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重整山河,復興祖國”

周恩來,字翔宇,別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紹興,1898年3月5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於江蘇淮安。

淮安這個地方,文化發達,經濟繁華,既有《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故居,又有鴉片戰爭中抗英英雄關天培的祠堂。周恩來“少遊江淮,縱覽名勝”,熱愛祖國的山河和歷史上的英豪,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時候讀章太炎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文章,“當時雖然讀不大懂,卻啟發了我的愛國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則徐寫給關天培詞的輓聯前默默哀悼。後來,1939年周恩來回紹興,談到團結抗戰時,還談到祠前的對聯,勉勵大家勿忘關天培的氣節。

周恩來的母親萬氏,精明強幹,周恩來從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滿一週歲時過繼給了叔父。過繼母陳氏知識豐富,會詩文書畫,教周恩來認字誦詩,從小培育了他豐富的感情。“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上,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等詩詞,和南宋梁紅玉在淮安抗擊金兵,西漢時淮安名將韓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漢業;震撼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等,薰陶著他幼小的心靈。他的乳母蔣氏,使他懂得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

在他不到10歲的時候,本來已經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墮入了清貧困苦的境地。兩個母親相繼死亡,父親為了生活而長年在外謀事,幼小的周恩來不得不去富戶叩門借債,或是送衣物進當鋪典押。

國仇家難,從小教育了周恩來。

1910年春天,12歲的周恩來隨三堂伯周貽謙到奉天(今遼寧省),進銀川(今鐵嶺)銀岡書院讀書,半年後,轉入瀋陽東關模範兩等小學堂。這一年,日本軍國主義正式吞併中國的鄰邦朝鮮。在東北當年日俄戰爭的戰場上,留下過少年周恩來的足跡。“憶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戰兮心酸。”一次,校長在課堂上問大家為什麼讀書時,周恩來慷慨答道:

“為了中華之崛起!”

這一誓言,此後貫徹在他的一生中,滲透在他的各項活動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後來自覺參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來身穿一件褪色的藍布長衫,來到天津,入南開學校讀書。天津舊稱天津衛,是捍衛中國京都的門戶,1860年被迫開埠,九個帝國主義國家在這裡有租界,成為一個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開學校是一所仿照歐美方式開辦的私立學校,當時是比較先進的。他在這裡上了四年學,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識,這對他的一生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參加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編輯《敬業》、《校風》刊物,發表小說、文章;參加新劇團;當選學校演講會副會長、江浙同學會會長;參加天津備界群眾舉行的救國儲金募款大會;參加全校演說比賽;等等。在這些活動中,反映出青年周恩來的憂國愛國之思。他在文章中說:“處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髮千鈞之際,東鄰同種,忽逞野心,噩耗傳來,舉國騷然,鹹思一戰,以為背城借一之舉,破釜沉舟之計。”他在詩中說:“極目青郊外,煙蠶布正濃。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蹤”。他針對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國的“二十一條”條約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瀾待挽,茫茫華夏,中流之砥柱伊誰?弱冠請纓,聞雞起舞,吾甚望國人上勿負是期也。”他同情窮苦人民,“則思推己及人,視天下飢如己飢,溺如己溺”。他注重鍛鍊身體,要改變“東亞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參加演出話劇,也是為喚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復興祖國”。

1917年夏,周恩來中學畢業,籌劃去日本考官費留學。他給同學贈言說:“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這表明了他的一貫志願。但是,怎樣才能使中華騰飛?當時,教育救國說,實業救國說,甚至軍國主義救國說,瀰漫塵上。周恩來是一個紮實、謹慎的青年,他需要認真考察一番。

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後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既有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繁華世界,更有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飢餓和失業大軍,軍國主義分子叫囂著要侵略中國。看到這樣的現實,周恩來拋棄了軍國主義可以救中國的想法。他處於彷惶、苦悶之中,在給人寫的信中說過:“家國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極目神州,愴懷已達極點!”“苦吾民矣,為之奈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周恩來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些關於十月革命的介紹,以極大熱情關注俄國革命的發展。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約翰·裡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界利彥創辦的《新社會》雜誌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貧乏物語》和由他創辦的《社會問題研究》,給了周恩來深刻的印象。科學社會主義影響著周恩來的思想,周恩來的思想開始變化,正如他在詩句中所說: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周恩來決定“返國圖他興”。他於1919年4月回到中國,接著就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貿然在巴黎和約上作屈辱的簽字,五四運動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周恩來積極參加了遊行示威。他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報上大聲疾呼:“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我們“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這張報辦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張’與‘評論’二欄,又有特點,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從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為了支援山東人民的愛國鬥爭,周恩來與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兩次進北京到總統府門前示威,他負責後勤供應和宣傳、報道。這期間,天津五四運動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周恩來、郭隆真,鄧穎超、諶志篤、馬駿等20名男女學生組成了覺悟社。《覺悟社社員歌》中提出了“階級鬥爭”。

“世界潮流,洶湧澎湃,來到中華地,

社會革命,階級鬥爭,大家齊努力。”

這年11月,日本駐福州領事指使歹徒打死打傷中國學生和警察,並令驅逐艦侵入中國海域,派水兵登陸挑釁。天津人民決定抵制日貨。日本駐津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鎮壓學生。周恩來等20餘人被捕。在牢房中,他們沒有屈服,繼續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來向難友們宣傳馬克思主義。

據當時的《檢廳日錄》記載:

1920年5月14日議決“由周恩來介紹馬克思學說”。

5月28日“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同馬克思傳記。”

5月31日“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

6月2日“仍由周恩來講馬克思學說,唯物史觀的總論同階級競爭史”。

6月4日“仍由周恩來續講馬克思主義——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

6月7日“周恩來續講馬克思的學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同‘資本集中說’,今天馬氏學說已經講完了。”

這說明,五四時期,周恩來已經在系統地宣傳馬克思的學說。他是我國有數的幾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之一。

經過周恩來等在獄中鬥爭和獄外愛國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支援,反動政府終於把被拘的學生全部釋放了。

半年的牢獄生活,使周恩來更加堅定、凝練,觀察問題、考慮問題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難的中國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須有更加強大的社會力量,要“到民間去”,進行“農工組織之運動”。而且必須有正確的思想、理論來指導。周恩來後來談到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時,說道:自己的“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來坐海輪去法國,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考察和學習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經驗。他說:“虔心考查以求瞭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