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意外的殊榮

5月30日星期一

仲春的北京城。風和日麗。

和賽並肩走在寬闊的長安街上，暮色在我們身後漸次合攏，華燈在我們眼前逐一點亮。我們都很高興。

下午，在京城的廿一世紀劇院，廣電部1993年電影政府獎的頒獎典禮隆重舉行。我因主演《股瘋》獲得了最佳女演員獎。這是繼在上海得到影評人獎後的又一次得獎。

記得當時在上海，賽坐在我身邊對我說：這大概是今年能得的最小的一個獎吧。我看他一眼，沒吭聲。心裡卻在想，到底也算是《股瘋》的出品人，要求這麼高，電影才公映就給我施加壓力了。現在看來賽還真有點靈感。

不過真正讓我們興奮的還是《股瘋》這部影片獲得了本屆政府獎新設立的“最佳對外合拍片獎”。這真出乎我們的預料。

《股瘋》能獲政府獎，至少肯定了我們當初選擇的方向是正確的。講述普通人的故事，拍攝老百姓關心的事，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國觀眾能夠接受的電影。

其實客觀地講，一部影片的成功總是和它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的。儘管我是希望政府也好社會也好大眾也好都不要把電影的功能性看得太重，對它對整個社會影響力不能期望太高。一部電影是不能承載太多的東西的。否則壓力太大，會阻礙電影在藝術上的發展，也會影響它的生存。

可是每部片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承擔著不同的責任，傳遞著不同的信息。《人到中年》的成功是這樣，《井》是這樣，《股瘋》也還是這樣。

1982年，正是整個社會從貶低、輕視知識向崇尚、重視知識迴歸的時候，而《人到中年》不僅以高度濃縮的方式展示了幾代知識分子的坎坷遭遇，也展示了他們在艱難的境遇中依舊克己、奉獻、嚴肅、真誠的生活態度。它把人性的真善美還給了這些普通的知識分子，為他們曾經被扭曲的形象“正了名，平了反”，還了他們一個本來面目。所以它轟動了。《人到中年》的成功在於它替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吶喊出了心底的屬於他們的聲音。

1986年，人們開始向自我回歸。他們收回了關注外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井》恰恰在這時出現。它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落差與隔膜，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個人與社會、市俗與反市俗之間的衝突，表達了個體對精神桎梏的反叛，對自由的嚮往、追求和最終的毀滅。所以贏得了大眾的共鳴。

《井》的成功在於它毫不迴避地坦露了人們欲說還休的隱秘的一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井》更具世界性，而《人到中年》更具中國性。前者接近人類的審美意識，後者更符合中國的審美。所以《井》能使我在意大利陶爾米納國際電影節上獲最佳女主角將，也是這個道理。

一到今天，人們對電影功能的要求發生了改變。他們走進影院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放鬆是休閒，在這一點上《股瘋》這種輕喜劇的影片樣式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在題材上它又抓了個能牽動人神經的社會熱點，而且多少還表達了一點人們在經濟大潮洶湧而來時的困惑。所以它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有的人認為我身上有種天生的知識分子的氣質，應該去演那種有貴族氣的、至少是“精神貴族”一類的角色。我不這麼認為。

我從不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分成大人物、小人物，我認為在這個大社會面前，人人都是人小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無奈、一份苦衷。更何況我已走過的這一段不算太長也不算很短的人生歲月，足以讓我認識到，社會是由普通人組成的，他們才是社會的基本元素，是世界構成的堅實基礎。範莉是他們中的一員。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貴族是會沒落的。精神貴族在精神失落之後也是會崩潰的。而普通人是長存的。在普通人的堅韌中有一種直麵人生的絕不普通的東西。在我為《股瘋》的拍攝做前期準備，下生活體驗角色的過程中，我就常常感受到這一點併為之感動。

W是我在股票交易所下生活時結識的一個擁有上千萬身家的女大戶。她和她丈夫原來都是病退的知青。回滬後即沒有正式工作也沒有房子住，只好住在她父母家。哥嫂因此常給他們冷臉看，兒子在學校也因此遭人欺負。無奈中他們炒起了股票，沒想到居然發了。可是當我問她，有了這麼多錢，打算幹什麼的時候，她看了我一眼，直率地說：“我想讓我的兒子像你一樣讀完大學。”

我聽後真是肅然起敬。

我覺得她活得仍然很本色。她首先考慮的不是置洋房買轎車，而是以每小十元的報酬，為兒子請回各個學科的家庭教師，為的是孩子將來不要再蒙受人格上的汙辱。就這一條，我就認定滿嘴粗話的她是值得我尊重的，因為她有一個無論貧困還是金錢都不能使之扭曲的靈魂。

還有那些我在65路國上跟班作業時認識的女售票員們，她們從事的是一種社會不可缺少的職業，卻很少有人把她們真正當做一個人來尊重。她們的工作環境很差，待遇又很低。我跟車才幾天，兩條腿上就被跳蚤咬得滿是紅點，幾個月都沒褪盡。而她們要在這樣的地方工作一輩子。大家都是一樣活一生，可我真心覺得她們比一般人活得艱辛。

由於行車時間長，餓肚子、憋尿都是常事，腎炎和胃病就因此成了她們的職業病，好多人都有。如果交通都塞，車子晚點，她們還要受一些莫名其妙的閒氣。可她們卻很達觀很認命。總是說：我不幹，誰來幹？總要有人乾的。

這種中國勞動婦女的淳樸善良，在知識婦女身上就不那麼明顯。起碼換到了我就根本做不到。她們是使社會盍政黨的主力軍，卻又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在看起來貌似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地做著不平凡的貢獻。我當時就想，我們如果不去寫她們的戲、拍她們的故事、演她們的生活，那麼我們寫的拍的演的還有什麼意義呢？又怎麼能要求她們去看並且喜歡呢？

其實她們最希望看到的不就是生活在她們周圍的、和她們一樣普通的小人物的生活麼？！至少我認識這就是卓別林的影片能成功，能擁有大量觀眾並得到他們喜愛的原因所在。

我想是到了我們的編導和演員給自己確立一個新的創作命題的時候了。那就是，中國人想知道什麼。努力去尋找和熟悉普通人的生活和語言，把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昇華成一個藝術主題，再在一個半小時內重新反饋給觀眾。這可能是我們所要做的。

演了一部《股瘋》，想了很多東西，也得到了一大堆評價。尤其對我該不該演這樣一部戲一個人物爭議較多，各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道理。可就我而言，我最滿意的，是我在這部戲裡演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女人。一個富有進攻性，不服輸，有濃重的投機心理，而又幽默、精明、狡猾、但絕對不壞的女人。一個小女人。一個典型的上海女人。

這個形象遠遠背離了我們的文學作品和電影電視習慣於製造的完全奉獻自己的“好女人”，但我深信，這個形象是有生命力的。

昨天香港方面有朋友來。帶來《地久天長》的編劇陳方的信。她知道我這兩天要到北京來領獎，所以特地託他們帶來一批剪報和《公共電視》月刊，都是有關《地久天長》的報道。還有一盒《地久天長》在中視播映後，在台北引起了轟動，好評如潮。而且在觀眾的一再的要求下，又於上月20日開始重播了。

《地久天長》在台獲得好評，我早有所聞。歸亞蕾就曾帶信給我，說《大公報》上曾有消息，說因為《地久天長》的播出，在中視中“開創了一條九點新黃金時段，令其他兩台同時段節目倍感壓力”。而且播出不過一週，就成為“公共電視中收視率排名第三的節目”。

重播倒還是第一次聽聞。據防方說，這在台灣是很難得的，至少近幾年內是不同有聽說過有電視連續劇重播的。

陳方信裡還提到，香港的三家電視台，無線、亞視、九倉有線台都在爭購這部連續劇的播映權，可能想在暑假期間播出。

都是些好消息。賽說，1994年是我的吉年。但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