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共中央一至五屆總書記。
毛澤東說:“陳獨秀是有過功勞的”
1945年4月21日,初夏的延安還是好季節,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七大在這裡舉行,毛澤東在作報告。
當講到陳獨秀時,代表們靜聲聆聽他說道:
“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是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做白話文,聽他說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陳獨秀是一個頗具影響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閃光的東西,也有不少值得後人吸取教訓的地方。
江南鄉試
1897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兩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戊戌政變前一年,康有為、梁啟超等正搖旗吶喊,鼓吹變法,維新運動緊鑼密鼓。中國正面臨瓜分豆剖,與知識階層愛國圖變熱情高漲的氛圍很不適應。這時,18歲的陳獨秀第一次離開家鄉安慶,到南京參加蘇皖兩省考舉人的科舉考試——江南鄉試。陳獨秀雖出身於“習儒業十二世”的書香門第,但自幼就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6歲的陳獨秀常因背不出《四書》《五經》而遭到嚴厲的祖父的毒打。1889年,祖父死後,家裡又請來塾師,教他八股文,以備應試。陳獨秀非常討厭八股文,對塾師大為不滿,學業無進。為此,家裡為他換了好幾位塾師,仍不奏效,最後決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讀書。孟吉忠厚老實,性格溫和,拗不過弟弟,總順著陳獨秀。孟吉知道陳獨秀不喜歡八股文,於是教他讀《昭明文選》。陳獨秀的學業決定了他日後必仕途無望。
陳獨秀性格剛強、果敢、堅毅。章士釗曾說他如“不羈之馬,奮力馳去”,具有“不峻之坂弗上,回頭之草不齧”的拚搏精神及勇氣。小時候,陳獨秀挨祖父的打,總是“無論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氣得祖父經常罵:“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不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狠強盜,真是家門不幸。”陳獨秀還極富同情心。他曾在自傳中說,我“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是婦人哭”。陳獨秀的母親查氏望子成龍心切,希望他考個舉人,看到兒子常因讀書和祖父、塾師鬧彆扭,常憂傷地對他說:“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陳獨秀自幼喪父,母親很愛他,他也很愛母親。母親的言談舉止、喜怒哀樂都對他產生很大影響。為不使母親悲傷。1896年,陳獨秀不抱希望地去參加縣府考試,以為會名落孫山,以向母親證明自己的確不是料子。結果卻出人意料,面對“什麼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答題”,陳獨秀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文選”上所有的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一篇皇皇大文,但那篇連自己也不知道寫了些什麼的文章竟在院試中獲得第一名秀才,喜訊傳來,母親喜上眉梢。陳獨秀為自己能給母親帶來高興而感到慰藉。
院試後,查氏命陳獨秀準備參加次年的鄉試。通過院試使陳獨秀更加鄙薄科舉,但母命難違,還是違心“用功讀書”,勉強研究八股文,準備考試。
1897年夏,陳獨秀帶著母親的重望與期待,來到南京,這位少年第一次目睹大世界,帶著好奇心去感受。南京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思維的靈感劇烈地衝擊著那顆早已厭惡科舉仕途,僅僅為著讓母親高興而來應試的心。理智終於戰勝情感,他不能再聽從母親了,於是他轉向康梁派。江南鄉試是陳獨秀一生第一次重大轉機,科舉在他心目中壽終正寢,救國、維新在他思想中迅速醞釀。從此,陳獨秀的歷史翻開新的篇章,他開始憂國憂民。歷史也為這位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的重要思想轉變寫下重重的一筆。
思想界的明星
當時的陳獨秀已是一位小闖將,他認準了目標,就不畏任何艱難險阻。江南鄉試後,當他認識到康梁的維新變法適乎時勢時,立即和皖省維新人士汪孟鄒、李光炯等密切交往,閱讀《時務報》,討論康梁文章。當時,康有為等正受到鄉里“瞀懦”們的攻擊,他很憤恨,經常在大庭廣眾下“為康先生辯護”,被人指責為康黨、孔教罪人,然而他卻全然不顧。
陳獨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維新”失敗了。血的事實證實了清王朝頑固派反對任何革新,於是一大批先進分子包括陳獨秀轉向孫中山的革命派。
1901年,陳獨秀在日本參加青年學生革命組織“勵志社”。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國東北,於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準備開赴東北戰場,當時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義勇隊,陳獨秀十分氣憤,和鄒容、張繼、翁浩、王孝慎五人闖入學監姚文夫家中,當場揮剪剪去姚的辮子,抒發割發代首之恨。此事在留學生中轟動一時,陳獨秀也因此被遣返回國。
歸國後,陳獨秀立即在安慶組織拒俄愛國演說會,憤怒控訴沙俄在我國東北姦淫擄掠、殘殺無辜的罪行,號召大家“思起而救亡”。1904年,陳獨秀懷著滿腔愛國熱情,以喚醒民眾趕走侵略者,推翻滿清統治為己任,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陳獨秀用“三愛”的筆名在第1期至19期上發表了近50篇作品,用流暢的白話文,以古喻今,多種文體揭露和批判列強瓜分中國的罪惡。同時,陳獨秀還把啟發民眾和直接革命鬥爭結合起來。1905年,他組織革命團體“嶽王會”,自任會長,以武力反抗清政府。嶽王會在辛亥革命時期,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建立,清王朝統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奪去。袁一上台,就加緊打擊革命勢力,在政治上廢除國會和約法,在思想界大肆提倡“尊孔讀經”,企圖復僻帝制。極端仇視民國的陳煥章、康有為等也成立孔教會,鼓吹“定孔教為國教”,宣揚綱常不變,要人們維護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掀起一股復古逆流。
面對袁世凱篡權,世風日下的狀況,孫中山先生仍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勇氣,進行反袁鬥爭,以圖民國真正實現,而這時陳獨秀卻在醞釀著另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
當時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陳獨秀,就是:為什麼英美資產階級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維新順利進行?而中國的變革如此艱難?經過認真的思考,通過對中西變革史的深入比較和研究,他找到了這一問題的答案:中國人民還未覺醒。“吾國這維新也,復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黨與在野黨之所主張抗鬥,而國民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動心。”他認為中國人沒有覺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勢的根本原因。為此,必須進行啟蒙,把人民從封建專制和它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1915年9月15日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書社出版了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自2卷1號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聲驚雷,預示著春天的到來。《新青年》的創辦,標誌著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始。陳獨秀則是領導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學,陳獨秀高舉這兩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對封建制度及其思想體系作了堅決的鬥爭。他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民主”和“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陳獨秀首先倡導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歐美的民主立憲政體作為理想的政治制度,認為“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要達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人格。陳獨秀認為所謂獨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脫離夫奴隸之羈絆”。是非榮辱、善惡行為,以自身為本位,訴諸自身的意志而課以功過,不聽命於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權利,開發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陳獨秀熱烈呼喚著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國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識,必須對壓抑、束縛自主意識的封建思想進行徹底否定,因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徵就是把人變成聽話的工具。陳獨秀說: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禮俗都是殘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綱之說,把人們束縛在羅網之中而不自知,“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陳獨秀還大聲疾呼:青年男女們,應努力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國民要自覺地居於國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設政府,自己議定法律,不要對偉人抱任何幻想。
陳獨秀倡導的獨立人格精神及國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時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啟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們在五四運動中,走上街頭,高呼“民主”、“自由”的口號,昭示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
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舉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學。科學在五四時期被理解為一種思想方法。陳獨秀說科學就是我們對於事物的概念,綜合客觀的現象,訴之主觀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也就是主觀與客觀的一致。陳獨秀吸收孔特關於人類思想進化的第一階段是宗教迷信時代,第二階段是玄學幻想時代,第三階段是科學實證時代。
新文化運動成效最顯著的是文學革命。陳獨秀是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最早的一位勇猛戰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與遠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討論文學革命問題。當他收到胡適寄來的《文學改良芻議》時,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發表,緊接著自己又寫成充滿戰鬥激情的《文學革命論》。陳獨秀認為單純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會,還必須輔以思想意識、文學藝術的革命,而中國現在的文學不過是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因此,陳獨秀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文學革命論》的發表,掀起了文學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反對派的非難。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攻擊怒罵,陳獨秀表示:國語文學,達意狀物,天經地義,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皆有肉無骨,有形無神,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受這種文學薰陶,國民阿諛、誇張、虛偽、迂闊等劣根性,要有盡有,此的確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礙,因此革新文學勢在必行。他還發誓:若有明目張膽高呼文學革命者,“予願拖四十二門大炮,為之前驅”。
在陳獨秀的推動下,中國新文學誕生了。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便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們開闢了中國文學史上前無古人的大事業。魯迅說,陳獨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胡適說,如沒有陳獨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堅決態度,就不會有文學革命。可見,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的主將地位。
陳獨秀連放重炮,發起呼喚新世界的陣陣轟鳴。以其新穎的思想,飽滿的熱情和才華橫溢的文章贏得了青年的尊敬與喝彩。1917年,毛澤東說:“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人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思想,開發新思想……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可比。”20多年後,雖然陳獨秀已脫離共產黨,毛澤東仍沒忘懷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他對斯諾說:那時,“我特別喜好陳獨秀和胡適的文章,他們替代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1919年,在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葉挺寫信給陳獨秀,希望給他們坐在黑獄之中的青年以指導。
在陳獨秀與他主編的《新青年》啟發下,中國青年衝破封建枷鎖的束縛,脫穎而出。五四時期,許多青年在毫無依託的情況下,毅然走出家門,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戰士一樣投入槍林彈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並在北京新世界散發,被反動當局拘捕。當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全國震驚,營救運動在各階層人士中展開。毛澤東說,陳獨秀因平日揭櫫“賽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當局所懷恨,他才被拘捕,我們要營救他,因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總書記的悲劇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因陳獨秀當時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沒能參加中共“一大”,但鑑於陳獨秀在新文化時期的顯赫聲望與他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建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重大功績,“一大”選舉他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9月,陳獨秀離開廣東,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高君宇、王盡美、向警予、施存統等12人,代表全國黨員195人。
大會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任委員長,禁和森接替李達任宣傳委員,張國燾任組織委員。
1923年6月在廣州舉行的中共“三大”通過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陳獨秀關於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的觀點佔了上風。“三大”宣言中寫道,“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
“三大”選出中央局的成員是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蔡和森管宣傳兼《嚮導》主編。
陳獨秀在中共“八·七”會議後被停止職務,共產國際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陳獨秀,從而使黨內一些在大革命時期和陳獨秀持相同或相似政見的人十分不滿,他們逐漸結合起來,自稱“陳獨秀派”,為陳獨秀鳴不平,並在黨內搞分裂,反對瞿秋白為首的新中央。起初他們的活動遭到陳獨秀的反對,陳獨秀不贊成用他的名義反對新中央。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整日閉門思過。他自己說:“自1927年中國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以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反省期間。”他痛恨國民黨的瘋狂屠殺,痛罵“那畜輩良心早泯,只知把民眾作肉食血飲”;他不滿意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他的組織處理,認為是在排擠他和譚平山兩個老人,甚至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央邀他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也遭到拒絕;他對當時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深表憂慮,認為革命低潮時期,在敵人的屠殺面前,應退卻與防禦。
正當陳獨秀處在苦悶、彷徨之際,他的外甥吳繼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深受託洛茨基影響的吳繼嚴向陳和盤托出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觀點。聽了吳繼嚴的話,陳獨秀十分興奮。1929年4、5月間,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又把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革命問題》給陳獨秀看。看後,陳獨秀茅塞頓開。他首先發現他在中國革命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許多意見上和托洛茨基不謀而合: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後來又要求退出國民黨,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是中國執行國際指示斷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們(指共產國際)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他稱讚“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從託的文章中,陳獨秀感覺找到了中國革命中所犯機會主義的根源。
對大革命失敗根源的認識是陳獨秀倒向託派極其重要的一步,這一步,使陳獨秀和“陳獨秀派”結合起來,並指導他們的活動。
1929年夏,陳獨秀經常與彭述之、尹寬等人學習討論託派文件。1929年8月15日,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反映了他的託派思想。在當時中國的性質問題上,托洛茨基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無條件地佔優勢和直接的統治地位”;陳獨秀說封建殘餘在大革命的轉變時期受到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地位,變成了殘餘勢力之殘餘。在國民黨及其政權性質問題上,托洛茨基認為國民黨政權是資產階級國家機關;陳獨秀說:“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黨內外群眾:背叛革命後整個的政權,即資產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權”。
在當時革命形勢和策略問題上,托洛茨基認為“現在全國並無革命局勢”,“革命被擱置到不定的未來了”“共產黨能夠而且應該提出以普遍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的選舉權為基礎之全權的立憲會議口號”。“過去的革命已經過去,將來的革命還未到來”,目前,“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經濟相當恢復”,中國革命高潮“幾時到來,卻沒有人能夠預言”。在革命現階段的低潮時期,我們“應提出總的民主主義口號”。陳獨秀特別熱衷於“國民會議”,在10月26日和彭述之聯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寫道:
“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現階段黨的中心任務。希望通過召集國民會議這種和平鬥爭,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建立蘇維埃,抓住大多數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對現狀不滿這一動力,向他們提出他們所瞭解所感覺到必要與可能的為召集國民會議而奮鬥的口號,指示他們一條政治的出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本身當然不能有一點幻想;可是這一口號,對於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以及所謂‘黨治’、‘訓政’是一個決定的革命口號;在目前反革命的時期中,只有這一口號、這一運動,才能夠調動群眾,才能夠推動群眾向前鬥爭,才能夠動搖統治階級的威權,並且,即在國民會議召集的阻礙中、假冒中、流產中及不能實現我們的要求中,便有無窮的鬥爭,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們得著廣泛的機會教育本階級及其他下層群眾,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證明統治階級無希望,打破群眾對它當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證明非群眾的革命暴動,根本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不能消滅軍閥戰爭,不能解決群眾要求的實際問題”。
陳獨秀的基本觀點表明他已完全背離了中共“六大”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根本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他反對中央領導的民主革命,把革命擱置到不定的未來,認為當前只能進行國民會議運動,從而取消了當前革命,成為不折不扣的“託陳取消派”。
陳獨秀逐漸與彭述之、鄭超麟等託派分子相結合,加緊進行分裂活動。他猛烈抨擊“八·七”會議、“六大”以來的黨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並要求把此信在黨報上發表,因時局緊張,中共中央拒絕在黨報上發表他的信,於是他又指責中央是“用專橫態度來掩蓋錯誤”,並公開宣稱:“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稿”。與此同時,他們到處活動,拉人轉向託派,至1929年9月,成員達50多人,並自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任書記。
陳獨秀等人的分裂活動早被中央注意,早在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就告誡全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已侵入黨內,很可能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反對派,全體黨員必須嚴重注意這一傾向。
8月,中央找陳獨秀談話,指出他的錯誤,並要他與託派斷絕關係,但陳置若罔聞。
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陳獨秀髮出書面警告:“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但陳獨秀一意孤行,決心“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它”。
鑑於陳獨秀等在政治上、組織上已完全背離中央,且不聽勸告,中共中央於1929年12月15日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把陳獨秀清除了黨外。
陳獨秀被開除後,立即於12月10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稱“毫不隱諱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旗幟之下”,“堅決的不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奮鬥到底”。
同月,陳獨秀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綱領大肆攻擊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要求恢復托洛茨基及中共開除的人的黨籍,要求改組共產國際、聯共和中共中央,重新決定國際、聯共及中共的路線。同時還正式選舉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常務委員會”。陳獨秀任書記。1930年3月,又出版《無產者》月刊,於是,他們又被稱為“無產者社”派。
“無產者社”是中國託派第一個小組織,在其先後成立的託派組織還有“我們的話社”、“十月社”和“戰鬥社”。四個託派組織均自以為是,他們都寫信給托洛茨基,自我標榜而攻擊其它託派組織,希望得到托洛茨基的讚揚,使自己的組織居於領導地位。托洛茨基則希望中國四個託派組織統一起來,但託派各組織之間為了名位而相互傾軋。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的要求下,通過陳獨秀的周旋,四個託派組織勉強在5月1日於上海召開託派統一大會,並根據托洛茨基的意見,選舉陳獨秀為託派中央總書記。在統一大會閉幕詞中,陳獨秀滿懷激情地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該擔負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會後,陳獨秀還信心百倍地報告托洛茨基:“中國同志正完成了一個有意義的開端,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旗幟不久就將飄揚在全國。”
1931年9,月陳獨秀創辦託派機關報《火花》,12月創辦託派內部理論刊物《校內生活》。並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國民黨,他在這兩個刊物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治。《火花》第一期上就刊登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歷數國民黨統治四年來窮兵贖武、橫徵暴斂和白色恐怖。
託派理論的荒謬、路線的根本錯誤和組織的渙散,使剛統一起來的託派組織又處於四分五裂中。僅一個月,因陳派骨幹馬玉夫沒當上“中委”,便跑到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5月23日託派中央機關遭破壞,五個常委被捕了四個,中央工作陷於癱瘓。陳獨秀在困境中力圖重整旗鼓,組織臨時常委會,維持一年多後,1932年10月15日,又因謝少珊叛賣而被捕。從此,託派組織僅苟延殘喘而已。
陳獨秀前四次被捕
辛亥革命前後,陳獨秀積極投入了反清和反帝的鬥爭。並創辦多種進步報刊,撰寫大量的愛國反帝文章。同時以實際行動組織參加了若干反清反帝的團體,從事進步活動,因此頗遭當局忌恨。
1913年8月,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兼任安慶師範學堂校長的陳獨秀,因國民黨人反對袁世凱而組織的“二次革命”失敗,便從安慶逃到蕪湖避難,被蕪湖駐軍逮捕入獄。這便是他歷史上的第一次被捕。不久,在當地知名人士大力營救下,獲得釋放。
1919年5月,北京發生了震撼全國的“五四”運動。這時陳獨秀也是“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6月11日他在北京前門外散發傳單,遭密探逮捕,押往北京警察廳。當夜,當局又派軍警查抄了陳的住所,搜去書籍、文件等。由於陳獨秀這時已有很高的社會聲譽,各界人士和報紙輿論都進行營救和聲援。9月16日陳獨秀被釋放出獄。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9月,他回到上海,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引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0月4日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2號的住宅裡,陳獨秀與妻子高君曼一同被捕。這次,各界進步人士為營救陳獨秀又做了大量工作。除有保人外,還交了保證金500兩白銀,使陳獨秀在關押兩天後即保外候審。10月26日,租界會審公堂以陳獨秀“違背禁令”,出售禁書《新青年》雜誌等罪名,按照《新刑律》第221條的規定,著陳獨秀罰洋100元充公,抄出書籍等予以銷燬結案。
1922年8月9日,陳獨秀第四次被捕,這天,法租界捕房巡捕闖進陳獨秀的住所,將陳逮捕,同時查抄了書和文件等物。陳被捕後,黨組織立即領導、發動各階層,開展了大規模的援救活動。8月15日,北京報紙刊登了自治同志會、新中國會、共存社、改造同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十個團體的“為陳獨秀被捕事敬告國人”宣言書。在強大的群眾力量壓力下,租界會審公堂判決陳獨秀罰洋400元,交保釋放,抄出的書籍底稿一併銷燬。
陳獨秀的第五次被捕
1927年,陳獨秀因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被撤銷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職務。以後他進行反黨派別活動,1929年11月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陳糾集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1931年5月,他和彭述之等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在上海設立中央機構,由他任“統一委員會”的書記,併發行刊物《火花》等。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賣,10月15日,上海租界總巡捕房密探先到東有恆路春陽裡210號房屋拘捕謝德培、羅世凡、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等5人,搜出各種文件106份、俄文共產主義書籍34種,然後又到嶽州路永吉里11號拘捕了病中的陳獨秀,並抄去中、日、俄三國文字的共產主義書籍多種。
10月17日,租界捕房將陳獨秀等11名押解到設於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並將搜獲的各種書籍、文件也送交法院。經推事趙鉦鏜簡單訊問案情,捕房律師厲志山陳述破案經過,認為屬於“危害民國”的案件,根據上海市政府的意見,於10月19日將陳獨秀等人解送南京首都衛戍司令部。
軍法司有關人員對陳獨秀等兩度審問,始終未得軍事上的線索,認為所供均非軍事,該人等又非現役軍人,犯罪地點又與《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7條前段規定不符,軍法司自認無權管轄。於是派員攜帶陳獨秀等人案件材料於22日去漢口,向蔣介石請示處理辦法。
24日蔣介石來電,謂陳獨秀等系犯“危害民國”罪,應交法院審判,以重司法尊嚴。
10月25日,國民黨政府決定把陳獨秀等案件交江蘇高等法院審理,審判地點定在南京。
移交江蘇高等法院審理
10月26日,軍法司奉命派官員將陳獨秀、彭述之等先行押解江寧地方法院。由地方檢察官吳紹昌將陳等姓名、年齡、籍貫訊問完畢,即籤送看守所暫押。
曾有記者問陳:是否請辯護律師?陳答:我等案件是政治問題,也可說是學理問題,似無需請人辯護,如欲請人辯護,須有錢才行,但我係一窮人,而信件來往每月僅一次,哪有時間作請人準備,如開庭審判急促,則我更無法延請辯護人。
因陳、彭等人經濟窘困,無油水可撈,而審案人員還要遭群眾罵,因而在陳等關押了半年後,才選出審判人員前往南京。
陳獨秀、彭述之和本案其他人員利用這段時間共同聘請了章士釗、彭望鄴、吳之屏、蔣豪士、劉祖望等五位律師為他們義務辯護。
江蘇省高等法院派來檢察官朱雋進行偵查起訴,所提出的起訴書,大意是陳獨秀於1927年因工作不力,被共產黨開除總書記職務,此時共產黨內部分裂為兩派。陳側重於托洛斯基一派,與“幹部派”意見不合。1929年,陳糾集一批被共產黨開除的共產黨員,如彭述之、王子平等在上海組織中共左派反對派團體,並出刊物《校內生活》、《火花》兩種。
起訴書說,陳等一面竭力宣傳共產主義,一面肆意攻擊國民黨政府。竟指責三民主義為反動主義,主張第三次革命,要以革命政權代替國民黨政權,意在“危害民國”。被告人所為,僅只進行共產主義宣傳,尚未達到暴動程序。被告等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並用文字作叛國宣傳,應負刑事責任。
第一次開庭審理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蘇省高等法院在江寧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審判庭公開審理陳獨秀等10人的案件。
出庭審判長鬍善稱、推事張秉慈、林哲民、檢察官朱雋、書記官沈育仁。
旁聽者約100餘人。
法庭傳陳獨秀等10人到庭,查明身份後,由檢察官陳述拘捕經過。法庭命彭述之等9人退至待審室,單獨審問陳獨秀。陳當時兩鬢斑白。鬍鬚寸餘長,面容消瘦,神態卻很泰然。
法庭簡要訊問陳之歷史後,又問為何被開除共產黨黨籍?
陳答:因意見不同。
問:共產黨分幾派?
答:分托洛斯基派和史丹林(斯大林)派。
問: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即託派的最終目的如何?
答: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水平,關於奪取政權,乃當然之目的。
問:被捕10人之中,你認得幾人?
答:我以政治犯資格,不能詳細報告,作為政府偵查,我只能將個人情形奉告。
問: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
答:這是事實,我不否認,理由有三點。(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無發言權,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窮至極點,軍閥官僚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困苦無飯吃;(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步步退讓,十九路軍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所謂“長期抵抗”只是四個字,行動上是不抵抗。根據這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這時法庭傳彭述之到庭。
問:何時與陳獨秀認識?
答:1921年在莫斯科。
問:你加入陳獨秀一派,是不是因為佩服他的文字?
答:沒有什麼佩服不佩服的,我對解放中國的主張與陳獨秀一樣。
問:你什麼時候被共產黨開除?為何原因?
答:與陳獨秀同時被開除,因為政見不同。
問:你是不是托洛斯基派?
答:其實不能稱為托洛斯基派,他只是一個領袖而已。
問:共產黨的基礎是什麼?
答:工農。
問:托洛斯基派在上海有多少人?
答:我們的組織是宣傳主義的,力量不大,人也不多。
問:你是中委嗎?
答:是的,我與陳獨秀同時被選出。
問:第三國際對你們有無接濟?
答:沒有。
問:你反對國民政府嗎?
答:當然反對,不然我也不會到這裡來。
問:你有無暴動?
答:沒有暴動,文字宣傳有的。
法庭又先後傳濮一凡、宋逢春到庭訊問。
濮說:我不是共產黨員,怎能做委員,我是冤枉的。
宋說:我以前是共產黨托洛斯基派,但自去年10月5日被捕,以後因病保釋,就沒活動了。說我是共產黨候補中委,我不便魚目混珠,請法庭也不要指鹿為馬。
第二次開庭審理
4月15日上午,在江寧地方法院開庭進行第二次公審,旁聽群眾增多。
法庭先後傳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競豪、梁有光、王鑑堂進行訊問。
王子平供:1926年參加共產黨,1927年到莫斯科讀書,1929年1月因在莫斯科與托洛斯基等人接近,故被開除黨籍。回上海幫彭述之刻寫蠟紙,印《火花》、《校內生活》兩種刊物,以前不認識陳獨秀,這次被捕才認識。
何阿芳供:1927年參加共產黨,同年9月到莫斯科讀書,1931年因意見不合,被開除回國,幹印刷工作,只印過《火花》刊物一次,與陳獨秀等不認識。
王兆群供:本人原為中學教員,從未參加過共產黨,因住在謝少珊處,與彭述之同時被捕,為何事不知道。
郭競豪供:原名彭道之,是彭述之的兄弟,警察局說我1925年在長沙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又說我1929年參加托洛斯基派,均屬不確,因我從未到過長沙,1929年也未到過上海。那天去朋友家借錢,就被抓來了。
梁有光供:我住友人家中,15日夜聞敲門聲甚急,友人跳窗出去,我怕有事變,也隨之跳窗,墮地即被捕,對其他事均不知情。
王鑑堂供:從我家搜出的書籍是以前房客薛某之物。後樓租給市政府的王某,巡捕來搜查時,王某已外出,因我亦姓王,故將我捕來。
法庭再傳陳獨秀、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四人到庭。
問陳:托洛斯基派的最終目的如何?是否為推翻國民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陳答:是的。
問宋:這一文件上有你名字?
宋答:這是1930年的事,此文內容在罵我,依文字內容,可為本人的反證。
問濮:你與共產黨是否完全無關係?
濮答:本人研究文學,對其他所謂主義完全不知。
第三次開庭審理
4月20日第三次開庭,這次是最後法庭審訊,允許律師辯護及陳獨秀等人自辯,因此旁聽的人特別多。總計達200多人。
審判長鬍善稱等人上堂後,律師章士釗、彭望鄴、吳之屏入律師席。隨後帶入陳獨秀等10人。
經過一番審理後。
胡善稱問:“是否尚有抗辯?”
陳獨秀大聲說:“有抗辯。”
這時,大廳裡一片安靜,只聽陳獨秀說道:“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孫中山、黃興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謂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國家,那麼國民黨豈非已兩次叛國。”
旁聽席上傳出陣陣鬨笑。
陳獨秀最後說:“檢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應請法庭宣判無罪。”
陳獨秀抗辯後,章士釗律師起身為陳獨秀辯護。
章士釗的“辯訴狀”與朱雋的“起訴書”一樣,準備了很長時間。他認為陳獨秀,第一,言論無罪;第二,行動無罪;第三,說叛國危害民國罪毫無根據。
審判長問陳獨秀與斯大林幹部派有何意見時,陳“慘然不答,並求審判長勿復進叩黨事,致陷彼於自作偵探之嫌。”章士釗說,陳獨秀“不得視為表裡如一,首尾一貫之共產黨。……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多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謂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也,要無不可。”
章士釗深知陳獨秀的苦心,於是他說:“此義陳獨秀必不自承,應請審判長依據法文,諭之無罪,以保全讀書種子,著重言論自由,恪守法條之精神,省釋無辜之繫累。”
章士釗的辯護時間足足有53分鐘。
章士釗發言結束後,陳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詞為準。”台下譁然。有人讚道:“法庭審訊史上的新記錄。”
下午6點35分,法庭辯論在王鑑堂“放我回—回—回家去”的結巴聲中結束了。
6天后,即4月26日下午2時,宣判的最後時刻來到了。陳獨秀雖像往常一樣若無其事,也抑制不住內心的緊張,臉色發白。
“陳獨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13年,褫奪公權13年。”朱雋檢查官的聲音如晴天霹靂,久久在大廳迴盪。
陳獨秀的臉色這時更加發白,眼裡閃著憤怒的火光,耳朵嗡嗡作響,13年!出獄時他67歲,也許,他將斃命獄中。
不知什麼時候,法庭一片安靜,朱雋宣判結束了。突然,陳獨秀咆哮道:“裁決不公,我要上訴!”
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吼了起來。
一時律師、旁聽席上人也紛紛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稱見勢不妙,立即宣佈:“宣判結束,退庭。”
被斯諾稱為滑稽戲一樣的公審陳彭案終於結束了。
5月27日陳獨秀收到江蘇高等法院判決書後,親筆寫出上訴書,指出法院判詞“於理於法,兩俱無當,所以不服而要求上訴”。6月15日由蔣豪士律師將上訴書,帶往上海,並與章士釗律師研究後,遞交國民黨最高法院。
同時提起上訴的還有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競豪等人。
最高法院受理了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上訴案件後,拖延了一年多才於1934年6月30日審理終結。同年7月20日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進行宣判;撤銷原審判決陳獨秀、彭述之、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競豪的褫奪公權部分;將陳獨秀、彭述之減輕改為各判有期徒刑8年;有關犯罪所用的書籍、文件均予沒收。
法院宣判後,即把陳獨秀、彭述之等關押在江蘇第一監獄即南京模範監獄,執行徒刑。
宋美齡到監獄“看望”陳獨秀
判刑後,國民黨想勸降陳獨秀,不少要人都來獄中探望勸降。
一天,宋美齡帶著鐵道部長顧孟餘也來到了監獄,他們還提著一些禮品,顧孟餘以前是北大教授,又是《新青年》同人之一。
宋美齡笑著對陳獨秀說:“我是代表中正來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問好。”
陳獨秀不冷不熱地說:“謝謝蔣先生。”
寒暄幾句後,陳獨秀不客氣地對顧孟餘說:“你當官了,架子很大。”
顧孟餘頓時不知所措。
這時,宋美齡插言道:“陳先生講話,還是文人味,什麼大官呀?你要想當個官,不全在你自己。”
陳獨秀正色道:“我不是當官的料。”然後他望了望顧孟餘譏諷道:“我哪有顧先生會當官啊。”
宋美齡見陳獨秀話裡含譏,有點坐不住了。顧孟餘也不是滋味。出門後他對宋美齡說:“這老頭子,給他臉面他不要。”
這期間,陸續來勸降的有徐恩曾、陳公博等人。徐恩曾出門後對人說,我以為可以使他放棄過去的政治主張,但交談之後,我動搖了,我發現他的態度相當倔強。
典獄長見國民黨要人都來看陳獨秀,連蔣夫人都來了,對陳獨秀的態度也好起來並給陳獨秀看書、寫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慢慢地,陳獨秀的案几上書多了起來,朋友又送給他兩個書架,不久陳獨秀的獄室幾乎成了書房。
有時社會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來看陳獨秀。陳獨秀見了幾次後,對典獄長說:“這哪成啊,我還要用時間看書,有些人你通知我一聲,不認識的就不要來了。”
典獄長問:“他們送來的禮物和錢怎麼辦?”
陳獨秀說:“人都不見了,錢、禮物當然不收。”
典獄長說:“這是對你的優待,來看彭述之的人,要登記,說清關係,我不同意就進不來。”
陳獨秀趕忙說:“謝謝。”
陳獨秀一面揭露國民黨一面與“託派”保持聯繫
獄中的陳獨秀並未忘卻國家的興亡和人民的憂苦。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企圖亡我中華,人民在血淚中掙扎,而這時的國民黨政府的首府南京,卻見達官貴人們置國家民族的存亡於不顧,到處歌舞昇平,整日紙醉金迷,陳獨秀憤怒寫下《金粉淚五十六首》。
其中譴責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屈服退讓、賣國求榮的詩有:
“飛機轟炸名城墮,將士歡呼百姓愁;
虜馬臨江卻沉寂,天朝不戰示懷柔。”
“長城以外非吾土,萬里黃河慘澹流;
還有長江天塹在,貴人高枕永無憂。”
“兩載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壯千秋;
中華終有新生命,海底弘開紀念週。”
表現作者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深惡痛絕和強烈反抗的詩有:
“庶人議政幹刑典,民氣消沉受品彈;
莫道官家難說話,本來百姓做人難。”
“民智民權是禍胎,防微只有倒車開;
嬴家萬世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
“法外有法黨中黨,繼美沙俄黑白人;
囚捕無須煩警吏,殺人如草不聞聲。”
猛烈鞭撻國民黨尊孔重禮、復古倒退的醜惡嘴臉的詩有:
“消黨倒黨一手來,萬般復古太平哉;
當年北伐誠多事,笑倒藍衫吳秀才。”
“經正民興禮教尊,救亡端賴舊文明;
投壺雅集孫聯帥,不愧先知先覺人。”
“四方峰火入邊城,修廟扶乩更唸經;
國消民奴皆細事,首宜復古正人心。”
《金粉淚》揭露國民黨殘暴統治下人民困苦生活的詩有:
“虎狼百萬晝橫行,興復農村氣象新,
吸盡苛捐三百種,貧民血肉有黃金。”
“觀瞻對外苦周旋,索命難延建設捐,
白髮媼翁雙跪泣,乞留敝絮過冬天。”
“苛捐榨盡民間血,百業凋殘袖手看;
商賈不知遺教類,但愁歇業忍飢寒。”
而這時獄中的陳獨秀仍與獄外託派保持聯繫,他通過鄭超麟妻劉靜貞把上海託派的文件找來,又讓她把自己對外面託派的意見帶出去,企圖遙控託派,後因觀點分歧,陳獨秀逐漸與託派疏遠了。
身體虛弱的陳獨秀在獄中得到妻子潘蘭珍的精心照料
陳獨秀一生三次婚姻,早年受父母之命,娶了高大眾為妻,但思想差距甚遠。陳少年得志,而高目不識丁;陳傾向維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訓。隨著陳獨秀社會活動越來越多,長年在外,二人婚姻已名存實亡。那時高大眾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是個新派人物。她酷愛文學,活潑灑脫,長相也好,深得陳獨秀喜愛。兩人常在一起談論問題,漸生感情。陳獨秀後來又把高君曼帶到日本留學,處得很好。1910年,兩人不顧家庭和鄉里的反對,在美麗的西子湖畔自由結婚。但好景不長,高君曼希望過一種穩定寧謐的生活,只想做一位教授夫人,而陳獨秀走南闖北,屢遭風險,使高十分不安,加上陳獨秀在生活上放蕩不羈,於是高不能忍受,兩人最終分手。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隱姓埋名,住到上海熙華德路,結識了潘蘭珍。當時潘蘭珍曾被流氓欺騙,痛苦萬分,隻身獨居陳獨秀樓後,孤苦伶仃。二人常常見面,潘蘭珍端莊秀美,質樸無華,雖生在農村,但久居城市,開朗、大方、靦腆、羞澀,陳獨秀很喜歡她。而陳獨秀內在的氣質、豐富的知識與瀟灑的談吐也深深地吸引著潘蘭珍。兩人相識不久,就同居了。
陳獨秀被捕時,潘蘭珍因和陳發生小爭執已在一個月前回孃家去了。當她從報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來就是政府通緝已久的陳獨秀時,驚喜萬分,驚的是同陳獨秀結婚多年,竟不知他的真實姓名,喜的是自己嫁給陳獨秀,終生有了依靠。陳獨秀被捕後,為了不牽連潘蘭珍,提議與她斷絕關係,但潘卻不畏艱險,立即收拾行裝,趕赴南京。她到南京後租了一小屋,攬活掙點錢,過著艱辛的生活,省吃儉用,節約錢買吃的送給陳獨秀,每天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她都在獄中服侍和陪伴陳獨秀,風裡來,雨裡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陳獨秀出獄。
陳獨秀不願寫檢討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飛機每天都要轟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橋監獄也被炸,一顆炸彈將一間房屋頂炸塌。穿著背心的陳獨秀慌亂中鑽在桌子底下,玻璃碎片嘩嘩往桌子上掉。事後濮德治跑了過來,見陳獨秀在拍灰,忙問,“沒事吧?”陳獨秀恢復了平靜說:“沒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陳獨秀北大時的學生陳仲凡來獄中探監,發現監獄被炸塌,說:“我去找胡適商量一下先幫你保釋出來。”
陳獨秀將信將疑:“這樣行嗎?”
陳仲凡說:“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在給蔣介石施加壓力,要求他釋放全國政治犯,日機轟炸,是個機會,也可能答應保釋你。”
幾天後,中蘇文化協會的黃理文陪同周恩來、葉劍英到監獄看望陳獨秀。
陳獨秀大喜過望,周恩來握著陳獨秀的手,說:“仲老,你受累了。”
陳獨秀見周恩來還稱他“仲老”,手足無措,忙請客人坐。
黃理文說:“經過中共中央駐南京辦事處的恩來、劍英同志多次交涉,蔣介石同意我們提名單分批釋放政治犯,我們也想到了你。”
陳獨秀十分感激地說:“謝謝。”
周恩來說:“主要是黨中央及各方民眾的共同努力。”
周恩來看陳獨秀明顯衰老了,於是轉了話題,說:“聽說仲老這幾年在監獄中還寫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過人啦!”
陳獨秀忙找來《東方雜誌》等刊物。
周恩來翻了翻說:“好、好。”
過了一會周恩來問陳獨秀出獄後有何打算,黃理文見話題涉及機密,連忙退了出去。
這一次,周恩來、葉劍英與陳獨秀談了很長時間。
周恩來、葉劍英走時,陳獨秀堅持往外送,直到典獄長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腳步。
周恩來、葉劍英等走後很久,陳獨秀才慢慢回到房間。
又過了一天,陳仲凡興沖沖跑來說:“我與胡適、張伯岑找了政府,他們同意保釋,但要你寫‘悔過書’。”
陳獨秀一聽氣壞了,說:“我要是寫悔過書早就出來了。我寧願炸死獄中。謝謝你和適之、伯岑,我也不要人保了。”
陳仲凡勸陳獨秀說:“寫悔過書,是個形式,給政府一個台階,和過去寫不一樣。”
陳獨秀搖頭,說:“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
出門時,陳仲凡對送他的羅世凡、濮德治說:“老頭子還是那個脾氣,你們勸勸他。”
這時,胡適也喜笑顏開地來了,他說:“仲甫,我找了兆銘,他已同意保釋你出來。”說著,拿出汪精衛的回信。
陳獨秀忙接過汪精衛給胡適的信,信上說:“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
陳獨秀說:“我每次吃官司,都給你找麻煩。”
8月21日,星期六,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國民黨司法院院長居正“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公文說:“該犯入獄以來,已逾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擬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
林森知道汪精衛、蔣介石已同意釋放陳獨秀,又礙於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樂得做順水人情。於是他從筆筒中抽出毛筆,寫道:“呈悉,應予照準。業經明令宣告減刑矣。仰即轉飭知照。此令。”
林森令人將“指令”立即送別司法院辦理。
司法院見政府已有批示,當即給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發出“訓令”:“國民政府將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寬大。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
隔日,監獄方面告訴陳獨秀,國民政府及司示法院已同意將他減刑釋放。陳獨秀一時茫然無措,潘蘭珍卻高興得流下了淚。
典獄長和幾個獄卒來賀喜,見濮德治、羅世凡、潘蘭珍、陳松年都在屋裡,說了幾句話,就出去了。
陳獨秀對濮德治、羅世凡說:“司法院講我‘深知悔悟’,我聽了很不是滋味。”
羅世凡笑著說:“先不管它,出去再說。”
濮德治壓低聲音說:“出去再寫份聲明。”
陳獨秀說:“只好如此了。”
中午,國民黨調查統計局處長丁默村到獄中接陳獨秀,並希望陳獨秀出獄後住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招待所(今湖南路10號)。
陳獨秀心裡不悅,說:“不妥,我出獄後,必招社會輿論,不如還我原來面目,做個平民好。”
這時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大學教授傅斯年來獄中,請陳獨秀到他家中,陳獨秀連忙答應。丁默村只好作罷。
羅世凡、濮德治兩人含淚和陳獨秀告別,陳獨秀見他們很傷感,眼睛也紅了,擺擺手,低頭進了車子。羅世凡說:“人出了名就不一樣,先生判刑比我們重,出獄卻比我們早。”
到了傅斯年家,陳獨秀急著看《大公報》發表的短評《陳獨秀減刑了》。見上面有“我們歡迎這位老斗士出獄,為他的祖國努力。”陳獨秀對傅斯年說:“說我愛國可以,說我‘深知悔悟’實難接受。”
傅斯年轉移話題說:“羅家倫問你可缺錢,我說陳先生要錢,我那兒有。”
陳獨秀說:“不要,不要,已夠麻煩的了。”
8月25日陳獨秀給申報館編輯部寫了一個短函:“愛國誠意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特發表此書面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面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
傅斯年見陳獨秀太認真,說:“恐難刊出。”
陳獨秀聽了,有點不高興地說:“算是我寫了,不刊是他們的事。”
一天,朱家驊到傅斯年家來見陳獨秀。朱家驊是蔣介石親信,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陳獨秀知道他來一定有事。果然,朱家驊說:“中正很關心你,我向他建議,由你再組織一個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給你們10萬元經費和5個名額,你看如何?”
陳獨秀說:“以前我主張開國民大會,主張參加國民參政會,是從獨立的共產黨出發,現在叫我再成立一個共產黨,在別人縫隙中過日子,那完全是裝點門面。”
朱家驊見陳獨秀態度生硬,坐了一會就走了。
羅漢這時找來,勸陳獨秀去延安。
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陳獨秀、羅漢、彭述之三人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聯合抗日,沒得到迴音。當年陳獨秀被捕時,羅漢因不是託派黨委逃脫。此後躲到蘇州一傢俬營漆染廠做事。抗戰爆發後,8月下旬經上海到南京。
陳獨秀見到羅漢,十分高興,問:“你跑到哪兒去了?”
羅漢將前前後後說了一遍,臨了說:“陳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領導反對派工作。”
陳獨秀搖頭,說:“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麼名堂。”
羅漢又說:“我到南京後,見到葉劍英,葉叫我根據我知道的情況,開個保釋名單。”
陳獨秀聽說羅漢與八路軍辦事處有聯繫,馬上來了精神。兩人又撿起5年前的話題,談到回黨內工作問題,陳獨秀問:
“中共駐南京辦事處對我們怎麼樣?”
羅漢很有信心地說:“很好,沒有反對情形,不然怎麼積極地保釋你呢?”
陳獨秀點點頭,沉吟半晌,說:“你再與葉劍英談談,看看他們是什麼意思。”
羅漢答應了。
8月29日,鄭超麟也被釋放,見到陳獨秀,二人都很傷感。陳獨秀:“你還好?”
鄭超麟搖搖頭:“一身病,想到安徽鄉下養病。”
陳獨秀說:“彭述之、羅世凡回上海去了。濮德治回安慶老家了。”
“想不想去上海?”鄭超麟問。
陳獨秀搖搖頭,說:“反對派活動,不會有結果。”
第二天,陳獨秀送鄭超麟出門,走了很長一段路。陳獨秀心裡清楚,從此二人很可能見不上面了。
從街上回來,潘蘭珍老遠就喊:“包先生來了。”陳獨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加快了腳步。包惠僧當時是國民黨內政部參事,陳獨秀出獄後,他常來坐坐。
陳獨秀進屋時,對包惠僧說:“剛才上街,忘了買宣紙。”包惠僧說:“不急不急。”上次包惠僧來,請陳獨秀題字,沒有宣紙作罷。
中午,潘蘭珍留包惠僧吃飯,包惠僧問:“傅先生呢?”
潘蘭珍說:“前幾天這裡炸了,傅先生見這裡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問:“你們住這裡行嗎?”
陳獨秀說:“還可以。”
當時包惠僧想接陳獨秀、潘蘭珍去住。陳獨秀說:“不去了。哪兒都一樣,常見面就可以了。”
隔日,陳仲凡堅持要陳獨秀到他家去,陳獨秀見陳仲凡家房子寬敞,便答應了。到了陳仲凡家,陳獨秀潘蘭珍住到樓上。
在陳仲凡家住了幾天,陳獨秀上街買來宣紙,抄了岳飛《滿江紅》一段:“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上款題:“贈惠僧老兄”,落款“獨秀。”墨跡幹後,陳獨秀換了一件出獄後新做的深青包對襟褂子,用報紙夾了剛著墨的宣紙,信步往莫悉路包宅而去。
包惠僧見先生來了。忙叫妻子夏松元做飯。見陳獨秀颳了鬍子,他笑著說:“精神多了。”
包惠僧將陳獨秀的字張貼於壁間,點頭說:“好!‘莫等閒’三個字,看得出陳先生是老驥伏櫪呀。”
陳獨秀喝了一口茶說:“上次與孟真談話,見他很悲觀,便想到了這幾句。”
見陳獨秀提到傅斯年,包惠僧說:“聽佛海說,胡適推薦你去一家美國圖書公司寫自傳?”
陳獨秀搖頭,說:“我生活簡單,不用去美國。我也怕見生人。”
包惠僧點點頭,起身給陳獨秀加水。
談到今後去向,包惠僧說:“聽潘蘭珍說,蔣介石答應你當勞動部長?”
陳獨秀笑笑,說:“適之、佛海還叫我參加‘國防參議會’呢。”
“聽佛海說了。”包惠僧說,“他說老頭子頑固,沒答應。”
陳獨秀不悅,說:“我怎能答應呢?蔣介石的雙手沾滿了同志們的鮮血,我的兩個兒子也死在他手裡,我與蔣介石不共戴天。他叫我當勞動部長,參加國防參議會,真是異想天開。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不用等到今天。”
“聽說高語罕去見了蔣介石。”包惠僧說。
“高語罕是無恥之徒。”陳獨秀正在氣頭上,也不管是不是老朋友了。
吃飯時,包惠僧勸陳獨秀趕快離開南京,這幾天日本飛機轟炸更緊,碼頭上逃難的人已是水洩不通了。
陳獨秀本想等羅漢回來,聽聽延安消息。當時日軍已佔張家口,正緊攻大同,每天轟炸南京。於是決定先去武漢。
臨行,陳仲凡贈了一首詩:“荒荒人海里,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膏情風雨頻;人方厭狂士,世豈訓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馴。”詩中流露出了對陳獨秀鐵骨性格的敬佩之情。
陳獨秀也當即揮筆寫了《和瞭玄兄贈詩原韻》:“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徵塵頻。悠悠道途上,白髮汙紅塵。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意即前途艱辛、秉性不移。
9月12日,星期天,陳獨秀、潘蘭珍拎著大包小箱,叮叮噹噹擠在逃難的人群中登上開往漢口的輪船。
陳獨秀憂慮地看著淡黃色的江水一波一波向後浪去,不禁一陣心酸。“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眼前的大好河山就蹂躪在日寇的鐵蹄之下。
見陳獨秀半天無語,潘蘭珍輕聲問:“老頭子,發呆啦?”
陳獨秀回過神來,合上半張開的嘴唇,眸子裡,仍閃爍著悲哀的光芒。
“我想寫一本抗戰小冊子。”陳獨秀雙手緊握欄杆說。
“不會坐牢吧?”潘蘭珍穿著一件橄欖綠的裙子,兩眼忽閃忽閃的,睜得很大。
“這和以前不同。抗戰是全民族的事,毛澤東要抗戰,蔣介石也要抗戰。”陳獨秀說。
陳獨秀到漢口後,在漢口住兩夜旅館。包惠僧是武漢人,給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請何成浚關照陳獨秀。又給同學程仲伯寫信,請他去碼頭接陳獨秀。
這時武昌一個姓半的慕陳名氣,接陳獨秀、潘蘭珍到武昌城雙柏廟后街他家去住。
陳獨秀搬到雙柏廟后街26號不久,羅漢風塵僕僕地找上門來。見羅漢興沖沖的樣子,陳獨秀想:大約有了眉目。
羅漢8月底啟程,在傅厚崗葉劍英、李克農手中領了路費及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信。到西安後,因山洪爆發,不能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與羅漢談到他的入黨介紹人陳獨秀,“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尚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我們深切希望陳獨秀等幾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空的前面,過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費筆墨唇舌去爭辯……。”
9月2日,羅漢到西安當晚,剛從太原來陝的王若飛也到羅漢房間會談,王若飛說:“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則可隨同南下去晤獨秀一次。”
林伯渠將陳獨秀希望回黨內工作的要求電告了延安。
9月10日,毛澤東和張聞天(中共中央總負責)回電西安七賢莊,提出與陳獨秀事作抗日的三項條件:(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託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託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羅漢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心情沉重地說:“陳獨秀的脾氣和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過相當困難。”
回南京後,陳獨秀已去武漢。羅漢到傅厚崗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博古。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項條件,博古、葉劍英都認為關鍵是第一條。陳獨秀去武漢前,與葉劍英、博古談過話,以後又與葉劍英單獨談過一次,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博古說:“本想和陳獨秀談一次,但因自己黨齡太淺,與獨秀個人又沒有私人接觸,恐難於談到任何具體結果。”
羅漢問:“由毛澤東與陳獨秀談可否?”
博古透過圓形近視眼鏡片看了一眼羅漢,說:“如果由潤之來談也不恰當,因為他們個性都很強,有鬧翻的危險。不如等周恩來南下後,約他一同去談,成績或許會圓滿些。且不久必武會回武漢,他自然與獨秀交換意見。”
聽了羅漢的前後敘述,陳獨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項條件”,說“前一項我已聲明同託派脫離關係。”
羅漢忙問:“是麼,我怎麼不知道?”
陳獨秀從一束信扎中找出一份手稿,說:“你到西安後,我請包惠僧發表了這個聲明。”
羅漢接過來看,上面寫到:“陳獨秀,字仲甫,亦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中國有無託派我不知道,我不是託派。”
羅漢用手托住下頷:“報上沒見到啊?”
陳獨秀沉吟一下,說:“我找了《中央日報》的編輯程蒼波,他答應幫忙,不知為什麼沒發出來。”
羅漢拿著字條子說:“我最擔心你不肯公開聲明,現在不怕了,後面兩條更不成問題了。”
陳獨秀說:“後兩條好辦,我寫一封信,你抽個時間再去趟南京。”
羅漢點點頭。
去延安的事一時定不下來,陳獨秀便潛心寫抗日小冊子。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陳獨秀寫了一篇短文《從第一雙十到第二十六雙十》,被《宇宙風》散文雜誌刊出。
10月6日,星期三,陳獨秀到武昌化中大學講演《抗日戰爭之意義》。同日,武漢文化界舉行盛大集會,邀請陳獨秀去演講。陳獨秀一再表示抱歉:“華中大學事先約好,實在分不開身。”
陳獨秀又成了“紅”人。畢竟坐牢太久,從華中大學演講回來,陳獨秀就病倒了。
雙十節前一日,雨下個不停。
這時一位陌生的年輕人來到陳獨秀住處拿著傘敲門,見潘蘭珍開門,忙拿出名片說:“我是《抗戰》週刊記者,想採訪陳先生。“
躺在床上的陳獨秀正百般無聊,見記者上門,忙穿衣起床。記者見陳獨秀桌上擺的藥,說:“明天是國慶節,所以冒雨來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陳獨秀笑著說:“不妨、不妨,難得雨中來客。”
記者問了一些集中現金、徵集壯丁問題後,問:“聽說陳先生要辦刊物,確否?”
陳獨秀說:“沒這個意思,現在各派雜誌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去辦刊物呢?”
又問:“報上說,陳先生今後要去做文化運動,不做政治運動了,是不是呢?”
答:“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做官,但政治運動則每個人都應該參加。”
問:“明天是國慶日了,陳先生準備發表一點東西嗎?”
答:“武漢日報約我寫一篇國慶論文。打算只寫幾百千把字就夠了,這個時候,沒有人願意看長文章。”
記者看看錶,已是下午6點,於是起身告辭,說:“我還要過江。”
1937年10月15日,陳獨秀恢復了一點精力,到漢口青年會講演《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勝利》。在這次演講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對唯武器論。半年之後,毛澤東寫了《論持久戰》,批評了唯武器論。毛澤東說,“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
並不像陳獨秀說的那樣,各報都肯刊登他的文章。《掃蕩報》刊登了陳獨秀在華中大學的講演稿後,有關方面下了禁令“暫緩登載。”
在漢口青年會講演後,羅漢與董必武來見陳獨秀。談到“三個條件”,董必武說:“我勸你還是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和偏見,寫一書檢討,回黨工作。”
陳獨秀不同意寫檢討,說:“回黨固我所願,唯書面檢討,礙難從命。”
董必武見陳獨秀很任性,不好再勸。
事後,陳獨秀寫了關於抗戰的七條綱領交給羅漢,請他去南京。
羅漢去南京又找了博古與葉劍英。博古說,陳獨秀的抗戰七條綱領和中央路線並無大的分歧,但根據中央電報,陳獨秀要有個書面檢查。
陳獨秀忙上忙下,閒下來時,便常思念濮德治,獄中兩人無話不談,此時稍一分開,就又依依不捨了。濮德治到安慶後不久,接二連三收到陳獨秀從武漢寄來的信。
濮德治將家裡安頓好後,11月中旬來到武漢,在武昌雙柏巷找到了陳獨秀。
陳獨秀見濮德治來了,十分高興。在新老朋友中,濮德治既是親戚,又是難友。
陳獨秀遞了《宇宙風》第49期給濮德治,上面有《實庵自傳》廣告,稱為:“傳記文學之瑰寶。”
濮德治說:“到底出來了。”
陳獨秀說:“還是你與世凡勸我寫自傳。現在亢德又來信催我要稿,怪我沒有按時寫下文。”
濮德治說:“你接著寫就是。”
“哪能呢。一則我沒有時間,到處在請我演講;二則流於粗製濫造。”
濮德治說:“說的也是。”一天,陳獨秀對濮德治說:聽說羅章龍在河南大學教書,你去一趟鄭州,看他願不願出來,我們幾個合作還可以做點事。”
濮德治買了一張去鄭州的火車票,第二天就去了鄭州,找到了羅章龍。羅說:“陳先生好意我十分感激。不過我現在正致力於教學,無意搞政治活動。”
濮德治回來把羅章龍的話告訴了陳獨秀。
“羅章龍沒有講別的話?”陳獨秀問。
“羅和我沒私交,我們談不下去,我看他房間有一個摩登女士,兩人像是在談戀愛。”
陳獨秀無可奈何:“差不多了。”
12月,剛出獄的王文元到了武漢,住到雙柏巷陳獨秀家中。
王文元、陳獨秀、濮德治三人經常談論局勢。王文元提出辦刊物。陳獨秀不同意,說:“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須拋棄,必須採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問陳獨秀,有什麼新方法?陳獨秀說,“我們可以與第三黨、救國會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觸,組織一個聯合戰線。”
王文元一聽很對勁,忙問:“這與史派共產黨是什麼關係?”
陳獨秀想了一下說:“不擁國,不阿共,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
王文元說:“聽說譚平山想拉你組織第三黨?”
陳獨秀說:“拉我組織第三黨的還有朱家驊,但我向來不願受人擺佈。”
提到組織聯合戰線,濮德治想起陳獨秀刊登在《宇宙風》第52期上的文章《我對於魯迅之認識》,在那篇文章中,陳獨秀認為魯迅並不根本反對聯合戰線政策,但反對與土豪、劣紳、政客、奸商一概聯合。
“魯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駁你的。”濮德治說。
陳獨秀想到魯迅反駁陳其昌,說:“魯迅也是人,是個有文學天才的人。我向來反對貶他,把他罵得一文不值。也反對抬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別人。”1938年2月,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陳獨秀《我對於抗戰的意見》小冊子,收進了報刊“暫緩登載”的演講稿。
這時,羅漢從宜興逃難到武漢。他贊成陳獨秀獨樹一幟的“聯合戰線”思想,鞍前馬後為之奔波。漸漸,一些民主人士對羅漢冷眼相待。開始,羅漢不知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王明、康生在報刊上說陳獨秀、羅漢是日本間諜。
二人大吃了一驚。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6年後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飛抵延安,同機到達的還有陳雲、康生。
王明到延安後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一文,稱“日寇偵探機關……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啄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
看到這篇文章,陳獨秀打了一個寒顫,似乎預感到什麼。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陳有行生到何處去》,希望他“重振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中來。”時隔半月《解放》的調子突轉180度。
羅漢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時,周恩來曾告訴他,“在中國託派中,陳獨秀與你是主張抗日的,贊成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人,可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陳獨秀、羅漢哪裡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又召開了一次和他們有關的政治局會議。
談到中共中央提的與陳獨秀合作的抗日的三項條件,王明聲色俱厲,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託派例外……,在中國,我們可以和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卻不能與陳獨秀合作。”
有人反對,說:“陳獨秀與託落茨基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託派,而我們卻要聯絡託派,那還了得。”
王明又加重語氣,說:“陳獨秀他們是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殺人犯。”
王明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謀,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會議結束後,王明到武漢主持長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剛創刊的《新華日報》及《群眾》、《解放》雜誌突然登出許多文章說陳獨秀是“託匪漢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偵探”等,陳獨秀一時目瞪口呆,臉色發白。康生在《解放》週刊第29、30期上《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道出了陳獨秀當日寇偵探的“事關”,將這場陳獨秀是漢奸的風波推向高潮。
康生說:“1931年‘3·18’事變……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國民黨外交次長)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託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託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託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貼,待有成就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託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了。……託匪格拉斯……聯合著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在上海北方建立託匪日探組織。……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勾結,然而他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奸巨滑的偵探技術。……這無怪魯迅先生痛罵陳獨秀等託匪是有悖於中國人為人的道德。”
“康生這麼卑鄙,竟無恥到無中生有捏造人的漢奸罪名。”
陳獨秀十分氣憤地說。
羅漢也陰沉著臉:“他不僅陷害你,連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逃難到漢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錫朋、梁寒操、周佛海、張西曼、陶希聖、林庚白9人在《大公報》、《武漢日報》發表信涵,為陳獨秀抱不平。信上說,“漢奸匪徒之頭銜如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為表白。”
第二天,《掃蕩報》將此信轉載。
《新華日報》發表“幸之”的短評,駁斥王星拱等9人來信,謂“此風不可長。”
林庚白看了報上的信,發現和原來簽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為新文化運動起見,”現在成了“為正義為友誼。”
於是林庚白寫信給《新華日報》,提出對該信不負責。
民主人士沈鈞儒也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文章,不贊成給陳獨秀扣上漢奸的帽子。
《新華日報》發表一個短評《陳獨秀是否託派漢奸問題》,說這個問題“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託派漢奸組織和反對託派漢奸行為以為斷。”
陳獨秀看了此評論,十分氣憤。
他對羅漢說:“他們見我不跟他們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不講道德。”
當時,陳獨秀也寫了一封《給〈新華日報〉的信》,因是盛氣之作,《新華日報》拒絕發表。
3月18日,陳獨秀急急打開《新華日報》,並沒找到自己的信,卻找到了張西曼來函,聲明對前信不負責任。
周哀南發表“政治家的風度”一文,諷刺林、張二人登報“署名而又聲明不負責任的來信。”“聽說林、張二人精神上很不舒服,林庚白雖然帶著他的後備太太在各大小館子裡出現,但興趣大不如前,……張西曼則好幾天蟄江漢路貫忠裡的20號的樓上,頗為憔悴。”
為於周哀南和林庚白、張西曼的筆墨戰,《新華日報》發表短評《不容含糊和小心上當》,說“我們再一次坦白聲明,陳獨秀現在還是否託派漢奸,要由陳獨秀本人是否公開聲明脫離託派漢奸組織和反託派漢奸行為以為斷。”
陳獨秀把他給《新華日報》的信寄給了《掃蕩報》,《掃蕩報》於3月20日刊出。
陳獨秀在信中說;“我如果發現了託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當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失;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
關於聲明與託匪脫離關係問題,他說:“中國是否有託派組織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的態度。”
最後他質問康生等人:“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是這樣嗎?。”
針對陳獨秀的信,《新華日報》3月21日發出短評說,“以曾經是中國託派首領身份的陳獨秀,聲明他今天未參加漢奸黨派,……在託派漢奸已經成為全國人民公敵時,陳獨秀有這種表示,足見其尚有羞恥之心,這是值得贊同的事。”
短評又說;“可是,他仍然不願意起來反對他過去的夥伴和部屬,不願意起來反對那些喪盡天良的託派漢奸,而且還力為洗刷辨護……不能掩飾陳獨秀的不願反對日本間諜的託派漢奸底本意,這首先是因為陳獨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與託派漢奸聯結在一起不是沒有理由的”。
《新華日報》同時刊出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敘述他們三次與陳獨秀會見的經過。
陳獨秀一眼便看出,他們是證明自己始終不願公開表示脫離和反對託派的情況。
羅漢對陳獨秀說:“你上次給陳其昌的信,已明確不隸屬任何派別,何不把這封信發表,他們不是要脫離託派的證據嗎?”
陳獨秀說:“這樣老彭他們又會不高興的。”
羅漢說:“顧不得那麼多了。”
陳獨秀便將去年11月21日給陳其昌的信底稿找了出來,連夜抄了一遍,公開發表。
《新華日報》見陳獨秀髮表了“給陳其昌的信”,沒立即作出反應,雙方暫時收兵。
4月,徐特立約何之瑜從長沙到漢口,調解這場筆墨官司。這期間,周恩來也多次託人到陳獨秀寓所,勸他“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徐特立來看他時說:“事情是解決了的。”
但陳獨秀估計王明、康生不會善罷甘休的。
4月8日,他給長沙的何之瑜去信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日,他們自己既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在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造謠誣衊……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帳。”
何之瑜2月初曾寫信邀請陳獨秀暫避長沙,在嶽麓山下從事著述活動。陳獨秀又擔心湖南鄉間土匪多,離武漢又近,於是寫信稱“湖南非樂土”沒答應。
羅漢對陳獨秀說:“你的事情有了一個段落,我的事怎麼辦呢?”
陳獨秀知道羅漢是指康生的文章,說:“康幾次提到你有漢奸行為,你也要有個申明才好。”
羅漢便寫了一封《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他知道《新華日報》不會發表,便投給漢口《正報》。
4月24日,《正報》刊登了羅漢的信。羅漢在信上說:“康生君一文,真可謂極盡誣衊造謠之能事……”;關於領取日寇津貼事。羅漢反駁說:“以這樣嚴重的賣國談判,參加者又有當時政府要人在內,而其結果,乃以三百元成交。真可謂廉價之高峰……”;關於和美國偵探聯繫事,羅漢反駁說:“康生君說去年六七月間我和獨秀曾與美國偵探接洽,先生們,你們只管造謠高興,竟連陳彭那時尚在南京獄中的事實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8年4月3日,張國燾以祭黃陵為名,逃到漢口。4月14日,周恩來找到住在大華飯店的張國燾,接他到八路軍辦事處住,並勸他回延安。張國燾說:“我與毛澤東、王明不能志同道合。”便想溜之大吉,最後選擇周恩來提出的三個辦法中的第三個辦法:“自動聲明脫離黨,黨宣佈開除你的黨籍。”
中共中央於4月19日發出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提到張國燾脫黨前“曾見過陳獨秀一次”。
陳獨秀當時並沒見到張國燾。他想,大約是張國燾本人希望見他。看到報紙的當天,他寫信給賀松生說:“張國燾到武漢事,你們想已在報上看見,我並未見到他,有人造謠他已來見我,真可笑。”
幾天後,張國燾在蔡孟堅的幫助下,找到了搬到漢口德潤裡的陳獨秀。
十多年沒見面,張國燾富態多了,肥頭大耳,挺著肚子。
但氣色很不好,看上去很疲憊。
陳獨秀見他這樣,皺眉道:“你不是一直乾得很好嗎?”
張國燾唉聲嘆氣,將長征途中另立中央之事說了一遍,接著說:“現在王明來了,我的日子更不好過,像軟禁一樣。”
陳獨秀問:“今後怎麼辦?”
張國燾說:“我去見了蔣介石,只好說兄弟在外糊塗多時了。”說著,張國燾似乎意識到什麼,乾笑了一下,說:“走老蔣這條路,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如有別的路走,我當然要走別的路。”
陳獨秀見張國燾投靠老蔣,立生反感,便應付張國燾。
張國燾沒注意陳獨秀的冷淡,又興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黨。
“成立一個黨不是容易事,我們當時費了那麼大的勁,現在看來,一個階級只能有一個黨,我們再搞,能搞得比毛澤東現在搞的要好?”
“你好像沒信心?”
“沒信心也沒有耐心。”
話不投機,張國燾很快便告辭了。
天漸漸變暖,被康生、王明攪了一陣子之後,陳獨秀打算離開政治,老歸山林,做一個地道的平民百姓。
一天,劉仁靜來訪,陳獨秀很不願見他。去年10月,劉仁靜還給李福仁、伊羅生寫信,對陳獨秀漢口演講表示失望。
劉仁靜來意,陳獨秀一下子就聽出來了,他還是想拉陳獨秀一起參加託派。
劉仁靜說:“你公開發表給陳其昌的信後,老彭他們很生氣。”
陳獨秀聽出,劉仁靜講“他們”,意思不含自己。劉仁靜1935年被託派臨委開除“黨籍”。
陳獨秀不冷不熱地說:“我早就知道了。”
“他們認為你採取了‘超黨’、‘超階級’的立場,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
“老彭不是還罵我是託派的敗類嗎?我不怕,現在有人罵我是漢奸,有人罵我是叛徒,隨地罵去,我和老彭他們到此為止。”
劉仁靜走後,陳獨秀對潘蘭珍說:“他明天還要來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蘭珍說:“他要是一直不走,怎麼辦?”
陳獨秀想了一下,寫了個條子給潘蘭珍,說:“你把條子遞給他,他就不等了。”
潘蘭珍答應了,將條子收好。
第二天,陳獨秀早早出了門,果然劉仁靜又來了,見陳獨秀不在家,又留了條子,知道陳獨秀不想見他,只見條子上寫道,“我不是託派,也不願和有託派關係的人來往。”
劉仁靜悵然無言,沒有落坐就走了。潘蘭珍知道老頭子不喜歡他,就沒留他再坐。
陳獨秀之死
1938年6月,陳獨秀從安慶輾轉宜昌、重慶,然後到四川江津,並於1942年5月27日病逝在江津。
陳獨秀死時,潘蘭珍、陳松年和代表他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場。
關於陳獨秀最後的日子,羅學蓬寫了一篇文章,曾被多家報刊轉載。這篇題為《陳獨秀的最後日子》說:
陳獨秀先生是1942年5月27日逝世的。
江津市檔案館存有一份1942年5月29日出版的《江津日報》,一版上有如下一則消息:
一代人傑溘然長逝
陳獨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64歲
本報訊一代人傑陳獨秀於本月27日晚9時40分急性胃炎與腦充血齊發,醫藥罔效,溘然長逝於縣屬鶴山坪鄉寓,享年64歲。陳氏生於1879年,安徽懷寧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號仲子,別號熙丹仲子,日本及法國留學生(此處有誤,陳氏未去過法國——筆者注)。曾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主編青年雜誌,後因思想左傾,主持共黨,被拘南京模範監獄。抗戰軍興,旋即出獄入川,隱居津門,研究小學,貢獻頗多,今不幸逝世,實為學術界之一大損失。先生身後蕭條,親友學生,將集議救濟辦法。6月1日發柩於縣城南郊,殆抗戰勝利再移運回原籍。
筆者曾在10年前陪同詩人孫靜軒踏訪過陳獨秀先生的舊居和墓地。
在離城30餘里的鶴山坪上石牆院,筆者邀來了當年與陳獨秀一起生活在這所大宅院裡並親眼目睹陳獨秀之死的幾位老人。老人們介紹的情況,猶如在我們面前翻開了一頁業已發黃的歷史書:“陳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氣。”年逾80的吳元珍老太太說,“陳太太人年輕,和陳先生的兒子又合不來,急得只曉得哭。這石牆院是楊家的,我那陣跟楊二太太幫傭,楊二太太去勸陳太太,我也就跟著去了。隔著天井,看見楊家的佃戶胡慶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個腳盆裡給陳先生淨身。淨完身後就把陳先生抬到涼床上,用白綿紙搓索索裹纏陳先生的身子。然後再給他穿‘老衣’。換老衣,裝棺,都是品中爺倆乾的。”
當年的“胡大娃”已是60出頭的人了,但提起陳獨秀之死,依然記得很清楚。他說:“陳先生和潘蘭珍來到石牆院,當時鄉下人大都不曉得陳先生是哪個,以為是個有錢的下江人。我還是從楊慶餘楊二爺口中知道陳先生是陳獨秀的。我對陳獨秀還是很崇拜的,因為我曾讀過他的一些文章,也曉得他當過共產黨的總頭頭。這樣一個大人物落魄到了石牆院寄人籬下,總歸是讓人同情的。他當時的日子已不好過,沒啥經濟來源。我還聽說陳太太託吳元珍進城,把陳先生的一件皮袍拿到當鋪裡當了幾個錢回來買米、抓藥。我有心幫幫他,又沒這個能耐,我家裡也窮。後來,我看陳太太在院子邊上開了塊地,種上些時鮮蔬菜,陳先生也常去幫忙。我看不過意,也常常主動去幫著淋淋糞、鬆鬆土。
“1942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天下著小雨,就聽見潘蘭珍在石牆院大聲痛哭。我馬上想到是陳獨秀過世了,因為他已經臥床好多天,江津、重慶都有不少頭面人物坐滑竿上山來探望。沒一陣,楊慶餘就跑出院子,喊我老漢去跟陳獨秀換老衣,我也就去了。我們爺子倆為他淨了身,穿上老衣,再把他放進棺中,空隙處再用石膏粉、槓炭灰、穀殼灰配的混合物塞緊。在我們忙的過程中,大約有10多個人守在側邊。我認識的有陳獨秀的三兒陳松年兩口子,陳獨秀的學生包惠僧、台靜農,從江津趕來的鄧仲純、潘贊化、何之瑜,從白沙趕來的鄧蟾秋、鄧燮康兩叔侄,還有幾位生面人。”
作為楊家之後的楊明興老人介紹的情況則顯得更全面一些。他說:“陳獨秀兩口子住進石牆院,是我父親楊慶餘特意去請上門的。我曾祖父楊魯丞是光緒特科貢士,對經史有一定研究,還寫了好幾部書稿。國學大師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慶時,我曾祖父曾帶著書稿到重慶請教,誰知章太炎隨便翻了翻,竟批了‘雜亂無章’四個字,氣得我曾祖父吐血,回江津後不久就一命嗚呼了。我父親仰慕陳獨秀的大名,便去請他來石牆院,為我曾祖父整理遺稿。本來,像陳獨秀這樣的大人物,是不好請的。但因為一者江津城裡經常鬧空襲,有錢人物紛紛往鄉下搬;二者陳獨秀、潘蘭珍和鄧仲純的老婆吵了架,被鄧夫人惡言攆出了‘延年醫院’,在城裡居無定所。所以我父親上門一請,陳獨秀夫婦就來了。開始,陳獨秀兩口子和我們一起吃飯,父親待他猶如上賓,陳獨秀整理遺稿也很賣力,《群經大義》和《楊氏卮林》就是經他整理後出版的。可後來,陳獨秀就把其餘遺稿丟在一邊,埋頭寫自己的文章去了。時間久了,我父親就有些不高興,再加上陳獨秀幾次對從江津來看望他的朋友說:‘楊魯丞的《群經大義》很多是轉述前人的註疏,創見不及你們四川的廖季平,《楊氏卮林》評介諸子,則遠遜於胡適之。’這話傳到我父親耳中,他心裡更加有氣,臉上有時就不那麼好看。陳獨秀感覺到了。又實在無處可去,就提出分夥立灶。我父親同意了,還把全副鍋盆碗盞借給他兩口子用。雖是這樣,有了啥好吃的東西,父親也時常請他們過來一起吃,或者給他們送過去。”
唐寶林先生在他撰寫的《陳獨秀傳》裡認為,陳獨秀從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離開家鄉,幾十年來過著亡命的地下生活,顛沛流離,一直是反動政府的通緝對象。由於長年沒有正常的飲食,他早就患有腸胃病;獄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獄後又得了高血壓,久治不愈,時有發作。入川后,又過著貧因潦倒、寄人籬下而近乎靠人施捨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一連串的失敗,思想上找不到一個知音,精神上,眼見親人一個個先他而死,這種種因素,終於使他的病情急劇惡化而導致了他的逝世。
唐先生算是國內研究陳獨秀的權威,他的分析自然都有道理。但我認為,造成陳獨秀死亡的直接原因有兩條:一條是,陳獨秀相信了本地一土醫生的單方,說長期用胡豆花泡水飲用,可治高血壓,故而長期堅持不輟。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黴雨季節裡摘的,未能幹透,有的已經發酵變色,泡時水呈烏黑色,味亦發苦,陳獨秀不知此物發酵後含有毒性,服後已覺胃中不適。其二是,正在此時,包惠僧由重慶特意來看望他,為款待這位摯友,陳獨秀叫潘蘭珍去雙石場割了兩斤肉,他還帶著包惠僧到菜地裡,摘他親手種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包。由於陳獨秀平日難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飯時,又吃,到夜間就不舒服了,食物作鯁,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後幾天,陳獨秀就臥床不起了,潘蘭珍請來鄉下郎中,燒“骨炭灰”用水服下,幫他消嗝食飽脹,也沒啥效果。到18日,開始發燒、昏迷、說胡話,一直拖到了25日晚,才落了氣。
豬圈裡有塊墓碑
有關陳獨秀安葬的情況,是吳元珍講述的,雖說她牙不關風,我們還是聽了個明白。
她說;“埋陳獨秀那天,來了好幾百人,有當官的,也有大戶紳糧。雙石鄉公所還組織了上百個鄉丁來沿途護衛,一路放火炮,點沖天銃。從石牆院到埋陳獨秀的‘康莊’要走30來里路,隊伍拉了好長好長。陳松年端著遺像走最前頭,後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紳糧鄧蟾秋送的。陳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來,由楊二太太和吳白林的堂客扶著,我們這些當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後頭走。陳先生活時我們沒覺得他有啥,死了,才曉得他了不起,連縣長那麼大的官,鞠躬時,還只能站在最後頭。”
為了看看陳獨秀的墓址,次日,我們步行到了城西五里處的“康莊”。“康莊”是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為避日機轟炸而修建的一處簡易別墅,陳獨秀生前曾在此小住過,死後,也埋在這裡。
我們去時,墓地已經蕩然無存。我們訪問了住在“康莊”裡的一戶農民。這位社員指著門前一大塊長滿綠油油牛皮菜的菜地說:“陳獨秀的墳圈就在這裡。我把它挖出來種菜了。”隨後又很驚異地說:“這兩年不曉得咋個搞起的?來看陳獨秀墳的人多得很。我們隊長說陳獨秀是壞人呀,既是壞人,為啥又有這麼多人來看他?我就沒懂這個道理。”
詩人說:“陳獨秀不是壞人。”農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當我們聽說他的豬圈裡有一塊陳獨秀的墓碑時,我們馬上隨他進了豬圈。果真是陳獨秀的墓碑。“獨秀陳先生之墓”幾個大字出自台靜農的手筆,墓碑上端已缺了一隻角,“獨”字沒有了偏旁,變成了一個“蟲”(蜀)字。
我和孫先生默默地注視著墓碑,心情難以言表……因為,那塊一代人傑的墓碑已被當作一塊圈板石,與其餘的石板一起鋪在豬圈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