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法大於天”
同北方戰爭相比，遠征裡海只不過是俄國曆史上和彼得本人一生中的一個短暫插曲。締結尼什塔特和約之後，沙皇就埋頭致力於整頓內政。
這個事實可以發人深省。它說明了許多問題：彼得親自參加革新所起的作用，彼得為使一些創舉不致胎死腹中而發出的推動力所具有的意義等等。但上述事實也說明另外一個問題：在彼得周圍有一批他十分賞識的傑出人材，但是，和聖上本人相比，在高瞻遠矚，在洞察現象的深度，以及在抓住主要問題並使一項事業善始善終等能力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作為一個天賦非凡的人，他決不聽從人們向伊萬雷帝獻出過的計謀：不可使用聰明才智超過自己的謀士。相反，他到處訪賢，然而使他感到痛心的是，人才太少了。彼得認為，在他的下屬中，能夠實現他的宏圖的人，幾乎找不出一個來。這批人才疏識短，也不善於考慮俄國社會的傳統和特點。彼得對待他們就象對待小學生一樣，提醒他們不要盲目照搬瑞典的規章制度，告誡他們要把瑞典的規章制度中那些不妥之處，或不適合俄國國情之處，要斟酌處理。他要求他們學習十七世紀一位著名法學家薩穆伊爾·普芬道夫的著作。當年需要花“三倍時間才能唸完的那所學校”，首先要求掌握陸海軍知識。現在該輪到掌握建設和管理國家的知識和經驗的時候了。
下屬們見識不廣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於沙皇的性格——事無鉅細都要過問，這樣一來，他左右的人就不敢隨便作主張了。詩人普希金曾用這樣的話來形容彼得領導工作的特點：“臣下莫不戰戰兢兢，三緘其口，唯命是聽。”
1718年，彼得聲稱他要認真抓一下內政事務。在由他起草的一道詔令中寫道，儘管他在這場艱苦的戰爭中已經力不從心，但他還是抽出時間來教人們學習軍事和制定《軍事條令》。部隊已“走上正軌”，其結果有目共睹——俄軍擊潰了歐洲最精銳的軍隊之一。聖上認為，在管理部隊的同時，不應忽視行政事務的管理，這項工作也應該象軍事工作一樣走上正軌。
要達到“走上正軌”這個日的，手段之一就是合理地建立國家機關。早在1712年初彼得就在這方面採取過一些初步的實際措施，頒佈了建立商務院的詔令，以便改善貿易狀況。著名數學家和哲學家萊布尼茨向沙皇提示“經驗充分說明，只有通過建立各種工作效能良好的‘院’，才能使國家走向繁榮，因為正象鐘錶裡的一個齒輪帶動另一個齒輪一樣，在國家這部大機器裡，一個‘院’也應該推動另一個‘院’前進，如果一切機件都配合得準確、協調，那末，生活的指針就一定會給國家指出幸福的時刻。”
在彼得著手設計這架新的“鐘錶”之前，從研究其他國家的建設經驗開始，他已經做了多年的準備工作。1712年6月30日，沙皇命令樞密院組織人力翻譯“其他國家的各種法典”。1715年沙皇的記事簿裡，有一則關於六個“院”名稱的記事。同年，沙皇曾下令在國外招聘“學者和精通法律的人士，以便在各院工作”。沙皇詔諭正在哥本哈根的帕維爾·伊萬諾維奇·亞古任斯基將軍“為每個院物色一個人”，同時命令應優先選聘年輕人，“以便他們能學俄語”。沙皇還委託他收集有關丹麥中央機關結構方面的資料：院、州的數目、編制，理由是彼得聽說，瑞典人也是仿效他們的。可是由於瑞典與俄國正處於交戰狀態，暫時沒有可能用合法手段去研究瑞典的制度。沙皇於是命令駐丹麥大使多爾戈魯基為此目的向瑞典派一名問諜，以便給他搞到一紙丹麥宮廷的護照。駐奧地利大使維謝洛夫斯基接受的一項任務是從“懂斯洛文尼亞語的人”當中挑選一些法學家。在簽署給大使的詔令時，彼得親筆做了補充：“由於特別需要，此事務需辦成。”
彼得認為新的中央體制的優點在於，各院院長“不能象舊法官那樣濫用權力”。沙皇認為，在各個院裡“非經僚屬一致同意，院長不得擅專”。
彼得對各個院寄予很大希望。認為這些院的建立有助於管理國家事務，改進司法制度和警察制度，改善陸海軍的補給，增加和發展貿易、採礦業和手工業。沙皇深信，新的機構將開闢俄國曆史上的一個新時代。
在彼得看來，新機構的主要優點在於院長的權力受到了限制。實際上，建立院所產生的主要積極成果，還在於設院的體制允許職權範圍有明確的分工，同時實行高度集中。與臃腫的衙門機構相比，“院”的主要優點也就在於此。
起初共沒有九個院。其中有三個被稱為“首要的”，這是因為政府三個要害部門，即外務院、陸軍院和海軍院屬它們分管。
隨著俄國在國際舞台的出現，外交工作也進行了改革。如果說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俄國同外國的聯繫，全靠通過定期向國外派遣使團這個方式的話，那末，如今在西歐的一些最重要的國家裡也業已建立了常設外交機構，而在某些國家則建立了領事館，以保護俄國商人的利益。同樣，西歐國家也在俄國派駐了大使和公使。代替過去外交衙門的外務院負責接待外交使節，領導本國駐外代表的工作。俄國採用了西歐的外交禮儀。在許多情況下，俄國外交官堅持有關所謂“國家榮譽”的陳腐概念，費盡心思予以保持。甚至連最不拘禮儀的彼得也未能免俗。比如，他總是免冠站著接見外國使節，為的是在提到外國皇帝的尊號時，他不必再脫帽起立。為了不讓外國使節靠近自己，他總是站在華蓋下的木板台的邊沿上。
外務院由有經驗的外交官、總理大臣戈洛夫金領導，彼得任命莎菲羅夫為副院長。
陸軍院負責軍隊的編制、武器、裝備和訓練。各衛戍團也歸它管轄。到彼得在位末期，陸軍正規部隊已達二十一萬餘人。此外，非正規部隊（烏克蘭和哥薩克各團）有十萬九千人。彼得任命緬希科夫元帥為陸軍院院長。
新機構海軍院是十七世紀時所沒有的。這個機構的設立，同俄國已一躍成為海上強國和創建海軍一事不無關係。在它管轄之下的有造船廠、海軍要塞。此外海軍院也負責艦上人員的補充和訓練。海軍院由海軍上將阿普拉克辛領導。
負責財政工作的也有三個院。其中最重要的是財政院，負責收稅，監督實物賦役承辦酒類和糧食的供應等。
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的頭二十年，以農戶為納稅單位。由於需要鉅額款項，同時考慮到人口的增長，1710年，彼得決定進行一次新的人口普查。結果使他大失所望，因為根據調查資料，總戶數比三十年前大為減少。這是因為，地主們把沾親帶故的幾個家庭合為一戶，有時甚至把一些彼此不相干的人硬湊在一起。耍的這種花招終於被戳穿。有鑑於此，總監察官涅斯捷羅夫上書皇上，建議改徵“人頭稅”，即不以農戶，而以一個男丁為納稅單位。
彼得接受這一建議，著手進行全國人口總登記。這次規模巨大的行動進行了許多年，人口登記始於1718年，農民的花名冊規定由地主呈報。幾年過去了，地主卻並沒有報上來。而那些已呈報花名冊的貴族，經過核實，也未在名冊中申報他們所擁有的全部農民。後來對他們曉以利害，有隱匿不報者以死刑論處，隱瞞的人口歸官。但這也不頂事。1721年，頒佈了一道“最後的詔令”限期在當年9月1日以前呈報隱瞞情況。地主們對此置若罔聞。於是彼得下令成立有軍官參加的專門辦公室，核實地主呈報的花名冊。通過人口普查發現有一百萬男了隱匿未報。
1724年春才弄清比較準確的人口登記數字。農村居民中共有五千四百萬男丁。從他們身上徵收的稅款規定用於供養陸軍。每丁男性居民，不論他是吃奶的嬰兒，還是高齡老人，每年都必須繳納七十四戈比的人頭稅。
為什麼繳納的稅款來這麼一個零頭，不是七十或七十五，而恰恰是七十四戈比呢？原來供養陸軍每年需要四百萬盧布。把這個數目除以納稅人的數目（五千四百萬人），得數正好是七十四戈比一個人。不過從未按此數額徵收過稅款，因為葉卡捷琳娜一世為了慶祝她1725年1月登基，把人頭稅減免了四戈比。
人頭稅本應取代所有舊時的捐稅。沙皇答應過，不論是現金稅、糧食稅，還是大車稅都不得超過七十四戈比。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稅制改革大大提高了農民向國家納稅的數額，但由於缺乏可以對比的資料，無法確定人頭稅比農戶稅究竟加重了多少。1724年國家預算的收入部分，比1680年增加了兩倍。但決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認為1724年農民的人頭稅負擔比1680年重兩倍。
國家收入增加，一部分來自人口的自然增長。此外，在四十年的時間裡，勞動生產率也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提高。手工業，特別是工廠工業的這種增長更為顯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由於耕作技術的改進和在生產中使用鐵製工具也提高了。最後一點就是，國家收入增加，還由於在此以前並不納稅的人口（地主家的僕役和流浪漢等）也開始納稅的結果。
這次人口普查，不僅使國庫收入有所增加，而且還具有社會意義。這就是：它把從前不受封建剝削的大量農村人口也列入這種剝削的範圍。他們是俄國北方耕種國家土地的農民、西伯利亞的種田人，伏爾加河中游繳納皮毛實物稅的牧民（楚瓦什人，摩爾多瓦人、車累米西人等）。過去只向他們徵收國稅。稅制改革把所有這類人口都納入了國家農民這一類，向他們也和向地主和修道院所屬的農民一樣，開始徵收封建貢賦。
向城市人口徵收的人頭稅，每個男人是一盧布二十戈比。
稅制改革將彼得的社會政策的內容和傾向性暴露得一清二楚。此外，稅制改革也說明了革新賴以進行的物質資源的來源，因為無論是供養日趨龐大的正規陸、海軍和行政機構、修建宮殿和宏偉的政府大廈，建立文化教育和科學機構以及建立官辦工業，無不需要資金。農民和城市居民從財政上為這些改革的實施提供了保障。
另一個負責財政事務的院是財政支付院，它掌管國家支出，審批國家機關、陸海軍、外交、教育等方面的開支數額。領導這個院的是彼得的親信穆辛一普希金伯爵。
以多爾戈魯基公爵為首的財政監督院負責監督資金支出。
輕工業由工廠管理院領導，採礦事務由礦務院領導，對外貿易由商務院領導。負責管理工商業的這三個院，在過去的衙門體制中實際上缺如。彼得任命托爾斯泰為商務院院長；諾沃西爾採夫為工廠管理院院長；歸化俄國的蘇格蘭人布留斯為礦務院院長。一個院不是由俄國官吏，而是由一位外國人領導，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其他情況下，外國專家要麼是當副院長，要麼是任各院顧問。雅科夫·瓦西里莫維奇·布留斯是一個有經驗的炮兵專家、採礦內行，因而受到彼得的特別器重。
同這些院並列的還有其他許多中央機構。其中佔有特殊地位的是宗教事務管理局。這是教會的最高機關。
據說，沙皇有一次出席主教會議，發現他們想立一位大主教。於是彼得從口袋裡掏出一份《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不由分說他說道：“你們想立一名大主教，這就是。”他用另一隻手拔出一柄短劍，往桌子上一插，對那些心懷不滿的人補充說，“這把上等寶劍送給異想天開者的大主教！”
彼得把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的位置，留給年邁的總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他已不大管事。再說上任一年以後他就去世了。這個局事實上的領導人是沙皇宗教改革的左右手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普羅科波維奇制訂了宗教事務管理局的規程——《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他還參加起草了一些有關改革宗教和寺院事務的最重要的詔令。
《宗教事務管理條例》把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成員與其他世俗機構的官吏同等看待。他們和所有官吏一樣，宣誓效忠皇帝，無條件地執行皇帝的全部聖諭。主教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世俗事務和儀式。因此，教會就完全從屬於世俗的政權了，為了“國家的利益”，向神甫懺悔的內容保密的一貫作法已形同虛設。1722年，這個局根據彼得的口頭指示，發佈了一道指令，責成所有神甫，在弄清懺悔人想要“背叛或造反”的意圖之後，立即向當局報告。
起初，各院院長同時兼任樞密官。這就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樞密院是由應受其指導和監督的各院院長組成。另一方面，院長得完成樞密院的職務，這就使他們不能直接關心院的工作。1722年，彼得承認，“此事開始時考慮不周”，於是改進了這個錯誤，只把三個“首要”院的院長留作樞密官。但沙皇的這一親筆詔令未能施行。原來，樞密院空出的缺沒有人補。過了幾個月，彼得只得又恢復老樣子，命令：“現因樞密院中缺人”，為領導各院而被解除樞密院職務之各院長應到職視事，每週不超過兩天。”在這方面，彼得遇到了在北方大戰初期同樣的困難：當時他缺少軍事專家，而現在他感到政務方面的助手不足。
彼得早就注意到應如何對國家機關工作進行監督的問題。一開始彼得用督察官。但督察官頂多只能起到一個登記違旨者名單的作用。他們的活動在機關之外，所以對各機關工作施加不了影響，彼得只得考慮另一種作法：用官廳性質的公開監督來補充秘密監督之不足。1715年，樞密院收到一份詔令：“茲任命瓦西里·佐托夫為總監察長，或稱指令執行情況監察官。”他主要的任務就是監督樞密院的各項指令是否及時得到執行。後來，這項任務改由樞密院的首席秘書和按沙皇旨意行事的近衛軍軍官執行。
外國觀察家一致指出，這些軍官魚肉鄉里，炙手可熱，不僅省級行政當局見了退避三舍，就是樞密官們也要讓他們幾分。為了要地方行政長官好好當官，軍官們竟給他們戴了好長時間的鐐銬。據某位法國公使說，“沙皇曾多次向近衛軍軍官表示信得過他們，把最重要的政務交由他們組成的各種委員會處理。更大的怪事是，樞密官竟然要在一位中尉軍官面前點頭哈腰、起立致敬。”這位公使句句說的是實話。彼得在給樞密院當值的近衛軍軍官下達的詔令這麼寫道：“如此事彼等拒不照辦，可予提醒三次。三次以後若仍不聽從，可立即向朕面奏或來函稟告各節。”詔令接著寫道：“如遇有口出不遜或行為不恭等節，著立予逮捕監禁，事後再奏可也。”
這種監督形式不全面，實行起來有困難，因為首席秘書要聽樞密院的，而近衛軍軍官，儘管有職有權，但當值期畢竟只有一個月，所以還不能作到今行禁止。通過實踐以及對外國經驗的研究表明，監督任務除了有職有權之外，必須不依附於任何被監督機關的負責官員才行。於是，在1722年就設立了以樞密院總監察官為首的監察署，各中央機關的監察官均受總監察官約制。彼得任命帕維爾·伊萬諾維奇·亞古任斯基為樞密院的第一任總監察官。
1701年，彼得接見了亞古任斯基，他當時十八歲，是一位遷居到莫斯科的立陶宛風琴家的兒子。聖上慧眼獨具，一下子就發現亞古任斯基的思路敏捷，說話十分有條理。亞古任斯基被編人近衛軍，後來又成了沙皇的侍從，從那時起，他一直跟隨沙皇南征北戰，周遊各地，在完成皇上交付下來的各種外交任務時不辱使命。在到樞密院履新之前，亞古任斯基已經位居將軍，做行政工作可說是遊刃有餘了。
彼得給總監察官的指示的六份修改稿已被保存至今，其中四份有沙皇親自修改和補充的手跡。總監察官和以下各院的監察官有權干預各院對各種問題的討論，甚至有權使樞密院通過的決議暫停執行。可見，總監察官在官位等級中佔有最高的位置。由於他大權在握，沙皇自然言聽計從。亞古任斯基正是這樣一位總監察官，他精力充沛，一呼百諾，很是威風。彼得對亞古任斯基的才能稱讚不已，對他直率、機智和樂觀的性格也很欣賞。據說一次沙皇命令亞古任斯基起草一道詔令，大意是誰偷的錢夠買一條繩子的，就把誰絞死。這位總監察官反駁說：“其實我們誰都是小偷，只不過有人偷得更多、辦法更巧妙罷了。”沙皇聽後哈哈大笑，詔令遂被撤消。
早在1715年，彼得就開始制訂陸海軍條令。1716年《陸軍條令》就已制訂完畢。這項工作於中斷兩年之後於1718年恢復，進行海軍條令的制定。彼得曾為寫下備忘錄，註明應委派何人去搜集外國軍事條令的條款，當年4月4日他頒佈了一項詔令，指出應以英國規章為基礎，再增補一些法國、丹麥、瑞典和荷蘭規章中的相應條款。彼得起草的《海軍條令》綱要草稿迄今完好保存。1720年1月這部條令制訂完畢。
《海軍條令》制訂完畢後，彼得就擬出制訂《海軍部章程》的大綱，他為此向承包工程和為海軍部採辦裝備的機關調用有關勞動報酬等方面的資料。1721年1月至2月，他整個白天都出席樞密院會議，討論《海軍條令》和《海軍部章程》。
各院都有自己的章程，對有關的權利與義務作了規定。礦務院和工廠管理院的章程內還為企業主規定了專利權，因而促進了大生產的發展。在各種章程中，《總章程》最不同一般。它規定了所有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從院長到燒爐工和坐在過道里、“一聽到鈴聲”就應聲而起聽候吩咐的僕人）的權利和義務。
至於彼得對《總章程》的重視從一份經由他仔細校訂過的材料可以看出。他推敲文句，補充內容，增加新的條款。
各種章程都附有一份1722年的《品級表》，這份詔令反映了沙皇對貴族官職大小的純理論觀點。在彼得即位以前，官位的高低一律以門第和出身為標準。只有貴族的後裔才有希望加官晉爵。這實際形成官位世襲。能破這種陋習之例的一般平民，可說是鳳毛麟角。
《品級表》將官階分成十四個等級，根據官員的才幹、學識和勤奮，按級予以提拔。
《品級表》所規定的晉升制度，保證了非貴族出身的人也能迅速獲得擢升。實際上《品級表》是賦予業已存在的事實以法律形式而已。此外，它還為出身“寒微”的人躋身於貴族行列提供了可能性。凡獲得陸軍或海軍一等軍官官位者，均可成為世襲貴族。至於文官，從八級起便都是世襲貴族。
彼得的立法工作，並不限於制訂各種規章制度。親自參與立法這也是彼得作為國務活動家的一個特點。他的後繼者們，頂多只限於在官員們準備好的詔令上簽字而已。彼得親自起草詔令時可說殫精竭慮，一如他圍攻要塞、指揮軍艦的建造和下水一樣。現舉1722年4月17日彼得的一份詔令為例，詔令是為使“任何人均不得違章”而頒佈的。
彼得起草這份詔令共用了四天時間，4月14日他寫出了第一稿，到4月17日最後定稿，先後六易其稿。第一稿共有三項內容，第三稿中增至五項，而在定稿中則有七項。沙皇認為這一詔令意義重大，要求所有的機關，其中包括樞密院，“應將此詔令置諸案頭，藉以自鑑。”
彼得不僅經常告誡官吏，而且也訓示全體百姓，因為在他看來，臣民的一舉一動均應置於國家政權的嚴格監督之下。“朕之子民”，彼得寫道：“如同尚未入學之童稚，如不強其就學於業師，則日後恐有終身目不識丁之慮也”。
沙皇對商人也實行限制，命令他們所得利潤不得超過百分之十。規定以獵捕海獸為生的北方居民，在兩年的時間內購置現代化的船隻，以代替傳統的單桅帆船。
全國本來都是用普通鐮刀收割莊稼的。彼得發現，如果改用長柄大鐮刀，將會達到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於是就此專門頒佈了一項詔令。還下令不準用舊法加工大麻纖維，要照政府的指示辦。
即使在臣民需要蓋房的時候，彼得也得對他們進行一番訓導。他指示，凡有五百名以上農奴的首都貴族，如在瓦西里耶夫島上建屋，則只能蓋兩層樓房的獨家住宅。
沙皇命令，農戶建房時，兩座房舍之間的間距不得小於三十俄丈。門廳裡的天棚，要和居室一樣塗上粘土。在莫斯科建房者應用瓦或木板蓋頂。對砌火爐也有嚴格要求：“火爐應有底座，不得砌在地板上，煙囪直徑大到足以鑽進一人。”
臣民的衛生情況和首都的保健狀況也引起沙皇的關注。他規定澡堂“每週應燒一次”。彼得堡的居民應保持街道清潔。還規定打掃大街的時間在“街上尚無行人的早晨或者夜間”。首都居民“在指定以外的時間不得上街，需要外出時應隨身攜帶燈籠照明。”
對於年輕人的婚嫁事宜，沙皇也有詔令：父母不得包辦婚姻。禁止貴族紈褲子弟結婚，“因其不學無術，不能為社會服務”。
就連生了病的居民，皇上也得從旁指導。還在皮爾蒙特時，沙皇就命令樞密院在國內尋找於身有益的泉水。在彼得羅夫工廠區附近發現了含鐵質的泉水。彼得急不可待地親自試用一下這種泉水，1719年1月他同皇后一起出發到俄國的第一個療養地去。3月頒佈了一道詔令，列舉這股礦泉水的醫療特點。泉水“能治癒各種嚴重疾病，諸如壞血病、疑病、黃疸、胃弱、嘔吐、腹瀉”，以及其他十來種疾病。彼得為有了本國的礦泉療養勝地而十分高興，他大力推廣礦泉水療法，有時沙皇也強令人們接受這種療法。他寫信給海軍上將阿普拉克辛說：“醫生特囑法籍大船工匠前往奧洛涅茨礦泉治療，該人不欲前往，已強行將其送去。”
臣民的精神生活同樣處於沙皇詔令的監督之下。沙皇得知，許多教徒並不經常到教堂去，其中一些人去了也不作懺悔。於是立刻頒佈一道詔令，要求一應臣民在禮拜日，和節日裡都要到教堂禮拜。有一些專門詔令規定了教徒在教堂中的行為準則：在佈道的時候，他們應當“肅立無譁”“聽講”。禁止在教堂裡“高談闊論或向官員遞交呈文。”
臣民死後總歸要到天堂去。沙皇的詔令對這些昇天的人的命運也關心到了。把死者埋葬在哪兒？詔令對這一問題回答道：“不得葬在城內”。只有“顯貴人物”可以例外。如何裝殮死者？禁止使用厚松木板和橡木做的棺材。詔令規定：只允許使用不太貴重的木料做棺材。
在規定懲罰措施方面，彼得可說獨出心裁。懲罰措施的範圍包括小筆罰款到沒收全部財產，從殘酷折磨肉體、流放做苦役，直到處死。教徒在祈禱時聊天者不準離開教堂，每人罰款一個盧布，販賣俄式長袍和長筒靴子的人，也象販賣俄式皮鞋的鞋掌和鐵釘者一樣，被罰做苦役。大麻纖維檢驗員，如果把腐爛的次品和石塊摻在麻捆裡，處以死刑。各院的官員曠職一天者扣發全月薪水，每天早退一小時，扣發一週的薪水。對上班時聊天，辦事拖拉等也規定了懲罰措施。彼得估計到有的官員無力交付罰款。這樣，該人應在船上做苦役作為抵償。
懲罰的手段和性質取決於犯過失者的社會地位。彼得制訂的《陸軍條令》為“軍官”規定的是讓他們丟面子的懲罰措施，如剝奪軍銜、扣發薪水、褫奪公權，而對其他人則規定“一般性體罰”和“酷刑”即杖笞、鞭打、上鐵鐐、打烙印、服苦役以及斷臂、斷指、割耳之類的戕害肢體的懲罰。許多詔令規定對開小差的新兵、龍騎兵、陸海軍士兵處以死刑。凡有隱匿逃兵者，則剝奪其軍銜，沒收其財產。地主收留逃亡農民者要交現金罰款，而逃亡農民要受體罰。
督促官員們盡職盡責，讓各階層居民——農民、市民、僧侶和貴族執行政府的各種法令，都靠懲戒措施來推動。看來，作為立法者的彼得，受兩種對立的情緒左右：一種是教導和訓海，另一種是懲罰和威脅。偉大的普希金認為，彼得一世在某些場合表現出智慧過人、賢德英明而且慈悲為懷，但有時則又表現出殘酷暴戾剛愎自用，這是有道理的。詩人說過，彼得的某些詔令“看來，是用鞭子寫成的”。
在彼得看來，耕耘多年之後己可望收穫了：出海口已經有了，新的機構業已建立，機構的規章制度已經制訂，數以百計的誡民詔令已經頒佈。看來，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鐘錶”已經造好，已開始順利運轉了。
事實上，這架“鐘錶”的指針是逆向而行。在一個建立在殘酷剝削、專橫和階級壓迫基礎上的對抗性社會里，生活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它無情地嘲弄了彼得的那些詔令，按照彼得的設想，這些詔令可以毫不費力地使全體臣民安享康樂太平。新的社會矛盾取代了“和諧”，階級鬥爭取代了和衷共濟，新機構、新命令、新規章制度無助於克服或者阻止階級鬥爭的發生。
彼得是否看到了寫在紙上的“良好秩序”和現實中遠非良好的秩序之間的矛盾呢？事實上他不僅看到了，而且每天都在進行仔細的觀察，試圖按自己的意思去克服這些矛盾。他完全寄希望於在他看來是行之有效的懲罰大棒和鎮壓措施上。
那些官吏，即便是象樞密官那樣位至極品，也是處於“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境況之中。1713年7月，彼得限樞密官在三個月之內將監察官呈報的五、六份最重要的秘密報告審查完。他親自規定：對“為私利而損害國家利益者”處以極刑。當沙皇得知樞密官毫不熱心於揭發盜竊國庫犯時，就警告他們說：“你們若是拒不照辦，那就讓你們也嚐嚐這種懲罰之苦。”另一份詔令嚴禁掌實權的官吏收受賄賂，充當承包商。“有敢於以身試法者，將責以體罰，財產歸公，甚至處死”。
有關彼得的傳說收集家雅科夫·什捷林曾記下一個很有趣的軼事。這件事雖說未可全信，但卻相當鮮明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風習和國家官吏的道德面貌。
據說一次沙皇得知，莫斯科有一位訟師有兩種彼得最讚賞的本事：精通各種法律，為人大公無私，要是委託人確實有罪，他寧可敗訴。
沙皇樂於結識這位法律家，同他就一些複雜案件交換了看法，發現他為人誠實，學識淵博，於是便任命他為諾夫哥羅得省的首席法官。幾年以後，沙皇得知，這位前訟師開始受賄了。
“我可從來沒想到你會幹這件事。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為別的，只因為僅僅靠我的薪水不足以養廉，要養活老婆孩子只好舉債度日。”
“你核計核計，要多少錢你才滿意，你才能秉公辦案而不再受賄？”
“至少還需要增加一倍的薪水。”
沙皇決定給這位法官增發一倍半的薪水，同時警告說，如果他再受賄，就處以絞刑。
有一段時間，這位法官幹得還不錯，可是後來他又開始受賄了。一直從旁觀察法官工作的彼得，揭露了他的罪行，下令將其絞死。
布倫瑞克公使維貝爾引證某位據稱是“飽學之士的俄國人”的話寫道：蒐括來的一百盧布的稅款，只有三十盧布上繳國庫，“其餘的都被官員們貪汙中飽”。維貝爾把辦事員、主任、代表及其他官員稱之為“猛禽，他們認為，一旦為官，就有權對農民敲骨吸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農民的破產上”。這位公使指出：“索賄的手段花樣翻新。儘管遵照皇帝陛下的旨意，若干索賄手段正在被根除，但是官吏們卻以驚人的速度又施展出新的手段。”
由於下民紛紛告發，人們這才明白魚肉鄉民的魁首不是那些小人物，而是陛下本人最親密的戰友，那些御前大臣們，其中包括緬希科夫特級公爵、阿普拉克辛海軍上將、托爾斯泰伯爵以及其他許多人。幾起有達官貴人參與的重大舞弊案件被揭。西怕利亞省省督馬特維·彼得羅維奇·加加林公爵是這類案件之一的犧牲品。
總督察官涅斯捷羅夫早在1714年就開始揭發加加林的盜竊國庫罪，但此案呈報樞密院後，卻毫無結果，因為此案的主辦人，素以廉潔聞名的雅科夫·多爾戈魯基公爵，這一次也不乾淨了，他包庇了另一位公爵——加加林的罪行。
但是，涅斯捷羅夫並未就此善罷甘休。1717年，這位總督察官將此事直接捅到沙皇那裡去了。報告中列舉了加加林的種種營私舞弊劣跡：敲詐勒素，貪汙中飽，甚至把為葉卡捷琳娜從中國買來的珠寶也據為己有。
彼得任命了一個由近衛軍軍官而不是由樞密官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之一利哈列夫收到沙皇的一道詔令，要他前往西伯利亞就地調查前省督加加林的劣跡，沙皇命他秉公辦事。
加加林對罪行供認不諱。他向聖上承認辦事不公，治省不嚴，收受賄賂以及用吃空額的辦法竊取國家財產等罪行。最後他懇求皇上恩准他以有罪之身去修道院修行以了此餘生。
沙皇沒把這個貪汙犯送往修道院，而是將他送上了絞架。1721年7月，當著沙皇、大臣和處決犯的所有親屬的面，加加林在司法院樓前被絞死。
繼加加林之後，揭發他的涅斯捷羅夫也被送上了絞刑架。在領導督察官的那些年月裡，涅斯捷羅夫靠他這些下級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曾經揭發不少貪汙盜竊犯，他對抓“小魚”不感興趣，卻死死盯著“那些炙手可熱的”大人物的一舉一動。因為這樣能抓大案，比之捉幾個偷十來個盧布就心滿意足的小貪汙犯能更快地揚名。多爾戈魯基家的兩位公爵雅科夫和格里戈裡兄弟、鹽商富戶斯特羅加諾夫、沃爾康斯基公爵等人都是經他揪出來而後落入法網的。
涅斯捷羅夫為人剛直不阿、能對各樞密官、省長以及其他大臣鐵面無私的彈劾的好名聲，傳到了彼得那裡，於是任命他為總督察官。有感於聖上的知遇之恩，涅斯捷羅夫稟告沙皇，為後繼有人，他已命親生子開始學習督察業務。
1718年有過這麼一起事。雅羅斯拉夫省的督察官收受賄賂，窩藏逃兵，徵兵不力。對這個省督察官的劣跡的審理工作，竟長達四年之久，要不是彼得介人，那末這一案件的卷案很可能淹沒在文件堆裡日久不了了之。經查明，負該省督察官確有犯罪行為，因此被處以極刑。但偵查工作並未到此結束。
在審查罪行期間發現，涅斯捷羅夫明知他的這位下級犯有罪行，但由於受賄而將這件案子壓了下來。經彼得批准，判處涅斯捷羅夫死刑。沙皇不得不命令樞密院，在全國範圍內物色一位合適的人選以遞補這個空缺，在那個時代廉潔奉公的人是少了一點兒！
沙皇的另一位戰友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庫爾巴托夫險些也遭到涅斯捷羅夫同樣的下場。這位有名的放印子錢的人官倒越作越大，和涅斯捷羅夫一樣，他也出了紕漏：原來他見錢眼開，把手伸到國庫去了。
當彼得獲悉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副總督庫爾巴托夫接受賄賂並排擠外國商人時，下令撤消他的職務。從1714年起，庫爾巴托夫開始受審。他聲稱有人誣陷他。只供認在阿爾漢格爾斯克有人向他送過一點食品和“一點小意思”，庫爾巴托夫辯解說，“我受禮是因為他們死乞白賴，我自己真的沒有開口要過。”
案情錯綜複雜，審訊工作進行了許多年，1721年3月，庫爾巴托夫向彼得控告審訊人員偏私，大擺自己以前的功勞，哀求免他一死“因為我已鬱悒成疾，將不久於人世。”過了幾個月庫爾巴托夫就死了。在他名下應扣回的款子有一萬六千多盧布，其中一萬二千盧布是他從國庫挪用的。
不過，拿加加林和庫爾巴托夫侵吞國庫挪用公款，涅斯捷羅夫營私舞弊等人的案子同緬希科夫的盜竊國家財產一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從1713年起，這位特級公爵就不斷地受到審查。醜聞一件接一件。每次他都表示悔過，付清了罰款，信誓旦旦，表示“要在風燭殘年對陛下盡忠。”
這位特級公爵手腳不乾不淨的事沙皇是否知情？顯然他是知道的。只要看一看這位公爵在京都的豪華至極的府邸、他的馬車，酒池肉林的生活，就足可以斷定他的錢來路不明。就連他本人對此也不否認。在審判中無法抵賴時，他就承認他動用了公款，但國庫需要時他也掏過自己的腰包。
對俄國宮廷內幕瞭如指掌的外國使節，曾不止一次向本國政府報告說，緬希科夫恐怕捱不過了，因為聖上對貪汙犯是從不輕饒的。但每次他們都錯了。彼得整緬希科夫的方法不是用大棒敲打，就是罰款，要麼就是從他多得不計其數的領地中沒收一部分田莊，或是將他加以軟禁。特級公爵倒是手鬆得很，他大大方方地將數以萬計或十萬盧布計的罰款繳納國庫，然後換個樣馬上又能把這筆錢撈回來。宦海中的緬希科夫時而浮起，時而沉沒，但是命運女神也奈何他不得，他天生樂天知命，事情過後便又是好漢一條。
他立過案的最後一樁醜行，是與所謂波切普案件有關。波爾塔瓦大捷後，公爵從斯科羅帕德斯基統帥手中接收了波切普城，但他還嫌這份禮太薄，於是又擅自將不少新土地劃歸這座城市，因而受到指控。緬希科夫眼看要倒黴，但這一回他又逢凶化吉。1723年2月普魯士公使曾就此事向國王作了彙報：“緬希科夫公爵，由於擔驚受怕和等待判決而骨瘦如柴，甚至得了病，但他還是把絞索從脖子上扯下來了。據說，在魔鬼重新誘惑之前，他得到了完全赦免。”
值得注意的是，緬希科夫本人完全伏罪。他上書沙皇，內中寫道：“有關波切普城劃界一事，臣自認無意開脫罪責。”
彼得向來對貪汙犯執法如山，但卻從輕發落了這當中的主犯，沙皇的寬大是從何說起呢？
每當彼得審理緬希科夫的貪汙行為時，他當然有些念舊之情。但是這不足以制止彼得懲辦罪犯。不過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情況，那就是彼得對緬希科夫的同情非同一般。他們之間的舊誼也不能同彼得和海軍上將阿普拉克辛或“凱撒大公”羅莫達諾夫斯基的交情同日而語。
只有舍列麥捷夫和緬希科夫這兩名統帥，彼得才放手讓他們指揮重要戰役。就性格和指揮才能而言，特級公爵與舍列麥捷夫截然不同。老元帥謹慎、沉著，行動從容不迫，對每一個決定都要斟酌再三，緬希科夫則相反，熱情而急躁。舍列麥捷夫從不冒險，而緬希科夫則具有冒險的天性。有關舍列麥捷夫的勇敢精神和他帶兵的情況還不清楚。至於緬希科夫作戰時則確實身先士卒。他不畏艱險，出生入死，他堅信，射中他的子彈尚未鑄成。一句話，緬希科夫有他自己的一套指揮風格，凡是要求統帥表現出勇敢、具有冒險精神、動作迅速、強攻猛打的地方，彼得就派他去那裡。每當解決一次戰鬥，或者決定整個戰役勝負的時候，緬希科夫總是身臨其境。試回憶一下緬希科夫向巴圖林的閃電般的進擊，搗毀叛徒巢穴的情景就可以了。在波爾塔瓦城下，緬希科夫指揮騎兵衝鋒從而破了查理十二的計策那件事，幾十年來人們記憶猶新。在彼列沃羅奇那附近俘獲大量瑞典人那一仗，也是行動果決的緬希科夫親自指揮的。
在內政方面他的功績也不容抹煞。他在當首都省的總督時，對彼得堡的建設也盡了心力。每當沙皇離開這個“樂園”時，臨行時必定把首都的保衛和安全事宜向特級公爵交待一番，而後者也總能克盡職守，勉力去完成。
對於緬希科夫，可以這樣說，他具有許多美德，但是他有一個缺點，那就是酷愛公家的錢財。
直至彼得駕崩之前，緬希科夫保住了除陸軍院院長之外的全部職位，但卻失去了沙皇從前對他的那種信任。在緬希科夫同彼得最後幾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過去二人當中的那種親暱態度、互相信賴和熱情沒有了。
在彼得晚年，轟動朝野的事件接二連三，其中最後一件是莎菲羅夫案件。這一案件所以令人矚目主要因為它發生在樞密院裡，最高政府機關中的那種風氣和國家重臣的道德面貌可以從這件案例中窺見一斑。
扮演這出醜劇的主角是一個名叫帕維爾·彼得羅維奇·莎菲羅夫的男爵和樞密院副總監察格里戈裡·斯科爾尼雅可夫一皮薩列夫。本來他們早已失和，時有齟齬，到了1722年，彼得出發去裡海遠征，他的那隻“眼晴”——總監察官亞古任斯基不在首都，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臨時代理他在樞密院的職務，這時二人之間爆發一場激烈衝突。
開始，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想辦法同莎菲羅夫和解，想說服他歸附那個在波切普案件中為緬希科夫遮醜的樞密官集團。但聯盟沒有成功，於是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決定讓那位男爵嚐嚐不識抬舉的滋味。莎菲羅夫有過一次在當時來說上不了綱的舞弊行為。這下便被樞密官這幫人抓住了小辮子。原來莎菲羅夫曾利用樞密官職務之便，徇私舞弊，使他的親弟弟領取超額薪傣。對這類小小不言的舞弊行為，一般人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可是這次卻使莎菲羅夫大吃苦頭。這位副總理大臣已經知道起訴的內幕，也知道原告在舞弊方面的罪行也不比莎菲羅夫少，因而沒有把這當成一回事。樞密院的會議變成了吵吵嚷嚷的集市，樞密官則變成了彼得在一份詔令中所形容的那種“女商販”。他們大喊大叫，亂成一團，誰也不聽誰的，不惜使用各種汙言穢語，競相指責對方，衝突到此並未結束。
對手們知道要讓莎菲羅夫發火輕而易舉，於是決定再次向他尋釁吵架。10月31日，樞密院正在研究郵政工作。負責郵政部門工作的莎菲羅夫，本不應出席會議，因為討論的問題與他本人有關。皮薩列夫建議莎菲羅夫退出會議廳。這個要求合情合理，如果莎菲羅夫不把副總監察官的每一句話都認為是對他的惡意攻擊的話，大概他是不會提出異議的。於是對罵又重新開始了。
“我不能你讓我走我就走，你無權把我趕走。”
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宣讀沙皇的一道詔令作為回敬，詔令規定審議案件時，不得有在政府機關工作的親屬參加。
莎菲羅夫固執他說：
“你不能把我這個樞密官趕走，關於親屬應該回避的詔令對這件事不適用。”
副總理勃然大怒，這時他的嘴巴就沒人把關了。
“你是我的死對頭，你個賊娃子。”他起勁比劃著，衝著斯科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大喊起來。
緬希科夫和總理大臣戈洛夫金也參與了對罵，他們當然是站在副總監察官一邊。
“你們統統都是我的死對頭，這件事你們管不著！”
“看來，你總不能把我宰了吧”緬希科夫故意挑釁說。
“就該把你宰了，你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莎菲羅夫反唇相譏，說道。
緬希科夫、戈洛夫金和布留斯聲言他們受了莎菲羅夫的侮辱，再也無法忍受他的下流無恥的行為，於是示威似地離開了樞密院。留下來的樞密官們宣佈，他們準備繼續開會，但是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立刻站起來說：
“我也走，莎菲羅夫管我叫小偷。”
樞密院會議開不下去了。過了一天，緬希科夫提議，應當撤消莎菲羅夫的樞密官職務。與會者把這一意見記錄在案，但卻不敢免除沙皇所任命的莎菲羅夫的樞密官職務。為慎重起見，大家寧願等候皇上回來再作處理。
莎菲羅夫何以斗膽同權勢顯赫的緬希科夫鬥呢？也許，他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這位寵臣打倒，因而此刻緬希科夫的名聲在沙皇眼裡已經越來越吃不開了。大約兩週以後，兩人中間又爆發了一場爭吵。
莎菲羅夫本該好好考慮這件事的後果，但是他嘴巴缺個把關的。見人就挖苦，故此傷了眾。
樞密院發生的事件被彼得知道了，因為莎菲羅夫和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都把狀告到沙皇哪裡去了。這時彼得剛從裡海遠征歸來，命令成立一個最高法庭委員會，對此案進行調查。莎菲羅夫很快發現他已敗訴，於是向彼得遞交一份呈文；請求聖上赦罪。
法庭決定從嚴判處：判處該犯以死刑。法官們遵循的是1722年4月17日的那份詔令，其中沙皇將法律稱之為“真理的堡壘”，凡象“按張選牌”那樣對法律隨意取捨的人，應予嚴懲不貸。
1723年2月15日嚴寒的早晨，克里姆林宮裡擠滿了人群：莫斯科人紛紛前來觀看處決樞密官兼副總理大臣莎菲羅夫。死囚用雪橇拉到斷頭台前，法庭宣讀了判決書。一位目擊者寫道：莎菲羅夫“按照俄羅斯習慣面向教堂，畫了幾次十字，然後跪下來把頭放到斷頭台上。但是劊子手的助手們把他的兩腿伸直，使他不得不趴著，大肚子朝下。”劊子手舉起斧頭，但卻把斧頭砍到了斷頭台上。這時，樞密院秘書宣讀了沙皇的詔令，把死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亞。
後來，流放西怕利亞又改為流放諾夫哥羅德。在那裡，莎菲羅夫及其一家受到嚴密監視。他從流放地獲釋，那已是彼得死後的事了。其他兩位支持過莎菲羅夫的樞密官，戈利岑公爵和多爾戈魯基公爵也受到了懲罰，不過很輕微。1723年11月，彼得又頒佈了一道詔令，對樞密院中高級官吏行為準則作了規定：“今後如有膽敢違抗命令如莎菲羅夫者，著即就地逮捕法辦。”
這樣，沙皇留了莎菲羅夫一命。
如何解釋沙皇對自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採取如此殘酷的懲罰手段呢？在莎菲羅夫之前，被處死的有加加林和涅斯捷羅夫。彼得對他們兩人都十分了解，但是論他們的功勞和對皇上效忠的程度，與莎菲羅夫可說無法相比。
莎菲羅夫有一種當時極為罕見的本事——寫得一手漂亮的政論文章。當彼得需要闡明北方大戰發生原因的官方觀點，敘述這場戰爭的一些最主要戰役，向本國和外國讀者說明為什麼北方大戰打了這麼多年的時候，他就要靠莎菲羅夫那支生花妙筆了。這位副總理大臣親自撰寫了一篇《論北方大戰之起因》的論文，的確稱得上字字珠璣。這篇洋洋灑灑的長文，是俄國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國際法專著。
莎菲羅夫的文章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彼得在世時，該文曾於1717年和1722年兩次印刷，每次印行一千二百冊，這個印數在當時來說是不小了。
在彼得時代，人的休咎是很難預測的：父母是無名之輩，而兒子卻可能一步登天；相反，一些本來有錢、有勢、有名氣的人物，轉瞬之間榮華富貴化為烏有，甚至連命都搭上了。
彼得臨終前，同他一起創業的戰友已寥若晨星。象羅莫達諾夫斯基、舍列麥捷夫、斯特列什涅夫、戈洛文、佐托夫這些人早已撒手西歸。而另一些人，象緬希科夫、莎菲羅夫、斯科爾尼雅科夫一皮薩列夫等，則完全失寵，而象馬卡羅夫，沙皇已不大信得過了。
彼得和朋友變得生分，這也同葉卡捷琳娜地位變化有關。從普魯特遠征歸來，沙皇組成了自己的家庭。過去給予朋友的親切感情，如今全部奉獻給了他那情投意合的“愛妻葉卡捷琳奴什卡”了。
另一方面，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彼得的朋友們有些地方也實在不給他掙面子。
戰友沒了即便不會使沙皇有茫然如有所失，但也會使他不得不為事業的前途憂。最後一次打擊來自他的至親皇后。關於這點下面還要談到，現在應當加以解釋的是，孤獨，就其本質而言，是一些偉大人物晚年常遇到的情況，如僅僅從人與人的關係角度來看，這樣說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社會方面，存在著截然相反的看法。政論家波索什科夫寫道：“我們的這位偉大君主，捨身忘我地工作，但卻一事無成，因為願幫他一把的人不多，他一個頂十個往山上拉，卻有幾百萬人往山下拽。”在波索什科夫眼裡，沙皇使出十倍的勁，可說是單槍匹馬把改革的重負“拉上山”，但相幫的只有少數幾個“幫手”，而“往山下”拽的反倒有幾百萬口子人。
當時另外還有一位——代理總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對如何評價彼得及其各項改革，則持另外一種看法。他把這些改革比作一輛四輪馬車，每一個輪子好比一個階層。貴族、僧侶和商人這三個輪子，不停地轉動。第四個即最後一個輪於是有官銜的普通人。這個輪子一個勁吱吱扭扭就是不好好地朝前滾，吱扭吱扭，牢騷沒個完。
波索什科夫把作為改革家的沙皇說成是單槍匹馬，得不到社會支持，這話不對，而雅沃爾斯基認為吱扭作響的只有一個輪子，而其他三個輪子都任勞任怨，這也不對的。其實，所有的輪子都吱吱扭扭，只是作響的方式不同罷了。貴族們反對改革和納稅階層（農民和廣大的市民）的反對完全不同。改革的重荷在一架馬車上分佈得很不均勻，因此它加在每個輪子上的壓力也不相同的。貴族的“輪子”經常有油潤滑它，彼得要求貴族為國家作出的犧牲，可以連本帶利撈回來。改革完成之後，貴族的地位，不僅得到恢復，而且更趨鞏固了。彼得在位期間，貴族是他的主要支柱。
1723年，彼得用慶祝勝利的形式，對自己的活動作了總結。
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向彼得建議慶祝波羅的海艦隊的勝利。1720年6月27日，俄國的帆槳大船打敗了瑞典艦隊，費奧凡對此倍加讚揚，強調小艦艇在海戰史上的意義。
這種慶祝會舉行過多次，但象1723年8月那次的慶祝會，就其內容豐富多采而言，是史無前例的。在民眾看來，這正是一個今昔對比：現代的軍艦，強大的艦隊和過去簡陋的小艇，彼得當初做海戰遊戲時用的就是它。
還不能不提一提彼得的寫作生涯。這就是1718年就已開始且一直繼續到彼得逝世為止的《北方大戰史》的著述。有時他只能在日理萬機之餘動筆編寫；而有的時候他可以完全投身到寫作中去。
黎明前的時刻是寂靜的。城市還處在睡夢之中。此時彼得站在自己的辦公桌旁，或者在夏宮二樓的書房裡踱來踱去，仔細斟酌著每一個句子，毫不猶豫地刪去多餘的細節，或者相反，親筆作一些增補，力求對事件的敘述和描寫更為準確，思路更為清楚。是什麼促使沙皇提筆寫作呢？這裡只能提出一個假設性的答案。
彼得積極參加寫作的這部著作，體裁十分龐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它歸入回憶錄一類作品中去，因為沙皇是《北方大戰史》中重大事件的必然見證人，彼得的親身感受，在字裡行間隨處都有流露。但是《北方大戰史》同時也是一部史學鉅著。彼得依據的與其說是他本人和戰友們的記憶，不如說是各種文獻。寫過本書初稿的主要作者，御前機要秘書馬卡羅夫的桌子上，堆滿了行軍日誌、作戰報告、各種佈告、致外國朝廷的國書，緬希科夫、列普林、舍列麥捷夫和其他將領們的報告。在手稿中沙皇加了不少批註，要求執筆者準確描述一些事件和它們發生的日期，諸如“數字需核對”，“此條應修改或重寫”，“修改，從此處起要重寫”。書中，除利用俄國文獻外，還利用了瑞典和土耳其史學家的著作以及被俘的瑞典將領的口供。
最後，《北方大戰史》還可看作是一部政論作品，因為書中涉及了當時的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屬於這類問題的首先是對戰爭伊始俄軍敗於納爾瓦附近的描寫，還有關於阿斯特拉罕和布拉文起義，關於普魯特遠征，以及太子阿列克謝案件等。當然，彼得無意詳細闡述這些事件，因為這些事件不會給他的活動增加光彩。但彼得也不想裝成沒事人的樣子，儘管是一筆帶過，但他畢竟還是交待了這些事件的原委。書中有三處提到了太子阿列克謝案件，但總共也不過寥寥數行而已。
帝王為自己的政績修史，並非自彼得始。這一傳統始於曾主持《皇帝史鑑》編纂工作的伊凡四世時代。在羅曼諾夫皇朝第一個沙皇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當政時期，在他的父親費拉列特大主教的領導下編寫了《新編年史編纂者》一書。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當初也曾想編寫自己在位時期的歷史，但未能如願。為此他還設立過一所史料館，但也僅限於蒐集材料而已。彼得一世是決定使子孫後代銘記他勳業的最後一名沙皇。在他身後，對此再也無人問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