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員會，巴黎，1919年

在四人委員會中，克里孟梭無疑是最卓爾不群的一位，他對同僚們瞭如指掌，他自有見地，而且深謀遠慮。在混亂不堪的環境下，他的年齡，他的性格，他的才智，還有他的相貌，都充分展示了他公正無私、態度鮮明的形象。人們無法輕視克里孟梭，也不可能厭惡他；只是，出於文明人士的天性，人們可能持有相異的觀點，或者不同的看法。

克里孟梭的外表和舉止，現在是公眾所熟悉的。在四人委員會里，此君身穿黑色雙幅厚布製成的考究的燕尾服，灰色羊皮手套裹著他的從不露出的雙手，他的靴子是用厚實的黑皮做的，質量極佳，可是樣式土氣。令人詫異的是，他靴子前部有時不繫帶子，而是用釦環扣起來。在總統府的房間——四人委員會的例會即於此處舉行（不同的是，他們在下面一個較狹小的房間召開私人秘密會議），他的座位是對著壁爐的一把錦緞方椅，正好處在一個半圓弧的中間位置上。西格納·奧蘭多坐在他的左首。總統挨著壁爐，首相則在克里孟梭對面壁爐的另一側，位於克里孟梭右首。克里孟梭不帶文件和公務包，也不攜私人秘書，但有幾位法國部長和官員陪在他身邊，他們往往同眼下的特定事務有關。他的步履、他的手勢以及他的嗓音，都顯出精力匱乏的老者形象，尤其是在受過攻擊之後，他自己很少講話，而是由他的部長們、官員們就有關法國的問題作初始發言。他常常是閉著雙眼，仰靠在椅子裡，羊皮紙似的臉不露聲色。簡短的一句話──或者是決策性的或者是嘲諷性的，一般就足夠了。這句話可能是一個提問，也可能是一個被他的部長不小心遺漏的情況——這位部長的面子是不會被照顧的。

勞埃德·喬治在用英語發言之後，會在它被譯為法語的間隙裡，經過爐前地毯去總統那邊，在私人交談中來強化他的論點，或者腳搓地板以示妥協。總統的顧問們擠在他周圍，一會兒之後，英國專家們湊過來，瞭解結果如何；接著，法國人駕到，惟恐別人正揹著他們搞什麼名堂；直到最後，他們兩種語言的談話聲混成一片。克里孟梭，沉默地、冷淡地居於外圍──因為還未出現任何觸及法國安全的問題，但卻以一種譏諷的、近乎調皮的神氣綜觀著這種場面，最後，當一切重歸於寂靜，人們各復其位時，會發現他已毫無蹤影。

猶如佩裡克萊對雅典的感覺一樣，克里孟梭感到了法國獨特的價值，如將其他一切國家看得無所謂，但他的政治理論是俾斯麥似的。他只有一個夢幻——法蘭西；他也有一個非夢幻——人類，但至少不包括法國人和他的同僚們。他的和平原則可以被簡單地表述如下。首先，就德國心理而言，他堅信，除了威迫之外，德國人是不懂妥協的，也不會妥協，他（指德國人——譯者注）在談判中沒有絲毫的大度或悔恨，沒有什麼利益是他不想從你這裡攫取的，為了利益他可以自貶身份，他談不上什麼榮譽之感、自尊之心或仁慈之情。因此，你永遠不要同德國人談判或和解；你必須命令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並不清楚克里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這些特點為德國人所獨有。強權政治是不可避免的，關於戰爭或者戰爭的目標，沒什麼太新穎的東西可學；如同往日一樣，英國摧毀了一個個貿易對手；德國之光榮同法國之光榮之間進行的塵世爭鬥，已經翻過了宏偉的一章。出於審慎，需要給予愚蠢的美國人和虛偽的英國人的“理想”以某種不實之惠；但是，認為在這世界上有容納國際聯盟的很大空間，或者任何關於自決原則（除非作為出於各自利益而安排勢力均衡的天才方案）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因為這就是真實的世界。

然而，這些不過是原則而已。為了追尋克里孟梭的“和平”──他認為對法國的勢力和安全而言的必要的“和平”——的實際細節，我們必須溯回到貫穿他一生的歷史性起因。在法德戰爭前，法國和德國的人口近乎相等；但是，德國的煤炭業、鋼鐵業和運輸業尚處於幼年階段，而法國在財富方面佔有巨大優勢。即使失去阿爾薩斯－洛林之後，在這兩個國家的真實資源之間也沒有很大差別。不過在干預時期，相對地位產生了徹底性的改變。至1914年，德國的人口幾乎比法國多70％；她已變為世界上最早的製造與貿易國之一。她的技術技巧，她生產未來財富的方式方法，無可匹敵。另一方面，法國的人口卻趨於停滯或減少，在財富及其生產能力上已嚴重落後。

這樣，儘管法國在當前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這次勝利得益於英國和美國的幫助），但在一位認識到歐洲內戰將是週期性的人看來，她未來的地位仍將是不確定的。根據這種觀點，歐洲歷史將是永恆的爭奪戰，法國雖然打贏了這個回合，可這個回合肯定不是最終的回合。基於這種看法——舊秩序並未根本改變，因為它根植於永恆不變的人類本性；基於隨之產生的對國際聯盟所代表的全部教義的懷疑態度，法國和克里孟梭的政策就顯得合乎邏輯了。因為，在總統“十四點”那種思想模式所主張的寬容公平、平等相待的和平的基礎上，只會產生出這樣的結果：使德國的恢復期縮短，使她再一次憑人多勢眾和豐富的資源而對法國形成壓力的那一天早日到來。所以，“擔保”的必要性就產生了。所採取的每項擔保，通過漸增的憤怒和隨之而來的德國復仇的可能性，使更多的強制條款顯得有必要了。這樣，一旦這種世界觀被接受而另一種世界觀被拋棄，一種對迦太基式和平的需要就不可避免，併為實施它而需要最大限度的臨時權力。因為，克里孟梭沒有故作姿態地將自己限制於“十四點”，而往往將這類表面文章在必要時主要推給別人，以照顧總統的良心和麵子。

這是一位老人的政策，他最鮮明的印象和最生動的想象繫於往昔，而不是面向未來。他從法國和德國的角度看待問題，而不是由向新秩序奮鬥的人類丈明和歐洲文明出發。這場戰爭，以某種同我們不同的方式震撼他的感覺，他既未預期也不希望我們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門口。

然而湊巧的是，事情不僅是理想問題。迦太基式和平實際上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可能的。產生這種想法的人，儘管對經濟因素認識得很清楚，但忽視了將支配未來的更深層的經濟趨勢。時鐘無法被撥回，不調整歐洲結構中的這些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歐回到1870年；釋放突破邊界和種族的這種人類的和精神的力量，將不僅摧毀你和你的“擔保”，而且會擊潰你的制度和你的社會的現存秩序。

這種政策是藉助何種障眼法代替了“十四點”的？回答這些問題是很困難的，它取決於性格和心理因素，也取決於環境的微妙影響，而這些是難以探究、更難以描述的。然而，如果說單獨某個人曾經發生影響的話，總統的潰敗就是歷史上決定性的教訓之一，我必須設法來解釋它。

1918年11月，福什的軍隊和威爾遜的言辭，使我們從正吞沒一切希望的處境中突然解脫出來。無論作何預測，看起來局勢都是有利的。勝利是如此徹底，以致在事情的解決中毫無擔心和害怕的必要。敵軍信任莊嚴的和約而扔下了武器，和約被視為和平的證書，其條款似乎將確保解決問題的公正和寬容，確保從破碎的生活中恢復過來的合理希望。為使這一保證更為確切可靠，總統親自前來，在他的作品上加蓋印章。

當威爾遜總統離開華盛頓時，他陶醉於歷史上無與倫比的、遍及全世界的威望和道義影響。他大膽而審慎的言辭傳給歐洲人民，蓋過和超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家的聲音。敵方的人們相信他會貫徹他與他們的約定；協約國人民不僅把他當作一位勝利者，而且幾乎把他當作一位先知來感激他。除這種道義影響之外，真實的權力也握在他手中。美國軍隊在人數和裝備上具有優勢，歐洲在食品供給上完全依賴美國；在財政上，她更是絕對地掌握在美國人手中。不僅歐洲對美國的付債超出了償還能力，而且，只有再次實施鉅額援助才能把她從飢餓和破產中拯救出來。

這種幻覺之破滅是如此徹底，以致一些最為相信的人幾乎不敢談起它。這會是真的嗎？他們問那些從巴黎歸來的人，條約真像它看起來那麼糟糕嗎？

然而，起因非常普通和合乎人性。總統不是英雄或者先知，他具有其他人的很多弱點；在會議上予與取、面對面的角逐中，他缺乏支配性的智慧武裝，這種智慧武裝對於對付那些複雜的、危險的誘惑者是有必要的。對這種遊戲，他毫無經驗。

的確，我們曾對總統抱有非常錯誤的看法。我們知道他孤獨、冷漠，相信他非常堅定和倔強。我們沒有把他描繪成不拘細節的人，但我們認為，他用以抓住確定的主要觀念的清晰性，同他的堅定性相結合，使他能夠掃清蛛網。除了這些品質，他還將具備客觀性、修養和作為一位學者的廣博知識。作為其著名聲明之特徵，語言上的精微辨別似乎標誌著一位擁有高超、強大的想像力的人。他的肖像顯示出優雅的面貌和命令的氣度。憑藉所有這些，隨著增長著的權威，他到達並掌握了在一個政治家藝術未被忽略的國度中的首要位置。所有這些，似乎是解決目前事務所需要的各種品質的良好結合。

對威爾遜先生的第一印象將損害這些幻覺中的某一些，但非全部。不過，像奧德修斯一樣，總統在就座時顯得更有智慧；他的雙手儘管有力和相當健壯，但不夠敏感和靈巧。對總統的最初一瞥，不僅使人推測，無論他在別的方面會如何，他的氣質主要不屬於學者型；而且他甚至沒有很多這個世界的那種文化氣質——將他們這一階層和這一代中的克里孟梭先生和鮑爾佛先生塑造成精緻紳士的那種氣質。然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他不僅在外部直覺方面對他的周圍環境不敏感。這樣一個人，哪有機會對抗勞埃德·喬治先生對迅速圍在自己四周的每一個人的毫無差錯的、幾乎通靈般的敏銳感受力？請看這位英國首相，他注視著人群，用常人難以企及的六種或七種感覺，來判斷個性、動機和潛意識衝動，辨察每個人正在想的、甚至每個人下一步將要說的；他將通靈般的直覺，同最適宜於其鄰近聽眾之虛榮、軟弱或自私心理的辯論或懇求融合起來；由此可以悟出，在那種集會上，這可憐的總統將陷入捉迷藏遊戲。從未有一位步入會客室的人，比總統更絕妙、更註定地成為首相戰果的犧牲品。無論如何，舊世界是險惡而頑固的；舊世界的鐵石心腸，會硌鈍這最勇敢的遊俠騎士最鋒利的刀刃。

但是，如果說總統不是哲人之王，那他又是什麼呢？畢竟，他是曾在一所大學度過許多人生時光的一個人。他絲毫不是一個商人或一個普通平庸的黨人政客，而是一位具有力量、個性和重要性的人。那麼，他的氣質如何呢？

線索一旦找到，就會使一切迎刃而解。總統就像一位不信國教的牧師，可能也像一位主教。他的思想和性格，基本上是宗教型的，而不是智慧型的；帶有那種思想、感情和表達方式的所有力量和弱點。這種類型之莊嚴典範，如今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已不復存在了。雖然如此，這種描述將給予普通英國人以這位總統最清晰的印象。

腦際有了這幅圖畫，我們就可以迴轉到事件發生的實際過程。總統的世界藍圖，如他的談話和聲明所表達的那樣，展現出如此令人敬慕的精神和目標，以致其擁護者們最終的期待是評論其細節——他們覺得，這些細節目前先空缺著是正確的，但將隨著應有的程序被填上。人們普遍認為，在一個龐大的顧問團的幫助下，總統已經不僅為國際聯盟，而且為“十四點”在實際的和平條約中的體現，考慮好了綜合方案。但是，實際上總統什麼也沒考慮好；當需要付諸實際時，他的觀點是含糊不清和殘缺不全的。他沒有什麼計劃，沒有什麼方案，沒有什麼建設性觀點來將他曾在白宮雷鳴般發出的聖戒同活的肉體融合起來。針對每一條，他能夠傳播說教或向全能的神莊嚴禱告以填充計劃的細節，但他不能把它實際運用於歐洲。

他非但沒有詳細的建議，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許不可避免地，他所掌握的關於歐洲局勢的信息是錯誤的。並且，他不但掌握了錯誤的信息——勞埃德·喬治先生也是如此——而且他的頭腦駑鈍而不善適應。在歐洲人中間，總統的遲鈍是顯著的。他難以做到這些：在一分鐘內弄懂別人在說什麼；輕瞄一眼就掌握環境；設計一個通過背景的微妙變動來對付問題的回答；所以，他易於被勞埃德·喬治這樣人的敏捷性、理解力和靈活感所擊敗。在會議室中的敏捷方面，幾乎不曾發現有一位上層政治家比總統更難以勝任。假若通過作出某種你可以保住對手的面子的輕微的妥協姿態，或重申對他有益又無害於你自己基本利益的話而與之和解，實際勝利屬於你的時刻就會經常來到。總統沒有武裝以這種簡單而慣常的權變之術。他的頭腦太遲鈍、太呆板，難以為任何選擇做好準備。總統能夠固執己見，拒絕改變態度，就像他對菲烏梅所做的那樣。可他沒有別的抵禦方式；作為一條規則，只須他的對手們稍微地靈活移動一下，就可以防止事情陷入攤牌地步，直到木已成舟。藉助愉快的和一種和解的表象，總統就會被動搖立場，就會忘記他固執己見的時刻；當他想起自己身處何境時，已經晚矣。另外，在密切聯繫中的親暱、虛偽的談話中，不可能月復一月地任何時候都固執己見。僅僅對這樣一個人而言，勝利才是可能的：對於總體形勢，他總是擁有充分、生動的理解以保存他的火力，並確切知道作出決定性行動的珍貴的恰當時機。對此，總統是頭腦遲鈍和極為困惑不解的。

他不去尋求副手們的集體智慧的幫助，以糾正這些失誤。為了條約的經濟類條款，他在周圍集合起了一群很能幹的商界人士；但在公共事務上他們沒有經驗，關於歐洲（除了一個或兩個例外）知道得像他一樣少得可憐；並且只是當他為某個特定目的而可能需要他們時，他們才被不定期地召去。這樣，在華盛頓時就已發現的冷漠被保持下來了，他本性的不正常的保守，不允許他身邊的任何人矢志爭取道義平等或持久的影響效果。他的全權代表只是傀儡，甚至被信任的豪斯上校——關於人類與歐洲擁有比總統多得多的知識——也隨著時光流逝跌入幕後。總統自身性格所產生的與外界隔絕的狀況，被他在四人委員會的同僚們所促進，通過十人委員會的解體而完成。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在他為獲得成功而需要每一種關於資源、豐饒狀況的描述、需要知識的極端困難的處境中，他聽憑自己處於封閉、沒有支持、沒有建議和孤零零的狀態，而人們比他敏銳得多。他聽憑自己麻醉於他們製造的氛圍，在他們的計劃和數據的基礎上進行討論，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這些，與其他各種原因合起來，產生了下述形勢。讀者一定記得，這裡扼要簡述成幾頁文字的這一過程，是在五個月左右的時期中，緩緩地、漸漸地、悄悄地發生的。

由於總統想不出什麼辦法，會議一般是在法國或英國草案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如果草案在某個方面，變得同他自己的觀點和目的完全不一致時，他只好採取一種頑固的阻撓、批評和否定態度。如果他遇到某些帶有明顯的慷慨性的觀點（因為總有一類誰都不會重視的荒謬建議，作為安全的邊緣帶），對他來說不贊同別人是困難的。妥協折衷是不可避免的，在本質問題上永不妥協非常困難。此外，他很快被弄成似乎加入德國一方，並使自己公開置於“親德”的莫須有的暗示下。

在十人委員會的早期日子裡，展示過很多原則和尊嚴之後，他發現在他的法國、英國或意大利同僚的方案中有一些確定的非常重要的東西，對此他不能採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保證投降。那麼，作為最後一著，他將如何行事呢？他可以通過純粹固執的行為使會期無限期拖長。他可以使會談破裂，怒衝衝地返回美國，使什麼問題也得不到解決。或者，他可以超乎會議首腦們之上向全世界傾訴。這些，都是低劣的選擇，對其中每一種，都有許多批駁的話可說。它們也是非常危險的，特別是對一位政治家來說。總統在國會選舉上的錯誤政策，已經削弱了他在本國的個人地位，而美國公眾是否支持他採取不讓步的政策，是一點也不確定的。它將意味著一場政治運動，在運動中，這些問題將被每種類型的個人的和黨派的考慮所籠罩，誰也無法預測在一場勝負當然不取決於優點的鬥爭中，正確者就是獲勝者。而巳，與其同僚們的任何公開破裂，必將使“反德”的盲目激情——一所有協約國公眾，仍對此情緒激昂——壓到自己頭上。他們將不聽他的爭辯，他們將沒有足夠的冷靜，將此事作為國際道義問題或歐洲的正確治理問題來對待。呼喊聲將簡單地成為：出自各種險惡、自利的原因，總統希望“放走匈奴人”。法國和英國新聞界的這種幾乎異口同聲的調子是可以預料的。因而，假如他將手套公然拋到地上，他可能被擊敗。如果他被擊敗，同他保持自己的聲望、盡力在歐洲政治條件所允許的範圍內爭取好的結果相比，最終的和平會更糟糕嗎？然而首要的是，如果他被擊敗，他不會喪失國際聯盟嗎？畢竟，這難道不是關係到世界未來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嗎？條約將會被時間所改變和軟化。其中，現在似乎如此重要的許多內容，將變得微不足道，無法實施的許多內容，將因故永不實施。可是聯盟，即使在不完善的形式上，也是永久性的，它是政府新原則的最初開端。國際關係中的真理與公道，不可能在幾個月內確立起來——它們必須通過聯盟緩慢的孕期，依照適當程序誕生。克里孟梭使人們明顯地看到，他將以極高的代價吞噬聯盟。

當危機來臨時，總統是一個孤獨的人。在舊世界中的辛苦勞作，使他極大地獲得了同情、道義擁護和群眾的熱情。但現在埋葬於和平會議中，窒息於巴黎悶熱的牢獄般的氣氛中，沒有激情的震動、同情或鼓勵從他在所有國家的沉默的選民那裡傳來。他感到，曾迎接他抵達巴黎的普遍燃燒的烈火已經黯淡下來了；巴黎公眾公然嘲笑他；在他老家的政治對手，正趁他不在之機制造反對他的氛圍；英國冷淡、尖刻，無動於衷。他對隨從人員的態度，使他無法通過私人渠道，來獲得公共渠道似乎已阻塞的忠誠與同情的水流。他需要補充集體忠誠之力，但它是缺乏的。德國恐怖仍然懸在我們頭上，即使持同情態度的公眾，也是非常謹慎的；絕不能鼓勵敵人，必須支持我們的朋友，這不是爭吵或煽動的時候，總統必須被人們確信在盡最大的努力。就是在這種乾旱之中，對總統的忠誠之花枯萎了。

因而，這位總統撤回了下達給“喬治·華盛頓號”的命令；在怒火燃起的一刻，他曾經命令它做好準備以把他從虛偽的會議大廳送回到他權力的寶座，因為在那兒他能夠重新恢復自我感覺。但是，他一採取折衷路線，我們曾指出的他性格和素質上的缺點就不幸暴露無遺了！他可以走陽關大道；他可以堅定不移；他可以從西奈或奧林匹斯簽發表明；他可以在白宮或甚至在十人委員會里保持不易親近的態度而平安無事。可是一旦他進了四人委員會的親密的平等的氛圍之中，顯然遊戲就結束了。

現在，我談起過的他宗教的或長老會的性格，開始變得危險起來。既然已經決定了某些不可避免的讓步，那他就可以藉助堅定性、技巧和美國金融力量的運用，尋求保護他能夠保持的實質性東西，即使以某些字面之義的犧牲作為代價。然而，總統自己沒有能力達到此處所暗示的如此清楚的理解。他過於有責任心了。儘管現在妥協已是必要的，他仍然保持一副講原則的人的樣子。“十四點”的合同牢不可破地束縛了他。他不做任何有失高貴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欠公正有欠正確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悖於他偉大的、忠誠的聲明的事情。這樣，“十四點”在口頭闡釋上，沒有任何減損，它們也就變成了虛飾，變成了對任何智力器官而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文件。我敢說，在這一方面，總統的先祖們已這樣做過了，他們認為，有必要採取的步驟應同摩西五經的每一個音節相一致。

總統對他的同僚們的態度，現在變為：我願意竭盡全力幫助你們，希望能夠同意你們的設想，可是，我不能做任何有失公正、正確之事；首要的是，你們必須向我表明，你們想幹的事情未超出約束著我的聲明中的話。然後，那詭辯的、虛偽的註釋之網就開始編織了；終於，混合著不誠之絲，織成了整部條約的語言和框架。下面的話很適於描寫全巴黎的女巫們：

公道即卑鄙，卑鄙即公道，

於濁霧中徘徊，在穢氣中飄搖。

最狡猾的詭辯家們和最虛偽的起草者們，就是這樣開始了工作；他們製造出不少巧妙的伎倆，對於比總統聰明的人，這些伎倆足以將他欺騙一個鐘頭以上。

這樣，條約不說德屬奧地利被禁止與德國統一，除非通過法國的離去（這將與自決原則相牴觸）；而是通過起草人微妙的措辭，宣稱“德國承認並嚴格尊重奧地利的獨立，其邊界可通過該國與主要的聯合與聯盟國家訂立條約而確定；她同意這種獨立是不可剝奪的，除非有國際聯盟會議的認可。”聽起來，這似乎迥然不同，然而非也。總統難道忘記了：條約另一部分指出，為此目的，聯盟會議必須全體一致？

條約沒有把丹斯克給予波蘭，而將丹斯克規定為一個“自由”城市，卻又把這個“自由”城市包括在波蘭海關關境以內，授權波蘭控制河流和鐵路系統；並宣稱，“波蘭政府應承擔該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對外關係事宜，以及該城市公民在國外的外交保護。”

條約將德國河流系統置於外國控制之下，宣稱使那些“天然地不止為一國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換乘的河流系統”國際化。

像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因總統之故，法國政策的誠實、清楚的企圖——限制德國人口和削弱德國經濟體系，藉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國際平等的言辭獲得了表達。

然而，在總統之道義地位同其頭腦昏聵的分裂中，最具有決定性的一刻是：由於他的顧問們的怯懦，他最終使自已被說服，各協約國政府在撫卹金和各項津貼上的開支，應被公平地視為“德國陸海空侵略給聯合與聯盟國家的平民們帶來的損害”，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其他戰爭花費不能這樣看待。這是一場漫長的宗教鬥爭，在拒絕了許多不同爭辯之後，在作為詭辯家藝術傑作前，總統終於有條件地投降了。

工作終於完成了，總統的良心，未受絲毫觸動。無論如何，我認為，他的性格，使他留給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會真誠地確信；實際上，條約沒有包含任何與其以往言論相牴觸的東西。

可這工作做得過於徹底了，這個戲劇最後的悲劇性插曲即歸功於此。布洛克道夫·蘭茨的答覆堅持這樣的觀點：德國已經在特定保證的基礎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條約在很多方面與這些保證相牴觸。可這恰恰是總統無法承認的；在孤獨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誠禱告中，他沒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確之事；對總統來說，承認德國的答覆具有說服力，就等於損害他的自尊，破壞他心靈的內在平衡；他倔強天性的每一種本能，都起來進行自我保護。對這一話題的討論，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種下意識的本能，都密謀著去阻止對這一話題的進一步探究。

如此一來，克里孟梭便將數月前似乎離奇和不可能的建議——即不聽德國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總統不曾這樣盡職盡責，只要他不曾對自己隱瞞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麼即使在最後一例，他還處於能夠恢復已喪失的立場、獲得一些很可觀的勝利的位置。然而，總統被僵固了。他的雙臂和雙腿被外科大夫捆紮成特定姿態，它們必須被重新分離才能調整。令勞埃德·喬治先生──在最後時刻，他盼望他敢於保持的全部中庸──震驚的是，他無法在五天內說服總統，使他明白曾花在五個月時間向他證明的正義、正確的東西中的錯誤。使這位老長老會教友擺脫困惑，畢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難，因為前者關係到他的信仰與自尊。

因此，在最後一幕，總統立場堅定，拒絕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