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梅爾基奧爾博士:一位被擊敗的敵人
在倫敦,與和平會議相聯繫的官員中,沒有任何人知道會議何時開始。這符合首相的一貫方法。必須有足夠的官員無所事事,以備他萬一需要他們;但是,會議的真正事務將由他本人和其他兩位(或者可能三位)親信來處理。官員們對進行著的事情瞭解越少,他的雙手就越自由。於是,在某個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佈──首相會動身前往巴黎;但會議進程將以巨頭們之間的非正式會談為開端,官員們何時被需要,他們最終或當時將幹什麼,是非常不確定的。
這就把他們置於最尬尷的困境之中。早些啟程前往倫敦,可能意味著:當他們抵達那裡時,會無事可幹;而在倫敦他們的辦公室中,卻有一大堆事務等著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經努力被選入會議工作人員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這個問題上變得很重要,沒有他們,會議是根本無法開始的。此外,與其他人和工作相聯繫,每個人的位置很不確定,所以存在極大的風險:在現場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樓台先得月”,首先“上車”。最後,麥基斯蒂克飯店被認為無與倫比地壯麗,最後到達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機會。
面臨這些問題,我決定採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書傑佛裡·佛賴伊送上旅途,去搶佔房間;不過,對這個任務他沒能顯示出強大的勝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顧問達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氣氛、彙報小道信息、保護財政部的特權、並及時迅速地打電報以防患於未然。對所有這些任務,據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1919年1月,上旬,當我終於到達巴黎時,情況正像我預料的那樣,還沒人知道會議正在討論什麼、或者它是否已經開始了。但那麥基斯蒂克飯店的特殊氣氛和預演已形成和確立,打字員們在休息室喝著茶;餐廳服務員已使自己與餐館服務員區別開來;從蘇格蘭大院來的安全官員焚燒著法國清潔女工覺得沒用的廢紙;那種可怕地方的發燒的、持久的和討厭的閒談客,已經充分發展出卑微、憤世嫉俗、藐視一切和惹人厭煩的興奮的特殊味道,那種味道是永遠不會淡化的。
不過,我抵達以後也發現,達德利己打聽到一件事情;雖然它與會議無關,卻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當一項停戰協定已與德國訂立時,它僅曾被視為海軍和陸軍當局的事,沒有非軍方權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這類可能需要與敵人在陸地上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將是陸軍的事情;那就是說,將由福什、並且僅僅由福什來處理它,而沒有其他協約國的任何軍事代表相陪伴。英國海軍在海上同樣擁有的那些無可非議的特權,由海軍上將布朗寧代表,那人是一頭最乖戾與無知的海豹——有一隻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備極強的航海傳統;他的頭腦中沒有什麼主意,有的只是對一個屈辱的失敗之敵的滅絕和進一步的羞辱。當這些安排初次達成時,設想的可能是停戰將只持續幾星期,下列問題卻被忘記了:封鎖的持續,對敵方國土的佔領,以及許多其他方面,必將導致無窮的金融和經濟問題,而這正是非軍事部門的事情。法國人迅速抓住了形勢中可能的機會。
那時,達德利·沃德所發現的是,在福什所管轄的整個事務進程的掩蓋下,法國人已經任命了一位財政代表;他未與其他協約國協商,正在同德國人進行直接的財政談判——就在海軍上將布朗寧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談判的事項有相當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懷疑、生怕自已被晾在後面的美國人,首先發現了這件事。沃德就是從他們那裡獲得了這個消息。因此,美國財政部代表諾曼·戴維斯與我商定:如果我們於一兩天後登上馬歇爾的列車前往特里爾——他將在那兒會見埃茨貝格爾和其他德國人,以討論或指示目前事務——這會是極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發了一個通知,並給財政大臣發了電報,書情就這樣安排好了。時間一到,我們就踏上了馬歇爾的列車。顯然,這令他感到討厭,但他對我們無可奈何。
我不記得曾見過關於馬歇爾·福什的詳細報道。他的照片是盡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對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樣的呢?這位馬歇爾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壯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對非常資產階級化的夫婦——這些,人們已聽過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茲和特里爾,我形成了關於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屬於一種法國小農的類型,相當矮,是明顯無疑的羅圈腿;他的小鬍子蓄得很糟糕,他總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茲他的辦公室裡,吸著菸斗;在聽令他厭煩的平民講話時,他有個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過舌頭對著假牙的運動而使下唇耷拉下來,並使它在風中輕輕擺動。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飯並早早休息。他無自我意識,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種權威風度。這些品質,賦予他一種儀容和一種相當可觀的尊嚴。如果不知道他是誰,你不會注意到他。但當你被告知那就是偉大的馬歇爾時,你也不會完全失望。我懷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嚴格意義上說,根據他狹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軍國主義者。他相信,在軍方事務和民方事務之間,存在絕對的、清楚的區別。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對此管閒事是不可容忍的。關於民方與民方事務,他是完全無知並聲稱如此。他以一種禮貌的蔑視來看待它。正如牧師們和耶穌會會員們有其特定事務、他們公正地厭惡門外漢們的干涉一樣,軍方事務也應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屬於極為簡單的那種——屬於一種近乎中世紀式的簡單。他是誠實的,無畏而不懈。但人類事務的十分之九,被他從視野中抹掉了,他的頭腦不能容許對它們有所注意。因而,在適宜的環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狹隘與自以為是的頭腦加上雖有力的簡單個性的人們已顯示的那樣,他有能力對人類福利構成危險。但是,你千萬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儘管他是個真正的人物,但卻是一個小人物——一個小農。
我絲毫不瞭解,馬歇爾是否親自寫他的報告。但他通過口頭語言的自我表達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員會中,他傾向於默默地坐著,長時間面無表情,直到被問及他的意見;他整天都以這種態度,毫不妥協、不可說服地表達他的意見。有時,魏格德將軍,侍從他的精靈,會基於馬歇爾的利益而發言。這位馬歇爾毫無辯論藝術,也毫無勸說藝術。除非在他能通過軍事權威贏得一天時,作為主席他是不勝任的。因此,對於如何應付外國政府文職代表們的一次會議,他幾乎沒什麼概念;不過,在總的方面,他保持著好脾氣。我見到福什的第一次場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聲嘈雜中,他無力地搖響一個小鈴;但對於文官們的無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輕視,而不是惱怒或驚訝。
在和會期間,特里爾之旅是我唯一打橋牌較多的時期。在火車上碰巧有四個人:諾曼·戴維斯,這位美國人,謝爾登,同食品界有關的另一位美國人,約翰·比爾爵士,米德蘭鐵路律師和食品部長官,以及我本人。在整個旅途中,在特里爾三天的羈留中,我們幾乎夜以繼日地打橋牌,除了我們真正同德國人開會時。
你們都知道,特里不是在德國。對我們全體人來說,踏上德國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尋常的冒險。我們想知道,街道看起來會如何,兒童們是否餓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裡能有什麼。達德利·沃德迅疾如電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銀行零票、紙製幣和其他紀念物。但是,我們對待里爾所見甚少,因為火車是我們的住處,我們很少離開車站。一個景象留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候這個城鎮處於美國佔領區,掌握在美國陸軍手中。美國代表們據此請求,能否為他們徵用合適的房間。他們對其優越的地位相當驕傲,並邀請我去作客居住。這樣,我們就被一位美軍中尉帶著,去察看我們可以選擇的一兩處地方。我們進入的第一處地方,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家裡空蕩蕩的,但乾淨得一塵不染。面容悲傷但有禮貌,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帶著這些外國征服者四處參觀。對整個這件事,我感到很羞恥。我們彼此大聲講著話,詢問洗澡間,察看床墊,最後宣佈它總體上還過得去,並拿到了彈簧鎖鑰匙。我認為,我們的確力圖做到有禮貌和體諒他們的感情。這位美軍軍官的舉止,是無可挑剔的。但來自華爾街的紳士們沒有為這種偶然場合受過訓練,對這些美國人而言,這種情形實質上是這樣的:雖然我們在豪華的火車裡確實要舒服得多,但我們應盡情享受作為戰勝者的權力——出於我們暫時的、微小的便利,而將意志強加於這些可憐的人。我們文官為自己獲取的,正是這樣一種類似的興奮之感。那時我第一次生動真切地意識到:一支勝利之師中最微賤的人,也一定感覺到了這種興奮——當他們將自己安扎在被打敗的外國國土上時。真的,我們正在施以殘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愜意的東西。
一個半小時後,我們都悟到了:深夜離開我們的火車,步行穿過泥濘的街道,僅僅為了獲得睡到我們掠奪的草墊上這種利益,將是一大自擾。我們再也沒有拜訪我們的住處。僅僅在我們將離開特里爾時,我才發現我還拿著那位好女士的鑰匙。
這期間德國人會見了我們。我們的火車大約是在早餐時間抵達的。他們從柏林來,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貝格爾,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討人厭,走下站台到了馬歇爾的會議廳。跟他一起來的是一位將軍和一位海軍中級軍官,後者脖子上掛著鐵十字架,在臉型和身材上,同《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豬極為相似。作為一個團體,他們奇蹟般地符合關於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實際上,那個民族的外觀容貌與他們截然相反。將這些德國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軍國主義者,我們的海軍上將布朗寧作個對比吧!
我們像觀光者一樣觀察著他們。他們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電影中的人們在抬腳前行。透過車廂的窗子可以看見,這位馬歇爾用力拽著他可笑的小鬍子,放下了他的菸斗。
過了一會,我們被叫回到車廂,因為那些德國金融家被宣佈抵達了。鐵路車廂很小,而我們和他們都人數眾多,我們將做何表示呢?應該握手嗎?我們在這個車廂的一端擠在一起,一張小橋牌桌橫在我們和敵人之間。他們擁擠著進入車廂,機械地鞠躬。我們也機械地鞠躬,因為我們中一些人以前從未鞠過躬。我們緊張地做出動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沒有握。我以一種故意裝出的愉快聲調問他們,他們是否都講英語。
在早期那些日子裡,他們是悲哀的一群;他們的臉繃著顯得很沮喪,眼睛疲憊地凝視著,像在證券交易所中被拍賣的人一樣。不過從他們中間,一個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來到中間位置;此人極為潔淨利落,穿著優雅而整齊,戴著一個顯得比一般領子更乾淨、更潔白的高硬領;他的圓腦袋上覆蓋著灰色頭髮,頭髮剪得猶如密織地毯,他的頭髮邊緣將他的臉和前額嵌上了一條非常鮮明、極為高貴的曲線;他眼睛閃著光盯著我們,裡面存有不同尋常的悲傷,宛如處於絕境的一頭誠實的困獸。這就是他,在繼之而來的數月中,我將對他產生一種曠世之奇的親密感,擁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經驗片斷——他就是梅爾基奧爾博士。
在第一部分結尾,梅爾基奧爾博士已進入了特里爾的火車車廂。大概,我最好先解釋一下我們會議的議題。
1918年11月的停戰,是專門為封鎖的持續而安排的,但是補充以“協約國對德國供給的考慮達於將被視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戰協定附件,是由法國和比利時的金融代表達成的——英國和美國不瞭解—一禁止德國動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黃金、外國證券或其他流動資產,理由是它們是一種抵押,協約國可憑以服務於賠款之目的。革命之後兩星期,在運氣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時刻,德國人同意了這一條款。你們或許感到驚訝,這樣一個條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戰條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個停戰協定均規定一個月的有效期;法國人認為,在它每次更新的時候,我們都有權從我們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條件,儘管這些新條件在最初的協定中被遺忘了,現在卻會對我們有好處;並在這種威脅下堅持要德國人接受:推遲停戰,以及德國的重新入侵。
隨後,封鎖持續下去,德國憑以從鄰近中立國購買食品的剩餘金融資源被凍結了。她無法購買任何食品,這樣一個時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穫的果實逐漸耗竭,已經挫敗她的饑荒繼續延長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毀。
在胡佛先生的影響下,美同人──部分地作為人道主義者,部分地預想到其後果——認為這個政策是錯誤的;而且在12月間,倫敦正進行著爭論。我幾乎不知道,我們英國人為什麼決定促進它的持續。我將之部分地歸因於雷丁閣下的優柔寡斷,在我們一方是他管這件事;因為那時他正日夜密謀成為赴巴黎代表團的一員,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上持太鮮明的態度。我憶及跟他一塊在白廳花園的戰時內閣他的房間裡,他一連幾分鐘剔著左手拇指的指甲,處於觀望時機以待形勢的疑慮之苦中;他的高頂絲帽是完美無瑕的,他整個臉龐、整個人顯得那麼輪廓鮮明、光潤整潔,從如此多的角度反射著細微的光芒,以致人們盼望把他當作一枚別針卡在領帶上;別針上套看別針,直到人們幾乎分不清哪個是公爵、哪個是飾品;可憐的公爵!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將之歸因於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時,封鎖已成為一個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創生,是白廳最優異的成績;它已在英國人心中的最微妙處,喚起了他們的特性。它的創始者已開始變得為它自身的緣故而喜愛它;如果它走向終結,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進展將被浪費掉;它非常複雜,一個龐大的組織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專家們報告說,它是將我們的和平條件強加於德國的一個工具,一旦暫緩不決,我們的條件就幾乎不可能再被強加了。
因此,當我們抵達巴黎時,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彷彿是最重要和最緊迫的。作為最高經濟會議的英國財政代表,這個位置使我有機會對該問題感興趣。顯然,和談可能要持續幾個月,在此期間,尋找向德國供給食品的某種途徑,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如果德國政府機構瓦解,那麼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旗幟下的混亂將席捲萊茵彼側的歐洲餘部,這對任何人都無任何好處。這個方案不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羅伯特閣下公開地持同樣的意見,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國人反對它。
博奕開端於1919年1月12日的經濟會議,並在次日的戰爭會議上繼續進行。威爾遜總統——那時他的精神尚未混亂——以高尚而華美的措辭作詳細發言。“只要飢餓持續吞噬德國,”他說,“政府的基礎將繼續瓦解……”。他信任法國財政部——我引用他的話——“將撤回他們的異議,因為我們正面臨布爾什維主義的重大問題和瓦解的力量,它們正威脅著社會。”M·克洛茨有點屈服地回答說,他將樂於滿足總統的願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給問題。它也是一個正義問題。將它作為一件有關正義的事務,他問道,為什麼德國應優先為食品付款,而不是優先還清作為其所犯罪行造成損害之補償的債務?那一天的勝利,實質上歸於克洛茨,因為儘管他不得不原則上同意德國可以為食品付款,但他在關於她應當如何付款的問題上持保留態度。
我已經說過,總統用了高尚的措辭講話;然而人們的動機是各色各樣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邊,此人作為美國食品事務的負責人,已向美國農民們承諾,要為他們的豬爭取較高的底價;這個承諾已經過分刺激了那個大陸上的母豬們;豬價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從巴黎寄給財政大臣的一份報告的摘錄:
“至於燻肉,美國人已建議我們卸下準備運往德國的低級燻肉的鉅額儲備,而代之以來自美國的更新鮮的儲備。它將更易於銷售。……形勢是明朗的。對中立國,脂肪的封鎖正在解除,德國將大規模地收到脂肪供給。布爾什維主義將被挫敗,新紀元將開始。在最高戰爭會議上,威爾遜總統在關於即刻實施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辯的發言。……這時胡佛先生正睡在這樣一種夢魘中:豬群從他的被褥上漂游而過;他坦率地承認,必須不惜任何危險,驅散這種夢魘。”
這就是我在特里爾的原因。我們努力去挫敗法國的計劃,根據他們的計劃,在停戰期間將只有軍方要人與德國人會談;我們要在那兒為向德國供給食品作出初步安排,並同德國文職代表們討論他們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們返回特里爾車站的列車車廂之前,我必須較詳細地向你們解釋一下兩個較為複雜的困難情況,因為它們對於我的情節此後的發展至關重要。
雖然我們中的一些人為食品和財政之事來到了特里爾,但是手頭上還有另一件事務。最初的停戰協定遺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繼起的慾望將會把它們提上議程。在這些事情中,德國商船隊就是一個。協約國費盡心機想將這些船列入和約,但同時卻沒有獲取它們的有關條款。然而,噸位供應非常緊缺,德國船隻可能應該是有用的。於是就設想,使它們的立即讓渡成為第二次停戰協定的條件之一。你們會記得,正是這第二次重訂,由如今在特里爾的福什負責談判。可這件事並不像它聽起來那麼簡單。當然,德國人會全力以赴抵抗他們船隻的讓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將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對德國的侵犯-簡單地基於德國拒絕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時未承諾也未寫入條約的事情——是有疑問的,那麼說他們的拒絕將威脅到停戰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觀的詐騙成分;此外,那時,如現在一樣,德國軍隊沒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裝,因此侵犯將不得不使用武力,這將延宕我們自己軍隊的復員、使政治家們變得不受歡迎。
海軍總司令部——曾被要求報告英國海軍簡單地突襲德國碼頭,海盜般地劫取德國船隻的可能性——回答說,這將是一項尷尬的努力。
這樣就存在著外交餘地。我們的外交計劃的中心觀點,是將船隻的放棄與食品的供給聯繫起來。既然無論德國放棄船隻與否,向德國供給食品都對我們有利,那麼這個計劃也涉及一種虛張聲勢的成分。不過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現;因為我們能夠很真誠地——像事實上我們做的那樣——指出:如果德國不把她的船隻交由我們處置,我們將難以找到足夠的船隻向她供給食品。通過她的潛艇,德國已將運輸能力減少到使整個歐洲面臨飢餓危險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給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應將儲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隻借給我們,向她、也向她的鄰國運送食品。所以,船隻換食品是一筆合理交易。這個詐騙也遠不那麼危險,因為德國對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們對船隻的需要更緊迫。
還有另外一個複雜的困難情況——一種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經崩潰的、甚至飢餓的德國代表理解這一計劃的實質所在。在後面你們將聽到,為了使他們頓悟,最終需要採用什麼冒失方法。在他們的思想中,有兩個支配性觀點。第一個是,在和平談判中,這些船隻可能是他們最好的交易籌碼,除非為了一種完全確定的等價物,它們絕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個是,他們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資源、而是通過得自美國的一筆貸款來為他們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為那時候,他們很真誠地相信總統仁慈的意圖和他的國人的人道主義動機。但是,這兩個主意其實都不好。這是由於,我們已鐵了心,無論如何要得到這些船隻作為潛艇造成的損失的彌補,他們最終的交換價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個時候,美國的反德情緒已上升到最高點,以致一筆對德貸款(它必須經過國會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絕對地等於零。心思全撲在這兩個想法上,就妨礙了德國人看清真實形勢:英國和美國是真心盼望併力圖為向德國供給食品提供便利;由於我們不得不同法國玩遊戲,這就使我們不能太公開地這樣說、或者做出絕對承諾。出於國內政治原因,我們無法借錢給他們,但願意允許他們為購買食品而動用他們的海外資產——如果不動用的話,這些海外資產肯定會在稍晚一些時候被抵作賠款。他們德國人如果力圖保有這些船隻和黃金,那就會一無所獲,這是因為,在這個關鍵時機它們將被允許用來換食品,但根據條約,它們是將被抵作賠款的。我們同他們的關係是虛虛實實的,但他們這些德國聰明人辨別不出實在何處、虛在何處。另一方面,我想,我們相當地高估了那時他們進口食品的緊迫性。如今我似乎覺得,那時候他們其實有我們預料之外的更多錦囊妙計。在以後三個月的談判中,一個奇怪的特點是:根據所知所見來判斷,英國關於德國食品供給的焦慮,從其與時間相聯繫的急迫性來看,決定性地比德國人自己的焦慮更為強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從未很清楚地弄明白:這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德國人秘而不宣的儲備;多大程度上歸因於他們對供給食品所需時日之長——從海外購買小麥的談判之日到小麥實際運入德國之日──的低估,對此我們是非常瞭解的;多大程度上歸因於那時佔據德國頭頭們頭腦的對大計劃之破產的不負責任、缺乏先見和缺乏任何計劃。
我們機械地鞠躬,然後很擁擠地面對面坐在列車車廂一端,中間有一張可摺疊的橋牌桌。我們是九個人,他們是六個人。大家贊同講英語,這有排拒法國人的優點。因此,這位C——伯爵變得不悅,把一根長手指搭在長鼻子上,不合時宜地說道:“為了我本人,我抗議”,“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從”。這個傻瓜!我懷疑他有什麼毛病了。我不認為曾對任何人合計起來如此粗魯過。我初次遇見他,是在羅亞爾咖啡店的午餐會上。當時,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證券交易所的工作,我們相處的還不錯。他是一位“有教養”的基督徒,在和平時期,憑稍稍有些可疑的財務,勉強維持著一小塊不動產。但是後來,他變為福什在法國財政部的偵探,以受過訓練的耶穌會會員那種愜意、狡詐、半瞎闖的風格玩著他的遊戲。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裡吃飯。那是一個小型宴會。三名受僱的侍者穿著潔淨無瑕的襯衣,戴著乾淨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響;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豐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處所做,但每一盤以及每一盤的調料都因襲地做成土豆的各種形狀,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參加的正式午餐的複製品。就我是一位單身漢的話題,那位夫人和我詼諧而談,交換著妙語。克羅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國母親生於路易斯安那,作為唯一會說法語的美國人而獲得了至尊之榮──以徹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談,講述內戰後在他兒童時代南方所遭受的貧困。那個房間刻板的不雅和狹窄的不適──我雖然難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種法國式的貪婪的貧乏深深壓迫著我。
梅爾基奧爾博士是他們的發言人,講著生動的、有說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語。在其他人中,現在我只想起了兩位——考夫曼博士,德國國家銀行的代表,年齡較長,精神頹喪,雙眼透出渴望和緊張,典型的中產階級,似乎有點像一把陳舊的破傘;他一開始就沒抓住會議的議題,也再未恢復到議題上來,不過他對梅爾基奧爾所講的任何內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屬於那種特種部隊學院的類型,狡猾而相當快活,例著嘴舒暢而笑,急切地捕捉著我們這些人的目光。梅爾基奧爾以一種使人對之產生真誠印象的方式,從容、謹慎而不停頓地講話。我後來知道,就是這位猶太人,並且只有他,確立了失敗者的尊嚴。
這第一次會議幾乎未產生什麼實質性東西。在對付法國人的企圖方面,我們浪費了一些時間。他們以免遭布爾什維主義威脅、使之更安全一些為藉口,主張將存放在德國國家銀行的黃金轉移到佔領區。對我來說,不難執行伯納·勞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勵這個方案。梅爾基奧爾徒勞地為獲得貸款作辯解,為此他機敏地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設想。我專注於我的職責,冷淡、明確地發言,力圖使他們獲得這樣的印象:他們必須將這種念頭逐出他們的腦袋.因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們堅持的話,那就會浪費掉珍貴的時間。在船隻換食品方案方面,我們幾乎毫無進展,因為對德國人而言這種設想是新的,他們沒有來自魏瑪的指示,並且他們的船運代表尚未到達特里爾。不過,我們的確達成了一項有益的臨時性協議,通過這項協議,他們立即以黃金和外幣形式向我們支付約500百萬英鎊的款項,用以交換一項即刻供應的食用油和煉乳。對他們的食品供給已在一個小的規模上開始了,專門負責食品供給的組織機構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計劃,儘可能在細節上做到嚴格地公平。我認為,他們是高興的;感覺到氣氛並非完全不友好;開始認為(從食品供給正被考慮來看,的確不是被欺騙)存在著一種被公平對待的機會。
下午,船運代表們抵達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國航運公司代表。這是因為,他們剛從電報中得知:他們的海船的讓渡,將是停戰協定更新的一項條件。這個會議沒我的事。我是出於好奇參加了它。相對於那節列車車廂,漢堡的大船東們人數太多了;因此,會議被定於特里爾火車站外面的一個酒吧中舉行。我們,這些協約國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們,這些戰敗者,沒有他們的地方,只好湊合著聚集在酒吧中;不過,這個酒吧還在繼續營業,特里爾的職員們進進出出。主席職位由B——先生佔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國人,曾因不費代價地從發明者那兒購買對現代洗衣機而言很基本的一種小設計而發了財。德國人被叫到了會客室。他們的主要代表已經在發言了,法國年輕譯員開始翻譯道“諸位……”,這時這位德國人用英語急促地喊道“‘諸位’!如果你願意的話,說‘先生們’!”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這樣為他們的命運而致禮。
回到巴黎時,我感到極不舒服,兩天後,就躺在床上休養了。高燒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佈說,在特里爾火車站的不潔環境中,某種有毒細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麥基斯蒂克飯店我的套房裡,幾乎要發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藝術壁紙圖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惱,我不得不打開燈,通過覺察到真實的壁紙圖案,而從其幻象的可怕壓力中解脫一會兒。退燒後,我身體很虛弱,難以勝任辯論的混擾;在巴黎,事情進展緩慢;因此我從那裡溜走了,到了裡維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陽台上,沐浴著陽光度過了兩星期。
從達德利·沃德來的一份電報叫我返回時,自特里爾以來已過了一個月。停戰協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會議即將來臨。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車,隨馬歇爾去德國。這是因為,儘管表面上相反,其實特里爾的第一次會議幾乎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雖然我們已說服梅爾基奧爾向我們提供400百萬英鎊的黃金作為對食品的支付,但我們對此的接受還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最高會議的約束。這是因為,克洛茨對於為此目的動用黃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儘管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他對於接受這一筆小金額的承認,卻尚無服務於這一食品計劃和穀物進口的財政供應。關於其他非黃金支付方式同梅爾基奧爾的討論,幾乎未產生什麼結果。並且,在船隻問題上,帶著強烈牴觸情緒、處於威脅之下的德國人,儘管已同意於對停戰條件的下列追加條款“為確保德國和歐洲其餘部分獲得食品再供給,德國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在停戰期間,將整個德國商運船隊置於協約國權力和聯合國控制的旗幟之下,由一名德國代表協理。這一安排,無論如何不損害這些船隻的最終處置”;然而未確定特定的日期,而且需要通過另一項協定來補充初始細節。為此目的,舉行了一次毫無結果的會議,什麼事情也沒解塊。那時我正在法國南部。因此,我一個月後回來時發現,仍然沒有通過關於德國食品進口的金融條款,沒有采取任何船隻讓渡的步驟。
這位馬歇爾竭力躲避我們。原先設想,我們的列車隨他橫穿法國。但我們被告知說,這次會議將在盧森堡舉行,德國人在那兒同我們會面。我們抵達後,卻發現一個人也沒有。盧森堡是個令人討厭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們拖著不舒適的身軀四處跋涉,想找到能給我們提供消息的人。最後,一個電話傳來消息:馬歇爾和德國人在特里爾。我們發動引擎,直衝那個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里爾會議不那麼有趣,僅僅提出和集中於第一次會議所創造的條件。航運代表們爭論著細節問題,沒能使船隻事宜更可靠地取得進展。我們,這些金融家,同梅爾基奧爾及其同伴們在詳細細節上繼續討論德國為食品付款的各種可能方式。這一點變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獲得可觀的金額,除非以黃金形式或通過來自協約國的一筆貸款。德國人強調後者,我正式宣佈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倫茲·凡·布勞恩於2月15日為德國利益作了如下聲明:
“在竭盡全力考慮了德國金融處境之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信貸保證,德國不可能為食品供給籌得足夠款項。關於美國和協約國不能向德國作出信貸保證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凱恩斯先生已向我們作了解釋。然而,我們的意見是:對德國提供食品是停戰條件之一。遠至第一次停戰協定……第26條同意在可能被認為必要的措施下為德國供給食品……1月15日的協定要求出於‘擔保對德食品供應’的明顯目的而暫時讓渡德國商運船隊。因而,我們的意見是……關於讓渡商運船隊、供給食品和融資的協議代表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三者中任何一項單獨協議都不能相對於其他二者被單獨實施,對於向德國供給食品的保證,是優先於讓渡商運船隊的一項條件。”
他補充說:
“如果在德國人看來,沒有信貸就無法為食品融資,而在協約國看來,這樣一種信貸是不可行的,那麼德國人必須拒絕交付船隻。”
他以呼籲而結束髮言:
“這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你們的人道主義感情,更取決於世界的政治良知。我們堅信,如果我們終止這些談判,那麼,德國被布爾什維主義所擊潰、以及布爾什維主義氾濫於全歐洲就是無法避免的。應當遏制這種勢頭,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氣氛緊張而沉鬱。宣言作得很嚴肅,我們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憶起了埃德塞倫茲·凡·布勞恩粗笨、愚蠢的臉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損,就像一隻削成的中國面具。在那個時刻,他曾提出遠遠超過我們勝任之力的問題,我們調轉火車頭駛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諾的條件的基礎上,凡·布勞恩的聲明部分地是不錯的,但部分地是圓滑世故的。我們的兩項承諾──即儘管存在封鎖,德國應被容許供給食品;以及,我們獲取她的船隻的目的,部分地是為了運送這些向她供給的食品——使得我們不可能在她從國外購買食品的道路上,設置障礙。假如我們在作出這些承諾之後,再禁止德國運用其流動資產為其購買進行支付,實質上就違反了我們的承諾。但他們不可能爭取到使我們發表這種意見:我們自己為食品付款。當停戰的談判者們寫下“協約國和美國關注著德國的供給問題”這句話時,他們當然意味著將允許這種供給,而不是他們自己將供給食品併為之付款。那天,凡·布勞恩將問題推得太遠、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國人和我們自己的海軍及航運權威們所持的觀點,當然是認為德國人拒絕按照一月份的承諾讓渡他們的船隻。他們關於應在船隻讓渡之前就食品供給細節明確地向他們作出保證的要求,超出了停戰條款的任何內容。它是德國式奸詐的一個典型實例;他們正玩他們的老詭計;我們現在應採取強硬路線,在船隻到手之前拒絕討論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們是瞭解那種風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確信,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就是運用德國的黃金。這已經變得很清楚了:他們沒有足夠數量的其他流動資產;我們一旦同意這個原則,黃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國從我們這兒得到一筆信貸的計劃,是真的毫無希望的;因為它需要經過法律程序,並且在那時候的輿論環境中,這是根本不必考慮的:總統向國會提出這個要求,或者勞埃德·喬治向議會提出這個要求。
這時,時間正在流逝,德國食品系統的崩潰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經濟會議上,無休無止的討論毫無結局,因為在這種體制下,沒有越過法國障礙之路。在五巨頭的注意力被吸引過來之前,不會有什麼實質性進展。但他們正埋頭於其他事務。他們在爭論中度過了三個下午:在一個問題的解決並不取決於投票的分委員會上,巴西應擁有多少票數;在他們面前,是有趣的一長串代表團的節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亞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猶太化運動者,擁擠在法國外交部的接待室裡;每個代表團被允許在這些巨頭們在場時,以一種不為人知的語言作一套演說。據說,大約就是這個時間,穆斯林酋長費薩爾在M.皮希恩的內閣裡背誦可蘭經的一章,毫不在乎魯本斯的瑪麗·德·美第奇的裸體魅力。這時,克羅內爾·勞倫斯,卻以穆斯林酋長譯員的身份,提出了一項機敏的政策供考慮:創造從地中海到波斯灣、覆蓋大馬士革、摩蘇爾和巴格達的阿拉伯領導權。
雖然如此,但隨著時間逐漸推移,在表象之下也發生著某些進步。總統和首相堅定地和我們在一起;看來,法國對動用黃金的反對終將破產,儘管必須照顧他們的面子。食品權威們正在細節問題上取得進展,並共同作出了他們的計劃:一旦安排好融資,就迅速裝運20萬噸麵包原料和7萬噸豬肉製品。此外,對於凡·布勞恩的聲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種答覆。它包含各種各樣的次要的讓步,便利於德國從國外獲得食品的各種各樣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對貸款作出保證,未在黃金問題上讓步;從整體上看,它以商運船隊的讓渡為條件。
這樣,僅僅兩週後,我們就再次坐上了火車,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會議的人員組成不同了。由於這次不涉及停戰協定更新問題,我們就擺脫了那位馬歇爾酸溜溜的樣子和帶著敵意的謙恭。主要議題是船隻問題。海軍少將霍普是我們的頭,他是一位優雅、聰明、無疑有點耳背的海員,粉紅色的似乎依然年輕的雙頰,我曾見過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藍色背景下一個弧形的玳瑁色帶。我喜歡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論,有點不熟悉事務,顯然也想依賴我。我們對德國人的出價,當然與上次極為接近;不過,儘管我們仍被阻止達成鬆動黃金以作為食品融資的任何正式協議,霍普和我都一向這樣理解:看到德國被供給食品是英國政府堅定不移的政策,他們可以信賴我們,只要他們妥善處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們的承諾交付船隻。
斯帕位於比利時前線,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場,但在戰爭的後期階段成了德國陸軍的總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戰委員會的駐地。停戰委員會是協約國和德國軍事官員組成的一個機構,主要受託處理停戰協定的日常執行細節,也是德國政府與巴黎之間的唯一聯絡渠道。這個機構已建立了靈敏的聯繫。我們的代表黑肯將軍,每天準備一份關於局勢的一般性報告,這報告無疑是從所有所謂信息來源那裡到達我們這裡的最公正、最有價值的評論——關於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評論。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這些報告誰也不送給;而且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悉尼只是自己保存著,從不示人。
黑肯將軍請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們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車上睡覺,這列火車停在車站一側的月台旁。
這位將軍已被讓給了別墅,數月前它在魯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環繞浴場、松樹覆蓋的山嶺一側,隱居的德國統治者們遭到了命運的裁決。幾步之外,就是凱澤的別墅,山上面再遠一點,是興登堡的別墅。在那兒,三位暴君居住在電話網的包圍中,遠離槍炮與軍隊,離開了柏林的機構,也遠離飢餓的城市和咆哮的群眾。我感覺這種背景現在仍縈繞在我的心中。這種感覺不僅是傷感,而且在空氣中,仍然充滿著那種大崩潰的情緒。這地方是憂鬱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戲劇般的日耳曼式憂鬱。走在別墅的台階上,地平線與松林邊緣的黑線相重合,在它們的後面,太陽正在落下;屋後的樹嘆息著,彷彿一位害著單相思的普魯士人。當魯登道夫的神經開始崩潰時,他從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廳後面房間裡的電話鈴聲,混雜著樹木的聲音,使他想到了一種德國的絕望的傳統象徵。
我猜測,房子建於戰前不久,那時是當作某個不太重要的工業大亨的夏季度假勝地。他希望在欣賞他成功的果實的同時,通過山間微風和谷中泉水減小他身體的體積。這房子是嶄新的,豪華而高貴,然而幾乎不比查爾斯頓大,裝飾以掛毯和德國中世紀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畫仿製品,呆板、空洞到幾乎令人討厭的程度。
人們有時會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應比瓦格納承擔更大的戰爭責任。除了瓦格納式三流歌劇中的低音外,興登堡是什麼呢?除了胖高音外,魯登道夫是什麼呢?
分到了別墅的黑肯將軍,已召集來了他的英國妻子和兩個已屆婚齡的英國女兒,他的來自志願騎兵隊的副官,以及他聰明的上尉參謀——我懷疑,就是他為將軍寫了那些聰明的報告。一切都富於家庭氣息,我們坐下來,譏笑過牆上的裝飾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還大的肖像畫之後,開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從英國進的;兩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國託咪侍奉我們。按照慣例,《時代》來了,來得恰是時候。喜歡野外冒險的副官,已與他的上尉兄弟進口了一群獵犬,在抵達那兒八週後,像往常一樣正在野外打獵。然而,我似乎能夠聽到魯登道夫在外邊台階上解開他亮閃閃的護胸甲,高聲喊叫讓人為他奏樂;樹木的颯颯聲與之混合著。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魯恩希爾德,偉斯頓先生的腳已有力地踏在沃頓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國停戰委員會的駐地,我們將在那兒舉行會議。霍普——我與他鄰座——是主席,德國人方面是凡·布勞恩,他的鄰座是梅爾基奧爾。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將會有麻煩。魏瑪,這時已結束其內部問題,正在料理外交事務;船隻的讓渡有遇到麻煩的危險——同漢堡海員的麻煩(因為我們的強烈要求之一就是應清除德國船員);凡·布勞恩的指示是沒有彈性的。他們也擺出尊嚴之相,拒絕說也拒絕理解除德語外的任何語言。這樣,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語、英語、法語之間互相進行翻譯。
很顯然我們是在浪費時間,彼此之間沒有取得一致,也沒有把握住局勢。他們的主張與我們的主張相矛盾;我們的主張也是無法變更的,除非回巴黎。並且,只要他們不能通過與魏瑪的電話聯繫使他們的主張緩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會時間臨近時,我感到絕望了。自特里爾以來,兩個月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正處於3月中旬。我們的食品人員嚴肅地宣佈說,如果食品供給不能迅速啟動,食品就無法及時到達。黑肯關於德國的報告說,如果物質匱之狀況不能很快緩解,德國將逼近崩潰;這種觀點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過晚餐後,他已經對我們談了他關於德國人精神狀態的個人印象,他拜託我們要理性和善於適應。根據他作為一位軍人的判斷,他告訴我們,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們一定不要把這些傢伙逼得太急。
我從桌子上望過去,看著梅爾基奧爾。似乎他與我有同樣的感受。眼睛凝視著,垂著眼皮,一副無助的樣子,就像我以前見過的那樣,看起來猶如處於痛苦中的可敬的動物。難道我們就不能打破這次會議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轉譯的三栓大門、像心智健全的聰明人那樣開誠佈公嗎?休會了。我們出了會議室向男廁走去。我在一邊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爾基奧爾私下談談嗎?”我低聲說。“看來這是唯一可能的繼續下去的機會。”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掃視著我,吃了一驚,但並未被驚呆。“你願怎麼做就怎麼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廳裡轉悠著,直到周圍看不到法國人了;然後有點緊張地站在中央樓梯的台階上;我不認識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過或悠悠慢行。我看見有人正走下樓梯,我認為他是一位德國秘書,“我想跟梅爾基奧爾博士談一會兒,”我對他說,“談一談下午的安排。”“上樓去吧,”他回答說,“我試著找找他。”我在樓梯平台上等了幾分鐘,然後就看見梅爾基奧爾走上前來。“我可以跟你私下談談嗎?”我問他。他領我沿走廊而行,進了一個房間。在房間內端有三位年輕的德國人:一個人正響聲很大地胡亂彈著鋼琴,一個肥胖笨拙的傢伙吼著沙啞的男高音,第三個人攤開四肢躺在一張桌子上。“請原諒,”梅爾基奧爾說,“假如我可以佔用這房間幾分鐘開個私人會議,我將非常感謝。”他們朝他粗魯地吼叫開了。他難道不知道,這一天中這個時間此地允許音樂聲嗎?難道他忘記了——指著他的煙——五點之前此地禁止吸菸嗎?我們沿著走廊繼續前行。他聳聳肩,“在這兒,”他說,“你見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國的景象。這些人就是我們的職員們。”
終於,我們單獨處在一個小房間裡了。我激動得顫抖著,被我正做的事情嚇得簡直魂不附體,因為那時對於交往的障礙尚未開始拆毀。梅爾基奧爾想知道我的意圖,我對於這次面談的記憶已經模糊不清了。我試圖向他傳達我的感受是怎樣的;我們多麼相信他悲觀的預言;在啟動食品供應的緊迫性上,我們如何受到不亞於他的壓力;我個人如何認為,我的政府和美國政府真地決定將食品運過來,但在給出正式承諾方面我們的手受著束縛;如果他們,德國人,堅持他們上午的態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必須下決心交出船隻;只要他能從魏瑪獲得一點鬆動餘地,我們就能在彼此之間訂出一個方案,使食品供給實際啟動起來,躲過法國人的障礙。德國政府應存在下去,這也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的確力圖供給食品。找承認,我們最近的行為未能使他相信我們的真誠;但找請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時,我是誠懇和真摯的。他像我一樣很感動,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個談話中我們都是站著。他將盡他的最大努力,他說,但是,成功的希望極小。他將通過電話與魏瑪談一談,力勸他們給予他某種自由度。但他們不理解這種處境,他對於這次會議的結果期望很小。他講話時,帶有一種猶太人的動情的悲觀。德國榮譽、組織和道德正在崩毀;他到處都找不到光明;他預料德國將會崩潰、文明將趨於暗淡;我們必須做我們所能做的;但黑暗勢力正掠過我們上空。我們緊緊握手;然後我匆匆來到街上,在那兒,霍普已派他的汽車回來接我。
我把事情過程概略地告訴了他。下午的會議很簡短。霍普對凡·布勞恩作了一個正式聲明:上午的討論沒能為一項安排提供基礎,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進一步的談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獲得這種自主權,這個會議繼續下去就是徒勞的,我們將返回巴黎向最高會議報告。從上將堅定的口吻中,法國人得到了極大滿足。這正是對付可惡的博希的正確方式。凡·布勞恩同意打電話向他的政府彙報,並將於當天晚些時候或次日上午讓我們知道結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並與黑肯一家進了餐。沃爾特·勞倫斯爵士將軍,黑格的參謀長,正視察經過此地,也是晚會參加者之一。我很喜歡他,我們相談甚歡;直到大約十一點鐘,我們想睡覺時,一份公文從德國人那邊來了。凡·布勞恩抱歉地說,魏瑪不能改變它的基本立場,不過雖然如此,他還是希望明天上午的會議將重新開始,因為他認為我們可能在一些細節上取得進展。
顯然,梅爾基奧爾失敗了,在我們去巴黎彙報、他去魏瑪彙報之前進去的每一天都將是時間的浪費。我們必須使事情到達攤牌的地步,以吸引巨頭們的注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一種戲劇性舉措是不可缺少的。讓會議出現公開破裂吧,巨頭們將在報紙上讀到這個消息。我請求霍普立即中止會議,命令我們的列車當晚返回巴黎;這樣,德國人早晨醒來時,將會發現我們悄然離去了。他同意這個意見;將軍的汽車已叫來了,將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車站加入到我們同伴們中間;在餐車裡,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法國人、美國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還穿著睡衣褲;到了凌晨一點鐘,我們的火車冒著蒸汽駛向巴黎;每個人都贊成,除法國人、特別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對事情的突然轉折感到驚慌,開始懷疑這樣一種戲劇性舉措是否會有利於他們的利益。
我們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們的報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視;我們那些美國同事們的報告——我沒能描述他們,但他們是會議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彼此緊密團結——同樣使蘭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這時總統尚未出席)。顯然,必須立即尋找一種解決方法。3月8日下午,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戰爭委員會會議。這個時候,四人委員會還沒建立。有59人出席。
這次會議不是在法國外交部的大會議廳舉行的,而是在皮查恩的私人居室。這個房間飾以淺色橡木板,環繞房間是大規模的陳列:偉大的魯本斯作品的系列掛毯製品。代表們圍成馬蹄鐵形,顧問們擠在他們身後。在馬蹄鐵狀裡面是克里孟梭。對著壁爐坐著福什。在福什左邊依次排列著日本人、意大利人、我們這些人以及美國人,在他的另一邊對著我們的是法國人。
不要設想我們的事情是會議的唯一議題。如果我提一下在它之前的事務的話,可能使你們獲得最高委員會當時如何忙碌的一種印象。
首先,取消亞得里亞封鎖的事情被同意了——在停戰的五個月之後。其次。任命了一個將軍委員會前往第巴赫,就那兒發生的事件作出報告;並對其職責進行了辯論。然後,根據1839年條約的比利時事務委員會提交了它的報告。隨之而來的是下午:皮斯的抵抗運動問題。穆·朱爾斯·坎貝恩指出,他已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國會議,選舉它們在委員會的代表——該委員會將擬定和平條約的經濟和金融條款。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國家已預先達成了一項協議,形成聯合之勢,結果在金融委員會中的五個席位落在了秘魯、巴西、玻利維亞、巴拿馬和葡萄牙手中,在經濟委員會中的五個席位落在了巴西、中國、古巴、暹羅和厄瓜多爾手中。這樣,歐洲的小國就發現在投票總數上被人超過了,所以拒絕進一步的參與。例如,比利時發現,在深深影響本國的事務上,完全被一種有利於中國和秘魯的投票權所排斥了。這是一件最令人困窘的事務,委員會此時無法作出回答。經過長時間討論,M.皮查恩受託為下星期一的會議準備一個解決草案。
終於,輪到我們的事情了。羅伯特·塞西爾閣下作為最高經濟委員會主席,與首相和鮑爾佛先生坐在前排。霍普上將和我伏在首相的椅子後面。洛德·羅伯特的發言使辯論開始了。船隻的放棄是其中一件事,食品的供應是另一件事。德國人已對前者作出了承諾。但根據停戰協定,我們已經對後者作出了承諾。如果不向她運送食品,不僅存在人道義務問題,還存在德國被布爾什維主義所控制的危險。因此,他建議對德國發出通告:她必須交付船隻;我們絕對保證她一旦交付船隻就立即供應食品;允許她動用她的流動資產,包括黃金,以對食品進行支付。封鎖被取消至這種程度:允許德國出口商品(有某些例外),以及在中立國購買食品。他不得不補充指出,他的法國夥伴們尚未同意黃金被動用。這樣,一切都依賴於黃金;因為在缺乏其他流動資產的情況下,沒有黃金,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紙上談兵。我已使這一情況清晰地、牢牢地印在首相的腦海中。
在法國人那邊的M.克萊門特爾立即提出非難。我們不應當提前一個多月作出任何承諾。根據法國政府的意見,那些想吃飯的人們應當工作,應當向法國發出最後通牒:他們只能用原材料來換取食品。M.克洛茨插進建議說,應該聽聽馬歇爾·福什的觀點。爭論緩慢而枯燥地進行著。在法國一邊,這位馬歇爾和克里孟梭偶爾講幾句話。胡佛的發言強調我們這些代表關於斯帕會議的報告,說,根據我們的判斷,如果得不到關於食品的絕對保證,德國將永遠不會讓出船隻。然而,爭論未沿著有益的方向進行;問題正變得混亂起來;似乎法國人將再次獲勝,儘管顯得有所讓步:它成功地插入了某種限制,這種限制實際上將使他們阻撓整個事務。在辯論過程中毫無熱情的成分——只是進行觀點的爭論,集中於技術性目標,整個真正的事務被雞毛蒜皮淹沒了。洛德·羅伯特提出了一種無聊的意見,說,雖然我們的後腦勺中都有著人道義務的考慮和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擔憂,但沒必要將這些東西粗魯地插到這件事務中。
但這個時候勞埃德·喬治正處於激動之中。當人們贊同他時,他可能感到迷惑。我從未比在這次會議下面的半小時中更欽佩他的非凡力量。直到現在,他還未說一句話,但我從後面能夠看見,他正在醞釀著激情,顫抖著,皺著眉頭。現在,他發言了;在議程中緩緩移動的倦怠沉悶被一掃而光,他怒氣衝衝地連珠炮一般講起來。這是他特有的那種語言,措辭平凡,但具有掃光蜘蛛們及其蛛網的氣勢。他希望傾其全力促進向德國供給食品的步驟。這涉及協約國的榮譽。根據停戰協定的條件,協約國確實應允許食品進入德國。德國人已接受了我們足夠嚴苛的停戰條件,他們已答應了那些條件的絕大部分。但至今還沒向德國運去一噸食品。漁船隊甚至被禁止外出捕幾個魚群。協約國現在盛氣凌人,但飢餓的記憶某一天可能會轉到他們身上。德國人被聽任捱餓,然而同時數十萬噸食品擱在鹿特丹。這些事情,形成了比任何正尋求限制的軍備遠更可怕的武器。協約國正在為未來播種仇恨:他們在積累痛苦,不是為德國人,而是為他們自己。我們拒絕對德國提供食品,這使英國軍隊感到憤慨。普盧默將軍已說過,如果兒童們被聽任處於半飢餓狀態在街頭遊蕩,他就無法對他的軍隊負責。英國士兵們(帶著頭腦的特有的震撼)將不會容忍那種情形……只要秩序在德國得以保持,那麼一塊閘板就橫在了協約國同外邊的革命洪水之間。一旦閘板被抽掉,他不能為法國說話,但他為自己的國家而顫抖。那些幫助協約國征服德國人的人,士兵們,在發出呼籲,這呼籲傳到了他的耳中,他只是在聲援這種呼籲。他們說,他們拒絕為了將人口維持在一種飢餓狀態而繼續佔領一塊領土。當他談到黃金這個詞時,他使用了幾分鐘後將被推至頂點的語調。它是一種意義和情緒、自然的修辭和精巧的藝術的宏偉融合。到結尾處,他已經至少像聽眾那樣深深地感動了自己,回過身對著他後面的我們這些人,我們聽見他震耳欲聾地威脅道,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明天他就命令英國佔領軍撤回英格蘭。
沒有別人、只有克里孟梭能接下去發言。這位老者看出,他必須大大地讓步才行。他仍然老謀深算地維護他的立場。他說,在停戰協定中,不曾作出向德國供給食品的承諾;對此,鮑爾佛先生以銀子般的聲音提出異議說,“幾乎是一個承諾”已經作出了。克里孟梭繼續說,他得到的消息傾向於說明,德國人正利用布爾什維主義這個妖怪來嚇唬協約國。主要問題在於,德國人已承諾放棄他們的船隻,但尚未這樣做。不過,他同意,在適當條件的約束下,必須向德國供應食品。只要德國人將為他們的食物而工作,他將放棄他對動用黃金的反對。這位老無神論者奇怪地補充道,這種要求將被發現與基督教的訓誡相一致。至於他的夥伴,M.盧舍爾,M.克洛茨和M.克萊門特爾向來就樂於被人道感情所引導。
爭論繼續進行著,但法國人正在節節敗退。一位秘書忽然匆匆進來,帶給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裡包含另外一份在會議進行時從普盧默那兒發來的電報。首相立即以一種令人激動的語氣讀了起來。“請告知首相,”這位將軍的電報是,“以我之見,食品必須毫不拖延地發至這一地區……婦女、兒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數目是極為巨大的,飢餓引發的疾病正在蔓延。人們的態度變得絕望,他們覺得,死於槍彈比死於飢餓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對第一批供應的到達規定一個確切日期。”這封電報產生了可觀的效果:對法國人來講,提出卑鄙的、系統的阻撓變得非常困難了。我後來得知,整個事情是預先按步驟設計好了的,普盧默的電報是應來自巴黎的要求而發的,這個要求是那天上午傳達給他的,以為下午作準備。
現在,法國人潰敗了,但並不善罷甘休。他們同意了對德國的食品供應。但他們提出,在將此事通知德國人之前,德國人必須正式承認他們讓渡船隻的義務。這也被同意了。克里孟梭說,那好,馬歇爾·福什將與德國人會面並將這消息轉達他們。這些話說得光明正大,但勞埃德·喬治足夠敏捷地看出,這裡邊有陷阱。顯然,這個馬歇爾可能設法以一種德國人將不可避免地拒絕的方式傳達這個最後通牒。勞埃德·喬治摒棄了他的華麗修辭,以戲謔而幽默的方式說,不,這件事必須與船隻打交道,與海洋而非陸地打交道;儘管他懷著對這位馬歇爾的欽佩、在陸地上除馬歇爾外誰也不服從,不,不服從任何人(伸出雙手指著福什),但這位馬歇爾在海上也同樣內行嗎?他,勞埃德·喬治,從未與他渡過海峽,因此不能確定地說(微笑);但在英國,他將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煩,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將在這種事情上的統治特權。威姆斯上將,我們的第一海軍軍務大臣,是送信的合適人選。這位馬歇爾對這些話不太願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著嘴笑了,拽著他的小鬍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籠罩了;每個人都對打破束縛和壓力感到高興。立刻被同意了:這位上將應當傳達最後通牒。這是一個棘手的時刻,勞埃德·喬治關於這位馬歇爾暈船的喜劇式暗示,是一種創造氣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壓住黃金。應該允許德國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黃金。他宣稱,他已顯示出一種非常妥協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犧牲,但對他來說,不顧他本國的利益繼續走下去是不可能的。這(氣勢洶洶地,並擺出一副尊嚴之狀)是他的職責。
我從未見過如此兇猛的攻擊,憑著它,那可憐的克洛茨被擊潰了。你們見過克洛茨嗎?——一個矮個子的、圓胖的、長著濃密小鬍子的猶太人,修飾得很好,但有一隻骨碌碌亂轉的眼睛,他的肩膀有點塌。勞埃德·喬治一向厭惡他,輕視他;他簡直想殺死他。婦女和兒童們在貧困度日,他喊道,而這兒的M·克洛茨,卻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談他的“黃金”。他身體前傾,作著手勢,向人們表示出一位醜惡的猶太人緊緊握住錢袋的形象。他雙眼閃著怒光,這些話帶著一種如此強烈的蔑視迸發出來,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個人都帶著剎那的輕視和憎恨看著克洛茨;這可憐鬼蜷在他的座位上,顯然畏縮了。我們幾乎不知道勞埃德·喬治在說什麼,但“黃金”和“克洛茨”這些詞被不斷重複著,每次都伴著誇張的蔑視。然後,轉過身,他要克里孟梭對這些阻撓伎倆予以停止,否則,他喊道,穆·克洛茨將在那些歐洲傳播布爾什維主義的人中與列寧和托洛茨基並列。首相停下來環繞整個房間。這時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鄰座低語著“克洛茨基”。
克里孟梭盡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長的面子,在幾分鐘的時間裡他咆哮著說他的國家已被如何毀壞和掠奪;為此法國得到了什麼擔保作為回報?——僅僅幾塊黃金,幾張證券,現在卻正設想從他們手中拿走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請求背叛他的國家,他絕不會這樣做。
但事情真正結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現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著,並仍舊坐著,靜默地,僵硬地,令人費解地,是在這劇中另一個星球上的參加者。喝茶時間到了,盧舍爾和我被告知去另一個房間準備一份方案。黃金畢竟將被使用。
四天後我又在火車上,與威姆斯參謀去布魯塞爾。這次,確定地,我們應當著手進行。但有一個障礙,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堅持這樣的觀點:德國人將對船隻放棄提供一個無保留的承諾,在他們被告訴我們的關於為他們供應食品的意圖之前。在這一點上他們必須被教導:他們將不得不遵守他們的契約,無論我們可能做什麼。但在他們已在斯坎顯示的那種狂躁、激怒和懷疑情緒中,他們不會有可能拒絕,並堅持在他們關於船隻約定自己之前要我們亮出關於食品的“手”?
羅斯·威姆斯,第一海軍軍務大臣,是一位新類型的海軍上將,不像特里爾的布朗寧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個私生子的後代,一張有趣的挪揄的臉,帶著單片眼鏡,中年,喜歡快活。羅斯仍有喜調情的皇家海軍低級軍官的相當多的本能。在那種關係的基礎上我們在餐車裡吃了一次很愜意的正餐。他以前從未在正餐時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這樣說,使我感到很驚奇。德國人次日將被他極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聰明的,低能的嗎?或者他正遠比任何可想象的東西更聰明地與他們玩遊戲?他們從未下定決心是哪一種。直到歷史盡頭,我預料,今日的英國羅斯的個性將使中歐的理解迷惑。在會議結束時有一個時刻,主持的德國人開始提出一些金融問題,關於其答案羅斯連最模糊的概念也沒有。我坐在會議桌下第三個位置。因此沒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對面的人們的企圖,他轉向我的方向,發出一個苦惱的信號,投過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彷彿在說“看在上帝份上趕快告訴我回答這個蠢驢的問題應說些什麼。”我將答覆寫在紙桌布上,將它撕下來遞給他;他,在我寫的時候,保持著一種嘲弄的絕望,就像帶著它在學院會議上當麥考利正發言時院長(鄧福德)經常喜歡盯著我的眼睛。但德國人簡直驚呆了——對於他的完全拋棄最微小的這樣的企圖:保持知道這次會議討論什麼的形象,結合著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擊的,也可以說,地位上的優越,就像一位主持一個地方慈善機構的財政事務的幽默和和藹的公爵夫人——這不知怎地使他們,如此嚴肅和自誇的,顯得有點可笑。
那夜晚些時候,當我已回到我的車廂準備上床睡覺時,傑克·格蘭特上校——皇家海軍上校,上將的參謀長,來到火車上說,上將想在他的地方見我。“啊,”上將說,“這件事會順利而行嗎?你怎樣想?他們會給我們船隻嗎?”“我們的建議作為一個整體看,”我回答,“對他們是非常有利的,並非常接近他們在斯帕所要求的。但如果他們處於與在斯帕時同樣的脾氣,用同樣的指示,他們可能在初步聲明方面製造麻煩。這是你明天的工作中困難的部分。”“是的,”他繼續說,“但關於這絕對不能出錯,你明白嗎?那些是我從首相那裡得來的指示。”停頓了一下,“你曾與這些傢伙有關,是不是?”他補充說,相當奇怪地看著我;顯然,霍普已告訴他關於我和梅爾基奧爾的冒險行為。“是的,”我說,“有一點。”“你認為你能使他們不製造任何不必要的麻煩嗎?關於這絕對不能出錯,你知道。”我領悟了他的意思,看著他的眼睛,我們都微笑了。“是的,”我回答,“我可能做到。”“好,你和傑克最好在這兒一塊照料它。”沒再多說,我回到了我的車廂。
我們到達布魯塞爾,按正式儀式在英國使館見了上將。然後傑克·格蘭特上校和我悄悄溜走,乘一輛汽車駛往德國人住的旅館。我們進入休息室,能夠透過一扇玻璃門看到他們:下巴下塞著紙餐巾,正吃著沉悶的,很早的正餐。我們尷尬地等著,直到我看見切削般臉龐的秘書穿過休息室。我走上前搭訕。“協約國代表剛剛到達,”我說,“我想見梅爾基奧爾博士一會兒,關於下午會議的時間問題。”梅爾基奧爾被叫了出來,我們三人在電梯裡上行,到了梅爾基奧爾的臥室。床還未整理,未倒的夜壺放在地板上,還有一件看起來像是寬鬆女內衣的東西橫在床上;它一定是一個走錯了的房間或者這些是前一個夜晚的客人的殘餘物。但梅爾基奧爾沒在意。“我想告訴你,”我開始了,“下午進程的程序。開始布勞恩閣下將作關於船隻的下列聲明,直到他作完沒有別的事務能被列入。”梅爾基奧爾的臉拉下來了。“但是,”看著他,我繼續說,“作為你自己最私人的信息,你應該知道接下來的是什麼,我想這是值得的。如果布勞恩感到有能力作這個聲明,沒有限制。協約國代表然後將繼續保證在下列條件下向德國供應食品。你能向我確保布勞恩將做這個嗎?”梅爾基奧爾吃了一驚;從我這兒環顧過去看他的另一邊傑克·格蘭特上尉。僅僅一會兒的中斷之後,他再一次用他嚴肅的眼睛看著我。“是的,”他回答,“關於那些將不會有什麼困難。”沒說更多。我想,我很切近地記著在我們之間經過的整個事情。傑克·格蘭特和我站起來了,幾分鐘後我們已與我們自己的代表團在旅館裡吃午餐。在桌子首席的上將轉動眼睛望著我。“我想今天下午將一切順利,”我對他低語。正是如此,一切按方案進行。上將以他所能集中的嚴肅語調召這位閣下作關於船隻的聲明。法國人焦急地等待著。“當然,”凡·布勞恩平靜地不停頓地回答,“我們一向樂於嚴格保持我們所有的約定,我完全樂於以一種被要求的方式重複它們。”
有很多技術性細節要解決,我們與梅爾基奧爾和食品專家們在會議上討論了整整一天。但現在一切都安排好了,食品列車開始駛往德國。
在我永遠離開巴黎之前,我又見了梅爾基奧爾博士很多次。布魯塞爾會議引致了大量細節性的事務,需要面對面的磋商、談判才能安排。然而頻繁訪問特里爾或斯帕是我們時間上的可怕浪費,並且正變得與我們在和平會議上的其他職責不協調。因此,在未有福什來的消息的情況下,我隨後發出一封電報,邀請梅爾基奧爾及其同事們在法國住下。他們同意了。我們出於我們的方便將他們安排在貢比涅附近的沙託·維萊特,從巴黎開汽車即可到達,我每週一次拜訪他們,辦理一些現時事務。後來,當德國代表團其餘成員被邀至凡爾賽時,梅爾基奧爾也移到那兒,我們此後的會議便在公園旁邊的大旅館進行,我曾於1914年夏天到那兒拜訪我的兄弟傑佛裡。
但我掠過這些會議不談而專門記載一下我與他獨處的第三個或最後一個場合。1919年10月,我回到劍橋之後,一些荷蘭金融家邀請我參觀阿姆斯特丹以便與他們討論當前形勢;10月12日我抵達荷蘭。梅爾基奧爾成為和平條約成員不久就辭職了。從那時起,他兩度拒絕成為德國新政府的財政部長,靜靜地返回漢堡從事他的銀行業務。我盼望再次見到他,而這是一個機會。因此我設法讓人從阿姆斯特丹給他發了一個電報,說我將在數日後抵達那裡,希望能見到他。三天後他到達了。
阿姆斯特丹充滿了間諜和多事者,我們認為最好不要在旅館會面。所以我的朋友維瑟思,荷蘭銀行總裁,將他的書房交由我們支配。他住在基澤運河附近,那些運河坐落成同心圓圈,形成阿姆斯特丹的特色。他的屋舍前是一條運河,花園後面是另一條運河。這座房屋,作為荷蘭過去光榮的商人府邸,有一個狹窄但極為幽深的可以用來散步的小道,屋舍的設計使得貨物能直接從運河上的駁船中被安排到閣樓裡去,它可能成為住處或貨棧之一。在他早期生涯中,維瑟思博士做過爪哇銀行總裁,在他長長的書房裡,窗子向後延伸在運河上空進入黑暗,來自東方的爪哇燈具、影像、酒櫃和一切笨拙的中產階級商人的小擺設,覆蓋著I7世紀荷蘭的舒適的高貴和尊嚴。沒有人在那兒,天下著不小的濛濛細雨,我放眼向運河望去。這時我開始奇怪於導致我發電報通知梅爾基奧爾的衝動,因為在我離開英國之前,大腦中沒有這樣的念頭,這次會面能達到什麼可能的目標呢?然而,我極度希望見到他。終於,門開了,梅爾基奧爾走了進來。
我們這兩個曾如此經常地在敵對、禮節和拘束中互相見面的人,能毫無阻礙地會面,是很不平凡的。那些巴黎談判似乎是可笑的,屬於一場夢;在一刻的感情侷促之後,我們坐下來開始了一次漫長的閒談,像兩個普通人那樣。他告訴我關於在魏瑪的最後日子;以及在條約上簽字的鬥爭;他自己的辭職;這些日子如何曾是所有歲月中最可怕的;埃爾茲伯格如何精心背叛,向英國政府的一個代理人出賣在諾斯科、戴維和他自己之間的一次秘密內閣會議的決定,在這會議上決定在任何事件中他們必須簽字,他,梅爾基奧爾,如何認為,勞合·喬治最終決定拋棄向著中庸的努力,是不知道這個決定。梅爾基奧爾的感情是向著德國,和他自己的人民帶給他們自己的虛假和屈辱,而不是向著我們。那時,第一次,我也最清楚地理解,東德居民如何向東看而不是向西看。對他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場對俄國的戰爭;最困擾他的是,關於黑暗勢力的考慮,這股黑暗勢力現在可能正在從東方興起。我也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一位嚴格的,正直的道德家,一位猶太法學者。違犯承諾,違犯法律,體面舉止的衰退,一夥人背叛承諾,另一夥人不誠實地接受不可能的條件而無實行之心,德國接受他不能履行的條件,幾乎和協約國強加他們無權強加的東西一樣是有罪的——就是這些違背戒律的罪過,如此嚴重地傷害了他。
當我們談下去時,上午過去了,這開始對我而言顯得荒謬:我們不應公開地一塊吃午餐,像任何其他一對一樣。因此我請他到我的旅館,在那兒,一位德裔美國猶太人,保羅·沃伯格,梅爾基奧爾的漢堡夥伴的兄弟,他以前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要人物,美國領導性金融家之一,他也成為我的客人。我們外出穿過阿姆斯特丹漫步,梅爾基奧爾,這個很瞭解它的人,在路上帶我去看古代貧民院的庭院,他說,它最完美地傳達給他這個城鎮的親密氣氛。這是個迷人的所在,安定和隱居的象徵。我的書那時沒出來,我隨身帶有我寫的關於總統一章的草稿。午餐後,我將它讀給他們聽。為求清靜我們上了樓,這次沒有去梅爾基奧爾的臥室而是去了我的臥室。我注意到這兩位猶太人的反應。沃爾伯格,出於個人原因,憎恨總統,對他的窘迫感到一種高興;他笑著,咯咯笑著,認為它是一個極好的打擊。但梅爾基奧爾,當我讀時,變得更嚴肅了,直到結尾,他顯得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這,就是幕簾的另一面,既不是深邃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也不是莊嚴的邪惡。
對《我的早期信仰》的導注
下面這篇文章是作為我的一篇回憶錄的結果而寫的。我的回憶錄被讀時洛德·凱恩斯不在,我想是由於他的疾病。後來送給他讀。我沒有把握確定凱恩斯讀我的文章的日期,但裝它的信封表明,是在1938年8月底。他的文章,印在這兒是9月初寫的。這時我的文章在他的頭腦中是新鮮的。我的回憶錄的題目是關於這些事的故事:我介紹我的幾位朋友給D。H。勞倫斯,他強烈地不喜歡他們,這使我非常痛苦也非常失望,這也使得我停止見勞倫斯。凱恩斯是勞倫斯最不喜歡的我的朋友們中的一個。他關於他們的感覺,從實質上說,是宗教的不寬容。他是一位預言者,恨所有那些他們的信條使他們永不能成為他的信徒的人。在我的回憶錄中,我將這寫了出來,因而導致凱恩斯重新審視他的早期信仰如下。
我開始認識勞倫斯和佛裡達是在1912年,歸因於我父親同他的友誼。
我非常喜歡他,並且毫不懷疑他也喜歡我。我從未遇見過表現出具有如此天才的作家。我極為崇拜,現在仍然崇拜——他的短篇故事,他的詩和他的幾部小說,特別是他的第一部小說《白孔雀》。但我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和科學家,我反感他直覺的和武斷的哲學。同時,我來自劍橋的朋友們的觀念使我感興趣並吸引了我。
因而這就是不可避免的:或遲或早,勞倫斯將會訓斥我,既然我永遠不能嚴肅地接受他的哲學。通過他會見我的朋友們,這份原已出現的裂痕越被加深了。我最後一次拜訪,同勞倫斯呆在一起之後,他寫給奧特蘭·莫雷爾女士——我也曾將他介紹給她——在一封收入他出版的通信集的信中:
“我們有戴維·加尼特和法朗西斯在這兒和我們一起度過週末。當比勒爾來時,累且有點茫然若失,心神不安——我愛他。但,我的上帝,聽他談話使我發瘋。聽這些年輕人談話真是使我充滿黑色的憤怒:他們沒完沒了地談,僅僅沒完沒了——從不,從不說什麼好東西。他們每人被裝在他自己的一個堅硬的小殼裡,他們像從這裡面說出話來。再也沒有任何感覺的友善.沒有尊敬——沒有一片甚或一粒尊敬。我無法忍受它。我不願有像這樣的朋友——我寧可獨處。他們使我夢見了一隻像蠍子一樣咬人的甲蟲。我殺死了它——一隻非常巨大的甲蟲。我弄傷了它,它跑了──但我再次追上它,殺死了它。它是我無法忍受的對這個一小群自己人的恐懼。
在同一天,1915年4月19日,勞倫斯寫信給我:
“我親愛的戴維,
永遠不要再帶比勒爾來看我。他身上有像黑甲蟲一樣的令人厭惡的東西。他是可怕的、不潔的。我感覺我將變得瘋狂,當我想到你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鄧肯·格蘭特和凱恩斯及比勒爾。它使我夢見了甲蟲。在劍橋我做過一個同樣的夢。以前,在斯特雷奇身上我稍微感到了它。但它現在整個來到我面前,在凱恩斯和鄧肯·格蘭將身上,昨天我在比勒爾身上又一次認識了它……你必須離開這些朋友,這些甲蟲。比勒爾和鄧肯·格蘭特永遠不可救藥了。凱恩斯我沒把握……當我那天上午在劍橋看見凱恩斯時,它是我生命中的危機之一。它使我發瘋了,帶著痛苦、敵意和憤怒……
它真是告訴我同他或同我的朋友們決裂的一個最後通牒,我以我認為合適的方式答覆了這封信。以後偶然地,在停戰之夜,1918年11月11日,在阿德爾菲的蒙塔古·希爾曼的房間裡,我僅僅再見過勞倫斯一次。裂痕將無疑已癒合了,假如勞倫斯更經常地在英國。當佛裡達定期訪英時我繼續看望她,並於1928年寫給勞倫斯一封使他高興的信中,告訴他我多麼崇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作為回報,他也給我寫了一封溫暖,友好的信。
讀者現在明白了這些事實,這些事實導致梅納德·凱恩斯重新檢查他的信仰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們的信仰——當他們是劍橋的大學生時。
戴維·加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