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規模宏大的綠色衝擊波
與曲格平教授一席談
顯然，作為主管意識形態和輿論工作的中宣
部部長丁關根，在明確表態支持“中華環保世紀
行”的同時，也為如何正確地把握新聞導向和輿
論監督這個尺度，很是動了一番腦筋。
1992年，國務院總理李鵬在聯合國召開的里約熱內盧的首腦級環保會議上，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向全世界表達了對中國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焦慮，並進一步面對國際社會做出積極的姿態和承諾。時過兩年以後，中國政府又以刻不容緩的果敢精神，以鐵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念，針對淮河汙染日益嚴重的問題，做出一個規模宏大的戰略性決策。
這是一場不論從重要意義還是行動規模上都可與著名的淮海戰役相媲美的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要戰役，國務委員宋健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政府決心治理淮河汙染，並且有信心使淮河在2000年變清。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治理河流汙染的政府行動，也是一場中國有史以來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監督作用的最民主的行動，不論是從中國環保史出發，還是從中國新聞史來講，都應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它不僅是一座中國環保史上的豐碑，也是一座中國新聞史上的豐碑。
所以我們有必要認真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有必要知道它的前因後果，更有必要弄明白藏在行動背後的行動和新聞背後的新聞——有什麼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有什麼行而未果的棘手事件？有什麼聞所未聞的背景消息？有什麼聳人聽聞的內幕新聞？有什麼未曾披露的甘苦秘辛，或是精心設立的波詭雲譎的騙局？本著對過去、現在、將來負責的精神，有必要弄個水落石出。
為此，我們首先採訪了人大環資委主任曲格平教授。
1998年5月6日下午，筆者和“新聞30分”的編輯王厲子先生，一同採訪了原國家環保局第一任局長，現任人大環資委主任的曲格平教授。
1969年，曲格平由燃化部，調到國務院計劃起草小組工作。至少從那個時候起，周恩來總理便開始不斷地提到“公害”問題。
由於周恩來的督導有方和牽線搭橋，從那時候起，年輕的曲格平便心有所屬，與剛剛起步的中國環保事業一見鍾情，並在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大會上與剛剛起步的全球性的環境保護事業互訂了終身。
次年8月5日由國務院出面召開的首屆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雙方相互再次鞏固了感情，到國務院成立了環境保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宣佈曲格平為負責人之一。那時的曲格平，便等於吹吹打打地與中國環境保護事業這位尚且稚嫩的新嫁娘，正式拜了天地，結下了終生不解之緣。
這位壯心不已的老人似乎早已打定主意，要為中國的環保事業和世界的環保事業貢獻畢生的精力，48年如一日，執著近半個世紀，對環保事業不懈追求與一往深情，可謂與環保事業血肉相連，息息相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是一位我心儀已久的，對中國的環保事業與世界的環保事業，都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老人，幾乎可以毫不誇張地這麼說，他就是一本活的中國環保史。
究競他是中國的環保史？還是中國的環保史是他？是他在環保史的書頁裡，還是環保史在他的血脈中，二者已經密切得不那麼容易分離，不那麼容易弄清爽了。
年已68歲的曲格平教授，體態與身材都保持得很好。從那張相貌端莊，表情慈藹的臉上，幾乎看不出歲月的風霜雨雪蝕磨出的痕跡，渾身上下洋溢著一種生命活力，看不出絲毫老態，只是頭髮微微的花白，微微的有些稀疏解頂。
這是一位十分富有學養、舉止安詳、談吐儒雅的老人，談話時，常伴有豐富的動作不大的手勢，每每的就會隨著說話而激動起來，這時，老人的兩隻眯著的眼睛便會睜得很開，神采奕奕地環視著周遭，不時有激情的火花在其間閃爍生輝。
我首先問了老人家一個關於中華環保世紀行的問題。
曲格平教授說：是我提議的，人大批准的、中國的環境保護，一個是立法，一個是司法機構的監督，但是光靠一府兩院的監督還是不夠的。我總覺得這個輿論的監督對中國來講特別的重要，我們的很多法律不一定他們不知道，知道了他們也不執行。而且據我所觀察到的情況看，我們的那些地方的和工廠的一些領導，對什麼通報啦批評啦他們都不在乎，可是對報紙上電視上的輿論監督反而很在乎。我工作多少年啦，幾乎每回都是這樣的，我覺得在這方面大有作為。所以我就光找廠分管我們的王丙乾，王丙乾贊成。又找了田紀雲，田紀雲也支持後來我又找了喬石，喬石也支持，都支持！我就講，我們的監督除了法律的，行政的，還應該有輿論監督，這也是我們整個人大監督的一個方面，聽取群眾的意見，來敦促政府開展工作他們認為這是完全對的，在理論和各個方面都是站得住腳的。以後到國務院去徵求意見，他們也去了，當時李鵬、朱鎔基都站出來支持了，都有批示。
說到這裡，曲格平找來秘書，讓他去找一下批件。我們後來拿到了批示，其中有一些是公開的，有一些是沒有公開的，摘要在這裡公開一些。
李鵬先後兩次為中華環保世紀行題詞並多次做過指示。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8月，李鵬會見全國人大環資委有關負責同志時說的一番話，充分體現出一種可貴的民主作風，說：貫徹環保基本國策，還要搞好宣傳教育，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發揮人民的監督作用，促進政府和企業加大執法力度。全國人大環資委牽頭組織的中華世紀環保行活動，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手段，也是一種有效的輿論監督方式，建議中華環保世紀行對一些汙染嚴重的現象予以曝光。同時，也應該表揚一些治理汙染、保護環境有成效的典型，使人民群眾看到政府的決心，也指出解決的辦法和路子，增加群眾對汙染治理的信心。
繼而，在1996年7月15日，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李鵬又再次強調：要注意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繼續開展中華環保世紀行。
最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5日，李鵬在會見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成員談話中，很明確地再次重申和強調了黨和政府的民主態度：
這幾年，中國在環境保護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現在，針對水、氣、固體廢料、噪聲等方面的汙染，都制定了法律和法規，水資源法、森林法、礦產資源法也相繼問世。這就是說，在更大的範圍內加強對環境的保護。當然，立法本身不是最終目的，立了法不監督也不行。不知朋友們是否知道？中國有個名叫中華環保世紀行的電視節目，通過電視表彰環保做得好的，同時對破壞環境的違法行為進行批評，對其中惡劣的典型事例進行曝光，這是一種比罰款和撤職更有效的方式。有些地方政府。企業不怕批評，不怕撤職，就怕在電視上曝光。因此我們要加強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
喬石在1993年7月的《關於籌備中華環保世紀行宣傳活動的請示》上做了贊成的批示，並在1995年為之題詞“保護環境促進發展”。
1997年6月18日，在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喬石又指出：各級人大開展的環保世紀行活動，是一種很好的輿論監督方式，要認真總結經驗，不斷加以完善。要把人大監督和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結合起來，切實提高監督工作的水平。
朱鎔基在1993年指出：世紀行與質量萬里行一樣，搞得很好，向同志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田紀雲1993年為中華環保世紀行題名“中華環保世紀行”。
曲格平教授在這裡特別強調說：我又找了丁關根，丁關根也支持，他是宣傳部長，管輿論的，他要是不支持，以後也會很麻煩的。
時過許久，曲格平已經記不住當年丁關根所說的原話，但找到了丁關根1995年3月對中華環保世紀行所做的專門指示：
像質量萬里行一樣，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對錶彰先進，鞭策落後，樹立新風起到了推動作用。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要繼續加大宣傳力度，宣傳中要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多宣傳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多報道我國在環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多介紹環保方面的法律法規知識。同時要加強輿論監督。對於環保問題的揭露和批評，要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環境汙染嚴重，群眾意見很大，有關方面也想解決，但是環保問題原因複雜，一時難於解決。對於這種情況，可通過內參反映，不宜公開揭露曝光。因為單純揭露曝光並不能促進處理，反而激起群眾更大的不滿，不利於安定團結。另一種情況是環境破壞嚴重，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拖在那裡不去解決，這就是官僚主義，對於這種情況，要正確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報道時，一定要注意進行很好的調查研究，事實要準確，並儘可能取得當地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促進問題的解決。
顯然，作為主管意識形態和輿論工作的中宣部部長的丁關根，在明確表態支持“中華環保世紀行”的同時，也為如何正確地把握新聞導向輿論監督這個尺度，很是動了一番腦筋。
曲格平教授說：以前提議時叫“中華環保紀行”，後來增添一字為“中華環保世紀行”。這是個大行動，任何一個別的什麼部門出面都是不好挑頭的，只有人大出面才可以把各個部門都統起來。所以組成了由人大環資委、中宣部等16家單位參加的中華環保世紀行組委會。1993年第一屆中華環保世紀行開始，這次活動中，通過電視，報道了河南小造紙廠汙染河流、毀壞農業生產、使淮河兩岸居民無水可飲的嚴重情況，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國務院馬上做出治理的決定，這樣一來，可以說，中華環保世紀行一炮打響，第一次就成功了……
這時我插話道：那個河南小造紙廠汙染的河流，是不是叫小黑河和小洪河？
我的問話使曲格平教授明顯地興奮起來，一迭聲地道：對，對，不錯，就是叫個小黑河，他們那個拍新聞的小夥子叫什麼來著？叫李、李什麼……
我和王厲子不約而同地提醒他說：叫李風。
曲格平教授連連首肯：對，是那個李風！
緊接著，曲格平教授坐直身腰，滿臉全是笑容，眉飛色舞的，兩隻大睜著的老眼奕奕閃著神采，做了個幅度很大很有力的手勢，像個小夥子那樣充滿激情地叫了起來：哎呀，真不得了，那河水跟黑醋一樣，看得人心裡真不知是啥滋味，我一邊看電視一邊就想，這個李風，簡直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也不由地為之興奮起來，一方面被曲格平教授一反常態的激情所感染，另一方面也覺得這真是一個出乎意外的巨大收穫，因為連李風自己也不知道，他當年所拍的三條新聞報道，至今提起，還會被如此德高望重的一位高層領導讚不絕口。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接下來曲格平教授披露給我的，還有比這些更出乎我意料的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這樣的內幕消息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很少見的。
曲格平教授一再提到的記者李風，究竟是個什麼人物呢？
曲格平教授和斯德哥爾摩
像是找到一面鏡子，通過對照分析，猛然看
到了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城市和江河的
汙染並不亞於西方國家，而自然生態的破壞程度
卻遠遠在西方國家之上。
中國的環境保護歷史，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正在慘烈地進行，到處都在停產鬧革命，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神州大地一片混亂，到處都在打砸搶，大搞紅色恐怖。
那時我們的中國是很自負的，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產生汙染，而實際上環境汙染和破壞正在我國迅速蔓延著，但毫無覺察，即或有點覺察，也以為微不足道，認為陰溝裡翻不了無產階級的艨艟大船。
中國政府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派團參加斯德哥爾摩的人類環境大會的，實在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出乎國際社會的意料。
這全是周恩來總理高瞻遠矚的決定，他看到了環境問題潛在的威脅，讓閉目塞聽的中國走出國門去，看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曲格個教授參加了代表團籌備組和環發會議的全過程，代表團由國家計劃、外交、冶金、輕工、衛生、核工業、石油化工、農業等部門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組成，為政治鬥爭而去，浩浩蕩蕩，殺奔斯德哥爾摩。
到了斯德哥爾摩，面對那些金髮碧眼黑皮鬈毛的大大小小的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代表團一行人，一方面，處處覺得資本主義新鮮希罕，卻不敢表露，另一方面，滿臉悉數是階級鬥爭為綱的警惕性，渾身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鐵蒺藜，大事小事都用毛澤東思想的尺子度量一番，越想越覺得身處資本主義國家，真個是兇險莫測，簡直處處均是陷阱，事事悉是陰謀，人人都不懷好意。
如此這般地完成任務，勝利歸來時，總算鬆了一口氣，懷著總算沒有出事的欣慰和後怕，在上報的會議總結中，歷數的全是在會議上的政治鬥爭，而對那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和討論的重點——環境和發展，卻隻字不提。
儘管如此，那次會議仍然給中國代表團上了生動的一課，使代表團的成員們和曲格平教授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環保的重要性，用曲格平教授的話說，像是找到一面鏡子，通過對照分析，猛然看到了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城市和江河的汙染並不亞於西方國家，而自然生態的破壞程度卻遠在西方國家之上。
在一次代表團少數人參加的會議上，曲格平教授的這種認識得到了共鳴，而且通過各種渠道把這種認識和覺醒迅速傳播開去，使周恩來、李先念、餘秋裡等領導人也都瞭解到了這種情況，並且引起了重視。這樣做的結果是為1973年召開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奠定了一個比較好的思想基礎。
這一段時間裡，在中國連續發生了幾起大的汙染事件，大連海灣因陸源汙染使六處灘塗養殖場關閉，渤海灣、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有類似的情形。與此同時衛生部也報告說，我國的許多食品飲料因濫用化學添加劑造成嚴重危害，官廳水庫遭汙染，威脅到北京飲水安全。
為此，周恩來總理發出指示進行調查。曲格平教授也參與了調查，並鑑於環境汙染事件的不斷髮生，建議召開一次專門會議研究防治辦法。
這樣一來，又為中國第一屆環境保護會議的召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
1973年8月5日，以國務院的名義召開了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各省、市、自治區及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工廠代表、科學界人士的代表共300餘人出席了會議。由於會前充分做了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大膽暴露問題，所以大會比較充分地揭露了中國在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方面的嚴重問題。
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海河、遼河等主要江河大面積的水質惡化，魚產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絕跡，大中城市附近的河流和地下水普遍遭到汙染，大連、天津、青島、上海等海灣汙染也很嚴重；大中城市煙霧瀰漫，疾病增加，農作物大面積受害；工業汙染、農藥汙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動植物遭破壞也比較突出。
會議列舉的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使與會者大為震驚，會議越開越深人，越開越熱烈，以至周恩來總理覺得有必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黨、政、軍、民、學各界代表出席的萬人大會，把環境保護一舉推向社會。
曲格平教授在大會期間負責印發簡報，共印發了16期簡報，在徵得領導同意後又加印了6期簡報增刊和6期“環境保護情況反映”，送中央領導傳閱，並提議將六期“增刊”和6期“情況”印發中央各部門領導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
國務院領導同意了這一請求，由國家計委向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和國務院各部門轉發了這12期簡報，雖然印有請注意保密字樣，但是實際上卻把全國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情況通報了全國。
曲格平教授對此感慨很多，認為在“文革”期間竟然能召開環境會議，並允許揭露“社會主義陰暗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全靠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
當時“四人幫”正忙於搶班奪權，未出面進行反對和阻撓，他們對環境保護持有的是不屑一顧的態度。
大會結束後各地方也仿照國家的做法，廣為宣傳，相繼召開會議，建立工作機構，開展環境治理，在全國建國以來第一次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治理環境保護環境的熱潮。鮮為人知的中國環境保護事業，便是這樣開展起來的。
中國環境保護事業在“文革”的一片混亂和喧囂之中就這樣艱難地上路了。
曲格平教授認為：第一次全國保護環境的會議，最大的功績在於宣傳和認識了環保的重要性，並開始正式的擺上了中國的工作議程。如果沒有周恩來總理的大力支持，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至少要推遲十年，那樣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不久後，建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小組，下設辦公室，曲格平教授是負責人之一。
國環辦是個不上編制的臨時機構，但在組織和推動全國環境保護工作上還是起了不少作用。國環辦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督促各地建立工作機構，各地也大都設立了相應的臨時性機構。他們對工作抓得都很緊，很快就打開了工作局面。北京、天津、上海、瀋陽、廣州、武漢等一大批大中城市，進一步做了環境汙染狀況的調查和評價，對於加深各級領導和社會各界對環境的認識，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時在全國城市廣泛開展了以消除煙塵為主要內容的環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與此同時，國家還主要抓了一些汙染嚴重地區的治理，像官廳水庫的汙染治理、白洋淀的汙染治理，淄博的環境汙染治理、瀋陽市的大氣汙染治理，杭州、蘇州和桂林的汙染治理等等。其中官廳水庫和桂林灕江的汙染治理，因為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治理得最為徹底也最為成功，並且起到了防微杜漸的效果。
中國的國情，似乎從來就是這樣，只要最高決策層下了真正的決心，真正為之重視，真正為之不遺餘力，事必躬親的督辦解決，便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成的。
淮河行動的首戰告捷，便是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國家環保局第一任局長
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環發大會，
183個國家派代表團、102位國家元首或是政府首
腦出席了會議。以李鵬為團長、曲格平為副團長
的中國代表團一行60多人參加了會議。這次會
議與斯德哥爾摩大會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976年10月，曲格平教授卸去中國常駐聯合國環境署代表職務，從內羅畢乘機回到北京。曲格平教授在內羅畢期間，對西方國家環境政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井結合中國的情況有過一些考慮，認為中國的環境治理，必須從立法開始。
當時認識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經兩年起草和廣泛徵求意見，1979年9月五屆人大第十一次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從而結束了中國無環境保護法的歷史。
曲格平教授參與了立法，他認為其中有四點特別值得一提。
一是設立了環境保護機構並確定其職能。如果不建立完整的環境保護管理機構體系，環境保護只能停留在原地踏步。經過積極努力爭取，建立環境保護機構被寫進了環保法。法中規定：國務院設環境保護機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環境保護局。市、自治州、縣、自治縣根據需要設立環境保護機構。
二是明確了環境責任，建立了排汙收費制度。從1973年開展環境保護工作以來，工廠和工業部門一直認為排放汙染物是理所當然的事，治理汙染不是他們的責任，而許多地區的環境管理部門又在從事汙染治理。各級環保部門都存在著分歧，有的認為環境保護局就是治理汙染的，有的認為環境保護局主要是管理和監督職能，不是具體治理汙染的。環境責任劃不清楚，就難以推動環保事業的發展。
為此，環保法中明確規定：誰汙染誰治理。從而劃清了環境汙染治理的責任，也明確了環境部門的管理職能。根據這條原則還規定了徵收超標排汙費。
這是一條中國式的創舉，不僅促進了汙染的治理，而且對於強化我國的環境監督管理和環境機構的能力建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是規定了環境影響報告制度。環保法規定，凡屬新建。改建。擴建工程時必須提出對環境影響的報告書，經環境保護部門審批後才能進行設計。
這是從國外學來的，當時這種制度只在有數的幾個國家中施行。這項先評價後建設的制度，有助於正本清源，是預防環境汙染的積極措施，這項措施寫進環境保護法裡，奠定了環境保護在我國基本建設中的法律地位。
四是規定了“三同時”制度，為了控制工業汙染，從70年代初試行一種“三同時”的做法，即防治環境汙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
實踐證明，這是控制工業汙染的有效手段。把這項士生土長的中國環境保護的經驗寫進法裡，使之成為了一項控制環境汙染的重要措施。
1982年秋，有曲格平教授參加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萬里提出環保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的建議。同年底，在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的會議上，李鵬代表國務院所做的報告中宣佈：環境保護是一項基本國策。
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環境管理機構從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單列進入政府序列，把環保局正式改為國家環保局，但隸屬關係不變。
這種隸屬關係直到1988年機構改革中才宣告結束。
國家環保局從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正式分出來，成為國務院的直屬局，曲格平教授繼續任局長。在此期間，國家環保局抓緊了環境法規的起草。全國人大陸續頒佈了《海洋環境保護法》，《大氣汙染防治法》和《水汙染防治法》，環境立法步伐的明顯加快，與環境保護是一項基本國策的確立是分不開的，三大環境政策思想和各項環境管理制度的出台，說明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漸趨成熟。
發達國家在對環境的治理上，大都只提要求，不管做法，只管兩頭，就工業企業來說，只管建設前的影響評估和建成投產後是否環境達標。你如果達不到環境標準，那就對不起，你只能停產，只能關門大吉，絕沒有別的什麼話好說。
中國除在兩頭管理外，還給予中間引導，如果建成後環境影響不達標，還不會一棒子打死，有限期治汙一說，這裡便有點中國式的仁義道德了。
在環境投入上，發達國家推行的是高標準，高投入，嚴要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逐步提高環境標準，不斷提高環境投入的方式，期望在有限的資金投入下，達到控制汙染的最大的效果。似乎又有些理想主義的色彩和過高奢望了。
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183個國家派代表團、102位國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腦出席了會議。
以李鵬總理為團長、曲格平教授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一行60多人參加了會議。
這次會議，與曲格平教授20年前參加的斯德哥爾摩環發大會，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說明了中國政府對環境保護問題的認識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也說明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卓有成效。
1990年曲格平教授年滿60歲，提出辭去國家環保局局長的職務，國務院領導要他到1993年政府換屆時再下來。
1992年底曲格平教授被山東省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在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曲格平教授被選為主席團成員，接著又被選為八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1993年6月，曲格平教授正式離開了他任職11年之久的國家環保局局長的職位，到全國人大環資委任職，時年63歲，已經在環保戰線工作了40多年。
曲格平教授和中國的環保立法
1993年通過電視，報道了河南小造紙廠汙染
河流、毀壞農業生產、使淮河兩岸居民無水可飲
的嚴重情況，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國務院馬
上做出治理的決定，環保世紀行一炮打響。
我見到曲格平教授時，他已經是68歲的老人，至今仍然堅守在環資委的工作崗位上，為中國的環保事業嘔心瀝血，貢獻餘熱。
在全國人大環資委工作期間，曲格平教授為國際環境事務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以後，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為了更好地處理國際間的環境保護事務，成立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諮詢委員會，由國際經濟和環境知名人士21人組成。
曲格平教授也被聘請擔任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每年開兩次會議，就秘書長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加利秘書長親自到會聽取意見。
第一屆期滿後，徵得曲格平教授的同意，又聘請他延長一期。
除此之外，曲格平教授還是聯合國全球環境基金的高級顧問，為籌款和分配全球環境資金，經常被邀請開會。
這項基金是聯合國環發大會後新建的組織，按照環發大會的決定，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佔其DNP0.7％的官方援助資金（ODA）。
這樣，每年可以籌集到1200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用於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治理。
但是，發達國家沒有執行環發大會的決定，全球環境資金只籌集到20多億美元。錢雖然不多，但由於分配使用得當，使發展中國家也從中得到了一點實惠。
曲格平教授真誠地希望全球環境基金能夠不斷地得以擴大起來，以便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做出更大的貢獻。
曲格平教授在全國人大環資委工作期間，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構築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框架，修改通過了《大氣汙染防治法》和《水汙染防治法》，制定了新的《固體廢棄物汙染環境防治法》，使被稱為四害的水、氣、渣、聲汙染防治都有了相應的法律，加上原有的《環境保護法》和《海洋環境保護法》等，可以說我國控制汙染的法律框架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在資源開發利用保護方面，修改通過了《礦產資源法》和《煤炭法》，並參與修改了《水法》和《森林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特別是在新刑法中增設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一節，一改環境保護處罰過輕過軟的弊端，增強了環保法律的威懾性和權威性。
二是開展了環境資源保護的執法監督，五年期間，全國人大環資委共組織了33個檢查團和檢查組，檢查了《環境保護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護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執行情況，檢查時間延續之長、規格之高、聲勢之浩大、效果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檢查中敢於碰硬，敢於揭露問題，不走過場，督促解決問題。特別是對京、津、滬三市的執法檢查，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通過檢查，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現象。
三是開展了環境與資源保護的輿論監督工作，開展了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具體情況筆者在前邊章節中已經予以披露，幾年來共有1000多家新聞單位、5000多名記者參加採訪活動，編髮各類稿件36000多篇，普及了全民的環保意識，在全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規模宏大的綠色衝擊波，提高了全民的環保法律意識。
筆者在採訪曲格平教授時，承蒙曲格平教授贈書，這是一本他寫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綠色文庫》推出的《我們需要一場變革》的新書，只印制發行1000冊。
這本書中收入了這些年曲格平教授所寫和發表過的一些文章，對我最有教益的是開頭的一篇序，本文大量的資料都來自這篇序言。
序言中寫到中華環保世紀行時，曲格平教授滿懷激情地這樣寫道：
1993年通過電視，報道了河南小造紙廠汙染河流、毀壞農業生產、使淮河兩岸居民無水可飲的嚴重情況，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國務院馬上做出治理淮河汙染的決定。環保世紀行一炮打響。隨著，又接連報道了晉陝蒙“黑三角”煤炭亂採濫挖小秦嶺金礦亂採濫挖、野生珍稀動物非法買賣等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例，形成了強大的輿論監督力量，促使了這些問題的解決……
曲格平教授在文中所說的“河南小造紙廠汙染河流”一事，便是本文在前邊已經提到的李風，當年製作的三條有關小黑河和小洪河嚴重汙染的新聞報道。
我這才恍然大悟，難怪時過五年之久，曲格平教授對小黑河和小洪河的汙染事件仍然記憶猶新，原來已經寫入了他的這本《我們需要一場變革》的書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