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陌生的世界

我乘坐的輪船在十六鋪碼頭靠岸後，我的行李少，擠在人群前頭上了岸。沿江馬路有許多叫賣小攤，路旁牆上貼滿大小客棧歡迎住宿的條子。我朝著熱鬧的方向邊走邊看，終於在八仙橋找到一家便宜客棧。

賬房先生對我仔細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預收十天房租，結賬時多退少補。我明白他是擔心我沒有行李抵押，會溜走。我想，這樣也好，我把錢存在他那裡，不會遺失。倒也省心。

房間小得像鴿子籠，裡面除了小木床、小條桌外，沒有別的東西。就是這樣，人還要側著身子才能進出。放好東西，我立即給《大眾文藝》編輯部寫了一封信。三四天後，他們就給了我回音，裡面還有一張開會通知。

我如約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學校二樓教室。裡面早已坐了十幾個年輕人。我正想上前打招呼，突然樓下傳來大吼聲：

“我們被警察包圍了……”

屋裡的人都迅速往外擠。一個青年對我說：“湯湫淋（這是我發表漫畫的筆名），趕快改個名字，就說你是來考學校的。”

他快步閃開時，我斷定他是大眾文藝社的人，心裡似乎有了點依靠。

樓下操場上停著幾輛囚車，警察氣勢洶洶地把我們往上推。囚車被反鎖後拐彎轉道好久才停下。我們都被關進南市警察局拘留室。登記時我把“康德”作為自己的姓名。

過了半個多月，才有人把我叫出去問話。我本來就沒有事，也不認識人，所以無論什麼問題，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沒有”、“不認識”、“不是”之類，簡單明瞭。問話的人只好自找台階下，嚷著：

“老實點，回去好好想想……”

又過了半個多月，我被帶進一間稍大的拘留室。我不知道是兇是吉，心裡很氣悶，低著頭在牆角坐下。屋裡是些什麼人，我根本不看。過了一會兒，有人也靠我坐下，還用手臂擠了我一下。我抬頭望了他一眼，發現是通知我改名字的那個青年，馬上微露笑意。

原來，他就是《大眾文藝》的美術編輯沈葉沉。我的《布爾喬亞》漫畫就是他作主發表的。我的求援信也是他回的。他又將同室的難友許幸之介紹給我。許幸之是日本留學生，在上海大學教美術。

我能在拘留室結識兩個朋友，心情立刻開朗。那裡不是細談的地方，三個人很快就分開坐了。他們被叫出去談了幾次以後，具保釋放。我因為剛到上海，人地生疏，找不到鋪保，多關了一個多月。

白色恐怖在我的心裡留下了深深的記憶和仇恨。

畫筆當武器D有個穿長褂的陌生人帶著我走出警察局大門，我們後面還有兩個持槍的警察尾隨。乘車、走路、穿大街、過小巷，最後才到曹家渡一家南貨店。老闆在保單上蓋了章，警察拿著它走了。我還沒有來得及向老闆表示感謝，就聽見樓梯上的急促腳步聲，還高喊“湯澤民”。

我轉頭大驚：“賴羽朋！”

我抱著他傷心地哭了，他當然也淚流滿面。賴羽朋離開“集美”學校後就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學讀書。一次大學生集會上，他聽到《布爾喬亞》漫畫的作者剛到上海就被無辜拘捕的消息。到處託人探聽，才曉得“康德”就是我，於是求房東把我保出來。

以後，我就擠住在他的小屋裡。南貨店老闆成了我們的好朋友。我還為他畫過一幅素描人像，表示感激。

一間小房放了兩張木板床。屋裡堆滿了各種書：文學、社會科學、雜誌、講義……精神食糧十分豐富，我如飢似渴地閱讀。“讀書樂，樂讀書”，有書在手，足矣。

賴羽朋訂了一份《上海報》，上面常登漫畫。賴羽朋又動員我去投稿。我畫了一幅《望風而遁》，諷刺見人民大眾狼狽逃竄的邪惡醜態。沒過多久，賴羽朋拿著新出版的《上海報》，上面果然刊登了那幅漫畫。一股暖流湧上心頭，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賴羽朋有許多青年朋友，常來斗室相聚。有時天南地北閒談，有時交換讀書心得，有時專題辯論……我總是專注地聽著，從中吸取精髓。偶爾我還用剛到手的稿費，去附近買回生煎饅頭，請大家美餐一頓。

有一段時間，我的生活來源全靠漫畫稿費收入。那樣，當然只能節衣縮食，半溫半飽。後來，白色恐怖日漸加劇，《大眾文藝》被無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貴的精神食糧，也失去了賴以活命的收入來源。

 畫報社被封

賴羽朋見我悶悶不樂，介紹我到楊樹浦工廠區辦的《畫報》編輯部工作。沒有工薪，只供三頓飯。這份工作只能埋頭苦幹，不能對人談起。我當然守口如瓶。

所謂編輯部，其實是在一間向北的小亭子間裡，除了畫具外，只有一張小木板床。負責人葉堅比我大幾歲，獨挑全部重擔。我去了以後，他才減輕了負擔。

《畫報》每月出版一期或兩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張小報那麼大。每期要登四五幅漫畫。漫畫由我完成，所宣傳的是武裝奪取政權。評論、報道、通訊……文字編排全由葉堅掌管。

最初幾天，我仍住在賴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後來，我和葉堅都感到往返費時太多，也不安全。葉堅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讓給我。就是颳風下雨，他也外出“打游擊”。

葉堅是個好心腸的兄長，常常帶些乾點讓我早晚填肚子，還介紹我加入CY，是我的單線聯繫人。

好景不長，我們設在工廠的印刷《畫報》的暗室被密探發現。工部局派警察貼上了封條。《畫報》停止出版。我失去了工作機會。葉堅立即為我在提籃橋的一條弄堂裡找到可棲身的小亭子間，要我馬上搬去住。他通知我，CY聯繫人叫李東平。解放後，我才發現當年的李東平是《漁光曲》導演蔡楚生的夫人，真名陳曼雲。後來，聯繫人又換成“老夫子”。其實他很年輕，真名叫什麼，我至今不知道。

看話劇背電影

湊巧我與沈葉沉住在同一條弄堂。他已改名沈西苓，在泰東書局負責櫥窗裝飾。沈曾留學日本攻讀圖案專業，似乎學以致用，我卻感到大材小用。因為他在日本時還到有名的築地小劇場實習過。他早把自己列入電影編導行列，只是等候機會上戲。

沈西苓總是拉著我同去大道劇社看蘇始排話劇。蘇怡是大道劇社劇務部長兼導演，湖南省麻陽縣人，比我整整大十歲。見我好學，便對我侃侃而談。聽他談話時我非常專注，有時還寫上幾筆。他待我親如兄長。

蘇怡在排練時，極富靈感，即興冒出的火花讓人歎服。有時，反應慢一點的演員不能馬上領悟，他會耐心闡明含義。所有的人都親切地稱他“蘇伯”。

我們相識在排練棚，相助在危難中。我們的友誼稱得上肝膽相照。他多次向我伸出熱情的雙手，我之所以能迅速走進影人隊伍，很大原因是他和沈西苓的鼎力襄助。

除了看排練話劇，沈西苓又約我同進電影院。那時，上海已有好幾處外國資本家操辦的電影院，票價都很貴，我們沒有經濟能力進去看。提籃橋的虹口大戲院，建立於本世紀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剝削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建造起來的，偷工減料，設備簡陋，票價比別的電影院低。當時規定，買一張門票可以不出電影院連看幾場。我和沈西苓總是帶著乾糧進去，從第一場看到最後一場。長達十幾小時反覆看一部影片，對於我們人門極有幫助。

我們總是把一部影片的鏡頭結構、轉場方法、場景設計、對話內容、字幕處理、音樂起止、人物刻畫……背得滾瓜爛熟，然後交換心得。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不斷地看電影、背電影，我對電影有了初步瞭解。

普羅美術

許幸之和沈西苓計劃成立時代美術社，他們邀我當發起人之一。這樣，我有了更多的機會了解不同的美術觀點，瞭解世界美術流派。增加理論知識，進而用以指導實踐，有助於創作富有時代氣息的好作品。

時代美術社社員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咖啡館碰過好幾次頭。大家都贊成許幸之和沈西苓提倡的“普羅美術”（即普羅列塔利亞美術——無產階級美術），強調美術作品要表現勞動者，美術家要為勞動大眾服務。

時代美術社成立後，還舉辦了一次蘇聯美術圖片展覽。開幕那天，到了許多青年學生和美術界的朋友。他們都是業餘美術愛好者。大家邊看圖片邊交談。有時兩個人的問答變成了十來個人的集體討論。學術空氣很濃。

魯迅先生看了展覽後，對我們的活動充分肯定，高度評價。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希望從中汲取精神養料。許幸之趁勢又開辦了“小小美術講座”。報名聽課的人很多。我要求系統聽講，許幸之高興地說：

“來吧，我免收你的學費。”

我上課時特別專心，課後認真完成作業，自覺進步極快。記得我的一幅木炭人體畫，許幸之特別賞識。他是受過高等美術教育的，他對我的器重，使我追求藝術的信心倍增。

 我辦廣告社

我的CY聯繫人“老夫子”經常拿些宣傳提綱要我定時繪成圖畫。我對他說：

“你幫助我開家廣告公司，對外承接業務，對內畫自己的東西。”

“老夫子”是位思想活躍的人物，當然支持。可是，錢從哪裡來？

想來想去，我只好去向大道劇社老闆開口。聽完我辦廣告公司的想法，他滿口答應借錢給我。我把錢如數交在“老夫子”手裡。他在老靶子路上租到一間兩樓面街的屋子，又在樓下掛塊牌子。廣告公司算開張了。

我一個人忙不過來，想到葉堅離開時帶我去過司徒慧敏家。他曾親口對我說有事可以找他商量。徵得“老夫子”同意，不但司徒慧敏請到了，而且能寫會畫的朱光也來了。朱光的毛筆字非常漂亮。

我們的業務開展得順利。附近的藥店、商場、百貨鋪、書屋，都找我們佈置。甚至工人讀物，也要我們幫助設計封面、畫插圖。柯靈（當時叫高季琳）就有本書是我設計完成的。

司徒慧敏的母親很喜歡我，常叫司徒帶我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把老人當自己母親敬重。我和司徒成了極親密的朋友。我工作忙，沒有時間去他家吃飯，司徒的妻子鄧雪瓊總是燒了好小菜，親自送到廣告公司樓上。

 田漢惜用寫字檯

有個陰沉沉的傍晚，蘇怡匆匆趕到我們樓上。進門就說：

“你把台子收拾一下，田老大今晚要在這裡寫東西。”

一會兒，田漢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見到他。他沒有多說話，只是和我緊緊握手，表示信得過自己人。田漢把挾來的一個厚紙包打開，裡面是一塊鋼板、一盒蠟紙、一支鐵筆。他整整一個晚上沒有停過刻寫。我也沒有睡覺。

第二天清晨，他收拾好東西準備離開。我取出幾塊乾點，衝了一杯糖水請他填肚。他風趣地說：“肚皮正在唱空城計。”一口氣喝完了糖水，乾點拿在手裡邊走邊吃。時間對他，太寶貴了。

幾天後，蘇怡才對我說：

“那晚田漢刻的是《鐘聲》劇本。邊印邊分發給大家，晚上就在一所大學裡演出。”

田漢比我年長12歲，當時已是知名文人。他創作的刻苦，使我受到極大教益。相比之下，一表人才的朱光，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不那麼“閃光”。

朱光惜錢不還

朱光只比我大四五歲，一表人才，有學問，有主見，待人接物瀟灑老練，我十分崇敬他。只是他有個習慣，我很不喜歡。朱光經常開口向我借錢，光借不還，而且再借時從不提前欠。我性格的一個特點是能容忍。他不提，我也視作他從未借過錢，甚至從不在司徒慧敏和“老夫子”面前提起。

他每次開口，我都如數給他。日子久了，我也算不清他到底借了多少錢。

不知是哪一天，朱光招呼也不打，就不來工作了。以後，朱光在我記憶中除了“借錢不還”以外，別的印象都淡薄了。

轉眼，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朱光在什麼地方，我一無所知。1960年夏，那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家樓下駛來一輛漂亮的小轎車。下來的正是朱光。他走進我家，灑脫不減當年，而且更有風度。原來，他不辭而別去了蘇區，又輾轉到延安。解放後任廣州市市長、廣東省副省長等要職。因公來上海，特地安排幾個鐘頭時間見見青年時的摯友。他親自用車來接我和我妻子。趙丹夫婦和鄭君裡夫婦是自己去的。

席間，朱光舉杯嚴肅地說：

“從前，我向曉丹借過許多錢，現在記不清，也還不清了。就用這杯酒聊表我還債的心意。”說罷，他一飲而盡。

他的話簡單，分量重。這時，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