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忠魂冤魂(下)
關嚮應說：“鬍子，你並沒糊塗哇。”
賀龍說：“嚮應，難道你也相信段德昌是改組派嗎？相信王炳南、陳協平是改組派，相信周逸群是改組派嗎？”
關嚮應說：“文常，我們只能相信中央分局領導。這樣一想，你就明白了。”
賀龍默不做聲了。
後來賀龍回憶道：
“在立三路線時期，關嚮應是管軍委的，代表國際路線的那些人曾想把他從立三那邊分化出來，他一直堅持。夏曦一直抓住關嚮應這個辮子，一直抓到二、六軍團會合，關對此最傷心。毛壩會議討論三個問題：一是恢復根據地和整頓紅軍兩個小議題；
二是打一個縣城整理部隊休息；三是停止肅反。毛壩會議也可說是分局會議，實際只夏、關和我三人。
其他人他都不相信。第二天又提到整理紅軍和停止肅反，關嚮應不做聲，我說肅反停一個時期，有了反革命再說麼。他不同意。這時我第一次向關提出：
‘你當書記，我們開會選一下麼。’關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批評的很嚴厲。”
大年初一，夏曦又召開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副官通知賀龍，賀龍皺眉說：“怎麼又開會呀？”
但賀龍還是去了。他到了中央分局，夏曦對他說：“雲卿，快坐下，就等你了。”
夏曦喝了幾口茶，說：“今天是大年初一，按理該讓大家休息，好好過個節，可不行啊，敵人不讓我們歇，革命工作也不讓我們歇，所以，我們今天還得開會。今天開會，有兩個重要內容，一是告訴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陳協平這些改組派被抓了，他們的罪行，是分裂紅軍，攻擊中央分局領導，特別是段德昌，打著什麼‘山上不能創造蘇區’、‘包穀飯不好吃’的口號，鼓動下級官兵，破壞中央分局的路線，蓄意在紅軍中製造分裂。”
夏曦說到此，停了下來，掃了一下開會人的表情，見大家都不吱聲，又說：“如今抓了改組派上邊的頭頭兒，下邊肯定還有人。但是，三名改組派很頑固，連夜突擊審訊，就是不招。最後，江奇同志下令用刑，打斷王炳南的一條腿，段德昌昏死數次，陳協平十指打折，仍然不招。鑑於此，為純潔我們革命隊伍，我們只有根據平時表現，判斷是否是改組派，凡有嫌疑者，一律抓起，對頑固不化者，動大刑。”夏曦說到這兒，咬牙切齒道：“對於改組派，我們堅決不能手軟。
他們是化裝成美女的白骨精，我們要當孫大聖。”
夏曦說完，見大家不開腔，很是滿意。接著又說：“同志們，我現在正總結我們湘鄂西中央分局肅反以來取得的成績，正在給中央寫報告。現已查明，在我們湘鄂西中央分局內的改組派首領是周逸群、萬濤，第三黨的首領是胡慎已、唐赤英，託派首領是劉鳴先、潘家辰，陳獨秀派首領是侯蔚文、李劍如，羅章龍派首領是張琨弟、王進之，AB團分子首領是柳直荀，而各派又都歸周逸群的改組派領導。事實表明，改組派分子佔據了分局黨、團組織和紅軍的政治軍事機關，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因此，我們與改組派的鬥爭，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鬥爭的過程中，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常成為改組派的得力助手，而且有個別領導，還被改組派利用。我們要求在座的黨政軍領導幹部，要站穩立場，擦亮雙眼，看清改組派的反革命面目！”
夏曦說到此時，兩眼不斷往賀龍身上掃去，見賀龍悶頭吸菸，別的人都低頭不語，又繼續說：“改組派的陰謀，共有四個方面，一是力圖腐化共產黨，改組成國民黨；二是力圖變蘇維埃政權為國民黨政權；三是妄圖把紅軍變成國民黨軍閥式軍隊；四是千方百計使紅軍、蘇維埃運動脫離根據地。”
夏曦又舉例說：“周逸群、萬濤、唐赤英、王一鳴斷送洪湖襄北，尉士均斷送鄂北，段德昌、覃蘇荊門失敗，周小康、王炳南斷送湘鄂邊，賀炳南、賀佩卿、王湘泉公開叛變；改組派的第五個陰謀是私通敵軍，妄圖組織反革命暴亂。這裡面，周逸群和何應欽、蔣介石暗中勾結。萬濤是國民黨在蘇區的高級坐探。覃蘇暗降川軍。王一鳴、唐赤英故意失敗。如今，段德昌又妄圖把紅9師拉到洪湖投敵。”
賀龍以極大的忍耐，緊咬著牙。
夏曦又繼續說：“改組派分子已深入了湘鄂西蘇區和軍隊的黨團組織之中，在舊的基礎上，改造黨團組織是無濟於事了，我們必須解散湘鄂西蘇區和紅三軍中的黨團各級組織，黨團員重新登記，發展新的黨員，只要公開自首，可不開除黨籍，但是，僅限於連以下幹部，營以上幹部不允許自首。”
這時，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紅三軍中內，從上到下，人人自危夏曦見大家都不言語，便說：“解散黨組織的意見通過了。”
當下，夏曦又提出解散黨組織後，組成七人革命軍事委員會。七人是：夏曦、賀龍、關嚮應、寧盤銘、葉光吉、盛聯均、盧冬生。
從此，在湘鄂西分局和紅三軍中，取消了黨團組織，之後，就連王峰縣蘇維埃主席易發琛也被不明真相的幾個小孩子用大石頭砸死。
正月十五這一天，賀龍正悶悶地吸菸，關嚮應走過來說：
“雲卿，還記得嗎，去年的八月十五，是雲遮月；今年的正月十五，是雪打燈。老祖宗們留下的話挺靈。”
賀龍聽了關嚮應的話，說：“是啊，老祖宗留下來的話不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的話也會靈驗的，古往今來，那些惡貫滿盈的人，有幾個有好下場。”正說話，副官進來報告：“軍長、政委，夏書記來電話，要你們立即趕到鄔陽關。”
賀龍把菸斗往兜裡一裝，對關嚮應說道：“嚮應，夏曦不知又犯了什麼神經病了。”
關嚮應說：“他去鄔陽關幾天了，可能是請我們去鄔陽關慶元宵佳節吧。”
當下，二人直奔鄔陽關。
鄔陽關是紅九師駐地，段德昌、王炳南、陳協平等都被關押於此。夏曦到鄔陽關，是來審問這三個人的，各種酷刑都用盡，三人仍堅決否認不實之詞。夏曦頓生殺機。
公審大會會場在鄔陽關前的一個坪壩內，中午賀龍、關嚮應到了。夏曦對他們說：“段、王、陳三犯，極為頑固，要殺一儆百，我決定處決三犯。”
賀龍說：“我要見段德昌、王炳南、陳協平三人。”
夏曦說：“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你見他們做啥？”
賀龍說：“我一定要見。”
夏曦見賀龍一定要見，又猜不透賀龍有啥打算，便說：
“我們一起去吧。”
賀龍與夏曦、關嚮應三人，來到關押段德昌的屋前，沒有窗戶，包著鐵皮的門打開了。裡面黑洞洞的，賀龍喊了聲：
“德昌。”只聽牆角一陣嘩啦啦的鐵鐐手銬響起，只見牆角一人艱難地扶牆立起。賀龍急步上前，將段德昌扶起，從門口射進來的光亮，看到段德昌遍體鱗傷，面容憔悴，僅半月不見，已不成人形了，二人均熱淚盈眶。這時，在一邊的夏曦厲聲說：“段德昌，你死在眼前，還有什麼話就快說吧。”
段德昌怒目注視了夏曦一眼，對賀龍說：“鬍子，我段德昌一生光明磊落，今遭小人暗算，死而無怨，我求你三件事，你務必要記住。”
賀龍握著段德昌的手說：“德昌，你說吧。我一定牢記在心。”
段德昌說：“第一，洪湖人民為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巨大犧牲，你不要忘記洪湖人民；第二，如今子彈極缺，處決我時，不要用子彈，對我，刀砍、火燒都行；第三，鬍子，你派人給我做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是最喜歡吃這菜的！
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到洪湖去。”
賀龍一聽，淚珠滾滾而落：“德昌，你說的話，我都記下了。”
中午時分，雪花紛紛揚揚地飄起來。公審段德昌、王炳南、陳協平三人的大會開始了。與會代表1000多人，夏曦在主席台上下令，將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組派分子”押到主席台前。由夏曦宣佈了“罪狀”後，便開始行刑，第一個被拉出來的，便是段德昌。段德昌昂首挺胸，毫無懼色，他高喊著：“同志們，永別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國共產黨萬歲！
蘇維埃萬歲！”
夏曦見此情形，連連喊道：“趕快行刑！”
幾名持槍戰士推著段德昌離開會場，正在這時，只聽一人大喊：“慢！”
原來是賀龍，他端著一碗粉蒸肉。來到段德昌面前，含淚說：“德昌，吃點吧。”
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賀龍，幾滴淚珠滾了下來。賀龍喝令左右：“給段師長鬆綁。”
戰士們不敢動手。賀龍就親自為段德昌解開繩索。又把粉蒸肉端到段德昌面前，段德昌接過粉蒸肉，拿起筷子，吃了幾口，而後，深情地望了賀龍一眼，把筷子交給賀龍，挺胸走向刑場，賀龍含淚背轉身，片刻，段德昌被砍死。
段德昌犧牲之時，年僅29歲。
他犧牲之後，湘鄂西蘇區人民，對英雄無不深深懷念，人們在他的墳前，偷偷栽下了29棵青松。
全國解放後，段德昌被追認為第一號烈士。
從洪湖第一次肅反開始，夏曦抓了上萬改組派，而根據地卻越來越小，紅軍隊伍越來越弱，但夏曦還在叫囂，要繼續抓改組派。
一天，夏曦又主持召開中央分局會議，這時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紅三軍只剩夏曦、賀龍、關嚮應、盧冬生4名黨員了，四人坐定後，夏曦開口便說：“目前，在分局和紅軍中，恐怖情緒和失敗情緒較嚴重，這無疑是改組派散佈的，說明改組派還在活動，我們與改組派的鬥爭還要深入進行。實踐證明，黨團組織，政治機關解散了，是正確的，我們要在這次清黨的同時，大批吸收新黨員，建立新的黨團組織，提拔新的幹部。對於改組派欺騙過的群眾，要進行教育，只要能公開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檢舉他人，就可以原諒。這樣，便能從各方面去瓦解改組派力量，實行徹底的改造，完全洗刷出地主、富農分子及暗藏的改組派分子，從而達到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黨團在紅三軍的領導。”
夏曦說到此處，賀龍接過話：“老夏，我看肅反差不多了，從洪湖第一次肅反到現在，抓改組派差不多上萬了。”
關嚮應說：“是啊，就算還有改組派，也只是個別抓，也不能算是當前的主要任務了。”
賀龍又說：“我們的電台壞了半年多，與中央失去了聯繫，中央的情況，國內各方面情況，我們都不瞭解，整日在這山溝裡，跟瞎子一樣，我看我們應設法與中央取得聯繫。”
夏曦說：“怎麼聯繫？電台壞了，派往中央的交通員，也沒有一點音信。國內形勢不就是老樣子，蔣介石反動派派重兵‘圍剿’紅軍，土豪劣紳資本家照樣欺壓勞苦大眾。”夏曦把手一擺又說：“還是從紅三軍和中央分局的現狀說起吧。”他咳嗽了幾聲，說：“文常和嚮應說肅反差不多了，我不贊成，在一、二次肅反時，我就感到，改組派已把持了黨的組織並利用各級黨組織，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就產生了清黨念頭。只是沒下決心。如今，我決心下晚了，到了茅壩時我提出了清黨，宋盤銘、段德昌都堅決反對。”夏曦一手指賀龍、關嚮應：
“你們二人也反對，現在看，段德昌、宋盤銘他們堅決反對清黨，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秘密開會，要暗殺我們，虧得江奇發現了他們，他們的陰謀才沒得逞。那些隱藏在軍內的改組派分子，我們要進一步清查。”
夏曦說完，賀龍、關嚮應、盧冬生都不言語。夏曦又說：
“繼續清查改組派餘黨，大家沒有意見，我們討論一個議題，怎樣開闢新的蘇區？”
關嚮應說：“要開闢新的蘇區，我看要研究一下我們的政策，比如，打土豪，應找民憤大的打，不能亂打，前一時期，我們飢不擇食，大小一起打，樹敵過多。”
對這個意見，賀龍表示同意。夏曦卻說：“大的土豪有罪，小的土豪就沒罪嗎？你們這樣認識是錯誤的，不是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賀龍說：“我們應面對事實，我們打土豪分東西給群眾，群眾都不敢要，這是為啥？”
夏曦說：“那是群眾不覺悟。”
賀龍說：“如果群眾對惡霸恨之入骨，紅軍殺了這樣的土豪，都會拍手稱快。”沒等夏曦插話，賀龍又說：“老夏，我問你，是千家怨好還是一家怨好？”
夏曦不耐煩地說：“這個事以後再說。”
四個人從早扯到午，又從午扯到晚，總算做出了決議，就是《關於鞏固發展湘鄂邊新蘇區，爭取革命戰爭勝利的任務的決定》，決定共提出三項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清黨，繼續抓改組派；第二個任務是開闢新蘇區，組織來鳳、龍山、桑植一帶農民游擊戰爭；第三，鞏固現有蘇區，領導現在的蘇區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在關於開闢新蘇區的方法和政策上，賀龍、關嚮應主張：首先建立若干工作點，然後點到面，有步驟地開展，發動群眾起來鬥爭，對地主豪紳按罪惡大小，財產多少，確定打擊目標；對反動團防，按其反動程度，區別對待。夏曦對後面意見，雖不同意，但見賀龍、關嚮應、盧冬生三人態度堅決，也只好勉強答應。
分散出擊的決定，使得紅三軍力量更加削弱。
按照會議決定，由賀龍、關嚮應、湯福林，率領紅九師及教導團，到宣恩、咸豐、利川一帶開闢新區；夏曦率分局機關，盧冬生率紅七師，在鶴峰堅持鬥爭。會後，賀龍將盧冬生叫到屋裡，說：“冬生，你這次出擊，要與夏曦搞好關係，記住，遇事不要冒火。多請示他。”
盧冬生鎖著眉頭說：“我真不願跟他去。”
賀龍說：“要你去是夏曦指定的，說明他信得過你。”
當下，賀龍、盧冬生都加緊做出擊準備工作，夏曦則繼續與江奇一起進行第四次肅反。幾天後，他們又抓了70餘人“改組派”，其中有二十七團的團長楊雲生、二十五團團長周大本。夏曦連夜突擊審問，僅兩天，便處死了21人。又過兩天，又有28人死在江奇的棍棒之下。數天後，70餘人全死在了“莫須有”罪名之中，賀龍聽後，只是暗自傷感，無可奈何。師長許繼慎被活活拖死
張國燾掌握了鄂豫皖蘇區的生殺大權以後，動手對紅四軍的領導幹部做了調整。由鄺繼勳任紅四軍軍長、曾鍾生任政委，下轄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個師。十師師長劉英，政委康榮生；十一師師長周維炯，政委餘篤三；十二師師長許繼慎、政委龐永俊；十三師師長徐向前、政委陳奇。爾後又成立了“彭（湃）楊（殷）學校”，由蔡申熙擔任校長、傅鍾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長。
5月16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發佈了第一號通告：
在這一蘇區未與江西中央蘇區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其職權代表中央而高於省委。
5月24日，張國燾向中共中央寫了題為《關於第二次反“圍剿”及其他情況給中央的報告》的報告。報告中雖然也說了曾鍾生的幾句好話，可筆鋒一轉，又說鄂豫皖蘇區雖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不能證明黨內路線已是正確的了”，曾中生等“仍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當前的任務是加緊兩條戰線的鬥爭，並在實際中作徹底的轉變”。不僅如此，張國燾還在報告中提出了肅反。內稱：
在這一蘇區活動最力的反動組織是改組派，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半是以前武漢時代國民黨省委張國恩和我們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漢時代我們黨同國民黨右派共同的活動分子。
6月29日，張國燾在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作出的《政治決議案》中，提出要“加緊肅清改組派”，明確地把肅反列為鄂豫皖蘇區“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7月，又在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肅反決議案》。其中規定“政治保衛局是肅反的主要組織”，要求“各級蘇維埃革命團體，都必須以極大的力量，經常給保衛局提供材料。特別要以階級意識堅決的分子，擔任肅反工作”。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發出了《給皖西特委一封信》，在信中特別對皖西的肅反工作作了指示，批評了皖西在肅反上所謂的右傾。並指令皖西特委“對一切政治派別和反革命分子應嚴格逮捕”。
這次會後，張國燾把鄂豫皖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的工作人員擴展到300多人，並改名為政治保衛總局。接著，他又下令各縣均成立政治保衛分局，其任務是對付改組派、AB團及第三黨。當紅四軍領導曾鍾生等就紅四軍南下的行動方針同張國燾發生激烈爭論後，心狠手辣的張國燾懷著險惡用心，加快了“肅反”步伐。
7月中旬，徐向前、曾鍾生率紅四軍主力6個團南下作戰，僅一個月時間，就消滅敵人7個團，繳槍4000多支，俘敵5000餘人，開闢了以英山為中心的英、羅、圻、太（湖）
大片根據地。
看到這些激劇發展的大好局勢，張國燾卻坐立不安，急忙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及軍委會的名義，從8月17日開始，連發四封信給紅四軍，指責他們犯了抗拒分局指示的“嚴重錯誤”，與中央分局是“原則上路線上的分歧”，並批評紅四軍坐失良機。
紅四軍軍長徐向前拿著張國燾的幾封信，琢磨了很久後，找到了銳氣十足的曾鍾生。
“老曾，分局一再催促我們抓住機會進攻安慶，你意見如何？”
“在這個問題上，我倆早已意見一致，從戰略上講，如我們脫離蘇區幾百裡由英山直取安慶，不但做不到，反而要發生許多不能解決的困難，如果勉力為之，必然成為單純軍事行動，而忘記了鞏固陣地發展的任務了。”
“那我們是將在外，軍令有所不顧啊！”徐向前嘆了口氣。
“其實現在分局的意見也就是張國燾一個人的意見，只要紅軍和根據地能得到發展，撤我的職也不要緊。”曾鍾生堅決地說。
見紅四軍一直沒有按自己的旨意行事，張國燾又發出了第四封信命令紅四軍：
“火速回來，不能有絲毫的停留。”
他一邊命令紅四軍迅速返回，一邊準備對曾鍾生進行懲罰性報復。
“機會終於來了。”張國燾暗暗為自己慶幸，他立即吩咐召集會議，處理紅四軍違令事件。到會人員見張國燾氣勢洶洶，都不敢應聲。只有陳昌浩幸災樂禍。
“曾鍾生同志率紅四軍南下，公然違背軍委會在新集的決定，而且執迷不悟，一錯再錯，我認為除了撤換他的紅四軍政委的職務外，別無他法。”
見其他同志沒有反應，張國燾拿出了他的最後一招。
“現在由陳昌浩同志接替曾鍾生同志的職務，並委託他作為中央分局及軍委會的全權代表，趕往前線處理這一事件。陳昌浩同志一定將部隊撤回原蘇區，將曾鍾生等人調回新集，至於許繼慎等應否免職，由陳昌浩同志相機處理。我現在身體不大好，等我恢復健康，當即趕往前線，協助陳昌浩同志處理一切。”
30出頭的張國燾可能是過於沉溺於政治鬥爭，額頭上早早除去了頭髮，蒼白的臉上加上近期的重病，使他講話時脖子上的青筋冒了出來，如果不是政治權力鬥爭需要的話，他才不會帶病出席會議呢！
陳昌浩帶著張國燾的使命和強烈的權力慾，匆匆離開了新集。張國燾臥病不便走動。心裡卻不時地勾著手指數著陳昌浩離開後的日子數，艱難的一週過去了，他再也坐不住了。
“通信員，馬上通知白雀園鄺繼勳師部，說我馬上趕到那裡。”
“可醫生說您的身體還未痊癒，不便行動。”警衛員十分關切地說。
“沒問題，照我說的辦。”張國燾此時已顧不得那麼多，陳昌浩此行的結果決定著他政治鬥爭的勝敗，他要在這場鬥爭中牢牢抓住主動權。
為配合張國燾的行動，沈澤民已先趕到白雀園。張國燾到了兩天後，還沒見前線上的電報，憂心忡忡。
“難道陳昌浩被曾鍾生他們解決了。想來曾鍾生不會有那麼大的狗膽吧！”
第三天，陳昌浩從前線發來了急電：
“一切都按軍委會命令順利執行，紅四軍全部即由英山金家寨開回白雀園休整，張國燾同志不必再趕來前方。”
張國燾怕漏字或少字，因此，反覆看了幾遍。自語道：
“幹得好，我要嘉獎陳昌浩，他平息了一場反革命行動。”
張國燾心中的大石頭終於落地了。
“澤民，我可以睡睡覺了，如前線有什麼事，你就處理算了。”
又過了兩三天，白雀園歸來了一小股部隊。隊伍中間有兩位蘇區軍民熟悉的曾鍾生和許繼慎，然而他們的手都被反捆綁著，兩人的武裝帶也被下掉了。
“快看，那不是曾政委和許師長嗎？他倆犯什麼錯了，這麼大的人物都給抓起來了。”
沿途的老百姓目送著他們日夜歌頌的曾政委和許師長從身邊走過，心思不解地小聲嘀咕著。
曾鍾生等被押解回來的事立即使整個白雀園騷動起來。
功名卓著的曾鍾生難道會反黨嗎？
“報告，陳昌浩政委求見！”警衛員向正在熟睡的張國燾報告，此時正在床上做著美夢的張國燾聽說陳昌浩回來，一下子從床上爬起來，往日的他已變了一個樣。
“國燾同志，幸虧你這次英明果斷，不然要出大亂子。我這次前方之行，不但糾正了反黨的行動，而且破獲了反革命的陰謀案件。”
“來，來，來，坐下來慢慢談！”張國燾止不住喜悅，心裡升起一股勝利者的快感。
陳昌浩喝了一大口張國燾給他泡的濃茶，理了理頭緒道：
“我前後花了五天功夫，趕了800多里路程，到了駐在沂水的軍部，紅四軍上下對我相當冷淡，不管怎樣，我還是迅速召集團以上幹部開會，將中央分局及軍委會的命令宣佈了。
當時，曾鍾生等人相當氣憤，說什麼回到分局及軍委會後一定要公開辯論此事。我原以為紅四軍要發生倒戈現象，出乎我預料之外，他們只亂髮了一陣牢騷就算了。徐向前同志起了關鍵作用，他表示服從中央分局及軍委會的決定。曾鍾生見大勢已去，也只好表示服從。這樣我就順利地接管了紅四軍的軍政委員的職務。”
張國燾此時聽得津津有味，對曾鍾生的失敗感到洋洋得意。
“我接任軍政委員後，立即著手調查紅軍的內部情況。經過調查，我認為多數高級幹部是忠於黨，忠於中央分局的。不過許繼慎和他的少數親信很有可疑之處。有人謠傳‘第12師在渡江後，要脫離紅軍另謀出路。’我帶著疑問徵求徐向前的意見，徐則認為，第十二師中多數幹部是擁護黨的，如果許繼慎有可疑之處，可以查處。我立即行使軍政委員的監察職權，親率幾個政工人員，搜查第11師師部。我當時是提心吊膽的，深恐許繼慎會反抗。到達十二師師部時，大多數師部人員表示服從，師部唯一直屬部隊特務連，更表示欣然支持，這把許繼慎嚇得面無人色，不敢有絲毫反抗。”
“第十一師師部有一姓吳的參謀，是人所共知的許繼慎的親信，平時和許往來頻繁，早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個年經的吳參謀自以為有許師長的庇護，想不到有這次搜查，這是他沒有預先消滅證據的原因。我在他保管的公文箱裡，發現了私通敵人的證據，主要是從白區發來的兩封信及一份通迅的密碼。”
“此事發生後，我邀約許繼慎押著吳參謀來軍部，立即審問，當時紅四軍的高級將領都在，像是舉行高級會議，更像在開特別軍事法庭。旁聽的官兵，擠滿了整個大廳，氣氛甚是緊張。吳參謀因為信件密碼俱在，證據確鑿，並且信中詞句多是用這個密碼寫成的，不能不承認通敵罪行。他承認他是國民黨改組派，他的所作所為許繼慎是知道的；他供認他是被派來，鼓動許師長向白軍投誠的；同時利用黨內紛爭的時機，聯絡一些黨員，渡口南下，在紅四軍遭受挫折時，進行反叛。”
“啊。有這麼嚴重，許繼慎給抓起來沒有？”張國燾問道。
“我已把他和曾鍾生帶回來了。事情也很湊巧，吳參謀這事暴露後，紅四軍軍部又給我反映了另一案件。那就是在紅四軍佔領英山之後，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曾擴情，以黃埔軍校同學的關係，派了一人叫鍾梅橋的人，到英山找十二師師長許繼慎，並帶著一封歡迎許投蔣的信。內稱：‘許繼慎吾兄無恙：前由鍾俊同志奉書吾兄。幸荷察納，欽佩無限。等鍾同志返命，即為詳呈校座，奉批照辦。……’這傢伙一到英山，就被十二師政治部逮捕。許繼慎當時表現相當光明磊落，連人帶信一塊送交紅四軍軍部。徐向前、曾鍾生等人審問特務後便找許繼慎談話，認為‘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的。我聽他們彙報後，把前後兩件事加以對照研究，認為這不純粹是偶然，這說明國民黨已經滲透到十二師、紅四軍了，因此我認為紅四軍必須來一次徹底的整肅以純潔革命隊伍。自從顧順章被捕叛變後，革命隊伍的地下力量暴露很多，損失慘重，所以我們絕不能等閒視之，要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清洗革命隊伍。由於情況緊急，我沒來得及徵求你的意見，當即召開紅四軍將領會議，宣佈立即罷免許繼慎的師長職務，並押送到新集審理。曾鍾生雖沒有證明反革命的嫌疑，可他的反黨言行，擅自違抗分局的決定表明他已為反革命者所利用，所以應該一同前往新集，等候查辦；紅四軍立即班師回白雀園；至於那些參與這一反革命陰謀的黨羽概由各級政治部暫行看管，等到達目的地，再一併整肅。”
“昌浩同志，你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建議分局一定要嘉獎你。”
受到上司的讚許，陳昌浩得意忘形，隨即從牛皮文件袋裡掏出信紙之類的東西說：
“這是前後搜獲的信件和密碼等，請你過目定奪。”
張國燾迅速瀏覽一下這些信件和密碼，極嚴肅的眼神里卻暗藏著一股殺機。
“這些證據已能說明問題，我們不能心慈手軟。要以此為線索，把紅四軍和鄂豫皖根據地反革命分子一網打盡。”
張國燾的想法簡直和陳昌浩的設想不謀而合。陳走後，張國燾還坐在那兒沉思了很久，“好，機會終於來了！”他右拳一下紮在左手心裡。上次有人舉報許繼慎生活作風不好，亂搞女人，這本是打擊曾鍾生他們力量的好機會；可徐向前他們卻極力擔保，這一次可是反革命事件，你徐向前恐怕也不敢為他們說話了吧！
張國燾其實也深知敵人利用送信一招來進行挑撥離間的把戲。因為他以前就收到過國民黨將領劉峙給他的一封信，信中說：張派去的人已經到了，說張國燾肯那樣辦真是中華民族之幸，請趁早下手等等。當時沈澤民看後，付諸一笑，認為“顯然是敵人挑撥我們內部自相猜疑的一種把戲”。這時他就根本沒有考慮到這些，而是加以利用清除掉自己的對立面。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辦公室，張國燾提前到了那裡，並特意叫警衛將辦公室佈置了一番。當被解下武裝帶的曾鍾生氣宇軒昂地走進辦公室，張國燾馬上站起來，像是好朋友長時間沒見面似的伸出雙手道：
“鍾生同志，你在前線辛苦了，來，來，來，咱們聊聊！”
“謝謝。”曾鍾生表情冷漠地回答。
“我對你暫時的處理表示遺憾，分局同志均認為南下擴大根據地，功勞是顯著的。但鑑於你沒有按分局的決定行事，因而取消了你暫時的工作機會。分局認為，如果你認識過來了，還是可以回去工作的，我希望你能諒解。”
“我還是不很理解，在我們開闢大片根據地之時又突然北撤，放棄了鞏固勝利成果，支援中央根據地‘反圍剿’的大好時機。再說，我一直認為，用一月的時間，以兵力不足一師的紅軍去攻取安慶威逼南京，這恐怕近於共產黨之誇大狂吧！我真不懂責限一月必佔安慶的命令與立三路線責限兩星期必佔武漢的命令有何不同？”曾鍾生據理力爭。
“好了，好了，這個問題我們在分局會上及軍委會上再討論吧。我想就十二師師長許繼慎的問題聽聽你的意見。”
曾鍾生的義正嚴辭的駁斥使得張國燾啞口無言，他不得不轉變話題。
“我認為我們不要被表面現象矇住了眼睛，許繼慎這個人我最清楚不過。1921年就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進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那時就是革命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堅分子並在同一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伐時期也屢建戰功。27年後，他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持地下鬥爭，毫不動搖。30年後擔任鄂豫皖根據地紅一軍軍長，對紅軍的建設及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像他這樣一位忠於黨並經受了嚴峻考驗的紅軍優秀將領，怎麼會投敵叛變呢？那兩封信的事，我認為，純粹是敵人的挑撥離間，如果組織硬是懷疑，可繼續調查，不過要慎重從事，不要因此影響紅軍將士的士氣。”
“真是一丘之貉，自身難保，還要包庇他人。”張國燾在心裡暗罵道。
“好了，今天我們就談這麼多。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分局及軍委會決定在近期進行大規模的整肅工作，望你積極支持我們的工作。”
“糟了，革命隊伍又要流血了。”曾鍾生以為自己在政治上負責後可免除部隊的災難，沒想到紅軍將士也在劫難逃，因此他十分痛心。
當晚，中央分局和軍委會聯席會議，擬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關於鄂豫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報告指出：
在中央分局工作以來，全部鄂豫皖蘇區的黨，在路線方面都有轉變，唯有四軍中這個轉變沒有開始。
這裡的主要負責人就是曾鍾生同志。在曾鍾生同志的領導下，四軍一般同志對於中央分局的路線是異常模糊的，對李立三路線錯誤實質是茫然不解的，曾鍾生同志用家長制的方式去領導紅軍，絲毫不進行戰線上的鬥爭，對於傳達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線有系統的怠工，所以至今紅軍政治路線上的轉變還得從頭做起。因此，曾鍾生同志絕不能再繼續擔任四軍的政治委員，調到後方來考察。另外中央分局的委員陳昌浩做軍事政治委員去加強紅軍的政治領導。
這時，王明已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國際代表，而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則是秦邦憲，臨時中央於11月3日答覆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詳細研究了中央分局關於四軍的決議，分局的報告和四軍的報告以及四軍領導幹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後，完全同意關於反對四軍領導幹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確路線的決議。”
“這一回合的鬥爭我又贏了。下一回合整整許繼慎他們就無後顧之憂了。”自收到臨時中央的批覆後，張國燾深深鬆了一口氣，頓覺眼前道路開朗多了。
繼陳昌浩之後，紅四軍緩緩撤回白雀園來了。這時軍中已瀰漫著肅反的陣陣狂潮。
許繼慎被捕後，陳昌浩組織幾批審問小組加緊審訊。可許繼慎高昂著頭，拒絕誣加給他的一切罪名。張國燾見此情景，對陳昌浩說；
“明天我要到下面的河灘上進行審訊，看這個紅四軍裡的反革命頭子鬆不鬆口。”張國燾話裡充滿了殺氣。
曹家河湍湍急流，衝擊著平淺的河灘。河灘上瀰漫著一股殺氣。驚心的畫面出現了，一個六尺大漢頂著烈日，手被捆綁著立在河灘上。離他兩尺處的大巖窟門處有一群五大三粗的紅軍戰士，他們或坐或站，中間則坐著一個光頭，他就是張國燾。被捆綁的人也就是十二師師長許繼慎同志。
張國燾看到烈日下大汗淋漓的許繼慎，陰陽怪氣地說：
“許繼慎，我們紅軍的政策，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是給你最後的機會，希望你把同國民黨接觸的經過，以及在紅軍中發展的對象名單，徹底交待清楚。”
這位馳騁疆場的將軍，經過無數次鞭打，已是血流滿面，皮開肉綻，看著這個特殊的審訊場又環顧四周碧綠的青山，心想道：這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後時刻了，使我自豪的是革命10多年，無愧於黨和人民。面對眼前兇狠的打手。他大義凜然道：
“我的歷史大家都知道。黃埔時期有很多同學，大革命無論黨派如何，大都保持著一定的聯繫，但我的革命信念是從來未改變過的。去年我到蘇區時，國民黨的改組派派人給我送了一封信，表示現在奉中共的命令去搞軍隊打游擊很好，將來等改組派得勢，推翻蔣介石，奪取了政權，我可以帶著軍隊投過去，與改組派合作。可我並沒接受，並把這事向組織彙報。前不久，黃埔另一同學曾擴情又派人送來一封信，我當即派人將他逮捕，連人帶信一併交給了軍部，這你們清楚的，其它我沒有什麼要交待的了。”
“那你師部的吳參謀，你又作何解釋？”張國燾死死糾纏不放。
“吳參謀的事，是我工作中的疏忽，可我對他同敵人的聯絡之事，實在是一點也不知道。我願意對此事承擔一定責任。”
“那你把軍中與敵人有聯繫的可疑分子交待一下。”
“我沒有參預此事，又怎麼說得出他們的名字呢？”
“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張國燾一拍面前的石板，指著左右的打手咆哮道：
“綁到馬上，拖，拖，拖。”
張國燾最後的絕招終於使了出來，隨著他的吼叫聲，幾個唯命是從的打手把許繼慎摞在河灘上，牽過一匹高大的戰馬，將許繼慎的雙手拴在那馬的兩隻後腿上，此時的他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只聽河谷上空一聲鞭響，那戰馬在河灘上飛奔起來，許繼慎的軀體被拖了過去，河灘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跡。這位曾經使敵人聞風喪膽的紅軍優秀指揮員，就這樣被活活地拖死在曹家河的灘上。戰馬跑了一圈後，打手把手放在許繼慎的鼻子下，又摸了心臟部位，然後跑到張國燾跟前。
“報告，許繼慎已死。”
“罪有應得，可他這一死，我們又斷線了。從現在起，必須到全軍每一個角落實行清洗，掀起肅清反革命及國民黨改組派的高潮。……”
對於許繼慎、周維炯等屈死的冤魂，徐向前曾回憶：
“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延安時，曾找到鄂豫皖時期在保衛局看押犯人的一個同志，問他：張國燾為什麼要抓這些人，他們有些什麼口供！他說：‘周維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後還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現得多麼堅決！那個同志還說：‘許繼慎的口供是，你們說我是改組派，我就算改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沒辦法證實許繼慎、周維炯他們是反革命。後來，還是一個叫冷欣的國民黨特務說了真話。1942年陳毅同志到延安的時候告訴我，他在新四軍與國民黨談判時，特務冷欣親口對他說：‘我們略施小計，你們就殺了許繼慎。’可見，我們是上了國民黨的當了。”張國燾大搞“赤色恐怖”白雀園冤魂無數
紅四方面軍的肅反越演越烈，據陳昌浩後來回憶，從1931年9月13日起到11月22日僅兩個多月，就先後逮捕和殺害排以上幹部戰士2500多人。但據徐向前等人後來的回憶，當時紅四軍中被殺害的指戰員遠比此數多。
曾在紅四軍中專搞肅反的政務科科長楊克武說：“刑法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譬如，人在一起說過話，一個被抓走了，苦打成招，承認了自己是反革命，這還不饒，非要說另一個也是反革命組織的人。這樣又把另一個抓去，如法炮製，株連很多人，然後一一殺害。”
常毅同志說：“張國燾在肅反中呼風喚雨，結果把下邊幹部的頭都刮暈了。1932年的5月中旬，部隊行軍至安徽葉集時，我們團政委將全團集合，以點名方式實行肅反。團政委手中拿著花名冊，說：‘誰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站出來！’沒人站出。因為誰都知道自己不是AB團、第三黨、改組派。
當時，大家都十分緊張，生怕點到自己頭上，若點到自己頭上，戴上‘帽子’，就要殺頭的。團政委見沒人站出來，就按冊點名，點一個捆一個，就在這一次，全團幹部戰士被逮捕的就有50多名。審訊方法更荒唐，被捕的人首先承認自己是改組派、AB團或第三黨，然後再供認其他一兩個人，或供出已犧牲人的也行，供出了，就可放掉，去抬擔架或扛大米袋子。若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也不供認別人，不僅要嚴刑拷打，還要殺害。”
據史料記載，張國燾坐鎮白雀園不幾天，肅反便從上層波及下層，不少連隊的幹部都被抓了。
徐爾珍寫的一份材料說：“1931年秋，我們團已改編成41團，住在英山縣城。一天，張國燾派了劉英到我們團主持肅反。當天，就把連排幹部逮了50多人，當即嚴刑審訊。把這些幹部打成了AB團、改組派、第三黨。我那時在團政治處當幹事。我們主任叫袁漢民，他受刑不過，招認了三條罪，一是組織反革命暴動，參加過反革命會議，時間是每晚出去開會；二是搞破壞，準備割電線；三是在英山城裡組織‘吃喝委員會’，並擔任負責人。不久，劉英把逮捕的五十多人，活埋在距英山城南里的一個大坑裡。我們政治處當時有13個人，那一次就活埋了11人，袁主任也是那次被活埋的。”
另一份史料載：有一個叫張守平的指導員，入伍前是個小學教員。在連裡有一定的威望，打仗勇敢，能和戰士們打成一片，就因為他有點文化，就被當做改組派抓了。其他連的連長、指導員，也都以改組派的罪名抓了起來。當時，搞得人人自危，個個心悸，一天到晚提心吊膽過日子。為甚捉的人越來越多呢？是因為互相“揭發”、互相“檢舉”造成的。
“揭發”、“檢舉”的作法主要兩條，一是誘供，把人捉來後，採取欺騙引誘的手段，說如果揭發出誰是改組派、AB團，就可以把他放了，這樣，張三便供李四、李四供王五、越供越多。有的供出的名字，供者與被供者都不認識，只聽別人說過這人，就瞎供。有的全連點名抓改組派。二是逼供。使用酷刑苦打成招。“揭發”的越多，便說態度好，只要被別人點了名的，不問青紅皂白就抓起，誘供、逼供的結果是被逼者又胡亂供人。這樣你“咬”我，我“咬”他，惡性循環，改組派、AB團、第三黨就抓不完了。到後來，某某人曾和某某人一起吃過東西，哪怕一起吃了幾粒花生米，就說是什麼“吃喝委員會”的，立即逮捕。
當時，各團、各營、各連還開展了抓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競賽，看誰抓得多。有的團把正常的黨團活動，也說成是改組派活動，並把參加黨團活動者抓起來。
隨著肅反聲浪高漲，紅軍被抓的人越來越多，赤色恐怖籠罩著軍隊。搞得人與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原來的政治空氣，民主作風，階級感情，統統沒有了。在一些連、營裡還設立了“政治戰士”，團、師裡設了“保衛幹部”，其情形同國民黨內的特務組織差不多，起監視各級幹部的作用。
從白雀園肅反開始，張國燾、陳昌浩就不斷地向中共中央報告。1930年10月9日，張國燾又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義寫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關天鄂豫皖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在報告中，把紅軍說得一團漆黑，說“紅軍幹部都極大恐慌”“多半是地主富農分子在紅軍裡當幹部。”
1931年11月，張國燾在黃安縣委和軍區黨委聯席擴大會上總結說：“現在，紅四軍中發現大批的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反革命派的活動，是階級鬥爭到了劇烈程度的表現，到了改組派首領被我們逮捕之後，大家才害怕。在未發現以前是不注意的。現在改組派到底肅清沒有？大部分是破獲了，但沒有肅清。陳昌浩同志說黃安的改組派不多。這話可不見得，說比較少可以，陳定候、陳靜宜、江子英不都是改組派嗎？他們不都是黃安人嗎？”張國燾稍停又說：“改組派的活動不是偶然的，是有客觀原因的，過去我們發展黨的組織不注意成分，把地主富農也拉進黨內來，只要是我們的朋友、兄弟、親戚都介紹到黨內來。富農路線，說革命的地方地主富農也是革命的，說不革命的地方連貧農、僱農也是不革命的。加之地方過去送了不少壞分子到紅軍中來，蘇維埃秘書長專政，然後是司務長專政，開除的共產黨員專政，以及不革命的地主富農壞分子專政。命令群眾抬台子，又不向群眾解釋，還說你不抬台子就是不革命的話，又不執行黨的正確路線，怎麼不發現改組派？怎麼不發現第三黨、AB團！？”張國燾再提高嗓門喊道：“就是有一萬二萬改組派也不奇怪，到中央分局來後，堅決執行四中全會的路線，才把黨從立三路線的泥坑裡糾正到正確路線上來，建立了保衛局，加緊了肅反工作！”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寫的《豫鄂皖蘇區紅軍歷史》中，寫道：
在六安獨立團的肅反中，有一次班長以上的幹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餘人。說明當時地方武裝中肅反逮人殺人也是很厲害的，究竟有多少人，當時很少人知道的。……
由於大肅反的結果，紅軍中有戰鬥經驗的老幹部幾乎被殺完了。鄂豫皖蘇區與紅軍的創造者幾乎被殺完了，外來的黨的知識分子軍政幹部被殺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領導者也捕殺了。這一肅反的危害，不僅捕殺了大批的軍政黨群的領袖，而且在黨內、蘇維埃政權內、軍隊內與地方群眾中造成了極端嚴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肅反的同志終日揣揣不安，不知死亡何時將至。由於這一大肅反，使紅軍的戰鬥力大大削弱了，部隊中的知識分子有軍事知識、戰鬥經驗、勇而機智的大批幹部被殺害了，使紅四軍在軍事理論上與作戰指揮上大大削弱了。部隊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隊中造成極端反知識分子、反對戴眼鏡的惡劣傾向，幾乎使紅軍成為一支愚蠢的軍隊了。
徐向前還回憶：
“白雀園‘肅反’，都是張國燾親自審訊。開始還讓我參加會議，因為我提了些不同意見，保證說，我剛來鄂豫皖邊時廖榮坤同志就是營長、連長，打仗好等。以後張國燾就乾脆把我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參加，甚至暗地裡審查我。‘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為了防止部隊異動，張國燾等分局領導人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組成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就連王樹生、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麼，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氣氛！
“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藉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鬥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繫的領導骨幹，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候、肖方、周維炯、姜鏡堂，以及許繼慎、熊受暄、陳奇、王培吾、李榮桂、柯柏園、龐永俊、潘皈佛、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高建鬥、封俊、江子英、黃綱、程紹山、王長先、袁皋甫、吳荊赤、王明、魏孟賢、任難、廖業祺等團以上幹部，均先後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營以下的幹部戰士和地方上的幹部群眾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隊紀律嚴格。抓就抓吧，殺就殺吧。地方上把群眾搞翻了，黃安五區的人民起來反對保衛局，群眾貼標語，喊口號：‘打倒張國燾帝國主義！’群眾把張國燾比作殺人不眨眼的帝國主義，不是沒有點道理。像張國燾這種品質不好的人，搞家長制的人，根本就不該派來鄂豫當一把手。
這是第一條教訓。
“第二條，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傾幼稚病。
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著燈籠找出來不可。’幼稚得很。其實，哪個人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就變成找尋反革命線索、依據，行嗎？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陳昌浩就更兇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記得圍黃安時，有個農民領袖、紅軍團長叫黃鋼，被當作改組派抓起來，不服，自殺了。陳昌浩回來說：
‘你看黃鋼反革命多麼堅決，他剖腹自殺！’認定人家是改組派，沒有證據也信以為真。指導思想上‘左’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條，逼、供、信，確實害死人。逼、供、信這東西，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司空見慣，是剝削階級司法制度的產物。我們的‘肅反’把封建主義的東西搬來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許多刑法駭人聽聞。一些基層幹部和戰士，連AB團、改組派、第三黨是什麼名堂都不懂，承認了還不行，得說出‘同黨’來。說吧，無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鄉，在一塊議論過什麼事，便成了‘同黨’、‘反革命組織’。就這樣，株連一片。逼供信，冤假案，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一再發生，共產主義運動中也不鮮見，很值得研究。
“最後一條，鄂豫皖根據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候，是教條主義者統治中央的時候。
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地，搞‘肅反’擴大化。他們把中央革命根據地挖AB團的經驗，推廣到鄂豫皖來，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肅反’經驗推廣到別的根據地去，來回折騰，大搞特搞，造成特別令人痛心的損失。”
據有關史料統計，紅四方面軍的肅反，主力4個師共12個團的幹部中，只有倪志亮和王樹聲倖免，其餘都被殺掉。在肅反過程中，僅三十團就換了三次團長，政治委員及主任也換了三次。有的團換了四五次。大批被撤換的幹部罪名都是AB團、改組派、第三黨。他們被捕後，有的在前方槍斃，有的送到後方保衛局。僅三十團在大肅反中被殘殺的班以上幹部，據統計就有500多人，其他各團也不小於此數。張國燾肅殺之風吹遍鄂豫皖蘇區
張國燾坐鎮白雀園，在紅四軍中展開瘋狂的大肅反後，惡浪很快波及到鄂豫皖蘇區各個角落。
11月25日，張國燾就肅反事宜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稱：
這一蘇區整個說來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商人高利貸者。……現在我們可以向中央報告，我們在四軍中，在黃麻、皖西黨、蘇維埃和地方武裝中，肅反都已得正確勝利。……現在的確開始了全蘇區及紅軍的一個徹底轉變。這一轉變是執行中央路線之領導者，工農群眾長期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
這一肅反比“富田事變”所提供的經驗還大，可為全黨的教訓，特別是各個蘇區可以利用這一經驗。
接著，張國燾又以“元芳”、“張特力”等筆名，連續在他主辦的《肅反專號》及黨、紅軍的各種刊物上發表文章，到處作報告，下指示，致使“肅反”擴大化之風越刮越烈。
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監委發出通告，稱：
當黨內隱藏了許多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暗探，利用共產黨的招牌來作他們反革命的活動，施用其再也殘酷不過的陰謀手段的時候，需要我們以堅決的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去發動兩條戰線的鬥爭，舉行廣泛的清洗運動，把那些階級異己分子（地主、富農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從我們黨內、國內、蘇維埃、工會……中清洗出來，這是我們目前最重要中心工作之一。……要繼續擴大肅反的勝利，必須學習前方經驗利用到後方來，廣泛地舉行清洗運動。
肅反的“聲浪”使許多人頭腦發熱。許多群眾也不清楚什麼是改組派，什麼是AB團，只要有人指證，對於嫌疑犯，不問情由，便嚴加審問，審問方式多是群眾性的，被審問者在群情激憤之下，也無法為自己辯護。
這股“高唱入雲”的聲浪，製造了一批又一批冤魂。當時分局委員舒傳賢、皖西特委書記方英，以及鄂豫皖蘇區創始人戴克敏、曹學楷等都以“改組派”、“第三黨”及“AB團”的罪名被殺害。僅光山縣委及縣機關第一次被捕的就達100多人。後來經多次清洗，區鄉政權大批優秀幹部也被殺害。
在周河地區，肅反中被殺害的共有100餘人。鄉蘇主席李間壽、區蘇會計凌介德、二鄉團支部書記鄢道鄉的常委韓家虎、區游擊隊長傅良太等，都是這一帶參加革命最早的，結果都被殺害了。據統計，周河一帶革命最早的18人當中，有14人被肅反殺害。
在光山縣乘馬區第七鄉，鄉蘇維埃主席韓家應也被殺。濫殺，搞得鄉蘇維埃主席沒人願意幹。
在乘馬區的第九鄉，在不到一年時間裡，五任鄉蘇維埃主席都連續被殺。此外，鄉蘇委員米維記、村蘇主席桂家錢，都被殺害。殺到最後，鄉里黨團員被殺光了，農民餘田龍到福田河買東西，說了幾句閒話，也被保衛局的人殺掉了。
在陳店王灣村，肅反總共逮捕16人，殺害了13人，其中有教師和農民。
在麻城的中官驛和宋埠地區，區裡的58名工作人員除一名炊事員外，都被逮捕，而後大多被殺害在可新橋的西大山腳下響水堰。
在鄂東北道，道委書記羅作環頑固執行張國燾肅反指令，將紅四軍後方醫院的熊政委和黨委秘書都殺害了，又將紅軍中傷病員20多人殺死。
箭河曹門的吳先海說：“1932年8月，箭河曹門的吳世恩，因其老表被打成‘改組派’，保衛局的人把他和其他的幾個人捆在一起往北押送，正好從曹門村前的大河堤上經過。吳世恩在被押的人群中看見了他的老表。他這老表是箭河胡窪人，便上前與老表說了幾句話，晚上吳世恩就被捉走了，說他是反革命，第二天就處死在曹門的後山上。箭河肖家灣有一個外號叫肖鴉雀的老百姓，平時愛說笑話。一天，他看見赤衛隊打勝仗回來，每人挑兩捆槍，就開玩笑說：‘嘿嘿，瞧你們挑槍，跟賣甘蔗的一樣。’就因為這句話，說他誣衊紅軍，被捉去殺了。”
在商城，被殺害黨政及地方武裝幹部有商城縣委書記李梯雲、《紅日》社社長及革命法庭庭長吳靖宇，連紅軍總醫院商城分院的9個人也被殺了7個人。
赤南縣縣委機關共48名幹部，被以改組派罪名的殺害就有45個。
商城縣先後三次大肅反，村蘇維埃以上的幹部都被殺害在南溪。親身經歷者張竟說：“我們那裡沒有一家不參加革命的，沒被肅反的很少。白沙河區第一任赤衛隊長餘品高、彭昌定被殺害在南溪。家裡人也被肅反殺的有彭的弟弟彭宏銀，第三任村蘇維埃主席，我父親到區當常委，也被肅反殺害了。
我叔父家十幾人都被殺完了。”
據郭述申同志後來回憶道：“當時在商城的負責同志現在很少，其主要原因就是殺得太多。1933年商城縣委書記，我記得是高開文被殺，少共書記雷金楊也被殺。實際上當時的一些老同志，現在恐怕所剩無幾了。”
麻城縣倖存的方忠濯回憶麻城縣的肅反情況說：“當時的小山上、河坪裡堆滿了死屍，國民黨叫老百姓把這些屍骨都收埋在一個大坑裡，並且還堆了好高，群眾起名‘萬骨墩’，雖然沒有一萬人，也有上千人，這些被殺的人都是乘馬、順河、中宋邊區、福田河區、黃土崗區的。這裡的區委、區蘇一般都有五六十人，大部分被殺，留下只有少數人。我在保衛局時，也親眼看到每天從各地送到這裡案子就有一百多，有時多達一二百，保衛局白天就一一地審，審了後就送到革命法庭關了好幾間屋，夜晚都送出去殺了。在新集附近有兩個殺人的地方，一是響水堰，二是土門坳西面大山腳下的水溝坦克。其中殺人最多的是響水堰，當時強迫AB團分子在那裡挖了像水塘那麼大的坑，晚上就把改組派AB團分子押到這裡，一人一刀，就是沒有死，也被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解放後在這裡蓋農場，挖的全是人骨，並且這一塊到處都是這樣。很難找到沒有骨頭的地方。”
1932年1月7日英山中心縣特委給中央的報告稱，縣屬各級領導機關成員幾乎全都成了反革命。現將報告部分摘錄於此：
皖西北整個委只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務員，少共特委、軍事委員會分會幾乎完全是；英山黨團各縣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數同志，其餘全盤都是；英山的蘇區八個區委只剩下一個區委書記，非蘇區的三個區委完全皆是，黨的團的加入第三黨的幾乎有三分之一。
張國燾在白雀園肅反後，又把軍隊的這一套當作經驗推廣到地方，亂捕亂殺，大革命時期曾任孝感縣農民協會會長、當地出名的農民領袖、陂孝北縣蘇維埃主席魏祖聖及陂安南縣蘇維埃主席陳金台都是使敵聞風喪膽的人物。1927年黃麻爆動時，魏祖聖帶領農協會，破擊京漢鐵路以配合起義。結果兩人都被張國燾肅殺了。新集縣委書記郭術申，連他的秘書什麼時候被抓走都不知道。當時新集是個3000多人的鎮子，肅反搞得晚上沒有行人，白天也不敢一個人走路。
當時，肅反的連鎖反應十分嚴重，如縣委書記有問題，這個縣委、縣機關的工作人員基本上都跑不掉。下邊的區委、區幹部也都跑不了。親身經歷過肅反的佔廣華說：“如果上頭出了問題，就逐級向下牽連，甚至將那一批幹部一網打盡。高敬亭在熊家河就是採取這種辦法，在十多天的時間裡，就將赤城地方鄉級以上，部隊裡排級以上的幹部共抓了200多人，團、營以上幹部都是高敬亭親自審問，主要負責同志殺了20多人。我所知道的朱世升、蕭新甫同志都被殺掉了。”
各地的婦聯幹部也幾乎被殺光。曾靖華的胞妹、商城縣中心縣委婦女部長曾昭如被處死。就連徐向前的夫人也被殺害。
徐夫人叫程訓宣，1911年出生在黃安縣七里坪程伍德村一個貧民家中，沒讀過書，在1928年吳光浩率紅三十一師抵黃麻地區時，程訓宣投身革命，從事婦女工作。不久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經曹學楷和倪志亮介紹，於1929年底和徐向前結婚。姐弟5人，除姐姐幼年夭折外，其餘都參加了革命，大哥程啟光，參加了黃麻暴動。二哥程啟宗，在黃麻暴動中犧牲了。弟弟程啟波也參加了紅軍。程訓宣為人正派、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事事都走在別人前面。程訓宣被捕後，保衛局用了種種酷刑，對其嚴刑拷打，逼她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要她招供，供出同夥。程至死不說，直至被打死。
徐向前回憶說：
“我和程訓宣同志是1929年底結婚的，她是黃安人，家住檀樹崗程伍德村，婦女工作幹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後方工作，我們難得有團聚的機會。1932年四次‘圍剿’時我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局很緊張，我無法回家看她，讓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回來悄悄對我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的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聽候組織‘審查’就是了，還是打我的仗。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我一直打聽她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
1937年到延安，才聽說她和王樹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害了。我就問周純全，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說：‘沒有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裡兄妹五個，全都參加了革命，對黨忠心耿耿，大哥程啟光，共產黨員，我們的特務隊長；二哥當教員，也是共產黨員；三哥任過基層的蘇維埃主席，被敵人殺害；弟弟在我們司令部當警衛員，以後在紅二十五軍，也被肅掉了。她被抓走後，究竟受過什麼刑罰，我不清楚，聽說是打得不成樣子，沒什麼口供，相當堅強。”
共青團和少先隊雖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但張國燾對他們也毫不手軟。他以CY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義，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團組織少先隊的肅反情況，其中寫道：
這次鄂豫皖和地方紅軍中發現了大批的改組派，AB團、第三黨，團內一樣發現不少，並且比黨內還要更多（分局秘書長、少先隊總指揮兩個部、分局組織部幹事、孝惑中委書記、光山縣委書記、皖西北特委書記、麻城縣委書記），這些書記都是一個月以前撤換了工作的，但是還在領導工作，在縣委裡面及區委裡面發現不少改組派、AB團的分子，並且陂安南有整個支部都是這些分子，紅軍中，軍區青年團委書記及四軍青年團委書記，以及絕大多數的師團委書記和團委都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分子，另外，皖西北最多，現在正在進行大舉破獲。
新縣田鋪鄉田鋪村李天泰和袁克福說：“我們七鄉四村的女幹部馮雁華、餘孝二人，都被肅殺。鄉少先隊的分隊長方鳳誼，還是個女娃，童子團的小隊長熊習炳更小，都被肅殺了。”
張國燾還以鄂豫皖區特總黨團的名義，於1931年12月12日，向中央職工部及全總黨團寫了報告，稱：
工會的領導機關混進了非階級成份以及反動分子，如特總工會的一個副委員長雷書誥，兩個秘書長鄭一民、鄭新民，兩個巡視員潘恩善、李慶林，光山縣總工會的委員長、秘書長，事務主任，一個常委都是改組派，新集市工會委員長是一個裁縫鋪老闆，家裡還僱兩三個夥計，以上都是最近發現的，至於隱藏著的現在還不知道。
張國燾親手炮製的鄂豫皖蘇區大“肅反”，使整個蘇區成了一座“肉墳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