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傑文斯
一
斯坦利·傑文斯在馬爾薩斯死後的第二年誕生，他只比馬歇爾年長七歲，比埃奇沃思年長十歲。在他獲得教授職稱之前，由福克斯韋爾教授代替他在大學學院中主持講座。他是我父親參加劍橋大學1875年的倫理學學位考試時的監考人。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據我父親回憶，是在早年之時，把他當作一位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福克斯韋爾教授代他主持講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餘年了，雖然我們今天（晚了一點）才來紀念他誕辰100週年，但我們認為，在穆勒於1873年去世之後的半個世紀中，他是統治著經濟學思想的經濟學家之一；而對我們這些今天匯聚於此以表紀念之情的人來說，他又是我們的教師和前輩。
他的家庭屬於受過教育的脫離國教教派的教友階層。他們沒有學術界的社會關係，但在19世紀的前半期，他們組成了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和伯明翰的知識界，併成為倫敦大學附屬學院中的本瑟姆基金會（成立於1826年）的骨幹，以及曼徹斯特大學（建於1846年）歐文斯學院的中堅分子。他的家庭和許多親屬都是無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傑文斯也就終生保持這一信仰。他的父親是一位鐵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對那個時代的機械革新很感興趣，據說他建造了（1815年）用於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鐵船。他自己出資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還曾寫有一本有關法律的小書和一本經濟學小冊子。他的母親是一位女詩人，她生的第九個孩子就是傑文斯。她是威廉·羅斯科家族中最年長的孩子。這是一個頗具天賦的家族。威廉·羅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師和銀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藝術愛好者，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寫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倫索·德·梅迪奇傳》以及《利奧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還寫有一本兒童文學作品《蝴蝶的舞會和草蜢的宴會》）。傑文斯娶了J．E．條勒之女，泰勒是《曼徹斯特衛報》的創立者，與《旁觀者》的R．H．哈頓是姻親。
他的父親和外祖父羅斯科儘管都有非凡的天分並且為人誠信可靠，但卻雙雙淪於破產。前者是在1848年的財政危機中破產，後者則是因為他的銀行1816年發生的擠兌。傑文斯因此獲得了很好的遺傳細胞，不能忽視商業波動現象。他對自己的投資和財產狀況投入了極大的興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話，那麼他自己的經營活動與他關於商業循環的理論以及煤儲量漸將耗盡的理論密切相關。傑文斯自己的資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產，據說傑文斯通過對他們的儲蓄進行有利的投資來增加收入。但為了保證生活中主要目標的實現，每當事業面臨嚴峻形勢時，他都會毫不吝惜地犧牲錢財，在這方面他堪稱典範。但也絕不是鄙視金錢，在不得不破費錢財的時候，他也會痛苦不堪。在許多方面，或許絕大多數方面，他都是一個優秀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他從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惡極“左”派的表現，欣賞保守黨的“要不惜一切代價，”——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話——“像保護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壘一樣保證這個國家的不間斷的、特有的繁榮，”另一方面，他也同樣欣賞自由黨的“不要謹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則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趨勢”。
由於斯坦利·傑文斯的生活經歷，使他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很感興趣。他的外祖，威廉·羅斯科熱心於社會改革，積極鼓吹廢除奴隸貿易。他的父親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其名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賴穀物法》。據記載他母親曾與他一起閱讀過大主教惠特利的《論貨幣問題》，而他第一次求學所在的利物浦機械學院高等學校的校長，霍奇森博士，後來成為愛丁堡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然而，傑文斯接受的並不是道德科學方面的教育，而是學習數學、生物學、化學和冶金學。1852年，即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的七年之前，傑文斯正好17歲，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與哈里進行了幾次有關道德哲學的頗具學術性的討論，討論中我顯得全然是個‘道德依附論者’，不相信我們的‘道德感’與動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經討論過物種的起源問題，或者說動物中的諸多物種的衍化方式問題。就我目前所知，我堅決認為所有動物都是由某種原始形態演化而來，其演化過程受到氣候、地理等條件數千年來甚至數百萬年來的持續影響。萊爾對拉馬克這方面的理論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來並沒有提出很好的反對這一理論的理由。”
在他18歲的時候，由於家境困難，不得不擔任悉尼造幣廠的檢驗員，這家工廠是由於當時在澳大利亞發現金礦而設立的。他擔任這一職位將近五年。正在一心學習的他不得不半途離開大學學院，這對他的雄心是個很大的打擊。而他之所以離開澳大利亞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學碩士學位課程，但他在澳大利亞的那段時期正是一個人的創造力處於巔峰時的年紀，因此他那時的獨自沉思和慢慢醞釀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後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識貢獻的輪廓在他的頭腦中已經十分牢固地建立起來了。30歲之後，傑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於對他已經挖掘出來的知識精華進行闡述和鞏固。
他在澳大利亞以及後來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國之後的研究來範圍要廣泛一些。他這些獨自沉思的成果明顯地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與他對經濟波動的歸納性研究有關；第二部分則與他所演繹的經濟學純理論有關。這兩部分都在他與1862年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劍橋會議的通信中有所預示。在仔細討論這些之前，讓我們順便提及《煤炭問題》，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矚目。
二
《煤炭問題》這本書稱不上是傑文斯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它是天才之作，也產生了無以復加的吸引力和衝擊力。但它的預言卻沒有實現，因為它的基本論點不夠成熟。今天重讀這本書就會發現它太過牽強而且誇大其辭。
傑文斯在本書中所持論點是：要保持大不列顛的繁榮以及工業領導地位，必須保持重工業在一定程度上的持續增長，而這要求煤炭產量以幾何級數增長。他把這一原理作為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的引申，並將其命名為“社會增長的自然法則”。他以這樣的形式來闡明這一原理：“性質相同的物質或處於相同環境中的物質以相同的幾何級數倍增”，他認為“如果真正理解了這一語句的含義，它將是不言自明的”。儘管他警告說：“即使我們不改變自己的內在特徵，我們的外部環境也將照常變化”，他對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的引申也很容易產生誤導。因為他繼續說道：“現在，這一僅僅對人口數字來說是正確的道理對生活的其他要素同樣有效。如果我們的先輩造就了一定的社會進步，那麼除非我們與他們不相配，或者環境有所不同，我們都將造就同樣的社會進步。如果他們使自己的收入或鐵的消耗量或國家的農業產出翻番，那麼我們也應取得這一成就，除非我們的特性或環境有所改變。”
在這裡，“煤”的地位向馬爾薩斯理論中“穀物”所具有的地位接近了一步：“我們的生存不再依賴於穀物生產。廢止《穀物法》的嚴重後果是使我們由穀物轉向煤炭。無論如何，這標誌著最終把煤炭看作是一國主要產品的時代已經來臨，標誌著製造業的收益開始上升，而這不過是煤的使用將有所發展的同義語。”
容易看出這將得出一個怎樣驚人的推斷來，令這一代人深深信服，對他們來說就等同於接受一個馬爾薩斯的簡單翻版。因為，如同傑文斯所指出的：“煤的消耗量實際上是一個雙維度的量：人的數量和人均消費量。在整個數字中，人口比世紀之初大約翻了一番，而煤的消耗量卻增加了八倍或更多。這裡，個人消耗量又是一個組合量：在原有使用方式下的增長和發現新的使用方式。我們確實不能總倍增鐵路的長度或船隻、橋樑以及工廠的規模，但煤炭的新的使用方式卻是無限的。”
但這時讀者已經被引離了他開始時所精心構造的原理。傑文斯以明確的、令人興奮的語句得出他的結論：“我們正在走向富裕，人口也數不勝數，因為我們有一筆資源財富，對我們的需求來說它還沒有明顯不足。由此造就了這個國家所呈現出來的始終如一的、非凡的增長速度。我們就像剛剛在一個新國度裡落戶，對它的邊界還杳然無知。
“但接下來我不得不指出這一不幸的事實：這樣的增長速度不久之後就會使煤炭消耗量與目前的供應量持平。煤礦的深度增加，開掘難度增大，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到達那個模糊的邊界，停止增長。就像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布萊克印地斯的彼岸。人口的浪潮將衝破這一堤岸，但緊跟著一個迴流。作為定居者，我們無法選擇內陸深處那肥沃的處女地，只能退回到更差的地方，到山腰去耕田。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像從前那樣發現新的煤田，而只能痛苦不堪地把現在的煤礦挖得深而又深。
“這裡需要提請注意的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區別。一個農場，無論拓得多遠，只要耕作精良總能獲得收成。而礦產卻不能再生，一旦開採殆盡，產量就很快降低為零。
因此，既然我們的財富和進步都特別受制於煤炭，我們就不僅僅必須停住——而且必須後退。”
必須承認的是，傑文斯希望這本書成為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我看來，把這本書誇大其辭的寫作方式歸因於他想使自己的思想引人注意的極端渴望是不公平的。他與英國科學促進協會（1862年）的極富獨創性的通信並未取得預期效果。他對商業預測的圖解（也是在1862年）像許多烤得半熟的麵包，60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了。這本預言的小冊子由他自費出版，只有《泰晤士報》和《經濟學家》提到了它，這讓傑文斯賠了錢。他關於黃金的小冊子（1863年）雖然後來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也只賣了74本。然而他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想奉獻給這個世界一些有價值的東西。1863年4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現在我想我情緒很低落，因為我的關於黃金的論文問世後，只有姐姐說過一句讚揚的話，而她也不過是盡了姐姐的義務。如果人們都像這樣來對待我的所做所為，我該怎麼辦？一種可能是，你開始懷疑你對自己的所有信心是不是僅是幻象而已；另一種可能是，你認識到即使是最出色的作品也可能永不被世人所接受、所讚頌。最近，我對自己的狀況想了很多，寫也寫不完，道也道不盡。我甚至想，很多時候，自己像個傻瓜，自己的許多觀念是那樣荒唐可笑。最終我也承認，要敲開這個世界的大門，一個重要的辦法是多交朋友，讓他們得出你是個聰明人的印象，讓他們四處宣揚你的聰明，把他們的推薦書當作一根根槓桿，把你推向你想去的地方。莎士比亞在寫他的第66首14行詩的時候，把這一切看得多麼透徹啊。
顯然，我再去空耗力氣，破費錢財地出版著作是毫無用處的，它不會引起任何一個人的注意。我必須重頭再來，換一種新方法，時時處處去逢迎別人。因為只有在經過漫漫歲月之後，一個人的觀念才可能有機會拿出來讓那些有能力判決它們的人們過過目。
“儘管我處處有錯，但我感到我的內心深處並不是自私的，而且在漸漸遠離它。有時我甚至想，如果我能感覺到我的努力並非全無用處，我就不該去關心什麼名望、財富、舒適，甚至生活本身。如果我能不具姓名地做這一切，也許我會同意這樣做。然而，朋友們的責難和你所有的遭遇都是難於承受的，而他們的讚頌之聲與欽羨之情卻是令人心醉的……我必須駛向另外的航向。”
這次他決心要引起世人矚目。為了使政治經濟學從土星上回到人間，所有為了引人注意的藝術都派上了用場。僅在幾天之後，亞歷山大·麥克米倫先生就發覺他出版了一本暢銷書，一年之內，大獲成功。傑文斯在日記中寫道：“晚間晴好，1865年12月3日。思想者和發明者的工作可能的確證明是永無用處的，是錯誤的。但即使它已走上成功之路，它也不能，或許是根本不會，馬上被人接受，起碼是不能。我對社會缺乏愛意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的希望和情感幾乎雙雙破滅了。”
“1865年12月14日。昨天我收到一封約翰·赫謝爾爵士的來信，盛讚我的《煤炭問題》，那是我最近寄給他的。長時間的勞作和壓抑在這封信帶給我的片刻滿足中得到了報償——或許我該說是足夠的報償。這本我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書，如果少有人讀，更少有人能理解，那麼至少它得到了這位科學界人士的首肯，而他，我認為也許是世界上最有資格對這一問題做出全面評價的人。”
這位精明的出版商寄給格萊德斯通先生一冊，格萊德斯通回信說：“這是一個龐大的，實際是內涵無限的題目，本書對此做了精彩的回顧。”他還邀請作者去拜訪他。“我對格萊德斯通的拜訪，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我不會輕易忘懷——一個作者會見一位處於權力巔峰的偉大部長。”在對議會的一次演講中，穆勒提請注意這本書，“在演講中，為了子孫後代的利益，他敦促人們付出更大努力，以實現目前減少國民債務的責任。”實際上，這本書恰好充當了針對償債基金的一場大辯論的政治彈藥。傑文斯寫道：“人口擴大，並且總有人們生存的空間；國民收入增長，並伴以縮減的稅收；資本積少成多，同時利潤和利息上升。這是一個有利狀況的結合，以前很少有國家曾經歷過，並且不能指望一個國家長期如此。”
這很容易激起這一建議：我們靠自己的自然資本而生，所以目前應當迅速縮減已經不堪重負的債務。然而只要轉念一想就會發現，如果我們對煤的需求以幾何級數無限增長，那麼我們將來的國民收入會有極大的增長，以致於債務膨脹簡直是小事一樁。實際上，傑文斯並不怎麼擔心哪種想法能逃過尖刻的批評。我懷疑，他的結論受到某種心理特性的影響，這種特性許多人都有，但在他心中尤為強烈。這是一種隱秘的本能，他情願經受資源耗盡所帶來的震驚和興奮。關於這一點，HS．傑文斯先生在與我通信時做了有趣的說明。傑文斯對紙張即將耗盡懷有同樣的想法，其原因為對相關原材料的需求十分龐大（這裡他又忽視了對技術進步給以適當考慮）。並且，他為自己的恐慌而採取措施，不但儲存書寫紙張，還儲存薄的棕色包裝紙，以至於到今天，即他死後50年，他的子孫們還沒有用完他留下的這種包裝紙；從性質上看，他購買紙張更像是一次投機，而不是買來自己使用，因為他自己在做筆記的時候，常常是寫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碎紙片上，而這些本來是應該扔進廢紙簍裡的。
三
我們現在必須回到傑文斯對商業波動和價格所做的一系列歸納性研究了。這一研究是從他在1862年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上宣讀的論文開始的。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對週期性商業波動的研究，附以五個圖解”。這一頁數不足一打的簡短論文標誌著經濟科學新階段的開始。在傑文斯之前，有人曾經注意過商業的季節性變化以及商業形勢好與不好的轉換。他也不是第一個把經濟統計數字畫成圖示的人。實際上，他的一些圖示與普萊費爾的圖示很相似，而傑文斯似乎讀過普萊費爾的著作。但對經濟數據，傑文斯以新的目的來編排、處理它們，從新的角度來考慮它們，他的方法的意義可以表達為：他接近了現實世界中複雜的經濟事實，而他的方法無論在字面上還是暗含著，都像是氣象學。實際上許多他從前的論文都是關於氣象學的。在做出如下宣言之後他才與經濟學聯繫在一起：“看來有必要在對商業波動進行調查的時候使用我們所熟悉的其他複雜科學的方法，尤其是氣象學和地球磁力學的方法。”
就像我們後面將看到的，傑文斯對純理論的概括與抽象同樣精通。他也很清醒，要掌握的資料是不斷變換的、複雜的，要發現它們的一致性和變化趨勢，就必須加以處理，比較和分析，這樣才能得出答案。傑文斯以一個自然科學家所獨有的偵查的眼睛和豐富而又有所剋制的想象力來觀察他的數據，他是第一位能夠這樣做的理論經濟學家。他會一連數小時地對那些圖表進行整理、描繪、變換，然後像一個解剖學家制作幻燈片那樣小心翼翼地為它們著色，接下來就全身心地觀察它們，思索他們，去發現他們的秘密。回首過去，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在1862年之後的50年中，對這一歸納經濟學的魔術，很少有學習者和模仿者，但今天他顯然已經擁有了數不清的繼承者，雖然正確地讀懂像沙粒一樣的經濟數據在今天更需一種科學天分，而不是平平常常就能做到的了。
首先，傑文斯主要對發現和消除季節性波動感興趣。實際上，他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上宣讀的論文的題目是有可能誤導別人的，如果那是在暗示它所討論的是有關商業循環的問題的話。他指出，儘管在商人的頭腦中總有一些關於商業波動的知識沒有寫出來，但他只瞭解到兩個這方面的研究——吉爾巴特關於銀行券流通的研究和巴貝奇關於票據清算的數據的研究，它們分別發表在1854年和1856年號的《統計學雜誌》上。接下來他就進一步研究貼現率、破產情況、統一公債價格和小麥價格的季節性波動。這時他還沒有考慮到大的波動，他的氣象學興趣也還沒有把他引向太陽黑子。但是，他從1844年開始的對許多物品的月度價格的研究已在他頭腦中形成了一個想法。“1853年前後的巨大的總體價格上漲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於我開始懷疑是否存在著價格基準的變換。”結果，在第二年（1863年），他的小冊子《黃金價值的嚴重下降》就已把他引向了長期波動，而不是循環波動。
當這個不知名的年輕人花費自己的儲蓄髮表自己在黃金方面的觀點的時候，這一題目的研究還非常落後。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金礦曾使得薛瓦利埃（1859年）作出金價將大幅下跌的預言。然而黃金價格這一名詞的含義以及適宜的度量標準還十分模糊不清。紐馬奇（1857年）和麥克庫洛赫（1858年）懷疑並不存在黃金購買力的下降，因而紐馬奇在《統計學雜誌》（1859年、1860年和1861年）上使這一問題懸而未決。傑文斯不得不從頭切實解決價格指數問題。他在這一簡短的小冊子中所取得的進展，毫不誇張地說，等於所有後繼作者的總和。他考察了邏輯問題與辯證問題、稱量問題，在算術方法與幾何方法之間做出選擇，考慮是否排除那些波動不正常的物品，或者一般地說，選擇哪些商品才能作為最佳樣本。然後他就編寫了從1845年到1862年每一年的價格指數，編寫的基礎是39種商品的平均月度價格，另外他還考慮了79種小商品，以資補充和檢驗。他這樣表述他的最終結論：“我必須信心十足地斷定金價下降的事實，但這方面的數字描述卻也十分令人洩氣。我得出的最低估計是下跌了97個百分點，讀者能接受到此我就已經滿足了。然而，以我的看法，實際上下跌了將近15個百分點。甚至可能更多。然而，要使數字估計具有更大的準確度肯定還需要很多年。”最後，傑文斯考察了貨幣價格變化帶來的社會影響，根據受影響的程度給各種收入分類，估計對預算和國民債務的影響，探討“解救辦法是否需要或是否存在”，“是否應該放棄金本位制？”“發現金礦是否增加了世界的財富？”最後的估論是：“我只能同意麥克庫洛赫的觀點，排除那些個別不幸的情況，如果它們存在的話。總之，黃金價值的下降，已經產生了非常有利的效果。它放鬆了一國在債務和習慣上的束縛，這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做到的。無論是那些創造財富還是獲得財富的人，報酬都陡然增加。它促使社會中那些上進的、有一技之長的階層更加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減輕了破產之後的債務一樣會不斷減輕他的負擔。取得這樣的效果而並沒有打破國民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關係被打亂的話，將造成無法補救的後果。”
這本小冊子在處理大量統計數據時體現出來的豐富性和創造性，對資料恰到好處的把握，以及由於只能單槍匹馬地研究，又缺乏能減輕工作量的工具而付出的巨大的勞動，它在我們這一領域的歷史上建立了無可匹敵的地位。在統計描述的歷史上，書中所附的大量圖示與表格也顯示出很高的價值。
正像傑文斯對季節性波動的研究把他引向對價格長期變動的探查一樣，他對後者的分析使他弄清楚了同一時期循環波動所具有的特徵。對循環波動的分析與剔除在他對付論敵對起了很大作用。因為對黃金價值長期下降是否存在的疑問主要是由於這種長期變動被商業循環所引起的價格變動掩蓋住了。那些否認存在價值標準的長期變化的人們，把觀測到的變動歸因於人們所熟悉的商業狀況的好壞轉換，他以新的精確度給商業循環定期以及進行度量。這使他後來得出了一個著名的結論，而他目前對商業循環內在原因的觀察雖然只是附帶做出的，但據我判斷，這比他後來通俗化的結論更醒目。他做了如下的概括：“這些巨大的商業波動，在大約十年之中結束了，它改變了商業的進程。所有參與商業的人對此都是熟悉的。商業波動的深層次原因還不能完全確定，看來似乎是用於永久性和遠期投資的資本與僅用於短期投資以求增值的資本之間變動不定的比例關係。”
“如果一國的資本每年都能拿出確定的比例用於這樣的長期投資，那麼投資回報將像投入本身那樣有規律，但情況卻不是這樣。在特定時期內增加，是這些龐大的、長期的項目的特徵。”為了支持自己的結論，傑文斯把37年間在聯合王國每年生產的磚的數量、進口木材的數量以及鐵的價格列成圖表表示出來——這是關於傑文斯對歸納的廣泛的好奇，以及這段時期的無比勤奮的很好例證（這僅是其中的一個插曲）。
在這裡提及此事是恰當的，即傑文斯這時感到申請成為我們這一團體的成員已經時機成熟。他在1864年6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正在考慮自薦成為統計學會會員，因為使用這一稱號、使用它的圖書館以及與其他統計學家的結論都對我大有裨益。”
他的下一篇論文《論自1782年以來的價格和通貨價值的變動》於1865年5月在統計學會宣讀。在這篇文章中，他發展了指數理論，併為繼續他對18世紀的系列回顧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二年，他在統計學會宣讀了他的擴展性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使他的社會交往進一步擴大，1877年達到頂峰，他成為協會的秘書和國會議員。此時他移居倫敦，並經常參加我們的會議。1880年他在辭去秘書職務時被任命為副會長。
從1862年到1866年的四年時間裡，他的頭腦一直處於緊張之中。傑文斯靠他在澳大利亞的積蓄生活。他沒有職位，感到孤獨和失落。即使在1866年的早些時候，他已經聲名鵲起，但卻依然感到焦慮和壓抑。可見他一直如此。1866年5月，他被任命為曼徹斯特大學歐文斯學院的邏輯學、精神學和倫理學教授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科希登講座教授。“現在我每年從學院收入300鎊，”他在日記中寫道，“從自己的錢財中還能得到將近108鎊。有了這些錢，還有什麼做不成呢？”但現在他要在思考和寫作以外的事情上大耗精力。1867年他結婚了。大約十年之後，他才開始另一項重要的統計學研究。
人們常常忘記，傑文斯是在一生中比較晚的時候才發展了他的太陽活動理論，他以太陽的活動來解釋商業循環的週期，這一理論永遠烙上了他的名字的印記。這一理論發表在兩篇論文之中，它們分別於1875年和1878年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宣讀。其中第一篇比較簡短，它不僅僅是在提出一個可供探討的問題。1801年，威廉·赫謝爾爵士曾“努力發現穀物價格與陽光能量之間的關係，把太陽黑子每11年一次的變化作為其標誌。”1861年，R．C．卡林頓“在他關於太陽的規範工作中，給出了一個上一世紀和本世紀中谷物價格與太陽黑子活動曲線的比較關係的圖示。”這兩次研究都以失敗告終。但傑文斯在歐文斯學院的同事，阿瑟·舒斯特卻使這一理論再現生命力。他指出，“在西歐，葡萄獲得好收成的年景大約每11年出現一次，而這正是太陽黑子明顯活動的平均週期。”索羅爾德·羅傑斯的《英格蘭的農業與價格史》1866年開始問世，這為傑文斯分析較長時期的小麥價格提供了資料。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商業危機每10年或11年發生一次：1825，1836－1939，1847，1857，1866。難道這中間就沒有什麼聯繫嗎？“我很清楚，”傑文斯斷言，“這樣的思路看起來太過牽強並且像是精心編造的，然而最近50年中，金融危機發生得如此有規律性，看來這樣或那樣的解釋都是可靠的。”但他很快就醒悟過來，不能發表這一想法，它還僅僅是一個思維的閃光。“後來的研究使我確信，我的數字並不支持我從中得出的結論，於是我撤回了論文，未予發表。”
然而，病毒已侵入他的體系之中。每個人深陷於“天衣無縫”這種事情的時候，都將很難自拔。1878年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宣讀的一篇論文中，他又回到原地，並在發表了《自然》上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一觀點進行重述。三個新的發現成為支持他的理由。首先，他上溯到幾乎18世紀初的歷史，發現了商業危機10年或11年的規律性。其次，他的天文學家朋友們指正他，太陽週期並不像他原來猜想的那樣是11．1年，而是10．45年，這與商業危機的序列搭配得更好。再次，他不再用歐洲的收成來解釋太陽黑子對商業的影響，因為它的價格數字產生出來的是不利的結果。這次他改用印度的收成情況。他辯解說，由於印度農民的購買力不斷增大，他們在購買進口商品同時，也促進了歐洲經濟的發展。
傑文斯的觀點從未如此清晰過。他列舉了大量論據來證明商業危機大約每10．5年發生一次。天文學家們告訴他太陽週期大約是10．5年。他稱此為“完美的一致”，這使他對這一巧合過於武斷。“請允許我證明，”他在寫給《自然》的文章中寫道，“我從未如此急切，在經過進一步的仔細研究之後，我完全相信，這些每11年一次的危機的的確確依賴於相同週期的氣象變化。”然而，對與商業危機的時間相關的壞年景的確切時間，他大大忽視了，而這是尋找直接聯繫的必要的第一步。在1875年的一篇論文中，當時他還把證據建立在歐洲的收成之上，他發現了好收成帶來的樂觀精神這一環節：“約翰·米爾斯先生在《曼徹斯特統計學會會報》（1867－1868）上發表的有關信用循環的出色的論文中指出，這些週期性的危機實際上是精神性的，是源於沮喪、希望、興奮、失望以及恐慌等心理的反覆變化。……如果假設商業信用以及企業的變化主要是精神性的，那麼就沒有什麼外部因素使人們忽而希望、忽而失望、忽而沮喪嗎？可能是英格蘭民族的商業階層就像現在這樣組成了一個群體，它受到精神上的或其他方面條件的影響，從而自始至終經受了一個似乎與太陽黑子有關的波動週期。在這樣的條件下，食品價格的一個比較微小的波動，如果以相同方式反覆出現，在波動的某一相關點上，就可能足以造成強烈的影響。”
1878年，他把這一理論稱為“奇思異想的假說”，並把一切都建立在由於印度或其他地方週期性的收成變動而造成的對外貿易10年一次的波動上。不幸的是這引起了確定時間上的困難，而他卻輕率得不可思議地把它放過了：“出現的一個困難是，當英格蘭發生商業危機的時候，德里的價格卻很高，或者甚至正處於升高的過程之中。而結果不可能先於原因，我們應該設想到，印度的壞年景可能在一到兩年之後，我們這裡才能感到它的影響。實際上，孟加拉的饑饉看來是在馬德拉斯發生同樣事情之後才發生的。”
由此看來，歸納性觀點的內容無疑是脆弱的。然而以各種作物和各個國家的平均水平為基準，如果世界上寅吃卯糧的年份與能夠存糧的大豐收的年份交替出現，而且總的說來與太陽週期相一致，如果這個假設能成立的話，傑文斯就可以為他的理論找到堅實的基礎，把他的論題與他在1863年就已得出但卻被拋諸腦後的理論，即商業週期源於投資波動這一理論聯繫起來。因為對由於消費過多而引起的作物產品儲存上的投資與不投資之間的交替，與傑文斯以前歸因其上的對耐用物品新增投資的波動在結果上是相似的。
無論把假說建立於歸納性研究之上這樣做對傑文斯來說是否是錯誤的，或是輕率的，這都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因為他本人是個邏輯學家和專於理論演繹的經濟學家，卻以這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問題，這使經濟學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從倫理科學使用的先驗方法轉向以實踐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方法。但是經濟學所面臨的實際素材總是處於反覆變化之中的。傑文斯追求的是一種極端困難的藝術，他幾乎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孤身一人磨練技藝。
無論是在天賦上還是成就上，關於太陽黑子的論文都不能與《黃金價值的嚴重下降》相提並論。在他之後出現了對他的結論不利的情況，天文學家們轉而認為太陽平均週期是11．125年，而對於商業週期，7或8年一次也比10或11年一次更常發生。1909年，他的兒子H．S．傑文斯教授以一種巧妙的方式重新思考了這一問題，他認為收成的統計數字可以被解釋成3．5年的週期，兩個或三個這樣的小週期形成7年或10.5年那樣的週期。戰後，威廉·貝弗裡奇爵士對收成統計做了更為精細的研究，他的結論是一個15．2年的複雜週期，並可以分解成若干次週期。目前這一點已被廣泛認同，即使發現收成周期與太陽週期或更復雜的氣象現象相關，這也不能作為對商業週期的完整解釋。以過於精密、過於絕對的形式來表達，使這一理論陷入偏見之中。但是，傑文斯關於氣象現象影響收成波動以及收成波動影響商業循環（儘管今天不像過去那麼重要）的觀念，不會被輕易拋掉。
四
傑文斯對於建立在簡化的、抽象的假設之上的演繹經濟學的貢獻同樣是富於創造性的。他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858－1859年，他22或23歲，在澳大利亞獨自思考的那段時期。到1860年，當他已在倫敦大學學院工作時，一個成熟的理論在他頭腦中業已成形。1860年6月1日，他寫信給兄弟赫伯特：“前一時期，我在政治經濟學上花了很大精力。短短几個月，我就幸運地得出了‘真正的經濟理論’，對此我確信無疑。它是如此透徹、如此連貫，以致於我在閱讀其他這方面的著作時簡直是滿腔憤慨。這一理論在原理上全部是數學問題，我同時表明了數據計算如此複雜，目前是沒有希望完成的。但是，對政治經濟學從前得出的那些主要原理，我已經用數學方法全部做了證明。只需處理一系列定義、公理和定理就可以得出結論，它們非常嚴格而且相互聯繫，就像是許多幾何問題一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公理是，以人們必須消費的簡單食物為例，隨著商品消費量的增加，從最後一部分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和好處依某種程度遞減。人們吃飯時從開始到最後所得到的享受是遞減的，這可以作為例證之一。我作出假設，即平均說來，效用比率是商品數量的某一連續的數學函數。效用原理實際上總是被政治經濟學家們以複雜得多的形式表達出來，並冠以供給與需求原理的名稱，而一旦以簡潔適當的方式加以表述，整個政治經濟學就會豁然開朗。當然，多數結論還是原先已有的，並用與從前一致的方法表述出來，但就我所知，我對資本的定義以及我所提出的資本利息的原則是頗具新意的。我並不想把這些東西束之高閣而讓別人搶佔先機，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將它們公之於眾。”
然而，直到兩年多之後，他的理論的梗概才得以公開發表。傑文斯寄了一篇題為《對政治經濟學一般數學理論的介紹》的短小論文給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下部，在他缺席的情況下，1862年在劍橋舉行的會議上宣讀了這篇論文，當時馬歇爾正是劍橋一年級的本科生。傑文斯對這篇論文的價值和水平是有信心的，雖然不免心存疑慮，但還是盼望它產生某種效應。1862年9月，他寫信給他的兄弟：“雖然我很清楚我的這篇論文的價值可能抵得上其他所有宣讀的論文的總和，但我不能斷言它一定會被接受——它是不是被宣讀，或者它會不會被看作是胡言亂語……實際上，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我的理論對我的朋友們乃至全世界會造成什麼樣的反響。我會像一個炮手注視著炮彈或彈丸的飛行軌跡那樣關注著它，看它是否會產生預期的效果。”
這篇論文未能引起任何注意並且未能發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秘書寫信給他說，“對以上提到的理論進行深入解釋以及發表它的工作將被推遲，直到出現合適的時機把如此困難的問題確立為研究目標之後才能予以考慮。”四年之後它才被髮表在《統計學雜誌》（1866年6月）上，佔用了五頁的篇幅。儘管對現在的讀者來說，傑文斯的27個段落都很流暢，但作為一個完整理論的摘要和提綱，它還是顯得複雜了一點。但他後來所有思想的實質都已經在這裡了。一個享樂主義者的計算使我們在消費帶來的效用與勞動帶來的負效用之間謀求平衡。商品價格不是決定於商品的總效用，而是決定於消費的邊際效用和生產的邊際負效用之間的均衡。或者像他在這裡表述的那樣，“效用係數是物品供應最後那個無限小的增加量與它帶來的快樂增加量之間的比率。”“在一定強度和持續時間下，勞動將被持續使用，直到再增加使用勞動所帶來的痛苦大於因此帶來的產出增加所代表的快樂。資本量則是由資本用於投資所造成的享受推遲所代表的效用來估量的……因為勞動必須要有一定量的資本相協助，而利息率總是由新的產出增量與用於生產的資本增量的比率所決定的。”在一個結論句中表明瞭他與古典學派的分野：“資本的利率與對勞動的全部回報無關，而只與最後的資本增量所增加的回報相關。”
這一摘要並未比第一次宣讀它時得到更多的重視，但在五年以後，它被完整地表述出來，《政治經濟學原理》於1871年10月出版。H．S．傑文斯教授記載說，“根據我父親手稿上的一條筆記，如果不是由於1868年和1870年弗萊明·詹金教授的兩篇文章出現，這本書的出版可能要大大推遲到1871年之後”。這本書無論在順序上還是在實質內容上都緊扣約十年前的那一個摘要。但它卻完成了後者當時做出的承諾，“減少以數學形式表達這一科學時會碰到的主要難題”，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引入了圖示，並以數學形式表達論點，為此而頻繁使用了微積分符號。
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它在這一學科歷史上的地位都是人們所熟知的，對它的內容我就不再贅述。1871年的時候它已經不再像1862年時那樣具有獨特的開創性。因為，即使撇開古諾、戈森、杜普特、馮·屠能及其他先驅者不談，還另有幾位經濟學家，尤其是瓦爾拉斯和馬歇爾，1871年的時候，他們正在忙於塗寫各種方程，“X”和“Y”，“△”和“＆”。然而，傑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價值的主觀評價、邊際原理以及這一學科中現在常見的代數和圖示技術的論著。這是經濟學的第一本現代著作，對那些被新近吸引到這一學科上的智慧的頭腦們來說，這本書已經顯示出獨有的吸引力——簡潔、流暢而不閃爍其辭，在馬歇爾精雕細刻的地方它卻大刀闊斧。為了讓你回想起它的這些特質，讓我隨便翻開一頁，找一個段落讀下去：“事實上，勞動一經付出，對物品的未來價值就毫無影響了：它已被永遠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個起點我們都頭腦清楚，通過事物的未來效用來判斷它的價值。實質上，工業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顧性的。很少有一項事業的結果與對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雖然勞動不是決定價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況下，它卻是決定性條件，因為價值只決定於最後的效用程度。而我們怎樣改變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減少用於消費的商品。而我們又怎樣增減它呢？——為獲得供給而增加或減少勞動。根據這一觀點，勞動與價值之間存在兩個步驟。勞動影響供給，供給影響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決定價值或交換比率。為了使這一系列重要關係準確無誤，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產成本決定供給；
供給決定最後效用程度；
最後效用程度決定價值。”
最近，傑文斯的資本理論贏得了特別的讚譽，因為他與奧地利學派一起，強調了資本數量兩個不同的向度以及由資本到產出所必需的時間。然而（正如羅賓斯教授已然指出的）作為一個整體，他的論述被那些“工資基金”思想的附和所玷汙了。依傑文斯所說，“只在那些需要由某個行當或某個階層的勞動者不間斷地工作的商品集合中，才存在著資本”。他認為，“工廠、船塢、鐵路或船隻這些都不是資本，它們只代表了沉澱下來的這麼多資本”。“所以，我不會說鐵路是固定資本，我寧願說資本凝結在鐵路之中。資本並不是鐵路，而是那些鋪設鐵路者的食物。”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段落中，他也令人欽佩地洞察到，在供給方面，資本是由預先決定的當前的效用量所度量的；在需求方面，資本是由預期中的未來效用的現值所度量的。
令人稍感驚奇的是，甚至這本書也沒能馬上獲得成功。關於它只有兩篇重要的評論，一篇來自代表老一代的凱爾恩斯，一篇來自代表著新一代的馬歇爾，馬歇爾的評論是他發表的第一篇東西。凱爾恩斯聲稱，由於他不懂數學，因而這本書對他來說十分晦澀難懂，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得出結論，將這本書全盤否定。馬歇爾的評論則顯得不冷不熱、勉勉強強。他寫道：“即便我們深入閱讀此書，也不會發現確有新意的重要觀點。”“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那些堂皇的原理，而在於一些細微之處的獨創性的論述，一些暗示性的評說和小心翼翼的類推。”最後他十分個性化地得出結論：“如果刪掉其中的數學，同時又保留它的圖示，那麼這本書將會有所改觀。”對此，傑文斯在一封信中發表瞭如下評論：“在1872年4月1日的《學術界》上的確有一篇評論，儘管它比《星期六評論》的那一篇公平些，但也沒有什麼評論價值，不值得你去勞心注意它。”到了1874年，傑文斯還寫道：“我並不清楚我的觀點是否被某個什麼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接受了，但的確有些人對它們另眼相待，這是一些涉足這一學科的年輕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其中喬治·達爾文先生，那位著名的博物學家之子，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敏銳的經濟學家。”
傑文斯與馬歇爾之間的關係很有意思。在傑文斯去世八年之後，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馬歇爾只是勉強提到了傑文斯。他很不情願承認他欠傑文斯什麼。1874年之前，他從未去過劍橋，那一年他首次到劍橋充當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監考人。“我唯一一次見到他，”馬歇爾給我寫信說，“是在1874年，他擔任我的監考人。他使得肯尼迪博士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他們是年近花甲還是已然古稀？
哦，皮爾森、加德納、福克斯韋爾和傑文斯’。”當然，他是福克斯韋爾教授的親密朋友，經常與他通信，1880年底再一次到劍橋拜訪了他。傑文斯在1875年和1879年致福克斯韋爾教授的兩封信中，言語間似乎表明，在他們的交談中福克斯韋爾教授曾為馬歇爾在一些理論建樹上的所屬權。1875年傑文斯寫道：“你的信中談及我的論文，對此我很有興趣。它告訴我很多目前在劍橋風行的哲學科目上的思想，而這是我從前無法瞭解到的。我不知道馬歇爾很早就接受了政治經濟學中的數量理論，我認為沒能及時發表它是個遺憾。
“對於我所使用的數學方法，你、他以及其他人的反對當然是很坦率的，我也很願意看到其他方面的評論，但我想爭辯的是，我關於效用的觀念是正確的，而以數學方法建立它是唯一適宜的方式。”
在1879年的信中，他寫道：“至於談到工資和地租原理的相似性，我當然不知道馬歇爾1869年在他的講座上講過些什麼，因為我從未去聽過這些講座，也沒有見到講座的筆記。如果有什麼要說的話，在做監考人的時候我倒是聽到了考生們的回答，但我不記得他們誰說過這方面的事情……
“至於馬歇爾的獨創性，我從未有過半點異議，既沒有這樣的願望，也沒有這樣的理由。但是，你似乎忘記了，我的理論的主要觀點早在1862年就已完整地表述出來了，那是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劍橋會議上。我沒有理由猜想馬歇爾曾經見過有關我的第一篇簡短論文的任何文字，但同樣，在我1871年的書（《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我也不可能從馬歇爾那裡借用了些什麼。不過，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了早至戈森、古諾、杜普特等人的著作，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已經意義不大或者根本就沒有意義了。我們應該把佔先權的問題擱置起來，當然，還可以對那些細節以及總的表述方法等方面進行討論。”
傑文斯忽略了一點，他的整個理論的摘要曾經在1866年的《統計學雜誌》上發表過，這並不難找到。實際上，暗示說傑文斯曾從馬歇爾那裡抄襲過什麼是非常荒謬的，但在傑文斯做出上述陳述的十年之後，其他人對“馬歇爾1869年在他的講座上講過些什麼”都三緘其口。是不是由於馬歇爾對傑文斯缺乏一定的同情心而對他有失公允呢？對此，一些年後，馬歇爾似乎略感不安。下面這個未具日期的片段是從他的文札中找到的：“我興沖沖地找到傑文斯的《原理》；但他對我的困難毫無幫助，對此我大為羞惱。自此以後，我對他有較高的評價。他考慮問題周到全面，善於把統計數字與分析研究聯繫起來，這些都給我以越來越深的印象。現在，我把他尊崇為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他在《原理》中的核心論點立意不如古諾和馮·屠能的著作高。他們運用數學得心應手，而傑文斯則像大衛穿上了梭羅的盔甲。他們手中持有一面能照亮自然力的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鏡子，雖然在寫到貨幣、統計學以及一些實際問題的時候，他們誰也比不上傑文斯。然而傑文斯在他的核心論點上，卻深受數學之累，他居然想滲透自然運動的法則，然後把它們一一列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忠誠與慷慨：穆勒那教皇般的權威對學生們大有危害，而他也深受影響。他竟然扭曲自己的道理，試圖與穆勒和李嘉圖保持一致，實際上他也沒能做到這一點。然而，雖然李嘉圖沒有受過數學訓練，但他卻安然走過了數學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這一天才（這是穆勒所不具備的）使他成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對他的這種熱切忠誠在我閱讀傑文斯的《原理》時達到了頂峰。《學術界》的編輯聽說我對這本書絞盡了腦汁，就請我撰寫評論。雖然四分之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幾個憤怒的字眼幾乎被我寫進草稿之中，後來不得不刪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後再次將其刪去……在經濟學的許多方面，我從傑文斯那裡學到的比從其他經濟學家那裡學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義務向古諾、馮·屠能表達感激之情，而不是向傑文斯。”
這一段落揭示了這兩位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認同感的原因，一個比由於方法相同而導致競爭更深刻的原因。這就是，雖然身份相異，但對李嘉圖這個預言者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個尚未解決的爭論，他們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這正是這個學科所要求的），但他們的立場卻恰恰相反。1875年，傑文斯致信福克斯韋爾教授：“我開始強烈地感到，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從斯密經由馬爾薩斯到西尼爾的這一支是正確的一支，而從李嘉圖到穆勒這一支雖然也帶來了真理，但也帶來了同樣多的謬誤。”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傑文斯得出如下結論：“當經濟學的正確體系最終趨於建立的時候，就會發現，濫用才華的李嘉圖使經濟學誤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樣濫用才華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則在這條歧途上越走越遠。有些經濟學家，像馬爾薩斯和西尼爾，對正確的學說（雖然還沒有擺脫李嘉圖式的錯誤）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於李嘉圖－穆勒學派的團結一致與影響力，他們大受排擠。在經濟學中重頭再來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對此，那些盼望經濟學能有所進步的人決不應畏縮不前。”
傑文斯對穆勒的強烈反感達到了病態的程度，這是人們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要想批評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敵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當你在說我並不是出於脾氣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時候，我希望並且相信你是對的。我所說過的以及將要說的有關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於對他的著作的長期思考，我現在越來越確信，無論它們對於激發思考和引導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有多大的價值，它們都決不應該像一種新教義一樣強加在我們身上。”
在與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輕的人中，福克斯韋爾教授的觀點完全被他扭轉過來了，這是出於一種同情心的聯繫。但他不能原諒埃奇沃思，他們過去常常在漢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該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舊沉迷於穆勒的謬誤之中。”我認為，這有一些個人經歷上的根源。1860年，他從澳大利亞返回後不久，在大學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這時他自己的理論正在頭腦中醞釀。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將成長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確概念的經濟學家。對一個考生來說，這是一種危險的想法。1860年6月，學院考試之後，他不得不承認：“在政治經濟學上，我不幸遭遇挫折，這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獨立地、富於獨創性地對這一學科進行研究，閱讀了成堆的優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拋在一邊。當我滿懷信心能夠獲得第一名獎學金的時候，卻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這歸因於觀點分歧，它使得教授對我的回答心存偏見，但這卻是完全允許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經濟理論》的時候，我要大大地報復一下，我要在一個切實的基礎上重建這門科學。”
有趣的是，第一名獎學金被授與了H。H．科曾斯－哈代，他後來成為羅爾斯學校的校長，他比傑文斯小三歲。同年的幾個月之後，在政治經濟學的李嘉圖獎學金考試中，傑文斯擊敗了科曾斯－哈代，獲得了獎學金。還有，在六月的精神與邏輯哲學的考試中，傑文斯被列為第一（與西奧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實際上，他沒有什麼值得抱怨的。然而這對他精神上的影響是奇怪的。當他成為歐文斯學院的教授時，他的學生們已經習慣了倫敦大學的考試方式。他想到，讓學生們遭受像他那樣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沒有去講授他自己的個性化的教條。他在曼徹斯特的課程主要侷限在對穆勒學說的陳述上。這是我很久以前從我父親那裡聽到的，他還告訴我，由於壓制自己的理論，使傑文斯對穆勒的厭惡之情達到頂點。最近我看到一本書，這是傑文斯課堂上一個學生認真記下的筆記，這本書證實了以上這些說法。
五
我在撰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傳記時，突出了其多才多藝特點，這看來是一位經濟學家的必備條件。傑文斯當然是這方面的典範。他在科學和實驗上的訓練使他諳于歸納研究，而他在邏輯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賦又使他精通演繹，除了這些之外，他還獨有一種對歷史學，甚至對文物學的強烈偏好。從早年開始，傑文斯就懷有這種天然傾向，對於歸納性研究務求追本溯源，對於感興趣的理論則要探尋它的歷史淵源。在《煤炭問題》中，他使用歷史資料之豐富是非常顯著的，很少有其他經濟學家能做到這一點。他使用的參考文獻早至18世紀。在他研究太陽變化的時候，他把商業循環的歷史上溯到18世紀初期，並且考察了數個世紀的收成統計。由此，在經濟史領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為價格史和商業波動史方面的先驅。
他對經濟思想史和經濟理論史的興趣還不止於此。他在接觸每一個專題的時候，對於他關心的理論，他總要尋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遺忘的先驅們。他在這方面最輝煌的貢獻就是發現了康替龍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義。而最具實際意義的貢獻則是他在經濟文獻目錄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數理經濟學著作、學術論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參考文獻的目錄集合起來，作為附錄發表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貨幣問題上的文獻目錄則附於《通貨與金融研究》之後。
除此以外，傑文斯還是一個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經濟學圖書的藏書癖一族的首倡者。他們為圖書專家們留下一種風尚，即讓書商們四處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經濟學小本本、小冊子。收藏那些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圖書和小冊子者當首推傑文斯，雖然是麥克利勳爵第一個發現了它們作為歷史資料的重要意義。傑文斯從未高價購書，也沒有達到收藏愛好者那種如痴如狂的地步——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圖書館——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韋爾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還散落著許多有關圖書的記載，讓那些現代藏書家們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爾茲伯裡的三天鵝寫信給妻子：“我做了一筆大買賣，買了將近500本經濟學和政治學小冊子的藏書，大約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為珍貴。有一本收有幾個世紀中價格的銅版圖示。有一兩本羅伯特·歐文的著作。我還搞到了這些藏書的精心謄寫的清單，宛如一個圖書目錄。”
1881年，他從巴黎寫信：“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在塞納河畔淘書。我已經搞到幾乎一整箱經濟學圖書，都很有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而價格卻低得不可思議。”
他的妻子記錄說：“在一個悠閒的下午，他盡享逛老書店之樂。他的溫和謙恭的態度——無論是當他地位較低時還是對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樣如此——使店主們深受感動。在他經常光顧的書店中，起碼有兩個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店主們都很樂意把那些他們認為適合於他的書留下來，直到他看過之後。”
去世之前，他已積有數千卷書，有的沿牆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閣樓裡。那時，這些書對他的妻子和家庭來說成了一個難題，後來移走這些書時也頗傷腦筋。移走的這些書後來逐漸分散於各處。1907年，曼徹斯特大學歐文斯學院圖書館被允許第一個挑走了他們想要的書，約有2400卷書被貼上特殊標籤積存在該圖書館中。其後，倫敦大學學院圖書館也有機會取走了幾百本。在剩餘的部分中，他的兒子H．S．傑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書，主要是一些較為現代的圖書，在他放棄阿拉哈巴德大學的教授職位時，他把這些書獻給了該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經濟學圖書館。傑文斯還藏有一些舊的銀行券，他把它們稱為“其他人幾乎不可能擁有的收藏品”。
六
我們已經對傑文斯在經濟學和統計學上的傑出貢獻做了一番巡禮。但這還遠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傑文斯作為邏輯學家的聲望堪與他的經濟學家的聲望相比。以現代觀點來判斷，邏輯學的英國學派在後穆勒時代未能維持下來，傑文斯與他的同時代人一樣，他們在邏輯學上的重要性在趨於下降。大約從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階段中，他佔用了大部分時間用於邏輯學的思考，這也成為（在歐文斯學院時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學任務。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數以上是關於邏輯學的。其中，《科學原理，一篇關於邏輯學和科學方法的論文》是他篇幅最長的著作，並且在很多年裡被廣為使用。雖然如此，傑文斯在邏輯學發展中的作用也不能與他在經濟學以及統計學歷史上的地位相提並論。我在這裡就不再回顧他在這一知識領域中所做的貢獻。
在他一生中的最後十年裡，他發現自己有一種強烈願望，想以簡潔、清晰並且有趣的文風寫出他喜歡的專題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國印行的和以六七種外文印行的眾多版本之外，到目前為止，他的《邏輯學初級教程》（出版於1870年）售出了13萬本；《邏輯學入門》（1876年）售出了14．8萬本；《政治經濟學入門》（1878年）售出了9．8萬本。另一本內容較廣的基礎性著作，《貨幣與交換機理》（1875年）在本國已售出大約2萬本，另外，在美國銷量也很大，並曾一度出現廉價的盜版本。半個世紀裡，生活在大不列顛帝國、印度和自治領域的那些學習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初等學生們，實際上都是在傑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長大的。他的這些小冊子少有難懂之處，毫無沉悶之感，觀點鮮明肯定，沒有過分的教條主義，這對基礎教育來說，的確是再理想不過了。依據這些書，還可以給出簡單而明確的考試題。——傑文斯對此絕無責備之心，因為他是一個考試製度的崇信者，而考試製度是那個時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個重大貢獻。他有一篇關於“束縛”的文章發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結論值得引用：“針對大學考試製度可能會提出種種反對意見，我並不想一一加以批駁。我的目的只是要說明，無論是對智力施以嚴格而確定的訓練，還是從那些最能經受嚴格考驗的人中選拔人才，考試都是最有效的方式。這是對那些口口聲聲反對‘束縛’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堅信，如果一種教育模式能使人成為嚴格、有序、公開的考試中的佼佼者，這必定是一種良好的教育體系。無論你把考試叫作什麼，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喚起智力、道德，甚至體力。無可辯駁的經驗已經證明了，考試使人很好地適應生活。
“這就是我對教育所持的觀點。我們不能認為教師的工作是去培養哲學家、學者和各種各樣的天才，因為同詩人一樣，他們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來的。如同我上面已經說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對於指導生活有用的知識灌輸到學生頭腦中去，這才的確會成為‘束縛’。教育的目標是開發頭腦的潛能，使學生們對後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種種經歷能夠清醒地認識、理智地對待。這是最重要的終極目的，被人們宣判為‘束縛’的考試製度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訓練體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時期，他對政府與社會經濟生活之間的關係尤為感興趣。在道德與感情方面，他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個人主義者，這一特點他保持終生。早在1869年，他為曼徹斯特統計學會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說。他對各種各樣的免費醫院和醫療慈善機構大加痛惜。他認為它們敗壞了窮人的品格（他認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並且與健康無關）。他說道：“我確信，我們針對免費的公共醫療處、診療所、醫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機構這些醫療慈善事業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問題的。我想說的是，這些慈善機構使最窮困的階層滋長了對富裕階層的依賴感，他們為能從這裡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滿意足，而我們本來應該引導他們自己養活自己。”如果我們能再一次感受到這種苛酷的感情，或許它會支撐我們，給我們以力量，使我們面對強勁的“東”風，讓我們堅信未來，從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這種維多利亞式的強硬的背後的感情是偉大的。傑文斯下結論說：“我們還不能認為已經到了那一刻，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行為可以完全拋開，但我們應該向這一方向努力，切實的進步將會使每個階級都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賴他人。”
雖然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受到一些現實想法的影響，傑文斯逐漸向“左”靠攏，雖然遠沒有達到穆勒生前所達到的程度。他始終不渝地呼籲對教育（因為這顯然與醫療不同，它會改善窮人的“品格”）和適宜的博物館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他在“民眾的娛樂”一文中，像亞里士多德一樣，把為廣泛的民眾提供有益的音樂看作是一項公共職責。他把由於“大量定居的、有教養的德國中產階級”的存在而產生的大廳管絃樂看作是可以引進到曼徹斯特的最好的東西。他在倫敦的日子裡曾寫道：“一個人時常會渴望那偉大的管絃樂中嘹亮的長號、滾滾而過的鼓聲、音叉的莊嚴鳴響以及那推向高潮時愈來愈急的興奮感”。顯然，不管傑文斯對醫院怎麼想，他會
為英國廣播公司而歡呼。他逐漸對公共事務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例如對於郵政，他就不止一次地寫過有關對包裹運輸與電報的政策的評判標準的文章。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政府與勞動者的關係》（1882年）採取了一種謹慎、折衷的態度。“最重要的一點，”他在序言中解釋道，“是儘可能地解釋我們為什麼一般會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則，並在很多方面的事情上向地方或中央的權威挑戰……這一質詢的結果是使我們不再製定粗製濫造的法則，而是根據是非曲直來仔細判斷每一件事情。”
記錄下傑文斯的出版作品到目前為止的發行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這裡排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俗課本：
《純邏輯》（1863），1000。
《煤炭問題》（1865），2000。
《政治經濟學原理》（1871），7000。
《科學原理》（1874），9000。
《演繹邏輯研究》（1880），6000。
《政府與勞動者的關係》（1882），9000。
《社會改革方法》（1883），2000。
《通貨與金融研究》（1884），2000。
《經濟學原理》（1905），1000。
從表面情況來看，他的一生中再沒有什麼需要記錄的了。1876年，他成功地獲得了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他居住在漢普斯特德高處，荒原邊上的一所房子裡。1880年，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穩定，而且由於他更樂於寫作，所以他就辭去了教授職位。他計劃在瑞士花三到四年的時間完成擬議中的《經濟學原理》，這本遺著在1905年出版了已經完成的部分。1882年8月13日，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在加利，貝克斯希爾與黑斯廷斯之間游泳時，突然感到一陣虛弱，溺水而死。他留下了三個子女，其中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他的兒子，赫伯特·斯坦利·傑文斯像他父親一樣，接受的是科學方面的教育——地理學與化學，然而他依靠經濟學方面的天資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成功地獲得了加的夫大學、阿拉哈巴德大學以及仰光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的席位。傑文斯的妻子活到了1910年，比他多活了將近30年。
對於傑文斯的死，舉世同悲。雖然他在46歲就英年早逝，但我認為，他死得其所。在從1857年到1865年的青年時期，他的天才、神聖的直覺以及熾烈的使命感處於鼎盛階段。最後時刻，他智慧的火焰已經微弱而且閃爍不定。
七
傑文斯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呢？關於他，沒有強烈的個人印象被記錄下來，而在他去世54年後，已經極少有人認識他了，即使有人認識，在他們頭腦中尋找有關傑文斯的清晰的印記，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相信，在他一生中的任何一個時期，他都並未給他的同伴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現代語言來說，他是非常內斂的。他靠自己的思維能力強單獨工作。他既被外部世界吸引著，又被它所拒斥著。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對自己的能力懷有無窮的信心。他渴望去影響別人，而不受別人的影響。他深愛看自己的家人，但和他們每個人都談不上親密。在他27歲的時候，他以這段話來描述自己16歲時的精神狀態：“在1851年的時候，我在高厄街——那是一所陰森的房子，至今看到還心有餘悸——生活得並不愉快，同伴們不是惡劣就是自私。就是在那時候，當我在房頂上的小臥室裡有一個鐘頭的安靜時光的時候，我開始想，我能夠而且應該比別人做得更多……我隱藏得如此之深，以致於我相信對於我的動機與目標，任何人都不能知其萬一。我父親可能知道但很少。我從來沒有和他敞開心扉地談話。在學校和學院裡，我在班級上的成功不過是表明了我的能力而已，而我所想往的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我仔細掩藏起來。我常常想，這種冷漠性格既不歡快也不可愛，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不正是必需的嗎？”
在澳大利亞的時候，他差不多是一個人獨居。他不願意參加殖民生活中的社會活動。1857年，他22歲的時候，寫信給他的姐姐，來分析自己的能力：“我在想象力和機敏方面沒什麼閃光之處。我所僅有的是糟糕的記憶力，任何時候我都只能記住所學的東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多數人都能記住很多。我不是一間堆放物品的倉庫，而是一台製造物品的機器。給我一些事實和資料，我就可以把它們加工成井井有條、細密編織的理論，或者給它們以新的外觀。我的頭腦裡有著最有序的結構，我對給事物分類的興趣如此之強烈以致於常常招致痛苦。同時我想，如果說我在什麼方面確有能力的話，那麼就是我有一定的創造力，我能搞出新東西來。這並不是說我能迅速地形成新思想、新觀點，而是指我能抓住一兩個想法並把它們發展成協調的東西。這就像一個萬花筒，只要往裡扔一個曲別針，或其他什麼小玩意兒，一個全新而勻稱的圖案就會顯現出來。”
1865年，在他就要結婚之前，他在日記中寫道：“成功的時候，我會得到豐厚的報償，而其他時候，我只是感到責任的壓迫。我越來越醒悟到，在我的前面，有一項畢生的工作在等著我，逃脫它是不可能的。不管發生什麼，我都感到我所懷有的潛能，它們需要不惜任何代價加以培養和開發，對它們的任何誤用和忽視都將是一種最大的背叛。然而，這樣一項艱深繁難的工作帶給我的麻煩卻是絕不輕鬆的。一種責任又在與其他責任相沖突，我的頭腦總是處於矛盾之中。我將去愛與被愛。然而我要從事的研究如此吸引著我以至於我感到無法在其他方面實現我的想法。首先，我將命定貧窮。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樣去幫助別人。在這樣一個掙錢愛錢的世界裡，忍受貧窮帶來的粗鄙與寒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自己能忍受，我也不能指望妻子和其他親屬能同樣忍受。那麼，我的另一半感情與摯愛只能懷著傷痛深深埋藏起來。
結婚之後（他的妻子有私人財產），他的天性也沒有多大的改變。他很少出門。只有幾個熟識的朋友。音樂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樂、游泳和獨自散步自始至終是他最喜歡的放鬆方式。他不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常會為家庭生活中的煩擾而惱怒，對噪聲過分敏感，容易陷於沮喪之中，總是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並且沉默寡言。但據說“他的歡快的笑聲很獨特，會給聽到的人帶來更快樂的情緒”。從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擾著，這些病痛後來變得非常劇烈，以至於影響了每件事情並經常打斷他的工作，這其中也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他的講座勉勉強強，不受歡迎。“我有時候喜歡講課，”他在給大學學院的退休報告中寫道，“特別是關於邏輯學，但多年以來，當我走進課室的時候，總擺脫不了是在走向頸手枷的感覺”。他的講座的價值受到損害，因為他決定少去介紹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純牛奶，這被他認為是毒藥的東西。就我所知，他從未培養出優秀的學生，但在晚年，他與福克思韋爾和埃奇沃思這兩位比他年輕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倫敦的時候，幾乎每個星期天，福克思韋爾都會叫上他一起到漢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長距離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與他經常來往的同伴。前幾天，當我和福克思韋爾教授談起傑文斯，又回憶起這些日子的時候，他說：“他不怎麼說話，再沒有比他更糟的演講者了，人們不去聽他的課，他工作起來斷斷續續，從沒有把什麼事情做徹底過”，然後他停了一會兒，懷著一種不同的表情，“關於傑文斯，唯一可說的一點是，他是個天才。”
他年長時的一張照片附在《書信與日記》的前面。人們熟悉這張照片。打著彎兒的鬍子，鬈曲的頭髮，寬眉毛、方臉膛、圓鼻孔以及豐滿而略顯凸出的下唇，這樣的相貌，可以說，是個猶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韋爾教授所確認的，傑文斯就是一個埃文斯的變種，這顯然可以從他的部分威爾士血統中得到解釋。他的臉色紅潤，頭髮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藍灰色的。這是一張孔武有力但並不容光煥發的臉，人們會把他當作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高貴的銀行家。這裡還有一張他在22或23歲時的照片。這張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強壯、敏銳、利索，臉颳得很乾淨，鼻子挺直，雙眼有神，氣色上佳，一團未經梳理的黑髮倒背在挺拔寬闊的額頭之上，——一個天才而絕非什麼銀行家。這兩張照片的對比確證了這樣的印象：偉大的傑文斯是青年時的傑文斯。
我頻繁地引用了他的日記。他從1852年17歲時起，直到1867年年底結婚時為止一直保留著它。這本日記本身有極高的價值，並且它還向世人展露了傑文斯的品性。我要是看了全部的文本而不是他妻子所出版的選本就好了。據說，當他的孩子們獲得版權時，這本《書信與日記》的卷數還會增加，但它們目前的下落還不清楚，所以也無法得到。這本日記包藏了他所有的信心和自省，這是一種過分的自省。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日記更多地是記錄著他心灰意冷的時刻，但有時，他也會記下一顆富有創造力的心靈之光閃現時的歡樂。例如，1866年3月的一天，他寫下這樣的一段話：“當我從晨曦中醒來，陽光直射進我的屋裡，我突然醒悟到：就是我發現了未來世界的真實邏輯。短短几分鐘裡，我感受到了人們不常經歷的那種快樂。”但隨即他又寫道：“我馬上又想到，我是一個多麼無用、多麼弱小的工具，因為我要完成的工作如此浩大、如此艱深”。
附
對凱恩斯先生的文章的討論
H．S．傑文斯先生：我非常榮幸地向凱恩斯先生表達謝意，他的充滿趣味的文章對我個人來說有著非常獨特的意義。幾個月前，當我知道是誰將在我父親百年誕辰的紀念會上發表這篇紀念文章時，我非常高興。他是最適宜的人選，他更有可能對我父親的一生和工作給以全面而公正的評價。凱恩斯先生不但對統計學和經濟學理論的各個方面瞭如指掌，而且由於他父親的關係，對邏輯學也知之甚多。
凱恩斯先生提到，經濟學家的核心特徵是多才多藝。當我們回顧我父親在不同學科的知識進步中所做的貢獻時，我當然會認為，可以把他當作是具備了這種核心的多方面素質的人。他是從自然科學開始的，在悉尼的時候，他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對氣象的日常觀測之中，這種觀測他不間斷地保持了兩年。他是在新南威爾士州進行這種氣象觀測的唯一的人，現在這些觀測結果留傳下來並將永遠作為新南威爾士的氣象記錄的一部分。在這方面，他也寫了很多文章，例如“以提高標準的雨量計測出的雨量缺乏”。
凱恩斯先生也對他關於統計學的文章進行了評論。在這些文章中，他所引入的方法具有永久的價值。在他的經濟學理論和邏輯學著作中，他沿用了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學的方法，即概念與定義的精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發明的邏輯機，在這一機器中，相互影響是通過機械方式進行的。製造了兩個這種機器的樣機，其中一個可以在牛津的與波德雷恩圖書館相連的存放科學儀器的博物館中見到。
我父親對經濟學的社會應用也感興趣。這種興趣首次體現在他的“悉尼社會調查”之中。這一調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後一年中做的。它沒能在本國出版，但它的一些摘錄近些年在澳大利亞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調查時使用的地圖遺失了，我至今沒能見到它。另外就是他關於社會改革的文章，其中許多發表在《社會改革方法》之中。
我個人認為，《煤炭問題》這本書中最有趣而且最有遠見的一章是“商業團體”。這一章中，他展開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帶來的第一輪影響。其中有一段談到當時對美國徵收的莫里爾關稅以及國家之間不斷增長的財政保護和自給自足的趨勢。他預言，如果這一趨勢愈演愈烈，那麼英國將進入一個糟糕的時期，我們將不得不忍受把礦井挖得越來越深，煤炭價格越來越高，以及同國外製造商競爭時越來越困難。
凱恩斯先生極為公正地處理了這一問題，即馬歇爾對我父親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況。考慮這樣一個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親的生命延續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讀到了馬歇爾的《原理》，那麼他與馬歇爾之間的關係將會怎樣？那一定會使他們走到一起來，而這對他們每個人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說，在凱恩斯先生所做的評論中，有一個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馬歇爾和傑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來，他們的方法並不存在相似性。我個人認為，以數學方法來處理經濟學問題是對一種特殊方法的應用。的確，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設和處理方法的真正基礎，我想他們是非常不同的。我父親的方法可以說是源於本瑟姆，是他創立了經濟學的心理學派，而我父親主要屬於這一學派，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論。
我父親也非常感激西尼爾。心理學派是由本國的許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奧地利學派加以發展。在我看來，這一思想派別大大不同於穆勒－馬歇爾學派。
順便提一句商業波動與太陽變化之間的關係問題。當然，現在這仍是一個非常困難而且爭議很大的課題。但就我個人來說，我總感到，如果人們是在100年前討論我父親的工作，他們很可能把這當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稱頌的發現和揭示。對這一專門課題研究越深，我越是趨於相信人類的許多事情都與太陽輻射的波動密切相關，而這種波動並不是一種確定的週期性變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學讀物的人們都會感到震驚，因為竟然有那麼多的生物學家、植物學家和農學家正在研究這些週期性變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動植物分佈，這當然依賴於天氣的波動。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與某些變化聯繫起來，這是一些氣象學家們可以跟蹤到的變化，它們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為顯著，而對這些變化的追尋正在回到太陽輻射的波動之中。
最近幾個月，我們得到了一個非常驚人的發現，即無線電波受太陽輻射的影響很大，與太陽黑子的變化相一致。鑑於它在實踐中的重要意義，人們希望把這一問題儘快查清。
我不能佔用更多的時間了，但我注意到，凱恩斯先生沒有提到我父親的政治活動。當然，這很有限，但卻很有趣，因為它反映了他的觀點。看起來，他對政治的興趣僅僅侷限在曼徹斯特，在那裡他組織了一個辯論協會，前些時候我看到它的活動記錄。它的成員主要是一些學院的同事，還有一些學生。協會僅維持了一個時段或稍長一點。但其後不久，我父親又起草了一份請願書，反對授予維多利亞女王“印度女皇”的稱號。這份請願書至今仍在我手中，並試圖呈交給當今首相。我父親在學院人員中徵集到了六個人的簽名，但由於沒有得到更多，這件事情就失敗了。
我再次聲明，我非常愉快地聆聽了凱恩斯先生以他那優雅而輕鬆的筆調寫成的文章，我提議向他致謝。
博納博士：今天我們來紀念威廉·斯坦利·傑文斯誕辰百年的時候，有兩個突出的優勢。首先，是我們的朋友傑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偉大的威廉·斯坦利·傑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著崇高的聲譽，其次，是由凱恩斯先生向我們宣讀紀念文章。借用卡萊爾的話說，如果讓我們來“篩選萬物”，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比凱恩斯先生更有資格的人。你可以拿自己來判斷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做到比今晚的狀況更好嗎？這簡直不可想象。凱恩斯先生與傑文斯有相似之處，他不僅是一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統計學家，並且還不止於此，他也像傑文斯那樣多才多藝。對凱恩斯先生的多才多藝我知道一點兒，但不知道是不是達到了像傑文斯那樣甚至精通氣象學的程度，很可能是達到了。
在凱恩斯先生的評論中，批評的因素佔據了很大部分，這或許有點遺憾，但我們並不歡迎那種只歌功頌德、遮掩粉飾的傳記文章。凱恩斯非常坦率地描述了傑文斯的各種意圖，有時候他成功了，有時候他失敗了，但總體上來說，這些意圖幾乎使他爬上了高山之巔。總體說來，我們留下了一些關於失敗的印象，但這種失敗是一個先驅者的失敗，他沒有說服所有他想說服的人，但最終他將會說服許多人。
我感到了我們中間存在著一個危險，剛才傑文斯教授已經指出了，那就是，我們在想象，如果傑文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由於早逝而打斷了工作，那情況會是怎麼樣。凱恩斯先生所持的觀點是，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個最好的傑文斯，而毋需再抱怨什麼了。但，你可以想到，46歲或47歲的年紀，對像他這樣的人來說，人生的確是過於短暫了。這讓我想起了“所羅門的智慧”裡的一句諺語，如果我沒有引錯的話，就是“短時間裡已經把他做得如此出色，長些時候將達完美之境。”如果解釋得隨便些，這句話可以用在傑文斯身上。
有些“層次更高的批評家”這樣說，“他沒有留下出色的作品。為什麼還要稱頌他？”這些批評家當中，很多人都遠沒有像凱恩斯那樣的鑑別力。他們說，傑文斯總是試圖去做那些他根本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且總是東一塊、西一塊，不能使它們形成一個整體。那麼，又有多少人比這做得更好呢？
對於傑文斯在學院授課時採取的方針我很氣憤。他在歐文斯學院講課的時候，非常想有權保證學生們都能通過考試，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只好講授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因為如果他講授自己的觀點，學生們的考試會統統“掛紅燈”。他在這件事情上是對了，還是錯了？我想還是留給那些能說會道的人們去判斷吧。
至於穆勒自己，我想告訴你們一個有關我們學會的小小軼事。有一次我突然想起穆勒曾經參加過我們的會議，於是就詢問了一下，工作人員查了一下記錄，看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是不是有我們的成員資格。
甚至沒有跡象表明他曾為成為我們的一員而努力過。如果要問我他們兩人中誰更值得紀念的話，我堅決投傑文斯一票，而不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我非常樂意支持向凱恩斯先生致謝的提議，因為他的文章為他本人，為這個題目，為我們學會帶來了榮譽。
威廉·貝弗裡奇爵士說，他想對由這篇文章引出的三個問題發表一些看法。首先，他想人們可能願意聽他談一談關於太陽黑子的問題。對他來說，他一直堅持認為太陽黑子與商業循環、與商業、就業的大的波動，以及與19世紀發生的其他事情沒有任何關聯。關於第一點，他曾在28年前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商業循環的週期變動不定，而太陽黑子週期是不變的。他擔心後面這種說法可能不盡正確，因為天文學家們確定的太陽週期長度也是時常變動的。但他認為，的確沒有什麼證據，也不可能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太陽黑子與農業收成以及與工業國家的主要的週期性運動有什麼關係。
至於人們考慮到另外的方面，比如太陽輻射的波動會不會對地球上的事情產生什麼影響，進而反映在經濟統計數學之中，那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基點上討論問題。
太陽影響著這個世界上的許多現象，如果說它對莊稼的生長沒有任何影響，那是不合情理的。正是基於這一點，他才親自著手調查，並仍然認為應當把這一調查繼續下去，因為莊稼的生長表現出一個15.2年的週期。對於這一數字，尤爾先生在排除了其他結果之後說，他認為這個結果不會錯誤，因為統計上的論據非常有力。這一點把威廉爵士引向了價格史，但在瞭解價格史的時候，他有意避開了對天氣週期進行更多的研究，以免形成先入之見影響價格本身表現出來的結果。
威廉爵士認為，傑文斯最終將被證明是對的，並不是因為他揭示了商業波動與物理現象相關，而是因為他揭示了經濟數字可以被用來解釋物理變化。
對於傑文斯的工作，他最熟悉的部分是價格史，這是一項值得繼續下去的工作。這項研究表明傑文斯既是一個歸納性的經濟學家，也是一位演繹性的經濟學家——每個經濟學家都應該這樣。威廉爵士有一個很明確的觀點，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只靠單純的演繹，那麼他不能到達任何地方；至於依靠單純的歸納能不能到什麼地方，他認為這不好說。傑文斯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在很高的層次上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因此在未來的經濟學家中有望出現一大批傑文斯的繼承者。
威廉爵士最後說，凡是聽到凱恩斯先生的致詞的人一定都會感到無比愉快的，他同意向凱恩斯先生致謝的建議。
R．G．霍特里先生說，他也願意為凱恩斯先生出色而明快的文章向他表達謝意——在一定的目的下，這篇文章的價值要勝過兩卷本的傳記。
對於傑文斯，他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為經濟分析所做出的貢獻。傑文斯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他能從智力活動中獲得快樂，懷有能激起科學研究和調查的感情，並且渴望表達自己，渴望把那些滿含激情的思想傳達給這個世界。傑文斯一點也不否認在他的分析體系之前就有一些經濟學家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做過類似的工作，但他們都沒能表達給這個世界。傑文斯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的表達的渴望形成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表達能力。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突出特點是，大量的道理都是以最令人信服、最卓越的方式，且相對短小的篇幅表達出來的，所以才能保留在人們的頭腦中。他在這本書中所表現出來的才能，以及後來一直成為政治經濟學精華部分的思想，可以和實際事物中那種天生的領導才能相提並論。具有這種素質的人可以為了一個目標把他的同代人召喚到一起。領導才能是偉大政治家和偉大將領的特性，而使思想深入人心，給人們以精神力量的才能則是偉大經濟學家的特性。這就是為什麼傑文斯毋需懼怕那些在他的領域，與他的思想爭奪先創權的人。既有一些先驅也有一些同代人為引入這些思想發揮了很大作用——例如馬歇爾——但，以霍特里先生的觀點來看，傑文斯的才能表現出比馬歇爾更精煉的形式。從某方面來說，馬歇爾的領域不如傑文斯寬，在建立這些思想傳統時也沒有付出更多的精力。而在傑文斯做出貢獻的其他許多領域中，都可以表現他在陳述思想時的精力與才能。他的貢獻一直保留在公眾頭腦中，即使有些人不能接受他的結論，也仍然對他所說的保持著興趣。
霍特里先生說，他想補充一個文中沒有提到的事實。傑文斯在加入皇家統計學會前先加入了曼徹斯特統計學會。他更早地為曼徹斯特統計學會做出貢獻，並在移居倫敦之前被選為主席。之後，他加入皇家統計學會時已經確立了作為一個傑出統計學家的地位。
格林伍德教授說，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他必須要向大會投票了，但在這之前，他首先履行一下通常的儀式，就是提醒凱恩斯先生不必為任何批評做出回答，他儘可以把這些回答寫到日記裡去。他說，如果凱恩斯的文章再長一些，每個人都會很高興的，因為這篇文章的魅力已經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們。他說，這樣說只是表達了在場的每個人的感受。
凱恩斯先生的心理學研究特別吸引了他。他先談了一小點。馬歇爾早年對傑文斯的下意識的反感可能是出於一種職業者對業餘者的不由自主的諷刺。馬歇爾非常年輕，他一定知道他所接受的數學訓練要比傑文斯更深入，他可能也覺察到了，或者自已被覺察到了，傑文斯在使用數學方法時不夠優雅、不夠熟練。
一個涉及面更寬的問題是傑文斯的性格。他的確性格內向，但這麼說太模糊了，感情發展與智力增長不能同步可能是一些天才的典型情況。像歌德那樣的全面、均衡，即使是在那些堪稱天才的人中也是罕見的。這個學會的另一個英雄，威廉·法爾，直到老年的時候在某些方面還相當缺乏實際常識。傑文斯有時得意揚揚，他又拒絕向學生們講授他認為極其重要的真理，這些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很難想象一個情感正常的人，又有相當的教學和考試經驗，向學生們傳授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會不利於他們的畢業考試。但當孩子或青少年發現自己滿懷熱情的東西，別人卻不感興趣時，他就會冷漠下來，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情況，也許凱恩斯先生應該考慮一下這種症狀。
他的建議是，凱恩斯的文章值得投於熱情的一票，來表達對他的謝意。
J．M．凱恩斯先生的回答：我非常感謝你們對我的文章所表現出來的興趣。今天在這裡宣讀有一種特別的榮幸，因為在場的人中有傑文斯的兒子和他的孫女，有人告訴我，她也是一位經濟學家。
說傑文斯的工作已經結束了可能過於魯莽了，很可能我是錯的。顯然，他臨終前所做的工作是出色的、有趣的，但我最近大致按照傑文斯寫作的順序把他的幾乎全部作品瀏覽了一遍，得出一個深刻的印象，雖然他後期的作品是出色的、有趣的，但並不像他的早期作品那樣才華橫溢。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現的天才幾乎蓋過了所有的經濟學文字。對格林伍德教授關於他的情感不成熟的說法，我很感興趣，但在其他方面沒有找到更多的例證。我認為他是一種內向型的人，他更願意掩飾自己的冤屈，而不是消除它，這是一種內向心理特徵。對於馬歇爾的情緒是出於一種職業者對業餘者的諷刺的說法，也許是正確的。
這篇文章宣讀以後，凱恩斯先生又添加了一些有關大學學院經濟學教學的細節，相關的資料是由克拉拉·科利特小姐提供給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