澤東在湖南對農民運動作了深入的調研，並在3月間發表了另一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①
①中文引文見《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為新中國奮鬥》，第6頁。
在廣東工人中，自1922年共產黨組織香港海員大罷工以後，共產黨的力量很強。1923年，廣州榨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罷工堅持了8個月，終獲勝利。起初，工人同孫中山的新政府間關係並不太好，因為後者仍須依靠一些軍閥。但隨著國共合作的開展，工人運動蓬勃發展，成為支持孫中山反對外部敵人和制止國民黨內右派搗亂的一支力量。
1924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孫中山在廖仲愷主持的一個盛大的工人集會上發表演講，號召工會和其他勞動組織集中力量，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他指出，如果沒有民族獨立，那末中國、中國勞工大眾都不能前進。
1924年7月間，廣州工人罷工抗議關於中國人出入沙面島英法租界均須攜帶執照的規定（一切外國人則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癱瘓五週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罷工一樣，租界裡的外國人不得不在沒有任何中國工人幫助的情況下過日子，自己做清潔、洗滌等工作（在這些過慣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罷工以取消這項無理規定而結束。
同年晚些時候，工人們以罷工行動和直接參加戰鬥，協助平定“商團”的叛亂。商團頭子陳廉伯是英國滙豐銀行廣州支行的買辦，他得到香港的支持並勾結仍盤踞廣東東部的陳炯明和北洋軍閥，反對革命政府。10月間，由於陳廉伯利用外輪偷運大批軍火被截獲，商團發動武裝叛亂，終被鎮壓。
到1925年5月，廣州工會會員達到54萬人（這個城市當時工業較少，大部分會員是運輸工人和小工廠及手工業工人。）
另一方面是動員更多知識分子，參與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孫中山在慶齡陪同下到廣州美國基督教會辦的嶺南大學對學生髮表演講。這裡的學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當孫中山勉勵他們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文明和各國並駕齊驅”①時，全場報以熱烈歡呼。慶齡在美國威斯里安學院上學時，曾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對留美的中國學生髮出過類似的號召。但她當時只談到現代化而沒有談到革命。現在，嶺南的學生們看到在革命領袖孫中山身邊的是他的年輕美貌而又富有奉獻精神的妻子——在年齡和社會背景上都使他們感到新鮮——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觀念，即：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應同正在進行的革命相結合。
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無疑是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此文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均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
（五）歷史性的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
第二年，即1924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從某種意義來說，孫和慶齡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這一年的發展作準備。元旦，孫中山主持群眾大會，慶祝新命名的“國民政府”成立。會上，宋慶齡為一年半前在陳炯明叛變時保衛總統府有功的將士們授勳。人們普遍承認，在那次事變中，是宋慶齡挽救了孫中山的生命、從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國民黨中的保守派現在也不再反對他們的婚事了。從前還有人故意地稱她“宋小姐”，現在普遍稱她“孫夫人”了。她經常在公開場合與孫中山一同出現，對於中國領導人的妻子來說，這樣做是不尋常的，但現在大家都認為是合適的了。她贏得了聲望。
對國家和社會來說都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在1924年1月下旬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距孫中山同越飛和李大釗會談不過一年時間，孫的新路線（包括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被正式訂定為黨的方針。按照協議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領導人中，作為代表參加這次大會的有李大釗、林伯渠等。林是老革命者，孫流亡日本時，他也在那裡留學。李被孫指定為大會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澤東，當時31歲，與宋慶齡同年。由孫提議、經大會通過的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24名委員中，有3名共產黨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釗。在17名候補委員（也由孫提議）中有7名共產黨人，所佔比例比正式委員大三倍。毛澤東是其中之一，其他還有瞿秋白、林伯渠（祖涵）、張國燾等。
在國民黨的最高職能機構中央黨部中，擔任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的都是共產黨人。工人部長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的好朋友廖仲愷。這三個重要部門的秘書①都是共產黨人（農民部的秘書是彭湃）。這些人事安排顯示，孫中山希望通過注入共產黨人新血液使他的黨重新振興。
①按當時的組織系統，秘書的地位僅次於部長，而在各部門幹事之上，實際相當於現在的秘書長。——譯者
在國民黨一大舉行期間，列寧在莫斯科逝世，大會為此體會三天，以誌哀悼。2月24日，國民黨舉行大規模的追悼大會，高層幹部全體出席。孫中山在宋慶齡陪同下到會。大會由廖仲愷——國民黨這次改組中的關鍵人物——主持，祭壇正中上方懸掛著孫中山親筆書寫的祭帳“國友人師”，表達了對列寧的敬重。
孫中山以充滿深情和政治含義的文字作了一篇文言文祭文：“茫茫五洲，芸芸眾生，孰為先覺，以福齊民。伊古迄今，學者千百；空言無施，誰行其實。惟君特立，萬夫之雄；建此新國，躋我大同。並世而生，同洲而國；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與君，並軌並轍。敵則不樂，民乃大歡；邈焉萬里，精神往還。天不假年，與君何說；亙古如生，永懷賢哲。”①
①中文引文據《宋慶齡年譜》，第42頁。
正如在孫中山堅持下國民黨一大所通過的宣言及決議那樣，他這篇對列寧的悼詞也顯示出自從“孫文一越飛宣言”發表以來形勢發展之快。那時他還在小心地探索中國革命的新的道路，現在他成了在這條道路上走在最前列的發言人和組織者。
（六）支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
在孫中山艱難探索並承受各種壓力的過程中，宋慶齡採取了什麼立場？雖然她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過言論，但她後來堅定明達地保衛三大政策的行動表明，她是一開始就擁護三大政策的。她最要好的朋友和夥伴是廖仲愷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他們都是三大政策的卓越的支持者，還有就是鮑羅廷夫婦。她自己的回憶是這樣說的：
“在這種（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樣，每當孫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企圖把他拉回來。一聽到宣佈他決定實現這種統一戰線，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並且公開攻擊他。可是孫中山是嚇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稱，除非國民黨有一個真正革命的綱領，否則他就要同這批人分手，並解散國民黨。他宣佈他將組織一個新黨，或者本人加入共產黨。”①
①原載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2月25日。參閱尚明軒著《孫中山傳》，第280—281頁及達林著《中國回憶錄》（中譯本），第147頁。
一位美國的傳記作者（她的思想一點也不左）在本世紀30年代寫的一本孫中山傳記中說，宋慶齡“在事實上已成為孫中山同青年運動之間的聯絡官”，“她在孫晚年的政治方向上有實在的影響，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①
①《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載《宋慶齡選集》。
廣州的關鍵問題是武裝鬥爭和建設一支革命軍隊。孫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從來沒有忽視過武力。在1895年開始的反清起義中，在以後的歷次戰役（不論是同舊軍隊內的同情分子聯盟、還是同其中的反叛分子作戰）中，他在槍林彈雨中從不畏懼。但他領導的革命黨卻始終沒有一支自己的軍隊。現在，這樣一支軍隊終於在組建中了。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主持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這所學校是在蘇聯幫助下建立的，它的任務是為革命軍培養軍官，這些軍官要有獻身於革命事業及革命主義的精神並熟習現代戰爭技術。宋慶齡陪同孫中山登上主席台。有一張著名的歷史照片上就是這個場面，旁邊是軍校校長蔣介石和黨代表廖仲愷。
孫對軍隊和戰爭的看法是，它們對中國的革命和國防是必要的。青年時期，他曾想參加海軍，因為外國人是從海上入侵中國的，海防是中國的弱點。他的反清革命運動一開始就是用武器來進行的。為了反對北洋軍閥，他曾尋求與南方的將軍們結盟。因為這方面的努力失敗，他才強調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沒有它，中國就不能粉碎內外反動勢力所加的鎖鏈。
但是，對他來說，軍隊是實現文治目的的工具。他厭惡和鄙視軍國主義及軍隊中講究服飾和派頭的作風。
孫的侍衛副官馬坤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1923年，廣州政府要發行紙幣，需要用一張孫的頭像，請孫中山在一批照片中挑選一張。他把全部照片都給了孫夫人，對她說，“親愛的，請你挑一張你喜歡的，只要我不穿軍服就行。”在此之前，他曾穿了大元帥軍服照過一張相，這套軍服有金色綬帶和帽沿上插羽毛的軍帽，當時的總司令都是這樣打扮。這是別人要他這樣做的，他後來想起來就覺得蹩扭和後悔。
馬坤還談到，孫中山平時雖然非常討厭軍人那套威風，到真正的戰場上卻顯得沉著勇敢，這是他曾親眼目睹的。有一次在同一個叛變的南方軍閥作戰時，廣州形勢突趨危急。孫中山和夫人正在飯後閒坐休息，聽到報告，孫馬上離開慶齡、乘汽車趕往前線。慶齡逢到這種情況，儘管為丈夫擔心，卻從不阻止他。一路上，孫中山碰到一些潰逃的軍官，他用勸說和自己的示範行動，使他們的情緒穩定下來，轉身迴向前線。在前線，他的位置在敵人機關槍射程之內，但他沉著指揮，使正趨瓦解的防禦陣地重獲鞏固。他的四周都有士兵陣亡，他的隨從中也有人受傷倒下。但他堅決拒絕在戰況穩定下來之前隱蔽自己。有人覺得這樣不妥當、他卻帶著歉意地說，“我已經讓部下不必要地冒了許多危險。”①
①沙曼著《孫逸仙：他的一生及其意義（評傳）》，（英文）。
蘇聯軍事專家A．I．切列潘諾夫曾講述孫中山只要有機會就去戰地，而且有時還親自指揮。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他了解軍事的重要性，並且從不躲在後方，讓別人去冒險。①
①《雙槍科恩》（英文），第97、98—100頁。
一位德國作者這樣談到孫中山：“在有些地方，沒有人想到會隱藏著對他生命的威脅，卻突然出現了危險。……但他絲毫沒有驚慌的表現”（作者舉了一些實例）。作者接著說，“這種正氣凜然的沉著態度，由於孫夫人以無畏精神同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強。”①孫氏夫婦在為人處世上的勇氣也是很突出的。當朋友或部屬們受到不公正的攻擊或誹謗時，孫氏夫婦總是站在他們一邊，並希望他們能站起來為自己說話。
①A．1．切列潘諾夫著《一個蘇聯軍官在中國的札記，1924—1927年》（俄文）。
宋慶齡在1924年5月寫給朱卓文的一封信說明了這一特點。朱是美籍華裔，老同盟會員，1915年曾同女兒慕菲婭一起幫助宋慶齡離開上海到日本同孫中山結合，1922年任廣州兵工廠廠長時曾運送機關槍給總統府衛隊以抵抗陳炯明叛軍的攻擊，從而保衛了孫氏夫婦的生命。但這時國民黨內有人誣陷他在廣州兵工廠長任內有財務不清的問題。朱一怒之下寫信給孫氏夫婦，說要辭職返美。慶齡在5月26日覆信道：
“我對你的友誼使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同我一樣，對這些卑鄙的傢伙深惡痛絕，但為什麼你就應該被他們的卑鄙行徑趕到外國去呢？你是不是明白，你去了外國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更加惡劣的攻擊？別人告你把公款撥給私人。‘一走了之’是你想用來回答他們的攻擊的辦法嗎？博士（指孫中山）在這些人面前幾次三番說你是清白的，並且告訴他們，他對你的正直和誠實是絕對相信的。
“你去國外，只能使他們越來越猛烈地攻擊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永遠不能洗刷你的名聲或為你自己辯護。
“你在這裡有幾百元錢薪水。但是你卻喜歡到國外去而不幫助博士。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是什麼呢？那就是你現在已經有了足夠的錢過日子，不要別人幫忙了。
“我知道我這封信寫得十分粗魯。但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你的感情。面對那些告你狀的人，不要讓他們有機會損害你的名譽。但不管你做什麼，請記住：博士絕對地相信你，你一定不要使他感到失望，而是要證明你決不辜負他的信任和熱愛。”
你的忠實的朋友，
R．S．（宋慶齡英文名字的縮寫）
“又，博士想見你，要你明天下午隨便什麼時間來一趟。——R．S。”
朱卓文這件事情的結局如何，沒有材料說明。這封信所顯示的慶齡的性格是很清楚的。文雅，但絕非軟弱。對所信任的人充滿熱情。在原則問題上堅定不移。一個鼓勵別人在困難面前不要退避的戰士。
對公款分文不沾、私生活極端儉樸，孫中山和宋慶齡無論在當權的時候、還是在流亡的時候，始終如此。他們的一個朋友的女兒①，在到廣州大元帥府去看望他們時曾問道，為什麼他們房間裡不裝紗窗以防蚊蠅。慶齡告訴她，“孫伯伯沒有錢”。他們又不允許用公款來裝修自己的住處。他們留她吃便飯，她見他們吃得很簡單、很省。在儀態上，“孫博士平易近人，也很文雅。同他們兩人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一種毫無拘束的感覺，絲毫不覺得是同‘高級’人士在一起。”
①古斯塔爾·阿曼著《孫逸仙的遺教》（英文），第108—109頁。
她還接著說，“孫夫人很美。別以為只有男人才喜歡看美麗的女人，女人也同樣喜歡看。”
（七）犯難北上：為了團結和鬥爭
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強烈的迴響。被稱為“基督將軍”的馮玉祥控制了北京，趕走了由“豬仔議員”賄選出來的“總統”曹錕，還捎帶著把已經退位的清帝溥儀逐出了紫禁城。體格魁梧的馮玉祥是行伍出身，一個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同帝國主義沒有瓜葛。當時他剛同一位有進步傾向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幹事結婚。①他對原來的上司直係軍閥吳佩孚發動了一次突然的反抗，然後進軍首都，將所部易名為“國民軍”，並聯合吳佩孚的對頭、奉系軍閥張作霖和現已年老的皖系軍閥段棋瑞，組成一個政府。他取得張、段同意，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統一大計。孫中山雖對此不抱幻想，但還是同意北上。他覺得舉行這樣一次談判不會有什麼損失，而且隨著全國民族和民主情緒的高漲，可以藉此使全國振奮起來。但有一點他決不妥協，即統一的目的是為了取消軍閥主義和同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召開國民會議是必需的。
①據1987年在北京對年逾八旬的徐英（瓊·徐）的訪問。徐英（弗蘭克司徒夫人）是一度為國民黨左派及中國基督教界名人的徐謙（喬治·徐）之女。他們父女倆風雲變幻的生活反映了中國的萬花筒式的變化。徐謙（1871—1940）安徽歙縣人，光緒進士，翰林院編修，法部參事，成為中國現代第一位法官，曾主持對汪精衛企圖謀刺攝政王一案的審判。但
後來他自己也參加了國民黨，曾任司法部長。他的女兒在中國的美國教會大學上學，本世紀20年代曾在北京參加一次遭到警察開槍鎮壓的學生反帝反軍閥示威遊行。後經蘇聯協助離開北京並赴蘇聯政治避難。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登“永豐”艦啟程北上。這條忠誠的軍艦三年前在抵抗陳炯明叛軍和援救孫氏夫婦脫險中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現在，它又要在革命高漲的形勢下，送他們登上去首都的旅程，到那裡去同朋友們會商、同敵人們談判。他們在黃埔軍校作短暫停留，受到全校師生熱烈歡迎和歡送。這次活動是由周恩來組織的，孫中山發表了講話。
動身的前一天，在各界歡送會上，孫中山說，他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義去宣傳”。他還勉勵大家“同心協力把廣東的基礎弄得很鞏固，做一個革命的好策源地”，“並且要把北伐軍前進到武漢，和北方響應。”①同軍閥談判沒有實力作後盾是不行的。
①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長，馮於建國前的1948年去世。
孫中山和宋慶齡在香港換乘客輪於11月17日抵達上海。他們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1922年他們回到上海時實際上是作為逃亡者回來的，這次完全不同了。他們是在革命力量正在加強的形勢下，為了統一和和平而來的。他們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四天，同支持者們就召開國民會議的問題進行商討。
上海最有地位的英國報紙《字林西報》對孫中山的“歡迎”，卻同當時中國民眾的情緒完全唱反調。它發表了一篇神志不清的社論，居然說，“孫博士在政治上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將會毀壞上海的中立地位並危及安寧”，因此必須禁止他進入上海由外國人管理的區域①。孫中山立即針鋒相對地駁斥道，“以外人而發為是言，實太不自量。上海為中國之領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輩不過為吾人之客，一般賓客並無拒絕主人入門之權利，倘租界當局有意阻礙在租界之居住，則吾對之有出堅決手段之決心”。外國在華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應該同不平等條約一起取消。②
①中文引文據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96頁。
②引自“薩奇塔裡烏斯”（H．G．W．伍德里德的筆名）著《孫逸仙博士的奇異的神化》（英文），116頁。這本殖民主義著作對孫中山採取完全敵對的態度。
他們從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戶。在海上，他們一定想起和談論過去來往於上海和日本之間的多次航行。為準備應付將要來臨的局面，他們一起工作、商量，作為鍛鍊，還認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戶是一個美麗的海港城市，孫和慶齡曾在這裡度過蜜月。這次他們在這裡停留了近一週。老朋友們，還有其他許多同情中國和中國革命的人都來歡迎，但沒有一個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養毅（他這時是交通大臣）這樣的老熟人也覺得以躲開為妙。另外一個老熟人，留著白鬍子的黑龍會激烈分子頭山滿倒是來看了他們，並且據說還曾請他們到他家住。但是中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發展現在已肯定地分道揚鑣了。
不管怎樣，孫中山在日本發表的演說，仍然強調泛亞反帝合作，日本作為第一個在近代獲得獨立和富強的亞洲國家理應幫助其他亞洲國家擺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孫說，如果日本負起這個責任，它將成為一個解放者，而不是掠奪者。但局面已經定了。日本已經走上一條帝國主義的道路。從前，當日本自己還受不平等條約之苦時，它是贊成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現在，它對此已不感興趣了，因為它在分享著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所給予外國的好處。
至於孫中山關於組成包括日本和蘇俄在內的反帝大聯合的新思想，犬養毅公開表示，他很討厭孫的轉向蘇聯。他私下裡對孫提出，如果孫同意把中國的東北（滿洲）送給日本統治，孫將得到東京的支持。孫當然加以拒絕。
多年以後，在30年代中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和漢奸們（包括一些國民黨中曾顯赫一時的人物）把孫中山的一些言論——特別是1924年在神戶的演說，作為“中日共存共榮”的依據。實際上，這次演說以及日本對它的反應（或者說，無反應）已經標誌著那個夢想的破滅。只有在1949年以後，中國從所有帝國主義那裡贏得了完全獨立（抗日戰爭的勝利包括在內），中日兩國才能進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宋慶齡在神戶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發表了演說。孫中山同她一起前往，並題字留念——這幅題字至今仍在該校珍藏。這是宋慶齡第一次單獨發表公開演講，主題是婦女解放。她說：“婦女地位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尺度。當今世界上，只有意識到這點的民族，才能成其為偉大的民族。我高興地發現日本婦女積極關心與其日常生活有關的事情，以及有關國家的公共福利事業。中國婦女正同你們並肩戰鬥，去推倒歧視婦女的古老圍牆——反對婦女參與公共事務。”
她接著強調了今天通稱為第三世界的婦女：“我們婦女對正義的要求，並不限於在某些歐美國家，這種要求正成為強大的世界運動。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婦女也開始起來維護她們的權利。今天……在土耳其，婦女當上了教育部長。婦女無意於那類政治榮譽，但必須參與婦女界的社會的、公民的以及工業的福利活動，必須爭取與婦女和兒童切身利益有關的事情的發言權。”
她最後說，“不論是種族或信仰，沒有任何東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們維繫在一起，因為這種共同的利益是為正義而鬥爭。我懇切呼籲：東方和西方的婦女，為改造世界而聯合起來！聯合起來要求普遍裁軍，廢除歧視政策，廢除不平等條約。我們婦女必定會取得成功。”①
①同注25，第100頁。
11月30日，孫中山和宋慶齡乘一艘日本客輪赴天津，幾千人到碼頭送行。孫中山在神戶稍獲休息並得以歡敘舊情，所以看起來身體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達中國之前，他的肝病再次嚴重發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時，他的臉色很難看，慶齡也顯出憂心忡忡的樣子。12月31日，他們乘火車到達北京，車站上聚集歡迎的人群數以萬計，但孫病體不支，不能公開講話，只發表了書面談話，表示“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利，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
他北上時帶著召開國民會議的建議，並明確指出必須有工農代表參加。但段棋瑞舊伎重演，召集了一個只有舊式的將軍和政客們參加的“善後會議”，作為抵制。他還擅自照會各外國公使館，任何新設立的政府都將尊重現存的所有條約。此時已臥病在床的孫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來歡迎我呢？！”①
①中文引文據尚明軒等編著《宋慶齡年譜》，第44—45頁。下段孫到京書面談話引文同。
（八）一代偉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診斷結果已從肝膿腫變為肝癌，孫中山從北京飯店被移送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協和醫院診治。1月26日動了手術，確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孫頑強地同病魔搏鬥。各方慰問函電及來探視者絡繹不絕。慶齡日夜守護在他床邊。2月9日，廖仲愷夫人何香凝趕來襄助，使孫中山和宋慶齡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後，鐳錠放射治療——現代醫學的最後手段——顯示沒有效果。孫住進了他在北京的臨時行轅——位於鐵獅子衚衕的顧維鈞私宅。顧是中國外交家、前外交總長，在馮玉祥率兵進京時出逃，所以留下了這座空屋。房舍寬敞，足夠孫的隨從人員居住。在這裡，根據孫中山自己的要求並得慶齡同意，對孫改用中藥治療。這是最後一著了。
有一段時間，孫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園裡走一走，兩旁由慶齡和侍衛副官馬湘和黃惠龍細心照護。身體稍好時，他就同部屬一起工作並接見少數來訪者，包括鮑羅廷和蘇聯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雖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隨從們說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榮和矮壯的馬湘在搬動他的身體時，一個扶頭，一個捧腳。3月11日，他已處於瀕危狀態，卻仍把小孫子治平喚進來，慈祥地對他說，爺爺這會兒身體不好，起不了床，等稍為好一點，再跟他玩。
宋慶齡守在孫中山的床邊，不時用英語問他，“親愛的，你要我做什麼嗎？”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說，“地上大涼。”他對她微笑著說，“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間，所以她一聽就哭了。他安慰她說，“親愛的，別難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愛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過何香凝致電廣州，指示北伐軍切不可擾民，還對何說，“照顧我的妻子。”他又望著他的忠貞的侍衛副官，對何說，“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們。”①
①同注25，第104頁。
孫中山由淚流滿面的慶齡託著手，在三個遺言文件上籤了字——這個最後的行動是因為不願慶齡過分傷心而被推遲了的。
他的家事遺囑全文是：
“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志。此囑！”
他的政治遺囑全文是：
“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他的致蘇聯遺書全文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食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①
①據李榮關於孫中山逝世前情況的親歷回憶，載《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聽到他說一些單詞。四點半時，他喚“Darling”（“親愛的”，他們夫婦們一直這樣相互稱呼），是叫慶齡；六點半時，他喚“精衛”，是指他當時的親密追隨者汪精衛。①
①以上孫中山遺囑、遺書中文引文均據尚明軒著《孫中山傳》，第312—315頁。
孫中山關於國事的最後的話是：“和平……奮個……救中國”。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還只59歲，他同慶齡結婚還不滿10年。
①據李榮回憶，見前書。
孔祥熙等人曾宣稱，孫中山在病危時曾確認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並要求按基督教規行葬禮。宋慶齡對此斷然否認：
“我必須告訴你①，曾經有過一種謠傳，說孫中山在彌留時要求把他葬在一處基督教公墓並由基督教會主持葬禮。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孫科聽了許多朋友的話，曾堅持要在協和醫院小教堂舉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禮拜，藉以證明孫中山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
①“你”指本書作者愛潑斯坦。——譯者
“由於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堅持，確實在醫院教堂裡舉行了一次禮拜，但其他的更大範圍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團轉遞，而只能是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收到後提交給中共代表團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協報》報道了這一發現並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了兩信的全譯文。承有關人士協助，本書作者得到了兩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這些信件的存在外國學者過去是知道的，如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美國學者莉迪亞·霍羅布尼奇、艾倫·惠廷和馬丁·威爾伯在他們有關孫中山和中蘇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據《張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記載，張繼（溥泉）曾奉孫中山命帶信到北京給越飛（經對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這些書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隻語，而非全文，有的連日期也難以肯定。錄》，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關於孫中山從病危至逝世的詳情在許多書仍中都有記載，絕大多數都是照抄孫中山逝世後不久發表的公報，這份公報由當時在場的孫科、孔祥熙、宋子文、鄒魯和汪精衛簽署。本書所用有關這方面情況的材料，除另有註明者外，也是根據這個公報。孫中山政治遺囑是由汪精衛及其他人（有人說是鮑羅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讀給孫中山聽，並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個遺言文件上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