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肯尼迪總統訪問巴黎

——我為什麼沒有完成任務

一九六0年夏季,在我剛擔任駐羅馬使館的武官職務幾個月之後,我接到我的老朋友、肯尼迪總統的軍事副官特德·克利夫頓少將的電報,通知我準備到巴黎去與白宮派出的先遣人員匯合,一起商討如何安排肯尼迪總統即將到法國首都對戴高樂將軍的訪問。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指令,因這件事對我表明,新政府瞭解到我是一個純粹的軍官,不管白宮的最高司令員是誰,我總是忠心為之服務。我以前既為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服務,又為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總統服務。我聽到一些謠傳,說是新政府派性比過去的政府要強,但克利夫頓發來的電報足以向我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我告訴了萊因哈德大使,他也非常高興,認為由於我早已非常瞭解戴高樂將軍,在這法美關係趨向分裂的時候,我可能有助於促使兩位總統接近起來。幾天之後,我又接到一個電報,指令我立即到巴黎去會見先遣組的總統新聞秘書皮埃爾·塞林傑和肯尼思·奧唐奈以及其他成員。我把這件事通知武官處,並得到他們的許可,就動身去巴黎。我一到巴黎,就向皮埃爾·塞林傑報到。塞林傑原是(法國東北部)阿爾薩斯人的兒子;他父親移居美國,他當時法語就講得很好。由於長時期住在法國,他的法語越發講得流利了,常常在法語電視台講話。他還在法國各種社會團體和機構公開講課。

他們相當熱情地接待我,我也跟其他成員一一見了面。我們就開始同法國總統府和外交部門進行聯繫。戴高樂保衛部門的許多人員在上次艾森豪威爾將軍訪法過程中已跟我混得很熟了,所以他們都熱忱地歡迎我。我感覺到,他們並不很熱情地歡迎塞林傑和奧唐奈。我與戴高樂的副官和一些主要助手的關係是親密友好的。在討論到總統訪問時,他們都非常融洽和合作。在整個討論過程中,塞林傑和奧唐奈的某些態度使我感到有些不安,但不管怎樣,我們逐步為肯尼迪總統的日程作出各種安排。我知道有一句話我永遠也說不得,這就是:“這是我們過去用過的辦法。”這種話總會觸犯新政府的,所以在會談時,很多事我讓法國人多做一些。有一次,塞林傑他們問到我某一件事過去是怎麼辦的,我在這種情況下,才回答他們,並敘述了為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訪問所做的特殊安排方式。

這次與法國的討論包括許多事情:肯尼迪總統訪問的項目、他將會見哪些人、戴高樂將軍舉行的官方招待會、肯尼迪總統在美國大使館舉辦的答謝招待會,還要安排複雜的與報刊和電視界人士的會見。在安排中,正如過去我參加過的總統先遣組工作一樣,我們很注意既讓總統本人感到愉快,也要讓新聞界和宣傳部門的人感到愉快。因為塞林傑是新聞秘書,對這方面特別注意。這種事往往使法國官員有點惱火,因為他們(至少在那時)對他們的新聞界不象我們那樣關心我們的新聞界。他們有一次對我說:“你們美國人對新聞界比對總統還更為操心。我們卻正好相反。”

此外,對總統的安全作了複雜的部署。這些就需要在美國總統保衛處和法國各種各樣的保衛機構之間進行費時的討論。法國的有關機構我都很熟悉,它們是國際保衛處、總統安全處和巴黎警察局。再則,我們還探討了美國總統抵達和離開奧利機場的安排,因為我曾多次為艾森豪威爾將軍安排而受過訓練,故而我很熟悉法國所喜歡用的辦法。然而,我卻閉口不談,除非他們問我,而我還是儘量保持客氣謙虛。即使這樣,我仍感到這個先遣組對我愈來愈冷淡,因為他們意識到我非常熟悉那些他們正在與之打交道的法國權威人士。

然而,我們心裡都明白,但嘴裡不說出來,直到準備工作就緒之後,他們回美國,我國羅馬。只是約定,當總統來訪法國時,我得再來法國擔任肯尼迪總統的翻譯。我知道這種做法多少有點打亂了國務院的計劃;因為,如果他們的翻譯人員在場,他們就能弄到總統與別國領導人會談的紀錄。而我呢,我遵守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指令,千萬不能把會談紀錄抄錄給任何人,除非經他親自簽署。有一次,我不得不拒絕把這種紀錄交給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雖然當時對我的拒絕發火,但並不因此反對我,並且。在下一次見到我時顯得格外親熱。塞林傑、奧唐奈和他們的先遣組回美國,我回意大利仍擔任武官職務,並約定在總統到達法國前一、二天我再到巴黎去。

我回到意大利之後,就開始琢磨我在巴黎所處的氣氛,我覺得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塞林傑和奧唐奈把我看作是艾森豪威爾某種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們都不完全瞭解我,我只是一名陸軍軍官,只知道執行命令,不管誰當總統,我總得為他效勞。我想到這些,在我看來,最好是打一個電報給克利夫頓將軍,說明我與先遣組相處的結果使我覺得我不宜為總統訪法之事再到巴黎去,除非他能肯定地告訴我,他們的確需要我去巴黎。如果我事實上毋需到場,我這樣做會使他能體面地擺脫困境。我就給克利夫頓打了一個這樣的電報去,我很快接到他的回電,證明我的印象是正確的,叫我不必為總統的訪法再到巴黎去了。這並不使我感到意外。

肯尼迪總統的訪法進行得很好。肯尼迪夫人也獲得很大的成功。訪法結束後,她要飛到希臘去,她要在羅馬稍為逗留一下換乘飛機。我接到總統保衛處的通知,要我去接她,並安排一間候機室,以等候飛機,繼續她到雅典去的旅翟。我很高興做這件事,在指定的日期,我跟我的老朋友、機場的指揮官薩拉里斯上校一起作了必要的安排。當肯尼迪夫人的飛機一到達,旅客們還在機上時,我就走上飛機。我走到肯尼迪夫人跟前,自我介紹我是美國駐意大利武官,並告訴她由我負責帶她到候機室去,以等待到飛機為飛往雅典作好準備為止。她瞧著我,用深沉和動人的聲音對我說:“你是沃爾特斯上校吧,你是在巴黎最失意的人。”我常常說,任何專說奉承話的人也會到處獲得奉承話。這件事給了我極好的印象,所以我得說,我成了傑奎琳·肯尼迪的熱心的讚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