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與中共秘密會談

——二十五年後又言歸於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告，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長期內戰，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抗日戰爭曾經一度中斷，終於由於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告一段落。在國共內戰時期，美國支持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戰後一段短暫的時期內，美國和中共人士曾有所接觸。爾後，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完全斷絕了。雖然在華沙會談時作過微小的努力，但最後一無所得。

蔣介石被趕出大陸以後，美國繼續支持他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美國第七艦隊奉命防備共產黨侵犯台灣。結果是自一九四八年以後，美國與中國一直沒有外交上的聯繫。

一個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一個最富有和強大的國家之間竟絲毫沒有接觸。事實上，除了通過第三者外，確實沒有別的渠道可以相互溝通。

在美國國內，中國問題成為棘手的問題之一，在美國政界，甚至有人散佈這樣的觀點，有人“把中國出賣給赤色分子”了。右翼人士指責左翼人士要承擔責任，是他們把佔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送給了共產黨。美國人一直激動地談論中國問題，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一個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要提出改變中美關係現狀的話，那是十分困難的。

事實上，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想和美國進行接觸。他們儘管與蘇聯決裂了，他們的反美宣傳仍然極為激烈和尖銳。要打開這種僵局需要最高領導人的巨大勇氣。理查德·尼克松具有這種勇氣，而亨利·基辛格耐心地、堅持不懈地執行了這項政策。事實上，他們向中國伸出手來，也為的是尋找一種辦法，可能借助於中國的幫助以制止北越的侵略。然而我們的希望落空了。擁有二千萬人口的北越人利用我們的孤立主義從“竹幕”的那邊向南推進了。但是，對中國的門戶還是開放的。這是因為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認為，美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且辦事果斷，否則他們也不會對我們感興趣。如果我們象放棄越南、柬埔寨和老撾那樣放棄朝鮮和日本，他們也會因此對他們的政策作出必要的結論。根據我的看法，如果我們放棄台灣，中國共產黨可能認為，與其說這是我們對他們友好的表示，倒不如說這是證明我們是不值得信任的。在這小小的行星上，我們只有進行對話。事實上，除開對話之外，我們都沒有別的選擇。

我擔負與中共接觸的使命大概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當時我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件事。那時我擔任美國駐法國使館的武官，當我從巴黎返抵紐約時，到皮埃爾旅館拜訪剛當選為總統的尼克松。我們會見的時間很短，在談話中尼克松對我說，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想做的工作中，有一項就是設法與中共人士接觸。他覺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完全沒有接觸，對世界是不利的。

當時我認為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我也不知道尼克松究竟該怎麼辦。會見後，他建議我去找當時已被選中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博士。

我從未見過基辛格。他在皮埃爾旅館也有一套房間。過去我曾讀過他的一些著作。顯然，他也曾聽到別人談起過我。在我們見面後，他要求我給他準備關於巴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越南情況的三份報告。幾天以後，我就把報告交給他了。我在皮埃爾旅館見到的基辛格幾乎是一個溫文爾雅缺乏膽識的人，而以後我卻不再是這個印象。我當時有點納悶，為什麼當選的尼克松總統會選中基辛格這樣的人來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

事隔一年以後，有一次我從巴黎返回華盛頓，基辛格交給我一封給中國的信件，內容是說如果中國方面願意，美國準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秘密談判。此事可通過美國駐法使館武官弗農·沃爾特斯將軍進行聯繫，保證嚴守秘密。信中還指出，如有必要，尼克松總統準備派高級代表到巴黎與中共人士會談。我被授權以口頭方式告訴他們，這位高級代表是基辛格博士。這時，我又去見尼克松總統，他指示我今後應該通過基辛格直接向他本人彙報，並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參與其事。

一九七０年四月二十七日，我企圖把信件交給中國駐法國使館武官，他名叫範文（譯音）。他是我經常見到的中國使館官員。但是每當我們見面時，互相都假裝視而不見，從來沒有握過手，講過話。此外，我也很難找到單獨跟他在一起的機會。那天，在出席波蘭使館招待會後，非常偶然地在院子裡突然見到了他，而且只有我們倆在一起。我向他走去，並用他也會講的法語對他說：“我是美國使館武官沃爾特斯將軍，我有一封我國總統給你國政府的信件。”他目瞪口呆地瞧著我，好象想說什麼，但又不知說什麼好。最後，終於氣吁吁地用法語說：“我告訴他們，我告訴他們，我告訴他們。”說完急忙跨入“奔馳”轎車開走了。我把這次碰壁的情況向基辛格彙報，他指示我暫時把此事擱一捆。

六月十六日，我接到一封信件，指示我要在六月十九日將此信交給中國駐法大使黃鎮。我立刻想到地處鬧市的中國大使館比較弓隊注目，便決定到市郊納伊區的大使官邸找他。第二天早晨八時許，我步行到城堡街大使官邸附近，那裡距離我的住處不遠。八點半整，大使乘坐他們本國製造的、“奔馳”式無產階級高級轎車駛出大門。第三天，也是同樣情況。我由此得出結論，他每天總是八點半出門。六月十九日早晨八點二十分，我未經通報就推開大使官邸前院的大門。那時，基辛格從巴基斯坦到北京的閃電式旅行剛宣佈。我的這次使命無疑是中美初次接觸的結果。

中共使館在巴黎有兩處房產。一處是在喬治五世大街的大使館。在法國政府承認毛澤東政權為合法政府後，中共從國民黨政府接管了這座老式的辦公大樓。這裡地處巴黎市中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場所，所以幾乎無人不曉。為了避免招搖過市，我選擇了到另一處住宅跟他們聯繫，這是諾曼第莊園式的寬敞建築物。顯然，過去是非常富有的法國人的財產。這住宅四周是花園，故而並不面臨街道。花園周圍有高牆，臨街一面，還釘有金屬板的柵欄以防行人窺視。除了大使以外，使館其它人員也住在這裡。我從我的納伊區的寓所步行到中國大使館官邸，這樣就不致於被人察覺。因為所有屬於外國使館或外交人員的汽車都有帶著CD字樣的牌照，並根據不同國家分別用數字以示區別。譬如說，CD6代表美國，CD45代表英國。這樣，與中國人接觸的問題就複雜化了。帶著CD6牌照的汽車在中國使館附近出現顯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明確地告訴我要謹慎從事，否則會影響全局的計劃。

當我推開大使官邸的大門時，一個年輕人正在那裡等候著。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紹，並告訴他我是來遞交信件的。他說他名叫魏棟（譯音），是大使的助手。他示意我跟他進去。我們穿過庭院一直到官邸主樓的門口，另一名官員出來迎接。他說他名叫趙貴生（譯音），他講的是英語。他們好象是在等待我，所以我想基辛格可能早已將此事事先通知他們了。他們帶我到一間寬敞的客廳，其陳設富有中國民族色彩，四周牆上都是紅綢貼面。

不久，大使來到客廳。他稱讚我辦事細心周到，不到大使館而到這裡來找他。如果到大使館，警察和新聞記者就會很容易發現我的行蹤。他說他很高興和同僚交談，因為在擔任大使前，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他答應將信件轉交北京當局，他對信件本身不作任何明確的表態。他講的是漢語，魏棟把他講的話譯成法語。

第二次會晤時，大使告訴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接受談判原則，並同意由我負責在兩國政府間傳遞消息。大使說他希望事先了解與基辛格博士會談中要討論的問題。七月二十日，中國方面接受基辛格的建議，決定基辛格來巴黎與中國大使會談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我用與北越人會談時使用的專用密碼立即報告白宮基辛格辦公室。唯一知道內情的只有我的女秘書南希·烏萊特。

中國使館人員在一間寬敞的大廳裡接待我，只有一、二次例外。這間大廳的傢俱、圖畫和佈置完全是中國式的。在會談時，我和大使通常並排坐在長沙發上，沙發前的小桌上擺著食品和飲料。法語翻譯魏棟坐在右邊，英語翻譯趙貴生坐在左邊。每次會面時，總是端上中國花茶，還有中國葡萄酒和茅台酒。我不敢多喝這種烈性的茅台酒，也從來不按中國習慣在乾杯時把酒一飲而盡。除此以外，還有荔枝、棗湯和杏子罐頭。我不喜歡荔枝，但是杏子罐頭滋味鮮美，我頗為喜愛。為了禮尚往來，我也送些活動鉛筆、自來水鋼筆或美國糖果之類的禮品。我們都沒有送過值錢的禮物。隨著我們關係的發展，他們經常問我有關美國的問題，我也向他們提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我們的關係開始時比較死板和拘謹，後來就越來越友好和不拘客套。但是，雖然談天說地，言談也還是謹慎小心的。

我安排基辛格到巴黎與北越進行秘密談判長達一年多時間。一九七０年七月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一次與中國大使會晤。從那時起，基辛格到巴黎後總是先與中國人會面，然後再找北越人談判。為了不惹人注目，我採取了各種辦法和不同的途徑把他帶進法國。他也採取了許多審慎的辦法，除了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幾個親信助手外，其它美國人都不知內情。尼克松總統指示關於我的秘密使命，既不要告訴國務院，也不要告訴國防部。基辛格乘坐總統專機“空軍一號”來到巴黎，出發前在華盛頓某個場合露面，動身來巴黎時往往是週末，回華盛頓時再在某個場合露面，使人們不懷疑他的來去行蹤。

七月二十五日夜間，基辛格來到巴黎，在我的寓所過夜，並題在我的臥室。他的助手睡在我的客房，而我自己只好躺在起居室的沙發上。二十六日早晨，在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後，我第一次把他帶到中國使館大使官邸。中國人象招待我一樣，端來茶水，擺上荔枝和杏子罐頭等食品。基辛格和中國大使回憶起在戴高樂將軍的葬禮時曾見過面。那天，基辛格曾想找中國大使交談，但這可能招致軒然大波。後來話歸正題，大使宣佈周恩來已接受這樣的原則，即基辛格在尼克松總統訪華前去中國訪問，時間定在十月下旬。中國建議，如果基辛格要來中國，可取道阿拉斯加到上海。基辛格建議，當時負責與北越談判的美國布魯斯大使陪同他訪問中國。中國方面提出種種理由，表示此事難以辦到。基辛格說布魯斯大使得到總統的完全信任，對布魯斯大使不能隨同訪問甚表遺憾。基辛格還說，美國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談判都將告知中國，並請將此事轉告周恩來。看來這種做法，中國人是滿意的，並且比較放心了。

基辛格與中國大使的會晤，比起我與這位大使的會晤來顯得拘謹了。以後，我定期與中國使館人員會晤。八月十六日，基辛格又到了巴黎，這次是通過另一個鄰國抵達法國的，由我秘密地帶他進入巴黎。與以前一樣，他並不通過法國的入境檢查員或海關人員。

當我與中國人再次會談時，他們對我的談話總是表示很大興趣，有些話題根本與我擔負的使命無關。顯然，二十五年來中美兩國互不來往，關係極不和睦，因而他們對與美國人會談是很高興的。我們的交談極為麻煩，我一會兒講英語，一會兒又講法語。魏棟和趙貴生都給大使作翻譯，魏講法語，趙講英語，翻譯都很流和熟練。當翻譯中有搞不清楚的問題時，兩位翻譯用兩種語言分別詢問。因此，大使要聽兩種語言的翻譯。這樣做的目的似乎是為了更確切地瞭解我的講話內容，以保證談話內容確實無誤。但用這種辦法談話很費時間，一次會談往往要持續幾個小時。

最初會談時，他們拿一份材料給我看，讓我作記錄，但不讓我帶走。後來，我們關係有所進展，他們給我文件，可以保存，我也照此辦理。但是，我不能用美國政府的紙張，而只能用法國的水印紙。他們給我打電話時也是小心翼翼的，只是在約定會見時間時通知一下，在電話裡不談論其它內容。我們都用代號稱呼對方。我打電話只能找魏棟或趙貴生，而他們只能找我的女秘書南希·烏萊特，因為使館裡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事情。

由於我的活動對美國駐法國大使也是保密的，所以我也很難向他說明我為什麼不能陪同他參加武官應該參加的某些軍事方面的禮儀性活動。但是迪克·沃森大使跟我極為友好，我想他已知道我的活動。一九七二年三月，當我從巴黎離任回國擔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後，他接替了我的工作，為中美兩國秘密來往從中傳遞消息。

顯然，中國使館人員對我個人也作過一番調查研究。因為他們設法讓我知道，他們瞭解我去過越南，喜愛滑雪，對地下鐵道也感興趣。中國大使曾對我說：“哪天您到中國訪問，可以讓您參觀我們的地下鐵道，看看城市裡的地道。”他們從來沒有談到過台灣，這是個禁忌的話題。因為我們雙方的立場還有很大的距離，還是不談為好。一般說來，我們雙方都避免談論可能引起爭論的問題。有一天我談起蘇聯是左派，而他們糾正我說，蘇聯實際上是右派，是社會帝國主義。

中國人接待基辛格時與接待我時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去見中國人時，魏棟在大門口等我，然後領我到大使官邸的主樓門前，由趙貴生負責接待，並帶我到我稱為“滿洲廳”的大廳內，其佈置都是紅色的。幾分鐘後，大使來到大廳，握著我的手，用漢語說：“您好！”我也用漢語回答：“您好。”我們坐下後，他們總是請我吃東西——杏子罐頭或荔枝罐頭——喝茉莉花茶，有時還有茅台酒和中國產的玫瑰香葡萄酒，這些我不太喜歡。當基辛格來訪時，完全是另一種禮儀。魏棟和趙貴生在大門口等候，到主樓時，大使在門口等著。這時，室內不僅輕輕地播送中國音樂，而且可以聞到焚燒檀香的微微的芳香。

基辛格和中國大使會談後。曾問起我來中國使館時的禮儀待遇。我說情況不同，並向他描繪一番我單獨來見大使時的情景。基辛格臉上顯出滿意的神秘的笑意，好象是說在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里，也承認他和我的等級差別，禮儀待遇也不盡相同。

我曾經將很多白宮發來的信件轉交給中國使館，又將中國人的信件發往白宮。這些信件是安排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和基辛格的訪問有關事項。原則上基辛格的訪問安排在尼克松總統之前。後來，大使對我態度越來越隨便了，有一天，他談到我們兩國之間的信件來往竟通過我們兩個軍人來進行，這真是有趣的事。他說，中國是愛好和平的。我回答說，一旦他進一步瞭解美國，他也會覺得我們的國家也是愛好和平的。他問我，蘇聯外交人員有沒有問起過中美關係問題，我老實告訴他沒有。他還問我是否認為蘇聯已經知道基辛格即將訪華。我說我不知道，根據我的經驗看來，蘇聯情報機構的活動儘管十分活躍，他們在這方面還沒有這樣大的本事。大使放聲大笑，並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背部。

大使問我許多有關美國的問題，例如：與總統不屬同一黨派的人能不能當州長，內閣部長是否應該是參議院或眾議院成員。他問我美國有多少汽車，我告訴他美國二億多人口有一億輛汽車，這個數字使他頗為吃驚。

在八月和九月，隨著我們會談進展，我發現大使對我更為親切和樂於協作。然而，顯然他本人不能作出任何重要決定，重大事情都得由北京決定。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去找米歇爾·若貝爾，他的地位的重要，人們喻之為蓬皮杜總統的基辛格。他問我談判進展如何，我告訴他，中國已同意在尼克松總統訪華前，基辛格先去中國訪問。他問我，我是否認為中國人實際上操縱著北越。我回答說，中國人和蘇聯人實際上都是北越的後台，他們都給越南提供武器、糧食和金錢，使越南能堅持下去。但是著貝爾認為中國人對越南人的影響比蘇聯大，他告訴我說，他曾對蘇聯駐法大使瓦萊裡安·佐林說過，法國和蘇聯在越南問題上有相似之處，也就是說兩國對越南起不了多大影響，然而，蘇聯給越南的錢可多得多。他還說佐林對此似乎很不高興。就在那時，我寫信向白宮建議，請尼克松總統寫信給蓬皮杜總統，感謝他在美越巴黎談判中所給予的幫助。這件事後來照辦了，蓬皮杜對此頗為讚賞。

九月三日，我給中國人送交一封關於美蘇海上衝突事件談判的信件。大使看了信之後，微笑著對我說，希望今後不要發生船隻在海上相撞的事件。我回答說我也希望這樣，但是蘇聯船隻在海上航行時常常過分靠近我們的船隻。有一次，在地中海航行時，我親眼看見蘇聯船隻離開我們航空母艦隻有幾百米。

此外，中國大使還談到中國的人口問題。中國每年出生人數大約是一千三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相當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大使說，中國設法減少到一千萬。中國在很多領域裡還比較落後，很需要得到幫助。不過，他們在針灸方面有獨到之處，所以在醫療技術方面可以和西方國家進行交流。

每次拜訪，他們顯然要留我多呆一會兒，多交談交談。他們喜歡談話和交換意見，而我也相當坦率地與他們交談。大使問了我一些關於我個人的事，譬如：我是怎麼當兵的，又怎樣當上了軍官，在大戰期間於了些什麼，結婚了沒有？我回答說沒有。他又問我信什麼教？當我回答說我信天主教，他點了點頭，未置可否，只表示知道這一事實罷了。有一次他問我：“基辛格是信猶太教嗎？”我只是淡漠地回答，我從來沒有與基辛格談過宗教問題。我對他說，主要的他是個美國人。後來我對基辛格談及此事，他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

九月二十一日，我交給中國人一份基辛格訪問北京隨行人員的名單。在這以後，他們提的問題更多了，如問我美國軍人的退休年齡，我說像我這樣有少將軍銜的軍官的退休年齡是五十八歲，如果我被提升為中將，那就得五十九歲退休。大使似乎感到這個年齡退休早了些。大使還問我退休後能否享有專用汽車和配備一個司機。我回答說沒有。但是我回答說我退休後可以得到數目可觀的退休金，生活可以過得很舒服。

中國大使和基辛格幾次會談以後，他告訴我他喜歡和基辛格打交道，因為基辛格性格比較坦率，說話直截了當，而且相當幽默。他說尼克松總統到中國訪問會受到歡迎。有一天他問我基辛格有沒有在部隊呆過，我說他曾經是軍人。他又問我那時他是什麼軍銜。我說在大戰期間他是普通的士兵，但是基辛格愛跟別人說他是預備役的上尉。大使說：“啊！如果是這樣，我們都是將軍，他應該向我們敬禮。”我回答說：“他可能向您敬禮，但遺憾的是他不會向我敬禮。”我很喜歡這種開誠佈公和坦率的會談。我們象來自不同星球的居民，但最後終於建立了聯繫。

我跟中國人聯繫時，代號是“讓”，而與越南人聯繫時，代號是“安德烈”。我打電話時說“讓”要找魏或趙接電話。九月二十二日，趙打電話給我，要交換關於基辛格的座機與上海虹橋機場指揮塔台無線電頻率的情報。後來，我們談起有關語言的問題，我說我很抱歉，不會講漢語。我們終於找到了一種共同語言。黃鎮大使和我都懂俄語，我們開始用俄語交談。但是我的俄語並不高明，而他的更糟。他笑著對我說，別人決不會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大使與美國駐法使館的武官會在一起用俄語交談。在那時，我們已頗為知交，大使手扶著我的肩膀，一直送我到大門口。當然，我一直擔心，我拜訪中國大使的事會被蘇聯人、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發現，他們會懷疑一個美國將軍到共產黨中國的使館去幹什麼。幸好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

九月二十八日，我又到中國大使官邸，告訴他們，我要回美國與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磋商。大使告訴我中國正與法國就關於購買供國際航線使用的協和式飛機一事進行談判；他還說，一旦中美關係比較正常後，中國也一定會購買美國飛機，以供國內航線使用。我說：“在你們還不能自己製造這類飛機以前，就買我們的飛機吧。”大使笑著說：“我們的想法正是這樣。”他還問我關於美國的吸毒問題，問我對販賣毒品的人該如何處理。我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對那些把劇毒品賣給少年的販子應該處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認為對這些傢伙怎麼處罰都不過分，因為他們會損害一個民族的體質。

十月二日，我將尼克松總統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會談簡報交給中國大使。我對他說，蘇聯已邀請尼克松總統訪問莫斯科，但尼克松總統還沒有表態，我們堅持應將此事告知中國。顯然我這樣作，是華盛頓的指示。十月三日。我又向大使遞交一份信件。大使問我掙多少錢，沃森大使薪水是多少？我告訴他，如果美國人掙一百萬元，就得交百分之八十所得稅。他對此感到吃驚。然後又說，他作為軍人，愛跟軍人打交道。因為我們不像一般外交官那樣喜歡轉彎抹角。魏和趙翻譯這句話時，似乎都不太自然。在這次會談時，他們請我轉交他們同意的基辛格訪華隨行人員名單的信件。大使說，他在一九四六年見過來中國的馬歇爾將軍和他的夫人。我說馬歇爾夫人還健在，已經九十多歲了。

還討論了對座機到達上海機場後一系列細節問題，諸如機場詳細情況，地面供電情況，沖洗飛機設備，登機舷梯，以及由中國負責保衛工作等等。所有關於尺寸問題都以公制計算。在飛機返回美國時，中國方面要在二小時前通知關島。中國方面還要求隨行人員始終穿著便服，不要公開佩帶武器。

他們經常晚上打電話找我。十月九日，要我在晚上十點去找他們。遇到這種情況，我有時步行，有時把汽車停在離大使官邸較遠的地方，再步行到那裡。我從汽車反光鏡裡看看或回過頭去看看，反覆證實我後面是否有人跟蹤。當晚，他們接受了隨行人員名單，並交給我有關虹橋機場辦理手續的程序。他們還附加說明，中國的銀行一般是不接受美元的，但對基辛格一行則特別照顧；我告訴他們尼克松總統即將訪問蘇聯，而中國是獲得這個消息的第一個外國政府。我還交給他們一份基辛格將要發表的新聞發佈會上講話的副本，他們很感興趣地接受了。

十月十二日，我又去找他們。他們回答了我以前提出的許多問題。我還告訴他們從關島起飛後基辛格座機的無線電呼號。他們對我很熱情，並要求我告訴基辛格，中國歡迎他來訪，而他的訪問已不會遇到什麼困難了。他們同樣歡迎尼克松訪華。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尼克松總統表現了很大的勇氣，他將受到中國的熱情接待。按照大使的看法，由於中國邀請尼克松訪華，因而蘇聯也邀請他訪蘇。大使詢問我，美國還有誰知道我們來往的事。我說據我所知，只有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黑格將軍以及基辛格的有關隨行人員，而在巴黎只有我的女秘書南希·烏萊特小姐。我把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給他們，並說他們如果有緊急的事，而我又不在巴黎，可以與她聯繫，後來他們與她聯繫過。大使告訴我，中國知道此事的人很少，而在使館裡只有魏和趙知道。他還提到基辛格建議以渥太華為談判地點，因為中國已在加拿大設立了大使館。但是他們認為那裡不是合適的地點。他們喜歡通過我和他作為溝通兩國政府的渠道。

在下一次見面時，在談論公事之餘，大使在閒聊中問起為什麼美國已決定不生產超音速飛機。我說，按照我的看法，這是一個錯誤，我們在不久的將來要生產這種飛機。大使同意我的看法。

十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我又去中國大使官邸，談的還是有關基辛格訪華事宜。他問我美國軍人在美國生活中的作用。我告訴他，他們是國家的僱員，就國內情況而言，並不是衛士。他們不能競選公職，軍人在政治上沒有地位，而且在參加政治集會時不能穿軍服。我國還有一條奇特的法律，它規定，如果在最近十年內曾在軍界任職的人不能當國防部長。我覺得，這種規定對軍人來說是不公平的，而且把軍人當作危險人物來對待的，這在美國曆史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大使聽了這些話後也感到迷惑不解。他問起馬歇爾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情況。我說馬歇爾將軍是國會破例通過一項法令後擔任公職，而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以前，放棄了五星上將的軍銜。我還提到，有一次蘇聯人曾問起我能否參加競選，我回答說不能。我們的蘇聯同僚說他可以。我說：“是的，但是我有一點比您強，因為我可以站到反對派一邊，而您卻不能。”大使哈哈大笑，雖然在這方面，中國與蘇聯的情況並無區別。

我隔幾天就找中國大使，經常定期會面。十一月十八日，我們商定在北京時間十一月三十日清晨五點、華盛頓時間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點，雙方同時宣佈尼克松總統訪華日期，總統訪華為期七天，訪問北京後還訪問杭州。美方原來建議宣佈尼克松總統訪華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但中國方面不同意。在我追問其理由時，他們說因為那天恰好有一位北越高級領導人在北京訪問，因此感到為難。他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宣佈尼克松總統訪華。

中國人屢次勸我喝他們的烈性酒，我強調說我要自己駕駛汽車，醉酒開車會被拘留，所以總是謝絕。我終於決定對他們講一個關於俄國人酗酒的故事。他們很喜歡聽有關俄國人的故事。有一次赫魯曉夫訪問美國，他對艾森豪威爾說他看到許多美國人酗酒。艾森豪威爾對此感到吃驚，他並不認為美國的酗酒者比別的國家多。赫魯曉夫堅持他的觀點。於是，艾森豪威爾從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支手槍遞給赫魯曉夫說：“如果您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許您向他開槍。”赫魯曉夫把手槍裝在口袋裡，來到了紐約。他在蘇聯駐聯合國使館過夜，第二天早晨在紐約市到處溜達。他在帕克路和八號街口碰到一個醉鬼，他向這個醉鬼開了一槍。然後，在麥迪遜路和八十二號街口向另一個醉鬼開了第二槍。到列克星頓路和八十四號街口又向第三個醉鬼開了槍。第二天，紐約各報都在頭版用大標題刊登消息：“三個蘇聯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殺。”他們聽完我講的故事後，都放聲大笑。

這一天，大使問我是否陪同基辛格訪華。我說我對此事還一無所聞。大使說，他曾向他的政府官員談起過我，說我為打開關閉二十五年之久的中美關係之門出過力。我也很希望隨同基辛格訪華，但最後並未成行。

十一月二十日，中國大使打聽基辛格與北越人的會談為什麼取消了。我說基辛格原來約定與黎德壽會談。但開會前二天，他們突然通知說黎德壽不能出席。因此，基辛格拒絕會見級別比較低的官員。

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去中國大使官邸時告訴他們，我將陪同尼克松總統去亞速爾群島。同一天，我發電報給黑格將軍，告訴他我在陪同尼克松總統訪問羅馬和馬德里時，我的名字沒有列入隨行人員名單，沒有專門的房間，也沒有事先為我準備交通工具。我希望這次訪問不會發生類似情況。我接到黑格將軍親切的答覆，說這次將作為總統十分信任的翻譯給予妥善的安排。

尼克松總統曾指示我向中國要求釋放理查德·費克圖和約翰·唐內，這兩個美國人被指控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中國監禁已達二十餘年。總統在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國作出反應而釋放他們，將在美國受到高度的評價。中國大使答應轉達信件，但當時並沒有答覆。我動身回到美國，然後陪同尼克松總統到亞速爾群島。在我離開巴黎期間，中國方面派人告訴我的女秘書南希·烏萊特，宣佈他們將釋放費克圖和唐內。幾年以後，我見到了這兩個人，我把他們介紹給我的女秘書，並告訴他們，我曾要求釋放他們，而我的秘書當時曾接到釋放他們的通知。

十二月二十日，我又到中國大使官邸，大使說他在電視裡看到了我和尼克松以及蓬皮杜總統在亞速爾群島時的情況。我的聲譽顯然提高了。他們還讚揚了南希·烏萊特，她與他們打交道時非常謹慎和能幹。我說我知道，正因為這樣，我請她當我的秘書。此外，中國大使對印度一巴基斯坦戰爭的進展感到憂慮。

聖誕節那天，他們打電話給我，向我祝賀節日，希望第二天能見到我。次日，當我到大使官邸時，他們熱烈地向我和美國人民表示祝賀新年。大使對我說，尼克松總統在亞速爾會議上處理貨幣問題時，與打開中美關係門戶時一樣，都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他說，大家都同意這種看法，只有《紐約時報》的詹姆斯·賴斯頓例外。當週恩來總理稱讚尼克松總統的這種勇氣時，賴斯頓對周恩來總理說尼克松總統沒有這種勇氣。大使對中國在聯合國建立使館時美國給予的禮遇表示感謝。他還和我談起美國大量的糧食生產問題。我說蘇聯的耕地面積比美國多一倍，但是要用三十二個勞動力才能供養一百個人。而美國只需二個人。這不僅是一個機械化問題，因為蘇聯的拖拉機數量比美國多，這是由於美國在勞動組織方面作得更為有效。

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們同意關於與尼克松總統座機聯繫的各種方案。然後，我們討論了帶有普遍哲理性的問題，我說我覺得每個國家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國家，美國也不希望任何外國人來教他們如何管理國事。

一月十九白，由於一架南越的飛機飛人中國南部而墜毀了，中國對此感到很惱火。我向他們解釋事情的原由，因為我早已獲悉這次事故的經過情況。經說明後，他們仍讚揚尼克松總統對中國執行開放政策的勇氣。我說，可以設想中國方面要下這樣的決心也並非易事。大使嚴肅地點頭表示同意。顯然，在邀請尼克松訪華問題上，在中國黨內也得作一些說明，為什麼要讓他們長期來一直抨擊的尼克松來中國。我說按照我的看法，只有象尼克松這樣溫和派的總統才能對中國執行這種開放門戶的政策，如果一個自由派的民主黨的總統這樣乾的話，必然會被指控出賣給“赤色分子”。大使接著說，蘇聯長期以來想把中蘇關係變成主僕關係，這是中國非常憎惡與絕對不能容忍的。中國已經上過一回當了，決不能再次上當受騙。

第二天，我交給中國使館參加中美會談各種會議的人員名單、飛行計劃、陪同總統的政府官員名單。他們交給我總統在訪問杭州時的住房安排計劃。我還交給他們一些準備插在總統汽車上的旗幟。他們指著旗幟，一面稱讚綢子和刺繡的質量都很高，中國人這麼說確實並不是恭維話！

一月二十六日，他們對運載總統隨行人員的飛機數目太多感到有點為難。當談話結束正要離開使館時，有一輛大眾牌大轎車駛進院子，在屋裡的人把我帶到客廳旁邊的一間房裡。一直等到那些從車上下來的人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我才出來。顯然，他們不希望這些坐汽車的人看見我來到使館。

一月三十日，我要求他們設法使北越人更為理智些。他們交給我一封態度強硬的回信，重申北越是正確的，而美國正在進行一場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戰爭。當他們念這封照會時，態度比較尷尬，但是沒有作任何評論。第二天，他們又交給我一份態度同樣強硬的照會。這份照會是答覆我方提出關於在北京舉行尼克松和黎德壽會談的可能性，因為黎德壽在尼克松訪華前後也在北京。中國人在照會中指出，這不是他們應該管的事情。這種接觸應由美國和北越直接進行。我還交給他們尼克松將在北京周恩來宴會上講話的發言稿。我們還談到中國最古老的軍事著作《孫子兵法》。大使對我說，這本書是中國軍事學校的必讀書。

在那幾天，中國人還告訴我們未經證實的報告，說蔣介石“集團”準備在尼克松總統訪華途中，派戰鬥機擊落總統座機，還說這些戰鬥機還有大陸中國的國籍的標誌。他們說，雖然難以判斷情報的價值，但是出於謹慎的考慮，還是把情況通知我們。我對此表示感謝並準備採取相應措施。

二月十一日，他們再次拒絕在北京安排尼克松總統與黎德壽的會晤，大使及其助手對於那份交給我的語氣生硬的照會，感到有點尷尬。二月十五日，他們指出，我們已進行了四十二次會談，還說我們很友好，對我非常瞭解。他們在兩天後告訴我，一旦總統座機進入十二海里領海的中國海域上空，他們負責保護總統座機的安全。

尼克松總統的訪問進行得很順利。中國人對此非常滿意並多次談起此事，他們認為此次訪問打開了發展中美關係新的可能性，又對尼克松總統表示讚賞。這時，我即將從巴黎離任，基辛格決定由沃森大使接替我與中國繼續保持聯繫。沃森大使事先也瞭解我的活動；在此以前，他帶著基辛格驅車前往特拉卡代羅廣場與我會面，當時沃森大使對我也在那裡等他們感到吃驚，這時基辛格已決定將全部情況告知他。

三月五日，中國人請我赴宴，這幾乎是我離開巴黎的前夜了。他們得知此事後堅持宴請我。我們在大餐廳入座，大廳的陳設華麗，牆上掛著一幅繡著毛主席和少數民族人民在一起的絨繡。顯然，製作絨繡的藝術家是受到名畫《最後的晚餐》的啟示的。這頓飯有十四道菜，還有中國葡萄酒和法國上布里尼翁城堡生產的酒。在祝酒時，大使說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不管將來會發生什麼變化，至少，他和我都已完成了使命。我們使兩國領導人建立了聯繫，因為我們過去都是當過兵的軍人，這就使我們談得更為順利融洽。他還說：“我知道您要到中央情報局工作，如果我有什麼話要奉告的話，那就是對蘇聯人要小心點。他們是危險人物。我們中國人對這點很瞭解。”

我在答詞中謝謝大使在完成我前所未有的使命中給予的友好幫助。我說，他們也該知道，在我擔任新的職務期間，我也將忠誠地為我的國家服務，但是我也不會忘記他們對我的友情和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重要性。大使回答說，如果不是因為看到我忠誠地為祖國服務，他也就不會這樣地讚賞我。他再次提出，他認為隨同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的記者團驚人地龐大。他說任何一個訪問中國的國家元首所帶的記者不超過八個或十個人。他還說我們的會談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只有少數人知道這個秘密。我們又回憶起我們開始建立關係時的情景，他認為我決定到他的官邸找他這件事幹得很出色。我說如果他們的武官在四月份就接受我遞交的信件，會談會開始得更早一些。他笑著聳聳肩說：“當時時機還未成熟。以後情況就變了。”他還說我們已會面四十五次了，他為我們將來第四十六次會面而乾杯！他還歡迎我去中國訪問，因為我曾經為促進中美兩國在沒有敵意的情況下進行談判而出過力，而多年來兩國關係一直是敵對的。

這是一段令人神往的經歷，特別是使基辛格多次秘密來到法國，對我來說也確非易事。基辛格來巴黎時住在我的寓所，總是怕被別人發現或遇到熟人。幸好我的在地下室的汽車間，可以一直把汽車開進去，並立刻把門鎖上，別人也無法跟隨我們了。直到基辛格在法國電視台會見電視記者前，我使我的女管家一直相信，我的這位客人是基爾斯曼將軍。在會見電視記者後的次日，我的女管家告訴我她已知道我家的客人是誰。我對她說她一定認為是基辛格博士。但基辛格是一個重要人物，尼克松總統的特別顧問。如果他來巴黎，一定住在美國大使豪華的官邸，而決不會住在我這小小的寓所裡。我承認我的朋友基爾斯曼將軍的確很像基辛格，如果他倆不在一起，看起來十分相象，如果他們倆在一起，他們確實是不同的。她終於相信了。至於我的勤務兵霍爾上士和後來接替他的約翰·索耶，他們每天侍候基辛格早餐，當然知道他是誰，但他們的審慎是堪為典範的。

這些會談是令人十分滿意的。會談從零開始，直到尼克松總統成功地訪華。幾年以後，當時尼克松總統已經辭職，他從聖克利門蒂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將再次到中國去，他讓我第一個知道這個消息，因為我過去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門戶，他也想在毛主席在世時再見到他。他引用了上次訪華時毛主席對他說的話：“我是世界上頭號共產黨人，而您是世界上頭號反共分子，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來了。”

我相信會談的機密一直保守得很好。在巴黎許多招待會上，我和中國大使曾經多次見面，但都假裝互不認識，即使在公開場合一起渡過二、三小時時也是如此。事後證明，蓬皮杜總統也是忠實遵守諾言的，只有法國情報機構最高級人士才知曉此事。當會談公諸於眾，只有少數人瞭解內情。在只有很少內勤支持和在很薄弱的基礎上，在只有我的女秘書知道的情況下，我竟能堅持進行如此曠日持久的會談，我對此感到驕傲。當然，這對我說來是一個長期的困難時期，我得自己收發電報，我常說我是美國政府支付最高薪金的譯電員了。但是我能為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中美關係的這種勇敢行動添磚加瓦感到滿意。我讚賞亨利·基辛格的魄力和想象力。他自己不知疲倦地工作，對別人頗為苛求，有時甚至是傲慢和不講道理。但是，他懂得權力和權力的用途。他和尼克松總統一樣，要和對他們的做法抱不友好的、甚至是敵對態度的國會作鬥爭。我對基辛格是尊重的，雖然對他的做法並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想象，誰能幹得象他那樣出色。我與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的使命，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