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踏上傳播之路
過五關入“華視”
“爸爸沒什麼背景，幫不了你什麼忙！”父親說。
1988年9月我參加華視招考電視記者活動，並順利通過筆試和試鏡（screentest），最後要進入五關面試——新聞部採訪主任、經理、主任秘書、副總經理、總經理等5層關卡。由三、四百人應徵，淘汰到最後剩下不到10人，競爭的激烈可想而知。父親感慨地對我說了上面這段話。少年的我，意氣風發地拍拍父親肩膀安慰他說：“沒關係，我自己來。”
當時，台灣只有3家電視台（不像現在，加上有線電視，已有上百個頻道）。它們分別是台灣省政府所屬的“台視”、中國國民黨的“中視”、教育部和國防部合股的“華視”。
以前要進入電視台，一定要有家庭背景，黨政關係良好或是由內部安插。一直到1987年前後，台灣“解嚴”，開放大陸探親，開放黨禁、報禁。報禁一開，百家爭鳴，電視台也承受很大壓力，擔心流失觀眾，更怕漏新聞，所以決定招考新血，電視台的窄門才有了對外開放的時機。
而我幸運地趕上前幾波的開放潮，使我這個沒背景的女孩有了公平競爭的機會。
當年電視台工作是高薪、風光的金飯碗，加上難得開放門戶，所以整個考試過程耗時兩、三個月。7月份得知招聘的消息，首先要寄履歷和照片，人事部從上千人的來信中篩選幾百人寄出回函，通知考生可以參加筆試，考試內容有中英文測驗、時事常識、作文、新聞寫作（中視還加考三民主義）。考試場面壯觀，像聯招似的須向學校租借場地，分好幾班同時進行。
一個月過後，如果收到回函，就可以到電視台參加screenTest——試鏡。試鏡內容包括在鏡頭前自我介紹、播報新聞、即席答問（後面幾屆，還考即席中英文翻譯）。
我們這些剛畢業的女孩，哪懂得化妝、造型呢？輪到試鏡時，我一早就趕到美容院，請美容師幫忙。不知道只懂得化新娘妝的美容師，是不是也把我裝扮得很喜氣，總之，經過幾個月常常翻看信箱的日子，我又等到了五關面試通知。
五關面試後，還剩下7個人，兩個是剛畢業的新人，包括我在內。經過3個月試用，又刷下了2人，而我就正式成為華視新聞部一員。
我是“華視”記者
“我是華視記者，吳小莉，想和部長約個時間做專訪，談談……”如我所願，我進入了一個Superpower的媒體，只是我沒想到這樣的強勢媒體，也使我快速成長。工作半年，老師告訴我，我比進入其他領域的同業成長快很多（同班同學進入電視圈，只有2人，我進華視，姜玲進中視）。我也同時感受到自己的蛻變，我已不再是徘徊在受訪者門口不敢敲門的學生，而是頂著“民眾知的權利”光環的電視記者。
做記者，每天像是個二、三分鐘節目的製作人，從題材的發掘、受訪者和事件現場的聯絡，到了現場後故事的鋪排，畫面的呈現和受訪者的互動訪談，再到資料收集。
回到公司，寫稿、過音、串連訪問、初級剪接，我都一手包辦。我好奇心強，且工作力旺盛，一天常同時做兩三條新聞，結果害得我的攝像搭檔既讚歎我的敬業精神，又埋怨我讓他工作大多。
也因為這份工作，使我從父母眼中的小孩，轉眼成為能獨當一面的成人。母親唯一的要求是要我學會開車，自己開車上下班，避免搭乘的士的危險（我最終在她堅持陪我坐的士上班，再慢慢搭公車回家的苦肉計下，學會了開車）。同時也因為我的社交層面廣，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因此被認定是見多識廣，逐漸成為家中大事的諮詢對象。
華視記者的生涯，給我最好的訓練是，我幾乎認定，沒有采訪任務是完成不了的。這種堅定的使命感，曾使我憑一個電話號碼，便找到了受訪者的住所，而且完成了我的新聞故事。
也因為在台灣，做記者，尤其是電視記者的地位崇高（現在頻道眾多，市場和人員素質比較參差，但當年3家電視台可是金字招牌）。倘若心存有疑問時，常一個電話打到委員辦公室尋求解答，再不索性殺到部長辦公室直接問部長。李登輝出巡時，我也試過追到他身邊，大聲提問，結果他興致高昂，高談闊論起來，身旁侍衛也不便攔阻。加上每個部門的主跑記者都是同行或同仁，任何問題，一個電話，就能調動整體資源。這種海闊天空任你縱橫的滿足，的確實現了當初遇有不公即能伸張，遇有不解即能解惑的理想。
但做記者並非只有光鮮亮麗的一面，每天工作至少12個小時不說，為了守候一條新聞、一個訪問，在門外、在風雨中苦等三、四個小時絕不出奇。同行中的情誼也都是在這樣的守候中建立的。大家等悶了，便拿起訪問用的麥克風大唱卡拉OK，而我最喜歡用台灣名歌手潘越雲的這首歌，描述當時的心情：“痴痴地等，你讓我痴痴地等民眾每一次“知的權利”，都是媒體同業用生命光陰換來的珍貴過程。
陽光下的第一次
我不是一進華視就懂得如何做華視記者的。為期兩週的“新兵訓練”，教我們如何在編輯室裡社會化。兩個剛畢業的女生立刻扮起大人，剪短了頭髮，穿起短裙和高跟鞋。訓練後我們進入採訪組，做實戰作業。有幸的是帶我們這群新兵的，是輔大的學姊、當年的企劃組組長、還曾任華視新聞部外電組組長梁蕾。
梁蕾是資深記者，新聞sense（新聞感）非常強。我們這些新兵剛上線，沒有主跑路線（怕我們漏新聞），能不能出機跑新聞，能不能上新聞，就要各憑本事。每個人都為此戰戰兢兢，剛進華視前半年，沉重的壓力，令我的體重直落四公斤。
偶然得知陽光基金會（台灣一個顏面傷殘者民間組織）想成立陽光社區，讓燙傷面孔的小朋友聚居，但卻引起當地社區居民的反對，唯恐家中孩子看到顏面傷殘兒童會害怕。這類新聞在電視台絕非主流，但我卻覺得很有人情味，可以做專訪。徵得梁姊同意後，我爭取出機採訪。那是我第一次出機，和我同行的是一位資格很老的攝影記者（因為資淺者早就被派出門，只有資深者留守家中，等到我們這些新手找到資料可以出門時，就只有動用老牌的）。那個畫面可以想見，“笨烏配老烏”，我這隻笨烏哪調派得動連資深文字記者都認為比較難“搞掂”的partner合作者（在電視台，通常是文字主導新聞走向，攝影記者負責畫面拍攝，華視早期攝影記者還負責剪接，一條新聞成形雖然由文字統籌，但是電視是影音媒體，沒有了影像一切均白費，文字和攝影的緊密合作和友好關係就變得非常重要）。
結果這個陽光下的第一次，因為還不懂要拍什麼畫面，做新聞時才發覺影片不足，所以沒法上電視，只成為作品收集。
第一條成功在電視上播出的新聞，是我聽說台灣經濟部有一個降稅措施，當我把這個線索告訴當時的採訪組長李繼孔時，組長說：“這就是新聞了。”
剛巧跑財經線的記者去做別的採訪，我就有機會完成這條新聞，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在電視新聞中出現，是既緊張又害怕。事後覺得，電視上的聲音怎麼這麼尖銳和生硬，這就是我第一個電視作品。
揭開“洪門”的神秘面紗
“小莉，有件事和你商量。”朋友從台北打電話來。“什麼事，這麼嚴肅！”我說。
“最近碰到一個惡霸公司拖欠尾款不付賬，我一位朋友聽了氣不過，說要召集他洪門的弟兄連署抗議，幫我討回公道。”她緊張地說。
我聽了大笑，這位頗富正義感的朋友，大概仍以為洪門是古時候的黑社會幫派，一聽到“洪門弟兄”心裡就想：“不好吧！做生意，還要動用幫派力量。”
“別擔心，洪門是源自清朝的一個民間組織，10年前我就採訪過他們，不是什麼黑社會幫派，況且他只是幫你召集朋友連署抗議，又不是動刀動槍，這些洪門弟兄，很多是各行各業的中堅分子，他只是幫你壯聲勢而已！”朋友聽了我的解釋才稍微釋懷。採訪洪門，是10年前，還是華視新人時。
隨著時代轉移，洪門早就不再負有像，“反清復明”的結社意義，但是在台灣仍有許多成員，由於平時低調，所以洪門一直被蒙上神秘的面紗。
1988年，洪門計劃登記為正式社團組織，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透過報社朋友幫忙，聯絡上一位洪門分會大哥，他願意讓我們拍攝洪門入會的儀式，這是第一次洪門中人和洪門分會在台灣電視上亮相。不過採訪過程仍然很迂迴。
我們遵守規定，在一個地點會合，採訪車再跟隨一輛“指路車”，到達位於台北縣一個較偏遠的住宅區。
洪門分會和台灣民間廟堂有些類似，拜奉象徵忠義的關公，負責人身著武術裝扮的輕裝，腰繫紅帶，入會儀式井無特殊，洪門弟兄笑著說：“洪門本來就不特殊，我們不是幫會，只是清朝留傳下來的一個義氣組織。大家意氣相投，聚在一起，互相幫助，我們現在早已沒有像反清復明那樣宏大的目標，也沒有結黨結派的目的。”
在場的洪門弟兄說：“海外也有很多洪門子弟，因為華人到了海外更需要團結，”他甚至偷偷告訴我，如果你到華人社區，吃飯時，將食指半曲，雙手平放在桌上；或是和別人握手時，半曲食指，對方若是洪門弟子，就會知道你也是洪門中人，彼此心照不宣。但是一旦你需要求救時，洪門弟兄就會互相支援。
他們說：“在台灣有很多洪門子弟，各行各業都有，包括演藝界的許多人。”據說也有政治人物參與，只是都沒有公開活動而已。
還是新聞新鮮人的我聽得津津有味又半信半疑。當晚的華視新聞就出現了一則名為“揭開洪門神秘面紗”的故事，由洪門中人現身說法，因為洪門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上出現，播出後的反應不錯，我的採訪組長也頗為高興。
那次採訪，我和一些洪門弟兄成了好友，洪門大哥還笑說：“哎呀！收你做十三妹好了！”
我當場回敬：“好呀！但是我要先試試你教我的洪門勢到底靈不靈！”不過此後，每次和別人握手，我老是忘要試用“半曲食指”的秘語。所以至今，沒找到一個散落各地的洪門人，而我當然也做不成十三妹啦。
漁港一幕諜戰片
“開槍啦！開槍啦！”一位觀眾上氣不接下氣地打電話到華視新聞部，接電話的正巧是我。他繼續說：，昨天深夜，有偷渡客想坐漁船闖關上岸，海岸防衛隊開槍，有人受傷啦！”我問：“你在哪裡？”“澳底！基隆澳底！”說完，“叭”地一聲電話就斷了。
l988年底到1989年初，正是偷渡客利用漁船偷渡到台灣的高峰期。當時盛傳，每到夜黑風高，海面起霧時，台灣基壟花蓮和高雄的外海就會有萬船齊發的場面，許多漁船搶灘登陸。因為從沒有媒體拍到，所以無法得知真偽，但是，在岸上查獲偷渡客時有所聞。這回熱心觀眾提供的線索，也不知其真實性。還是新手的我，趕快上報採訪組長。組長對我們這批新人不錯，尤其是我，平時總是笑容滿面，無憂無慮，年紀又小，繼孔大哥（當時採訪組長）把我當小輩一樣疼，又因為個子高，他老叫我“傻大個兒”。“今天就到澳底玩一玩，看看基隆外海，如果現場沒有什麼事，中午就吃吃海鮮算了。”他說。
於是我們一組人（台灣電視採訪通常3人一組，分別是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和一名司機兼助理）趕到位於台北北面的基隆澳底漁港。到達時已近中午，漁民已經出海，但是岸邊出奇安靜。好不容易發現有人，趕快開口問：“借問一下，昨晚是不是有偷渡客被捉受傷？”村民像難以啟齒，連忙搖手：“咩哉樣！咩哉樣！”（台語，不知道的意思），然後逃也似地離開。我們心中開始懷疑，但是逗留10分鐘，仍一無所獲。終於有村民遙指靠近海邊的一棟民房說：“在那裡啦！”“是不是有人被槍打傷？”我問。“有呀！海防開槍警告不要上來，就不小心打到啦！送到醫院去了，其他的就在那裡了。”村民說。
我們趕緊往目標屋前進，這時看到一群人被眼罩蒙注了眼（可能怕偷渡客看到台灣海岸線），手則綁在前方，拉住前一個人的衣服，一個接一個被帶上大巴士，將被送往專門收留偷渡客的靖廬拘留。
那時台灣老百姓沒有見過偷渡客是怎麼被押送的，而我們拍到獨家畫面。但不久就被負責押送的憲兵發現，過來喝問：“你們幹嘛？”
那時台灣剛“解嚴”，海岸防衛剛由警備統部交到警方手中，憲兵的權力比較大，而且是一切照上級指示辦理。
我們擔心“秀才遇到兵”會有理說不清。我的攝影記者是老資格的廷勇大哥，他向我使個眼色，表示“我來處理”，他鎮定地回答說：“我們在拍漁港。”憲兵問：“你們拍到什麼，把帶於給我，”我們說：“什麼給你，新聞自由呀！”憲兵說：“你們不能走。”
“我們把攝像機帶回車上，我跟你到你們辦公室，你打電話請示一下好了。”廷勇大哥說完，再跟我使了個眼色。
我們都知道要保護這卷錄像帶，我和助理往採訪車上走，一個憲兵跟著我們，距離七、八步，助理悄悄跟我說：“假如他們真要硬來，沒收帶子就糟了。”
我說：“你把帶子給我，我去找間民房上洗手間，然後放在民房裡。”
助理阿良機靈地把一卷空白帶子放進攝像機，隨便對著海邊拍些鏡頭，以防這些大兵如果真格搶走了帶子，也不會懷疑我們調過包。
然後，我把先前拍攝的帶子放到我的手提包裡，跟大兵說要上洗手間，他果然繼續跟著我，看著我進一間民房借用廁所。我把帶子放在洗手間的夾板上，也不敢和主人多說什麼，只道聲謝便離開。
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怕趕不及回公司做晚間新聞，打電話回辦公室求救，讓公司交涉放人。稍後公司交涉成功，憲兵讓我們走，我再回到那民房的廁所拿回那盒錄影帶。整個過程就像諜戰片一樣。
晚上新聞播出後，我們都深受震盪，因為這樣赤裸裸地見到偷渡客被捕之後的待遇。我在偷渡客魚貫走上巴士時，同時留住了現場漁民的現場聲（natUresound）：“就是這樣呀！昨天夜裡還聽到有人叫得很悽慘！”
事後，有關單位曾經來電關切，但這就是電視，一個影音俱全，無可抵賴的媒體。在這之後，就再沒聽聞有偷渡客受到類似對待的情形。
當時我人行才四、五個月，這是我第一個獨家，而更重要的是它滿足了我愛看偵探小說的偵探欲，讓我覺得原來做記者也可以做得如此刺激！
第一次上主播台
“電視記者是一份很不錯的工作，待遇高。以台視為例，每年年終獎金有十幾二十個月月薪。”講台下一片譁然。講話的是前台視主播，台灣資深電視新聞人李四端。我大三時，他在輔大教“電視新聞”這門課。這段高薪資的開場白已經吸引所有學生包括我在內的注意。
“社會上每個人都會認為你很不錯。”他繼續說：“但是每個人都來摸你的頭，說你棒，說你乖，久而久之，你很容易滿足現況，如果不警覺，漸漸會成為一隻大肥描。”台下一陣鬨然大笑。一來是因為老師具象的描繪，二來是同學們看到老師日益發福的身段，有所聯想。一直到我自己也從事這份工作，才深刻體會李四端當年的“有感而發”。
進華視半年，對做電視新聞的技巧已完全掌握，反而對每天例行式的出機、趕新聞、上新聞、陀螺似忙碌的生活有些茫然。
我再回到校園，找當年和學生感情很好的楊志弘老師討教（楊老師現為銘傳傳播管理研究所所長）。
楊老師疑惑地看著我：“你的工作人人羨慕，有什麼不滿意？”“沒錯，我每天接觸很多人，很多新鮮的事，但是每天input（輸入）立刻oiitput（輸出做新聞），我覺得自己像個電腦熒幕，關了機就nothing1eft，沒有東西留下來，已經空了。”我說。
老師笑著看我：“不錯，有人做了一輩子電視，也不覺得自己不足，你才做半年，就發現了問題，”這使我突然想起李四端老師的“肥貓理論”。但是，要怎麼辦？
“讀書，對你有興趣的問題深入研究，還有別忘了，你做的是電視，如果不出鏡，你永遠是45秒鐘新聞，那隻拿麥克風的手。”楊老師說。
我開始再念書，同時努力讓採訪對象不只因為我代表的強勢媒體而尊敬我，更因為我報道的表現而樂意繼續和我做朋友。
“小莉，今天晚上有什麼好東西？”前華視資深主播、也是輔仁大學學姊李豔秋，每晚上新聞前常問我，因為我會做些很有趣或是畫面感、現場感很強的新聞。
李濤（台灣TVBS無線衛星台總經理、也是李豔秋的先生）更笑著跟豔秋姊說：“我這個‘秀’王離開華視後，就由小莉接任‘秀’後了。”（李濤在做記者時期，也是以擅於運用現場感做standup現場報道著稱。）當時華視新聞部經理黃新生更是常對楊志弘老師說：“你為我們訓練了一個好手！”沒多久，黃經理突然走到我跟前：“小莉，如果讓你播新聞，敢不敢？”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我毫不猶疑地回答：“敢呀！”我心想：“有什麼好怕的！”
黃經理滿意他說：“好！下星期開始，每天早上先試播5分鐘晨間新聞，”答應之後，我才發覺手忙腳亂。我沒有化妝品，也不會化妝，還要找適合的衣服。熱心的導播開始教我化妝，甚至把自己私藏的化妝品捐了出來。
1998年4月，進華視第七個月，我第一次上主播台。第一天播完新聞，導播問：“緊不緊張？”我說：“還來不及緊張，5分鐘新聞，剛坐上去，在亢奮狀態，等到開始要緊張時，就準備下來了。”
就這樣每天來不及緊張，訓練了幾個月，黃經理有一天又走到我跟前：“小莉，準備好播午間新聞了嗎？”我直率他說：“沒問題！”
但這回可不是五分鐘新聞，而是30分鐘的現場直播，尤其中午新聞截稿時間緊，所有稿件是最亂，消息最新卻也最急的，常在播這條新聞時，下一條新聞才來，或是開播前3分鐘，頭條才到，播報難度事實上比晚間新聞還高。
第一天，編輯台照顧我這個主播台上的新手，要求所有記者提早截稿，讓我能較從容上常後來他們發現我能“接招”，也就慢慢恢復常態，曾經有一次我才採訪完一條新聞，正在編片子時，黃經理突然要我救急，因為當天輪值午間新聞主播的同事身體不適，勉強上場擔心現場出問題。我看看手錶，只有20分鐘，新聞就要開播，我用了10分鐘化妝、梳頭，5分鐘順稿子，5分鐘上現場準備。
五、四、三、二、一，Cue，“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華視新聞……”新聞開播了，我依然微笑自信地和觀眾分享發生的大事，但是每到進新聞片時，我卻是爭取時間去了解下一條新聞內容……“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謝謝您收看華視新聞，我是吳小莉，我們明天再會，”30分鐘下來，我像打完仗一樣疲憊，但是讓觀眾看不出幕後工作的緊張和緊急，我心中卻有很大的成就感，這也是現場節目對我永遠的魅力所在。
“華視”精心栽培的主播
華視新聞部盡心培養吳小莉
由於主播李豔秋休假，華視晚間新聞一連5天由新記者吳小莉主播。為了提攜屬下，經理黃新生更一改過往習慣，逢人便誇讚吳小莉在播報台上的自信與穩劍為了讓演出盡善盡美，華視新聞部的同仁特別在播報前將所有的新聞帶都過好音，以減輕吳小莉的負擔，此等照顧據悉是吳小莉平日不錯的人緣所至。
而製作人劉奇偉更醞釀了一腦袋的笑話，準備在每晚她準備上場前的時間，來轉移吳小莉的壓力。為了塑造一名主播人才，華視有關人員的心情可是戰戰兢兢，如臨大敵，希望每次揮棒，都能將愛將打入觀眾的心坎裡，吳小莉就是這等待多時的第一棒。
（摘自1989年台灣《聯合報》）這是1989年台灣《聯合報》上的一篇報道，當時我進電視圈才快一年，一路從播報晨間。午間新聞走到MainNews晚間新聞。現在回頭想想，所有的磨練，真的都是新聞部領導有計劃的一步步培養，在周圍同事的關懷照顧下，隔絕了外在一切不利影響，讓我有機會從隔壁鄰家青澀的小女孩，成長為自信穩健的女主播。
眉清目秀常展微笑
“小莉長得眉清目秀，無論是何時何地總是以微笑待人。記得她剛上新聞主播台時，以一口標準的國語為大家分曉天下事，好像是隔壁家青澀小女孩在說故事，然經過歲月的磨練及小莉自我不斷的提升，她穩健的颱風，已經伊然有‘女強人’的風格。”
（摘自台灣新生報《現代美女風華錄》1991年3月7日）從外界質疑：“華視怎麼讓新人播晚間新聞？”到的士司機見到我搭車趕去做新聞，堅持不收車錢：他說“因為你們每天奔波跑新聞讓老百姓知道天下大事，太偉大了，為你服務是我的榮幸！”
一天新聞部收到一箱署名給我的大包裹，裡面裝著滿滿的錄像帶，都是我播報新聞的模樣。有心的觀眾還將它分日期、分時段，並且經過剪輯，剪掉了所有新聞片段只留下我的播報，他說要留給我作紀念。這可樂了我最忠實的觀眾母親，她說：“我還沒辦法這麼專業，這麼忠實守著電視機，保留這些資料呢！”
而我這張臉，也開始成為華視新聞的通行證。一次採訪一個秘密新聞，因不能開採訪車，而開了輛黑轎車。在路上超速行駛，被警察攔了下來，司機助理趕緊搖下我這面的車窗：“小莉，趕快讓他們看到你！”我伸出頭去燦爛一笑：“對不起，趕新聞！”
熱心的交通警察趕快揮揮手叫我們先走，還示意後面的車，慢行讓路，深伯我們趕不上新聞播出。由於在華視新聞部快速竄起，我也成為平面媒體熱衷採訪的對象。
“電視記者常予人高不可攀的隔閡感，人際關係往往也只限於採訪需求。但華視記者吳小莉，卻不願如此受限，她希望在電視記者生涯中，能得到人生最大的資產——友誼。所以吳小莉常以小卡片來傳達她的問候和關懷，給採訪對象一份驚喜。”
吳小莉的‘卡片傳情’，在電視記者中非常少見。她的親切和誠心，也為她贏得‘甜姐兒’的封號，”“吳小莉的好脾氣、好人緣，使她擁有成熟的人際關係和工作表現，這也是她進入華視一年多，就能坐上主播台快速竄升的原因和條件。”
（摘自台灣《聯合晚報》1990年8月28日）為什麼選擇栽培我，是我現在開始回想的問題。我想；第一是時機，那時台灣新聞圈欠缺新生代主播接班，所以，我們這群“新血”一進新聞部，事實上已經是在玻璃屋內接受觀察。而所謂的好人緣好脾氣，可能因為我只懂得埋首做事，在工作上有進取心，卻沒有攻擊性。當時我最大的樂趣，已經不是今天能不能上新聞，而是能上幾條新聞？那條新聞好不好看，有沒有做到獨家？
我一直記得豔秋姊在我們“新生訓練”時說的那段話：一個好主播，一定要先是個好記者。因為他在第一線跑過，才知道第一線工作者的甘苦，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這樣才會是個Ancor（主播），而不只是個Speaker（播音員）。
這也是為什麼在做主播10年後的今天，當大事發生時，我仍樂意到現場去看看。因為這樣，才能感受大事的存在。而也或許因為我選擇先做好記者，沒有一步登天想做主播的野心，才使我很快地不只是電視新聞裡那隻拿著麥克風的手，在踏上主播之路時，更為迅速而順暢吧！
我的攝像夥伴
“小莉，明天開始你主跑交通線，和賈老哥一組。”
交通線是公認“很肥”的路線，掌管陸海空、電信、郵局、捷運、高鐵等各個有錢單位。別的不說，航空公司每年出國考察，都少不了媒體的名額。
這麼肥的缺，怎麼輪得到我這個新兵？後來考究，原來交通線的資深記者轉調別的部門，他和交通線的攝像記者賈冠慶（華視資歷數一數二的資深攝影師，現任華視新聞部採訪組副組長）商量：“選小莉這個傻大個，沒什麼心計，好帶！”因此，我就被欽點接班啦！
但這又是新手配老鳥，加上賈老哥是公認的鐵面公子，生起氣來，拍桌於罵人時有所聞。許多人跑來安慰我，連當時的企劃組組長梁蕾也擔心我“罩不妝，跑來給我打氣：“沒關係，賈老哥脾氣不好，但是人是好人，你自己小心順著他一點就好！”弄得我更加恐慌。
最後，我發現，賈老哥是“刀子口，豆腐心”，看到小朋友每天努力做新聞，他只會從旁提點，教我不少電視記者出門的基本動作和“畫面也可以說故事”的概念。
有一次到板橋拍攝一個防洪工程的新聞。回程路上，突然看到一棟大樓外牆的樓梯間，人龍從九樓排到了一樓的壯觀場面。他二話不說，扛起攝像機就拍。拍完後，他說咱們去看看。原來九樓有一個證券公司，當時台灣股市剛飆升，許多人上午都放下正業，翹班跑證券行買股票。
就這樣，在賈老哥對畫面的敏感下，我們又帶回了一條新聞。
這個當初被他欽點的小孩，雖然尊師敬老，符合他“好帶”的要求，但是卻非常“多產”，通常當別的攝像師剪輯完成一條新聞，可以休息時，賈老哥卻在幫我剪第二條新聞，而我還在創作第三條新聞。每晚趕兩三條新聞是常事，有時趕急了，他會埋怨“別那麼認真，你不能像別人一樣，只做一條新聞呀？”
說歸說，畢竟是老新聞人，賈老哥身上的新聞細胞，還是被我這個因為剛人行，正興致勃勃投入的新手給感染。每次看到“吳小莉、賈冠慶的報道”字樣頻繁在電視上出現，他還是十分驕做。
一位攝像同仁就對我說：“賈老哥只和兩個人合作愉快，一個是李豔秋，一個就是你了，”同事更笑著謝謝我：“小莉，多虧你讓賈老哥這麼高興，他已經很久沒有向我們發脾氣了。”
後來，賈老哥升任採訪組副組長，我不再有機會和他一起跑新聞，我也逐漸從笨烏變為老手，肩負提攜新攝像的任務。但是我永遠記得，一次火車意外，當場撞死路人，我們到達現場時，罹難者仍掛在柵欄上，賈老哥立刻叫我摘掉眼鏡，去旁邊查問相關資料，不要靠近現場，他去拍畫面就好。這就是我的搭檔，一位亦兄亦友，引我入電視攝像殿堂的老師，我也永遠懷念：“這是華視新聞，賈冠慶、吳小莉在各地報道”的那段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