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
一、從未離開過父母的我，來深圳的第一天便懂得了什麼叫獨立
我們擁有一個百家姓上沒有的姓氏：打。
“打工”一詞是中國80年代中期出現的。“工”字頭上冠的那個“打”，不含敲拍、進擊之意，按《辭海》的析義，應和“打水”、“打魚”之“打”一樣，是“習慣上各種動作的代稱”。
在已取得“綠卡”的深圳人看來，我們打工者是很可敬又很可嘆的一群。沒有常住戶口，沒有住房，沒有資本，沒有固定單位，操著的口音南腔北調，散落於建築工地、車間流水線、櫃檯和寫字樓之間，為生計而流浪，在流浪中謀生。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一曲《橄欖樹》將漂泊感唱得淋漓盡致。中國有上億的打工同胞在背井離鄉，都市尋夢。很多人不知道流浪的日子將有多長，只知道流浪的歌曲仍然在奏響。
當中央電視台改革開放20年專題片《20年·20人·安子》以我的成長為背景，向上億名打工同胞推介我的時候，我的心頭猝然升起一種很悲壯、很蒼涼的感覺。數完腳印，只剩滄桑……
1984年8月，我17歲那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從廣東梅縣的山區來到了繁華的都市，第一印象便覺得這座建設中的城市瀰漫著一種勃勃向上的生機，給我這個鄉下來的客家女孩的心頭平添了幾多希望。
我之所以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是因為表姐李萍在這裡打工，傳遞回去的種種信息使我對這裡產生了一種嚮往。獨闖深圳，一個人在汽車站等了1個多小時，也沒有看見表姐熟悉的身影，便開始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希望和茫然交織在一起。天黑了，我只好拿著地址一站又一站地向前尋去。
從未離開過父母的我，來深圳的第一天便懂得了什麼叫獨立，也就從那天起我開始了艱難的一程又一程的打工生涯。
那是個豔陽如火的夏天，也是個使我感到冰涼、冰涼的夏天。
一幢破舊的5層宿舍樓，每層有10間房，每間房約有40平方米卻住著24個人，表姐便住在5層的第五間房。環視四周，女工們操著不同的口音在過道上穿梭，過道上晾著一排排的衣服，有的還在滴水，有些人在自己的床前用電爐或電飯堡煮東西吃，弄得房子裡什麼味道都有。
找到表姐，彼此都鬆了一口氣。她看我太累、太疲憊，弄些東西給我吃後，便帶我去樓下衝涼。5個沖涼房門口排滿了十幾個水桶；我一看這情景，便對錶姐說：“人太多，晚一點再衝吧！”
表姐說：“再晚一點夜班工人下班了，凌晨二三點才能輪上。”來深圳的第一個晚上，等沖涼便等了1個多小時，差點讓我暈倒在沖涼房門口。步入這種環境，湧上心頭的是一種無奈，無奈過後便開始嘗試著去適應、去忍耐。
第二天，當表姐帶我到蔡屋圍一家電子廠見工時，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像件商品，在任人挑選。那滿臉傲氣的香港婆大聲吆喝道：“哪條線缺人，請要了她去。”
A線、B線、D線的線長打量了我一番，彼此推讓。因C線線長是梅縣人，便答應要我去她那條線。表姐露出一臉的感激，我心裡卻委屈得想掉淚。
我被安排在流水線上當插件工。這是一條沒完沒了的流水線，工作時間一天8小時是不正常的，而12小時是正常的。那些電子元件雖然有稜角，但大小不一，不好插，沒幹多少天，手指上便是一團黑黑的淤血，十指連心地痛。
因新來，沒有床位，我只好和表姐睡一張1米寬的雙層鐵絲床的上鋪。鐵絲床太軟，翻身都要兩人一起翻，躺在床上，如同煎魚，一伸手臂，被流水線弄得緊張兮兮的手指居然會神經質地抖動，接著又是一陣穿心穿肺的痛……
在這家電子廠，我度過了打工生涯中最艱難的4個月。有了這份體驗，什麼苦不能吃？什麼氣不能受？
二、邊打工邊求學，讓我發現了新的岸
流水線，有多少打工妹在用青春的舟揖泅渡這流水線？前面沒有岸的呼喚，也沒有航標燈的昭示。
在做插件工的打工妹與苛刻的香港老闆之間，在現代化拔地而起的高樓與打工者簡陋的住房之間，使我懂得了什麼叫艱辛，什麼叫生存。
來深圳4個月後，我發覺不少打工的姐妹受不住流水線超負荷的運轉，一個個熬得面黃肌瘦，精神緊張。精明一點的、有本事的便紛紛“溫工跳槽”。
於是，我也走出流水線，到一家賓館去做服務員，後調到中餐部，沒多久又晉升為領班。年末被總公司評為“先進工作者”。在100多名臨時工中，我是惟一評上“先進”的。我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做一行、愛一行、鑽一行。無論是做什麼，我都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不是那種時時要人提醒你做什麼或怎麼做的人。在賓館有了一個好的開始，時常得到領導和賓館顧客的好評。但我不知足，我設計著更高的目標，我覺得自己可以有更大的作為，於是，我“跳槽”了。
在南油工業區一家裝飾公司嘗試著做過秘書，當過總經理助理；在蛇口一家印務公司學過製版技術，後被這家印務公司抽調到八卦嶺幹了一段時間，來來回回一干就幹了4年。
雖然換了這麼多行當，我卻從未真正安分過。我很欣賞希臘詩人埃利蒂斯的詩句：“盡你所能把自己鐫刻在某個地方，然後再大方地把你自己磨掉。”
1986年夏天，表姐和她的男朋友（也是在深圳打工認識的老鄉）回梅縣結婚去了，她也許永遠不會再回深圳來打工了，表姐告別一群工友離開深圳時，神情中流露出對深圳的深深依戀使我的心不但很酸而且很痛。雖然那時候我沒有歸家的念頭，但我不知道自己日後是否也會走表姐的路，因為在深圳一無專長，二無知識的打工妹是很難有棲身之地的，難道我也心甘情願退出這片天空麼？
擁擁擠擠的城市，競爭者如海如潮，跳進這個海里的外來工，往往不知哪裡是岸，可每個人都在找尋自己的岸。文化越高，專業知識越強，在深圳越容易找到岸，那時候我知道自己離岸好遠、好遠。
其實來深圳半年後，我便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在繁重的打工之餘，我開始找機會自學，從初中開始補起，直至大專畢業，在打工的前7年，我堅持自學了6年半，我7年打工的積蓄，幾乎全部用來交了學費。
我在深圳大學求學的日子裡，我發現了新的岸，便想方設法往岸上靠。
我覺得讀書不僅僅是為了實現“大學夢”，更重要的是充實自己。在深圳誰不時時充實自己，誰就走到了被淘汰的行列。
在深圳，邊打工、邊求學是很艱辛的，老闆隨時會炒你的“魷魚”。與我一起讀深大中文系大專班的同學，不少人都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沒有堅持下去。我周圍的人用譏諷的語氣對我說：“讀這麼多書有什麼用？始終改變不了打工的命運。”
我是個執著的女孩，只要我決定的事，我會努力去做，併力求完美。譏諷的語言我聽得多了，早已習以為常了。
我雖然覺得自己很平凡，但我盡力使自己不被淹沒在茫茫人海中。我不知自己將來能做什麼，會做什麼，但我力求每一天都能過得充實、愉快。
三、在這別人的城市裡流浪，我把又高又藍的天空叫做“安子的天空”
為了便於邊打工邊讀書，我多次炒了老闆的“魷魚”，為了維護打工妹應有的尊嚴，我也多次失業過。
流浪在深圳的大街上，我不敢看天，深圳林立的高樓撐起來的天空特別高、特別藍，藍得讓我抬頭看了就想掉淚。這繁華的城市，是別人的城市；這藍藍的天空，也是別人的天空。後來我才知道又高又藍的天空叫“安子的天空”。我有什麼？我能夠要什麼？工作？生存？尊嚴？一切都必須先向自己要自身的價值。
記得有次失業後去一家很不起眼的公司求職，只是一份很普通的辦公室文員工作，我如實填上簡歷，秘書看完表格，用略帶譏諷的口氣對我說：“小姐，你說我公司能招一個初中生當文員嗎？你看看來見這份工的，最差的都是大專生，還有幾位研究生呢。你說你在讀大專，拿到大專文憑再來求職吧。”在周圍幾位求職者不很友好的目光注視下，我恨不能地上有個裂縫能夠鑽進去。
先求生存，再求發展，這是我來到深圳感悟出的人生真諦。生活一旦步入正軌，有了一份可靠的工作，我不但繼續求學，熱心組織蛇口半島詩社，而且拿起了筆，寫下了一首首、一篇篇對生活的種種感受的詩歌和散文。
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我也會被老闆“炒魷魚”，原因是我常星期天請假不加班，影響了車間裡其他員工的情緒。老闆需要的是連星期天都加班的打工者。
因我是生產骨幹，公司培養一個出來不容易，一走對公司也是一種損失。“不走也行，除非你答應以後加班不請假，否則……”老闆還有一點人情味，放軟口氣對我說。
我想，還有半年就大專畢業了，讀下來多麼不容易，於是我斷然地說：“我走，我這就走！”說起來這麼瀟灑，可當我走出廠門時，眼淚卻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心也頓時沉重起來。下一站到哪裡，我自己都不知道。別以為邊打工、邊讀書很浪漫、很瀟灑，其實那份深重有幾人扛得起？
我回過頭想和朝夕相處的工友告別，“去去去，你不想幹，人家還要幹哪！”香港主管把我擋在門外，一臉的無情。隔著窗玻璃，我望了一眼依然在裡面忙碌的夥伴們，眼淚忍不住往下掉。
離開蛇口，我惟一可以投靠的人便是深圳青年詩人客人，一個我值得依賴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可以邊走邊交談的知音。
我和客人是在1989年3月認識的。認識他那天，我在他的學生宿舍裡，看到他競選校學生會主席時的格言：“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從那一刻起，這句話便深深地銘刻在我心中了。但我和他之間在無形中存在著一種距離，他是深大的高材生，中文系學生會主席，詩社社長，即將畢業，前途一片光明。而我是沒有深圳戶口的打工妹。和他在一塊，我內心時常會湧出一種莫名的自卑。這種自卑來自他周圍好友、同學懷疑的目光和我周圍工友善意的勸解。
為拉近和客人之間的心理距離，取得一種心理平衡，我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不斷充實自己，儘量在他面前保持一種自信。也許正是緣於我對生活、對詩歌的那份熱愛，客人對我多了一份欣賞，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關愛。
1990年底，當在深圳市委機關工作的客人聽到我失業的消息時，並沒有感到突然，而是安慰我：“炒老闆‘魷魚’和被老闆炒‘魷魚’並沒有什麼兩樣。以前你經常炒老闆‘魷魚’，現在被老闆炒了，你只是心理不平衡罷了，灑脫一點，就當自己又炒了一次老闆的‘魷魚’。”並告訴我：“經歷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筆財富，你該好好利用這筆財富。”正是客人這句話開啟了我的思路。
是啊，7年了，我作為打工族中的一員，什麼苦沒有吃過？什麼氣沒受過？什麼體驗沒感受過！其中的苦辣酸甜，其中的悲歡離合，也許只有同命運的人才領悟得到。
四、人在深圳，應該努力追求兩種東西：一是技能，二是知識。
在另一個有10萬打工仔、打工妹聚集的工業區——八卦嶺，我到一家展視廳去打工。1991年春，我開始構思寫《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
憑著一股激情，我邊打工邊應付最後半年的大專課程，邊從事《青春驛站》的創作，僅用半年的時間，1991年8月到12月，這部作品便陸續在《深圳特區報》上連載。這是我7年打工生涯的結晶。
後來，我先後在《深圳商報》、《深圳青年》、《特區企業文化》、深圳廣播電台等開設的“打工仔信箱”、“打工者之家”、“安子的天空”等欄目中擔任專欄作者、節目主持人。通過這些渠道，我每天都可以收到各地打工同胞各種各樣的來信、來稿。主持深圳廣播電台“安子的天空”兩年多來，有不少打工聽眾來信說，出來打工，心中始終有一種難言的自卑感，自己一無戶口、二元金錢，甚至連“拍拖”的資格都沒有，感嘆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這是當前打工族中普遍存在的心態。於是，組織了幾位有類似經歷的打工朋友一起到直播室座談。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既然來到深圳，就應該努力追求兩樣東西：一是技能，二是知識。只要能珍惜自己的青春時光，加強學習，充實自己擁有知識和技能，何愁天涯無芳草，何愁美夢不成真？不少聽眾聽了廣播後，紛紛表示要“覺悟前非，積極面對人生”。
有一位從陝西來的打工仔齊軍武，上班時不幸雙臂被機器軋碎，不能寫、不能吃，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到深圳尋夢的他尋到的是生活的嚴酷。原本性格開朗、積極向上的人一下子變得消沉，失去了對生活的信心和熱愛。周圍的同事和朋友也為他感到悲傷和苦痛。
我在“安子的天空”節目中講了這位斷臂青年的故事，並呼喚“讓千萬雙手，托起他心中的太陽”。講故事的人哭了，聽眾流下了熱淚，齊軍武在宿舍裡也聽得淚流滿面，他託人給我寫信說：“我心中的太陽，在安子的天空中升起來了。”從此以後，他不再消極，想方設法把快樂傳遞給別人，不讓人家為他憂愁。
為滿足讀者和聽眾的要求，我曾經到過橫崗大家樂、沙頭角大家樂、深圳大家樂和打工同胞見面，多次舉辦讀者聯誼會講述我的打工歷程，為大家簽名。有一次在橫崗，一個晚上便籤了近500本《青春驛站》。凌晨一點了，那些打工同胞還呼喚著“安子”的名字，久久不願離去。想起這些，使我又感動又不安。這些年，共收到聽眾、讀者來信3萬多封，我試著去解答這些人心中的困惑，並把有代表性、有普遍性的來稿、來信分類整理、解答、編輯成《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語》這兩本書信體散文集。後來還出版了《人性的超越——百萬臨工大掃描》一書。並參加深圳市委宣傳部寫作組與人合著了《深圳維納斯之迷》一書。
自我的第一本書《青春驛站》出版後，全國幾十家報紙、雜誌紛紛報道了“安子現象”、“安子的打工生涯”、“深圳有個安子”等。在社會上獲得了不少榮譽，先後被評選為深圳十大傑出青年、全國先進女職工，走進人民大會堂出席了團中央十三大。還加入了中國作協廣東分會，被選為深圳市作協理事。面對這一切，我一直冷靜而清醒。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我無怨無悔。
五、只有敢闖，勇於拼搏，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
在深圳博物館門前的廣場，矗立著一尊用雙臂撐裂鐵門框的巨人雕塑。它形象地記載著深圳當年在一種幾乎完全封閉的狀態下，率先改革，“殺出一條血路”的歷史。建特區之初，深圳每前進一步，都得趟過一片舊體制的“雷區”；每確立一個新的理念，都得衝破一些傳統意識形態的“禁地”。
“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為使更多的打工者遇難有助，社交有座，娛樂有所，成才有路，在我的倡導和帶動下，1991年在八卦嶺成立了深圳第一個“打工者之家”。1992年，我調入深圳市委宣傳部《特區企業文化》雜誌社任編輯、記者。1994年調人深圳市勞動局勞動時報社任編輯、記者。1996年8月，我把深圳勞動時報社主辦的勞動者俱樂部接管過來，改組為“安子的天空俱樂部”。以此為據點，我希望為打工一族營造一片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發展自己，最終實現自我的一個最佳場所，併為此竭盡全力，把俱樂部搞好，真正做到為打工者服務的目的。
應深圳以及八卦嶺工業區眾多用人單位的委託和數十萬打工朋友的熱切期望，1997年6月，我又在俱樂部內創辦了深圳市好友就業市場。深圳市好友就業市場以“真實、準確、高效”為己任，已形成規範化的大型勞務人才集市。全市有4000多家企業和3萬多名求職者得到了“好友”服務，“好友”始終做到：您的滿意，就是好友的承諾。“好友”真正成了用工單位和求職者的“好友”。
為探索出一條公益服務性職業介紹機構的新路子，深圳市好友就業市場以全市最低的收費標準為求職者服務，對殘疾人士、傷殘退伍軍人，持市勞動局頒發的失業證的求職者和來深圳生活難以維持的求職者一律免收一切服務費用。
同時，還組織了求職成功者義工服務隊，為尚未找到工作的打工同胞無償服務。
1997年12月，我又與深圳億通公司合作開通了“安子熱線”。人，最難的是找到自我最佳位置，我試圖在這繁華的都市裡為心靈有困惑的都市尋夢者找到一個談心的角落。
“安子本是個‘不安分’的女孩，但又是個可以讓人放心的女孩”這是客人在認識我不久對我的評價。我在一篇散文中對“不安分”是這樣理解的：“假如你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可通過各種途徑來達到你追求的目標。獲得滿足並不在於你在做什麼工作，而在於你如何對待你的工作，如何在工作中發揮自身的潛能，實現你自己的人生價值。”
有一年，在深圳各界代表紀念“五·四”座談會上，我記得自己說過這麼一段話：“只有不斷學習，向知識進軍，掌握一門技術，讓知識和技術給自己以力量，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才能永不落伍於這個飛躍發展的時代。”
最後，我想說一句：只要敢闖，勇於拼搏，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
如今，在這座別人的城市，我有了一個深圳的家，小女兒也快6歲了，並擁有了安子的天空。安子的天空，那是屬於都市尋夢人的天空。
1998年12月20日，中央電視台把中國改革開放20年專題片《20年·20人》的主人公集結在北京，組織了一台晚會《共同的日子》。主持人要20個人每人向全國觀眾說一句話，表達對改革開放20年的看法。我面對全國觀眾，面對中國上億的打工一族，面對所有的都市尋夢人，深情地說：“機會都是給有準備的頭腦的人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