誣陷被害人

申麗姝傾慕寧勇的才華，喜歡聽他演唱的歌曲。可是現在，劉湧讓她把毒汁和糞水往寧勇身上潑，她在精神上當然是痛苦的，不忍的。但鑑於她與劉湧的戀愛關係，懾於劉湧的淫威，她還是屈從了。申麗姝按照劉湧的授意，先後寫了一長一短兩份事情經過的材料。這兩份材料所寫的內容大致相同，都是寫寧勇怎樣對她挑逗、勾引，欲行不軌。

劉湧等人打傷寧勇一案發生在9日11日，為什麼劉湧讓申麗姝在兩份材料後面寫的日期卻是9目6日和9日9日，也就是要讓人們認為材料是寫在打人案件發生之前呢。

這是劉湧精心構造的一個假象。他讓申麗姝這樣寫，就可以“證明”寧勇調戲、勾引申麗姝在前，他打寧勇在後，從而為他打傷寧勇製造藉口，逃脫罪責。劉湧的商人腦瓜在製造假證上也不同凡響。

劉湧逼迫申麗姝寫的這兩份材料，把寧勇描繪成—個流氓、惡棍、無賴。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材料中破綻百出，通篇都顯謊言。

這是兩份徹頭徹尾的偽證，是劉湧在毒打致傷寧勇後，又向他射出的兩支毒箭。

這兩份‘材料”，後來經劉湧交到了公安機關。

編造的謊言是短命的。11年後，當申麗姝坐到劉湧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專案組工作人員面前，看到當年自己親筆寫的兩份《事情經過》材料時，不禁感到愧疚，“劉湧打完寧勇後，有一天到我家找我，說：‘寧勇出事了，將來公安局得找你，你先寫個材料，公安局找你時你就這麼講。’我就按劉湧的說法寫了兩份材料。其實我寫的與事實不符，我也不如道劉湧把這兩份材料交給了公安局。”

劉湧知道，打傷寧勇的案子怎樣了結，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被害人的態度。所以，他一面在背地裡製造假證誣陷寧勇，一面由母親出面去向寧勇求情，並動員所有的“關係”對寧勇進行遊說或威脅。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把這個案於私了、“擺平”，使他逃脫法律的制裁。

面對劉湧暗中發動的這些攻勢，寧勇感到左右為難。

按寧勇的本意，他和妻子都要求公安機關懲處劉湧等涉案犯罪人員。他們深知，一個無端受到一群歹徒惡意毒打，致腹腔積血3000多毫升、脾臟手術摘除這樣重傷的人，竟然願意與打人兇手私了，使其免受法律制裁，這是一種恥辱。犯罪分子逃避了法律制裁，也給社會留下了隱患。更何況，寧勇當時的藝術事業正處於上升期，前程不可限量；可是自被打成重傷後，事業中斷，人成殘疾，心靈痛苦，名聲受損，妻子也在一年之後和他離了婚……這些難道是給幾萬元就能彌補的嗎？

可是，如果不接受調解，寧勇也有難言之隱。他是外地人，在瀋陽沒有根基，形單影隻，難與劉湧對抗；他從那些遊說的人口中知道了劉湧的父親是法院幹部，自卑感就更大了。加之，劉湧在此期間繼續對他及家屬進行威脅，當著他的面說：“我能讓你站著進來躺著出去！”更感到了壓力。於是，他只好違心地同意此案由公安機關做調解處理。

“擺平”之後，劉湧到公安機關“自首”，作了經濟上的賠償。

有了這份調解協議，劉湧和那些打手們又可自由自在地招搖過市，胡作非為了。在劉湧看來，中國的法律對他們來說形同虛設，奈何不得。

劉湧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被粉碎後，專案組的工作人員專程赴丹東看望了寧勇。寧勇雖然年僅40，但身體極度虛弱，一臉病容，他躺在床上接待了客人。他無限悲憤地說，自從十多年前被劉湧等人打成重傷後，身體狀況—落千丈。除了脾摘除、腰外傷造成腎出血，基本上是個廢人了，不久前又做了腰椎骨肩盤摘除手術，出門都要坐輪椅。他氣憤地說：“劉湧毀了我一生，我的損失是無法用金錢彌補的。他害的人大多了。如果當初在劉湧還沒成氣候的時候就追究他的責任，不至於發展到今天成為一個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的頭子。對於我的案子，我堅決要求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七條第二款規定：“在刑事訴訟中，上級公安機關發現下級公安機關作出決定或者辦理的案件有錯誤的，有權予以撤銷或變更，也可以指令下級公安機關予以糾正。”瀋陽市公安局根據這一規定，幹2000年7月17日正式撤銷和平區公安分局當年對“9·11”劉湧、宋建飛、姜鐵鋼、陸宏武、張俊民、姜鐵兵等人將被害人寧勇打成重傷一案的調解處理，決定對該案重新立案偵查。劉湧等人欠下的血債，總是要還的！

人們從劉湧重傷一位演員的案件中可以瞭解其暴虐、兇狠的性格，而這一案件的發生並非偶然。3年後在他家中發生的另一起血案，說明他即使對合作經商的夥伴和朋友，也是殘酷無情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