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劉徹
杜尚俠>>正說漢朝二十四帝
武帝劉徹
建元元年（前140）——後元二年（前89）
漢武帝劉徹，初名彘，字通，為漢景帝第九子，生於景帝元年（前156）七月七日，屬雞。景帝后三年（前141），他16歲登基繼位，在位54年，卒於後元二年（前87），享年70歲。他是中國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長的帝王之一。諡號孝武皇帝，《諡法》說“威強睿德曰武”，就是說：威嚴、堅強、明智、仁德叫武。
漢武帝像漢武帝劉徹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最具雄才大略、最傑出的君主之一，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他開創了一個光輝燦爛的盛世時代，建立了在當時可與西方羅馬帝國相媲美的東方最強大的大漢帝國，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還開闢了廣大疆域，奠定了其後兩千餘年的中國版圖的基礎。
漢武帝建立了前無古人的豐功偉績，是歷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漢武帝也有“大過”。可以這樣說：漢武帝一手締造了漢朝的輝煌，又一手製造了帝國的衰落。
思想上：獨尊儒術
秦漢是中國第一次大統一時期，用什麼指導思想來統治龐大的帝國，從秦始皇到漢初的統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結果二世而亡。漢初的統治者奉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思想，對恢復和發展生產、安定社會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這種姑息、妥協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歷史要求定儒家思想於一尊，這是為什麼呢？
統治思想變化的根據中國2000多年社會基本矛盾是：政治上高度統一，經濟上的極端分散。政治的集中與經濟的分散這一對矛盾如何協調，不使它畸輕畸重，便成了歷代統治者關心的大問題。
在“無為而治”思想統治之下，農業生產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因政府對農民控制得較松，許多農民為逃避賦稅而脫離戶籍，稱為“亡人”。政府對部分農民失去控制，這當然不利於中央集權的加強。怎樣從思想上把農民控制住，使他們成為國家的順民呢？
在統治階級內部，雖然代表地方割據勢力的異姓王早已被消滅，同姓諸侯王的勢力也已從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貴族、官僚和豪強地主、大商人的勢力膨脹，這顯然是對中央集權的潛在威脅。用什麼思想可以規範他們的理念和行為，從而理順君臣、上下、尊卑的關係呢？
在西漢王朝妥協退讓政策下，匈奴勢力一天天擴大，肆意寇邊搶掠，直接關係西漢政權的生死存亡。用什麼思想可以讓天下臣民能夠忠君愛國、同仇敵愾地與入侵者殊死搏殺呢？
以上種種挑戰與問題，劉徹認為儒家思想是解決問題的有利武器。
大司馬印
新政受挫武帝劉徹在剛剛立為太子時，就深受儒學影響。16歲登基後，開始實施“新政”：罷免丞相衛綰，改組“三公”人選。任命竇太后的侄子竇嬰為丞相，王夫人的同母弟（武帝舅父）田蚡為太尉，又任精通《詩》的儒生趙綰為御史大夫，還任命另一儒生王臧為郎中令（相當於皇宮侍衛長），成為武帝的近臣。
漢武帝又議立“明堂”，準備按古制大興禮樂。“明堂”是儒家常講的一種朝會的禮儀制度。漢武帝派人用安車駟馬，將名儒申公迎來長安，具體指導籌建明堂諸事。
漢武帝躍躍欲試，正醉心於尊崇儒術，卻遭到住在東宮的太皇太后的反對。她怒斥武帝，斷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動。漢武帝無奈，只好放棄籌建明堂的計劃，還被迫把趙綰和王臧下獄治罪。丞相竇嬰、太尉田蚡都被免職。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幾年後就死了。漢武帝的尊儒新政，暫時受到了挫折。
董仲舒像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身歷四朝的竇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22歲，王太后寵愛兒子，不干預政事，漢武帝有了獨立處理國家大事的權力，於是，終於告別了政治“禁錮期”，得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董仲舒及其“天人三策”董仲舒，廣川（今河北景縣）人，漢代思想家、經學家，專治《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親自召見董仲舒。董仲舒針對武帝的問題一一做了解答，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賞識。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理論，建成新的思想體系。董仲舒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董仲舒宣稱：帝王受命於“天”，是秉承“天意”統治天下的，因此稱為“天子”。按照這個說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從天人關係出發，又根據“陽尊陰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董仲舒建議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思想。
漢武帝聽了“天人三策”，大為興奮，於是從其所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論改變了漢家統治的指導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黃老無為政治，改為崇尚儒學的禮樂文章，開啟了漢代文治燦爛的先河；砥礪了漢代士子好學尚文的一代風尚。國家以儒學選士，士子以儒行勵操，於是形成尊儒好學的風氣；歲貢賢能，形成定製，並以考績官吏，從而為國家多渠道選拔人才開通了航道；確立了儒家獨尊的地位，使儒學從諸子之一，藉助政府的力量，戰勝百家，取得壓倒優勢，成為中國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於是儒風漸盛，聖學廣被，儒學實現了重大轉折。
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實際上只是提高儒學地位，將其奉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而已，各種思想學派並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學者，不僅可以公開教授、治學，而且有不少人還進入朝廷為官。
政治上：變革制度
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制度進行了重大變革，從而完善了國家制度。
推恩子弟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後，諸侯王國問題基本解決，但是諸侯王的勢力依然存在，再次成為半獨立狀態的割據勢力。事實證明，武帝即位以後，決心徹底解決諸侯王分封、內亂不止的問題。
西漢錯金銘文銅虎節
元朔二年（前127），善於“揣摩聖意”的主父偃向漢武帝進獻“推恩”之策：“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得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僅從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數目就多達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內竟有24人同時封侯。
此外，對有罪的諸侯王，則削奪其封國。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據漢制，每年八月要舉行宗廟大祭，王侯必須獻黃金助祭，稱為“酎金”）不合規定為理由，就削奪了106個人的爵位。
這種“恩”、“威”並施的政策，基本上解決了漢初以來長期未得到解決的諸侯王勢力的問題。漢武帝以後，雖然諸侯王國繼續存在，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它已經失去漢初原有的活力了。
廣開仕途為了維護西漢王朝龐大的官僚體系，必須有一大批官吏不斷地充實到各個機構中去，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選擇官吏的辦法。漢武帝為了網羅人才，採納了董仲舒的“求賢”建議，實現了察舉制與考試相結合的選官制度。
察舉，即先行考察，再舉為官之意。它源於高祖，而明文規定則始於武帝。武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舉的兩個科目，後來混為一科。察舉的對象是通曉儒學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舉的科目除孝廉外，還有茂才、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等。
選官的另一種途徑是以博士弟子員入補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孫弘奏請，讓博士弟子員受業一年，經過“射策課試”，能通一經者就可以補文學掌故之缺，課試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這樣的選官制度，保證了“獨尊儒術”的推行，進一步擴大了選拔官吏的範圍，為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朝預政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加強皇帝控制朝臣的權力，二是加強朝廷控制各地的權力。而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機構來實現。漢武帝作為一位有作為的帝王，在政治體制上開設中、外朝，形成兩個官僚系統：一個是由大將軍、尚書等組成的中朝，又稱內朝或內廷，是決策機關；一個是以丞相為首的外朝，是政務機關。
中、外朝體制形成的根源在於漢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換言之，它是君權與相權鬥爭的產物。漢初承襲秦制，以丞相輔佐皇帝，丞相權勢之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形勢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沒有什麼改變。他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權，可謂權傾朝野。漢武帝對此十分不滿。一日，田蚡入宮奏事，武帝問他：“君除（任命）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僅一語便表明武帝不滿丞相權柄之重，決心削弱相權，建立中朝。
武帝通過賢良對策等方式，身邊集中了一批有才幹的近侍之臣。他們由庶僚加銜侍中、諸曹、諸吏、給事中，從而成為入侍武帝的內臣。他們名為侍從之臣，實際參與謀議，這些中朝官員的秩爵並不顯要，但是身份特殊，他們不僅參與軍國大事的謀議，有時奉命與公卿大臣論辯，以致面折廷爭而詘大臣。這種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這些小官又易於控制，從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輕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預政是朝廷政治體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強了皇權對國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確了中央決策的內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時也便於眾人對武帝意圖的理解。
加強監察漢武帝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就必須駕馭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使他們盡心效力，忠於職守。然而由於漢景帝以來，職官、司法制度日益廢弛，奢侈成風，吏治敗壞，結果征斂不止，民不聊生，加劇了社會危機。為了扭轉這種情況，漢武帝除了運用儒家學說進行思想控制以外，還對漢初以來的監察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建立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前106），漢廷正式頒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國治政，加強對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將全國劃分為13個州部，每州設刺史一人，負責監察所屬郡國。刺史由朝廷派遣，秩僅六百石，屬於低級官員，但是職權很重，有權監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國相，還有地方的強宗豪右，稍後甚至可督察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屬的御史中丞直接領導，在人事上是獨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實後，自己不能擅自處理，只能上報御史中丞，請求上級處理。
司隸校尉印
設置司隸校尉。徵和四年（前89），武帝又設置司隸校尉，監察京師百官和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及弘農七郡的官員。
設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屬官，說起來是協助丞相監察不法官員的，實際上也起著監察丞相的作用。
御史中丞、司隸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時期建立起來的三大監察系統。這三大監察系統互相監督，大大加強了皇帝對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從而保證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皇帝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尊經興學秦漢之際，儒家多難。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對儒生溺冠辱罵，這個學派遭到各種貶絀。儒學的復興，始於文景時期，完成於武帝時代，其間有兩大舉措：
置五經博士。在文景時期，儒學共立了《詩》、《書》、《春秋》三經博士。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趁竇太皇太后病重之機，正式置“五經”博士。
興辦太學，推廣郡學。由政府面向廣大國民辦教育，始於漢武帝。他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在元朔五年（前124）興辦了太學。太學完全用儒家五經為課程，教師聘請儒學博士擔任。辦學事宜全由丞相公孫弘主持。太學的設置首開了我國曆史上“學而優則仕”的正規途徑，適應了國家培養官吏的需要，所以發展很快，武帝時，太學的五經博士弟子員50人，西漢末年則達到一萬人。
武帝還推廣文翁的經驗，“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我國古代帝王中，辦教育熱情之高，成績之大，漢武帝當數第一人。他的一系列興教舉措，在中國和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皆屬劃時代的大事，具有深遠的影響。
建立年號和太初改歷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使用年號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當年為元鼎四年，並將此前之年追改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號均為6年。
漢武帝還是第一位在統一的國家制度下頒佈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宣佈，改訂禮制和曆法，其主要內容是：改用“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太初”的意義是宇宙的開端，武帝以此命名這部曆法，象徵太初年間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變革都是漢武帝提倡儒術的具體表現，並且通過這些措施將儒家思想滲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去，以鞏固其統治。
軍事上：反擊匈奴
武帝一生的業績中，武功佔有極大的比例。由他領導抗禦匈奴的戰爭，竟持續了43年，大小戰役達15次之多，關鍵性的最大戰役有3次。
馬邑之謀元光二年（前133），武帝採納王恢的建議，派遣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韓安國五將軍，率30萬漢軍，埋伏在馬邑附近。又派聶壹出塞與匈奴交易、誘敵。匈奴軍臣單于發現這是誘兵之計，便立即引兵撤退。漢朝30萬大軍無功而返。
馬邑之謀雖然失敗，但武帝全面反擊匈奴的決心已經不可動搖。漢武帝全面改革了軍事體制，設大將軍加“侍中”的統兵制度，取代太尉，提拔皇后衛子夫之弟、奴隸出身的衛青任大將軍；改革兵役制度，調整軍隊各兵種的構成及訓練方式。經過一番改革，漢軍的素質和戰鬥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大規模反擊匈奴的準備完成了。
衛青像
收復“河南地”之戰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兩萬騎兵侵入邊境，由漁陽進入雁門，首都長安直接受到威脅。漢武帝採取聲東擊西的策略，對“河南地”（河套地區）的匈奴各部進行大規模迂迴包圍作戰。匈奴諸部無備，大敗，秦末以來長久淪陷於匈奴的河套地區被漢收復。
河套地區離長安千餘里，匈奴騎兵南下不過二三日路程。漢初數十年間，常以匈奴為憂，河南地在匈奴控制下是重要原因。漢朝收復河套地區，利用河套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擊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又可以減省軍需糧餉的轉輸，為漢朝最後擊敗匈奴創造了有利條件。
河西爭奪戰元朔六年（前123），武帝又派衛青率10萬騎兵出塞追殲匈奴。在這次戰役中，18歲的年輕將領霍去病脫霍去病墓馬踏匈奴像
穎而出。霍去病是河東郡平陽（今山西臨汾）人，出身於奴隸。由於他“善騎射”，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被提拔為侍中。在漢匈激烈交與霍去病有因緣的焉支山軍馬牧場戰的時候，漢武帝任命他做剽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較高的軍官，僅次於將軍；“剽姚”是形容行動勇健輕捷的樣子。大將軍衛青還挑選800名精銳騎兵歸霍去病指揮。漢軍出塞後，霍去病率800騎兵衝殺在前，離開漢軍主力，一直奔襲數百里。這支騎兵小部隊，找到匈奴部隊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起突然襲擊，打得敵兵措手不及，潰不成軍。漢軍以少勝多，斬敵2000多人，殺死匈奴單于的叔祖父籍若侯產，生俘單于叔父羅姑比，大勝而歸。漢武帝發佈命令，稱讚霍去病勇冠全軍，封他為“冠軍侯”。霍去病初上戰場，就表現出了超群的軍事才能。
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被任命為驃騎將軍（位同大將軍），率領騎兵萬人，從隴西出塞，轉戰6天，越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東南）千餘里，殺敵8000餘，俘虜渾邪王子等，繳獲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漢軍河西首戰告捷。
同年夏天，霍去病又與公孫敖率數萬騎出北地（今甘肅慶陽西北），深入2000多里，越過居延澤（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攻至祁連山（今甘肅張掖縣西北），擊敗匈奴軍主力，俘獲匈奴酋塗王和單于閼氏、王子等百餘人，殲敵3萬多人。這是西漢對匈奴開戰以來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這次戰役後，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截斷了匈奴和羌人的聯繫，打開了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
漢軍佔領河西之地後，漢武帝置武威（郡治在今甘肅勤縣東北）、張掖（郡治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酒泉（郡治在今甘肅酒泉）、敦煌（郡治在今甘肅敦煌西）四郡，稱為河西四郡。河西走廊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掃清了匈奴之後，就為“通西域”，將西域諸國同內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創造了重要條件。
漠北之戰匈奴伊稚斜單于因屢遭重創，心有餘悸，將單于廷暫時移於漠北，便於引誘漢軍深入，然後乘其兵疲而襲擊。司馬遷像（清代版畫）元狩四年（前119）春，武帝將計就計，乘匈奴疏於防範之時，決定攻其不備，發動了對匈奴的第三次大戰役。漢武帝調集10萬騎兵，隨軍戰馬14萬匹，步兵及轉運夫10萬人，由衛青和霍去病統帥，分東西兩路向漠北進發。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遠征。
衛青指揮漢軍以左右翼將匈奴單于包圍。伊稚斜單于率數百騎突圍逃走。漢軍乘勝追擊，殺敵近兩萬人。
在此次戰役中，李廣進軍的東路，路途遙遠，又沒有嚮導，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錯過了會合的時間。李廣因誤期而自殺。
《漠北之戰圖》
根據漢武帝的作戰計劃，霍去病的東路是主力軍，漢武帝給他配備的力量最強，漢軍“敢力戰深入之士”，都交給他指揮。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與匈奴左賢王相遇，展開一場激戰。左賢王的騎兵幾乎全部被殲。霍去病乘機追擊，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山），直到瀚海（今俄羅斯西佰利亞貝加爾湖），才奏凱而還。
霍去病墓
經過這次漠北大戰，匈奴人馬傷亡很大，逐漸衰弱下去。“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霍去病在抗匈戰爭中建立了大功，多次得到漢武帝的獎賞。漢武帝前後賜封他食邑1�7萬戶，並加官大司馬。霍去病24歲那年不幸得病死了。漢武帝十分悲痛，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連山模樣的宏偉墳墓，來紀念這位建立了赫赫戰功的青年英雄。
經濟上：調整政策
漢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業，但也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由於軍政費用開支浩大，再加上漢武帝個人好大喜功和窮奢極欲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如何解決這一危機？漢武帝調整了經濟政策，一方面堅持“以農為本”的既定國策；一方面又加強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節和控制，發展國有工商礦業以繁榮經濟。
代田輪耕，興修水利漢武帝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農業的繁榮發展做出了戰略調整與準備。
大力推廣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耕作方式、技術。武帝時期，廣泛使用鐵農具，在農業生產中推廣牛耕。另外，注重農業生產技術和工具的發明和改進，如試行代田法和發明播種工具。代田法是一種保護地力的先進的耕作方法，使壟溝和壟台的位置每年相互調換，以便恢復地力，有利於農作物生長；新的播種農具應用於生產，稱作耬車或耬犁。用耬車播種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種均勻，對於農作物生長十分有利。
興修水利，大力發展灌溉事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對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漢武帝指揮修築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輔渠、白渠、成國渠、洛水渠、龍首渠等諸多工程。
設置田官，移民屯墾，發展屯田制度。武帝採納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議，在邊地設置了“屯田官”。元朔二年（前127），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邊10萬戶；元狩四年（前119），徙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諸邊郡共72�5萬人。屯田制度是武帝朝的一大發明，此後歷代統治者頗有人仿效。
抑制豪強，穩定編戶。漢武帝初期，土地兼併加劇，巧取豪奪的手段也變本加厲，因此，抑制豪強地主的發展，扶持小農的經濟地位，穩定在籍編戶之民的人口數，無論是保證漢廷賦役來源，還是鞏固統治秩序，都有重要意義。為此，漢武帝在不改變賦役制度的條件下，利用專制皇權的政治力量，對豪強地主經濟的發展加以打擊和抑制。主要措施如下：
遷徙豪富。元朔二年（前127），下令將郡國豪傑及資產在300萬以上者，通通遷徙茂陵。在遷徙豪族問題上，武帝與高祖不同：高祖是為了從政治上打擊六國舊貴族；武帝則主要是以皇室之兼併對付豪強之兼併，從經濟上打擊大搞土地兼併的新興暴發戶，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
任用酷吏，嚴厲打擊。對那些橫行郡國，作奸犯科的豪強，漢武帝選任一些酷吏，予以嚴厲鎮壓。
經濟限制。這是指對工商業主、高利貸者等豪富佔田數量的限制。元狩四年（前119），頒佈了《名田令》，規定：“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如田僮。”
經過上述一系列措施的應用，漢代的農業在漢武帝時代達到了鼎盛階段。而農業生產的發展，又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採用“輕重”理論，國家干預經濟要解決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必須採取堅決措施，包括從制度上進行必要的改革。武帝先是用酷吏張湯，採取酷法手段，結果因違背了貨幣經濟的規律，濫改幣制而遭到了嚴重的失敗。元狩四年（前119）開始起用精通“輕重之術”的經濟專家。
漢“半兩”銅錢
“輕重”理論揭示了商品—貨幣交換關係具有“輕重”變化的特性：同一種商品，稀缺時價格就提高，此為“重”；過剩時價格就下降，此為“輕”。輕與重圍繞市場需求的漲落變化而變化。孔僅、東郭咸陽、桑弘羊等人管理財政，號稱“理財三傑”，他們都出身於大工商業主之家。漢武帝重用理財三傑，採用“輕重”理論，進一步把財權收歸中央，從四個方面進行財政改革：
統一貨幣。漢初，允許郡國鑄造貨幣，民間私自鑄幣也不禁止，貨幣制度十分混亂。為徹底解決幣制問題，元鼎四年（前113），漢武帝下令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禁止郡國鑄錢，銅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寶”鑄錢，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屬均輸、鍾官、辨銅三官統一鑄造，稱為“三官錢”或“上林錢”，因重量為五銖，故又稱為五銖錢。這是繼秦統一六國貨幣後，漢朝著名的“銅本位”第二次貨幣統一政策。幣制的穩定和鞏固，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至武帝中葉以後至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間，五銖錢成為歷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標準貨幣。
鹽鐵官營。鹽鐵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但漢初，鹽鐵是由私人經營的，國家僅設官收稅，不問其餘。特別是文帝時期，對鹽鐵經營完全放任自流。
元狩五年（前118），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個鹽鐵官營專賣計劃。這個計劃提出後，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但是漢武帝態度十分堅決，不理睬反對意見，於元狩六年（前117），下令在全國實行鹽鐵官營。
置均輸，行平準。為了增加漢廷的財政收入，打擊商賈隨意哄抬物價，元鼎二年（前115），任大農丞的桑弘羊試行均輸法。所謂均輸，是國家通過稅收、徵購、調集糧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資料，根據市場需求變化組織商品流通的體制。原來漢法規定，各郡國每年要向漢廷進奉一定的貢物，稱之為貢獻。這些貢物往來運輸煩雜，因此在郡國設置均輸官，負責將所需貢物及時運往京師，儲於大司農供官需；將不需要的物品運到價格較貴的地區出售，所得錢財上繳大司農，既減省郡國運輸貢物的負擔，又可以增加漢廷財政收入，還調節了各地區之間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還奏請在京師設置平準官，實行“平準”制度。“平準”是與“均輸”配套並行的制度，它是國家控制各種商品的銷售，平抑物價的制度。“平準”制度是國家實行全面的商業壟斷。平準官利用均輸官儲存起來的物資，根據市場上的物價變化：當某種商品漲價時，就拋售；當某種商品跌價時，就大量購入，以此平抑和穩定物價，調控市場，打擊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賈。
鹽鐵官營、均輸、平準三大政策，都是漢武帝實行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措施。一方面，打擊了商賈的投機，而且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另一方面，也給人民帶來諸多不便。由於官辦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產品往往質量低劣；均輸平準也不一定達到制止物價“騰躍”的目的，“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這正是官商必然出現的弊病。
徵收算緡，鼓勵告緡。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又下令徵收算緡錢。這是對工商業者徵收的資產稅。“緡”，指用繩子串起來的銅錢，1000錢1串，稱為1緡。算緡令的頒行，對商人的打擊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負擔。許多商人、豪富匿財不報。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達告緡令，以告發隱瞞資產不報，或者呈報不實者。漢武帝使楊可主持告緡，被告發者一經查實即沒收其財物。元鼎三年（前114），漢廷加緊推行告緡令，規定凡能告發隱匿資產及呈報資產不實的，將分給所沒收資產的半數以資獎勵，一時“楊可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大多數都被告發。於是，漢廷分派官員到各郡國收繳緡錢，沒收數以億計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緡令前後實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這是自漢初實行“抑商”政策以來，在經濟領域對商人打擊最重的一次，使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壓抑。
上述經濟政策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擊諸侯王、富商大賈的效果，使瀕於崩潰的西漢政府的經濟得以恢復，為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物質基礎，並保證了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還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併，使流亡農民以某種方式重新與土地結合起來，其進步作用是應當肯定的。但是，西漢中央集權的經濟結構轉型，也加速了官僚機構的腐敗，其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外交上：漢通西域
漢時所稱的“西域”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區及中亞、南亞、西亞乃至羅馬帝國等地。西漢羅馬玻璃器
狹義的西域是指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北）、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以西，蔥嶺以東，崑崙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包括我國新疆地區及哈薩克斯坦中東部地區一帶。
當時通往西域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南道，出玉門關、陽關經鄯善，沿崑崙山北麓，西行至莎車，再過蔥嶺，即可到達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條是北道，出玉門關、陽關經車師前國，西行至疏勤，再過蔥嶺，即可到達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庫曼）。由於匈奴控制了西域諸國，這兩條道路被阻斷了。
張騫通西域圖（敦煌壁畫）張騫通西域建元二年（前139），漢武帝從投降過來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敗了大月氏，大月氏已從水草豐美的祁連山下西遷了。據說，匈奴單于還把大月氏王的頭顱砍下來製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漢武帝對這個消息極為重視，便想聯絡大月氏，與其結成同盟，共同對付匈奴。但是大月氏離開敦煌原地後，究竟遷往何處，當時並不清楚。而河西一帶又控制在匈奴人手裡，西行尋找大月氏必須經過那裡。所以，聯絡大月氏的任務，既艱鉅又十分危險，沒有人敢承擔，武帝只好懸賞招募自願承擔這一任務的使者。
建元三年（前138），漢中城固（今陝西漢中）人張騫以郎官身份勇敢應募。武帝很欣賞張騫的膽識，當即給他選派100多名隨行人員，還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嚮導。張騫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獲，羈押八年後，他與甘父逃出，到達大月氏，沒有達到結盟的目的，但卻獲得了大量有關西域各國的人文地理知識。
張騫歷經艱辛回漢後，將西域一些國家的地理、風俗、物產、政治、軍事等情況，報告給漢武帝，使漢朝政府對於西域有了比較清楚的瞭解，不僅為以後溝通西域做了初步準備，而且大大激發了漢武帝“拓邊”的雄心，發動了一系列抗擊匈奴的戰爭。
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張騫到達烏孫後，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烏茲別克安集延一帶）、康居（今撒馬爾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諸國，以加強漢朝和中亞地區的聯繫，發展貿易往來；一方面說服烏孫昆莫，爭取烏孫東遷故地，烏孫雖不肯東遷，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後終究與漢朝結親通好。
張騫墓
張騫歸漢兩年後，其副使才陸續歸來。這些距漢廷十分遙遠的國家，通過漢使知道漢王朝的情況，有的國家就派使節同漢使一起來到長安。武帝出巡時，讓各國的使者也跟隨前去。這樣，他們更進一步瞭解了中國的情況，回國後宣傳所見所聞。從此以後，西域的許多國家便和中國建立起友好的關係，“通西域”便在這時正式開始了。武帝又繼續派出許多使者到西域各國，每年多則十幾次，少則五六次。每次多達百餘人以至數百人。比較遠的如安息、奄蔡、條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諸國，都有中國使者的足跡。
漢朝對西域的戰爭張騫死後，絲綢之路上也時有險阻，尤其是來自匈奴的破壞。姑師和樓蘭兩國，正當漢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趙破奴和王恢統兵數萬，征伐兩國，樓蘭王被擒，樓蘭成為漢朝的藩屬；姑師也兵敗國破，於徵和四年（前89）完全被漢朝征服。從此，通西域的道路暢通無阻。
為了驅逐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奪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產，尤其是大宛產的汗血馬（這種馬速度奇快，奔跑時肩胛處流出紅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馬），當時的方士對武帝灌輸求神成仙的思想，說大宛馬是“天馬”、“神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馬種的用意，所以漢武帝要不惜一切代價，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進攻大宛，大宛堅決抵抗，經過四年的苦戰，漢朝前後發兵十餘萬，於太初四年（前101）圍困了大宛都城，最後，大宛貴族殺死國王投降，獻良馬數十匹，中等以下的馬3000匹，漢軍才罷兵回師。
漢軍相繼擊破樓蘭、姑師和大宛，引起西域極大的震動。尤其征服大宛後，漢朝影響愈益擴大，蔥嶺以東的西域諸國，相繼派人來漢朝朝貢，或以子弟為質子留居漢朝。漢武帝還先後以宗室女細君和解憂嫁給烏孫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親關係。為了使者往還方便，漢廷在敦煌至鹽澤（今羅布泊）之間，沿途設置驛站，修築烽燧亭障，還在輪台（今新疆輪台東）、渠犁（今新疆庫爾勒一帶）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達60餘萬人。漢朝又在那裡置使者校尉，以處置漢在西域諸事。
漢武帝時期“通西域”開闢絲綢之路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張騫通西域後，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包括冶鐵、鑿井術等，相繼在西域得到推廣；精美的手工業品，如絲綢和漆器，也傳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許多物產，如蠶豆、黃瓜、大蒜、胡蘿蔔、葡萄等植物及駱駝、驢、汗血馬等動物，也在此時或以後輸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與西域各族人民聯繫的不斷加強，對統一的多民族的西漢王朝的形成與發展，更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邊事上：大力開發
漢武帝時期，漢王朝向南方、東南、西南和東北地區開邊拓疆，大力開發，成果極其巨大。
武帝時代地圖
經略三越我國南方及東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區，在秦朝時已被統一併設立了郡縣。秦末農民起義爆發時，當地官吏和貴族分別建立了政權。漢初以來，共有三個政權，即東甌（治所在今浙江溫州）、閩越（治所在今福建閩侯縣）和南越，合稱“三越”。南越由趙佗所建，此前已述，而東甌和閩越在秦末稱東越，佔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區。
建元六年（前135），閩越王郢出兵進攻南越，南越王向漢廷求救。漢武帝派王恢和韓安國率兵分兩路伐閩越。閩越王郢的弟弟餘善懾於漢軍的強大，與宗族合謀共殺閩越王，投降漢軍。武帝就立前閩越王無諸的孫子醜為越繇王，又封餘善為東越王，共同統治其地，而實際權力卻掌握在餘善手裡。
元鼎六年（前111）秋，餘善又發兵抗拒漢朝，同時，他又刻“武帝”印璽，自立稱帝。因此，漢武帝於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東越。越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投降漢軍。武帝遂廢除閩越政權，並將當地居民遷徙於江、淮之間。
南越在趙佗第四代孫嬰齊為王的時候，有明顯的親漢舉措，引起了以丞相呂嘉為代表的割據勢力的不滿。嬰齊死後，子趙興繼立，南越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呂嘉發動叛亂，殺死親漢的王太后摎氏和趙興，又殺漢朝的使臣，立建德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率兵10萬，水陸並進。漢軍經過一年多的征戰，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廣東廣州）。呂嘉和建德及其部屬數百人逃入海中，後仍被捕獲。南越政權至此完全消滅，漢廷將其地分置為九郡。
漢武帝消滅了三越割據政權，恢復為直屬的郡縣，促使了我國東南地區民族之間的融合，有利於這些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而南越內屬之後，更有利於中國與南洋、印度之間海上交通及貿易的發展。
通“西南夷”漢代的西南地區，指現在的雲南、貴州及四川南部一帶，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總稱為“西南夷”。這些少數民族有的仍過著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經進入奴隸社會。
雲南的部落景觀，這裡曾經是漢朝“西南夷”住過的地方。
建元六年（前135），領兵進擊閩越的王恢，曾派番陽（今江西波陽東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醬，聽說枸醬是巴蜀商人販賣到夜郎，然後經牂牁（ｚāｎｇｋē）江（今北盤江上游）轉運到南越的。於是，唐蒙上書漢武帝，建議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為中郎將，令他率領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佔有今貴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帶，並且包括四川南部、雲南東北及廣西北部地區。夜郎國王姓竹名多同，自立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聞知漢朝的遼闊、強盛，才曉得自己見識淺薄，孤陋寡聞，於是表示願意歸附漢朝。從此有了成語“夜郎自大”。漢武帝在這一地區置犍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賓市）。
元鼎六年（前111），漢廷攻破南越後，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於西南的開發工作。漢武帝頒給滇國王的“滇王之印”
原來，戰國後期楚將莊到達滇池（在今雲南昆明），征服其地。秦末與中原隔絕，建立滇國。元封二年（前109），武帝發兵深入西南，滇國降服，從此西南地區的大部分都歸入中國的版圖。
護領北疆西漢時期，在我國的東北地區，生活著許多民族，除漢族外，還有挹婁、烏桓、鮮卑、夫餘和高句麗等。漢初，燕人衛滿建立的政權與漢朝約為藩屬。元封三年（前108），漢武帝在衛氏政權的基礎上設置四郡。
漢武帝對邊疆地區的大力開發，在歷史上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擴大了中國的疆域。自此以後，歷代的疆域雖有局部的變化，但大體上是漢武帝時期對外擴張之後的範圍，因而奠定了現代中國版圖的基礎；
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建設祖國的力量。隨著疆域的擴大，漢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華大家庭，共同創造祖國的經濟與文化，推動了祖國曆史的發展；
開發了國內外的交通。經過武帝的對外擴張，開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帶的交通以及中國與中亞、南洋、歐洲、日本等地的陸路和海路交通，豐富了中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國內外人民的活動範圍，使各國及各族人民之間的往來日益密切，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經濟交流，推動了中國、亞洲以至歐洲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毋庸諱言，漢武帝時期各民族關係的發展，是伴隨著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同時存在的，這是時代的侷限，不必苛責古人。
決策上：存在失誤
漢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無古人、雄視百代的生命之旅，鑄造了中國歷史上震古爍今的偉業。但是，武帝的大功與大過並存，宋代大史學家司馬光評價他說：“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那麼，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為什麼能“免亡秦之禍”呢？
漢武“亡秦之失”漢武帝的專制獨裁和暴行，與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並用”，皇權與神權並用；面對社會現實，他又能改變統治政策。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的根本原因。其“亡秦之失”主要有：
征伐過度。漢武帝在位５4年，戰爭持續了４3年，武功極盛。其用兵少則數萬，多則30萬人，軍費動輒數10億，軍功賞賜黃金一次達數10萬斤；連年勞民興役，如築朔方城沿邊屯田，“衣食皆仰給於縣官”。他即位之初，本來“人給家足”，府藏皆滿，但連續征戰之後，變成“海內虛耗”。
窮奢極欲。漢武的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同樣給民眾帶來嚴重的災難。漢武帝徵發大量農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專為皇家遊獵的上林苑，把終南山和原來皇家林苑之間的全部土地都划進去。上林苑建成後，周長４00餘里，周圍有圍牆環繞，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蔥蘢，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離宮錯落有致。苑中有２1觀、１0池，名果異卉種類繁多，南方的龍眼、檳榔、橄欖等等，也都移植於苑中。
信惑神怪。漢武帝以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過歷代帝王，“天命”行將開始新一輪週期。於是，他要封禪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從元封元年至徵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舉行了六次封禪泰山活動。每次封禪，開支都十分巨大，花費的錢財難以計算。
人間至高無上的權力已經不能使武帝滿足，他期冀自己的壽命無限延長。為此曾多次受方士的欺騙，元鼎五年（前112）方士欒大來到長安說自己找到了長生不老藥。漢武帝信以為真，陸續封他為五利將軍、天土將軍、地土將軍、大通將軍、樂通侯，賜黃金萬斤，還把自己的女兒長公主嫁給他，最後還專門刻一方玉印，以對待賓客的禮儀封他為天道將軍。元封元年（前110），騙局敗露，漢武帝腰斬了欒大。但他仍不斷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夠成功。
戾太子之獄戾太子是劉據死後的諡號，劉據是衛子夫給漢武帝生下的長子，又稱衛太子。年近而立的漢武帝因得子興奮異常，元朔元年（前128）三月，衛子夫被立為皇后，元狩元年（前122），劉據被立為太子。
茂陵附近的衛青將軍墓地
然而，劉據的太子地位並不穩固。元封五年（前106），大將軍衛青病逝，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後援；隨著衛子夫年老色衰，漢武帝已經移情別戀。衛子夫皇后的名位雖在，但想見武帝一面已經十分困難。疏遠便生隙、生疑、生仇。太子與武帝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一致：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武帝堅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則主張用懷柔之策緩和彼此關係，等等。其結果就是，由於長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的溝通，父子間的疑心越來越大：武帝懷疑太子可能搶班奪權，太子懷疑武帝聽信讒言會取消自己皇位繼承人的資格。這樣一來，終究讓佞臣江充通過製造“巫蠱事件”，使武帝和太子發生了父子相殘的悲劇。
所謂“巫蠱”術，是將桐木刻制的偶人作為自己仇人的象徵埋入地下，意在為其下葬，然後唸咒表達自己的願望，並以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術成功。“巫蠱”術在西漢很盛行，武帝早年曾因“巫蠱案”廢了陳皇后，沒想到在他的晚年同一慘劇再次發生。
武帝晚年居甘泉宮（今陝西淳化西北），生病，精神恍惚不定，總覺得有人在暗中作怪。江充將武帝生病的原因歸咎為巫蠱，武帝深信不疑，指令江充追查。江充便借巫蠱陷害太子。徵和二年（前91）七月，陷入絕地的太子將江充逮捕並斬首。武帝聞訊，趕回建章宮，詔命丞相劉屈氂發兵攻擊太子，太子兵敗，逃出長安。漢武帝認定太子為不肖子孫，嚴令各地緝拿。
徵和三年（前90），經過調查，認定為冤案。武帝也明白太子的行動是被逼上絕路。武帝為自己的衝動內疚，命作思子宮，在太子殉難的湖縣築歸來望思之台。此刻，由血緣聯繫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在武帝身上覆蘇了。
戾太子之獄的悲劇表面上看是由許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實際上源於對“獨佔”、“排他”和“終身世襲”的皇權的爭奪，是權勢欲對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從夏、商、週三代開始，延至大一統的秦漢皇朝，國君終身制、君位世襲制就成了社會認可的制度。君權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絕對集權，也成為不容懷疑的理念。由此，覬覦和篡奪君位的事件層出不窮，即或是在骨肉至親之間，為爭奪皇位也釀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慘劇。父殺子、子弒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絕於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爭奪皇位而釀成的慘劇。
輪台悔過戾太子一案對漢武帝刺激極大，促使他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從而使治國之策開始由“多欲”向“無為”迴歸。
徵和四年（前89），武帝最後一次去泰山封禪，當走到鉅定縣（今山東廣饒縣）看到農民在辛勤的勞作時，武帝就親自拿來耒耜，到田裡參加勞動，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不久，大鴻臚田千秋請求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武帝也十分同意。武帝終於醒悟，任命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回到長安後，主管糧食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請求武帝派人到輪台修築堡壘，駐紮軍隊。武帝於是下詔書深切陳述過去的後悔事，說：“前些日子專職衙門上奏，想把百姓的賦稅每人再加30錢，用來資助邊防費用，這是進一步加深老弱孤獨的困境。……現在又要求派兵到遙遠的輪台屯田墾荒，這不是擾亂天下，使百姓陷於愁苦嗎？朕不忍心聽這樣的話！目前的要務在於禁止苛刻殘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賦稅，專力以農為本，鼓勵養馬，恢復馬復令（以養馬免除賦役）。只要國家不缺乏費用，軍隊能維持邊防就行了。”
這道詔書起於輪台屯田之事，所以歷史上稱它為“輪台詔”，稱武帝此次下罪己之詔為“輪台悔過”。
“輪台悔過”說明漢武帝畢竟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在自己統治的最後時期，能檢討自己過去的種種失誤；也標誌著漢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轉折，此後他採取了與民休息、恩富養民的政策。經過兩年的努力，社會又趨於安定了，從而開啟了後來的“昭宣中興”的西漢盛世。
漢武帝的茂陵
垂暮之年，武帝除了對自己一生的功過進行反思外，考慮最多的就是皇位繼承人了。後元元年（前88）七月，武帝在決定立劉弗陵為太子後，下令將其生母、年僅20歲的鉤弋夫人趙婕妤賜死。武帝賜死鉤弋夫人之舉讓朝野臣民驚得目瞪口呆。面對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惑，武帝解釋說：“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茂陵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銅馬
後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第二年，即後元二年（前87）二月，70歲高齡的漢武帝病臥五柞宮，自知不久於人世，於是正式下詔立劉弗陵為皇太子，同時拜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dī）為車騎將軍，還宣佈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與丞相田千秋同為託孤之臣，幫助霍光輔佐劉弗陵。只隔一天，武帝即崩逝，葬於茂陵（今陝西興平縣東北）。太子劉弗陵即位，他就是漢昭帝。
劉徹個人小檔案
姓名：劉徹，字通，曾用名：劉彘出生：景帝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屬相：雞卒年：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
享年：70歲諡號：孝武皇帝
廟號：世宗陵寢：茂陵
父親：劉啟母親：王娡，後封為皇后
初婚：16歲配偶：8人，皇后2人：陳阿嬌、衛子夫
子女：6子，5女繼位人：劉弗陵（昭帝）
最得意：漠北之戰大捷最失意：求仙落空
最不幸：嫁女於欒大最痛心：巫蠱之禍
最擅長：開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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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莊春波：《漢武帝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2）商煒：《雄才大略漢武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惠煥章、賈鵬：《劉徹百謎》，陝西旅遊出版社，2004年
（4）柏楊：《汗血馬戰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