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關於U-2飛機的會議

——赫魯曉夫暴跳如雷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年代裡,蘇聯給美國情報局留下了如丘吉爾所說的“一個內部的難題、一個謎中之謎”。戰勝德國和日本之後,蘇聯不象英國和美國那樣讓大部分軍隊復員。

這個龐大的極權主義國家,擁有地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狂熱地在技術上追趕美國。蘇聯人發展了原子彈和氫彈,並在五十年代後期,致力於生產一些足以發射和打擊到美國心臟地帶的武器。美國因為對在珍珠港由於沒有預防而受到代價很高和悲痛的創傷記憶猶新,所以決定避免自己再次遭受突然襲擊。如果美國想保持瞭解蘇聯國內在幹些什麼和避免突然襲擊,那就得想出一些辦法來。美國只有用某些新的工具才能在技術發展方面保持與嚴格防守邊境和保密的蘇聯齊頭並進。美國人的獨創性、想象力和技術,要為獲得有關蘇聯的情報這個難題尋找答案。。

這種情報的需要導致了一種設想,並製造了一種飛機,要它能飛得很高和很遠,使得蘇聯的地面武器和飛機都打不到。這種飛機必須具有飛越蘇聯遼闊疆土的航行力。

於是U-2飛機便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製造出來了(當時秘密製造武器還沒有被當作一種罪行)。在一九六0年之前,這種飛機已經在蘇聯上空飛行了將近四年,飛機上裝置的非常完善的照相機,對蘇聯內部活動的情況和生產武器的情況拍攝了大量照片。蘇聯人用雷達和肉眼觀察到有飛機飛越他們的領空,但是公開抗議或承認有此事情,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奇恥大辱。於是他們默不作聲地著手發展地對空導彈來射擊U-2飛機。在這近四年裡,許多U-2飛機在航程中沒有一架受到過嚴重的威脅,而這種偵察飛行已成為日常工作。當然,美國總統是知道整個計劃的,而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也由於拿到飛行所得的高級情報而瞭解到一些情況。這種照片使美國人看到鐵幕後面的大工廠和軍事基地進行活動的第一手材料。

一九六0年五月一日,一架U-2飛機在從巴基斯坦飛向挪威的航程中,突然被深入蘇聯內陸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地對空導彈所擊落。飛行員加里·鮑爾斯在飛機墜落時跳傘,並被蘇聯俘獲了。他們把鮑爾斯和飛機的殘骸公諸於全世界新聞界,並且對此事件極為憤怒。

早在鮑爾斯的U-2飛機被擊落以前,英、法、蘇、美四大國的首腦原已安排在一九六0年五月舉行一次會議,這與U-2飛機事件是完全無關的。我的下一個使命便是作為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副官和翻譯到巴黎去參加四國首腦會議。赫魯曉夫要求美國作低聲下氣的道歉;當美國沒有道歉時,這位蘇聯領導人便高視闊步地走出會場,並威脅要給以強烈的報復。美國的盟國堅決和我們站在一起。

一九六0年五月十四日,我和艾森豪威爾總統一起離開美國到巴黎去參加四國首腦會議。會議是否能舉行,一度成為問題,因為U-2飛機在蘇聯被擊落、鮑爾斯被俘和美國的承認,使蘇聯人火冒三丈,而尤其使他們冒火的是這件事是我們美國人乾的。經過一段時期的猶豫和磋商,會議的東道主戴高樂(因為會議在法國舉行)宣佈會議將如期舉行,其他國家的首腦也相繼宣佈準備出席會議。當赫魯曉夫宣佈他將參加會議,全世界為之寬慰地舒了口氣。如果他願意出席會議,事情不至於發展太壞吧。

五月十五日,我們到達巴黎。應戴高樂的邀請,我陪同艾森豪威爾去會見他。象通常一樣,這兩個人見面是友好、熱情甚至可以說是充滿感情的。三十年來,我曾陪伴許多美國高級官員去會見戴高樂,而他不以輕視態度交談的只有三個人:艾森豪威爾總統、尼克松總統和州長哈里曼。他對他們不僅表示敬意,並且有真實的熱情,而對艾森豪威爾則格外親熱。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這兩個人畢竟都是由他們的人民自由選擇出來領導他們可尊敬的國家的。這不只是兩國首腦的會見,他們還象兩個老朋友的重逢。

戴高樂告訴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曾經來拜訪過,他為U-2飛機在蘇聯領空飛行非常惱火。赫魯曉夫完全不理解為什麼艾森豪威爾竟然公開承認他知道這種飛行。按赫魯曉夫的標準看來,這不是表明美國的誠實,而是對蘇聯人的鄙視。他根本不懂得美國人有被迫承認錯誤的老習慣,這一點連戴高樂也不能理解。赫魯曉夫曾向戴高樂唸了一篇冗長的聲明,宣佈飛越領空事件和要求艾森豪威爾道歉。戴高樂接著對艾森豪威爾說:“顯然,你不能道歉,但你得拿定主意你打算怎麼對付這件事。我會盡一切努力幫助你的,可是不公開顯出我是你的同夥。”(當時只有他的英語和俄語高級翻譯員康斯坦丁·安德羅尼科夫在場。)他還說他曾經向赫魯曉夫探問過,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否能使會議進行下去。他的駐莫斯科大使曾把這個問題在赫魯曉夫離開莫斯科前向他提出過,赫魯曉夫回答說,他們要參加。當他到達巴黎之後,戴高樂又當面向他重提這個問題,他又說他們必須參加。戴高樂還對赫魯曉夫指出,他不能認真地指望美國總統向他道歉。這一類的事情不能由政府領導人來處理。赫魯曉夫表示堅決要艾森豪威爾為U-2飛機事件道歉。戴高樂覺得,赫魯曉夫在聽到不能指望艾森豪威爾道歉而仍準備參加會議,是一個有希望的兆頭,但是,他加了一句話:“我們走著瞧吧。”戴高樂以超然而冷靜的態度來談論這件事。他告訴艾森豪威爾,他認為在政府首腦會議上討論這種情報工作的小小過失是不適宜的。

戴高樂在這整個事件中異常的沉著。在我看來,他是同盟者中的領袖,他對整個事件一點也不灰心喪氣。他從未顯出象麥克米倫那樣的張惶失措。或象艾森豪威爾總統那樣的侷促不安。把情報工作上的不幸事件提高到政府首腦會議這一級來,使他很生氣。他安慰艾森豪威爾說,這類事是所有情報機構都是這樣的,但通常必須小心從事,再則,這類事也不宜於把底兜出來給大家看的。這不能牽涉到他們的領導人。我很驚奇,他竟從不為U-2飛機事件責怪艾森豪威爾。他甚至還記得過去我曾給他看過一張文尼察(蘇聯)的照片,而他連問都不問這張照片是怎麼弄來的。

在會議期間,還發生另一個奇怪的小插曲。一位高級美國官員問我能不能把一個藏有錄音器的小提箱帶進會場,我作為翻譯人員之一在會場裡是有座位的。我且不管他的級別有多高,我回答他我不能這樣幹,除非總統親自命令我這樣幹。這事會使總統有進行竊聽活動之嫌;只要他願意,我就幹。我還提請那位高級官員注意,法國在這個方面是非常老練的,而在愛麗捨宮可能有精良的裝置,能夠探測到這種竊聽器的存在和操作,並且我可以肯定,戴高樂將軍畢竟會大力幫忙的;如果我們不跟他打招呼而這樣幹,他會很生氣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我表示,只有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我把竊聽器帶進會場,我才幹。這位官員顯然有些苦惱,但他不再強迫我了。這是我所知道的有關此事的最後的情況。當會議進行時,我對美國代表團周圍觀察了一下,沒有發現任何類似錄音小箱子那樣的東西。

美國代表團顯然由於U-2飛機的被擊落和鮑爾斯的招供而處境尷尬,但代表團決定不允許赫魯曉夫利用這個會場公開侮辱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明確地感覺到,為了對美國負責,他必須摸清楚美國所受到的威脅的程度,而面對蘇聯那樣關閉的社會,除了使用U-2飛機這類工具之外,別無他法。況且蘇聯人的人造衛星早已飛越美國的領空,蘇聯曾經把裝在人造衛星上的照相機拍攝到的照片公開印出來過。

首腦會議在愛麗捨宮舉行,這座宮是法國總統的傳統官邸。會場設在二樓一間寬敞而天花板很高的房間裡,它離戴高樂的辦公室只隔了幾個房間。窗子朝南和朝西,面向宮裡的花園。房間中央的幾張大桌子擺成四方形。戴高樂和法國代表團坐在東邊,接近戴高樂的辦公室。對面是美國代表團(我坐在最右邊,挨近蘇聯代表團)。美國代表團的右手是蘇聯代表團,蘇聯代表團的對面是英國代表團。我隨著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戴高樂將軍進入會場,他們倆是在樓梯口相遇的。戴高樂心中非常清楚,只有他和艾森豪威爾既是代表團團長,又是國家元首,而另外兩個代表團團長只是政府的首腦。蘇聯代表團早已在會議室了,他們站著,圍在一起聊天。艾森豪威爾向法國和英國的代表們打招呼,但蘇聯代表們依然彼此在聊天,艾森豪威爾只得繞到自己的桌子邊就坐,國務卿坐在他的旁邊。幾分鐘之後,戴高樂宣佈開會,所有站著的人都坐了下來。戴高樂向代表團長們表示歡迎,感謝他們蒞臨巴黎,並表示希望即將舉行的會議獲得豐碩的成果,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他指出,全世界的眼睛都注視著他們。他接著說,在座的只有艾森豪威爾是另一個既是代表團團長,又是國家元首,他要請艾森豪威爾總統首先發言。赫魯曉夫顯然激動了,他立刻站起來氣呼呼地要求讓他首先發言,並說作為代表團的團長,都是平等的。他要求首先宣讀一篇事先準備好的聲明。當這番突如其來的話翻譯出來以後,戴高樂對著艾森豪威爾一揚眉毛,用詢問的眼神看了看艾森豪威爾,後者點了點頭。於是戴高樂讓赫魯曉夫首先發言。赫魯曉夫站起來,開始高聲朗讀聲明。這顯然就是那份他事先向戴高樂念過的東西。在他滔滔不絕地念稿時,戴高樂露出一副難堪而又忍耐的表情。赫魯曉夫不時停頓下來讓人翻譯時,喝口水。

國務院一再囑咐我不要穿軍裝,因為這次是“和平會議”。儘管這樣,蘇聯國防部長羅季昂·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卻是全身軍裝,怒目而視,他坐在蘇聯代表團的左端,緊挨著我。在赫魯曉夫繼續咆哮時,我數了一下馬利諾夫斯基胸前的綬帶。總共有五十四條,使我覺得有趣的是這裡面竟包括一條美國軍團獎綬。當赫魯曉夫唸到一處時(我注意到赫魯曉夫拿講稿的手在發抖,不知他是由於激動、焦急還是憤怒),嗓門提到異乎尋常的高度。戴高樂把臉轉向蘇聯翻譯人員(而不是向自己的翻譯人員),說道:“這間屋子的音響設備是極好的。我們都可以聽到(部長會議)主席的話。他沒有必要把嗓門提得這麼高。”蘇聯翻譯人員的臉色唰地一下發白了,把臉轉向赫魯曉夫,正想開始翻譯,戴高樂卻早又轉向自己的翻譯人員,那位譯員立即毫不躊躇地翻譯了法國領導人的話。赫魯曉夫稍微停頓一下,雙眼從眼鏡框上面對戴高樂將軍兇狠狠地盯了一下,接著以略為低的聲音繼續念稿子。他更如瘋若狂地念著,當他念到美國飛機飛越蘇聯領空時,他的手直指天花板,似乎此時此刻有一架U-2飛機在我們頭頂上飛著,他說:“我被人飛越了!”戴高樂插話說,他也被人飛越了。赫魯曉夫問道:“是你的美國盟友嗎?”戴高樂回答說:“不,是你。昨天,就在你從莫斯科出發之前,你發射了一顆人造衛星,給我們強烈的印象是它要在法國領空飛越十八次,但並沒有得到我的許可。我怎麼能相信你們就不會利用衛星上的照相機拍攝法國的照片呢?”戴高樂雙臂往胸前一交叉,以詢問的目光盯著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張口結舌。接著,他的臉上顯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他雙手高舉過頭,清楚地說:“天曉得。我的雙手是乾乾淨淨的。你不能認為我們會幹那種事吧?”戴高樂說:“那麼,你們是怎麼拍攝那些月球背面的照片的呢?你們還曾振振有詞、引以為驕傲地給我們看哩!”赫魯曉夫說:“噢,只有在那顆衛星上我們安裝了照相機。”戴高樂說:“噢,你們只有在那顆衛星上安裝了照相機。天曉得,請繼續念你的稿子吧。”

這一番交鋒搞得赫魯曉夫慌了手腳,他在唸那冗長的聲明時,雙手越發顫抖了。在他念稿時,美國國務卿和前駐蘇大使奇普·波倫在輕聲議論:“我們對此不能默不作聲地坐著聽。我們需要回答。”艾森豪威爾一聲不吭地聽念原稿和翻譯。他不耐煩地拿鉛筆在紙上亂劃亂塗(後來他離開桌子後,我把那張紙收了起來,至今還保存著)。他的臉部和頸部都漲得通紅;我的經驗還不足以說明他是否極度地憤懣了。我與艾森豪威爾將軍共事了好多年,可是從未見過他大發脾氣。然而,長期的經驗告訴我,他的憤怒的心情已全部表露出來了。他間或一兩次瞧瞧戴高樂;戴高樂帶著略呈厭煩的表情坐在那裡,似乎明白地對人說明:“我有什麼必要坐在這裡重聽一遍呢?”他早已聽過了。英國首相面有慍色地瞧著憤怒的赫魯曉夫、臉紅的艾森豪威爾和惱怒的戴高樂的時候,感到有些惴惴不安。

赫魯曉夫唸到一處叫嚷道:“是什麼魔鬼驅使美國人這樣乾的?”戴高樂說,哪裡都有魔鬼,雙方都有,這種間諜活動從來就在進行著,而不值得那些世界人民對之寄予和平希望的政府首腦去過問。赫魯曉夫搖頭晃腦,象一頭公牛,繼續念稿子。他終於結束了那長篇的咒罵文章,並宣稱,除非艾森豪威爾總統表示道歉,他將不再參加會議。

艾森豪威爾總統接著宣讀了一項溫和的聲明,包括若干為使用U-2飛機而公開辯護的理由,並答應美國飛機不再飛越蘇聯領空。赫魯曉夫憤慨地回答說,如果艾森豪威爾不道歉,他將不再出席會議。他的話被翻譯出來以後,出現持久的尷尬的冷場局面。於是戴高樂說:“赫魯曉夫主席,你提出了艾森豪威爾將軍顯然不能接受的強迫條件。在你離開莫斯科之前、U-2飛機被擊落之後,我指派我的大使拜訪你,問你這個會議是如期召開呢還是延期舉行。你過去所知道的情況與今天所知道的一樣多。你告訴我的大使說,會議必須進行,並且會獲得豐碩的成果。在這次會議舉行之前,我又當面向你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你又再次說會議必須召開。現在,你提出美國總統顯然無法接受的強迫條件,你使我們的會議進行不下去了。你使麥克米倫先生從倫敦趕來,使艾森豪威爾從美國趕來,使我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籌備和出席了會議,而你的寸步不讓將使會議並不成。我們大家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還得考慮全世界人民寄託於這個會議的希望,我們明夭此時再來會面。現在休會。”

赫魯曉夫跳了起來,再次重申除非艾森豪威爾道歉,他將不出席會議。戴高樂用瞅淘氣的孩子似的眼光瞅著赫魯曉夫,宣佈明天照常開會。赫魯曉夫在他整個代表團的簇擁下,大踏步地走出會場,走下樓梯。其他代表團的成員都面面相覷。戴高樂說,他要與蘇聯人保持接觸。於是全場站了起來,走出會議室。戴高樂走到艾森豪威爾跟前,挽著他的手臂。他也拉著我的胳臂,把我們引到一邊去,他對艾森豪威爾說:“我不知道赫魯曉夫想幹什麼,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情況,但是不管他幹什麼,也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讓你知道,我始終與你站在一起。”我對他這番話感到驚訝,而艾森豪威爾明顯地被這個意想不到的無條件支持的表示深深地感動了。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這件事,這一情景直到今天還鮮明地印在我的腦子裡,猶如當時聽到他講話一樣。艾森豪威爾向戴高樂表示謝忱,戴高樂從樓上直送到他上車。一進汽車,艾森豪威爾又陷在今天的插曲的困擾中了,他瞧著我說:“那位戴高樂的確是個人物。”我點點頭,完全同意他的著法。我們驅車不遠,便到了美國大使館(當時在伊耶納大街)。美國代表團舉行會議,商討明天的對策。

我是不能參與這次討論的,也不知道有什麼決定,既然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溫和的聲明和對U-2飛機不再人侵蘇聯領空的保證都不能把赫魯曉夫帶到會議桌上來,那麼,艾森豪威爾即將應邀訪蘇一事,當然也就要撤銷了。

在此期間,赫魯曉夫召集了一個急風暴雨似的怒氣沖天的記者招待會,進行含沙射影的威脅,”痛罵美國背信棄義的行為。在第二天指定的時間,戴高樂、麥克米倫和艾森豪威爾來到了昨天開會的房間。三個代表團的成員坐在那裡,侷促不安地互相瞧著。戴高樂將軍說沒有獲得赫魯曉夫的口音,赫魯曉夫到“街上親吻孩子的臉蛋,為法國共產黨競選賣力去了”。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到凡爾登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在那裡打過仗,可是他曾企圖破壞蘇軍與盟軍的聯合作戰”。等了一會兒,戴高樂下命令去與赫魯曉夫聯繫,問他是否出席會議。又等了一會兒,一個助手走進來說,赫魯曉夫說他不出席會議,除非艾森豪威爾道歉。戴高樂火了,麥克米倫洩氣了,而艾森豪威爾既困擾又憤懣。戴高樂轉向助手說,我邀請赫魯曉夫是有書面文字的;因此,他也得書面答覆。幾分鐘之後,助手又來說,赫魯曉夫回答說他不願書面答覆。戴高樂對助手說:“告訴他,對書面的通知必須作書面的答覆,這是有文化教養的民族的習慣。”助手走開幾分鐘後回來說,赫魯曉夫將作書面答覆,但不來開會。

看來戴高樂贏得這個小面子也滿意了,便宣佈休會。我覺得奇怪的是,毫不動搖的戴高樂和對整個過程顯得暈頭轉向的麥克米倫,都始終沒有提出或暗示艾森豪威爾必須道歉。

當時阿登納等候在巴黎,他看到西德至少不必為四國協議付出任何代價,如釋重負。艾森豪威爾旋即訪問葡萄牙,受到托馬斯總統和薩拉查總理最熱烈的歡迎。

在我看來,蘇聯人打算使艾森豪威爾屈服,而當他們達不到預期目的時,便迷失了方向。他們預料戴高樂和麥克米倫都會出面向艾森豪威爾施加壓力,作出某種姿態的道歉,然而,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歷史地看,戴高樂控制了整個會場。他既沒有象赫魯曉夫那樣暴跳如雷,也沒有象麥克米倫那樣惶惶不安,他利用東道主的地位,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一方面他沒有露出他是美國公開的同夥,另一方面他又使赫魯曉夫明白,他認為整個事件不過是茶壺裡的小小風暴而已。通過高空先進技術,有照片為證,蘇聯首先飛越別國的領空,他們很難把自己打扮成無辜的受害者。戴高樂在真正短兵相接時,證明他是一位勇敢的、堅定不渝的同盟者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