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柔情你不懂

1月1日星期六凌晨。

寒夜。上海的隆冬。

窗外，悽清的月色，亮在寂寞的夜空中。

窗內，無眠的我，孤獨在守歲的枯坐裡。

沒有任何的陪伴，只有我一個人，獨自送走舊年，迎來新年。在這安靜的沒有一絲生氣的黑夜裡，我想守住的僅僅是從我們身畔悄然流逝的歲月。

零點。一個最特殊的時刻。它既屬於前一夜，又屬於後一夜。它既不屬於前一夜，又不屬於後一夜。

尷尬如我。

陽光下的我，是別人眼中燦爛的輝煌。一個23歲就出名，27歲得全國大獎，29歲得國際大獎，32歲獲“世界十大影星”稱號的命運的寵兒。

月色中的我，是自己心裡空洞的失落。一個從小遭人白眼的右派的女兒，一個10歲父親就自殺的小姑娘，一個24歲結婚、32歲離婚的獨身女子。

這樣的命運，這樣的生活。

所有的人都以為，我兩的手裡，握著無限的幸福。只有我知道，那裡面一無所有，連最起碼該擁有的也沒有。還有什麼樣的誤會比這樣的錯覺更叫人黯然神傷？

我不能解釋，我無從開口。沒有一個人願意傾聽，沒有一個人願意相信。我只好轉開頭，把我的傾訴藏在我悲傷的微笑後。

我這個活在銀幕上的女人，已經在角色裡經歷了太多的人生。在我為我能比別人多活幾十倍而感到慶幸感到滿足時，我也為我比別人多幾十倍地觸摸著人生的無奈和傷痛而倍感淒涼。

因為，總是在別人的故事裡流著自己的眼淚，所以在自己的故事裡就只好三緘其口，欲說還休。

因為我已一無所有，所以我只好說我一無所求。

我不是堅強，我只是努力使自己頑強。

從十歲起，我就知道，我的頑強是我唯一的依靠。當我追著那個罵我是反動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滿臉唾沫的男孩，拽著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乾淨我的臉時，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明白，一個沒有父親的女孩，沒有資格哭泣。因為再也沒有一個胸懷可以為我擋風遮雨，再也沒有一雙大手可以為我擦乾淚滴。我只有自己打點自己。

曾經渴望能有一個男人的肩膀，讓我靠著憩息。我得到過。

曾經期盼能有一方自己的屋頂，讓我避過風雨。我擁有過。

可是，這世間總有那麼多的不被預料的安排，還有那麼多的瑣碎的錯誤，命運，終於又將我們隔開。

太多的事情已經發生，走過的路都已不能再更改。這樣的緣起緣滅呵，踏盡夕陽荒草，我依舊只能在這世間獨自往來。

這個世界是屬於男人的。

只是作為女人的我，在這個男人的社會里，無法忍受喪失獨立的依附，也無意丟失屬於女人的本質。無論是那樣一種張牙舞爪的失去，還是這樣一種軟弱卑怯的失去。

我從沒有想過，要超出一個女人的範圍去和天下的男人一爭高低。

做一個女強人，不是我的夢想。從來不是。我只是非常由衷地想做男人後面的那一個女人，而不是男人前面的那一個女人。

可生活由不得我們。

當命運一再地把我們單獨推到了社會的前沿，為了站穩，為了能純粹女人樣地生存，我們只有頑強。三毛說，如果能讓她再選擇一次人生，她想去做一個平常的女子，生一大堆的孩子，並和他們做朋友。

我的要求比她更微小。我本來就是一個平常的女子，我只想做一次母親，只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

這樣，至少我不會再在夜半時分，為逃避無邊的孤寂，而打開一扇窗，傾聽一次陌生人熱熱鬧鬧的爭執。

夢太深，夜太長，太過寂寞的人生呵，我只想要一個可以邊走邊談的人。

夜，一點一點過去了。窗外曙色漸明，東方欲曉。

沒有一分歲月是可以被守住的，一如我們身後所有走過的道路，沒有哪一條允許我們重新回頭。

那一份錯失的憂傷，只能沉澱在我們的心裡，越積越濃，越積越惆悵。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開始，所有的故事也總有一個結束。我所能的，只是在每一個故事的盡頭，一次又一次地用孤獨將自己鎖住。

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1月2日星期日

昨天是元旦。1994年。

又是新的一年開始了。辭舊迎新的日子裡，希望的無非是過去的日子沒有什麼缺憾，將來的日子充滿希望。

新的一年，總該有一些新的開端。

今年的開端不能說不好。

元旦，《股瘋》一片在上海的大光明、曹楊、天山、永安和國泰五家電影院同時首映。可以說是場面熱烈，盛況空前。在大光明做首映式的時候，聽說外面黑市的票價居然賣到50元一張，真不可想象。這是不是預示著《股瘋》能在今年電影市場上走運呢？但願吧。從1992年到1994年，一部《股瘋》耗時近兩年。應該說我對這部片子是傾注了相當大的心血的。從最初的醞釀、到我自己寫故事大綱、找編劇、報批、直至開機拍攝，我幾乎介入了它走過的每一步，同悲同喜同憂。現在，它終於公映了。我此刻的心情，不僅僅是激動，真的相當複雜。

飾演範莉對我來說不單是又一個人物的挑戰，也是我演藝事業上的一次轉折。這倒不是什麼單純的由演悲劇人物到演喜劇人物的戲路改變的問題，我一直以為範莉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喜劇人物，《股瘋》也不是一部純粹搞笑的喜劇片，倒有點像卓別林的那些喜劇。剝開它的喜劇外表，裡面全是辛酸，全是眼淚。

像範莉這樣一個普通的女人，十幾年如一日的平凡勤儉地生活著，對生活的要求那麼低、那麼簡單，就盼望著能從石庫門的閣樓搬進新公房，能用上煤氣和抽水馬桶。她去炒股，目的也很單純，無非是想發點財，活得過癮一點。可最後呢？大起大落的快感有了，往日的寧靜沒有了，性格又發生了一系列裂變，還是覺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累。這不是悲劇是什麼。小人物在社會大潮面前的無可奈何，對自己命運的無從把握，是最真實最普遍的悲劇。

要說轉折，不再那麼鋪張地從影片一開始就用全副身心去營造憂鬱，去表現悲劇，去打動觀眾；而是以外在的輕鬆去表達內在的沉重，去演繹笑聲後面的淚水，這裡面滲透了三十多年來我對生活的體會，這才是真正的轉折。

如果說當年我演《人到中年》、《井》這些片子時，我是以我本身的憂鬱氣質去貼近陸文婷、徐麗莎的話，那麼今天我演《股瘋》，是一步一步走進範莉的心靈的。而且，越是向她靠攏，就越是覺得她悲劇的深刻。

不錯，陸文婷、徐麗莎的生活是個悲劇，她們的悲劇被觀眾認可，而且所有的人都認為她們是好女人，就特別同情她們。而範莉，雖然不至於人人都認為她是個壞女人，但肯定不會人人都認為她是個好女人。她是個小女人。她的悲劇不是人人都認可的，也不是人人都同情的。相反倒可能有很多人認為她是自作自受，活該。

事實上，在現實生活裡，人們不把這樣一種生活看成悲劇，認為它理該如此；而生活在這樣的悲劇中的人也渾然不覺，毫無異議。這其實才是一出最大的悲劇呵。

不過《股瘋》在形式上畢竟是一部輕喜劇，我也畢竟是第一次以這樣一種形象出現。從影片開拍起，外界就一直議論紛紛。不少朋友聽說後都為我捏了把汗，擔心我演不好反而砸牌子。用他們的話來說：潘虹平時就有點雲裡霧裡、神神秘秘的，總給人一種距離感。以這種好像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演一個成天和柴米油鹽打交道的庸俗女人，懸。

朋友們是很愛護我的。尤其在《獨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這兩部片子反響不佳，受到比較多的批評之後，他們不希望看到我再栽了。在世界影壇上因改變戲路不當，演員從此一蹶不振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

可我更相信“不破不立”這個樸素的道理。必須破掉一些東西，特別是扔掉一些已被認可已被框定的東西，才能立起新的，才可能出現一些更好的東西。而且還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小打小鬧是成不了氣候的。《獨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就是兩個最現成的例子。我想改變一點，融進一點我自己的東西，可是沒有成功。原因當然很多，但和原來的表演距離拉開得不大，也是問題。

這次範莉的形象和以往的形象是個高反差了，能不能成，能不能被圈內人和大眾都接受，我也不敢斷言。一切都要在今年見分曉。

還有和寇世勳、張國柱、金士傑等一起演的《地久天長》，已定於1月3日在台灣上映。這部長達三十集的電視連續劇，是我第一次演電視劇，又是第一次直接和台灣影視圈合作，首先在台灣上映，能不能得到海峽那邊的觀眾的認可，我沒有完全的把握，也需要等待時間的檢驗。

只是，不管一切如何，我都會保護心態的平穩。

夜，又深了。窗外的世界一片靜謐。每到這樣的時刻，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1989年的那個新年，紐約的新年。

在這之前，紐約在我的心裡一直是一個非常瘋狂的城市。可在這一天，它卻讓我看到了它瘋狂的背面，它的冷靜，它的寂寞。

1989年，我們在美國拍《最後的貴族》。新年來臨的那一夜，我們在時代廣場和紐約市民們一起守歲。

當新年的鐘聲敲響，碩大的金蘋果從天而降，廣場上一片歡騰。所有的人都在親吻，所有的人都在擁抱，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祝福，都在盡情地享受狂歡。他們是那樣地投入，那樣地忘我，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會被感染。彷彿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歡樂都集中在這裡了，這裡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天堂。沸騰，並且激動人心。

可是，僅僅二三個小時後，當我們休息了一下，起來化妝，準備拍攝時，卻陡地發現城市是死一般地寂靜。

人都在沉睡，大樓都在沉睡，街道都在沉睡。那種天堂的感覺沒有了，世界中心的感覺沒有了。有的只是和中國那些偏僻的農村荒天野地裡沒有什麼兩樣的荒涼與寂靜。而且城市的荒涼更讓人受不了。野地裡的荒涼是有生命的，至少還有小草還有樹木；而城市的荒涼是沒有生命的，是一種真正的死寂。

從狂歡到死寂，這種反差太強烈了。我被震撼了。我突然領悟到，萬事都有起有落，而人一定要經得起這種起落。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都要經得住。兩者都是生命的一種給予，都應該坦然接受。關鍵在經歷的同時要有所得到，有所想、有所思、有所悟，這就是收穫。

這種感受後來幫助我度過了很多困難的時刻，使我面對挫折時，能夠從容平靜。所以無論這次《股瘋》會得到怎樣的評價，我都會坦然接受的。重要的是我努力過了。

新的一年，願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每一天都是新的。因為太陽每一天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