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2

五

我在前文中曾經承諾，要挖掘出馬歇爾推遲出版他的圖解方法、對外貿易理論以及貨幣與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這些原因中，許多都貫穿他的終生，而就其結果來說，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讓我們先來探討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馬歇爾很早的時候就已認識到，純粹的經濟學理論本身並無多大價值，對於做出切實可行的結論也無多大幫助。其全部價值僅在於對當前的經濟生活進行解釋。這就需要對工商業的實際狀況進行深入瞭解。然而這些具體事實以及它們與個人的關係總是處於不間斷的迅速變化之中。馬歇爾在劍橋的就職演說點明瞭他的立場：“當代經濟學在觀點上的轉變是由於人們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環境的產物並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本世紀初的英國經濟學家們所犯的主要錯誤並不在於他們對歷史和統計的忽視，而在於他們把人看作一個定值，而幾乎不去關心他的變化。因此他們認為供給與需求的作用是機械的、不折不扣的，這與實際情況大不相同。他們最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看到工業中的常規和制度是多麼易於變化。而社會主義者們總是用過於強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們對人類行為的隱秘動機有所瞭解，這正是經濟學家們所忽略的。有一點李嘉圖和他的主要追隨者們並未向世人講清楚，甚至他們自己也並不十分清楚，那就是他們所建立的體系並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發現某些真理時加以普遍應用的工具。我認為，只有經濟學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沒有哪一條經濟學教條具有這種普遍性，因為它們本身並不是實際真理，而是探索實際真理的工具。”

馬歇爾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經濟學前輩們的錯誤危害最甚的時候，他所持的觀點以及對他們所持的反對態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願意在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之前就發表那些孤立的經濟學專論。單獨發表圖解方法和純理論有可能造成弊大於利的後果，因為那將會使數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在目標與方法上更加混亂，從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強調。如果不對理論與現實世界的聯繫進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發表那些純智力成果，人們就會紛紛效仿這種做法，他就會成為一個錯誤的示範。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關的事實依據是極端困難的——比現在困難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國，事情發展的速度超乎尋常，因而整理過的信息資料非常罕見，遠非現在這樣豐富。實際上，在1875－1895年的20年間，馬歇爾對於事實資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經濟學判斷力都大有提高，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間發表那些著作，那將會比他在1885－1895年間發表遜色得多。

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一個個人性質的原因。在關鍵時刻，馬歇爾的身體卻垮了下來，而在健康有所恢復之後，他在準備課程和培養學生上花的時間又大大推延了他的寫作進程。並且，他在寫作時精益求精，錙銖必較，表述力求準確，這也妨礙他成為一位寫作快捷的作家。他還特別不擅於把各部分合為一體以及為使各部分間相互照應而進行改寫的工作。他一直試圖寫大部頭的著作，但他缺乏運筆如飛的能力，又不能長時間地全神貫注（這正是穆勒所具備的），還缺乏一種前後一貫的整體感（這正是亞當·斯密所具備的），而這些對於一部宏篇鉅製的圓滿成功都是必備的條件。

前面已經指出，他認為經濟學不可能達到極致狀態，同時現實世界的變化是日新月異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侷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閒暇來著書立說，正是這些原因使他放棄了先寫獨立專著再將它們合為一部宏篇鉅製的想法，這難道說不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決定嗎？我認為是的，正是那些障礙與不足之處導致了這一點。

對於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馬歇爾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優勢。他在1885年的就職演說中說道：“12年前，英格蘭擁有或許是最才華橫溢的一群經濟學家，像他們這樣在同一個時代出現在同一個國家的情況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然而一個接一個，穆勒、凱爾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萊斯利、傑文斯、紐馬奇和福西特先後離開了我們。”當時剩下的人中，再無一人堪與馬歇爾並駕齊驅了。對於自己的學生，馬歇爾加以精心培養，因為他們將要承擔未來的經濟學研究。然而，馬歇爾卻不願意把半生不熟的麵包撒在水面上，不願意考慮與別人合作的可行性，不願意讓這個世界從他身上獲取能夠滋補的養分。他不正是在違反他自己的信條，試圖達到一個不可能的目標嗎？經濟學的宏篇巨論或許有很大的教育價值。我們也許的確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灑灑的大作。既然經濟事實具有變動不定的特點，而孤立的經濟原理又蒼白無力，那麼經濟科學的進步與日常用途難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驅和開拓者們撇開大部頭的論著而埋頭於小冊子和專論的寫作嗎？我曾在前文中說道，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雖然不失為一部傑作，但充其量也不過像是一本小冊子。這裡我卻要說，正是傑文斯樂於與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才使他贏得了崇高的個人地位，產生了別人無法企及的影響力。傑文斯的所有經濟學著述都屬於小冊子的性質。而馬爾薩斯在《人口論》出版第一版後，想把它擴展為大部頭的著作，這卻反而毀掉了《人口論》。李嘉圖最偉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風行一時的小冊子。穆勒倒是憑藉他的天賦完成了一部成功的鉅著，但它對教育的意義遠甚於對科學的意義，而且當新一代的辛巴德們已經在海上乘風破浪之時，他不也像個老人一樣只能枯坐一旁嗎？只由亞當·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論的榮譽就夠了，經濟學家們應當只爭朝夕地撰寫專著和短論，並祈求以此方式達到不朽。

那麼，馬歇爾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做法豈不是偏離了他那獨特天賦的真實本性嗎？“經濟學”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說的，“本身並不是實際的真理，而只是探索實際真理的工具。”我們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馬歇爾的創造。他在將其展示給這個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學生們的手裡。這一工具的建立是馬歇爾那獨特天賦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認為經濟學不是“實際真理”，他也極力地追求這種“實際真理”，然而在這方面他卻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我的父親曾經作為一名學生兼同事，目睹了馬歇爾自始至終的思想發展歷程。在我很小的時候，那時甚至我還不知經濟學為何物，我就聽到過我父親的慨嘆，慨嘆馬歇爾的頑固不化，這使他無法弄清自己的優勢與劣勢的確切所在；慨嘆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與天賦中的真正財富奉獻給這個世界。全世界的經濟學本來可能發展得更快，馬歇爾的權威和影響本來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氣稍稍有所不同。

馬歇爾還有兩個特點必須提到。首先，馬歇爾過於害怕犯錯誤，面對批評臉皮太薄，對反對意見太容易著惱，甚至是在那些不那麼重要的事情上。一種極端的敏感使他對於批評和反駁不夠寬容。這種害怕由於言語冒失而招致批評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響。不管怎麼說，偶而犯些小錯畢竟無關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時發現，那麼更不會造成什麼惡劣影響。然而，說這是馬歇爾的一個缺陷，是立足於他對科學的準確性與真實性的高標準——這種高標準常常令他的學生們望而生畏——的基礎上的。

其次，馬歇爾太急於做善事了。對於這一學科中那些與人類福祉以及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不直接相關的部分，他總是不屑一顧，即使有些內容間接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他認為如果自己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無上的目標。這種觀念來源於他內心的衝突，在充滿了艱難、枯燥、苛刻、毫無感情色彩的理智與顯然完全不同的、飽含熱望的激情之間的衝突。當他的理智在追尋圖解方法、對外貿易與貨幣理論的時候，他的內心一個傳道士般的小精靈卻在說，不，這樣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時，他的理智之火行將熄滅。而那個一直被壓迫的小精靈卻跳了出來，有一次他說道：“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獻身於心理學。經濟學離理念的世界太遙遠了，如果我在這方面說得過多，實業家們就不會讀我的東西。”然而他畢竟還是把那種觀念保持終生。他經常講述這樣一個早年的故事：“當我開始下決心盡我所能對政治經濟學（當時‘經濟學’這一詞彙還未創造出來）進行徹底研究的時候，有一次我在街頭櫥窗裡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畫（畫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個‘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幾個先令把它買了下來，回到學院宿舍把它掛在壁爐架上，從此以後我就把它稱為我的保護神，我立志努力讓世間那些像畫中人一樣的人們都能達到幸福的境界。當時，我對經濟學理論中的數學部分極感興趣，於是我就抬頭望一眼我的保護神，它把我帶回到正路上來。有一次尤其靈驗，因為是它把我從對終極目標的研究中拉了回來，使我開始研究喧囂一時的金銀複本位制問題。我是鄙視這樣的問題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們。”這就是他的另外一種偉大品格：崇高的無私與獻身公益的精神——這一點常常令他的學生們感動——中的瑕疵。

六

無論如何，1877年，馬歇爾是在幫助夫人撰寫《工業經濟學》（1879年出版）。按原計劃，這本書是夫人為劍橋大學函授部講師作教材用的，但隨著工作的進展，馬歇爾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工作。《經濟學原理》出版之後，他不僅壓制那本書的發行，而且在同一題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內容替代了原書。這本書改寫後，基本上是《經濟學原理》的縮寫本，並“力求適應低年級學生們的需要”。在原書中，他的價值理論不得不以簡短而不完善的形式表達出來，世人也只能以這樣的形式來接受，我想，馬歇爾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才在11年後改寫這本書。在1887年和1888年《經濟學季刊》上與美國經濟學家的辯論也使他進一步確證了這種印象。另外，他也放棄了那種認為對初級學生講授經濟學只需一個半指導性的函授教師輔以一本半嚴肅的教科書就已足夠的觀念。1910年，他在給1879年出版的《工業經濟學》的一位日本譯者的信中寫道：“本書在撰寫之初，是希望能夠把簡明易懂與科學嚴謹結合起來。現在看來，儘管有些專題可以寫成簡明的著作，但經濟學的核心教義卻不能如法炮製。”

正是這些情緒便他對這本書懷有偏見。實際上這本書自始至終都受到了行家們的高度讚譽，而且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書。如果說有什麼初級教科書的話，那麼這本書可能是當時出版的同類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傑文斯所編寫的入門書以及後來出現的一些教科書要好得多。不僅如此，本書第三篇後半部分中論述商業聯合、工會、商務爭議以及合作的章節，是在當代對這些重要題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滿意的表述。

本書脫稿後，馬歇爾的身體衰弱到了極點。1881年出國休養期間，他並沒有重新回到貨幣或對外貿易上去，而是開始專心致志地研究後來出現在《經濟學原理》中的那些核心理論。在這期間，他到牛津任職，又回到劍橋執教備課，參加金銀複本位制的辯論，和為金銀委員會作證詞等等諸多事務纏身。

馬歇爾最初打算以一部書涵蓋經濟學的全部內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論現出雛形。1885年夏天（在湖區），他在回到劍橋後的第一個長假期中開始為這本書最後定型：“（他寫道）這一年的工作不盡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於我正在擺脫對這本書的陳舊而狹隘的設想，應該使那些構成經濟學支柱的抽象推理居於更顯要的位置，但與此同時，我未能鼓起勇氣，馬上投身於撰寫一部兩卷本的著作，這部著作（逐漸潤色之後）將成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寫作計劃。這一工作在夏季住於克羅姆附近的謝林漢姆時告一段落。這時我已使全書的內容基本定型，起碼就第一卷來說是這樣。隨後，我第一次開始著手按照排印時的設想安排各個獨立的章節。”

1887年（在格恩西島）：“在寫作此書方面大有進展，並且已與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安排了出版事宜。這個學年一結束，我就開始向印刷商寄校樣。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內容外，其餘各章節都已打印完畢，雖然還不能馬上用於出版，但已具備了出版的模樣。我是說，事情已經安排妥當，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長假期臨近結束，我已將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之後，我準備在撰寫‘正常價值或分配與交換’之前，添加進一步討論‘生產成本’的新部分，把原擬留待關於‘正常價值’那一部分後半部中討論的內容（稍作補充）放入這一篇內。這就是本書現在的第七部分。這個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因而這一學期的進展也就不是很大。”

1889年：“1889年的前四個月忙於第六部分的寫作，先是寫出了前四章的初稿，並修改了第五部分。同時，我還花了很大精力來撰寫數學附錄，其中很大部分已經付印。長假期中的八個星期是在波多爾港度過的，主要用於第六部分五六兩章和第七部分一到五章的寫作。”

這時工作進展神速，該書於1890年7月出版。

1890年之前，馬歇爾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經濟學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則使他夢想成真。報章雜誌紛紛以標題文章進行大張旗鼓的評論。記者們並不能確切分辨出這本書給科學帶來的貢獻和創新，但他們卻極其敏銳地判斷出經濟思想的一個新紀元開始了。“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爾美爾新聞》說，“在我們一所古老的大學中出現了這樣一位教授，他以畢生的精力用來把政治經濟學改造為一門推進社會完善的科學。”舊的政治經濟學“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動物，而國家不過是這樣一些動物所組成的群體。”如今，新的政治經濟學誕生了，舊的政治經濟學一去不復返了。《每日新聞》說：“這本書將會恢復人們對政治經濟學曾經動搖的信任，它對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將會像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上個時代一樣。”“它使這門科學中的其他著述都成為過時的東西，”《曼徹斯特衛報》說道，“如果說馬歇爾教授的著作將成為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里程碑，這恐怕並不是冒失的說法，因為它將指明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加快經濟學研究的進程。”這些都只是一片讚譽聲中的幾例。

對於我們這些在馬歇爾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長大的一代人來說，要確認從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到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這一段長長的空白期中經濟學的發展狀況是一件困難的事，同樣困難的是確定後者的出版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筆記的幫助下，我將做這樣一個嘗試，指明這本書為人類知識寶庫做出的幾個尤其突出的貢獻。

（1）最終澄清了在價值決定中需求與生產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這一問題曾經由於李嘉圖的隱晦和傑文斯的反應過激而引起一場不必要的爭論。而在馬歇爾作出分析之後，就沒有什麼值得多說了。“（埃奇沃思教授寫道）對生產成本的新的論述使人們認清了它在價值決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馬歇爾在某個地方所說的，當古典學者們強調供給的作用甚於強調需求的作用時，他們憑藉直覺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當馬歇爾在本書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們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遭到傑文斯和龐巴維克等人的貶低——的時候，那些評論者們得出了這樣的印象：‘喧囂一時的批評帶來的迷霧被驅散了。永恆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現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給在均衡點上決定價值的命題發展為一種一般性的思想，這就宛如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哥白尼體系，因為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經濟學領域中的各個要素才在彼此均衡與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關於經濟均衡的一般理論之所以能夠鞏固，又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有效的思想法則，則是得益於兩個重要概念的引入。這就是“邊際”與“替代”。

邊際的概念已經超出了效用的範圍，對於那些能夠作定量的微小變動處理的經濟要素，邊際概念都可以用來描述它們在給定條件下的均衡點，也可以用來描述它們與一定量的邊際變動的函數關係。引入“替代”這一概念則是為了說明達到均衡和恢復均衡的過程。尤其是“邊際替代”這一概念，它不但能夠說明消費過程中兩種物品的替代關係，還同樣能夠說明生產要素的替代關係，因此引入這一概念所帶來的成果是十分豐厚的。

不僅如此，“在各種生產要素之間還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雙重關係。一方面，它們在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與成本之比較高的要素會替代較低的要素，並限制了對後者的需求價格。而另一方面，它們又是通過相互組合才構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種要素都不能單獨構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為其提供了這種可能時它才得以被使用。國民報酬是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種要素供給的增加都會增加國民報酬，而國民報酬也是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來源。”

這一分析方法，在供給與需求這一一般價值法則下，包含了對工資和利潤的分析——就像它也包含了貨幣理論一樣。同時，決定勞動者工資或僱主利潤的供求作用的特點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時間因素直接引入到經濟分析中來，主要應當歸功於馬歇爾。“長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時間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條貫穿始終，並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與長短不同的時期聯繫起來的連線”。與此相關，馬歇爾還首次對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區分，這是我們現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至關重要的依據。馬歇爾對“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主要成本”與“輔助成本”進行了區分。其中的第一對概念，我認為，在《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完全是一個創新。而後一對概念，如果不是曾經在經濟分析中出現過，就是已經存在於工業詞彙中了。

通過對長期與短期進行區分，“正常”價值的含義得以確定；而藉助於馬歇爾另外兩個獨創的概念——準地租和代表企業——正常利潤說形成了。

這些思想都是具有開拓意義的，也是人們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依我來看，這一部分也是馬歇爾論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滿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許多工作需要由後繼者們來完成。正如他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說的，時間因素“幾乎是每一個經濟學難題的核心”。

（4）消費者地租或曰消費者剩餘這一獨特概念是從傑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來的，實際的結果證明，這一概念也許不像初看起來那樣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維工具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一概念在《經濟學原理》中尤其重要，因為它的使用（用埃奇沃思教授的話來說）“表明了自由放任主義，即無限制的競爭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馬歇爾證明，在某些條件下，自由放任主義作為社會最大利益的一條原則，不僅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行不通的，這一點具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但馬歇爾並沒有對這一獨特的論點進行更進一步的闡述，而是將這一領域留給他的得意門生和後繼者庇古教授來繼續探討。而庇古教授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了，對那些已經心領神會的學生們來說，馬歇爾的分析方法在披荊斬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種多麼有力的工具。

（5）馬歇爾對於壟斷的分析也應當在這裡加以說明。因為他對報酬遞增的分析，尤其是當外部經濟存在條件下的報酬遞增，在這裡提及比在前面各處都要恰當一些。

馬歇爾在這方面的結論以及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強烈同情與他那種對競爭力量的古老推崇之間並無矛盾。埃奇沃思教授寫道：“當我第一次接觸馬歇爾時——我想那是遠在80年代的事了——他認為競爭在價值決定中的支配地位將會長期保持下去，他如此旗幟鮮明的表述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並不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但這與他在‘經濟學家的老一代和新一代’這篇文章中的判斷是相一致的。‘如果賣者出價，而買者接受，他們就會不顧國王、議會或托拉斯、工會的禁止而設法成交。’”

（6）在創造術語和思維工具方面，我想再沒有什麼比馬歇爾引入“彈性”的概念更令經濟學家們獲益甚多的了。在《經濟學原理》第一版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中，他對“需求彈性”的含義作了設定，這實際上是對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如果沒有這一概念的幫助，關於價格與分配的前沿理論很難取得進展。

需求對價格變動的反應並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比之多或比之少，這種觀念在經過19世紀初關於供給與小麥價格關係的討論之後，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了。因此，無論是穆勒還是傑文斯都沒有對這一概念加以澄清，這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然而事實的確如此，e＝（dx／x）／（dy／y）這一概念完全是馬歇爾的創造。

馬歇爾在引入彈性這一概念時，並沒有指明這是一個創新，這一點發人深省，而這又充分體現了馬歇爾的特色。在這一思維工具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之後，進一步研究的累累碩果又一次被庇古教授而不是馬歇爾本人悉數吸取了。

（7）《經濟學原理》中涉及歷史的部分值得作些評論。第一版中，第一部分包括了以“自由工業和企業的成長”為題的兩個章節。而在最近的幾版中，這些章節中保留下來的部分又被打入到了附錄中。對此，馬歇爾始終是猶豫不決的。

一方面，他深知經濟學的相關事物具有變動不定的特點，因而他十分重視研究的歷史背景，並以此來糾正那種認為現存的公理將永遠顛破不滅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在這方面佔用過多的時間（有一段時期，他大張旗鼓地開始歷史方面的研究，如果寫出來，據他說要用六卷的篇幅），他也不願意讓這些內容成為他的著作的重心。在馬歇爾致力於經濟史研究的時代，這方面現成的資料還少之又少，雖然他下了很大的氣力，但仍然在這條偏僻的歷史小道上徘徊不前，對於在書中應該把歷史背景置於何種地位他也大費腦筋。結果是折衷的，正如在《經濟學原理》中體現出來的那樣，這並不盡如人意，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被壓縮成了泛泛之談，而其中的證據卻無法詳加羅列。

馬歇爾在歷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可能是《工業與貿易》中的某些部分。這本書出版於1919年，此時他的大部分著述工作都早已完成。而《經濟學原理》中有關歷史的章節卻遭到了威廉·坎寧安博士魯莽的攻擊，他在皇家歷史學會發表了演說，演說內容刊載在《經濟學雜誌》第二卷（1892年）中。馬歇爾這次卻打破了對批評置之不理的一貫原則，在這一雜誌的同一期上著文反擊，成功地結束了這場論爭。

漫不經心的讀者可能不會注意到，《經濟學原理》的寫作方法不同凡響。對於新穎與首創的聲明一概被免除了，文中也絕少指責他人的錯誤，那些早些時候聲名卓著的作家，無論他們到底說過些什麼，在馬歇爾的解釋裡，他們的意願都是良好的，無可指責的。經濟要素之間的一貫性和連續性，誠如馬歇爾的兩個座右銘——“自然界沒有飛躍”和“萬物歸一，一寓於萬物”——所示，是經濟學難題的癥結所在。然而，即便如此，除非對於初學者，這本書，尤其是其前四部分還是十分淺顯易懂的，它明白、恰當，宛如是對平常事情所作的文雅一些的表達。

這種行文風格使馬歇爾實現了他的目標。這本書為廣泛的大眾所接受，它提高了經濟學在公眾中的聲譽，而又極少引發爭論。一般的評論者很欣賞作者這種對待論題、對待前輩、對待讀者的態度。而令馬歇爾高興的是，他喚起了人們對道德因素的重視，使經濟學重新煥發出應有的人道主義精神，而與此同時，這一切卻未損及這本書的學術價值。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本書所蘊含的精神品質對英國的經濟學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一過程在悄無聲息中進行著，沒有引發任何的喧譁與騷動，以致於人們常常會感受不到。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寫作方法也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本書落墨時輕重欠分明，除了那些堪稱重大突破的地方，對於一般的突出之處只是一筆帶過，讀者就很容易隨便放過這些地方。困難都被隱藏起來了，棘手的問題也都放在腳註中加以解決，原本涵義雋永、富於創見的內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來。

如果說讀者的頭腦是一個衣櫥的話，作者根本沒有為他的思想貼上品牌名稱，甚至也沒有設計衣鉤。學生在閱讀《經濟學原理》的時候，可以因為它的明白曉暢而著迷，以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週之後，卻發現自己幾乎一無所知，就連那些在《經濟學原理》的哺育中長大的學生，偶然碰到某個新問題和新的解決方法，回頭再查閱這部著作時，發現這個問題和一個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書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沒有注意到，這種情況已經屢見不鮮了。讀者只有在經過勤奮的學習和獨立的思考之後，他才可能窺視到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這一知識寶庫之門徑。

七

馬歇爾夫婦1885年回到劍橋之時，正值對研究員的結婚禁令解除不久。他們為自己建造了一處小小的房舍，並將其命名為巴里奧·克羅夫特。這座住宅位於馬丁利路，用的是聖約翰學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過就在巴克斯鎮的郊區，因此在它的一邊，有開闊的農村向馬丁利山伸展開去。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在這裡居住了將近40年之久。這所住宅的花園很大，設計不落俗套，因而採光充足，空間恰能容下他們二人和一位忠誠的女僕。他的書房，列滿了書架，擺滿了圖書，只在壁爐旁才有地方放下兩把椅子。就在這裡，他與學生們一次又一次地促膝談心，天色將晚之時，在邊上的凳子或架子上，他為來訪的學生準備一杯清茶、一塊蛋糕。大的聚會則要在樓下舉行，為了娛樂的需要，可以把餐室和馬歇爾夫人的起居室合為一體，這所住宅保持著一種始終不變的氣氛：樓上，滿是書籍和裝著手稿的抽屜；樓下，傢俱上鑲嵌著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教堂人物畫像；門口，迎面站立著女僕薩拉。這一切，總是深深吸引著馬歇爾的學生們，他們年復一年地來這裡拜訪他們的導師，就像來到了聖人的棲居之地。

這是劍橋婚姻小團體的第一個年代，在由那些學院首腦夫婦和幾位教授夫人構成的小圈子開始擴大之時，一些最知名的導師，尤其是倫理科學的導師，先後娶了紐納姆學院的女學生。這樣，來自夫婦雙方的聯繫構成了一個單一然而傑出的精英團體。

在我童年之時，這一團體正生氣勃勃，當我稍稍年長，能夠應邀參加午宴或晚宴的時候，我就是到這些人家中作客。那是一種溫馨而高尚的氣氛，在今天龐雜的劍橋是很難找到了。在後來的日子裡，為了款待某個經濟學同行，尤其是某位外國同行，馬歇爾夫婦的家中常常舉行聚會。在小型午宴上，還常常邀請一些本科生以及來自紐納姆的學生或年輕講師。我清楚地記得，就是在這樣的場合，我與阿道夫·瓦格納和N．G．皮爾遜結識了，他們是過去那個時代中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馬歇爾不太願意到別人家中作客，他更願意在自己的斗室裡熱情款待他的客人們，這時，他總要把夫人支使得團團轉，自己則談笑風生、語音朗朗、妙語如珠。他對各種五花八門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談，他臉上掛著笑意，眼睛閃爍著光亮，不時顯出幾分滑稽，這時，有誰不會歡樂開懷呢？

早些時候，特別是在1885－1900年間，他喜歡邀請一些工人首領與他共度週末。比如，托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湯姆·曼等人都曾接受過他的邀請。有時，這種拜訪恰逢社會問題討論協會開會，拜訪者們還要到會上發表演說。通過這種方式，他結識了過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員和工會主義者。實際上，除了學術思想外，他對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樣）。

馬歇爾此時已經安定下來，也已習慣了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接下來，我們將對他從1885－1908年辭去教授職位的這一段人生歷程作一簡要描述。

從1885－1890年，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於《經濟學原理》的寫作，但此外還有幾項活動：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業補償會議”提交論文；1887－1888年為金銀委員會提供證詞；1889年他在合作大會上發表主席演說；1890年夏，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利茲會議上，他為經濟學小組作了“關於競爭的若干問題”的引人入勝的主席演說。此外，上課也佔去了他很多時間，因此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躍、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課程他一週講授兩次，在理論上有特殊困難的課程他一週還要講一次，但是作為慣例，三個學期中他只講兩個學期的課，這樣一年下來他大約有45個課時。馬歇爾教授宣佈，一週中的兩個下午，從四點到七點，“大學裡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到家裡來拜訪他，無論此人是否聽他的課程，他將為來訪者提供建議和幫助。”80年代後期，聽他的公共課的人數在40－70之間不等，聽他的專業課和理論課的人大約是這個數字的一半。但他這種授課方法——多半是故意所為——後來使那些不太認真的學生半途而廢，不再來聽課，而幾個學年之後，聽課的人又少了一些。

馬歇爾是不會把他的課程寫成講義的。“（馬歇爾夫人寫道）他很少事先作筆記，除非是在講授經濟史的時候，這時他就在課前作些筆記，然後在到課堂的路上在頭腦中整理一下。他說他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善於獨立思考，其原因就在於，他從不願意按部就班地系統授課或者為學生們提供資料，他更注重讓學生們自己思考。每個星期，對於那些還沒講完的課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題，然後自己在課堂上給出答案。在他批閱學生們的作業的時候，他一定很痛苦，因為他不停地用紅筆勾畫。”

我想他的課越來越不正規了。到1906年，當我去聽課的時候，已經很難作一些有條理的筆記。但他還是保持著前面提到的那種授課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樣講授即將成書的講義。這或許也是妨礙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書本授課和口頭授課中，他明顯地偏愛後者，這大大激勵了那些優秀學生和那些小課堂裡的學生。這種方法在超過40人的大課堂（我記得我聽課時課堂人數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難實行，它也不適於那些對經濟學沒有真正的興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經濟學的大量課程都是為這些人設計的）。在他回到劍橋後不久，他就開設了下面這幾門前後關聯的課程，這也說明了他想要講授的內容：

1885－1886秋季學期：對外貿易與貨幣春季學期：投機、稅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秋季學期：生產與價值

春季學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之後，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撰寫此書的縮寫本。這本書以《工業經濟學》為標題，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時間不斷地對《經濟學原理》進行修訂，最重要的改動出現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於改進的程度是否與投入的勞動量相關，就不得而知了。這些修訂工作也妨礙了他按照原來的計劃繼續寫作《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斷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選為皇家勞工委員會1891年至1894年的成員。他很歡迎這一機會，因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觸到研究課題的原材料了。在起草“總結報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其中有關工會、最低工資和無規律的就業狀況等部分出自於他的手筆。

然而，他畢竟還在繼續《經濟學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因為他不斷地變換自己的論述方法。1894年，他開始進行歷史方面的論述，後來，他把這項工作稱為‘白象’，因為它實在太浩大了，寫成書要用很多卷。後來他在《工業與貿易》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斷。

馬歇爾在勞工委員會的工作只是他為政府進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員會提供了關於“老年窮人”的證詞，他在其中建議，將慈善組織委員會與濟貧法的管理機構聯繫起來。1899年初，他為印度通貨委員會精心準備了一份證詞，其中關於貨幣理論部分的有些內容是他在11年前為金銀委員會所作證詞的重複，但他自己認為這一新的版本有所改進，這是他對貨幣理論進行的最好的表述。對那些特別涉及印度的部分，他提供了許多統計圖表。他對印度經濟問題和通貨問題的興趣源於他在牛津時為派駐印度文職見習生的授課。他對自己在印度問題上細緻入微的實際研究很滿意，他那些並未全部發表的大卷的印度圖表總是放在手邊，以備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時候，他為皇家地方稅委員會準備了關於帝國稅和地方稅的分類和影響範圍的備忘錄。1903年，正值關於關稅改革的辯論處於高潮之時，他應財政部的請求，撰寫了“國際貿易的財政政策”這一令人讚歎的備忘錄。1908年，這份備忘錄由於有當時的財政大巨勞埃德·喬治的建議而作為議會文件印發，因為它“寫得的確富有獨創性”。但這份備忘錄在整整五年後才得以發表，對此馬歇爾別具特色地解釋道：“1903年8月，這份備忘錄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補充在國外的郵局裡遺失了。秋天，我重讀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論證，我對它們很不滿意，因而決定拒絕允許我將其單獨出版的好意。由於成文匆忙、落筆侷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佈局不當、個人的武斷見解過多，有些論點我本應該仔細推敲。而且，這也違反了我避開爭論的原則。另外，在這篇文章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還不如學生作業那樣認真。因此，我決定對於財政問題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說的東西以更鎮密、更完整的形式表達出來。我現在正在從事這項工作，然而進展緩慢，時間卻已飛逝。”

從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馬歇爾已經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無法把心中所想準確地表達出來，這幾乎成了他無法克服的困難。1908年，他辭去了教授職務，希望能從繁重的教學任務中解脫出來，以期加快工作的進度。

八

在馬歇爾擔任教授的23年裡，他參與了三次重要的運動：創辦英國經濟協會（即現在的皇家經濟學會）；參與劍橋大學授與婦女學位的爭論；設立劍橋大學經濟學榮譽學位考試。這三次活動值得分別談一談。

（1）題為“成立一個英國經濟協會的建議”的一封公開信，是向著建立皇家經濟協會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個公開行動，它在1890年10月24日發出，在其他人的協助下，由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一個人簽名。這封信邀請了聯合王國所有大學和公眾學院的經濟學教師、倫敦和都柏林市議會的成員、曼徹斯特統計學會的成員、倫敦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會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下部委員會的成員等等，來參加1890年11月20日在倫敦大學學院自發舉行的這次會議。會議主席是財政大臣戈申勳爵，會議的議程是“討論創建英國經濟學會或協會並出版經濟學雜誌的建議”。這封發起的公開信設定了該學會成立後實際上遵循的總路線。會上唯一持異議的是G．蕭伯納先生。

（2）1896年，關於向婦女授予學位的爭論使劍橋一分為二。馬歇爾站在反對婦女要求的陣營中。實際上，早在紐納姆學院建立之初，他就通過夫人和西奇威克的關係，與之建立了緊密的聯繫。他到布里斯托爾的時候，曾說過：“那裡吸引我的，主要是由於它是英格蘭第一所向婦女敞開大門的學院”。而他的學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婦女。在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標題為“工人階級的未來”，1873年發表）中，起篇他就發表了一番鄭重聲明，支持穆勒關於婦女解放的言論。他在文章中說道，穆勒的所有例證都“旨在說明，如果解除了人為習俗強加在婦女頭腦中的束縛，使她們有充分的機會擔當起對這個世界的職責，那麼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將會大大加快。”正因為如此，馬歇爾的態度對他周圍的那個小圈子來說不啻是一個重大打擊，而且在經過另一方的大肆鼓譟之後，他的這一態度在改革者們最終遭受的慘敗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馬歇爾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維護自己立場的強有力的理由。實際上，在他呈交給校評議會成員的那份長長的文件中，他在反對使婦女的教育與男性完全平等時，語氣溫和而謙恭，言辭則華美而富於說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結論的，主要是一種天生的偏見，再加上一個男人54年來的生活經歷所積累下來的那種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過是屈從了這種偏見而已。

（3）最後，是馬歇爾為創建劍橋大學經濟學系所做的貢獻。

1885年馬歇爾回到劍橋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既是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科目，又是歷史學學位考試的科目。20多年前，這兩個系先後建立，從而開闢了劍橋大學學術研究的新天地。但馬歇爾擔任教授之後，就強烈地感受到：已經到了“更上一層樓”的時候了。他特別不喜歡現有的課程設置，因為這意味著經濟學必須安於附屬學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劍橋，就開始據理力爭，反對把經濟學只作為考試的一部分，而他的課程又必須屈從這種考試。

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實際上他已提出要求：給經濟學一個新的地位，這與西奇威克不謀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說中的宣言，這一宣言具有歷史意義，它喊出了爭取經濟學獨立地位的第一聲，而今天，這一夢想已經處處實現了。“現在缺乏的是，對事實更廣泛、更具科學性的知識，也就是一種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將有助於更好地分析解決當代的經濟問題。正確地發展和運用這種研究方法是我們的頭等任務，而這需要那些經過科學訓練的人發揮他們所有的才能。口若懸河、旁徵博引在經濟學中已經太多了，他們雖然不失為優點，但目前最急需的卻是一種保持頭腦冷靜和清晰的能力，這樣才能追尋和分析那些由複雜原因引起的複雜的作用。然而撇開那些超人的天才不談，這種能力只有在經過對各種前沿科學進行深入研究之後才能獲得。在劍橋大學，具備這樣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學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來擔當起這一任務。部分的原因是由於：經濟學的極端重要性僅僅是體現在倫理科學的課程之中。與此同時，許多適於做最尖端、最繁難的經濟學工作的人，一方面對倫理學中的形而上學研究並不感興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於倫理學這一樊籬之中。”

馬歇爾的呼籲正應驗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這一學科所持有的觀點。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畢生致力於把這一學科建成一門獨立的科學，使它擁有自己的基礎，並且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那樣具有高度的科學精確性。“某個特里默夫人、馬塞特夫人或馬蒂諾小姐曾經以口頭問答或講故事的方式，在某個聰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師的幫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們指出經濟學的真諦。單靠這些，她們就能贏得聲譽，而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正是在馬歇爾的推動下才得以實現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後，經濟學就不像穆勒、傑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時代那樣，作為倫理科學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學家輕而易舉地駕馭了。他最先樹立起了對這一學科的專業的科學態度，讓它超脫於世俗的爭論之上，像生理學遠離普通醫學那樣遠離政治。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學終於佔據了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第二部分的位置，這一位置接近於馬歇爾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相關學科合建為一個獨立的系併為此設立了榮譽學位考試之後，他的勝利才算得圓滿，他自己也才完全滿意。

如此算來，從一個正式意義上說，馬歇爾是劍橋經濟學系的創建者。而就他與幾代學生們的關係而言，這一榮譽就更當之無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獻給了學生們，與此同時，他也決定了學生們的生活。

對同事們而言，馬歇爾有時也許令人厭煩、頑固不化；對外部世界而言，馬歇爾可能顯得剛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對學生們而言，他始終是一位真正的聖哲和導師，在他們的眼裡，所有批評都化為烏有，他就是他們的精神之父，是他們獲得靈感與撫慰的唯一源泉。馬歇爾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但對學生們來說，這些正是他們所深愛的一部分。他們為馬歇爾編造各種軼聞趣事（費伊先生可能是這種軼聞趣事的倉庫），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決不罷休。如果他們的蘇格拉底不那麼古怪，青年們是不會滿意的。

要在紙面上把馬歇爾對學生們施加的影響以及施加影響的方式描述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學生在離開馬歇爾的家時，頭腦中的強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剛剛參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險。他在沿著馬丁利路向回走時，懷中抱著一大摞剛才會見時從書架上拿給他的書。一回到住處，他就如飢似渴地閱讀起來，漸漸感悟到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課題。

馬歇爾的雙重天性常常在不經意間自然地流露出來，這使坐在他身邊的學生們獲得了雙重的啟迪，展現在學生面前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正直和對於目標的公正無私，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獲裨益。對學生來說，剛才與導師探討的課題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這裡有無盡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尋得到。

“一切都是那麼融洽，那麼無拘無束，”桑格先生記述了這樣的時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從不裝腔作勢地把經濟學說成是已成定論的科學——像語法或幾何那樣——人們只須加以學習而它已經可以不再經受批評，相反，經濟學是一門正處在發展過程中的學科。馬歇爾在向學生贈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時候，他會寫下這樣的贈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將會令這本書成為過時的東西。’這並不是一種自嘲，而是他對自己信念的堅持，那就是：經濟學正在成長之中，沒有哪部分內容已告終結。”

切莫以為馬歇爾對待學生是一視同仁的。他非常嚴厲，有時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勵鼓勵，但實際上往往正相反。學生們把自己的著作送給他時，都還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會怎麼說、怎麼想。克拉彭博士講過一則他的軼事，很能說明他在講課時的洞察力和敏銳的觀察力：馬歇爾對一位學院的導師說：“你們學院有兩個很有趣的人在聽我的課，當我講到比較難的地方的時候，A。B就自言自語說：‘這太難了，我不想學了。’C．D努力去學了，但又沒弄懂。”馬歇爾大聲說完，爽朗地笑了。他對這兩個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準。

與其說他是通過自己的著作，不如說他是通過自己的學生成為當今的英國經濟科學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韋爾教授就寫道：“聯合王國經濟學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學生們佔據著的，而在英格蘭的一般經濟學教育中，這個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過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們，他已經完全統治了經濟學。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職演講結束語中為自己確定的目標作一對比，人們就可以知道，他在離開人世時，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含笑瞑目的。“儘管我才疏學淺、力量微薄，但我仍懷有這樣的宏願：要竭盡我的所能為劍橋這所英才的偉大搖籃培養更多的人才，使他們走入這個世界的時候，頭腦冷靜、內心熱情，能夠不遺餘力地與周圍的社會苦難作鬥爭，為使人們獲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財富而努力，不達此目的，決不罷休。”

九

1908年，馬歇爾從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席上退休，此時他已六十有六。他所處的時代，薪水微薄，退休無養老金。他在政府政策諮詢和報刊上也並未獲得額外收入，但儘管如此，他還是設法從他的教授年薪（700鎊，包括他作為大學評議員的報酬）中拿出一部分，為本科生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借書室，還建立了一項三年一次的優秀論文獎，獎金60鎊，用以鼓勵創造性的研究；另外，他還每年給一位，有時是兩位青年講師提供私人津貼100鎊，學校沒有這項專款，但不如此就無法使他們安心於教學工作。

與此同時，他從出書中獲得收入，這些積蓄已足以應付他退休後的生活。在《工業與貿易》出版之後，他的出書收入已經相當可觀，以至於他的晚年比從前的生活要殷實許多。他常常說，當麥克米倫公司送來年度支票時，他簡直不知道怎麼處置這筆錢。他把經濟學圖書館留給了劍橋大學，他的大部分財產和未來的版權收入最終也都歸大學所有，用以獎勵經濟學研究。

從教學和培養學生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之後，他現在可以用餘下來的時間和精力，作最後一次努力，蒐集整理盛年之時的那些成果了。《經濟學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間積累的事實資料已經可以集結成書了。在確定晚年這幾卷著作的範圍和內容上，他的計劃幾經變換。他積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們組合起來對他來說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對此，他在《經濟學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裡解釋說，1895年他決定把那些材料編為三卷：一、工業與貿易的現代狀況；二、信用與就業；三、政府的經濟職能。到了1907年，他已認為必須編為四捲了。於是他就決定集中全力編出其中的兩卷，即：一、民族工業與貿易；二、貨幣、信用與就業。這是最後的方案，只是隨著時間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業，而代之以國際貿易或商業。即使是這樣，直到12年後，他77歲之際，《工業與貿易》才得以出版。

這段時期，馬歇爾埋頭於手頭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務並不太多。他偶爾給《泰晤士報》撰稿，其中有對勞埃德·喬治先生所作預算（1909年）的評價；撰寫了“酒精中毒與效率”（1910年）與卡爾·皮爾遜教授進行辯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1914年）撰寫了“戰鬥到底”和“戰爭中的平民”；對“有獎債券”也有所論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經濟學家》，敦促提高稅收以支付戰費。1917年，為W．H．道森先生所編的《戰後問題》撰寫了一章，題目為“戰後的國家稅收”。

戰爭爆發時馬歇爾寫給《泰晤士報》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價值。在尚未正式宣戰之前，他受邀簽署一項聲明，聲明指出我們在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中並無利害關係，因而不應該參戰。

他回答說：“我想，和平還是戰爭的問題，不僅涉及我們的利益，而且事關民族責任。我認為我們應當立即進行戰爭動員，只要德國人入侵比利時，我們就應該馬上宣戰，而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他們一定會入侵比利時。”多年以來，他一直對泛日耳曼主義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戰鬥到底”。

因此，他採取的是明確的反和平主義態度，這一態度也並未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不過，他非常反對煽動民族情緒的行徑。他記得自己“瞭解並熱愛德國這個國家”，他們是一個“非常誠實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認為“我們應當尊重他們，並向他們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他們的友誼，但與此同時，我們又要同他們全力以赴地作戰，這既是我們的利益所在，也是我們的責任所在。”

他也曾表達過“一種不安之感，恐怕公開演講會激起民族情緒，而這不僅對於保證勝利毫無益處，而且會大大激發雙方的相互屠殺，這將成為反抗德國侵略傾向的代價”。他的這些觀點，招致了那些狂熱的愛國者的憤怒。

最終，在1919年，《工業與貿易》出版了。這體現了他的堅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這種年紀都已經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這是一本與《經濟學原理》完全不同的書。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對他長期勞作的成果總結。他把各部分合為一卷，這給人以斧鑿之感。這種組合的困難多年以來一直困擾著他，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這本書本來是一個機會，使他能夠把那些想要告訴這個世界的相互關聯的有價值的東西組合在一起，但這本書在結構上的整體性並不強。尤其是本書的附錄，他在其中收錄了16篇單獨的專論和文章。其中有幾篇是在這本書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寫成的。它們都很適於單獨發表，因此馬歇爾把它們都堆積在這裡，只能說是一個錯誤。

這本書被分為三個部分，同附錄一樣，如果將它們分別出版，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第一部分，標題為“工業與貿易現存問題的根源”，這一部分是從英國、法國、德國，直到美國這一工業領導地位變遷的歷史，涉及的時期主要是19世紀的後半段。

第二部分，標題為“企業組織的主導趨勢”，儘管不完全是談歷史，但也主要是對19世紀後半段這一時期內企業組織形式演化過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對這一時期的經濟演進過程進行國別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則是對此進行技術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標題為“壟斷趨勢：其與公共福利的關係”，對同一時期，由交通、托拉斯、卡特爾和聯合企業所引發的特殊問題進行了細緻的探討。

如果說這部著作仍不乏整體性，那是因為它對1900年左右在西歐確立的個體資本主義的形式，它的變遷及其與公共利益的關係進行了描述。從整體上說，這部書也表明了馬歇爾總是念念不忘的一個觀點，即企業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形態所具有的不斷變化的特性。他特別提請人們注意，英國的工業領導地位曾建諸其上的基礎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然而，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它的核心主題，而在於那些不那麼確切甚至有些模糊的地方。正是這些地方體現了馬歇爾對各種事物的淵博學識和老謀深算。這本書不像是一條鐵路，而更像一個礦藏——和《經濟學原理》一樣，包含許多有待發現和開掘的寶藏。和《經濟學原理》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信，感到這本書有價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經具備了一定知識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學者。它包含了許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發點。沒有哪本書像這樣清楚地為讀者羅列出那些獨創性研究的來龍去脈。但對那些還一無所知的人來說，要去抓住馬歇爾的要領，這本書又過於平淡、流暢、文雅而且個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業與貿易》取得了相當大的社會成功。第二版很快就應運而生，到1932年底，已印刷了1．6萬冊。這本書的讀者面非常廣泛，而且沒有遇到什麼苛刻的批評，這對年事已高的作者來說是個巨大的鼓勵和安慰。他感到，在他向這個世界表達自己的思想時，時間這個敵人並未成為他的障礙。

然而，歲月終究不饒人。他在《工業與貿易》的序言中寫道：“年老說明容我著書立說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寫作並不像大型繪畫那樣，老態龍鍾還可以繼續工作。他還有很多構思完整的著述，恐怕很難發表了。但他的決心與勇氣使他恰好還能再出一書。

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記憶力開始急速下降。他只能一切圍繞寫書並且節省每一絲氣力。與來訪者的交談會使他疲憊不堪並大大損害他的工作能力。馬歇爾夫人不得不開始謝絕客人的來訪。此時，只有夫人在他身邊，而他在和時間做著鬥爭。他需要長時間地休息，聽自動鋼琴彈奏那些他最喜愛的樂曲，這在他最後的十年生活中成為一種莫大的撫慰。有時，他也聽馬歇爾夫人為他閱讀那些熟悉的小說。每個晚上，他都沿著馬丁利路在黑暗中獨自漫步。在78歲生日的時候，他說他並不那麼渴望來生。馬歇爾夫人問他在一段時間以後（比如說）100年以後，他願不願意再到世上來走一遭，看看正在發生著什麼，他回答說，即便他願意，那也純粹是出於好奇。“現在我所關注的，”他接著說，“已經日益轉向地球變得可居住之前或許就已達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數百萬的天體，以及太陽冷卻、地球不再適於居住後可能達到相似發達程度的那數百萬的天體了。”他說，使他相信來世的最大困難在於，他不知道來世是在人類存在的哪一階段開始的。很難相信類人猿或早期的樹居人類會有來生。那麼，來世出現這一鉅變又是在哪個階段發生的呢？

馬歇爾終生都為消化不良所苦，到晚年則益發嚴重。1921年10月，他80歲時，作了如下一則記述：“一工作腦袋就發脹，還渾身沒勁，這種感覺越來越嚴重，這讓我很苦惱。只要還有一絲氣力，我就必須再工作整整兩年（如果以一半時間工作那還需要四年），如果我還能活那麼長的話。這之後，我就可以說一聲‘永別了’。我並不在乎壽命本身，我只是想能安排好我的工作，這樣我就有更多的機會把那些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東西說出來。”

1922年8月，在他的80歲生日之後不久《貨幣、信用與商業》完稿了，並於次年，即1923年出版。這本書的內容有別於他的設想，書中並沒有“對可以利用的資源對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影響進行研究”。他在書中展現了自己在貨幣理論和對外貿易方面的貢獻。

全書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斷組成，其中有些寫於50年前，這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記述，並對他在這方面貢獻的特點作過概要的評價。這本書中顯現出《工業與貿易》中所沒有的年老的跡象。然而本書仍然資料翔實、思想豐富，收集了很多學生們無法見到或很難見到的篇章。“如果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寫於上個世紀的80年代，”埃哥沃思教授在《經濟學雜誌》中寫道，“那麼其中很多在本世紀的80年代還值得一讀。”

“儘管年紀在逼迫著我，”他在《貨幣、信用與商業》的序言中寫道，“但我仍然希望能夠發表我已形成的對社會進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觀念。”儘管記憶力減退，身體極端虛弱，但在完全臥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強支撐著去編寫另一部書。計劃起名為“進步：它的經濟條件”。但這項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寫短信的時候，他還能夠清楚地表達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個年頭之後，有一天他說他要看一看柏拉圖的《理想國》，因為他要寫下一個“理想國”，使柏拉圖如果活著會感到欣慰。然而，儘管他還伏案寫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眼窩深陷，目光炯炯，白髮蒼蒼，頭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一位聖哲或先知。最後，他一點一點衰弱下來。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夠醒來，忘記了自己的狀況，以為自己還能像從前一樣工作。1924年7月13日，離他的82歲生日還有兩個星期，他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