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1
一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於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他的父親威廉·馬歇爾是英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母親名叫麗貝卡·奧立弗。馬歇爾家族是西部的一個牧師世家。馬歇爾的曾曾祖父威廉·馬歇爾牧師在17世紀末成為康沃爾郡薩爾塔什地區的教區牧師。他是一個因力大無窮而被蒙上傳奇色彩的人物。在德文郡做牧師的時候，據說他曾經用雙手扭彎馬掌，驚得當地的鐵匠大呼小叫，以為是撞見了魔鬼。馬歇爾的曾祖父約翰·馬歇爾牧師是埃克塞特語法學校的校長，他的妻子名叫瑪麗·霍特里，是查爾斯·霍特里牧師的女兒，埃克塞特天主教副教長和天主教教團成員，她還是伊頓中學校長的姑母。
他的父親，那位英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是個作風古板的人，他意志堅定，富於洞察力，生就一副最虔誠的福音派教徒的脾氣。他的脖子很細，下額突出而長有硬須。他曾用一種自創的盎格魯－薩克斯語言寫了一首頌揚福音教派的敘事詩，這首詩在一些小圈子裡贏得了讚許。他在自己的92年生命裡，一直保持著專橫的性格。他發揮這種專橫天性的最方便的對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為第一個犧牲品。實際上他抱有的這種觀念是針對全體女性的，直到年事已高時，他還撰寫了一篇短論，名叫“男性的權利與女性的義務”。遺傳的力量是強大的，馬歇爾也沒有完全擺脫他父親的影子。他對婦女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傲慢之情，這與他對自己妻子的深情與欽佩相互衝突，也與他所處的環境相沖突，因為他與婦女的教育與解放事業緊密相關。
二
馬歇爾9歲的時候，父親覺察到自己孩子的天賦，於是他懇求銀行的一位董事保舉艾爾弗雷德進了莫肯泰勒學院。父親對兒子既慈愛又嚴厲，在這一點上他秉承了詹姆斯·穆勒。他常常陪孩子做功課，學習希伯來語，直至深夜11點。艾爾弗雷德不堪重負，他總是說，是路易莎姑媽救了他的命。他與姑媽在道利什附近度過漫長的暑假，姑媽送給他小船、獵槍和小馬，讓他任意遊玩，這樣，到假期結束將要回家的時候，他已經黝黑健壯。他們當時的班長E．C．德默說，在學校的時候，他身材瘦小，臉色蒼白，衣衫不整，神色委頓，被人叫作“蠟燭”。並且他不愛玩耍，經常琢磨棋藝，不喜歡交朋友。
1861年，馬歇爾在成為第三名導生之後，他被授予了牛津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這使他能夠在3年後獲得這裡的研究員資格，也使他享有了獲得皇家學院伊頓獎學金以及新學院溫徹斯特獎學金的永久性資格。這是父親為他設計的走向福音派教職的第一步，但這並不是艾爾弗雷德的目標，因為那將意味著夜以繼日地苦讀古典文學。在他痛苦的回憶中，暴君般的父親總逼迫他挑燈夜戰，攻讀希伯來文，同時又禁止他進入令人心醉的數學迷宮。對於數學書，父親連看都不願意看一眼，艾爾弗雷德只好把一本波茲編的幾何學藏在口袋中，在從家到學校來回的路上邊走邊看。他每讀完一個定理，就在頭腦中沉思，還不時地停下來，用腳尖在地上比比劃劃。莫肯泰勒中學六年級的課程中就包括了微積分，這激發了他的天性。數學教師艾裡說：“他有數學天賦。”對艾爾弗雷德來說，數學就意味著解放。他父親對數學一竅不通，這對他是一件大感慶幸的事。不！他不會在牛津埋沒在那死氣沉沉的語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劍橋，即使是做一名雜役，他也要探求幾何的奧秘，窺測無窮的寰宇。
就在這時候，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現了，他答應借給他一小筆錢，從而為他打開了通往數學和劍橋的大門（因為他的父親生活拮据，在他放棄牛津的獎學金之後，父親就無法繼續資助他了）——在他獲得學位不久，利用教學掙得的錢和每年從劍橋聖約翰學院領取的40英鎊帕金獎學金，他償還了這筆借款。而40年後，這位叔叔又留給他250英鎊的遺產，使他對美國的訪問得以成行。艾爾弗雷德經常談到這位叔叔的發家史：查理斯·馬歇爾在金礦大發現的時候來到澳大利亞謀生並安頓下來，但他身上秉承的家族怪癖使他具有一種間接的生財之道。他繼續經營牧場，而令左鄰右舍們高興的是，他不僱傭那些身體正常的人，而只僱傭那些或跛、或盲，或身有其他殘疾的人。淘金熱達到頂峰的時候，也給他帶來了回報，所有的壯勞力都移居到了金礦區，他成了能繼續經營的唯一的人。幾年之後，他行囊鼓鼓地回到英格蘭，並馬上對自己聰明而又任性的侄子發生了興趣。
1917年，馬歇爾對他在當時及其後的工作方法做了如下描述：“我想，大約17歲的時候，我的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紀元。那是在攝政街，我看到一個工人很隨便地站在一個櫥窗前，他的神情十分專注，我於是便駐足觀看。原來他是要用白顏色在玻璃上寫下一些簡短的字句來說明商店的經營宗旨。為了使字體美觀，他只能一下一下地著筆，所以總是興奮一兩秒鐘之後就停下來歇上幾分鐘。如果他為了節省這幾分鐘而一氣呵成的話，那他的僱主所遭受的損失可能就不止是付給他全天的工資了。這一切引發了我的一系列想法，並最終決定決不在頭腦不清醒的時候繼續思考，而是間或休息一下，徹底地放鬆。在劍橋，當我完全能夠自制的時候，我就決心決不連續攻讀數學一刻鐘以上而不休息。我總是在手邊準備一些輕鬆的文學作品，利用中間的休息，我就不止一遍地通讀了莎士比亞的幾乎所有作品以及博斯韋爾的《約翰遜傳》、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這是我能輕鬆閱讀的唯一一部希臘戲劇），還有盧克萊修的大部詩作，等等。當然，我也常常因數學而興奮起來，半個小時或更長時間裡不休息，但這說明我的頭腦是高度集中的，而這於身體並無害處。”
短時間內能夠全神貫注，而時間稍長就無法集中思想，這是馬歇爾終生的特點。對於稍微繁重一些的工作，他很少能一氣呵成。他還深受記憶力不強之苦，甚至在本科的時候，記憶數學課本上的內容就如同解答難題一樣讓他大費腦筋。童年時期，他還有很強的算術能力，但後來就不行了。
在劍橋的聖約翰學院，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實現了自己的抱負。1865年，當時雷利勳爵正是該校的高年級學生，就在這一年，馬歇爾榮獲了數學學位考試第二名，並馬上被選為研究員。他打算獻身於分子物理學的研究。有一段時間，他在自己非常尊敬的珀西瓦爾指導下，在克利夫頓擔任數學教師，這樣他就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還還清了查理斯叔叔的借款）。不久之後，他又回到劍橋，短期擔任數學榮譽學位考試的輔導。就這樣，他說：“數學，使我償還了欠款。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了。”
馬歇爾在克利夫頓的主要收穫是與H．G．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夫頓學院建院時來擔任院長助理的。通過戴金斯，馬歇爾又與J．R．莫茲利結識了。與他們二人的友誼使馬歇爾得以進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為核心的一個知識界的小圈子。在此之前，馬歇爾與當時的知名人士之間尚無交往，而在他回到劍橋之後，他就成了“格羅特俱樂部”這個小型非正式的討論會的成員。
格羅特俱樂部的成名，源於約翰·格羅特牧師在特朗平頓住所的餐後討論會。格羅特牧師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時為止一直擔任倫理學的奈特布里奇教授。創始成員中，除格羅特之外，還有亨利·西奇威克、奧爾迪斯·賴特、J．B．梅厄和約翰·維恩等人。皇家學院的J．R．莫茲利和聖約翰學院的J．B．皮爾遜稍後入會。馬歇爾這樣記述了他與這個討論會的關係：“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會的時候，當時會中的活躍分子是F．D．莫里斯教授（他是格羅特的繼任者），西奇威克、維恩、J．R．莫茲利和J．B．皮爾遜……在1867或1868年之後，討論會曾經冷清了一段時間，但W．K．克利福德和J．F．莫爾頓的到來又給俱樂部帶來了新的活力。後來的一兩年中，西奇威克、莫茲利、克利福德、莫爾頓和我都是俱樂部的積極分子，每次活動都按時參加。克利福德和莫爾頓當時對哲學還所知不多，因此討論的前半個小時他們都緘默不語，而只是凝神靜聽其他人，尤其是西奇威克的發言。這之後，他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暢所欲言。在我所聽到的精彩的討論中，如果讓我原原本本地記述哪一次，我一定會選擇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侃侃而談的兩三個夜晚。另外還有一次格羅特俱樂部聚會之前的茶間談話，我當時雖然沒能及時記錄下來（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這也是一次值得懷念的場景。當時發言的只有莫里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盡情地逗引莫里斯，使莫里斯回顧了30、40乃至50年代的英國社會政治生活。莫里斯神采飛揚，滿室由此而生輝，他與西奇威克之間一唱一和，有問有答。結束之時，我們其他人紛紛向莫里斯致謝，感謝他帶給我們一個如此美妙的夜晚……”
就在這個時候，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他的精神歷程發生了一次危機，這一點他後來常常談到。他研究物理學的計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為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尤其是對神學陡然生起的濃厚興趣而中止了”。
馬歇爾在劍橋讀本科的時候，雖然他喜愛數學勝過古典文學，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會的任命，有時還熱情祈望能到異國他鄉去傳教。他終生都是個傳教士，但在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餘生裡，他成了一名當時所稱的不可知論者。關於他當時與西奇威克之間的關係，他這樣說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會紀念西奇威克的集會上）：“雖然名義上我不是他的學生，但在倫理學領域，我的確是他的學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學生中年齡最大的一個，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說，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時候，我向他尋求幫助，在痛苦的時候，我向他尋求撫慰，而我從未掃興而歸。與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尋常的分分秒秒，它們使我重獲生機。我所經歷的磨難與疑慮可能與他早年的開拓歷程有相似之處，但他的學識更淵博，洞察更深遠。也許，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謝意的人中，我是最應該感恩戴德的一個。”
馬歇爾開始他的劍橋歷程的時候，我想，如果以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因為這時，基督教教義正在從英國或者至少是從劍橋的哲學世界中退卻。1863年，24歲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條”為享有研究員資格的條件，並正在致力於閱讀希伯來文的《申命記》和準備講授《使徒行傳》。而當時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漢密爾頓哲學探討》前，從未寫過任何明確背離教義的東西。在此前後，萊斯利·斯蒂芬是英格蘭國教會的牧師，詹姆斯·沃德是脫離國教教派的牧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正是牧師職位的候選人，W．R．克利福德則是高級國教教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棄了自己的研究員資格，以便“從教義束縛中擺脫出來”。之後不久，所有這些人都不能再被稱為基督徒了。然而，與西奇威克一樣，馬歇爾儘可能地不採取“反宗教”的態度。他仍然認同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動機。在他的表述中，從未出現過貶損宗教的語句。他的學生們也很少有人能說清他的宗教觀點。臨終之際，他說：“宗教對我來說是一種人生態度。”這就是說，雖然他已經放棄了神學，但對於信仰，他卻越來越誠篤。
這場60年代的大轉變是一種理智上的轉變，而不是後來的時代中發生的那種倫理或情感上的轉變，這場轉變完全是由知識分子之間的論爭而誘發的。馬歇爾常常把自己思想轉變的原因歸結為圍繞H．I，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而展開的爭論。他最早是在J．R．莫茲利那裡看到這本書的。對當代人來說，曼塞爾已經算不了什麼。但在60年代，作為把基督教義建立在理智基礎之上的最後一次嘗試的倡導者，他卻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曼塞爾曾任牛津大學的導師，後來成為聖保羅學院的院長。1858年，他“採納了漢密爾頓的獨特理論，把康德引入到英國國教事業中來”——人類精神的一種古怪的逆轉，這種理論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頓演講集》的曼塞爾作為傳統觀念的衛道士而一舉成名。1865年，正當馬歇爾獲得學位，並開始專注於探討宇宙奧秘的時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漢密爾頓哲學探討》，書中對曼塞爾把漢密爾頓附會於基督教神學加以批評，曼塞爾也作了回答。曼塞爾為正統觀念所做的辯護“向我表明，”馬歇爾說，“需要辯護的地方何其多”。這次大辯論主宰了馬歇爾的思想並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學，進而又轉向社會科學領域。
1859年，即《班普頓演講集》出版之後第二年，《物種起源》問世了，它使人們的思想從雲霄之間回到陸地，並開闢了一條光明之路。1860－1862年，赫伯特·斯賓塞的《第一原理》（現在依然難以讀懂）也在漢密爾頓－曼塞爾爭論中應運而生，它獨闢蹊徑，使形而上學融於不可知論，並且告誡那些並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觀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衚衕。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進化論以及——前一代知識分子所推崇並留存下來的──功利主義倫理學，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這樣，馬歇爾從形而上學轉向倫理學。我認為，馬歇爾從未明確背離過主宰著他的經濟學前輩們的功利主義思想。但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他是相當謹慎的。就是在這一點上，馬歇爾超越了西奇威克，而與傑文斯則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上。我想，在馬歇爾的著作中，沒有哪一項經濟學研究是專門針對某一條倫理學教義的。經濟問題的解決，對馬歇爾來說並不是享樂主義計算的應用，而是人類發揮自己更高才能的先決條件，而這種“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麼並不重要。經濟學家們可以向世人宣告：“對於貧窮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對很多人墮落原因的研究”。這一宣告已足以說明經濟學家的目標。因此，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學領域內的事實與推斷，而這也正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標和最高旨意”。當然，不可否認，社會進步同樣“部分地依賴於人類在道德與政治上的天性。在這些事情上，經濟學家們沒有特殊的資料來源，而只能做與其他人同樣的事，並儘可能地去猜想”。
這就是他的最終姿態。他是通過倫理學進而涉足經濟學的。在晚年對自己的精神歷程所作的一次回顧中，他說道：“我從形而上學走向倫理學。我當時認為要對現存的社會狀況進行一番論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們現在稱作道德科學的領域裡很淵博，他總是對我說：‘懊！如果你懂政治經濟學，你就不會這麼說了。’於是，我就閱讀了穆勒的《政治經濟學》並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懷疑機會不均等狀況的合理性，甚於我對物質享受不平等狀況的懷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訪了幾個城市中最貧窮的地區，我從一個街區走到另一個街區，看到了一張張貧窮的臉。這之後，我就下定決心，要盡我所能地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徹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為《貨幣、信用和商業》所準備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轉向經濟學研究的前因後果：“大約是在1867年（當時我在劍橋正忙於講授數學），我見到了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它使我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種可能性才是他應當研究的最重要的課題。於是，我花了一段時間來研究形而上學，但不久就轉向了似乎較為前沿的心理學研究。心理學對人類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發展的可能性的種種探討把這樣一個問題帶到我的面前：為了過上美滿生活，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年長而睿智的人們告訴我，生產資料的數量不足以讓大多數人都能享受閒暇，都能有機會從事研究。他們還告訴我，我應當學習政治經濟學。我聽從了他們的勸告，我開始消徉於各種枯燥事實之中，並期待著很快獲得思想上的豐收。但越是對經濟學進行深入研究，我越是發現自己所知甚少，而應學甚多。到現在，我對這一領域進行專門研究已近半個世紀，然而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比剛剛入門之時更加無知了。”
1868年，當他還處在形而上學階段的時候，一種想要閱讀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帶到了德國。有一次，他說道：“康德，我的導師，他是我唯一崇拜過的人，但也僅此而已，因為除了他晦澀難懂之外，社會問題也不知不覺地來到我的面前，難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機會只屬於少數人嗎？”他和曾指導過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國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頓。黑格爾的《歷史的哲學》對他影響很大。他還接觸到了德國經濟學家，尤其是羅雷爾的著作。最後，在聖約翰學院院長貝特森博士的勸說下，學院為他專門設立了一個道德科學的講師職位，他的經濟學家的生涯由此開始了。但他還一度講授過道德科學的其他分支學科——邏輯學與邊沁的功利主義。
他為經濟學奉獻終身的願望現在終於實現了。他總是認為，與遵從他父親的願望比起來，這才是他註定要走的精神之路。兩年間的反覆考慮與猶豫不定在他的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學生們講起自己這段選擇的歷程，教誨他們要與經濟學這一高尚職業——他正是這樣認為的——相配。因為他們要懷著科學的無私精神對日常生活中的經濟事務進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則，而正是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幸福與走向美好生活的機遇。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個年代，當他擔任劍橋倫理科學教授職位時，亨利·西奇威克與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與他的這兩位同事一樣，他也屬於賢人兼牧師的一類人，然而，他也與他們一樣被賦予了雙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學家。作為一名神職人員，他並沒有比其他的神職人員有特別突出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在他的領域裡，他卻是這一百年來世界上最偉大的。儘管如此，他總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個方面置於更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來，第一個自我是主人，第二個自我是僕人。這第二個自我只需在自己的範圍內自發地尋求知識，而第一個自我要服從推動實際進步的抽象目標。鷹隼那銳利的眼睛和張開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喚到陸地上，來完成一個說教者的使命。
這一雙重天性是一條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理解為什麼馬歇爾時而堅定，時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衝突的目標以及為什麼有時候會徒費心機；可以理解他總表現出來的雙重觀點；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種優勢。經濟學研究看起來並不要求那種出類拔萃的獨特天賦。理智地說，與那些哲學和純科學中的高深內容相比，經濟學難道不是一個簡單之極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卻如鳳毛麟角。一個簡單的學科，而精通者寥寥！這種說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從這裡得到解釋：即一位經濟學中的大師必須是諸種天賦的綜合。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後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能理會符號而又能訴諸言語。他必須在研究現在的同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人類的天性與習俗沒有哪些完全處於他的視野之外。他必須富有激情，追尋目標而又排除先入之見。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馬歇爾雖未達到這樣多才多藝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備了諸多天賦。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後天的訓練主要賦予了他經濟學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質——他是一名出類拔萃的歷史學家和數學家，他自由自在地遊刃於特殊與一般、暫時與永恆之間。
三
一部著作從最初觸發動機，經由向學生口授，直至最終面世，中間要經歷漫長的間隔期，因此要詳盡闡述馬歇爾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是非常困難的。如此，在進行這一嘗試之前，我們可以先就馬歇爾從1868年被任命為劍橋聖約翰學院的講師到1885年繼任為劍橋政治經濟學教授的這一段人生歷程做一番簡單的追尋。
九年之間，馬歇爾一直是聖約翰學院的研究員和講師。這時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經濟學基礎，但從未發表過任何東西。在被介紹到格羅特俱樂部之後，他與W．K．克利福德和弗萊徹·莫爾頓關係甚密。克利福德“愛做驚人之舉”，但他是俱樂部中最受歡迎的夥伴。之後不久，馬歇爾成為“埃拉努斯”的成員，開始與西奇威克、維恩、福西特、亨利·傑克遜以及劍橋開放初期的其他領導者建立了聯繫。這段時期，他總要到國外度過漫長的假期。馬歇爾夫人寫道：“他帶著60英鎊和一個旅行揹包出發，然後就長時間地在阿爾卑斯的高山之間漫遊。數個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體由虛弱變得強壯。六月，他拖著疲倦的身軀離開劍橋，待到十月份歸來之時，已經黝黑、強壯，腰身挺直。背後的旅行揹包使他的身體自然挺直，這種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歲之後。有時他甚至不惜忍痛來保持身體的端直。在阿爾卑斯漫遊之時，他總是早晨六點就起身打點行裝，八點之前就動身上路，揹著揹包走上兩到三個小時，然後找個地方坐下來，有時是坐在冰河上，開始讀一陣子書——歌德或黑格爾或康德或赫伯特·斯賓塞——之後繼續趕路，直到下一個夜宿之處。這是他研究哲學階段。後來，他就開始在漫步之間思考國內和國際貿易理論。一大箱子書和其他物品都是讓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個星期或更長的時間裡，他只是和他的揹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淨襯衫，然後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乾。他的許多艱深的思想就成形於在阿爾卑斯山的獨自漫遊之中。
“這些漫遊時光使他對阿爾卑斯山常懷眷戀之情，直到1920年（最後一次），我們還來到南蒂羅爾山，他在白雲深處繼續休息和工作。
“艾爾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時總是精神抖擻。在他成為聖約翰的研究員之後，他總是習慣在上午10點到下午2點和晚間10點到凌晨2點之間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就獨處於曠野之間，晚上，他又獨居於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時候，他在一幢幽靜的旅館屋頂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攔當作涼棚。在牛津，他在花園裡建了一個小書齋以供寫作之用。在劍橋，他先是在陽台上工作，後來把一間旋轉式的防護棚改裝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羅爾山區，他就把一堆石頭，一個折凳和一個氣墊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寶座’。晚年，我們到那兒去時都隨身帶著帳篷，他就在帳篷裡度過白天的時光。”
1875年，馬歇爾到美國作訪四個月。他的足跡遍及整個東部，並且還到了聖弗朗西斯科。在哈佛和耶魯，他與經濟學家們促膝長談。所到之處，被頻頻引見給社會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國家的貿易保護問題”。他對此進行了多方探詢，在旅行臨近結束之際，他在一封家信中寫道：“我在費城與那些保護主義的倡導者們進行了數小時的交談。現在我認為，只要我讀完他們推薦給我的那些著作，對他們的立場我就瞭然於胸了。我想現在沒有，過去也未曾有哪一個英國人能說出同樣的話。”
一回到英國，他就於1875年11月17日在劍橋倫理科學俱樂部宣讀了一篇論述美國工業的論文。之後，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爾大學發表了“美國經濟狀況”的講演。這次美國之行給他的印象極深，這使他後來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響。他總是說，這次美國之行的收穫並不在於他實際上了解了什麼，而在於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他還學會了從比例關係觀察事物。這次美國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國正在走向強盛，並瞭解到其原因和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馬歇爾還一直在幫助當時業已成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經濟學建設成為在劍橋大學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H．S．福克斯韋爾和稍後於1875年完成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我的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是馬歇爾最早的學生，他們與上述的三位前輩一起擔當了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講座的任務。
1876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與瑪麗·佩利小姐訂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孫女。她是馬歇爾早期的學生之一，她還是紐納姆學院的經濟學講師。馬歇爾的第一部著作，出版於1879年的《工業經濟學》是與她合著的。實際上，這本書本應屬於她而不是他，因為是她在劍橋大學函授部一部分講師的要求下開始著手寫作的。他們於1877年結婚。婚後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對馬歇爾的感情成為馬歇爾的精神支柱。幾乎可以說，她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他和他的事業。他們之間心心相印，息息相關，使朋友和學生們很難將他們兩人分別看待。在馬歇爾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應當歸功於馬歇爾夫人的才華。
結婚後，由於失去了研究員資格，馬歇爾只得暫時離開劍橋前往布里斯托爾，擔任大學學院的首任院長和政治經濟學教授。“當時正值（馬歇爾記載）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和新學院在布里斯托爾組建第一所‘大學學院’，亦即專為一個沒有自己的大學的大城市創辦、旨在向城區範圍內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機會的學院。我當選為首任院長，上午是我妻子為女學員為主的一個班講授政治經濟學，晚上則由我為年輕實業家為主的一個班授課。”
除了正常授課以外，馬歇爾還進行了一些晚間公開講座，其中包括就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開設的一個系列講座。馬歇爾夫婦在布里斯托爾的工作大受歡迎，甚至在他們離開之後，這個小鎮還以濃厚的興趣關注著馬歇爾。然而這裡的行政事務，尤其是向四方籌款的活動令人厭煩、難以忍受。布里斯托爾由於財源匱乏，籌款就成了院長的主要任務之一。婚後不久，由於他患有腎結石，很快就身體衰弱，精力不濟了。他急於辭去院長職務，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適的時機，這時候，拉姆齊被任命為化學系教授，他才找到一個稱職的繼任者。隨後，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將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個月裡，他在一座幽靜的小旅館的屋頂上工作，之後，他們又去了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由於他仍是布里斯托爾的政治經濟學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這裡，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大有好轉，但在餘下的後半生裡，他一直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疑神疑鬼，總覺得自己快要垮了。實際上，他的體格十分強壯，所以年屆高齡之時，他仍能筆耕不輟。脆弱的是他的神經，一旦用腦過度或由於與人辯論以及意見紛爭而引起頭腦興奮，他的神經就會失衡。遇到比較繁複的工作的時候，由於無法長時間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實際上，他已經看到了展現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準備把他頭腦中已經成形的理論結晶奉獻給這個世界，但體力和精力如此不濟，這讓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經35歲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還不足以建立一門新的科學，而這門科學對人類卻是至關重要的。接下來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惡化，在他本應大展宏圖的時候，這樣的身體狀況卻使他的勇氣大受挫折，儘管他的決心從未動搖過。
在布里斯托爾大學學院的董事中，有擔任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院長的喬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們在定期赴布里斯托爾履行公務時，常常到馬歇爾家中作客。喬伊特始終對經濟學懷有興趣。在擔任巴里奧學院導師期間，他就開設了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座，而直至晚年，他還堅持在這一學科上單獨輔導那些本科生。喬伊特對馬歇爾的興趣和信任是在董事會會議之後的晚間長談中建立起來的。1883年，阿諾德·湯因比英年早逝，喬伊特就邀請馬歇爾接任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研究員和政治經濟學講師，並給駐印度行政機構候選文職人員授課。
馬歇爾在牛津的經歷雖然短暫但卻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華的學生，他的公開講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聽眾，他們聽課的熱情之高為馬歇爾的教學生涯中所僅有。在不同場合的公開辯論中，他得到了亨利·喬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學的地位也就日漸顯赫。不過，由於福西特於1884年11月去世，馬歇爾就於1885年1月回到劍橋，接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之職。
四
馬歇爾正式開始經濟理論的研究開始於1867年，到1875年，他的理論已獨樹一幟，最終成形是在1883年。然而直到1890年（《經濟學原理》），他的這些理論從未以著作的形式面世。他最早開始而完成於1875年的研究課題甚至直到1923年（《貨幣、信用和商業》）才得以出版。他並不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佔為己有，通過講座以及與朋友、學生們的談話，他已毫無保留地展現了自己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又通過一些私下印行的小冊子和他的學生們的作品為更廣泛的人們所瞭解。他的這些分散的理論也被摘入皇家委員會的徵詢錄中。這樣，當他自己的著作問世之時，也就失去了本應有的轟動效應和震撼力。而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也就很難理解在英國他的同代人和晚輩們為何給他以如此崇高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在這裡就不妨做一嘗試，儘管因資料不全而難免有所疏漏，下面我將先來追尋馬歇爾思想發展的軌跡，然後再來探討他的著作遲遲不能出版的原因。
馬歇爾1867年開始深入研究經濟學。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樣一系列日期：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親自修訂的最後一版；馬克思的《資本論》，1868年出版；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71年出版；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也出版於1871年；凱爾恩斯的《主要原理》，1874年出版。
因此，在馬歇爾起步的時候，穆勒和李嘉圖還被尊為泰斗，地位不可動搖。唯一可與之比肩的是馬歇爾經常提到的羅雪爾。在方法上運用數學的觀念已經蠢蠢欲動，但還沒有任何的實質性成果。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提到，古諾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研究》（1835年）曾經對他產生過獨特影響，但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時得到這本書的。古諾的影響；一位劍橋數學家當時對李嘉圖的自然反應；或許還有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三篇，第十八章論述“國際價值’，的算術示例中隱約可見的代數分析，所有這些，就是馬歇爾的起點。對於自己從1867年到1875年美國之行的思想發展狀況，馬歇爾曾作過記述，現正好引用於此：“他不但在擔任私人教師時講授數學，還儘可能地把李嘉圖的推理轉換為數學方法，並努力使它們更具一般性。與此同時，他又被羅雪爾以及其他德國經濟學家，乃至馬克思、拉薩爾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持有的新的經濟觀點所吸引。但是在他看來，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往往不足以證明他們為經濟事件所找到的原因是正確的。他認為，預測經濟的未來當然是困難的，但要正確地解釋過去的經濟狀況也非易事。而且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者們低估了所遇到的困難，他們倉促之間就下定結論，認為通過廢除私有財產就可以清除人類本性中的缺陷與弱點，……他努力去深入瞭解實業界的實際運作以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這樣，他一方面可以瞭解每種主要工業的各種技術特徵，另一方面又與那些工會主義者、合作者和其他工人階級領導人建立了聯繫。然而，多年間的實際研究並未取得多大的成果，於是他決定抽出時間撰寫一篇關於對外貿易的專論或文章，因為這方面的事實資料都可以從現有的文件中找到。他認為首先應該撰寫一批這種有關各種經濟問題的專論，然後再寄希望於把這些專論編寫成一部綜合性的論著，其涵括範圍與穆勒的著作相仿。在完成了綜合性的論著之後，而不是這之前，再看手撰寫一本簡短又通俗易懂的論著。依他的意見，這才是最佳的工作順序，但由於環境的壓力，他的這一計劃被打亂了，甚至幾乎顛倒了。他確實撰寫了一篇有關對外貿易的專論草稿。1875年，為了研究新興國家的貿易保護問題，他前往美國，訪問了那些重要工業的所在地。然而，婚姻打斷了這項關於對外貿易的研究。他與妻子一起合著了一本工業經濟學方面的短論，這本書為了使工人階級讀者能夠看懂而大大簡化了。然而正當此時，他卻身染重疾，以至於一段時間裡他看起來再也不能勝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了。稍後不久，他感到體力有所恢復，於是就完成了經濟問題的圖解說明。雖然已故的瓦爾拉斯教授曾在1873年左右敦促他出版這些圖解說明，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感到，在對實際狀況進行具體研究之前發表這些成果，會使它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切合實際。於是他開始著手做一些必要的限制，添加一些必要的條件，而這就成了他的第五本著作《經濟學原理》的核心部分。以這些核心內容為基礎，他又前後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直至全部定形後才於1890年出版。”
馬歇爾放棄了先寫“一批有關各種經濟問題的專論”，再把它們合編為一部綜合性論著的計劃，這一決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樣的大部頭著作是要由一位經濟學大師的頭腦經過深思熟慮才能最終得以完成的。這樣，他的那些專論就被大大延誤了，尤其是關於貨幣與對外貿易的部分，由於在邏輯上它們屬於靠後的內容，因而直至50年後才重見天日。
馬歇爾的研究順序可以表述如下：1867年，他開始發展圖解方法，並將這種方法特別應用於對外貿易的研究中，這方面他主要受到李嘉圖和穆勒的影響。而後，在古諾以及一定程度上在馮·屠能的影響下，他“開始認識到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我們在觀察世界時，無論是在倫理方面還是在物理方面，都更注重於增量而不是總量。特別是，對物品的需求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這種需求的‘邊際’增量將與相應的生產成本的增量達到穩定的均衡。要想使這種連續性的論點一清二楚，不利用數學符號或圖解說明是不行的。”
到1871年，他沿著這條線索已經大大前進了一步。他把這些新思想以及他的圖解經濟學的切實基礎詳詳細細地講授給學生們。就在這一年，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出版了，這是一部獨立完成的著作。這本書的出版多多少少讓馬歇爾感到失落和惱怒。因為在他看來，他正在這些方面進行一點一滴的研究，而趁他尚未給這些新思想適當而確切的表述之前，這本書卻先拔頭籌。然而無論怎樣，是傑文斯最先發表了有關“邊際”（或者按傑文斯自己的話來說，是“最後”）效用的一系列思想。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與傑文斯爭辯，然而同時又間接地但卻明確而肯定地指出，他並未從傑文斯那裡吸取過什麼。
1872年，馬歇爾在《學術界》上對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進行了評論。這篇評論雖然不是否定的語氣，但卻透出幾分冷淡並指出了幾處明顯的錯誤：“（評論最後說）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那些突出的理論內容，而在於它對若干次要問題的富於獨創性的論述以及那些富有啟示意義的評述和細緻的分析。書中新瓶裝舊酒之處屢見不鮮……例如，任何商品的總效用都不與其最後的效用程度成正比，這原本是人們所熟知的道理……而傑文斯教授卻把它列為頭等重要的思想，併為此花樣翻新地展示了大量經濟事實。”
雖然他的確在一個章節中寫道：“不幸的是，像其他地方一樣，傑文斯在這裡論述時的得意之情使他做出了一個不但不準確、簡直是錯誤的結論……”但他也說道：“如今，很少有作者的天才創造力能像傑文斯那樣如此接近李嘉圖。”他又說道：“幾乎再沒有什麼思想家的成就，能像傑文斯那樣激起我們多方面的、強烈的敬佩之情。”
實際上，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確可稱得上是一部天才之作，但與馬歇爾的不厭其煩、力求全面、只知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相比，這本書又顯得倉促、不夠準確，像一本殘缺不全的小冊子。當然，它所提出的最後效用的概念以及勞動負效用與產品效用平衡的理論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在馬歇爾那包含著耐心、堅韌與天分的巨大的工作機器面前，這不過像是思想火花的一時閃現而已。傑文斯看到水壺在沸騰時，興奮得像一個孩子那樣大喊大叫，而馬歇爾則默默地坐到一旁，開始建造一台發動機。
與此同時，對於在闡述對外貿易和國內價值純理論時揭示出來的圖解法，他也作了一番概括。這些論文想必在1873年前後就已完成了，而且當時就已經與他的學生們作過交流（尤其是與H．H．坎寧安爵士）。它們作為不連貫的幾個章節收錄在《對外貿易理論》中。這本書在他從美國返回後的1875－1877年間就已接近完成，內容包括了他自1869年以來的研究成果。1877年，他轉而與馬歇爾夫人合著《工業經濟學》。1879年，亨利·西奇威克生怕別人從馬歇爾手中奪取優先權，於是私下印發了這些文稿，並將它的副本分別寄給了國內外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但這些章節最終沒能正式出版，因此現在已經很難見到它們的原文了。不過，其中最精華的部分已經被安排到《經濟學原理》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並（在其產生之後50年）收入《貨幣、信用與商業》的附錄J中了。
馬歇爾在經濟理論中對數學和圖解方法的運用嫻熟、陳述全面而且科學嚴謹，這遠遠超出了前輩們的那些“思想火花”，我們由此可以堂堂正正地說，馬歇爾是現代圖解經濟學的奠基人。圖解方法這一精緻的分析工具對那些聰明的初學者來說是引人入勝的。我們開始接觸到它時都深受啟發，它還可以用來驗證我們的直覺，充當速記的手段，而當我們在這一學科上登堂入室時，它就成為我們研究的背景。馬歇爾的成果一點一滴地滲透到外部世界，其完整形式只有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才能接觸到，這使他喪失了許多本可以得到的世界性榮譽，而且這也許甚至阻礙了這一學科的進步。雖然如此，經過再三考慮之後，我想，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馬歇爾不願意僅僅以發表他的圖解方法來開始研究生涯。
這是因為，雖然思維方法對這個學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對它的過分強調或沉迷其中，就背離了馬歇爾早年就已確立的對待經濟學研究的正確態度。不僅如此，馬歇爾是數學學位考試的二等榮譽獲得者，又曾對分子物理學懷有抱負，因此無論從思維角度還是審美的角度，他對數理經濟學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初等代數、初等幾何和初等微積分都有點不屑一顧。比如，與物理學不同，經濟理論中那些能用數學表達的部分，比起對那些複雜而殘缺的經驗事實的經濟解釋來說是太容易了，而且對於得出有用的結果不會有很大的幫助。
馬歇爾對此有著強烈的感受，而他的學生們未必都能做到這一點。在他眼裡，初等數學只是孩子們的遊戲。他想要進入到這個世界更廣闊的實踐中去，去傾聽它的呼喊，去分辨其中不同的聲音，用實業家的語言來發言。因此，正如他在前文中所表白的那樣，“他努力去深入瞭解實業界的實際運作以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
由此可見，起初，是馬歇爾建立了現代圖解方法，而最終，他又毫不吝惜地將其置於適當的位置上。《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圖解只有在腳註中才能看到，充其量不過是在附錄中做了簡短陳述。早在1872年，當他評論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時，他就寫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一些訓練有素的數學家把他們所善用的數學方法用來解決經濟學問題，從而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建議，對此我們應當表示感謝。但他們做出的所有推理和結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可以用普通語言表達出來……我們面前的這本書，如果去掉其中的數學而保留它的圖解，將會有所改觀。”
1881年，當他評論埃奇沃思的《數理心理學》時，他在開頭寫道：“這本書顯露出了天才的跡象，並表明作者將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然後他加了這樣一句話：“尤其有趣的是，我們將要看一看，這本書在避免數學方法的作繭自縛和誘使他脫離經濟現實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最終，在1890年，他在《經濟學原理》序言中首次強調了他對於圖解的偏愛甚於代數，他認為前者在一定範圍內還是有用的，而後者不過是作者為圖方便的權宜之計。
馬歇爾之所以反對濫用數學方法，還出於另外一種動機，害怕這會嚇跑那些“實業家”讀者（一種不太合理的動機）。儘管如此，他在這方面還是走得太遠了。無論怎樣，“有許多純理論問題，人們一經使用圖解方法就不願意再做其他嘗試了”，因此圖解方法註定會成為經濟學高級教程的一部分，它應該儘可能以最完整、最清晰的形式提供給學生們。
然而，馬歇爾在他研究對外貿易理論兼及與自由放任主義相聯繫的若干有關問題之時，儘管尚有缺陷，但最終沒能於1877年發表，卻不啻是一大憾事。無論怎樣，是馬歇爾開始對這一方面進行專題研究的，“與其相關的主要事實可以從現有的文件中得到”，這些事實依據，再加上馬歇爾訪美期間通過對新興國家貿易保護的實際運作進行調查而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已經足以構成一本專著。然而這卻沒能實現。部分原因在於，當他的健康狀況惡化時，他感到自己時日不多，而只能把全部精力用於完成他在價值和分配方面的基本思想。
我們同樣對馬歇爾直至晚年才出版他的《貨幣論》而深感遺憾。因為他那些本來生氣勃勃的思想以及敏銳而富有震撼力的表述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了光輝。在馬歇爾的經濟學研究中，沒有哪一部分像他對貨幣的研究那樣集中展現了他的創造力和專注精神，也沒有哪一部分這樣清楚地表明瞭他的洞察力和淵博知識。
貨幣是經濟學中一個半獨立的部分而堪可形成一部專著。然而當時他除了在皇家委員會的證詞中有所闡述以及偶有文章見諸報端之外，就再也沒有向這個世界奉獻任何以自己的語言、自己的風格寫成的東西了。70年代初以來，貨幣問題是馬歇爾在講座中最喜談的題目之一，因此他的主要思想廣為學生們所知。這使劍橋形成了一種口授的傳統，從馬歇爾自己的講座開始，而在他退休之後，則是庇古教授的講座。與出版成書相比，這種方式不但與之不同，而且（我想可以這樣說）要優於它，直到最近情況才有所不同。此時，對馬歇爾在貨幣理論上的主要貢獻做一簡要敘述是恰當的。
在金銀複本位制的大辯論之前，馬歇爾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貨幣問題的東西，甚至在辯論開始之後，他也是在觀望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方才介入。他對這一課題首次正式發表的見解，包含在他對皇家委員會1886年就貿易和工業蕭條狀況印發的問題單所作的回答中。接下來，他在1887年3月號的《當代評論》上發表了關於“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的文章。之後不久，他又分別在1887年和1888年向金銀委員會呈交了大量證詞。1899年他又為印度通貨委員會提供了證詞。直至1923年，在《貨幣、信用與商業》中，他才對自己關於貨幣問題的思想做了系統闡述。而此時，幾乎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已在其他著作中公之於眾了。他已經八十有餘，體力大不如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以前分散的文章連綴成篇了。它的表述顯得很枯燥，又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各種繁難之處，總之與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寫的著作相比，是大為遜色了。但是，馬歇爾1871年前後寫的現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討論他的貨幣數量理論的。這是說明他的思想從1867年和1877年之間始終保持前後一貫的一個極好例證。他的《貨幣、信用與商業》的第一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內容就是由此而來，它論述得極為全面，在解釋和說明方面精雕細刻，這是他在50年後所無法達到的。我並不清楚他在《當代評論》上所發表的文章中，以及在對金銀委員會的證詞中所體現出的主導思想是何時樹立的。不過，在《工業經濟學》中已經有了關於“商業危機”的段落，他在回答貿易蕭條委員會的問題時也引用了這些段落，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經懷有同樣的想法了。下面，我將一一列舉馬歇爾在貨幣理論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創見。
（1）把貨幣數量論當作一般價值理論的一部分而對它進行闡述。他總是強調，貨幣的價值一方面是貨幣供給量的函數，而一方面又是貨幣需求量的函數，而這種需求量是以“每個個人保證能夠隨時購買的商品量的平均儲存量”來度量的。他進一步解釋了個人如何在貨幣與其他財富形式之間進行比較、尋求平均，從而確定自己持有的貨幣量。“（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寫道）英國全部貨幣的交換價值與社會成員希望能夠隨時購買到的商品量的總額相等。這樣，在銀幣通貨制度下，如果我們已知流通中的全部銀幣的盎司數，就可以計算出每盎司的銀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價值；這隻須以前面所說的商品總量除以總的盎司數就可以了。假設平均說來，社會中的個人希望能夠隨時購買的商品數量佔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麼，這時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銀幣這一種通貨，英國的貨幣價值就會等於全國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們的習慣改變了，為了以其他方式獲得財富，在購買力增加時並不急於購物，比如說，如果平均說來每個人希望能夠隨時購買的商品數量只佔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麼當流通中的銀幣數量不變時，它就不能保持原有價值，其價值會下降。這時，工業用銀就會增加，而銀礦的產銀量將會有所減少……”
他指出，這種方法的最大優越性就在於避開了“流通速度”這一笨拙的概念（儘管他能夠準確地說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果我們試圖在‘流通速度’和貨幣價值之間建立聯繫，那麼問題就會錯綜複雜。穆勒先生對這個難處一清二楚（《政治經濟學》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節的後半部），但他並沒有給出解決辦法。”有時，人們由於對貨幣缺乏信任，不願意持有它，而造成價格上漲——這種現象由於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而備受人們關注——對於這種現象的前因後果，馬歇爾也曾做過詳細說明。他也清楚，價格水平與商業循環相伴相隨，它與公眾願意持有的“即時支配”額的波動相關。
（2）“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的區分，以及貨幣價值波動時，這一區分對於信用循環的意義。對此所作的明確說明，我認為最早是在《經濟學原理》（1890年）第六部分，第六章（結尾註釋）中。
（3）現代信用制度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影響價格的因果順序，以及貼現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人們常常引用以及中學生們可以參考的唯一的詳細論述，是馬歇爾1887年為金銀委員會所作的證詞（尤其是證詞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為印度通貨委員會所作的證詞。這些本來是貨幣理論最基礎的內容，但在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學生們只能從呈交給那些對一時的實際問題感興趣的政府委員會的問答式文字中找到，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
（4）闡明瞭“購買力平價”是決定不可兌換貨幣在國家間兌換比率的理論。實質上，這一理論應歸功於李嘉圖，卡斯爾教授以適於現代情況的方式對李嘉圖的理論進行了重新表述，但馬歇爾的備忘錄在此之前已經發表了。這份備忘錄附於他為金銀委員會所作的證詞（1888年）之後。這個理論在他於1899年提交給印度通貨委員會的結論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馬歇爾對金銀委員會發表的意見的一段摘錄，它說明了他的理論梗概：“設B國有一種不可兌換的紙幣（如盧布）。在每個國家，貨幣價格都取決於貨幣量與它發揮的功能之間的關係。隨著貿易的進行，黃金對盧布的比價將達到A國的金價與B國的盧布價格之間的比率（考慮運費因素）。”
（5）編制指數的連續法。他在“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1887年）的最後一部分（標題為“如何估計一個單位的購買力”）中的一個腳註中，首次提到了這一方法。
（6）建議在金銀混合本位制的基礎上實現紙幣流通（與李嘉圖的“對建立一種既經濟又安全的通貨的建議”一脈相承）。這一建議最早見於他在1886年對商業蕭條問題政府專員的回答中。他爭辯說，普通的金銀複本位制將會慢慢成為變相的金屬本位制。（他繼續說道）我認為，如果我們將要因為金銀複本位制而大吃苦頭的話，那實在是我們自找的……我的替代方案取自他的（李嘉圖的）簡單方案，就是要把比如說是2000克的銀條與100克的金條結合起來，同時政府隨時準備買入或賣出成對的金條和銀條，從而確保流通中的貨幣總量維持穩定……這一計劃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啟動，而不必等待其他國家的協同。”
他並不是在促使馬上採用這種本位制，而是旨在向世人說明它起碼要優於金銀複本位制。這一建議又先後在他1887年的文章“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和1888年對金銀委員會的證詞中重現。
（7）建議編制便於長期合同選用的按物價指數計算的官方幣值標準表。這一建議最早見於一篇論文的附錄中，這篇論文探討了解決就業不連續狀況的對策，於1885年馬歇爾在“工業補償會議”上宣讀。1886年，他在對商業蕭條問題政府專員的答辭中重申了這一建議，並增添了一些新的內容。“（他寫道）工業運轉之所以缺乏連續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不知道一個英鎊在一段時間以後還能值多少錢……如果採納了經濟學家們長久以來一直呼籲的一項計劃，由此造成的嚴重影響就會大大減輕。我提出這一對策並不是要求政府自已經營實業，而是希望它能夠為實業提供幫助。它應該公佈幣值表來跟蹤黃金購買力的變動，這將方便合同在簽訂時按照固定的購買力單位確定報酬……因為合同的雙方都是自由地做出選擇，所以無論是對於利息支付的幾乎所有合同，還是對於償還貸款的合同，關於地租的合同以及涉及工資和薪水的合同，這種恆定的一般購買力單位都是適用的……我要強調的是，這一建議與我們的貨幣流通形式無關，並不要求它加以改動。我得承認，對於國際貿易，這一建議很難行得通。但是，作為國內商業的穩定因素，它的作用是極其重大的，而且它實行起來非常簡便，也不會像政府幹預企業那樣引發弊端。鑑於此，我冒昧地懇請諸位密切注意這一建議。”
在前面曾提到的“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這篇出色的論文中，馬歇爾又深入闡述了這一重要的建議。這篇論文前三部分的標題分別是：（1）“價值標準波動的弊端”；（2）“貴金屬不是一種良好的價值標準”；（3）“價值標準與金或銀無關”。馬歇爾在寫作時有一個獨特的習慣，就是喜歡把那些最新穎、最重要的內容放在腳註裡。下面這段文字就是對這篇論文中一個腳註的摘錄：“我想，每一項旨在控制貨幣供給從而維持幣值穩定的計劃都應當是僅限於國內而非國際性的。我將引證兩個計劃來說明這一點，儘管我不贊同其中的任何一個。第一個計劃中，貨幣是不可兌換的，這時只要一英鎊的價值超出了一個單位，政府部門就會自動地購買公債從而投放貨幣，相反，當一英鎊的價值不足一單位時，就應當售出公債從而回籠貨幣……另一項計劃中，貨幣是可兌換的，這時一英鎊的紙幣將有權要求政府部門按照現時的金價和銀價兌換成半單位的金和半單位的銀。”
《經濟學家》對金銀混合本位制和備用幣值標準表進行了嘲諷，而馬歇爾總是過分擔心被指斥為脫離實際或凌駕於“實業家”（這種傳說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沒有繼續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