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裡逃生進影壇

1932年1月28日深夜，我剛入睡，忽然被強烈的槍炮聲震醒。靠馬路的窗玻璃嘩嘩響，彷彿樓房都在晃動。

我一骨碌翻身下床，赤腳奔向窗口，只見不遠處炮彈橫飛，濃煙滾滾。我的住房正處在攻擊目標之內……

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一·二八”事變。

我慌忙穿好衣服，悄悄下樓，小心翼翼地沿著屋簷往四川路橋方向移動。平生第一次冒著敵人的炮火死裡逃生。

四川路橋是日軍重火力封鎖線，也是我求生的必經之地。生與死的搏鬥，就展現在過橋路上。膽戰心驚到了橋頭，我才停下腳步，鎮靜片刻，然後鼓足勇氣飛奔過橋。速度之快，我自己也驚異。一直跑到公共租界，我才喘著大氣慢慢平靜下來。

我朝法租界內的天一影片公司走去。我的好兄長蘇怡在那裡任編導，沈西苓是那裡的佈景師。我相信他們會救助我。

蘇怡一面大罵日本帝國主義，一面把我帶到他的宿舍。沈西苓把錢送到我手裡，關照我到附近小店包伙。宿、食兩大問題，當場得到解決。

我感到閒蕩不是辦法，便對沈西苓說：

“我去攝影棚幫你畫布景天片，不要邵老闆一分錢，你可以騰出手做別的。”

沈西苓當然歡迎。過了兩三天，他才告訴我：“邵醉翁答應讓試試。”

蘇怡反應快，跺著腳大吼：

“邵醉翁怕你畫不好，你就露點本事讓他開開眼界！”

從此，我涉足電影圈。

佈景挑選了我

攝影棚裡的生活，既新鮮，又艱苦。沈西苓正著手編寫《女性的吶喊》電影劇本，計劃由“天一”拍攝。為了脫身，他再次向邵醉翁正式推薦我頂替他的佈景設計職務。邵醉翁一口答應，並定下月薪40元。

說心裡話，幾個月來，我在攝影棚裡辛辛苦苦工作，雖然是幫沈西苓的忙，得益的卻是邵老闆。像我這樣不取他分文的勞動力，當時上海灘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個。

裘藝香導演新片《小女伶》，就是我擔任佈景設計。我主動與攝影師吳蔚雲配合，避免臨時返工。攝製組對我的創作成績非常滿意。邵醉翁主動將我的月薪增加到每月60元。

這段時間，我精力充沛。拍戲之餘，還畫漫畫繼續投稿。有個叫陸小洛的記者，他到“天一”找沈西苓寫稿。沈西苓忙於籌備《女性的吶喊》，擠不出時間落筆。在他的推薦下，陸小洛盯著我要稿。我便寫了《導演狂想曲》，敘述一位自命紳士的電影導演，拼命追求一位有進步思想的女演員，結果話不投機碰了壁。寫稿的同時，我還畫了插圖。

陸小洛收到稿件，十分欣賞。他對我說：

“我們的《電影藝術》本來只登有關電影的消息和評論。而你寫的《導演狂想曲》不僅文藝性強，而且還是一篇很有價值的生活小說，我們決定連文字帶插圖全部刊登。”

《電影藝術》創刊後，很受讀者喜愛。司徒慧敏、沈西苓、夏衍、鄭伯奇（小說家、劇作家，主編《世界畫報》、《電影畫報》、《新小說》等刊物）等都在《電影藝術》上發表過文章。可惜，《電影藝術》只出了4期就被無理查禁。

《白金龍》的機遇

“天一”決定與粵劇泰斗薛覺仙合作攝製時裝戲曲片《白金龍》。我仍然是佈景設計。邵醉翁自任導演。正式開拍那天，導演生病，由我代執行導演任務。

面對突然的決定，我有些膽怯，但只能壯著膽子上。好在《白金龍》原是享譽港粵的舞台劇。全組演職員對戲都已吃得很透。我只要在取景、鏡頭分切、場面調度、人物刻畫方面多下功夫就行了。開拍以後，我主動與各部門協調關係，特別尊重男主角薛覺仙和女主角唐雪卿。他們夫婦也很尊重我。創作默契愉快。

我導演兼佈景，工作量很大。每天拍完戲，人家離開了攝影棚，我還得留下來完成第二天的佈景準備。這樣夜以繼日，一直忙到停機。邵醉翁從未到過現場，他胸有成竹地讓我挑起後期製作重任。

《白金龍》給了我做導演的機遇，也讓邵老闆發了大財。兩年不到，我共導演了《白金龍》、《飛絮》（編導）、《飄零》、《一個女明星的遭遇》等4部影片。輿論和觀眾都給予好評。但對我來說，最迫切的任務是全面加強藝術修養。

能者均為我師

我們三個青年在距“天一”不遠的陶樂安路（現在叫嘉善路）上租了一間比較大的房子合住。三個人中我有固定收入，負擔一半房租。我對在音專學習的曾浪舟（後改名曾雨音，解放後任福建師範大學藝術系主任）說：

“我出錢，你去琴行租架鋼琴回來，把去學校練琴的來回時間省下來教我學音樂。”

他高興極了，由淺入深，從五線譜起，系統地教我音樂知識，教我彈琴，還帶我去聽音樂會演奏，聽音樂課……讓我讀他的講義，還為我講解。我能看總譜，得益於曾浪舟。

還有位叫曾恭的，是世界語學會的會員，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碰巧我幼年時在印尼上過教會學校，有點英語基礎，因此，平常，我們生活用語有意用英語交談。溫故知新，我的英語水平有了恢復、提高。這為我日後去香港，創造了有利條件。

大道劇社被迫解散，化妝師鄭雄提出與我們住在一起，我們當然樂意。

鄭雄主動向我講授化妝知識：從人物的造型設計到體現手段，從舞台到銀幕的化妝差異，從中國到外國，從古到今……人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我認為四人相處，三人都是我的老師。

我們的業餘生活十分豐富。即使閒聊，也充滿知識和情趣。日積月累，我的知識面越來越廣。導演這個職業選擇了我，我也樂意從事這一職業。

使我頭疼的是，我不適應上海冬天的寒冷，每年冬至，傷風感冒不斷，因此特別希望能有機會去氣候暖和些的南國。正在這時，靠發行《白金龍》致富的片商邵仁枚積極在香港積資拍片。他再三動員我與他合作。

邵仁枚是邵醉翁的三弟。他們兄弟四人（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20年代中期就開始創辦影片公司，有事業心，有經驗，我便接受了去香港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