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劉少奇2
劉少奇第一次遭反“右傾”
進入1927年月以後,武漢的政治風雲異常險惡。在汪精衛的授意下,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向全國發出《討共宣言》,製造藉口,企圖在武漢發動軍事叛亂。
鑑於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背叛革命、實行寧漢合流的反革命企圖日益暴露,中其中央決定緊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漢的幹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適宜於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還有一批人送去蘇聯學習。劉少奇和湖北全省總工會根據這一精神,將公開活動的黨員幹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隱蔽、轉移,有的派往賀龍、葉挺部隊。同時,又新調進一批幹部來堅持工作。採取這些應變措施,為的是使黨組織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6月28日,陳獨秀在漢口西門子鮑羅廷住宅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對待即將發生的事變。會議決定:為了削除何鍵製造事端的藉口,公開宣佈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中共中央把這個決定交給湖北全省總工會執行。當天,湖北全省總工會發出《解散糾察隊的佈告》。隨後,將一些破舊槍枝送交武漢衛戍司令部漢口辦事處,而把絕大部分槍支和糾察隊員陸續轉移到賀龍、葉挺的部隊裡。7月2日,劉少奇作為湖北全省總工會的秘書長,被指責“全總黨團與中央職工部的領導”已陷於“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從對於目前革命情緒悲觀失望的估計出發,走到對於赤色工會的取消主義,走到向黃色工會領袖的屈服與投降”,“一直走到純粹的工團主義”、“經濟主義”。因此,臨時中央號召全黨“堅決無情的打擊”這種“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
在這之後,臨時中央認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還公開批判劉少奇。4月25日,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再次批評劉少奇“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不久,劉少奇離開中央職工部和全總,到上海市工會聯合會任黨團書記。他雖然受到臨時中央“左”傾領導的打擊,但仍然不畏風雨,堅持真理,懷著一顆對革命事業的赤誠之心,積極投身到工人運動中去,一面深入滬東區紗廠從事黨的基層建設工作,一面努力學習,研究白區和蘇區的工人運動理論,為扭轉白區職工運動屢遭失敗的嚴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毛澤東家裡遇見了第一位夫人
1945年3月22日,劉少奇在延安滿懷深情地回憶起自己的親密伴侶何寶珍,為她寫了一篇小傳:
“何寶珍,女,湖南道縣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學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入黨。因反對學校當局的學潮被開除學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礦工會所辦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是年與我結婚。
和我一道參加過長沙、上海、廣州、武漢、天津、滿洲等地黨的、工會的、婦女群眾的許多工作。生二子一女。
於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憲兵逮捕入獄,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監獄執行。因她與獄外黨的組織發生關係被發現,第二年判決在南京槍斃。”
在這篇言短情長的傳記裡,記錄了劉少奇和何寶珍在白區的艱苦條件下並肩戰鬥的歷程。
1923年初,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子弟學校新調來一位女教師。她20歲出頭,個子不高,但幹勁十足,白天給工人子弟上課,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識字,同時兼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書報科委員。這位教師就是何寶珍。
劉少奇與何寶珍第一次見面,是在何寶珍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當時,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勝利,劉少奇到長沙清水塘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恰好,何寶珍因領導衡州第三女師學生進行反對反動校長歐陽駿的鬥爭,被學校開除來到長沙,住在毛澤東家裡。在毛家的初次見面,使他們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寶珍到安源後,劉少奇與她接觸多了,逐漸瞭解到這位農村姑娘有著一段頗為曲折的生活經歷。
何寶珍,又名葆珍、葆貞,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於一個貧寒家庭。父親何瑞蓉是個潦倒的窮秀才,靠做小買賣維護5口之家的生計。本來家境就十分清貧,加上苛捐雜稅、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著骨肉離散的悲痛,把寶珍送給地主家的女傭做童養媳。此後,她隨著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紀稍長時,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唸書,後又到縣立國民女子小學堂伴讀。寶珍聰敏好學,博得了老師的同情和讚賞,被允許作為正式學生與小姐同班上課。苦難生活的磨練,養成了寶珍那種勇敢、堅強的性格。
後來,寶珍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師範學校。五四運動爆發後,她積極參加遊行、演講等活動,接受了新思想,成為第三女師學生運動領袖之一。
寶珍在長沙期間,受到毛澤東、何叔衡等的親切關懷和教育。毛澤東給她取了“葆貞”的名字,勉勵她永保革命精神,做堅貞不屈的共產主義戰士。
不久,何寶珍被中共湘區區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澤東對她說:“安源工人俱樂部極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
何寶珍非常高興地接受了任務。
到安源後,何寶珍在劉少奇的啟發、幫助下,更加堅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現得那樣熱情、認真,在生活上又那樣開朗、淳樸。沒有教材,她找來李六如、陳清河編寫的《平民讀本》、《工人補習教科書》,自己動手抄刻蠟紙,油印成書。缺少紙筆,她就發動工人自制石板石筆。她還經常運用參觀訪問、化裝演說、組織辯論等多種教學方法,向工人傳授文化知識。有一次,她講《農夫們辛苦了》一課時,先教大家熟讀課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黃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後又把學生帶到礦區附近的三號橋,直接聽農民講怎樣種田耕地,深受學生們的歡迎。當年,曾聽何寶珍講過課的周德華回憶說:“何老師教書,把課文引到我們心裡,至今我還能背誦許多課文。”
劉少奇和何寶珍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3年4月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他倆結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侶。這種結合,沒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沒有林蔭道上的甜言蜜語。但其同的理想和信念,卻使幸福和充實感在他們內心深處洋溢常駐。他們心甘情願地準備為革命事業去共同承受各種艱難阻險的考驗。
婚後第二年,他們的兒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還不到一歲,劉少奇就調離安源。為了工作方便,何寶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撫養。
之後,劉少奇在白區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何寶珍隨同他四進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不久。當時,劉少奇在上海總工會工作,何寶珍從安源來到劉少奇身邊,擔負通訊聯絡、管理文件、抄寫資料等工作,同時細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劉少奇回湖南養病,不幸被捕入獄。何寶珍四處奔走,多方營救,先是找在長沙長郡中學任教的李治安,爭取他的同情和幫助,後又通過關係找湖南省議會議長歐陽振聲疏通,讓寧鄉籍省議員及紳士出面保釋。
北伐戰爭期間,何寶珍隨劉少奇進入武漢。她除了完成黨組織交給的文件收發管理工作外,還經常參加慰問北伐軍傷病員和救濟婦女、兒童的活動,熱情幫助派到武漢工作的同志解決困難。1927年7月,汪精衛繼蔣介石之後公開背叛革命,武漢形勢日趨險惡。劉少奇正在廬山養病,記掛著留在漢口的何寶珍,於是立即通過關係轉告她馬上轉移到廬山。此時,他們的女兒愛琴呱呱墜地來到人間只有幾個月。何寶珍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兒寄養在漢口一個工人積極分子的家裡。
1927年10月,何寶珍同劉少奇再次來到上海。那裡上海正處於血雨腥風之中,敵人殺紅了眼,到處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劉少奇正在工人宿舍裡開會,一群流氓打手聞風趕來搜捕。劉少奇立即佈置轉移。這時,何寶珍站了起來,把手一揮說:“我們與敵人決一死鬥!”拔腿就往外衝。劉少奇一把拖住她,嚴肅地說:“快走,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1929年春,劉少奇從順直省委調回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書記。何寶珍隨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劉少奇一道去滿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寶珍隨劉少奇離開滿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這次在上海期間,她當過交通,住過機關,搞過聯絡,守過店鋪,任過教員,進過工廠。她不顧個人安危,任勞任怨,想方設法,創造條件,為同志們排憂解難,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這時,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了。劉少奇仍有忙不完的工作,何寶珍就坐在燈下,默默地為他抄寫文件。人們不難看到,在劉少奇的成功後面,凝聚著何寶珍艱辛的勞動。
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劉少奇和何寶珍過慣了患難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別離的生活。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何寶珍根據黨組織的決定繼續留在上海堅持工作,擔任全國互濟總會負責人兼營救部部長,他倆又一次分離。
互濟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專門做援助困難同志及其家屬的工作的革命群眾團體,於1925年10月在上海成立。到1929年時,全國有會員1.5萬多人。何寶珍到互濟會就任後,化名王芬芳,以教師的公開身份為掩護,開展工作,負責同赤色國際互濟總會聯繫,爭取國際援助。同時,四處奔走,為獄中難友聘請律師,爭取社會力量的支持,營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中華海員工會黨團書記廖承志被捕,地下黨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營救。於是何寶珍多次與張瓊夫婦聯繫,並和他們一道去做何香凝的工作,保釋廖承志出獄。
何寶珍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務包圍了何寶珍的住處。她意識到可能要出事,就機智地抱起年僅3歲的小兒子毛毛(允若),迅速塞到鄰居一位大嫂的懷裡,說:“請幫助照看一下孩子,過幾天會有人來領他的。”說罷立即轉回室內,銷燬了機密文件,然後從容地應付前來搜捕她的敵人。由於猝不及防,她終於落入敵人的魔掌。
何寶珍被捕後,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敵人把刑具放在她面前,威逼她供認自己的真實身份。何寶珍說:“我是家屬,也當過教師。”敵人不相信,說:“不對,你是政治犯!”何寶珍裝著聽不懂,一笑答曰:“我只會煮飯,不會蒸飯。”敵人對她嚴刑拷打了幾次,始終沒有問出結果,便將她解往南京憲兵司令部。
仲夏的南京——聞名全國的“火爐”,又悶又熱,一絲微風也沒有。關押在老虎橋“模範監獄”裡的“囚犯”更加受罪,空氣裡散發出黴爛的臭味,簡直要令人窒息。三號號子是專門關押女“政治犯”的牢房。這是一個小獨院,一條走廊裡共有10間小牢房,關了30多個犯人。大家擠在一起,熱得渾身汗水涔涔,實在難過,只盼望晚飯時刻早點到來,因為飯後小放風時可以到井邊打水洗一洗。可是,火辣辣的太陽仍高掛在天邊,離晚飯時刻還早呢!
突然,哐嘟一聲,牢門打開了。姐妹們驚異地朝門口望去,一個新難友被推了進來。她30歲出頭,身材細瘦,穿咖啡色的旗袍,一副女教師模樣。從她那披肩的長髮,蒼白的臉色看去,大概已被關了好久,也經受了不少磨難,但那清瘦的臉盤上一對大大的眼睛,卻閃爍著倔強、堅毅的光芒。她就是何寶珍。
何寶珍走進牢房,曾與她一起工作過的夏之栩愣住了。
“你……”,夏之栩正欲開口呼其真名,何寶珍機智地搶先說:“還認得我王芬芳嗎?真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她巧妙地告訴夏之栩等人自己用的是化名。
經過多次審訊,何寶珍堅不吐實,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後,敵人判她15年徒刑。
被關押期間,何寶珍和早先被捕的帥孟奇、耿建華、夏之栩等幾位老大姐同在一個牢房。她是歲數較小的一個,但處事卻很老練、果斷,所以姐妹們稱她為“小大姐”。
一天,從事秘密工作的熊天荊遵照地下黨的指示,以探監為名,來同獄中難友聯繫。她路過何寶珍所在的女牢房時,從窗孔裡塞進去一個小紙團。何寶珍拾起紙團,還未來得及打開看,就傳來了看守開牢門的聲音。她急忙將紙團扔入便桶,從難友黃海明手中接過抱著的孩子說:“你坐在便桶上,我來逗娃娃。”然後,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逗起了孩子。看守鬧騰了一會兒,什麼也沒有發現,只好到別的號子去了。看守一走,何寶珍馬上從便桶裡取出紙團,打開一看,原來是讓她們轉遞給男號子的一個重要消息。何寶珍立即將紙條夾在食品裡傳遞了出去。
有一次,一個名叫“二科長”的獄吏在大家沒有防備的時候突然闖入牢房來。他發現了帥孟奇正在起草的一份報告,如獲至寶,奸笑著質問道:“你不是不識字的工人嗎?這回又怎麼解釋呢!”“在監獄裡悶得慌,不識字,還不興學?這是抄書練字。”帥孟奇回答說。帥孟奇,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組織工作和婦女工作,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女部部長,1932年10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被判了無期徒刑。何寶珍平時很敬重這位老大姐。見狀,馬上機敏地接口說:“我是她們的老師,我教他們認字。你對這個號子有什麼不放心啊!一個小腳,一個半瞎子,一個老實得連話都不說的。我嘛,是個小學教員,平時就愛唱唱。對這些人有啥搞頭啊!”何寶珍指著旁邊一本《世界知識》說:“那些話不就是從上面抄下來的嗎!”“二科長”翻了翻那本雜誌,毫無所獲,只得悻悻而去。
何寶珍不僅機智、聰敏,而且活潑、開朗,愛唱歌、唱戲,還擅長表演,她不但常把一些帶有鼓勵性的故事講給同志們聽,而且常把舊戲曲填上自己編的新詞唱給同志們聽。她常唱《國際歌》,有時唱《打漁殺家》,以此來鼓舞大家的鬥志,給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段罵蔣介石的京戲:“罵一聲,蔣介石,你這賣國的奸臣……”。她那豐富的表情,詼諧的動作,引得姐妹們捧腹大笑。在飯後小放風的時候,別的號子的難友要小大姐表演一個節目,她總是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她的歌聲,驅走了難友們的寂寞,帶來了激昂奮發的歡樂。
何寶珍很會關心體貼同志。看到耿大姐是小腳,帥大姐受刑時損壞了眼睛和腿,行動不便,她總是搶著去提水、刷碗、倒便桶。她乘放風的機會,與其他號子的姐妹接觸,打聽消息,為難友們排解疑難。所以,姐妹們都很喜歡這位小大姐。
在陰森恐怖的鐵窗裡,何寶珍和其他共產黨員一道,利用一切機會同敵人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帥孟奇回憶這段經歷時說:
“在獄中,我們常常為改善生活進行絕食鬥爭。每次鬥爭,小大姐都積極參加。記得,當時職工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牛蘭夫婦被捕,恰恰也關在我們這個監獄裡。社會上的人士不斷聲援,要求釋放他們,牛蘭夫婦也在獄中絕食。為了援救牛蘭夫婦,我們向監獄當局提出釋放牛蘭夫婦,允許向監內送書、送食品,改善伙食,每週吃一次肉等要求。接著就開始了絕食。要取得絕食鬥爭的勝利,必須大夥心齊,否則不是餓死人,就是堅持不下去,使鬥爭失敗。陰險的監獄當局就採取分化的辦法,先下令把我們幾個判無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一頓,然後由獄長跑來訓話:‘你們這些人鬧什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關幾年就可以出去。你們別跟著那幾個無期的鬧。她們是沒指望的,你們還有希望。’但是妹姐們團結得很好,沒有一個動搖的。平時飯量好的人,兩三天後就開始嘔吐,到後來都吐出了綠水,但大家仍然堅持著。俗話說,‘七日不食則死’。七天過去,監獄當局害怕餓死人,不得不答應我們的要求,鬥爭勝利了。不久,牛蘭夫婦被釋放出獄了。走前,牛蘭夫人到牢房來看望了我們。”
“絕食鬥爭的勝利,使監獄內的情況改善了不少,外面可以來探監,可以送書、送食品進牢;伙食也改善了些,每週吃一次葷。但是沒隔多久,監獄當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進獄了,這激怒了我們。一天,最兇惡的‘二科長’來查號子時,寶珍質問他:‘為什麼不許送吃的?’
‘二科長’說她帶頭鬧事,下令將她拉出去打。姐妹們火了,大家都鬧了起來。為了這次鬧監,我們每人都遭到一頓毒打,於是又開始了絕食。四天以後,獄方只得再同意恢復向牢內送食品的制度。”
何寶珍是個革命樂觀主義者,但有時也呆呆地坐著發愣。姐妹們知道,這是她在思念自己的親人。有一回,一位妹妹問起何寶珍的孩子,她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她放心不下的還是毛毛。毛毛現在怎樣了?鄰居會好好照看他嗎?有人去領他嗎?這些問題,就像一根根針一樣,刺痛著慈母的心。但何寶珍畢竟是位堅強、剛毅的婦女。她很快抹去眼角上掛著的淚珠,把手一甩說:“咳,幹革命還顧得了這些!人民不解放,我們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願小寶貝們能在艱苦的環境裡掙扎著生存下去。只要他們活著,等革命成功後,找到他們,一定要送他們去學習。讓他們學科學,學技術,建設我們的新國家。”說到這裡,她又和姐妹們開懷地笑了起來。1934年深秋的一個清晨,雲暗天低。荷槍實彈的獄警惡狼般地嚎叫著,前來押解“王芬芳”。姐妹們深為小大姐擔心,不知又出了什麼事情。何寶珍聽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從容地離開號子。走到門口時,她迴轉身來,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們告別。原來,敵人已決定槍殺何寶珍,這是她和姐妹們的永別。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何寶珍昂首挺胸,高唱《國際歌》,走向刑場。一個年僅32歲的婦女,把青春獻給了人類最壯麗的事業,用鮮血染紅了雨花台。
何寶珍英勇犧牲的消息傳到獄中,姐妹們都哭了,無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寶珍是被叛徒出賣了。出賣她的人,是互濟會的一個女幹部,曾經被捕關押在模範監獄。當時,這個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發生了動搖,何寶珍為此曾做過她的思想工作,對她說:“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會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婦女,到生孩子時是可以取保釋放的。”不久,她獲釋出獄,仍在互濟會工作。有一次,她來監獄探監,何寶珍還囑咐她幫助一位難友家屬解決困難。不料,這個女幹部後來重新被捕,經不住嚴刑逼供,供出了何寶珍的真實身份,致使何寶珍重新被提審。
敵人對何寶珍用盡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終堅貞不屈。審判官氣得發瘋,最後宣佈:“是死是活,兩條路由你選擇。要活命,就老實招來。頑抗,則死路一條。”何寶珍響亮地回答說:“要口供,沒有;要命,有一條。請吧,革命者是殺不盡的!”何寶珍在敵人的法庭上,就像絕壁上的一棵蒼松,無論怎樣威逼利誘,嚴刑拷打,始終傲然屹立,寧折不彎,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松柏氣節和雲水襟懷。
帥孟奇在《一件永遠不會忘記的事》一文中,稱讚何寶珍“是一個模範黨員……具備了共產黨員優秀高貴的品質,對黨一貫忠實,為黨犧牲了個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熱愛她的孩子們,當被捕之後,卻忘記一切。她常說:共產黨員為人類解放事業而犧牲是光榮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輝,照耀了在獄中的同志們,……更堅定了鬥爭的意志。”
劉少奇和何寶珍在革命鬥爭中,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建立起了一種高尚純潔的愛情。劉少奇在追念何寶珍時,稱頌她“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傑出者”。1951年12月初,劉少奇到南京視察時,曾參謁雨花台烈士陵園,深切悼念何寶珍和其他烈士。
何寶珍生前,對未來滿懷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舊世界,建立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學習技術,用自己的雙手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
何寶珍的遺願終於實現了。
在她犧牲後的第四年,周恩來派人在武漢找回了她的女兒、已淪為童養媳的愛琴。愛琴在《女兒的懷念》一書中回憶這段生活經歷時說:
“為了革命工作,父母親把我寄養在漢口一個工運積極分子的家裡。到了這家,奶媽剛生了一個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淚撫育著我們兩個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對我像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開始,黨通過父親的親屬和舊誼,經常給奶媽一些經濟補貼,日子還過得去。幾年後,這個關係斷了。生活的重擔逼迫著奶媽,眼看餓得皮包骨頭,不得不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把我賣給武漢的一家人去當童養媳,討碗飯吃。臨走的前一天,奶媽像被剜了心頭肉一樣,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愛琴來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劉少奇。劉少奇深情地對女兒說:你受了苦,不要緊的,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裡來了。劉少奇給愛琴講述了何寶珍犧牲的經過,接著說:“你的母親犧牲了,她是為革命犧牲的,就是蔣介石國民黨把她殺害的。你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來了,找你們都很費勁,弟弟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當時為什麼把你們送出去?我們沒辦法長期在那兒住,革命嘛,今天住這裡,明天在那裡,帶著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們寄養給人家了。現在你回來了,不是挺好嗎?”
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歲多時就離開了母親,稍一懂事,就開始放牛做活,經受了苦難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倆一起生活在父親身邊。劉少奇教導他們:“一定要記住你們的母親,學習你們母親的精神。
要曉得她為什麼犧牲,國民黨為什麼殺害她。”
過了夏天,允斌和愛琴進了延安保育小學。第二年,他們被送往蘇聯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學習。行前,劉少奇囑咐他們:“你們到了那兒,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好好學習,掌握更多的知識,學到更多的本領。另外要把身體搞好,把身體鍛鍊健壯,回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他們深感任重而道遠,在異國勤奮學習,逐漸成長起來。
抗日戰爭勝利後,允斌結束了十年制學校的學習,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後轉入莫斯科大學化學系。1957年從蘇聯回國,曾參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愛琴於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學習,畢業後先分配到國家計委,後到內蒙古自治區計委工作,參加邊疆建設。
允若直到1946年才從蘇北農村找回來。當年何寶珍被捕後不久,他被送到一個貧苦農民家做養子。十二、三歲時流落在上海、蘇北等地,賣報,當學徒,揀破爛,受盡了百般折磨。回到父親身邊後,他先中學畢業,後入蘇聯莫斯科航空學院飛機無線電儀表專業學習。1960年夏回國,在第七機械工業部工作。
三個孩子都學得了一門專長,並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們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何寶珍烈士可以含笑於九泉了。
劉少奇的一個英明決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風凜冽。一天黃昏,在陝西耀縣通往臨潼的大道上,一隊人馬在急急地趕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穩穩地騎在一匹駿馬上。他身穿棕色緞面皮袍,頭戴禮帽,儼然像個富商,眼睛裡透出沉著、聰慧、機警的光亮。他身後跟著一頭顛著碎步的毛驢,上面騎著一位“闊婦”。這就是劉少奇和他的夫人謝飛。幾位隨行人員扯開大步,警惕地觀察著周圍的動靜。他們是護送劉少奇去臨潼的游擊隊員。
劉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黨中央的指派和毛澤東同志的委託來到天津,領導北方黨的工作的。
當時,日本侵略軍已越過山海關,威脅平津。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搞所謂“華北政權犧牲化”。在黨的領導下,平津學生已發動“一二九運動”,掀起了全國性群眾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標誌著中國革命新時期的開始。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得到廣泛的響應。我們黨面臨著領導一場偉大斗爭的歷史任務。
可是,華北地區的黨組織,由於長期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危害,損失嚴重,幹部十分缺乏,無力進行領導。少奇同志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我們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其他的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黨的組織是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干城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數十個中下級幹部。”而有些保存下來的組織,還沒有擺脫“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不顧主客觀條件,號召和組織黨員、群眾,採取嚴重白色恐怖情況下所不允許的鬥爭方式,上街遊行示威,舉行集會,冒險進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學生舉行了一次“抬棺遊行”,參加遊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和很少數思想激進的青年。這次冒險行動,遭到敵人的鎮壓。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我們黨很不容易聚積起來的力量,不應地消耗掉了。
劉少奇看到這種情況,並鑑於歷史教訓,認為扭轉局面的關鍵,在於恢復和建設華北地區黨的組織,把這個地區黨的工作引上正確路線。他明確指出:“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此時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內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著。這種錯誤路線(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鬥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退卻防禦的必要性等等),是當時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很明白,不堅決肅清黨內的這種錯誤路線,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執行,就是不可能的。”劉少奇同志以極大的努力,在華北地區黨內徹底肅清“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影響。他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華北地區黨的工作方針是:堅持黨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總口號,準備自己,組織群眾,聯合一切願意抗日的黨派和階層,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
這個正確的方針,當時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對,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楓、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華、黃敬,則表示堅決支持。為了統一黨內的認識,劉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線報》上發表了關於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文章。他寫道:“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知道向那些願意和我們同盟者作暫時的讓步,吸引他們與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群眾。”還說:“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民族統一戰線,去團聚各階級、階層、派別及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分子和力量,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和主要關鍵。”劉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華、胡服的筆名,在《自由評論》等報刊上發表《關於共產黨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闡述了我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大多數黨員、幹部和進步群眾,經過“左”傾錯誤路線不斷失敗的教訓,看到劉少奇的文章,對黨的正確主張,普遍表示擁護。這些文章的迅速傳播,使黨的號召在華北地區更加深入人心。
與此同時,劉少奇領導北方局,用極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的黨組織。北平、天津兩個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東、津地、保屬、直南等地區的黨組織都恢復了;山東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後成立起來;還根據中央交給的任務,派幹部到華中、華南一些地區協助恢復黨的組織。一年多的時間裡,華北地區的黨員,發展到5000多名。黨領導下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了。由華北的一些進步團體發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以平、津為活動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很快擴展到全國的大中城市。在華北地區,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現了大批宣傳隊、戲劇隊、歌詠團和下鄉工作隊等等,抗日救亡運動迅速活躍起來。
黨的正確主張,也影響到國民黨軍政系統的上層人物。當時,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多次命令駐北平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猶豫不定。劉少奇親自起草了主張抗日救國的三條意見,通過二十九軍的一位參謀處長作為自己的意見拿給宋看,宋認為很好,就沒有執行撤退的命令。那時候,北平的愛國學生還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少奇同志派人勸大家改喊“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廣大愛國官兵就轉上了同情抗日救亡運動的立場。
從1936年春到“七七事變”,只有十幾個月的時間,劉少奇果斷地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使黨組織恢復和發展了,黨的領導加強了,群眾發動起來了,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開展起來了,創造了黨在白區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績。黨中央對北方局的這一段工作,評價很高。當時,中央書記處在給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說:“我們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後,有了基本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
在劉少奇來到北方局工作的時候,薄一波和一些同志還被關在北平的國民黨監獄裡,獄中的黨支部,組織他們學習了1935年黨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又學習了劉少奇的文章。大家注視著華北和全國出現的新形勢,看到了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經過艱苦鬥爭和多次挫折之後,重又展現出廣闊天地和勝利曙光!
當時,擺在華北地區黨組織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堅決執行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廣泛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在這一工作中,既要團結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過談判、協商和必要的妥協、讓步,爭取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於是,北方局把當時可能抽調的幹部都陸續派往華北各省、市。薄一波和幾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剛從監獄出來,閻錫山的代表來見他,拿著閻的電報,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他過去一直做黨的秘密工作,沒有做過上層的統戰工作,也不願意同閻錫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謝絕了。
過後,把這件事報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來告訴薄一波:“胡服同志說,機會難得,要去!”又告訴我,劉少奇還指出:不想去,大概還是認為我們不能同閻錫山合作抗日,只應當做基層群眾工作,不應當搞上層工作,這也是對形勢認識不足。一定要看到,現在形勢正在發生大的變化,日本要滅亡中國,蔣介石繼續搞不抵抗主義,閻錫山在動搖中。當前,黨的任務是,既要搞好基層群眾工作,又要搞好上層統一戰線。閻錫山找你去,是個好機會;找上門來,不去,就失掉了這個好機會。
9月,薄一波來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並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包括一個同閻錫山歷史淵源很深的老軍閥,進行了四十多天的調查研究,對山西情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深深地體會到劉少奇同志對形勢的估計和提出搞好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確的。隨後,他見了閻錫山,表示回山西幫助搞抗日救亡工作,還要同遠方朋友商量商量。閻錫山完全意識到他是要向黨組織請示去的,表示理解。他返回北平作了彙報,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況和閻錫山的動態,研究了今後的行動方針。
閻錫山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封建統治者,是個地方實力派。他在山西經營了20多年,在“西北實業公司”的名義下,辦了35家大企業,修了同蒲路,還有銀行、錢莊之類。他的家當和他的勢力都在山西。他總是要千方百計保住這些的。當時,閻錫山處境十分困難,經濟破產,民怨沸騰,統治搖搖欲墜。日本侵略者向華北步步緊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軍的進攻。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為主要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隨著日軍的進逼而激化。
與此同時,閻錫山還有同蔣介石的矛盾,在反共這點上,雖然他們是一致的,但蔣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動河東道獨立,一面收買閻的高級軍官,挖山西的牆腳。在這種情況下,閻和蔣的矛盾也激化了。
這時,在閻看來,降日、迎蔣都不是好辦法,抗日、拒蔣又沒有力量,他不得不尋找暫時的同盟者,借用我黨的力量。1936年紅軍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使閻錫山感到共產黨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同時,他又看到共產黨要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認為聯共可能還是一條出路。在他的頭腦裡,聯共和反共是並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後和分量輕重的問題。於是,想出了一條計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號,用上一批共產黨員,依照共產黨的辦法,採取某些暫時性的進步措施,擴充實力,去對付日本人和應付蔣介石,同時和共產黨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對山西的統治。閻錫山說過:“同共產黨搞統一戰線,這中間有風險。但是,不跟共產黨合作,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只有用共產黨的辦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蔣介石。我是用共產黨的辦法削弱共產黨。”
儘管閻錫山有自己的打算,對抗戰是動搖的、不徹底的,但是,他表示願意抗戰和同我們合作,這一點還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認為,應當從抗日救亡的大局出發,積極地爭取他、推動他抗日,並且通過合作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劉少奇提出對閻錫山的方針是:與閻合作抗日,並且開展群眾運動,同時又要提高警惕性,隨時都戒備他來反對我們和群眾;要儘可能地通過閻的組織形式,例如“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去進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經過分析研究,北方局認為在山西大有可為,決定加派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等同志同薄一波一起,第一批去太原。臨行前,徐冰傳達了劉少奇對他們的指示:一、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爭取站穩腳跟。不要搞“左”傾冒險主義和空談主義,不要提閻錫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號,不要怕到上層機關去和戴“官辦團結”的帽子。二、要踏踏實實地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轎子”,要爭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領導權。三、決定成立做山西統戰工作的黨的工作委員會,直接受北方局領導;同時成立山西工委,由張友清同志負責。黨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開。黨的公開工作要為黨組織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到了太原,薄一波等就同閻錫山正式談了一次。
薄一波等提出:第一,宣傳共產黨抗日救亡的主張,不應受到限制。第二,對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們都做;不利的事情,我們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應給予方便,對於我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當時閻錫山一一同意。
為了便於發動群眾,薄一波工作一開始,就接過了閻錫山的“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這個組織,名義上閻錫山還是“會長”,實際上領導權很快轉到我們手裡。他們把它適當加以改組,擴大群眾基礎,通過它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們按照劉少奇提出的要抓實權,做實際工作,反對空談主義的方針,制定了犧盟會的行動綱領,迅速把工作開展起來,在工廠(包括兵工廠)、學校(包括軍事學校)、農村,廣泛發展犧盟會組織。為了迅速培養幹部,他們在“山西軍政訓練委員會”的名義下,辦起了“臨時村政協助員訓練班”、“軍政幹部訓練班”、“犧盟會特派員訓練隊”、“民政幹部訓練團”和“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等,把山西當地的和全國各地來到太原的成千上萬進步青年吸收起來,加以培養訓練。這些訓練單位,實際上成了我黨的軍事政治幹部學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幹力量。應當指出,經過培訓的犧盟會特派員,都是比較優秀的黨員,派往各縣工作,同時擔負著黨組織交給的建黨任務。
犧盟會工作的迅速開展,引起了頑固分子驚慌。閻錫山的親信、十九軍軍長王靖國,帶領反共軍官七八十人,向閻錫山請願,要求解散犧盟會,驅逐共產黨。閻錫山對王靖國等說:你們目光短淺,看不到前途。
在劉少奇提出的正確策略原則指導下,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在閻錫山的眼裡,薄一波等是共產黨員,但又不是共產黨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請來幫助做抗日救亡工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號,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來的組織還是他的。而對共產黨來說,則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辦組織”,積極開展工作,推動閻錫山抗日,壯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偉大的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劉少奇和北方局先後來到太原,直接加強了對山西黨的工作的領導。
劉少奇來到後,立刻向薄一波等傳達了1937年8月在陝北洛川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劉少奇指示他們不要放鬆一刻工夫一個機會,要用極大的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劉少奇向他們指出:一年來,你們在山西站住了腳,打開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現在抗戰開始了,全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過去是準備抗戰,現在是實行抗戰,而且要從單純的軍隊抗戰,過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戰。因此,在我們的策略上應當有所改變。要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放手發動群眾。“左”傾關門主義還是要反對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應該放在防右上。當形勢不利於我們前進的時候,要善於等待,不要冒險前進;但當客觀形勢的發展,是來潮,是高漲,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膽地前進。現在,要按照洛川會議精神,努力使自己成為抗戰的核心,不怕打破閻錫山的槓槓,要確實掌握領導權。只有我們的力量壯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續下去。他批評我們當時的做法還不夠放手,還有包辦群眾運動的味道。劉少奇後來還一再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反對遷就主義的“一切經過”。他說過: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毛澤東同志在一次黨的會議說過:劉少奇同志說的很對。並且強調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由於少奇同志的正確指導,使得山西的統戰工作,在形勢轉變的關鍵時刻,沒有迷失方向,並且很快開創了新的局面。
劉少奇還給犧盟總會的負責幹部包括非黨幹部公開作了一次報告,分析了抗戰開始後的形勢,要求犧盟會大膽放手發動群眾;號召學生、知識分子脫下長衫子,換上短布衣,到農村去。他還親自起草了《山西農會章程》,用犧盟會的名義發佈,使黨和一切進步團體都能利用這個章程,合法地去發動農民群眾。
劉少奇在太原還同閻錫山的代表梁化之見了面,談了話。他著重地向梁說了下面一段話:犧盟會是共產黨幫助發展起來的。發展統一戰線,是為了抗日救亡,為了中華民族,不是為私利,不應有誰挖誰的牆腳的問題。我們之間是可以長期合作的。在統一戰線中,閻先生是會發展的,共產黨當然也要發展,限制我們的發展那是不行的。少奇同志明確、有力的談話,緩和了閻錫山的疑慮,也大大方便了我們的工作。1937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脅。正在這個時候,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東渡黃河,挺進華北前線抗日。這對山西以及整個華北地區抗日軍民是個極大的鼓舞。在黨的領導下,以八路軍為骨幹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成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地方武裝,使敵後根據地很快就建立和發展起來了。
八路軍在挺進。山西舊軍在日本侵略者進攻面前,卻一觸即潰。閻錫山雖然槍斃了他的部下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潰敗之勢。這時閻對舊軍已逐漸失去信心。於是就來找薄一波等幫他的忙。根據黨中央歷來指示的精神,薄一波等對閻錫山說:看起來僅僅依靠舊軍是不行了,有必要趕快組織一支新軍。閻錫山也有組織新軍的想法。他決定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要薄一波先組一個團,試試看。薄一波當即向劉少奇報告了這種事,他說,好,趕快去!要抓槍桿子,一個團也要搞。並決定由牛蔭冠同志接替犧盟總會的領導工作。
一支實際上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山西新軍,很快就誕生了。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總隊成立。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新軍不斷壯大。決死隊發展到四個縱隊,工人武裝自衛隊從團發展到旅,又發展了三個政治保衛旅和一個暫編師,不算犧盟會在各地的游擊隊,有正式番號、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個團,實際的兵員和武器數量都超過了當時的舊軍。
劉少奇同志當時向華北地區黨組織提出兩條:一是動員平津和華北各城市的青年學生到農村去;二是在三個月內擴大部隊到10萬。當時黨內也有少數同志反對這個方針,認為根本不應當提出讓城市青年學生到農村去,認為擴大部隊到十萬,一來不可能,二來會破裂統一戰線。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這個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切合實際的,為了獨立自主堅持華北敵後的抗戰,必須這樣做。那時,周恩來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給中央的電報中明確表示:“胡服提議三個月擴大到十萬。我贊成。”並且具體部署,擴大部隊時,把決死隊和犧盟會游擊隊包括在內。這個方針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同意。後來華北抗戰形勢的發展,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9月下旬,在太原召開了第一次全省犧盟會代表大會。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會作了報告。這個報告,實際上就是黨中央對黨在犧盟會工作的指示。根據報告的精神,大會修改了犧盟會工作綱領,強調全民總動員,反對片面抗戰;把我黨發佈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主要內容,結合山西抗戰的新形勢,寫進犧盟會新的工作綱領中。
11月8日,太原失守。第二年,日軍從太原沿同蒲路向南進攻,攻佔臨汾,直進到黃河北岸的風陵渡。山西主要交通幹線和主要城市都已淪陷。犧盟會和決死隊在黨的領導下,撤出城市和鐵路線,退到兩側,留在敵後,配合八路軍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擴大根據地。
隨著形勢的發展,犧盟會逐步掌握了縣政權。在閻錫山的舊軍隊、舊政權潰敗時,許多縣的犧盟會同志根據黨的指示,留在當地,堅持抗日鬥爭,有些人就接過了縣長的職務。山西全省有七個行政區,其中五個行政區是由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擔任領導的,這些行政區的縣長都是由我們經閻錫山直接任命的,縣政權完全由我們掌握。在其他行政區也有一些縣政權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全省105個縣,有70個縣長是共產黨人。
1938年秋初,少奇同志調離北方局。在劉少奇領導下,經過兩年多的工作,建立和發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共產黨有了群眾基礎,有了政權,有了新軍,有了根據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強大力量。那時人們把它叫做山西新派。這支力量,配合八路軍主力部隊,在堅持華北抗戰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樹。
劉少奇同志領導華北白區鬥爭的勝利實踐,又一次證明他不愧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誹謗誣陷,終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輝。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代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願,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這是我黨實事求是光榮傳統的又一偉大勝利。
劉少奇代替毛澤東的主席職務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來同志的陪同下去重慶談判時,絕大部分中央同志到前方各地區去了。毛主席離開延安前,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確定由少奇同志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就是說,中央的工作由少奇同志來主持了。這段時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領導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慶同蔣介石集團面對面的鬥爭,還要溝通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區我軍的互相聯繫與協同動作,指揮好前線的鬥爭。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少奇同志一生中為黨為革命,工作最繁重、最勞神、最緊張的一個時期。這段時間的重大工作有以下幾項:一、及時指導全國各地黨、政、軍、群運的全面工作;二、果斷處理我解放區附近地區的日軍投降及有關事宜;三、堅決回擊國民黨的一切破壞和挑釁活動,並加強壯大我們的實力;四、依形勢和發展要求,堅決迅速調整和積極部署我軍主力,爭取戰略優勢;五、大力發動農民群眾進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六;盡力做好統戰工作,等等。少奇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圖,嚴肅認真,小心謹慎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一件件大事,並且處理得很好。
毛主席在重慶談判的日子裡,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挑釁活動大大增多了,而我軍給予對方的回擊和懲罰也異常及時而凌厲,每次都以徹底粉碎蔣軍的進攻而告終。在雙方矛盾、衝突日趨尖銳化的情況下,有些同志曾擔心毛主席在重慶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對這個問題,少奇同志作了非常精闢、明確的解釋,他說:“蔣介石只懂得拳頭,不懂得道理。前方對他的打擊越堅決、越沉重,在實際行動中越能顯示出我們的力量,他越不敢輕舉妄動,不敢觸動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還說:“這是毛主席臨動身前給我的指示和交待,我在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意旨行事。”毛主席於1945年10月11日從重慶回延安後,健康狀況一直不大好,所以,從那時起,直到1947年初,仍由少奇同志協助毛主席領導黨中央的全面工作。這個階段是我們革命力量將在全國範圍內與反革命勢力進行大決戰的極其重要的準備時期,這個時期我黨的全面準備工作做得很好,是和少奇同志的努力分不開的。毋庸置疑,這個時期,少奇同志處理一切重大原則問題,都是同毛主席商量並按照毛主席的意見和決定辦的。許多問題,都是事先請示,或事後向毛主席彙報的。他這種謙虛謹慎、認真負責和對毛主席的尊重與忠誠,以及同毛主席長期來親密無間的合作的精神確實使人十分感動、十分敬佩。這個時期的形勢是複雜而多變的。少奇同志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黨和毛主席給他的重託,給全黨樹立了光輝的工作範例。
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署了《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又簽訂了《停戰協定》(即《關於停止軍事衝突的協定》)。1946年2月1日中央發出了《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在這之後不久,少奇同志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中央上述指示的傳達報告。在報告中他要大家認清時局的變化,要善於掌握局勢的發展和適應形勢的變化。同時強調指出,我們要有兩手準備,既要學會在和平形勢下的工作,即進行公開的、合法的鬥爭,也要準備對付意外,即當敵人向我們發動軍事進攻,或進行突然襲擊時,給予堅決的反擊。他把應付和平與戰爭的兩手準備工作,總括為:練兵、減租、生產三大任務。這是完全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這種部署就是為了全黨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兩手準備,特別是為了應付敵人可能發動戰爭的準備。在備戰工作中,他尤其注意調整華東、中原地區我軍的部署,以防備敵人發動突然襲擊,並注意加強華北和東北的軍力與幹部的配備。1946年6月,國民黨以五十萬軍隊分四路重點進攻中原解放區的中心地區——宣化店。事件發生後不久,大約7月間,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分析了形勢,檢查和總結了我黨前一段的工作。毛主席指出,不應忽視宣化店事件,因為它事實上意味著全面內戰的開始,應該從中汲取嚴重的教訓。少奇同志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和估計。此後,中央工作的指導方針路線,正是按照上述指示精神貫徹的。毛主席在那次會議上的講話,大大扭轉了《雙十協定》發表後在黨內產生的某種認識和估計。我們目前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戰略上佔有有利形勢。我們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以全力對付正面的敵人,就是說,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個方向上,對付主要敵人。兩翼雖有敵人的威脅,但危險不大,因為他們的力量較弱,而又受到牽制。我們的後方是穩固的(只是在東北地區要加緊剿匪、肅清內部敵人),必須認清這個局勢,決不可丟失這個良好時機和有利的戰略形勢。
劉少奇作出爭取東北的戰略決策
1945年8月,蘇聯宣佈對日作戰。在我抗日軍民8年的英勇抗戰和蘇聯紅軍的沉重打擊下,日本侵略者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的消息像春風一樣傳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這時,八路軍總部向各解放區發佈命令,要求我軍迅速行動,去接受日偽軍投降。同時,命令原在冀熱遼堅持抗戰的李運昌部立即挺進東北,配合蘇軍作戰,收繳敵偽武器,接管東北城市,維持社會治安。李運昌同志接到命令後,立即在冀東豐潤縣左家塢附近大王屯開會研究,決定分幾路向東北進軍。十三軍分區向承德方向,十五軍分區向赤峰方面。曾克林和唐凱同志奉命帶領第十六軍分區的部隊從冀東出發,向瀋陽進軍。一路上,曾克林等接管了綏中,打下了山海關,解放了錦州,沿途共接管了13個縣、兩個市。接著進了瀋陽。
當時,瀋陽的局面很複雜,偽滿軍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的“地下先遣軍”,偽省長當了維持會會長,反動武裝蠢蠢欲動,漢奸、土匪十分猖獗。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曾克林及時組織了瀋陽市衛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擔任司令員。同時,組織新政府,由焦若遇同志任市長。及時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漢奸分子,初步控制了局面。
但是,我軍是第一支進入東北的部隊,也是第一次接管這麼大的城市,面前重重困難,曾克林深深感到力不勝任。因此,幾個領導同志聚在一起,總是談著,黨中央何時派人前來?關裡的主力部隊何時到達?他們曾數次用電台同晉察冀軍區和延安聯繫,但因功率低,都沒聯繫上。為了早一天得到黨中央對東北工作的指示,冀熱遼軍區前委決定讓曾克林去延安直接向黨中央彙報。
9月14日,曾克林從瀋陽北陵機場乘蘇軍飛機出發,15日上午到達革命聖地——延安。當曾克林回到離別了8年的黨中央所在地時,就像孩子投身於母親的溫暖懷抱,感到無限的興奮和幸福。飛機在延安東關機場著陸後,楊尚昆、伍修權同志迎接他,並安排了食宿。接著,汽車把他送到王家坪,並在那裡吃了午飯。
下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彭真同志帶曾克林到一間寬敞明亮的窯洞裡。少奇同志,朱總司令,彭德懷、葉劍英、任弼時、陳雲、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都高興地站起來同曾克林握手。少奇同志衣著樸素,態度和藹可親。當年在長征路上,曾克林在中央警衛營工作時多次受到少奇同志的親切教誨,今天再次見到少奇同志,感到格外親切。他連忙走過去,向他敬了個禮,少奇同志微笑著說:“你從前線回來,辛苦了,我們很想了解東北的情況,你來得正好。”接著,少奇同志主持會議。少奇同志首先說:日本侵略者投降後,毛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到重慶和國民黨談判。黨中央根據當前的局勢和東北的情況,確定我黨我軍在東北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打擊敵偽,收繳日偽武器,擴大人民武裝力量,發動群眾維持治安,肅清土匪,建立根據地,力爭控制東北,以便依靠它加強全解放區及國民黨統治地區人民的鬥爭,爭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來。少奇同志接著說:為了力爭控制東北,中央準備派大批幹部和主力部隊向東北開進。但是,我們對東北問題研究了好幾天,就是不知道具體情況,下不了決心。現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這裡,請曾克林談談東北情況,越詳細越好。當時,曾克林就向少奇同志和中央負責同志彙報了他帶領的部隊進軍東北,沿途接管各城市和進駐瀋陽的經過,以及部隊發展壯大的情況。在曾克林彙報過程中,少奇同志一邊抽著煙,一邊靜靜地聽,眉宇間不時流露出喜悅的表情。在一個多小時的彙報中,少奇同志幾次插話,他指著地圖說:東北是戰略要地,北靠蘇聯,東接朝鮮,西鄰蒙古,有山區,有大平原,進便於攻,退便於守,可以成為我國革命的重要戰略地區。少奇同志還說:東北交通便利,物產豐富,工業發達,國民黨一定不死心,會派大量軍隊爭奪東北。我們要和他們針鋒相對,力爭這個戰略地區。少奇同志作著有力的手勢說:我們的部隊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腳,就可以控制東北,我們掌握了東北,就能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慶的談判創造有利地位;我們有了東北,就可以加速中國革命的進程。講到這裡,少奇同志的目光中充滿著堅定的信念。他指出:抗日戰爭開始時,毛主席就預料,日本帝國主義是能夠戰勝的,最後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人民。現在抗戰勝利了,只要我們繼續戰鬥下去,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一定會建立起來。少奇同志還表揚曾克林冀熱遼軍區的部隊行動快,進展迅速。在曾克林彙報結束後,中央負責同志又提出好多問題來問他。他們特別詢問了東北人民的生活。少奇同志說:“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人民當了亡國奴,他們的生活苦呀!朱總司令也說:東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幾年壓迫,要使他們感到我們黨的溫暖,感到黨和人民軍隊是他們的靠山,使黨的影響深入人心,你們是第一批進入東北的部隊,責任更是重大。
當天晚上,曾克林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長一起吃了飯,席間,彭總對曾克林說:你們首先進入東北,是有功的,希望你們以後多搞點武器和大炮。過去戰爭時期我們的部隊沒有大炮,敵人就欺侮我們。今後我們有了大炮,力量大了,敵人的防禦工事就守不住了。臨走時,曾克林還把隨身帶的手槍、子彈及望遠鏡留給彭總作紀念。
第二天一早,彭真同志告訴曾克林,他和陳雲、葉季壯、伍修權等同志馬上和他一起乘飛機到東北去。他還說,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作出新的戰略決策:為了加強東北的力量,完成控制東北的任務,中央決定將原來計劃派到中南和華東的部隊和幹部改派到東北去,並從各解放區抽調10萬主力部隊和幾萬幹部到東北,同時還將派20餘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加強東北的領導工作。聽到黨中央這一重大決定,曾克林非常高興和激動。
當他們回到瀋陽的時候,冀熱遼軍區李運昌司令員和東北抗聯的周保中、馮仲雲等負責同志已經來了。曾克林把情況向李運昌同志和唐凱同志作了彙報,他們聽了都很高興。不久,中央又陸續派張聞天,李富春、羅榮桓、肖勁光、程子華、譚政、李立三、林楓、陶鑄、劉亞樓等領導同志加強東北領導。黃克誠、呂正操、肖華、鄧華、萬毅等領導同志率領的主力部隊也到達東北。從此,在黨中央和彭真同志為首的東北局的正確領導下,我軍全面展開了接管工作。北至齊齊哈爾、佳木斯、哈爾濱,南到安東、營口、旅大,東至撫順、吉林,西到承德,赤峰、錦州、山海關,到處都有八路軍部隊。同時,我軍根據七大精神和中央指示,放手發動群眾,放手發展武裝,開展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運動,消滅土匪、敵偽殘餘勢力,建立東北全區和各地民主政權。東北人民的革命情緒不斷高漲,大批失業的產業工人踴躍參軍,加上出關部隊作骨幹,我黨的隊伍不斷擴大,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僅冀熱遼軍區出關的部隊就擴大發展到10餘萬人,組建了12個旅。到1945年底,各解放區的出關部隊(包括抗聯部隊)已發展到40餘萬人,東北的形勢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後來,在解放戰爭中,我軍殲滅了幾十萬國民黨精銳部隊,徹底解放了全東北,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與斯大林商量建國大計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1949年5月,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派遣劉少奇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出國訪問。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7月2日,少奇同志率領代表團從北京乘火車至大連,然後經朝鮮上空飛抵伯力。以後又在赤塔、紅雅爾斯克、新西比爾斯克等地作了短暫的停留,直到第六天下午才到莫斯科。下面是師哲的回憶。
在莫斯科的奧斯特羅夫8號公寓休息了兩天後,第三天的下午,代表團被邀請到斯大林的別墅(在孔策沃附近)。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等都站在門前迎接客人。賓主相互握手問候之後,斯大林設宴招待少奇同志和代表團其他同志。雙方邊吃邊談,無拘無束,十分自然。雖然是隨意交談,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實質性的政治問題。這次宴會將近四個小時。
回到寓所後,少奇同志召集代表團同志,一起回憶
這次會見的情況和談話的內容,分析談話中涉及的問題哪些是重點,哪些問題斯大林已經明白,哪些問題他還不很瞭解,然後擬出下一次會談的要目,並整理出簡報。
同斯大林的會談共有五六次之多。每一次會談都有
令人難忘的重要內容。例如:在第三次會談中,斯大林熱情稱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示讚賞。第四次會談後,蘇方還給代表團放映了一部電影紀錄片——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現場實況。據說,這是蘇聯第一次讓外國客人看這樣的紀錄片。
第五次聚會實際上是一次招待宴會。時間是在7月
末,地點在孔策沃別墅新建的二層樓。在這次宴會上,斯大林講了一些極不尋常的話,其中最重要的兩句是說:
“我們兩黨兩國兄弟之間的團結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世,應該是團結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也應該是團結的!”
他祝願彼此在一切方面永遠攜手、共同前進,並爭取最大的成功與勝利!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逐步東移,將來中國在世界上是要承擔更多更重要的義務的。他說:
“弟弟應該趕上兄長,學生應該超過先生!願中國人民奮力前進,趕上和超過他的老大哥!”
第六次會見實際上是一次送別會,參加的人數不多,而且時間也比前幾次短些。這次除相互講了些惜別、祝願的話以外,斯大林還許下諾言,可以向中國派遣中國所需要的專家和技術人員。
在離開莫斯科的前夕,少奇同志又應邀到斯大林居
住的孔策沃別墅。斯大林陪同少奇同志參觀他自己在園裡種植的蕃茄、豆角、穀子等農作物。他指著穀子說:
“這穀子的種子是從中國東北引來的,由我自己栽培,等穀子成熟了拿來款待你們,多麼有意思呀!遺憾的是你們不能久留,很快就要離開我們了。”他們一邊散步,一邊交談,高高興興度過了幾個鐘頭。據瞭解,斯大林以這樣的方式接待客人是很不尋常的。
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我親眼看到,斯大林對少奇同
志是信任和尊重的,每次會見都聚精會神地傾聽少奇同志的每句話,體會少奇同志的語意和心情,並對少奇同志的意見多次表示同意和讚賞,從未有過誤會或不愉快,可以說,歷次會見都是在熱情洋溢、友好誠摯的氣氛中進行的。
經過多次會談,少奇同志和斯大林就中蘇兩國如何
進行互助合作取得了共同的認識,也就個別具體問題達成了初步的、口頭上的協定。根據當時中國恢復生產建設的需要,雙方初步議定,由蘇方選派200餘名各行業的專門人才,分期分批來中國工作。當少奇同志回國時,蘇方已選好80餘名專家,和少奇同志一起來中國。他們到達中國後,首先被安置在東北瀋陽臨時工作。為了使蘇聯專家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少奇同志做了一系列細緻、具體而周到的工作。他還親自去探望專家,瞭解專家的住宿條件和飲食情況。總之,他是無微不至地關心他們。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十分感人的。蘇聯專家中也有人感動地說:“我們像遇到了自己的親人一樣,你們對我們這樣親熱,尤其像劉少奇這樣一位高級領導人親自出面關懷我們,並且一直注意我們的生活細節方面的問題,不能不使我們深受感動。如果我們在這裡不能盡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務、做出成績,那我們將問心有愧,不起兩國的勞動人民。”
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少奇同志參觀過一些工廠,如
燦承滾珠廠、精密儀器廠、刃具量具廠、汽車製造廠等等。參觀時,除了瞭解工廠的設備情況、生產情況以及工人的勞動情況、生活情況、培訓情況等等之外,還仔細瞭解了企業行政領導、黨委和工會三個方面的職權、職責、工作範圍以及如何統一步調,共同保證企業生產任務的完成。
在那些日子裡,少奇同志還訪問了全蘇計劃委員會、國家財經委員會、國家銀行、財政部,對外貿易部,著重瞭解經濟計劃工作、經營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況。還參觀了莫斯科大學、列寧博物館、列寧圖書館、莫斯科市蘇維埃(即市政府)、歷史博物館、建築材料陳列館、煤炭工業展覽館等。此外,他還邀請蘇聯財經專家給代表團同志們作了有關經濟問題的專題報告。總之,少奇同志自始至終以充沛的精力、振奮的精神,帶領代表團的同志進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重大使命,為我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為我國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新中國的史冊將永遠記載劉少奇同志的不朽功績。
1987年10月毛澤東選定的第一個接班人
劉少奇第一次正式與毛澤東結交是始於安源煤礦工作時期,毛澤東當時作為中共湘區書記常來安源視察工作。在清水塘,他與毛澤東經常接觸,這是他們友誼的開始。劉少奇也是第一個向毛澤東談及對蘇聯印象的留蘇學生。1932-1934年期間,劉少奇在閩贛邊區工作期間,毛澤東曾一度從黨中央被撤換下來,閒住在離瑞金西5裡的一個山村,劉少奇曾與毛澤東在一起。
劉少奇與毛澤東曾共同反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這個“左”傾宗派小集團曾一度控制了黨的領導。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均在瑞金召開,在會上,這批留蘇學生不但攻擊毛澤東,也指責劉少奇在“白區”的城市工會工作,給毛澤東與劉少奇都貼上“右傾分子”的標籤。因而劉少奇與毛澤東站在一起於1935年舉行的遵義會議上反對“留蘇學生”,從而使毛澤東得以領導軍事委員會。毛澤東在1966年10月曾作過如下回憶:
在遵義會議上,他表現還是不錯的。在那個時候這還是很寶貴的。洛甫(張聞天)非常頑固。少奇同志是反對他們的,聶榮臻同志也是如此。
在1938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所作的總結報告中,說明對劉少奇的支持以及反對陳紹禹的一切都通過統一戰線的主張:
劉少奇同志說得很對,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在敵後,只有根據國民黨已經許可的東西(例如“抗戰建國綱領”),獨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經過”。
自此以後,劉少奇作為城市工作的正確代表和敵佔區華北組織的領導人這一地位更進一步得到肯定和改善。1940年,劉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區地下工作同志作報告時說:
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鼓舞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我們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是全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領袖,我們都要向他學習。
劉少奇1943年所寫的文章《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也是針對“左”傾教條主義者。這是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提及“毛澤東思想”的文章。
隨著抗日戰爭的即將結束,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中共中央通過了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已載入《毛澤東選集》的附錄中,該文對劉少奇白區工作路線給予了肯定。
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劉少奇同志正確地估計到1927年革命失敗後白區特別是城市敵我力量的懸殊,所以主張有系統地組織退卻和防禦,“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鬥”;主張有計劃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時期的黨的公開組織嚴格地轉變為秘密組織,而在群眾工作中則“儘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使黨的秘密組織能夠在這種群眾工作中長期地隱蔽力量,深入群眾,“聚積與加強群眾的力量,提高群眾的覺悟”。對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劉少奇同志認為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群眾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鬥爭的方式,去發動群眾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的鬥爭逐漸提高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的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在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爭取暫時的同盟者的問題上,他認為應該“推動這些矛盾的爆發,與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份,或者與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同我們聯繫,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屬的群眾”。
三個星期以後,劉少奇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報告,在該報告中,他提到毛澤東或毛澤東思想不下105次之多。劉少奇參與起草的修改的黨章中,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方針”,每一個黨員都必需認真學習它。
1967年2月,陳毅在一次講話中曾聲稱:毛澤東思想在劉少奇的著作中得到了發展。確實是這樣,如林彪對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也適合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提法,早在1945年劉的講話中已經有了。劉在他的“七大報告”中“就第一次……提出這個觀點……中國在亞非地區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中不僅是先鋒隊,而且還是領導者和理論上的指導人。”劉少奇1946年會見路易·斯特朗的談話中就曾指出毛澤東思想原理及其在國際上的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毫無疑問是適用於各國的,但如何將這一普遍真理應用到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上來卻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毛澤東是中國人,他分析了中國的具體問題,領導中國人民在他們的鬥爭中走向勝利,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實際問題,他是第一個在這方面作得成功的範例。”
陳毅曾說,早在1945年七大時,劉少奇就已被明確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從形式上來說,這是不對的,因為七大中央委員會選出後,劉的選票是第三多的,因而他在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中是在毛澤東、朱德之後名列第三。但從實際領導責任來說,劉是僅次於毛澤東。1945年8月,當毛澤東飛往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時,劉在延安代理毛的職務達數月之久,同時兼任組織部長。1947年3月,國民黨部隊迫使中共撤離延安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分為二,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仍然留在陝北繼續與國民黨部隊周旋;而劉少奇和朱德及他們率領的第二個作預備的中央委員會撤至晉、冀邊區。毛澤東當時就通告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中央退出邊區,劉領導的委員會就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劉少奇的這個第二中央委員會一直留在石家莊地區直到1948年5月毛澤東及其率領的中央機關搬來為止。1950年,當毛澤東出訪蘇聯時,劉少奇也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五次會議。1951年3月,毛澤東生病時,他也將管理政府的職權交給劉少奇。
從1945年直到1955年,鄧小平接替他以前,劉少奇一直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而且是主管國內的日常事務,有重要立法時,總是他出來作報告,有時還代替毛澤東參加一些禮儀活動。1950年6月,他作的土地法的報告,明確了全國的階級劃分。1952年9月,劉少奇率領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在蘇逗留三個多月。1954年他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主任,並就此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報告。1956年9月他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在該報告中他第一次提出負責幹部應下放基層,以此作為克服黨內官僚主義的方法之一。在俄國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祝會上以及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都作了重要發言。為了對形勢獲得第一手材料,劉少奇和其他一些高級領導人都在全國範圍內巡視調查。
1958年12月底,毛澤東為了減輕他所負擔的工作,宣佈要辭去政府職務後,1959年4月20日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正式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此同時,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劉少奇被稱為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勳爵,在答覆他的接班人是誰的問題時,毛澤東回答說這已明確定下來了,那就是劉少奇。
由於後來劉少奇對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一個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有不同看法而產生了分歧,毛澤東便認為劉少奇是中共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劉少奇不僅被打倒,而且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