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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我到上海第一個去看望的是唐生明，解放後，1960年我得到特赦，在北京第一個看望的又是唐生明，因他在去功德林戰犯改造所見到我時，便把他在北京東四前廠衚衕五號的住址告訴了我，所以我得到特赦便第一個去看他，他和徐來及幾個孩子看到我去都十分歡迎。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有定量，不夠吃，特別是我女兒從湖南來北京後，除了常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還補助我一些糧票，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所以使我至今不忘。

我得到特赦後，總認為原國民黨人，不管是起義的，還是被俘的，在和共產黨人之間的往來，不可能和過去一樣隨隨便便，彼此之間有一層無形的隔閡，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軍一些高級將領往來時的親密無間，使我感到意外。有天陳賡大將去看他，兩人談話那麼隨便，並不斷開玩笑。陳賡大將走後，我問他為什麼與陳這麼好？他說：“我們感情和兄弟一樣。”接著他告訴我，陳抗戰前去上海醫院，當時黨內經費較緊張，他曾在經濟上接濟過陳。我聽了立刻想到，我在上海工作時，上海特區區長吳nai憲是黃埔一期畢業，與陳賡同一中隊，軍統得知陳去了上海，吳帶領大批特務到處去尋找而無結果，想到此，我禁不住脫口而出：“我在上海常見到你，怎麼不知道你和陳賡有往來？”他聽了大笑：“我和陳有往來，如讓你們知道了，我就成了出賣朋友的小人，你們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訴我，要我打破顧慮，大膽和共產黨人交朋友，不要有自卑感。他說都是人嘛，人都要朋友的。不過與共產黨人交朋友和與國民黨人交朋友有一個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別注意，他說與國民黨人交朋友時，你可以當著他們的面罵國民黨，他們不但不生氣，有時還會附和你罵上幾句。而和共產黨交朋友，你如當著他們說共產黨不好時，他們包準會反駁你，毫不留情和你爭辯，我說這是共產黨人的黨性強，也沒有可罵的地方。他說共產黨是沒有可罵之處，而個別共產黨黨員卻不但有該罵的地方，還有極個別的該打屁股呢！

我和唐生明相交幾十年中，總是看到他笑容滿面，因他一生享盡人間福。中國人有一句祝賀人的話，是希望對方能“富”“貴”“壽”“考”。而真正能具備這四個字的，我所認為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說具備無遺！第一：“富”，他一生有錢花，父親是大地主，是東安有名的“唐半城”。第二：“貴”二十幾歲就當了國民黨第四集團軍第八軍副軍長。以後又當了長沙警備副司令（中將）和常桃警備司令（中將）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區專員兼二區保安司令。奉蔣命令投敵後，又在南京任偽政府中的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兼江蘇保安副司令。抗戰勝利後，又任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中將設計委員和蔣介石總統府的中將參軍，國民黨第一兵團副司令官。解放後因參加湖南起義有功，任過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屆委員，第六屆常務委員。第三：“壽”，他一生總講吃喝玩樂，從不忌嘴，什麼好吃的東西都吃個夠，菸酒沒有斷過，還能活到八十二歲高齡，不能不說是高壽了。第四：“考”，他的夫人是過去有名的電影演員中的標準美人徐來，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蘭芳學了幾句京戲，家庭之樂可想而知，徐為他生了兩男兩女，他另一位夫人也曾為他生了一個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夠得上稱考的了。

不過“文革”一開始，他也在劫難逃，使他吃過一段平生從沒有吃過的苦頭。首先是被全國政協的紅衛兵把左手腕扭成重傷，1966年11月8日與他夫人徐來，一同被“四人幫”逮捕，囚禁於秦城監獄。因抗戰前，徐來在上海藝術電影界方面的聲譽，遠遠超過江青，江青趁此機會用種種辦法去折磨她。因她認識戴笠，把她打成“軍統特務”，逼她交代混入新社會搞過些什麼特務活動？她過去的確沒有參加過軍統，最後還是被折騰死於獄中。唐生明於1974年才被釋放出來，孤身一人住在一間小房屋內。伙食是東吃一頓西吃一頓，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後，政府發還了被抄的財物，他又過上正常的生活了。

我和他幾十年交往中，只見他流過一次眼淚，那是“文革”開始後，全國政協的紅衛兵對我們這些人去領一次工資，便打罵一次，大家把領工資視為畏途，我便答應代他們去領，計有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董益三等人。有次我去領工資，照例是被痛罵一頓，我還主動打掃完廁所才把工資領到，會計室的同志從不刁難，說代誰領就讓我代誰領，我正一份份地簽字時，一位會計告訴我，從這月起原來扣發你們百分之三十的工資，以後不再扣發，過去扣發的是否補發還在請示中。我高高興興地把這些沒有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資送到杜聿明家，因唐生明、宋希濂、鄭庭笈都住在一個大四合院內，當我大聲把這一喜訊告訴他們時，都猜不出，那個時候誰還記得照顧我們。我和宋希濂正在研究時，唐生明從正北房走出來，只見他眼眶通紅，噙著滿腔熱淚走在我們當中，他邊揩眼淚邊用激動的口吻說：“這是周總理聽說政協扣發了我們的工資，親自打電話到政協，不准他們再扣，已扣去的還要補發。”我們這時都激動得熱淚盈眶，唐生明又補上一句：“周總理對我們太好了！”說完掉頭就走，我追過去，看到他還在揩眼淚。說實在的，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資，我們並不在乎，不扣而還補發，也只有那麼多，但在那種人人喊打我們的時刻，居然還有人出來為我們說話，這種感激心情，怎不使人流淚呢！

1980年後，他曾多次去香港，想經營商業，台灣方面來人告訴我，國民黨因他在“文革”期間受到折磨，企圖拉他走回頭路。我有次和他談話時，暗示他應當把“文革”吃的苦頭歸到“四人幫”身上，不能有所怨恨。他一聽就懂，便用很嚴肅的口吻對我說：“你們放心吧！我不會背叛黨的，不論他們（指國民黨）用什麼優越條件，也不問他們拿出多少錢來，我不會半點動搖，而能保持我的晚節”，我當時為他這幾句話感動異常。他又補充說：“我投汪精衛是蔣介石派去的，我投共產黨是國民黨逼我的，今天不但再沒有人逼我而且這麼信任我，我還能再去投國民黨？”面對這位投去投來的特殊傳奇人物，口直心快說出這番話來，是十分使人信服的。

1987年10月24日，82歲高齡的唐生明因病與世長辭了。

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十分隆重。參加告別儀式的有李鵬、萬里、習仲勳、王任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各單位負責人及生前好友共400多人。11月4日《人民日報》刊載出的新華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京舉行”，並發表“唐生明同志生平”，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北伐戰爭期間就贊同國共合作並與許多共產黨員結下了友誼。”“‘四·一二’後，在我們黨處於最困難的時刻，他一度以實際行動，表示對共產黨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中，他曾給予槍支、彈藥和軍需物資的支援，並保護和營救過起義部隊的一些傷員。”“陳賡同志到上海治療養傷時，曾給予資助。”“對唐生明同志這種患難中的情誼，我們黨一些老一輩革命家時為懷念和稱道。”……

總之，他過去自己不願說的許多事，黨和人民一件也沒有忘記，全部向全國人民公佈了出來，使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榮、神秘的傳奇色彩。唐公在天之靈，應當感到安慰和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