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摩薩台與哈里曼的故事
——解決石油問題未成
在一九五一年,伊朗首相阿里·拉茲馬拉被具有宗教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刺死之後,伊朗國王任命穆罕默德·摩薩台為首相,他是一個很有錢的大地主和伊朗民族主義者。他年逾七十,可是他在伊朗的議會里堪稱是出色的演員,常常能要哭就哭,要昏倒就昏倒。許多伊朗人認為,這足以表明他是感情豐富的和為人真實。伊朗的議會中的右翼和左翼議員聯合在一起,擁戴這位容易激動而又脆弱的老人,於是他很快就開始勇敢地採取行動來對付英伊石油公司了。這家公司自一九一一年以來就控制了大部分伊朗的石油工業,包括鑽探、生產,並在波斯灣沿岸的阿巴丹建有巨大的煉油廠。當時丘吉爾任英國海軍大臣,他很明白石油將迅速取代煤作為軍艦的燃料,並想為英國獲取足夠的石油供應,因而他鼓勵英國對伊朗石油進行鉅額投資。他選擇的工具——英伊石油公司,成為石油世界最大的能源基地。儘管名字叫“英伊”,它還在別的地方開發石油,並在世界各地設有煉油和供銷網。伊朗人認為英伊石油公司購買石油的價格是不公平的,而它獲得的偌大贏利是不能容忍的,因而燃起了一股民族主義的熱潮,而摩薩台正處在這個熱潮的頂峰,他便著手進行英伊石油公司的國有化並取消該公司的租讓權。他的一些動議使他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擁戴,而在英國人看來,這對他們的至為重大的利益是個致命的威脅,他們出售石油獲取很大的好處。顯然,伊朗人當時沒有錢支付他們打算國有化的產業,況且他們並不真想這樣幹。他們只是覺得英伊石油公司已從投資中掠取過多的利潤了。
當摩薩台向英國石油利益進攻時,反英情緒席捲伊朗,他們仍痛恨在二次大戰中英蘇聯合佔領伊朗和廢黜現任國王的父親。英國人與伊朗人雙方的爭論日益激烈,當伊朗人佔領阿巴丹煉油廠時,英國人開始考慮用武力保衛他們的利益。他們駐在塞浦路斯的第十六傘兵隊有可能在那個地區採取行動。英伊可能發生的衝突以及可能帶來的後果,包括蘇聯在其邊境上可能作出的反應,這種前景是很不妙的。美國對它這兩個朋友之間的不可開交的吵鬧感到很沮喪,杜魯門總統籲請雙方避免衝突,便指派解決糾紛的老手艾夫里爾·哈里曼特使作為調解人,看看能不能尋到使爭吵雙方都會接受的妥協的辦法。
哈里曼先生過去是租借法案的促進者,曾任駐蘇和駐英大使、商業部長、馬歇爾計劃駐歐負責人,具有豐富的經驗、老練的外交手腕和膽略,由他來擔任這一棘手的使命,人們認為是異常合適的。我曾在波哥大艱苦環境中與他一起工作過,後來在執行馬歇爾計劃過程中以及在華盛頓共事過。他知道摩薩台曾在瑞士念過書,他的法文也是相當不錯的,因而打算用法文與摩薩合談判。他決定帶我去完成這次使命。在杜魯門的空軍副官羅伯特·蘭德里將軍陪同下,哈里曼在赴伊朗的途中先在巴黎逗留一下。當時我被指派在設於法國首都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總部工作。我去會見摩薩台的使命就要開始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早晨,我在巴黎愛麗捨宮觀禮台上觀看法國國慶節的遊行隊伍。我在觀禮台上的座位是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的助手身份安排的,我對此甚為滿意。這次遊行令人難忘的原因有幾個,但有一個至今記憶猶新。
規模巨大的遊行的最後一項內容是直升飛機向共和國總統致敬。首先,許多步兵列隊前進,接受檢閱;接著一排排裝甲車隆隆而過,然後是騎著馬的共和國衛兵。高度機械化的部隊往往在地面上留下某些痕跡。當直升飛機在離愛麗捨宮上空一百英尺的高度向下降落的時候,驕陽炙人。當飛機到達總統觀禮台前時,它開始慢慢地著陸,它的水平旋翼噴射出一股小小的但是很濃的褐色煙霧,向總統和外交使團的觀禮台撲來。我永遠記得這樣的情景:法國的總統使勁彎下腰去,緊緊握住他的榮譽軍團的寬大的綬帶,同時驅散他眼睛、鼻子和嘴前面的煙霧,因為這種突如其來的煙霧實在嗆人。
遊行結束後,我回到家裡,,我母親告訴我,哈里曼先生來過電話,要我立刻回電找他。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受杜魯門總統的委託已啟程赴伊朗,調解由於伊朗將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而引起的英伊爭端。我就打電話給他,兩人互相寒暄一番之後,他就說:“我們將於今晚九時動身。”我祝他一路順風和調解成功。對此,他立即回答說:“我說的‘我們’動身是包括你在內的。我已經跟艾森豪威爾將軍談過,他同意讓你跟我一起去。摩薩台博士會講法語,我要找一位翻譯,以便直接與摩薩合談判,所以你也得去伊朗。”我指出現在是星期六(七月十四日)下午,在巴黎的伊朗大使館一般是休息的。他認為要得到進入伊朗的簽證是我的事而不是他的事。於是他問道:“在我來之前,你有沒有去搞簽證?”我回答說:“沒有。”我認為如果我事先這樣去辦是有些僭越的。他說:“好吧,不管怎樣,別搞遲了,不要誤了班機。我不想在這裡等候了。”
我立刻打電話給我的老朋友艾格尼絲·施奈德,她多年來一直在美國駐法大使館負責簽證課的事務。她說,她去想想辦法看。僅僅一刻鐘之後,她口電話來說,她已經接洽好了,有一位伊朗使館人員將為我們開館,並給我一份簽證。我得到簽證後,即在晚上九點以前趕到機場。哈里曼先生又重複對我說,摩薩台會講法語,有我在場,他可以同這位伊朗首相非常直捷了當地和秘密地談。他說摩薩台一向喜歡嚴守秘密,對他自己的許多隨從人員都不放心。
我會見了我們代表團的其他成員:蘭德里將軍,他是杜魯門先生的空軍副官,負責杜魯門先生的安全;沃爾特·萊維,是一位傑出的無黨派人士的石油專家;還有比爾·朗特里,是國務院的外交官和中東問題專家。後來他先後出任駐巴基斯坦和巴西的大使。九時,我們從奧利機場起飛。飛機沿著羅納山谷向南飛,躲過雷達熒光屏上所顯示的一場可怕的暴風雨。我是第一次到伊朗去。飛機越過馬賽後,我睡熟了。
在進早餐時,我醒了。我得知我們就快到巴格達了。我一躍而起,走到窗口邊上,可是在二千英尺的高度,下面什麼都看不清,眼前一片夏日炎炎的灼光。不久,我們在德黑蘭上空盤旋,它的上面高高聳立著德馬文德山的勻稱的山峰,給人很深的印象。在一萬八千英尺的高處,永遠覆蓋著皚皚白雪。在麥赫拉巴德機場,我們受到美國駐伊大使格雷迪博士、英國駐伊大使弗朗西斯·謝潑德男爵和伊朗高級官員的歡迎。我們首先驅車到國王的王宮去,在賓客簿上簽名。我們又步行到對面國王母親的王宮去,在另一本賓客簿上簽名。
接著我們驅車到希姆蘭去,它在德黑蘭的郊區,樹木茂密,但比首都高出一千英尺。我們作為國王的客人,在國王的王宮之一查希勃·加蘭尼宮裡住了一個多月。這個宮殿的確象小說《天方夜譚》所描繪的宮殿一樣。巨大的接待室四周的壁上鑲滿了一塊塊小鏡子,給人以充滿著珠光寶氣的感覺。後來我發現,在許多波斯皇宮裡都是這樣裝飾的。國王的兄弟阿里·禮薩王子接見了我們。王子不會講英語,但法語講得很流利。
哈里曼先生和夫人下榻在巨大的接待室旁的一套房間裡,而其餘的人都各佔一個大房間,門都是朝著接待室方向開的。那間接待室是那麼巨大,我們的空曠的房間與之一比,那實在是相形見細。事實上正如《新聞週刊》所描繪的那樣。
當我們坐下來進午餐的時候,我想到人們事先告訴我的必須注意的事項,在波斯你應當吃什麼或不吃什麼。在我們飛機著落之前不久,在機艙裡哈里曼先生召集我們全體開過會,告訴我們,他在過去多次訪問德黑蘭時,他的代表團成員由於對飲食不太注意自我剋制,因而經常鬧病,他還得服侍他們,把病治好。不管怎樣,我們的第一餐最突出的是敞開地供應魚子醬。因為我不愛吃魚子醬,我只好在盤子裡隨便撥一點做樣子。有人告訴我,伏特加酒有極好的殺菌功能,所以我一反常態,喝了大量的伏特加。老實說,我懷疑人們怎能把伏特加與純酒精區別開來。這頓午餐至少吃了三個小時。王子走了,只留下了四十八個僕人來侍候我們。
哈里曼先生的夫人瑪麗,是一路陪同他來的。她是一個傑出的女性,說話充滿著幽默,很快就能編出一些娓娓動聽的軼事趣聞。因為我觀察了他們好幾年,在我看來,艾夫里爾·哈里曼使她的生活有了目的性和尊嚴,而她則給她丈夫的生活帶來了幽默和人情味兒。他們是極妙地相輔相成的,與他們相處是很有意思的。僅僅幾天之後,哈里曼先生感染上了輕微的腸炎。哈里曼夫人很風趣地邀請我們到他們的房裡去,重複了他丈夫幾天前在飛機上說的話,她說:“你們瞧,現在到底是誰在德黑蘭不能節制飲食,由於不自我剋制而病倒了。”顯然,他們是相親相愛的。
在我們到達德黑蘭時,就發現我們處在尷尬的境況中。美國大使格雷迪先生不太歡迎我們去伊朗。這是特使們常常遇到的問題。大多數大使認為他們是總統的名正言順的代表,而所有與駐在國政府和政府首腦的交往都理應通過他們來進行。他們常怨恨總統企圖不通過他們的渠道而執行外交政策。這個問題在我的經歷中發生過好幾次。在我被總統派去與政府首腦直接打交道的國家裡,那兒有些大使使我感到很為難。
在第一次到德黑蘭住宅區摩薩台博士家去拜會他的時候,我沒有作任何準備。我從報紙上得知,他會突然哭泣,他在伊朗議會里曾有過戲劇性的矯柔做作的表演。摩薩台的性格是相當令人吃驚的。我與哈里曼先生一起到了他的樸質的住宅。稍稍等候了一會兒,我們被引到樓上摩薩台博士的臥室。他躺在床上,穿著一件駱駝毛的短上衣,釦子直扣到脖子上。他平躺在床上,雙手就在脖子下交叉著;當我們走進房間時,他的雙手輕微地拍打了幾下。
他用法語向哈里曼先生致意,他說他很高興會見他,他希望在整個會談中,美國不要扮演充當英國的傀儡的角色。哈里曼先生向他保證,我們決不會這樣,我們看到我們的兩個好朋友之間的爭吵感到很不安,我們迫切希望能盡一切努力謀求使雙方都滿意的解決爭端的辦法。
摩薩台博士身材矮小,瘦骨嶙峋,直到今天還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年齡;我回想起來,當時他已有七十多歲了。他顯得極其單薄和虛弱,而他曾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事實上正是這樣。有一個伊朗的醫生,是個議會議員,他在與哈里曼先生的交談中,回憶了他初次看到摩薩台博士在伊朗議會中戲劇性表演的經過。拉茲馬拉將軍在一所清真寺裡被暗殺之後,摩薩台出任首相,他熱情地向議會提出一項提案,希望議會通過。這位醫生是反對派。摩薩台情緒激昂地呼籲大家通過他的提案,似乎要昏倒的樣子,他泣不成聲地表示他準備為他熱愛的伊朗犧牲他的生命,他突然倒在地上。醫生說,他的偽裝的發誓改善了他的政治地位。醫生當時跨過幾條長椅,跪在首相身旁,解開他的領子,提起他的手腕,滿以為會摸到一種虛弱、跳動不勻的脈搏,但事實上他摸到的是一個強壯、健康人的正常跳動著的脈搏。實際上,摩薩台博士可以活到九十歲以上。哈里曼就向醫生說:“既然是這樣,你怎麼辦呢?”醫生回答說:“我太感動了,我對他的提案投了贊成票。”這僅僅是摩薩台博士巧妙地運用他外表的虛弱作為有力的武器的一個例子而已。
摩薩台博士處於極端反英的情緒中。他認為,從伊朗生活水平的降低,直到伊朗不再象歷史上那樣在世界上佔有突出的地位,這一切都歸咎於英國搞的陰謀詭計。他眼睛盯著哈里曼說:“你不知道他們是多麼狡猾。你不知道他們是多麼壞。你不知道他們怎樣汙辱了他們所接觸到的每一件事。”哈里曼先生解釋說,事實不是這樣的,英國人與別國人一樣,有些是好人,有些是壞人,而大多數人則處於中間狀態。摩薩台又重複說:“你不瞭解他們。你不瞭解他們。”哈里曼先生有些惱火了,他說:“不,我的確瞭解他們。我曾經擔任美國租借法案的代表面呆在英國。我也擔任過駐英大使。我們曾經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並肩作戰過,而你沒有參加過。我可以向你擔保,他們有好有壞,而絕大多數居於兩者之間。”摩薩台博士身子略略向前傾了一些,握住哈里曼先生的手,臉上顯出愉快的笑容。
摩薩台長有一個很大的鼻子。我曾多次議論說,他的鼻子之大,足以使吉米·杜蘭德①的大鼻子看來相形見細了。他非常友好,可是他的耳朵聾得厲害。在他躺在床上與哈里曼先生交談的時候,我通常坐在哈里曼旁邊,挨近他的聾耳朵。他會拍拍床腳,讓我象佛教徒那樣盤膝坐在那裡為他們翻譯。這就成為我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固定的座位。摩薩台博士坐在床的一頭;我坐在另一頭;哈里曼先生坐在床旁、我們兩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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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米·杜蘭德(JimmyDurante,1893—):美國著名喜劇演員。——譯者
哈里曼先生試圖向摩薩台說明關於石油問題的現實情況。摩薩台不能理解,為什麼伊朗把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之後,該公司年度報告中所顯示的利潤不能全數歸他所有。兩件事搞明白了。第一,摩薩台不明白英伊石油公司的許多收入來自提煉,來自在許多國家的零售。看來他也不知道伊朗並不是石油公司原油的唯一來源。摩薩台認為,公司的名字的含義就說明伊朗是向該公司唯一提供原油的國家。哈里曼先生已把沃爾特·萊維帶到伊朗,他是一個非常卓越的、洞察力很強、很有說服力的人。他是在希特勒開始統治德國時逃離德國的。他的父親是猶太人,曾獲得“普魯士高級勳章”,這是德意志帝國授予在戰爭中英勇戰鬥者的最高軍事獎章;憑這個勳章,可以免受納粹的迫害。沃爾特不相信它會永遠可靠,所以出走了。實際上這枚勳章確實保護了沃爾特一家,直到一九四三年他的父親去世。他死後不久,全家就失蹤了,他再也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
沃爾特·萊維在摩薩台博士身旁坐了好幾個小時,力圖為他解釋國際企業的複雜情況。他說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都出售石油,故而伊朗必須創造條件才能進行競爭。摩薩台終於被說服而理解到,如果許多石油公司聯合起來對付他,那末伊朗的國有化是不會成功的。如果伊朗獲得成功,那末,別的地區也會照此辦理。事實上,他的確有點懷疑了。他欣然承認,他曾想銷售從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的石油,但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由於伊朗沒有油船,他想租用油船,但他發現船主們不願把油船出租給他。他覺得這是“七姐妹”或其他大石油公司施加壓力的結果。這些公司也許由於要與英伊石油公司進行競爭,所以不想做出什麼事情向石油生產國家表明,國有化是控制它們自己石油的最好解決辦法。
哈里曼先生或沃爾特·萊維拿世界範圍的石油生產和銷售的現實情況日復一日地開導摩薩台博士。他們都沒有對他的石油國有化的權利進行挑戰,但他必須準備付出賠償。摩薩台對此立即表示拒絕,因為他覺得,與勘探和發展伊朗油田而負的債務相比,英伊石油公司多年來獲得的利潤要多得多。
此外,還有另一個複雜的因素:摩薩台之出任首相是他的前任阿里·拉茲馬拉被暗殺的結果。當時伊朗有一批極端民族主義的狂熱分子,他們對拉茲馬拉的被殺是有責任的。摩薩台一再以談知心話的口氣提到“恐怖、恐怖、恐怖”的氣氛,而他必須在這種氣氛中活下去。
與摩薩台博士談話總是很有趣的,但是有大量的重複。在我看來,他把列寧的名言“退一步,進兩步”顛倒過來使用,他的進一步是為了要退兩步。經過一天的討論,哈里曼先生已把摩薩台帶到了某一點。當第二天我們重新開始討論的時候,摩薩台不但不在前一天我們結束討論時的那個點上,甚至也不在前天我們開始討論時的那個起點上。他是在前兩天討論的中途的某一點上。我常常有這種印象,我們不是在前進,而是在後退。
有一天,摩薩台對一桶石油所要求的份額甚至比一桶石油的全部價格還要高,這就激怒了哈里曼先生,他對摩薩台說:“摩薩台博士,如果我們要理智地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則。”摩薩台那雙眼睛從大鼻子後面凝視著他,帶點兒狡猾神情地說:“什麼樣的原則?”哈里曼先生說:“例如,沒有一件東西的局部比它的整體還要大。”這是指摩薩台希望得到一桶石油的利潤的百分之一百以上。摩薩台博士瞧著他,用法文說:“那裡面有弄虛作假的。”哈里曼先生不大講法語,可是他明白這話的意思。他臉帶疑惑的表情,問我道:“他是不是說有弄虛作假?”我回答說:“是的,他的確說這是弄虛作假。”哈里曼先生轉向摩薩台說:“你所謂的‘弄虛作假’是什麼意思?”摩薩台說:“好吧,拿狐狸來作比喻吧。他的尾巴往往比他的身子還要長。”說完,他把枕頭蒙在他的頭上,身子在床上滾來滾去,痙攣地笑了起來。哈里曼先生卻有些掃興。
有時,摩薩台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他的確想謀求一種解決石油問題的辦法,協議已經在望。但下次談話卻清楚地表明,任何協議都是遙遠的事。他似乎以此為樂。他好象把魚吊在魚鉤上一樣,拿人尋開心。
好些日子過去了,討論又討論,沒有任何成果。我受命負責會談記錄,並起草發往華盛頓的電報,報告會談的“進展情況”。有一天深夜,白天已經歷了完全無效的談判,我回到查希勃·加蘭尼宮,寫下了下面的記錄:“今天,摩薩台博士和哈里曼先生雙方以兩小時的時間,重複了過去講過的話。”摩薩台總是喜歡用他自己過去的經歷作為有趣的插話,來使他的談話更加生動地體現他的論點。他津津有味地告訴我們——表明他是如何機敏和靈巧,誰也無法以智取勝於他——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醫生們勸告他需要做一次割除闌尾炎的手術。因此,他決定到俄國去做手術。他就與當時住在德黑蘭的一個美國醫生談判,如果請醫生陪同他到俄國南部的巴庫去,需要多少報酬。那位美國醫生提出了一個價錢,這在摩薩台看來是太昂貴了,沒有成交。摩薩台發現這個美國醫生本來自己也要到巴庫去,所以他設法比醫生早兩三天動身上路。每到一個換馬的驛站,他就作了有把握的安排,使後來的美國醫生不能換得好馬,因而超不過摩薩台。一連兩個晚上,美國醫生總是很遲才趕到旅館,而發現摩薩台已經住在那裡了。到了第三天,醫生對摩薩台說:“摩薩台博士,我知道你的任務是什麼。我能不能跟你結伴同行啊?這不需要你付任何代價。”摩薩台講完這個故事,就倒在床上,神經質地狂笑起來。他對他自己的精明狡猾感到非常驕傲,他的機智超過了美國醫生,他使醫生在整個旅程中陪伴他而不付分文。這件事使他深信,如果一方持久地進行討價還價,能促使另一方疲憊不堪以致投降。這就是我們與他打交道時遇到困難的原因之一。
一次又一次,每當沃爾特·萊維或哈里曼先生指出,倘使他那方面採取某種措施或不能採取某種措施,那末會給伊朗帶來不幸的後果時,摩薩台便會聳聳肩膀,簡單地用法語說:“Tautpis'ournons”。對此,我用英文把大意譯出來:“那末,我們一起進地獄吧。讓我們同歸於盡吧。”有時哈里曼力圖使他弄明白,倘若對這一問題找不到某種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將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摩薩台便淚水盈眶,眼淚慢慢地從面頰上淌下來,他說:“是的,我將馬上支付不了武裝部隊和警察的薪金。如果發生這樣的事,他們再也不會來保護我們了。”接著,他壓低他的嗓子悄悄地說:“左面的那個黨(他甚至說不清“杜德黨”就是伊朗共產黨)會奪取政權,他們會消滅我們同西方的一切友誼。”已經多次聽到他這類話的哈里曼先生對他說:“可是摩薩台博士,你得明白,他們首先要消滅的一批人中就有你。”“是的,”摩薩台說,接著狂笑起來:“可是,當他們奪取政權時,也會使你們的貨車動彈不得。”
他總是擺脫不了這種觀點:伊朗對它自己的重大困難沒有責任。有一天他用這樣的話來開始談話:“伊朗的各種問題總是外國人造成的。這筆賬得從希臘的亞力山大算起。”他指的是亞力山大焚燬波斯波利斯事件;雖然這是二千四百年前發生的事,但是他描繪得有聲有色,好象這是剛才發生的事。他是一個非常講究禮貌的人,從來不說粗話。他總是以彬彬有禮、字斟句酌甚至是十九世紀的方式進行談話,但是很容易激動。當我們談到美國給伊朗的軍事援助時,他輕聲輕氣地說:“可是別使他們太強大了,他們會推翻我的。”另一天,當哈里曼先生走進他的臥室時,摩薩台目光炯炯地瞧著他,雙手上下揮舞幾下,頗為慎重其事地說:“啊,我今天情況不好。早晨我昏厥了三次。”
這次談判確實與我所經歷過的任何談判不一樣。摩薩台博士有一種頑固而強烈的反英情緒。在經過幾周談判之後,哈里曼先生試圖使談判更加具有私人交往的性質,就問他有沒有孫子孫女。幾分鐘之前,摩薩台還自言自語地談到英國人的惡行。摩薩台說,他只有一個孫子,他象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他。哈里曼先生說:“可是我好象沒有見過你的孫子。”摩薩台說:“沒有,他出國去唸書了。”哈里曼說:“噢,他在哪裡唸書?”摩薩台發出了大聲的痴笑,回答說:“當然在英國羅。為什麼到別處去呢?”這就是這個人在性格上的典型的矛盾之處。然而,他自己也的確發覺他的回答是可笑的。
有一次,他為了向我們炫耀一下他的機靈,告訴我們他是怎樣在瑞士獲得一張摩托車駕駛執照的。當他向我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腦子總在捉摸,摩薩台博士駕駛摩托車的景象。當時他在瑞士納沙特爾大學唸書,他去接受駕駛測驗。檢查員並不與他一起駕駛出去。他要摩薩台駕駛到湖邊,然後轉回來。摩薩台對我們說,他把車開向了湖邊,但他不知道煞車。當他到達湖岸一帶,那裡有個露天市場,他闖進了一個由一位瑞士老婦人擺設的水果攤,把攤子撞了個底朝天。那老婦人朝著他罵道:“豬玀!豬玀!”摩薩台向我們瞟了一眼說:“你能想象這對我意味著什麼?一個穆斯林竟被人叫做豬。”他接著生動地說:“我付錢賠償她的損失,這期間,我的摩托車一直躺在水果攤旁邊發出刺耳的聲音。最後,我把它扶起來,整頓一下,騎上去,慢慢地駛向小山。當我見到檢查員時,他說:‘摩薩台先生,你去了這麼久。你該是非常小心地在駕駛吧。我祝賀你。這是你的駕駛執照。’”所有這類故事使摩薩台形成他對西方的概念,並且使他深信,要是一個人能長期堅持或裝聾作啞,他幾乎可以獲得一切東西。當然,這種態度導致整個問題老是得不到解決。
在談判進行的同時,摩薩台的一個心腹、鐵道部大臣呆在我們的宮中。我們經常一起進餐,因而他把摩薩台的話轉達給我們,或評論摩薩台對談判的感想,等等。大使的妻子盧克麗霞·格雷迪夫人是一個活潑愉快的人,但是很喜歡用特殊的言詞來表達她的意思。有一次,她對首相說:“摩薩台博士,你的臉非常富有表情。每當你什麼都不想的時候,我可以從你發呆的眼神中看出來。”我必須承認,我改變了她的話說:“摩薩台博士,你的臉非常富有表情。每當你進行深思的時候,我可以從你臉上的聚精會神中看出來。”幸虧當時沒有人抓住我在翻譯中改變了原意。又一次,她會見了鐵道大臣,告訴他在美國使館裡發現一隻很大的老鼠,幾乎把女管家的嬰兒給吃了,所以他們組織了一次老鼠大圍剿。她對他說:“現在,布什裡博士,倘使你要到這裡來,你必須事先通知我們,這樣就沒有人向你射擊了。”布什裡博士懂一點英語,他肯定她的話裡有把他誤認為老鼠的意思。幸而他不太相信這話。我記不起當時我用了什麼特殊繞彎的翻譯,使那緊張的局面平息下去。
在我們談判的過程中,哈里曼先生曾一度飛回倫敦,去催促英國政府派遣一個談判的全權代表去跟摩薩合談判。英國駐伊朗大使弗朗西斯·謝潑德男爵原先在印度尼西亞工作,他談起與工黨外交大臣厄尼·貝文議論過,他在那裡處境困難。於是貝文對他說:“弗朗西斯,你在印度尼西亞遇到了麻煩。我們打算把你派到一個新的崗位上去,那裡的居民從來沒有找過我們的麻煩,那就是伊朗。”我不認為弗朗西斯·謝潑德男爵完全瞭解伊朗發生了什麼情況,但他是個非常勇敢的人。在反英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他還常常乘著羅爾斯一羅伊斯轎車,在德黑蘭大街上奔馳,車上飄揚著一面大大的英國國旗。任何暴力恐怖或別的什麼,都不能嚇退他。
哈里曼先生敏銳地覺察到極端民族主義者和狂熱分子給予摩薩台的沉重的壓力。他覺得專程去拜訪一下那位毛拉(或宗教領袖)阿亞圖拉加沙尼,也許能打開僵局。有人對他說,這不會有好處,因為加沙尼本人就是個狂熱分子,跟他進行任何會談都不能獲得有益的效果。然而,哈里曼先生堅持要會見加沙尼毛拉。經過一番周折,終於安排了一次會見。
加沙尼毛拉住在古拉克區,位於德黑蘭市區與我們王官所在地希姆萊區之間。直到我們去拜訪他之前,我在伊朗看到的大部分東西,使我吃驚地覺得比我想象中的要西方化得多,但當我們到了毛拉的家裡,我才找到了一個在我看來是十足東方色彩的地方。毛拉頭纏頭巾,留著一部大鬍子。我們被帶進一間帷怪重重的屋子,我能看到帷幔後面不斷有人在活動。
哈里曼先生試圖與這位毛拉討論有關問題。那毛拉一再說他不瞭解英國人,反正他們是世界上最壞的人。哈里曼略帶試探性地說他了解英國人。他在英國當過大使,與英國人相處了好多年,並與他們在兩次大戰中並肩作戰過,比伊朗要熟悉得多。毛拉看來極端狡黠,他一面撫摸著大鬍子,一面問哈里曼先生:“哈里曼先生,你有沒有聽說過恩布里少校這個人?”哈里曼先生搖搖頭說:“沒有,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毛拉說:“那我告訴你,他是美國人,他在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二年來到伊朗。他插手到石油事務中去,而這並不是他的事情,這便引起了人民的憎恨。有一天,他走在德黑蘭街上,被人槍擊中彈,倒在街上Z但他沒有死。人們把他送進醫院。憤怒的群眾跟蹤闖進了醫院,就在手術檯上把他宰了。”毛拉雙目盯著哈里曼先生問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哈里曼先生的嘴唇繃得緊緊的,我知道他發火了。他用非常強硬的口氣回答說:“閣下,你必須搞清楚,在我一生中,遇到過許多危險的局面,我可不是容易被嚇倒的。”“好吧,”毛拉聳聳肩說:“那就不妨走著瞧吧。”談話毫無結果。毛拉保持著僵硬的姿態。他咒罵摩薩台親英,他惡意地預言道:“如果庫薩台屈服,他的血將與拉茲馬拉一樣流出來。”這時我們完全瞭解到,這個毛拉是參與殺害拉茲馬拉的,這同樣威脅著摩薩台博士的生命。我們可以肯定,如果他威脅了我們,他會把這件事轉告摩薩台的。這也是迫使那位老人不願意跟我們達成任何協議的因素之一。
在哈里曼先生的請求下,英國政府派遣了一個談判代表,他是工黨的大財主,名叫理查德·斯托克斯。他是一個出色的人物。他後來也承認摩薩台一些主張的合理性。斯托克斯帶了一位翻譯,但當摩薩台發覺他在袖口上作記錄時,就拒絕再次會見他了。因此我被迫擔任哈里曼和斯托克斯兩人的翻譯任務。這件事使我看到了摩薩台博士的另一面。
在討論到某一論點時,摩薩台對斯托克斯說:“我們不能達成協議的原因是因為你是天主教徒。”斯托克斯說:“我看不出這與石油事務有什麼聯繫。”摩薩台說:“你瞧,根據你們的教義,你們是不準離婚的,而根據我們的教義,我們只消對妻子說三遍‘我要與你離婚’,她就被離掉了。你所不瞭解的就是我們已與英伊石油公司離婚了。”斯托克斯說:“是的,是的,但你得記住,摩薩台博士,即使你跟她離了婚,你仍得支付她贍養費直到她再結婚,而英伊石油公司還沒有再婚啊。”摩薩台把他緊緊地摟在懷裡說:“如果所有的英國人都象你這樣,我們的談判就不會有困難了。”當時還有一個有趣的側面情況是,英國叫我不要把與伊朗人進行的情況告訴美國人;而美國人則叫我不要把美、伊之間的會談告訴斯托克斯。
這些會談進行了兩個多月。我曾多次與哈里曼先生一起去謁見國王。一九五一年的國王與今天的國王判若兩人。當時他很年輕,沒有經驗,對摩薩台之得人心印象很深刻,擔心摩薩台不忠於王朝,並可能一有機會便宣佈伊朗為共和國。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正確的。我記得在我們抵達德黑蘭的傍晚,我們是在美國大使館進的晚餐。當時內務大臣法佐拉·查希迪將軍在場。我們在花園裡進餐,當時外面的槍聲清晰可聞。後來我們知道,原來發生了一起暴亂,死傷了十三個人。摩薩台要求並接受了查希迪將軍的辭職。這是一個錯誤。後來摩薩台廢黜國王之後,查希迪將軍在使國王復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查希迪的兒子阿台秀·查希迪多次擔任伊朗駐美大使。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安息日,摩薩台博士就不與哈里曼先生會談了。在這樣的日子裡,哈里曼先生通常要出門,他乘他的星座十號飛機到一個風景區去,諸如大不里士、邁謝德、設拉子或伊斯法罕。德黑蘭的氣溫徘徊在華氏一百二十度左右。我們住的宮裡沒有空氣調節設備,連電扇也沒有。幸而晚上比較涼爽。我記得,我們乘飛機離開德黑蘭去旅遊時,我們的飛機飛得很高很高,關閉了飛機上的暖氣。我們都用毯子裹著身子來享受一下寒冷的滋味。我們中間有一個人半開玩笑地問哈里曼先生:“我們這樣每星期五乘飛機出來,每小時燒掉八百加侖汽油,你是否感到內疚?”平時不喜歡提到他的財富的哈里曼先生,冷冷地瞧著他說:“你如果看到我這幾年上交的所得稅,你就會知道我已經為美國政府購買了成批這樣的飛機了。”
旅遊是非常有趣的,人們都歡迎有這樣的機會去看看伊朗的其他地方,並且可以離開德黑蘭那兒顯然很緊張的政治氣氛。
幾乎兩個月過去了,我們肯定摩薩台就是不想達成任何協議,因為他覺得民族主義者不能同意他這樣做。因此,哈里曼先生不得不通知他我們將返回美國,希望驗不是我們之間討論的結束,我們是伊朗的朋友。我們的確希望有助於伊朗。我們對伊朗實行國有化的權利決不阻撓,但是我們確實認為伊朗應作一些補償。摩薩台博士激動地談到阿巴丹煉油工人可憐的景況。哈里曼先生問摩薩台博士,他有沒有到過阿巴丹,摩薩台大笑起來,說“沒有”,但他從報紙上看到了這些消息。
在我們逗留伊朗期間,我們到過阿巴丹,那裡氣候之熱使我大為吃驚。早晨七時的溫度接近華氏一百二十五度。我們的汽車從阿巴丹開往省會霍拉姆沙赫爾。伊朗的水手在路旁排著長隊,使我奇怪的是,我們在幾小時後口來的時候,他們還站在那裡。我不能理解,在那樣強烈的陽光下,竟然有人能在路邊站上幾個小時。阿巴丹煉油廠規模很大,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那時因為負責工廠運轉的英國工程師們都走掉了,幾個伊朗的工程師只能使這巨大的綜合工程的一小部分運轉,所以開工不足。況且,正如摩薩台說得很清楚的,提煉出來的油還有個銷售市場問題,因為其他石油公司拒絕買他的油。
最後,我們走了。摩薩台送給我們大批禮物。我得到五磅魚子醬。我向來不愛吃魚子醬,可是我在巴黎分送給誰還得斟酌一下。我們飛到巴黎,哈里曼先生顯然由於沒有完成使命而感到不快。在飛返的途中,他作了一個有趣的聲明。他說:“我是很少失敗的。”摩薩台和伊朗是一個少見的挫折。
哈里曼把我留在巴黎。在他飛返華盛頓的途中,他寫信給艾森豪威爾將軍,感謝他派我去執行任務。我很高興,困為他申明,談判的失敗與我毫無關係!
我向艾森豪威爾將軍談了許多關於在伊朗與摩薩台談判的事情。我想,我們的談話可能對他後來出任總統決定美國的伊朗政策時是有一些影響的。
摩薩台的故事到此尚未結束。不久後,英國在海牙國際法庭控告摩薩台博士。我接到指示,要我到海牙去找摩薩合談談,弄清楚他的看法和他對於達成一項協議的意向如何。我從巴黎駕車直奔海牙,我到印度旅館登記房間。這家旅館建築古老而環境比較安靜,很多著名的外國來賓都住在這裡。我雖然事先沒打電話去預訂,可是很容易地租到了一間房間。我問摩薩台是否住在那裡。旅館的職員瞧了瞧我,講了一句俏皮說“不,我們這旅館可沒有摩薩台的房間。”我說:“我不明白。你有房間給我,怎麼沒有房間組摩薩台博士。”那職員盯著我說:“先生,殼牌石油不只是英國的,而且也是荷蘭的股份公司,所以,對英國的威脅也就是對我們兩國的威脅。”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恰好證明了摩薩台的感覺有道理,世界上各個大石油公司的確企圖不讓他的國有化政策獲得成功。
幾個月以後,摩薩台博士又到了紐約,因為英國又在聯合國中控告他。由於他明確提出,他喜歡我、信賴我,並且願意有一位非伊朗人當翻譯,因此我又一次飛回紐約,擔任美國副國務卿喬治·麥克奇的翻譯。而麥克奇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負責與摩薩台打交道。我認為,喬治·麥克奇開始擔心我會不經心地把魯莽和粗野的軍人習氣帶人這種細緻複雜的外交談判中去,但是由於哈里曼堅持要這樣安排,並說摩薩台信任我,而我也瞭解這個老人,這會有助於談判氣氛,他才勉強同意了。我們第一次進入摩薩台的臥室時,摩薩台就拍拍他的床頭,我就象往常一樣坐在他的床腳頭。麥克奇非常吃驚地看到,一個美國的中校竟然坐在伊朗首相床腳頭的景象。
麥克奇辦事通情達理,容易與人相處。摩薩台很快喜歡他了。我可以肯定,如果摩薩台存心要達成協議的話,那他很可能與喬治·麥克奇拍板成交。由於副國務卿麥克奇一次又一次被召回華盛頓去執行其他任務,我們在紐約的談判常常中斷。
摩薩台住在沃爾多夫大廈,但睡在行軍床上,因為這樣一來,人們可以拍出他生活在樸素簡陋的環境中的照片,這是做給伊朗的新聞人員看的。摩薩台博士當時確信,聯合國只是英國的傀儡,其目的是要命令他把英伊石油公司歸還英國。
有一次,當麥克奇先生回到華盛頓時,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介個成員歐內斯特·格羅斯大使,具有當時許多人所持的觀點(也包括我在內),即:“如果人們讓我來經辦這件事,我能很快就辦理妥當。”我知道,人人都想插手於一下。既然歐內斯特·格羅斯是大使,而我只是一箇中校,我沒有理由拒絕他的要求。因此,我把這事同摩薩台商量,他同意我們在當天下午四時去會見他。我和格羅斯大使就在約定的時間來到摩薩台博士的房間。格羅斯是個可愛的討人喜歡的人。他跨進房門就走到摩薩台博士的床跟前。當他走去的時候,我已注意到,我們從他交叉擱在胸前頸下的雙手的非常輕微的拍打中獲得一種不妙的示意。這通常意味著時機不利。
格羅斯大使握著摩薩台的手說:“摩薩台博士,我是歐內斯特·格羅斯大使。我是你的朋友。我想幫助你尋找一個解決你們的問題的辦法。為了幫助你獲得伊朗人民公正的份額,我願意做一切工作。”摩薩台雙目謹慎地從他巨大的鼻子後面向大使窺視著,問道:“大使?你是駐在哪裡的大使?”格羅斯先生說:“噢,我是駐聯合國的大使。”一聽到這話,摩薩台就尖聲喊叫起來,猶如被刀子捅了一傢伙,身子痙攣著從床的這一邊滾到那一邊,竟嚎啕大哭起來,大顆鱷魚的淚珠從面頰上直滾下來。他這樣嚎啕大哭,我在過去是沒有見過的;歐內斯特·格羅斯也為這種大爆發而愕然吃驚。我不得不對他說:“大使先生,我想今天不是繼續談判的日子了。”他說:“天啊,我也這樣想。”於是他緊握著摩薩台博士的手說道:“摩薩台博士,下次當你感覺好一些的時候,我們再來看你吧。”我們走出房間。我們走到門外就站住了,格羅斯大使問我:“他是否常常這樣發作的?”我回答說:“我看到過他靜靜的抽泣,但我從未見他這樣劇烈痙攣地哭泣過。”格羅斯說:“你沒有見過嗎?那你千萬別告訴別人他這樣對待我。”
摩薩台博士又移居到華盛頓。在他到達的時候,伊朗大使館印發了一本小冊子,題目是《穆罕默德·摩薩台——伊朗的喬治·華盛頓》伊朗當時有一條法律,規定年屆七十的人不能當首相,也不能被處決。我曾在德黑蘭與許多人交談過,他們告訴我,他們已經多年慶祝摩薩台博士的六十九歲壽辰了。跟(美國的演員)傑克·本尼一樣,他總是過三十九歲生日。摩薩台至少還得過幾年後,當他因叛亂罪而判處死刑時,他才宣稱他早已年過七十了,因此他不會被處死。根據伊朗的鳳尚,這就生效了。那時他興致勃勃地給了我那本小冊子,上面寫著:“摩薩台博士一八八四年生於德黑蘭。他在德黑蘭跟家庭教師學習。他隨後到了瑞士,在納沙特爾大學獲得政治學的學位。他旋即回到伊朗,在一八九六年他成為法爾斯省省長之前,他長期成功地從事法律工作。”他輕輕地推了我一下,說道:“那對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說來,幹得不壞吧。”
在華盛頓的談判再次證明毫無成效。很清楚,摩薩台博士覺得他的處境不允許他接受任何協議。在他計劃動身返國前夕,哈里曼先生吩咐我單獨去拜訪他,作一次最後的努力,看看是否能使他僵硬的立場略為鬆動一下。我立刻覺得這是個好機會,並且象別人一樣,我確信我能解決伊朗石油問題。我到他所住的肖拉姆旅館的房間裡去。當我進入房間的時候,他擁抱著我說:“我知道你來的目的,我的答覆還是‘不行’。”接著,他請我喝伊朗茶。在我們交談時,他對我說:“你該知道吧,昨夜一整夜我聽到旅館外面開槍的聲音。”我說:“摩薩台博士,可能是放鞭炮的聲響,昨夜旅館外面並沒有開槍。”他說:“沃爾特斯,你們很好地保護著你們的國家,但我能辨別槍聲,昨夜的確在旅館外面有許多槍聲。”我不能說服他,使他相信並無其事。我們交談了一會兒,他反覆講他不能改變他的立場。我對他說:“摩薩台博士,你在這裡已耽擱了很久了。我們非常希望你這次訪問能獲得某些有效的結果,而現在你將兩手空空地回到伊朗去。”他狡黠地瞧著我說:“你真的認為我兩手空空地日伊朗嗎?我這樣回去,我的地位會比我獲得一項協議去向狂熱分子兜售要強得多。”我很滿意地感到,他只是在此時此刻不願達成協議。我站起身來告別,他對我說:“我能否向你提一個要求?”我以為這樣又有了一線希望,就說:“講吧,摩薩台博士,任你提什麼要求吧。”他說:“能不能讓我親吻你?”我略為考慮一下,最後說:“如果這就是你的全部要求,那就請你吻我的臉,請吧。”他高興地咯咯地笑了起來,親吻了我的兩腮,我就離開他了。這是我最後一次會見摩薩台。此後的幾年中,我總接到他寄給我的聖誕節祝賀卡片,上面畫著一個留著大鬍子的波斯老人,他周圍是一群漂亮、年輕而半裸體的舞女。我還與他保持了四、五年斷斷續續的通信關係,但我知道我沒有可能解決英伊石油問題。這整個使命是愉快而有趣的,然而終究是沒有成果的。正如哈里曼先生所說的,我也是很少遇到失敗的;而當我看到這位老年人離開時,我感到很遺憾。伊朗國王復辟事件發生後,我由衷地希望這老人能安然無恙。事實上,也不算太壞。他回到祖傳的莊園去退休了,多年後他才逝世,年齡已超過九十歲了。
這次使命不同於其他使命。這裡面具有小說《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性質,為此,在我到達德黑蘭三天後,我特地寫信給哈里曼先生的秘書,要她給我寄一冊這部小說來,這樣可以使我瞭解故事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次使命失敗了,這次使命對此後二十五年西方世界與石油關係的重大問題蒙上一層陰影。這些情況摩薩台博士已不能看到了,但問題卻導源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