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從台北到香港

吳小莉進軍香江加入“衛視”

“華視前新聞主播吳小莉昨日告別台北的新聞生活，飛到香港為十一日中午衛視中文台新節目‘台灣財經眺望’亮相，她在餞行記者會上以‘世界觀’、“國際觀’自期，希望在兩岸三地關係日趨密切之際掌握先機。”

（摘自台灣《中央日報）1994年7月8日）“甘國亮表示，首次見到吳小莉，對她極具親和力的態度，自信沉穩的表現及專業素養印象深刻………“衛視中文台昨（七）日舉行酒會，歡迎前華視新聞主播吳小莉正式加盟衛視，中文台台長甘國亮在會中讚許吳小莉是一個具親和力、自信、獨立的女孩。”

（摘自台灣《自立早報》1994年7月8日）吳小莉赴衛視甘國亮來台歡迎昨午搭機赴港迎接工作新挑戰“昨天下午搭機離台，前往衛視發展的前華視主播吳小莉，昨（七）日舉行行前記者會，中文台台長甘國亮，並親自來台歡迎吳小莉的加入。吳小莉說，知道此行所面臨的是個新的環境，會有新的挑戰需克服，但也未嘗不是個新的轉機。”

“由華視新聞部轉往衛視發展的吳小莉，是在衛視主動聯繫之下，到香港中文台，與相關主管會面，由於吳小莉具有新聞從業背景，而且台風穩健，人又長得甜美，本身對於轉往衛視發展的興趣也相當濃厚，因此，便談定了前往衛視的發展計劃。

在昨天衛視為壯其行色所舉行的記者會中，吳小莉坦言，到衛視之後是個全新的工作環境，勢必得適應一段時間；而且其新主持的財經報道節目，在中文台也算不上‘主流’節目，做新節目的壓力與辛苦，自己都有心理準備，但為了擴展自己的視野與發展空間，她願意接受這份挑戰。”

（摘自台灣《大成報》1994年7月8日）

正式奔向衛視中文台懷抱

吳小莉動作歸零，心情有點恐慌

“衛視中文台昨天在台北凱悅飯店為吳小莉舉辦了一場歡迎會，但是吳小莉卻是懷著‘嫁作人婦’的心情，向參加宴會的新聞界好友‘道別’。吳小莉說，此次赴港加盟衛視，離開親友獨自過活，面臨的是新環境、新生活、新工作，心裡確實有點‘恐慌’”。

“吳小莉又說，不過對於她即將面臨的新生活，她已經調整好她的‘歸零’動作，縱使前面有很多阻礙，愈是冒險的工作，愈能感受到成功的滿足。”

（摘自台灣《中國時報》1994年7月8日）1993年7月7日，我帶著一個黑色的小行囊，來到了台北凱悅飯店，參加衛視中文台為我舉辦的歡迎會，也可以說是我告別台北朋友的惜別會。除了電視圈的好友來相送外，台北當時叫得出名字的報紙、雜誌幾乎到齊，小小的會場擠滿了五六十人。

事隔5年，我本來已經忘了那時的感受，但是在翻看新聞剪報後，當時揹著小行囊走天下，既勇敢心裡又沒底的：‘壯士”心情又回到我的腦海。這是我人生極大的轉折，現在回想，也不知當時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勇氣，離開華視高薪閃亮的金飯碗，放棄台灣熟悉的生活環境、親人和朋友，隻身到一個語言不通（當時我完全不懂廣東話），人生地不熟的工作環境，而我也明明知道，新開播的衛視不論設備、人力、物力絕又，沒有老牌的“華視”好，但我還是決定搏一搏。

這個決定，跌破許多人的眼鏡，因為我是3家電視台第一個跨足新興媒體的現任主播，被台灣新聞界稱為“中生代主播離家出走”。

衛視招手吳小莉率先跳槽

“在面臨諸多‘外患’壓迫的緊張情勢下，三台不僅不再居以往壟斷事業的強勢地位，觀眾群被瓜分儘管已是三台相當關注的問題，防止中生代接班人才因而逐日流失的因應之道，更是刻不容緩，倘若不趕緊改進人事制度上的缺失，吳小莉跳槽事件，還會不斷上演。”“吳小莉事件是個警訊，正警告著三台，‘外患’除欲瓜分他們的市場外，也正著手準備啃蝕他們的‘根’。畢竟未來的空間廣闊，可任由滿懷理想的電視人優遊其間，而不再受三台擺佈、掌控。”

（摘自台灣《大成報》1994年6月24日）台說說話：“今天以前的我，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和在場的媒體朋友一樣，是來參加記者會的，今天，轉換角色，我站在台上接受採訪還有些不習慣……”抱著靦腆、期待的心情，我回答了所有媒體的疑問，為什麼拋開台灣電視新聞從業人員的高薪到香港去。

屬於中國人的地盤好大

1992年，衛視剛進入台灣市場，積極和各方交往。作為境外媒體，尋找台灣“熟悉”的亞洲新面孔，是打入當地市場最快的方法。在這個因緣下，衛視高層和我做了第一次接觸。當時沒有具體合作計劃，我也是基於職業習慣的好奇心，想了解衛星電視這種新興媒體。

大家一起時聊電視，聊市場，相談甚歡。往後幾次都是以結交了香港朋友、提供台灣電視市場資訊的心情進行往來。

1993年5月，衛視正式向我提出邀請，希望我從7月份開始到衛視主持財經類專題節目《台灣財經眺望》。朋友歸朋友，但真要進行合作，就得進行“長考”了。我說：“給我一個月的時間考慮！”當時的我在華視工作已經4年多，每日新聞的例行和瑣碎讓我的成就感漸失，就像新聞部的學姊梁姊（前華視外電組組長）在跑了8年新聞後說的：“我一定要從採訪第一線上退下來

轉換轉換，因為我一出門就知道今天會碰到什麼人，這個人會說什麼話，我可以出門前就把稿寫好，只要回來把訪問往裡頭放就成了。”

當一切可以變得routine（例行）時，工作就失去挑戰和樂趣。我剛開始思考做些有深度的專題，因為這樣才可以累積，並且告訴自己是時候再去唸唸書，充充電了。所以，衛視接觸我時，我其實正在進修考託福，計劃赴美唸書。衛視的邀請打亂了我的計劃，卻提供了另一項選擇。

我首先和家人商量，想不到，平時最捨不得孩子離家的母親竟然第一個贊成，因為她說：“反正我在電視上看得到你！”比較於我去美國唸書的山長水遠，坐飛機只要一個小時的香港已經是很近的地方，而且她的條件是“不怕，都在我的‘可視’範圍。”自此，母親開始研究衛視節目，我還沒決定去不去，她就已經對衛視“批評指教”！“瞭解行情呀！”她說。父親則比較實際，他一向贊成妻以夫為貴，女孩能做事就好，不要太能幹。“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香港你人生地不熟，所有關係和朋友都要重新建立，我擔心會耽誤你自己組織家庭！”他說。

父親果然聰明，知道我的個性完全像他，一旦投入工作，就是沒眠沒夜，昏天暗地，對自己的生活細節常常無法照顧，更何況到了他兩老都鞭長莫及的香港。

眼看他想盡快把6個女兒都嫁掉，了卻他肩負女兒幸福重任的願望，因為我的考慮遠行，而又不知何時才能實現時，當然，他要先提點提點我。但最終拍板，還是得靠自己。就在我思考猶豫時，華視派我赴大陸採訪，和台灣民航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兩岸通航研討會”。

之後，我還轉赴內陸成都，到訓練機師的成都航空學校參觀。一向喜歡飛機的我，當然欣然應允。那是我第一次到大陸，而這趟“上海——成都”之行，也改變了我後來5年的命運。

第一次到上海，住在揚子江飯店，研討會也在那附近召開。首先，上海給我的印象是每天傍晚要由開會的郊區（至少我當時概念是），趕到在市區的舊上海電視台傳送衛星。將新聞送回台灣是件最苦的差事，因為南京東西路的塞車狀況非我能想象，當時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到一個靈光的“的士”司機，任他往大街旁的小巷鑽、住家的後門過，經過沒有路燈、黑黝黝的小路，喲！他就是能在截稿前把你送到！

我們在“上海”的最後一天才有空當，一夥台灣來的“劉姥姥”在南京東西路上，硬是要步行走上10裡，想找尋當年十里洋場的風貌。靜安寺的小吃、外灘建築群的萬國博覽會、和平飯店裡的爵士樂，都使我樂而忘返。

在上海友人陪同下，我們沿木梯爬上二樓，參觀了當年和平飯店開個窗還會軋軋作響的客房，最後我們的結論是，老和平飯店還是讓我們來懷懷舊就好，如果真要住在那，可能會“姑娘怕怕！”

帶著上海的繁華印象，這個台灣航空團搭乘西南航空班機轉往成都，由於團員不是航空專家，就是航空公司負責人，所以機師知道有同行在，立刻將飛機轉成“自動駕駛”，離開駕駛艙到乘客區和這群台灣來的朋友聊天，我看著“無人駕駛”的飛機在幾萬尺的高空翱翔，心裡有些發慌，老想幫忙“結束活題”，大家可以各就各位；機師看出我的憂慮，笑著說：“這一帶地形比較空曠，不過馬上進入山區，我得失陪回座了！”

沒多久，飛機進入四川盆地周圍山巒，只見機身突然向右大幅度傾斜，我望向窗外，整片地表幾乎和我平行，可以清楚看到山川縱橫的烙櫻沒多久，機身開始向左傾斜，顯然機師在造福左面的乘客，艙內響起掌聲，我們猜想，這位帥氣的機師，是想為同行表演一手！

但是這對我的震撼卻是：從沿海到內陸，屬於中國人的地盤，好大！而我也終於明白，幼時喜愛蘇軾：“大塊假我以文章”的氣魄是從何而來。

相對於上海，成都顯然寧靜純樸得多。在飯店洗手間，因為沒有一元零錢，我把皮包裡僅有的10元散鈔，交到衛生間守門的嬤嬤手中，她看看手中的錢，竟然拉著我的手，誠懇地不斷說謝：“小姐，您真是活菩薩！”我有些羞愧，為自己過去的浪費和不知惜福航空學校的採訪，極為成功。校長驕做他說：“大陸的民航機師多是從這裡訓練出來的。”在航校，實際飛行非常重要，選在成都，就是因為機師只要能飛過四川附近險惡的山嶺，以後飛民航機就輕易得多。

航校有自己的訓練機，飛行訓練分初級和高級；高級班要翻山越嶺，到達雲南等其它基地；初級班，就在航校機場練習起降。

我和攝影記者獲准“免費”搭乘訓練機到成都上空鳥瞰一圈。說免費優惠可不誇張，因為雖然是學員練習起降，航空學校為貼補校用，還開放給沒機會坐飛機的民眾試乘，每人收少許費用。我就看到一家大小排隊坐飛機，他們當做是假日旅遊的重點項目。攝影記者問我：“他們知不知道，這可是新手駕機，一點都不好玩的？”“噓！我們也要上飛機拍攝的，別亂說！”我心虛地回應。所幸，上了飛機，看到剛接受我訪問的教練正坐在駕駛座旁，心中頓時安心不少。

飛機安全降落，全體乘客鼓掌，我們也完成專題的拍攝，航校校長熱情的問：“吳小姐，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電視上那個衛視台看到這個節目？”

對四川的朋友來說，凡是說普通話的境外媒體可能都是一樣的。我笑著回答：“好呀！我下次在上面做節目給你看好了！”大家都滿意地笑了，而我心中，卻已做出了決定。

多年後，和我一起出差成都的台灣報社朋友再遇到我時說：“原來你當時在成都說的話，不是開玩笑！”

噴水池理論

回到台灣，我心中已經決定接受衛視邀請。因為我突然發現，在兒時地理課本中讀到的三川五嶽裡，有這麼多和我說同樣語言的中國人，屬於中國人的世界好大，我可以做更多好看的節目，給亞洲更多的中國人看，當然包括我在台灣的父母親（衛視當年涵蓋範圍包括大中華的大陸、香港、台灣，北到俄羅斯，更遠南到印尼、馬來西亞，西到中東，東到日本）。

開始口頭向公司好友詢問意見，林副理知道我要走，只說：“如果你要去公共電視，我不贊成；如果你要去唸書，我也反對，我也念到碩士，那又怎麼樣？但是你說，你要到衛視、到香港去看看，我就不會攔著你！”停了半晌，她補充說：“不過，香港有‘九七’的問題，怎麼辦？”

我為林副理站在我立場想問題的知心而感動，我笑著回答：“我就是想去看九七，這是百年碰不到一次的事，做為社會工作者，如果只在九七年才到香港報道事件，就無法深刻了解香港社會的改變，我還有4年的時間去看看香港，瞭解香港人。我相信，我看到的九七會比較真實！”她不再堅持，只說：“那裡如果不好，你就回來！”

不再是領導後，我們反而成了忘年之交的好友，因為我一向不太愛接近領導，擔心被人說逢迎拍馬。但是退遠一些，我反而把她當母親一樣尊敬。她知道我想念台灣的蚵仔麵線，便把家中珍藏的即食蚵倉面貢獻出來，並告訴我：“買點大腸，蚵仔加面煮，味道像極了路邊攤的蚵仔麵線。”

香港迴歸時，她率領華視大隊人馬到香港。大家碰面一起吃飯，她關心的不是我的工作，她從來不用擔心我的工作，只象家人般詢問我的終身大事，我總是調皮地反問：“禮金多存凡年，給我的紅包是不是就更厚些？”

華視同仁為我辦的惜別會上，我走到當時的採訪組副組長匡敏師父那兒——我們都簡稱他師父，因為他是資深的攝影記者。他除了是新進攝像同仁工作上的師父外，每個人更必須經過和匡敏師父學喝酒的洗禮，什麼深水炸彈（紹興加高粱）、表面張力（酒滿到表面張力的平衡狀），必須一一試過，才能過關，我是唯一不受教的，因為我真的不懂喝酒，他也就從來是“小莉喝茶！”別人喝酒。師父只語重心長地跟我說，“到了香港，我們就照顧不到你了，自己要小心！”

剛到香港工作，一次師父到香港和商界朋友聚會，硬是要找到我參加，我知道他不只為了人多好熱鬧，他是擔心我剛到香港沒有朋友，他想盡力去延續照顧這位小朋友的力量：“這位大哥，人不錯，有問題可以找他，就說是師父說的！”

一直到幾年後，他看到我這個小朋友自己生存的不錯，師父再到香港玩，我就不一定會被知會了。

和所有關心我的朋友一樣，大家都支持我的決定，卻不一定看好，就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或許人在思考時都像個哲學家吧！一天，我和朋友相約在華視大樓的噴水池前等候，在等待的過程中，我第一次有機會細細品味噴水池的水是怎麼樣往上走的，於是我明白一個道理：這個水柱永遠不會停在原處，因為沒有下一個力量把它往上推，它就會drop往下掉。

“留在原地，就是退步。”我這樣告訴自己：“必須往前走。”即使我知道此去可能噴得更高，也可能就此失去它的支柱，散落成一灘水滴，但我願意把機會交給自我做過最壞的打算是，如果到香港真的“水土不服”，那我就照原訂規劃去美國唸書，別以為我是個只為理想的浪漫主義者，其實，我也很理性的，為此我曾和美國的老師聯繫過，“有海外實務經驗的學生，學校更樂意收。”老師這樣答覆，這給了我大膽的決定，留了個退路。

飛向亞洲後會有期

第二天，我就向華視正式遞出辭呈，心裡唯一掛唸的是怎麼向照顧我的領導交待。當時一位副採訪組長找我談話：“如果我有能力，我會想盡辦法把你留下來！”

真的感謝華視給我的一切，那是我成長茁壯的地方，我永遠不忘。向當年的張總經理辭別時，總經理給了我一個紅包，表示對我這個華視員工近5年工作的謝意，離別前他說：“有空回孃家看看！”

後來我返台，有機會去看望他，他不忘說：“香港比較溼，把這個帶去，插電就可以用，很方便！”原來是個小型除溼器。

吳小莉轉型衛視頻道後會有期

（摘自1993年6月30日《中國時報》）

吳小莉今最後一次播報華視新聞，隨即赴香港衛視主持財經節目（摘自1993年6月30日《大成報》）“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就是今天的華視新聞，我是吳小莉，我們後會有期。”

1993年6月30日我完成在華視新聞中最後一次的播報，因為當天平面媒體的報道，許多朋友好奇，我會如何和觀眾“道別”。但對我來說，我不是離開，只是轉換跑道，我沒有道別，只強調“後會有期”。新聞播完後，一位老媽媽聲音的觀眾打電話來：“你為什麼要走？是不是華視欺負你？”說著說著還聽得到對方似乎哽咽，吸著鼻子的聲音，我安慰她：“我沒有要離開你們，以後你還是可以在衛視裡看到我！”“怎麼看得到這個頻道，我不知道？”她說。“問問你孩子，他們一定知道！”我說。

“好，我問他們看看！”幾經勸慰，她終於抱著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得到我的希望，安心掛了電話。而我當時的心情是，雖然我人要離開台灣了，但是心卻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的觀眾，所以我沒有訣別的難過，只有背起行囊闖天下的期待。

慶祝歡迎會後，我真的拿著黑色小行囊，跟當時衛視中文台台長甘國亮飛到了香港，我這個被甘國亮稱為像是台灣嫁過來的女兒，除了自己外，是什麼“嫁妝”也沒帶，“反正香港什麼都有得買，舊衣服剛好貢獻給眾家姊妹們，我樂得到香港採購新裝！”我這樣對母親說。

因為當時的香港，對我來說，仍只是每半年會來搶購一次衣物的“購物天堂”。直到我被甘國亮送進了飯店，打開了行李，我才意識到，這次不是來玩5天就可以“回家”的了。

香港新生活

衛視體諒我，初到香港是個無殼蝸牛沒有棲身之所，所以先安排我住進酒店（飯店）兩個星期，以方便我找房子。所以，前兩週我仍有些來此度假的錯覺。直到在中環半山附近找到了自己的小窩，才在同事幫忙下搬到了新居。但是，我沒有“安居”樂業的感受，反而有要自己一個人在香港自力更生的醒悟。想不到，小時候父母說女兒出嫁前不準離家住的規定，不但被我打破，還離家500裡，一住住到了隔海的香港。離開了姊妹成群熱鬧的家，我才知道，原來寂寞這個名詞是真有其事。在香港第一個落腳地，美其名說是家，不如說是幾面牆，真的是家徒四壁。

屋主是新任業主，沒有經驗，碰上一個更沒經驗的租客一一我，所以情況是房子剛裝修得漂漂亮亮，但是傢俱，電器一應俱“無”。

我搬去的第一天，得先買個床墊，不然就得睡地板，雖然是7月大熱天，但要傳到我母親耳裡，可不讓她心酸難眠才怪。上班第一件事是拖著同事幫忙買床墊，這是我的第一件傢俱，嚴格說起來是半件，因為床還在訂做中，朋友給我忠告：“先去買個收音機，晚上家裡有點聲音陪你，不然，電視，電話都沒有，你會害怕！”

就這樣，當晚我躺在客廳地板的“床墊”上聽著收音機裡我完全聽不懂的廣東話，望向窗外些許的夜空，度過我在新居的第一夜。從來不失眠的我，那夜竟然有點s1eep－lessinHongKong。當時想，在香港繁燈如星的高樓大廈裡，一定有不少像我一樣寂寞的外地客，有著香港未眠之夜。

因為我的電話還在申請，每晚睡前想和家裡通電話都得到樓下7－E1even便利店打IDD國際電話。母親問：“過得好不好？”好強的我當然不會說：“我現在還睡地板呢！”我會說：“好呀！同事對我很好，幫我搬家、買傢俱，還有下個星期新節目就上檔了！”我當然也不承認每晚打電話，是因為想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知道家裡情況怎麼樣？”

一週後，我的電視裝好了，電話也上線了，精心挑選的sofabed沙發床也送到（香港房屋間格小，各種居家設計以體積小多功能著稱。像sofabed收起來是沙發，撐開來就是張舒服的床，我還是在香港學到的）。兩週後，我特別訂製的床也完成（我不喜歡單人床，嫌小，但臥室又擺不下雙人床，做不成單身女郎雙人床的美夢，只好訂做個2／3大小的雙人床，滿足我這個高個子的需求，不至於一翻身就跌下床底。）親身佈置的家開始有點成型，我的homesick（思鄉病）才稍微減輕，因為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家之主了。

來到香港給我的衝擊，不只是語言、文化上，還有生活環境上。在香港是我獨居時代的開始，通過5年的磨練，我現在非常享受家中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中的感覺。但初來乍到，最不能適應的是居住環境的擠迫和昂貴。第一次從香港回台北的家，母親疑惑地看著我不斷在家中客廳、餐廳走來走去，她心想：“完了，這孩子沒在香港學壞，但是怎麼傻了？”她大聲問，想把我嚇醒：“小莉，你在幹什麼？”

“我在量距離。”我說：“媽咪，你知道嗎？我香港的家，就只有台北家客廳到餐廳這麼大，現在有空間我要多在家裡走走。”說完，繼續跨我的正步。

說到租金昂貴，我剛到香港時，適逢香港房價高峰期，價格平均是台北的3倍。在香港租一間。‘一人居斗室”的費用，在台北可以一家三口住得舒舒服服。我也終於明白，為什麼銅羅灣soGo百貨公司旁的大馬路，不論何時都像是台北電影院散場時的人潮一樣。一來，香港真是地小人稠；二來，香港居屋小，閒時家裡是待不住的，不如一家人逛街飲茶，享用多點公共空間。香港語言文化對我的衝擊，表現在我生活上的挫折。

“這裡有沒有電燈泡，”我問，因家裡燈泡壞了。我到雜貨店買燈泡，店主是位老先生，我講英文他不懂，廣東話我又不會說（5年前普通話在香港是一點也不普通，一般市民大部分是“聽不明！”），沮喪的我，只好回家拿舊燈泡，才成功換到一個新燈泡（當然是有付錢）。在路上招的士，老見到司機駕車經過我身邊不停，心裡犯沮喪：“難道，連司機都看出我是外地人，欺生，不肯載我？”等了20分鐘，終於有個好心的路人：小姐，這裡是黃線區，的士不能停車，要到前面的士站去！”

雖然不完全明白他的好意，但看他指指黃線，又指指前方，大概猜中他的意思，趕緊道謝往前走，果然看見有人排隊等車。從此我愛上香港這種排隊文化（在台灣的士是隨處可招，沒有禁區可言，除了機嘗火車站特定地點外也沒有的士輪候站）。大家先來後到，這種排隊文化，在輪候公廁時也通用（對不起，知道談論廁所文化極不雅，但這卻是香港的一項美德）。

在台灣輪候公廁，是每個廁池門外都自成一列，這不僅造成廁內擁擠，何時能如廁也要碰運氣，因為每列的進展不同。但是香港卻是隻成一列，所有廁池都在輪候範圍，絕對公平，先來先到。這種排隊文化已經約定成規，誰不遵守，都會引起公憤。

有次我從廣州回香港，到達紅勘火車站搭的士準備過海到港島，前面一位乘客不瞭解的士排隊的順序，上了第二輛的士，前一部的士司機馬上下車，“指教”這位司機同行：“有沒有搞錯呀！乘客可能剛到香港，不知道行情，你開車多久了，不知道有先來後到的規矩嗎？”

後排司機知道理虧，嘴裡雖然嘟嘟嚷嚷，但還是儘快把車給開走了。我上了第一部的士，司機一路仍在抱怨：“不守規矩！”我絕對支持這種據理力爭。因為一個日常生活的排隊習慣也反映出香港社會一切公平競爭的珍貴文化，這和台灣甚至大陸講究人情世故可能有所不同，但卻值得維護和珍惜。

如果問我剛到香港時有沒有鬧過笑話或是覺得委屈？我會說，“有！當然有！”

初時，我常聽人說：“晤該！”（廣東話就是不好意思，或是謝謝你的意思；）心想，“嗯！這個詞好用，趕快學起來”。例如別人幫你拿東西，你可以說句“晤該！”就是謝謝的意思，如果你想請別人讓路，你也可以說：“晤該，晤該！”就好像英文的“Excuseme！（不好意思，借過！）”有一次，我不小心踩了人，我順口一說：“晤該！晤該！”心裡想表達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卻給人白了一眼，朋友聽了我的故事大笑：“你這樣說，好像是晤該！謝謝你讓我踩，換了是我，也會給你白眼，沒有罵你就不錯！”到後來我終於分清楚，踩了人要說：“晤（不）好意思！”收人禮物，是“多謝！”，接受別人幫忙才是“晤該！”

還有一次下大雨，我在非禁區招的士，等了許久終於有一輛空車停下，這時，一個大胖子衝進車裡，司機忍不住說：“先生，小姐先的啦！”大胖子：“不要羅嗦！快點開車！司機只好開車，把我委屈地留在路邊，我心想：“這是什麼地方呀！怎麼人這麼不講理！”那時剛在香港定居不到一個月，屬心靈最脆弱期，連搭車都遭打擊，朋友安慰說：“香港是這樣的，生活壓力大，大家都沒有耐心，但是這樣沒禮貌的人絕對是少數！”

曾經出現過這樣荒謬的鏡頭，我和一群香港朋友吃飯，一桌子中國人卻只能說英文，我和香港朋友都有些感慨，我難過的是還不能入境問俗，不會說廣東話。一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香港朋友，則自我調侃：“香港現在是中英文都不好，每個人都會些英文，但是到國外和外國人比較說英文，卻仍是‘外文’，說自己是中國人，中文又很雜，普通話也說不好！”

當場我們一群人立定志向，下次大家聚會不再用“外文”，我說廣東話，他們說普通話。那是5年前的事，至於成效，似乎“麻麻地”（廣東話不怎麼樣的意思！）但是至少，一群香港同事開會時，不必要為我說普通話。特區政府成立後，特首董建華解釋首份施政報告的電視論壇，財政司長曾蔭權的財政預算案電視問答會，我也可以即席將廣東話口譯成中文，好為鳳凰衛視說普通話的觀眾服務。

我坐上計程車和司機做少量聊天，他開始有些難以察覺，我到底是不是本地人？當然說多了，還是會洩底。

不知是不是習慣了香港的生活，還是自己也開始“香港化”，總之，我再沒有遇到讓自己覺得委屈的惡霸。進了電梯我也像所有香港人一樣，會按一下關門鍵，讓電梯快點移動。一位英國來的朋友笑我：“只有住在香港的人才會這麼著急，所有電梯設計都是會自動關門的，你不需要急著按鍵幫它關門！”

我也開始為香港人的急速作風辯護，“沒辦法，香港所有交通工具都有班次的，坐船有時間表，搭不上這班巴士，下一班又要排隊等待。這班火車沒趕上，就是遲20分鐘，香港人的生活有大多的deadline，時間限制！”

這就是為什麼有了假期，香港年輕一代一定想法子離開這彈丸之地到外地度假。香港迴歸後，北上中國內地，也成了香港人擴展生活的另一片空間。

到了香港半年，我對香港的感情才終於又是“見山是山，見水又是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