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有責

日本軍國主義在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香港人民心中的復仇怒火熊熊燃燒。

我是“華南電影賑災會”發起人之一。這個自動組織的民眾團體，展開了宣傳、義賣、義演；還由在港的電影公司老闆們出資、影人們義務勞動拍攝《最後關頭》紀錄片。這些都展現了香港影人的巨大抗日熱情。

《最後關頭》由蘇怡、高梨痕總負責。蘇怡比我年長10歲，高梨痕又比蘇怡年長10歲。蘇怡是我的兄長，高梨痕則可以說是我的前輩。高梨痕20年代就投身電影業，是集演、導、編於一身的全才人物。他們兩人，在香港都有威信。他們分配給我的任務是帶著攝影小分隊拍攝學生甘灑熱血為祖國的鏡頭。後來我看完成片，發現我們拍的鏡頭使用率很高。因為青年學生們的愛國熱情高漲，十分動人，我們在拍攝時都激動得熱淚盈眶。當然，工人、農民、商界、市民等的愛國行動也很感人。

《最後關頭》是紀實性黑白片，描寫一群大學生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到各階層民眾中宣傳團結抗日的故事。我拍攝的學生素材，實際是一條主線素材，所以我們拍得多，蘇怡等在彙總編輯時用得也多。

記得80年代，香港電影界的老合作伙伴官文清和吳楚帆相繼來上海，他們約我去下榻的上海大廈敘舊時，還記憶猶新，談起我們都滿腔怒火投身攝製《最後關頭》的情景。大家都說“無愧於那個動盪的災難年代”。

回首往事，能自我感覺無愧，實屬不易。

見機行事

我要求作風正派、有藝德、有才氣的編劇蔣愛民根據我的設想寫出《上海火線後》電影劇本。這將是一部投資大，費時長的影片。我只有等機會向老闆提出。說也正巧，上海魏紫波女士率梅花歌舞團去南洋演出歸來，途經香港時，與大觀公司簽約將她們全部歌舞節目拍成“國語”和“粵語”兩個版的影片。簽約雙方都要求湯曉丹導演。

這正是一個好機會。我對大觀老闆說：

“如果能投資拍攝《上海火線後》這樣一部抗日題材影片，我會愉快地拍攝歌舞片。”

於是，我很快就得到允諾。

那時拍攝兩個版，只有拍兩次。因為還沒有發明配音譯製工藝。我決定粵語版女主角由陳雲裳擔任。她的歌舞是很有藝術魅力的。國語版的演員則為原梅花歌舞團的成員。兩個版分兩次拍攝，都取名《舞台風光》。魏女士本人纖弱，感情極豐富。她看完成片，讚不絕口。老闆也很高興。他們預測那部影片在海外收入一定可觀。

歌舞團的成員們在與攝製組話別的酒會上，個個哭得像淚人兒，惹人憐愛。魏女士一邊擦眼淚，一邊小聲對我說：

“可惜呵！我們經費困難，回上海就要解散了！”

我也鼻根發酸。建一個團不容易。值得安慰的是，《舞台風光》為她們留下了人生征途上的可貴足跡。

 抗日題材人人喜

《上海火線後》的拍攝，十分艱苦，是我進入攝影棚碰到困難最多的一部。雖然我早有思想準備，開鏡後才發現許多困難還是事先無法估計到的。儘管如此，大觀公司老闆還是烙守君子協定，沒有絲毫責怨或催促。

攝製組進度受阻的最大原因是煙火與人物動作配合困難，要試許多次才能提心吊膽開機。當時香港政府規定任何單位、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持槍，更不允許實彈發火。我看過蘇聯片《夏伯陽》，對它的巨大震撼力印象很深，便自己開動腦筋進行各種試驗，根據需要搞煙火設備。我們都悟到了構思是新的，但要實現新的構思卻是難的。搞煙火試驗免不了要被煙火燒傷，但大家勁道仍然很足。因為，每個人都自覺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表達自己的抗日熱情。

《上海火線後》的男主角李清原是馬來西亞歸國華僑，在上海參加過《生死同心》影片攝製，與陽翰笙、應雲衛、袁牧之、陳波兒、吳印鹹等結下友誼。到香港後，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攝《血濺寶山城》，請他主演，他刻畫的銀幕形象樸實動人。他對藝術孜孜不倦地追求，真正做到不厭其煩地配合煙火部門。《上海火線後》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有新意，而這要歸功於李清。

女主角白燕，生得端莊大方。她的一生主演了300多部影片，屬中國女明星中藝術生命力最強者之一。記得1957年我國文化部頒發1949—1955年優秀影片獎時，白燕因主演《春》，獲個人一等獎，我們還握手互相祝賀。後來，我聽說她出版了自傳《錦繡青春》。我想，書中對我們合作的《上海火線後》會有記載。她演得情真意切，擁有了自己的觀眾。從那以後，她扶搖直上。300多部影片中不乏製作嚴肅的好影片。

《上海火線後》，老闆投資多了些，資金週轉的時間也慢了些。但是，由於精心製作，它不僅在港、澳等粵語流行的地方大受歡迎，而且在南洋、北美的華僑集中地上座率也很高。這時，電影公司老闆發現抗日題材同樣可獲高額利潤，而且名利雙收，所以又與我簽了新合同。

轟動效應

因為有了《上海火線後》的攝製經驗，《小廣東》的拍攝難度就小多了。該片描寫我國南方活躍著一支游擊隊，隊長是威震遠近的小廣東，他機智勇敢地與敵人展開鬥爭，取得了勝利的故事。

游擊戰爭，是抗日戰爭開始後我接觸到的一個新名詞。它包括許多深奧的內容。我通過閱讀書報、翻閱資料，瞭解世界範圍內的鬥爭情況，力圖使銀幕上的游擊隊長真實感人。

香港報紙稱讚《小廣東》反映了游擊戰爭的情況，對我的創作激情更加推崇。在大觀公司，我又導演了《民族的吼聲》。它描寫香港奸商與內地武裝司令勾結，偷運軍需原料賣給日寇獲暴利，最後被游擊隊截堵，受到懲罰的故事。它也表現了香港工人和勞苦大眾團結對敵的高漲熱情。

香港《華商》日報連續兩天刊登《民族的吼聲》廣告：

“……有彌天烽火，有慘痛流亡，有患難相助，有荒淫無恥，有貪汙走私的敗類，有慷慨起義的大眾。”

“發出全民族反侵略的吼聲！昭示青年救國的光明路向！”

一位可親可敬的觀眾在90年代初把這則珍藏的廣告送給我，勾起我溫馨的回憶。《民族的吼聲》當時得到眾多讚揚和高度評價。蔡楚生寫文章說：

“……在爭民主的浪潮正在繼續增長增高的今日，我們能看到像《民族的吼聲》這樣適應‘時事’需要的製作……真不知該如何表示興奮！”

“作者始終面對現實，勇敢地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而這些也就是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所想言，所想為的——這作品正喊出了廣大群眾的心聲！”

“導演的成就可以說是非常優異的收穫，他使一些說教的枯燥場面，演得那樣流利活潑，既不流於為娛樂而娛樂的鬧劇，又適當地傳達了作者所企圖反映的旨趣。無疑，這是一種使作品容易接近廣大群眾的方式，但假如操縱得不好，那是很危險的。在這戲裡導演對這方面的努力算是做到了恰到好處的境地。”

蔡楚生不僅對《民族的吼聲》有這樣高的評價，對我個人也極有好感。他曾多次對人說：“湯曉丹是最懂鏡頭藝術的導演。”當時，香港的電影，尤其粵語片，仍有恐怖片、神怪片、色情片……不斷投入生產。所以蔡楚生會高呼：“希望全華南的電影工作者來一個進步電影大競賽。”這裡，我特別懷念與我一起創作《民族的吼聲》的演員張瑛、馮峰、王鶯、陳天縱，監製人趙樹燊等。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在廈門讀書時就表現在行動上了。我付出了代價。如果說當年我是把自己的仇恨用標語貼在牆上、用漫畫發表在報上，那麼，這時我把它體現在銀幕上。抗日三部曲是它的延伸發展……

在回憶到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香港電影界的所作所為時，我感到特別興奮、自豪的是，我和我的合作者們共同完成的《上海火線後》、《小廣東》、《民族的吼聲》三部影片（我把這三部影片定為“抗日三部曲”），與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攝的《血濺寶山城》一起，都載入了電影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