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白宮研究員

我掛起戎裝，開始在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上學，重新回到了闊別11年的校園。自從邁出學校大門以來，我一直生活在軍隊這片小天地裡，穿的是軍裝，受的是軍隊規章制度的約束，交往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軍人。今後，我實際上要過老百姓生活了。

我和阿爾瑪即刻著手找房子。我們從來沒有住過屬於自己的房子。迄今為止，不是暫住軍營宿舍，就是臨時寄居親友籬下，再不然就是在軍營附近租公寓住。對於花錢買房子，我們並不懼怕什麼，問題只是選擇什麼樣的房子好。在海外服役期間，我們已設法積攢了近8000美元。在老家伯明翰，最好的房子售價才3萬到3．5萬美元，完全可以買得起。我們找到一家房地產代理商，便開始在弗吉尼亞北部郊區尋覓。因為軍人家庭一般都聚集在那一帶。看了大約十處外形極為相似的狹小三居室住宅後，我問那位代理商：“在這裡3．5萬美元就只能買這樣的房子嗎？”他對我們說，歡迎我們到華盛頓房地產世界再走走。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說，在弗吉尼亞的伍德布里奇有一處新住宅區，叫做戴爾鎮，名聲不是很響，房子外觀區別也不大，所有的樹都被推土機清除了。不過，房地產投資開發商為住戶提供的是空間，寶貴的空間，五間臥室，3間浴室，總共才3．152萬美元。我們用抵押貸款買下了戴爾鎮德索托街14605號，現付了20美元押金，以後每月付259美元。

我們買房的消息很快就在紐約的親戚們中間傳開了：“你聽說了嗎？科林自己買了所大房子，在首都華盛頓。”“這麼快呀！”“他承受得了嗎？”我們剛剛搬進去，親戚們就不期光臨來看房子，要檢驗一下科林的判斷力如何，同時，既然已有地方落腳，不妨順便到首都來逛一趟。

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第一學期，我經歷了一次信心危機。

陸軍給了我18個月時間要我拿到工商管理學數據處理專業碩士學位。開學前，我到系主任那裡去報到，系主任J·麥卡錫博士是一位傑出的紳士。他一邊翻閱我的大學考績記錄，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嗯嗨，沒學過數學；嗯嗨，沒學過統計學；嗯嗨，沒學過經濟學。”他拿起電話，接通了步兵人事處。我聽到麥卡錫說，他從我的學歷上看不出我有獲取工商管理學碩士的可能。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不過後來他又補充道：“至少在18個月內不可能……是的，我知道，在步兵學校、指揮與參謀學院都成績優秀，但那些都不是研究生院。”麥卡錫建議步兵人事處給我兩年加兩次暑期班的時間，他說這樣我就有希望拿下來。我很幸運，陸軍領導居然同意了。

在做學問方面，我的確感到力不從心。功課吃力不說，我32歲的年齡在多數班級裡都是最大的，這一點更不能讓我感到輕鬆。跟我一起上學的其餘6位軍官都各有所長，他們全是管理型或金融型的人才，經濟學和計算機對他們早已是輕車熟路。當教授們把我們一頭按進統計分析和微積分（我在紐約市立學院時後者就不及格）之類的課程時，宛如跟我說斯瓦希里語一樣。我開始體會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滋味了。我到這裡幹什麼來了？我不屬於這裡。他們錄取我是一個錯誤。

不上課的時間，學生們都泡在學生會辦的自助餐館裡，邊喝咖啡邊打牌。在那裡閒聊時我發現一條真理：在盲人班裡，一隻眼睛的就是王。其實，不單是我們軍官學生，就連大多數工商專業的學生也和我一樣如墜入五里霧中。我的學監，管理學教授M·韋夫賽把我拉到一邊給我鼓勵。他說，他對我完全有信心。結果，我第一學期的成績全是A。這可著實使我感到鼓舞。

情況就這樣一直髮展下去，直到碰上計算機邏輯那門課時才又觸礁。課終考試要求我們畫一張軟件程序流程圖，以顯示計算機是如何作出判斷的。我又一次遇到了圓錐體在空間與一平面相交是什麼情景的難題。期中考試，我的成績是個D，這門課期末考試時勉強撈回來了個B，也許是老天爺幫忙吧！

近日來，我經常仔細地翻閱《陸軍時報》，查看哪些人可能晉升中校。我是在擬晉升名單上的，可我的序號還沒見報。我之所以急於晉升這一級，不僅是出於職業發展的考慮，而且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當時我每月拿回家的才大約900美元，而且還吃力地支付著每月259美元的抵押貸款。晉升，意味著從年薪12，999美元提高到16，179美元。7月初，我打開《陸軍時報》，看到有下個月將晉升中校者的號碼，我的序號列在其中。這次不是提前晉升，不過，我幹得還是不錯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幾年。我設法和華盛頓軍區一名上尉取得了聯繫，問他如何辦理正式晉升手續。他說：“長官，我怎麼會知道。”

我想總該搞點儀式慶祝一下。於是，我把孩子們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號家庭娛樂室裡解決了這個問題。阿爾瑪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亂七八糟的玩具中，當時已7歲的邁克爾·鮑威爾把一副標誌中校的銀色橡葉型銜徽釘在我的運動衫上。證人有5歲的琳達，還有我們家的最新成員安妮瑪麗·鮑威爾。她從嬰兒座椅上以最漠不關心的態度注視著這一幕。

安妮瑪麗是兩個月前於5月20日出生的。阿爾瑪抱著襁褓中的她從醫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軍人服務社花10美元買的電影攝影機為子孫後代記錄下了這一時刻。阿爾瑪走下車時，邁克激動而好奇地衝上前去，琳達漫不經心地掃了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腳跟一旋就走了。姐妹關係處於這種狀況是很普遍的，以後的20年間，她們倆的關係一直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安妮瑪麗美麗絕倫，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時間又多，因而我喜歡抱著她在德索托玩耍，專等鄰居們出來讚美她。到這時，我們已有了3個健康漂亮的孩子，於是決定不再給世界人口加重負擔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學。一個職業軍人呆在處於反戰運動頂峰的校園裡，從大學生同學會宿舍樓旁走過時，心裡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宿舍窗戶上掛著塗寫有和平標誌和反戰口號的被單，臨時演講台上的演說者譴責著我曾打過的戰爭。每當我穿著絲光黃斜紋寬鬆長褲和運動衫到處走動時，覺得自己就像個化裝潛入敵營的密探。不過，在這些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者中，參加焚燒旗子活動的修讀銷售管理和工商會計課的學生為數寥寥，因此我與反戰抗議者幾乎沒發生過摩擦。我的同班同學像我一樣，更為關心的是好好溫習功課，應付下次考試及完成碩士論文，而不是政治。他們是後來的雅皮士，儘管當時尚未出現這個叫法。

在我讀研究生的最後一學期，華盛頓沸騰了。4月24日，20多萬反戰者擁上國會山，給國會施加壓力，要求從越南撤軍。從喬治·華盛頓大學到國會山，一路上都聞得到催淚彈的氣味。在國會山，我看到“反戰的越戰老兵”有數百人，他們把綬帶和獎章奮力朝國會大廈擲去。我理解他們的辛酸。自從我離開越南之後，又有5000多名美國人死於那場混亂的衝突。但是，我永遠不能同意示威者的做法。我依然相信，在美國，獎章應該是驕傲的源泉，而不應當是恥辱的根源；軍裝應該受到尊重，而不是侮辱；武裝部隊是國家榮耀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其排斥的異體。

那年5月，我沒有自找麻煩去參加畢業典禮。考慮到校園裡的反戰情緒及我是個已婚且有3個孩子的男人，我覺得沒有必要參加什麼典禮、儀式，或者是抗議。我去教務長辦公室領取了學位證書。在讀研究生的兩年裡，除了計算機邏輯一門課得了一個B外，我其它各門功課都是A。我的導師韋夫賽博士鼓勵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陸軍也許很有可能批准，但是我自己對自己心中有數。我是個好學生，但算不上什麼學者，當兵比當學生更合適。我渴望回陸軍部隊去。

白宮、國會、聯邦政府各部門、法院、記者和院外活動成員等構成了一個連鎖權力網，人稱“環內”，五角大樓也是該網絡中的一環。1971年7月，我帶著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證書來到五角大樓，被分派到陸軍助理副參謀長辦公室工作。陸軍助理副參謀長威廉·E·德普伊中將雖個頭矮小，卻是個很有影響力的人物，號稱越南出來的最厲害的將軍之一，以毫不留情地解僱人出名。一次，他解釋自己為何如此厲害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眼看著無能的指揮官使多少年輕的美國人送了命。”他往往對新來的人說：“按照你的標準，你也許算是能幹的，但是按照我的標準，你還不行。我會辭掉你。在別處你也許幹得不錯，在我手下不行。”

當時，為了使戰爭越南化，尼克松總統已開始撤回美國部隊。撤軍過程中，有一份秘密文件開始影響軍方的思想。那是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陸軍軍事學院搞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450名中校軍官，他們幾乎都在越南服過役。調查結果猶如一個炸藥包。答卷人猛烈抨擊陸軍不能直接面對自己的失敗。遭抨擊最厲害的是高級領導層的誠實問題。被調查的軍官譴責了虛假的戰備情況報告、不擇手段地追求名利、提升老同學、頒獎過濫、虛報屍體數等所有自欺欺人裝璜門面的東西。上級令他們失望，他們直言陳述。正如那份報告所說：“大家普遍感到，陸軍造成了這樣一種環境，只要有點成績，哪怕是無足輕重的短期表現，都會受到獎勵，而長期的道德品質的培養卻被置之腦後或受不到鼓勵……”

該報告的撰寫者們沒有試圖從陸軍之外尋找替罪羊，他們指出：“沒有證據表明，財政、政治、社會或管理方面的外在影響是釀成這種不良氛圍的主要因素。而公眾對越戰的反應，陸軍的迅速擴編，或是當前的種種反軍表現，也不是陸軍偏離職業行為標準的主要原因。”陸軍的混亂局面是它自己造成的，報告對最終應負責任者亦直言不諱：“因此，變革必須始於陸軍最高層。”

卡萊爾調查洩露出去後引起了一場爭吵。不過，它並未被漠然處之。有些將軍，如W·斯威特摩蘭、G·福賽思、B·羅傑斯、C·艾布拉姆斯、W·“荷蘭人”·克爾溫，還有B·帕爾默等都行動起來了。我的新上司，德普伊將軍，站在這些改革者的最前列。他既不滿意我們的作戰原則和體制，又不滿意領導，也不滿意越南失敗後陸軍的道德風氣。他鄙視腐蝕軍隊的一味追求名利的把戲。這位三星將軍賦予自己的任務是改革或者至少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整個陸軍的作用和結構。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批他能找到的頭腦最敏銳的中校，並讓他們成了他所信賴的私人智囊團。

因為陸軍送我去研究生院主要學的技術是搞計算機系統，我以為肯定會讓我在助理副參謀長辦公室搞那項工作。然而，生活往往會突然遇到轉機。剛到五角大樓報到時，信息管理局准將局長與我談的話。他讓我等了半小時，接著就不停地叫我“福勒”，我客氣地糾正了之後他依然如故。他和我談的全是華盛頓的房地產生意，以及如何從中賺錢。我只有聽從命運安排了。鑑於是陸軍出錢供我受的教育，我只好違心地在這裡幹了。

後來，一位令人欽佩的軍官救了我。他就是計劃與規劃分析局局長赫伯特·麥克里斯托爾少將。該局屬於德普伊的精銳部隊之一部分。我被叫到3樓第六走廊的“陸軍區”，去見麥克里斯托爾的副手F·G·“大鵝”格斯林上校。格斯林對我說，他認真閱讀過我的檔案，認為我不應該去繪製計算機流程圖，而應該上這兒來幫助德普伊將軍設計明天的陸軍。我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為自命不凡、不替他人著想、得過且過的人工作，另一個是為一個有遠見的人工作。於是，我直接從格斯林的辦公室來到步兵人事處，懇求他們把我從前者的控制下解救出來，並交到後者的手中。步兵人事處同意了。就這樣，陸軍放棄了一個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二流的計算機程序編制專家，而我卻在自己職業生涯的關鍵時刻結識了陸軍出類拔萃的一代人。

我被安排在一個小隔間辦公。過了一段時間，我即開始為德普伊將軍本人工作。事情往往都是這樣，德普伊實際上並不像所傳的那麼厲害可怕，只不過是不能容忍馬馬虎虎或二流貨色，只要你交給他的不是這種東西，他對待部下是很好的。他認為我具有交際能力，於是就把為他起草講話稿的工作交給了我。

1972年初的一天，我應邀去將軍辦公室出席一個機密會議。他坐在一張長會議桌的一端，身旁只有少數的幾位軍官，其中有麥克里斯托爾，我的頂頭上司錢德勒，還有隔壁辦公室一位頭腦敏銳的A·“時髦”史密斯。門關上之後，大家屏氣斂聲，氣氛頓時神秘起來。德普伊很快就切入正題說，陸軍正在加緊從越南撤軍。戰爭的失敗使國家對軍隊很失望，國會正在緊縮軍費開支。我們必須正視現實，而且還要做最壞的打算。他在作了一些冷靜的分析之後說：“鮑威爾，你帶上幾個聰明人，關在一間房子裡設想一下不可想象的情況，我想要你們計算一下如何構建一支50萬人的陸軍。”

我們全都驚異萬分。考慮到越南戰爭高峰期美軍投入了54．3萬部隊，考慮到美陸軍現有員額達160萬人，再考慮到自從1940年以來陸軍從來沒有少於50萬人，這種裁減似乎太過分了。有人問，這是否是將軍預計會出現的兵員數？他說不是，但這是為以防萬一必須做好戰備的部隊。請大家務必保密，今天說的話一個字也不許洩露出這個房間。

我回到我的角落，主要是和史密斯一起幹。我們設計了一支絕對是最低限度的部隊，我們稱之為“基礎陸軍”。我們的工作最終不可避免地透露給了高級軍官們。五角大樓甚為恐慌，假如國家真的相信它憑藉50萬人的陸軍就能支撐下去怎麼辦？軍隊的日子會很不好過的。因此，“基礎陸軍”一事被擱置起來，以後再也沒有讓它見過天日。

儘管如此，從來沒有哪一種經歷會毫無益處。正如陸軍在越戰之後削減兵員一樣，冷戰結束後，整個武裝部隊必須緊縮。後來當我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面對這一現實時，我實際上早已於20年前在德普伊手下就接受過部隊削減方面的研究生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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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伊將軍傳授給我一條非常寶貴的經驗，那就是如何在以強調統一和個人服從為特點的職業中保持個性的精髓。一天深夜，將軍在利文沃思堡發表完演講後，我們乘直升機返回。單獨坐在一架空軍小型飛機裡，這種時刻軍階不存在了，我倆不過是宇宙空間的兩粒原子。這位徹頭徹尾的軍人，這位軍人的傑出典範對我說，一個軍官不能完全奉獻給軍隊，得給自己留點餘地。他告誡我說：“你絕不能讓自己的職業把自己吞噬盡，以致於再也沒有屬於自己和自己家庭的東西了。”我們得保持一部分獨立的東西並使之神聖不可侵犯。他最後說道：“不要讓你的職業變成你生活的全部。”我記得當時腦海中出現了參謀們已注意到的一件事。我們誰也沒有見過德普伊將軍家裡是什麼樣。此時我明白了箇中原委。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已在按德普伊的哲學行事了。五角大樓的同僚沒人知道我在伍德布里奇的聖瑪格麗特新教聖公會擔任高級教區委員，也沒人知道我在那裡教主日（星期日）學校的五年級。我們在谷城定居不久，就開始參與這些活動。有一天，我和阿爾瑪開車到住地周圍看看。突然，我們發現一座小山上有個簡易的聖公會教堂，名叫聖瑪格麗特，和我小時候在布朗克斯區的教堂同名，我們就成了聖瑪格麗特的教友。我從初級教區委員一直升到了高級教區委員，阿爾瑪則當上了聖壇聯合會主席，邁克爾和琳達做了教士的助手。我們和父親盧瑟與母親艾麗爾一樣，幫助組織教堂義賣、薄烤餅晚餐及開設廉價舊貨店。在我們教堂籌建資金運動中，作為向每個成員募集的領頭人，我向全體會員募捐，成了教會的理財人。

我還一度想把教堂賣掉。我們的牧師羅德尼·L·考爾金斯大師是一位很得人心的本堂牧師，他的教徒人數增長很快，聖瑪格麗特教堂擁擠得幾乎快裂開了。這所教堂坐落在郊區房地產黃金地段，佔地12英畝。有個房地產投資開發商想把它買去建個購物中心。他出價很高。我和考爾金斯神父都明白，有了這筆錢，我們可以在附近建一座更大更好的教堂，以容納不斷增長的教徒。教區代表也同意出售，堂區居民也投票贊成，主教也批准了。開發商忙不迭地把錢送了過來。但是，正如我對1928年那本老祈禱書愛不釋手一樣，我們有些教徒對老教堂亦不忍割捨。況且“老”這個字眼在新興的郊區只是相對而言。聖瑪格麗特是座“金”字型的建築，10年前才剛剛建成。有位年長的堂區居民擁有一小塊土地的所有權。沒有這塊地，我們就不能將教堂所佔的這塊地與1號公路相接，使其產生商業價值。於是，那些老居民就去找她，說服她不要賣那塊地，以此制服了少壯派激進分子。反對派最後贏得勝利的論點是，他們決不跟隨聖瑪格麗特遷往新地。他們要轉到弗農山附近的波希克去，那裡號稱有一座可以追溯到G·華盛頓時代的聖公會教堂。傳統主義者贏得了勝利，鮑威爾和牧師沒有賣成教堂。聖瑪格麗特如今仍坐落在原地，興旺依舊。

有一年夏天，教區代表們決定到里士滿附近的一個會議中心去靜修。安安靜靜地斂心默禱和體驗生活的真義，這種奢侈對我來說很新鮮，我很樂意這樣做，其他人亦然。不料我們的內省結束得比預想的要快。第二天晚上，有一位教友問：“誰帶撲克牌來了？”聖瑪格麗特俱樂部就這樣應運而生了。起初是每週兩次，玩幾美分的，後來竟發展到一夜輸贏10美元的程度。撲克俱樂部令考爾金斯神父深為不安，以此引發了一場神學辯論。玩牌是不是教區代表的正當娛樂？更重要的是，參加教會活動時是否應該禁止賭錢？最後，我們決定尊重政教分離，總算沒有釀成分裂。

這個時期，我開的是一輛鏽跡斑斑的白色1963年產“雪佛蘭”牌貝爾艾爾車。這輛車是花88美元從阿爾瑪的舅舅史密斯手裡買的。阿爾瑪極不樂意被人看到坐在這輛破車裡。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早早起床趕到人民雜貨店，買了一罐油漆房子的乳膠漆。大家還沒起床，我就把活幹完了。我把阿爾瑪喚起來，帶她出去看。她一陣激動。汽車看上去煥然一新。你得走到6英尺之內，才能看出有刷痕。

此後不久，撲克俱樂部要志願油漆一下考爾金斯神父的住所。那天的天氣又悶又熱。我們帶了啤酒，好緩解一下喉嚨的乾渴。我正在房子後面刷漆時，突然覺得屋前靜得可疑。走過去一看，和我一起來的教區代表們竟然正往我的白汽車上塗紅漆呢！我抓住他們時，他們已經漆完一扇半門了。我無所謂地繼續開著這輛新塗漆的雙色汽車，可是阿爾瑪怎麼也不幹。沒辦法，只好又給“雪佛蘭”塗了一層人民雜貨店的白色乳膠漆。

在我們生活中的這一時期，我們沒有依靠軍隊，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支撐著一個家。我們沒有送孩子上營區內的學校，而是上了公立學校；我們在民用商店，而不是在軍人服務社購物；我們住在自己的房子裡，而不是軍隊住宅內。在我們生活的中心，矗立著我們的教會。我踏著我父親的足跡，負責清點募集的錢，然後把錢存進銀行；阿爾瑪則繼承了她母親和我母親的衣缽，參加捐獻物義賣和聖壇聯合會的活動。看著邁克和琳達參加彌撒，我彷彿看到了自己身穿法衣，在凱利大街的聖壇前揮著香爐。這傳統已傳到了下一代，像一條永無止息的溪流，從一個聖瑪格麗特到另一個聖瑪格麗特。

一天，我正在五角大樓的走廊裡閒蕩，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喊：“咦！過來，我想跟你談談。”我轉過身去，看見一位黑人上校。那時候，你即使整天繞著五角大樓的五環轉，也看不到一個黑人軍官，更不用說是上校軍官了。我走到這位粗壯結實、氣度不凡的黑人面前，他講話直截了當，帶有權威口氣。“你怎麼還沒報名？”他問道。

“報名？幹什麼，長官？”我回答。

他自我介紹說是B·G·伯克。他給了我他的住址，然後說，“你和你妻子星期六晚上到我家來，8點鐘。”他沒完就走了。我就這樣知道了“石子俱樂部”。

R·“石子”卡特賴特曾是一名黑人准將，本來他會沿著B·O·戴維斯將軍和D·“花花公子”詹姆斯的道路走下去。在我到華盛頓報到前不久，卡特賴特和他的妻子在一次民航客機墜毀事故中雙雙身亡。華盛頓地區的一夥黑人軍官原已學著白人權力結構的樣子，組成了一個以B·伯克為首的老同學網。開始他們稱自己的組織為“無名俱樂部”。在“石子”·卡特賴特死後，他們便將其更名為“石子俱樂部”了。

我和阿爾瑪在那個星期六晚上到伯克上校家見到了“石子俱樂部”的成員和他們的妻子。這些軍官大多數比我年長，大部分在職務上已升到了頂，因為早先沒有我當時正趕上的好機遇。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想幫助年輕的黑人軍官往上升，告訴他們好差事與壞差事的內幕消息，給他們講哪些司令官能幹，哪些不能幹，利用一切機會向有關人宣傳舉薦有發展前途的提拔對象。“石子俱樂部”的成員還到大學去，向後備軍官訓練團裡有希望的黑人學員傳授經驗。他們每年都向原來的黑人大專院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的最佳學員頒獎。也有的時候，他們對有些人除了表示同情以外，別無辦法。他們曾在偏見之牆上撞得頭破血流，而今他們想放下一代踩著他們的肩頭向上攀登。

我很讚賞“石子俱樂部”的精神，他們時時為我操心。從此以後，我也留心發現年輕的黑人軍事人才，並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抱負。軍隊裡的黑人互相關心照料做得可能比任何其它美國組織裡的黑人都要好。我認為，我們堪為其他黑人社團的楷模。

“石子俱樂部”也有輕鬆愉快的好時光。我們主要的社交活動是一年一度的黑人晚餐會，或者如阿爾瑪所說的“特殊心臟病節目”。這種社交生活與在利文沃思堡時一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共同的文化淵源使我們聚到一起，這與玩保齡球的人或者牙醫喜歡湊在一起沒什麼兩樣。當黑人聚到某個角落裡去聽他們喜歡的那種音樂或跳他們喜歡的那種舞蹈時，我總想對我的白人朋友們說：“別驚慌，我們不過是開開心而已。”

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會有這麼一個時刻，當以後回想起來時，你可能會說，不論是好是壞，那是個轉折點。對我來說，這一時刻於1971年11月降臨了，當時我仍在德普伊將軍的辦公室工作。步兵人事處的一位少校打電話告訴我，他要送一份8頁長的申請表來，讓我在那個週末前填完。申請什麼？我問。申請當白宮研究員。我一點也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待他解釋完畢之後，我說我不感興趣。我已經在五角大樓最負盛名和最有可為的辦公室工作，不想再跳槽。再說，當白宮研究員一事對我來說似乎太勉強了，因為我已35歲，已到了該項計劃規定的年齡上限。

那位少校明確地講，步兵人事處不是在請求我，而是命令我這樣做。因為軍方提出申請的候選人寥若晨星，當時的國防部長M·萊爾德十分不悅。因此，步兵人事處仔細梳理了一遍人事檔案，尋找合適的人選，我被選上了。我填好表，附上要求的證明文件，按時交了上去，隨後就把它丟到腦後去了。申請者有1500多人，我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白宮研究員計劃是根據約翰·W·加德納的主意實行

的。當時他任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部長。他的想法是，招一些年輕的新人，尤其是私營部門的人，進入聯邦政府的最高層。目的是使未來的美國領導人更好地理解政策是怎樣形成的，政府又是如何運作的。加德納說服約翰遜總統採納了他的建議。到當時為止，該計劃已實施7年了。已經當過白宮研究員的人中包括大公司經理、專業帶頭人、傑出的學者，還有幾位軍官。該計劃成效卓著，以至於有些研究員在嘗過華盛頓的滋味之後乾脆就不想走了。他們或參加國會競選，或想法通過任命再回到聯邦政府高級職位上來。

申請表上要求回答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我們為什麼想成為白宮研究員。我本人並不是特別想當這種研究員，但還是儘可能做了最好的回答。由於在越南問題上存在爭議，美國軍方與人民開始疏遠。我認為，在民主國家裡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所以，在瞭解政府如何運作的同時，我想讓平民界也看一看軍隊的軍官頭上並沒長犄角。1972年6月，紐約市立學院取消了預備役軍官訓練計劃，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軍地間的鴻溝有多大。那座我曾呆過4年的後備軍官訓練大樓，竟被拆掉了。後備軍官訓練計劃高峰時曾達到過一屆1400名學員，最後一屆上課的卻只有81人。可見人們對軍隊的興趣降到了最低點。這種衰退之所以讓我悲傷，其原因不僅僅是感情上的聯繫。在以民選文官控制軍隊為立國之本的美國，軍官在公民中的來源銳減實屬不幸。

白宮研究員資格申請交上去幾周後，我得到消息說，我通過了第一輪篩選，成了130名被邀面試者之一。我不得不開始認真對待這個計劃。結果，進入決賽時名單上只剩下33人，而我仍在競爭者之列。隨之壓力也來了。消息傳到老家親戚那裡，“科林要去白宮了！”“是的，要去給總統當幫手。”我要這時落選了可怎麼辦？我好像都能聽到人們在竊竊私語：

“他在什麼地方出了岔子？”“真讓全家人跟著丟臉！”

5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在老行政樓前與其他幾位進入決賽圈的人一起登上一輛大客車，向著艾爾黎府駛去。這是弗吉尼亞州沃倫頓附近一處豪華莊園，已改作會議中心。在繼後的3天裡，我們將在選拔的最後階段在那兒被人刺、受人戳、挨人擰。最後將剩下17人。在車上，有人發給我們一個資料袋，裡面裝有各個候選人的簡歷。這是我們首次有機會衡量對手的情況。我坐下翻閱資料袋中的資料，一位年輕的黑人在我身旁坐著。他自我介紹說是吉姆·E·小博斯蒂克，南卡羅來納州人。我瞥了一眼他的簡歷，他是第一個在克萊姆森大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的黑人，年方24歲，是進入白宮研究員決賽圈裡年齡最小的一個。“我在這些人裡幹什麼呢？”我對博斯蒂克說。他看著我，顯然是在考慮我的軍階和年齡，似乎在為同一個問題心裡正犯嘀咕呢。這次乘車途中我得知，博斯蒂克是南方一戶貧窮人家幾個孩子中的一個，家裡大部分人都是重體力勞動者。有人在他身上發現了特殊才能，於是良師益友們——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幫助他發揮出了自己的潛能。如果沒有受到人注意，他也許會像弱小的幼苗一樣很容易就枯萎了。

我們在艾爾黎府一住下，氣氛就變得介乎於大學生聯誼會為爭取新會員舉行的社交聚會與警方審訊兩者之間。我們被指定輪流參加一系列面試。那些令人肅然起敬而又難以對付的“委員們”，他們的水準至今尚在我腦海中栩栩如生的一位身上便可見一斑。他是M·弗裡德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們提問時故意刺激你，目的既是想搞清楚我們到底懂多少東西，也是想判斷一下你的沉著應對能力和個性特點。記得有一位年輕的候選人輕聲說：“弗裡德曼博士，我對您寫的《貨幣分析的理論框架》一書印象深刻。”“真的嗎？讓你印象深刻的那部分講的是什麼？”一陣死寂。這個可憐的傢伙顯然除了知道弗裡德曼所著書籍的書名之外毫無準備。

最後一輪面試是在星期天晚上進行的。委員們想出了一個頗怪誕的方法通知評判結果。午夜時分，我們門下會突然塞進一張小紙條，通知我們是否達到規定的標準。在此期間，我們可隨意進行交誼活動。在軍隊候選人中，我與B·巴克斯特、J·弗萊爾、D·斯蒂克爾，還有來自肯塔基州政界豪門的L·小納恩很投緣。我們都習慣於被人打分，都經歷過比選拔高級外科實習醫生更為嚴峻的考驗，所以當晚我們在一起，一直玩到深夜方散。當我回到房間時，發現一張紙條，上寫道：“祝賀你！我很高興地通知您，您已被總統委員會選為1972—1973年度的白宮研究員，謹致誠摯的敬意。A·E·杜威主任。”

翌日上午，我們又坐上那輛大客車到白宮去參觀。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首次參觀既給人以強烈的衝擊又讓人感動。參觀一結束，我們就又回到了現實世界。我坐進自己的1963年產貝爾艾爾車，駕車趕回戴爾鎮。在賓夕法尼亞大道和18街的拐角處，我看到博斯蒂克，他也是入選者之一，現在卻像一個迷路的小男孩似的孤零零地一個人站在那裡，顯然無處可去。我熱情地請他上車，把他帶回我家。他和我們一家很快就相處得十分融洽。後來，他投身商界，在佐治亞—太平洋公司幹得非常出色。他與E·霍華德結婚時是我作的男儐相。他娶的是一位軍界先輩E·霍華德上校的女兒。霍華德上校1949年畢業於西點軍校，時間正是各軍種取消種族隔離之後不久。博斯蒂克成了我從來不曾有過的小弟弟。20多年來，我們一直是忠實可靠的朋友。

由於要為白宮當研究員做準備，我同德普伊將軍和副參謀長辦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員一一道別。假如今後幾年陸軍能搞出什麼像樣東西的話，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非凡的德普伊將軍及其工作班子的遠見卓識與沖天幹勁。他身邊的一些中校軍官後來晉升到了四星上將，單從這一點即可看出他們的才能不一般。這些四星上將中包括：M·瑟曼，傑出軍人的化身，眾所敬畏的思想家與領袖人物，後來當了南方總部司令；L·梅尼特里，駐韓國美軍司令；F·馬哈菲，本來要就任陸軍參謀長的，但因患腦瘤病不幸於52歲時倒下了；還有後來當了陸軍參謀長的C·沃諾將軍。

白宮研究員為期一年，我明白自己應在那個聞其名即令人敬畏三分的機構——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度過為好。攻讀工商管理學碩士研究生課程及在五角大樓工作的一段時間使我懂得，預算之於組織如同血液之於循環系統，而行政管理與預算局控制著各個部門的頸動脈。它雖最不為人理解，但卻是華盛頓最強大的聯邦政府機構。

在行政管理與預算局，一位個頭不高但精瘦結實、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人接待了我，他名叫弗蘭克·卡盧奇，是局長C·溫伯格的副手。卡盧奇在“環內”人物的心目中早已小有名氣。作為一名年輕的職業外交官，在扎伊爾平亂時他曾被人刺傷過。後來，當洪水襲擊賓夕法尼亞州時，他這位多才多藝的前外交家又幫助搞好了救濟工作。

我被接納為行政管理與預算局的白宮研究員後，不久就結識了溫伯格麾下另一位成員，美國第27任總統的孫子威廉·H·塔夫脫四世。塔夫脫任溫伯格的首席助理，他是我在陸軍部隊中從未遇到過的那種人。威爾（塔夫脫的暱稱）博學多識，對古典文學的興趣不亞於官場權術。

前4個月我是在管理與預算局的一個分支——新行政大樓度過的。之所以謂之為新，系相對於老行政大樓的主要處室而言的。老行政大樓坐落在白宮近側，是19世紀一座雄偉壯觀的堡壘式建築。開始我想幹些可有可無的工作，結果卻證明這工作實際上很刺激，甚至可以說很有用。F·D·羅斯福總統曾評論說，聯邦政府機構像一隻巨大的怪獸：你朝它尾巴上踢一腳，兩年後它腦子裡才會感覺到。羅斯福總統說過此話後這麼多年，情況依然如故。尼克松總統下達過不少指令，可是誰也不曉得這些指令離開橢圓形辦公室後的下文。

我的任務就是了解這些指令的落實情況。

此時，一位婦女進入我的生活，使我在行政管理與預算局所度過的日子頗為豐富多彩起來。她就是行政處處長韋爾瑪·鮑德溫。分到管理與預算局的白宮研究員都由她照管。沒地方停車嗎？韋爾瑪給我這個新來者在大名鼎鼎的老行政區院裡找了個停車位，於是我便斗膽把自己漆的“雪佛蘭”車停在了那裡。感覺被排斥在部門的重要事務之外嗎？韋爾瑪會讓你去參加重要會議。需要預先提取旅差費嗎？韋爾瑪會找到錢。不過，韋爾瑪給我最大的幫助是告訴我在每個機構都有一個像她這樣的人，一個職業行政官員。他們知道資金在誰兜裡放著，知道怎麼避開公務員行政管理部門繁瑣手續的卡掣僱到人手，還知道人死了如何處理後事。韋爾瑪解釋說，就是世界上最後一個蟑螂都死了很久之後，這些人們會存在。多虧有了韋爾瑪·鮑德溫，我才逐漸認識了不少在各個內閣機構內幹她這一行的人物，並因此得以概覽政府是如何運作，或如何無法運作的。

我到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後不久，溫伯格就離開了該局，去衛生、教育與福利部任部長。當初他在加利福尼亞州做里根州長的預算主任時因削減預算贏得“大刀卡普”的美稱，到衛生、教育與福利部後，他這一名聲更響了。卡盧奇也跟過去做了溫伯格的副手，塔夫脫去當了顧問。儘管我與這幾位僅有過短暫的接觸，但他們對我後來的發展卻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在溫伯格和卡盧奇走後的搶椅子游戲中，弗雷德·馬利克當上了行政管理與預算局的副局長。馬利克西點軍校畢業，並獲哈佛商學院的碩士學位。他曾在南卡羅來納州挽救了一家瀕臨倒閉的機床廠，因此發了一筆財。早在白宮人事局工作時，他就以“打手”著稱。他曾到內政部去通知失寵的內政部長W·希克爾在日落前辭職，這件事使馬利克進一步鞏固了地位，成了政府中讓人聞風喪膽的人物。要是秘書通報說：“馬利克先生打來電話找你。”就好像聽到黑手黨對你說當晚12點前把錢交齊，而且不許講價錢一樣。

馬利克曾是在艾爾黎府面試我的委員之一。我給他寫了封信，祝賀他就任，並告訴他我正在管理與預算局的最底層作白宮研究員，還說如果需要我效力，請隨時打招呼。他幾乎是即刻便回了電話，讓我到他辦公室去。馬利克鷹勾鼻子尖長臉，體態瘦削，腰板挺直，說話時輕聲細語但是很果斷。沒過多久，我就被任命為他的特別助理，辦公室設在俯瞰賓夕法尼亞大街的老行政大樓內。我成了他的看門人，如果你想見馬利克，你得先找鮑威爾。

馬利克對各部門爭吵扯皮製定出的聯邦預算興趣索然。他真正想做的是為白宮獲得對政府機構的控制權。人民選舉總統來統治國家，但總統很快會發現，他自己未必控制得了政府機構。總統的許多理想常常在這隻怪獸從屁股被踢到頭腦中有感覺的這兩年期間遭到挫折。

馬利克著手控制政府，他的做法著實讓我這個初入權力之門的學子大開眼界。正如管理與預算是整個聯邦政府機構的神經中樞一樣，各部的預算與人事局也是各個部的神經中樞。馬利克開始在主要聯邦政府機構的關鍵部位“部長的行政助理”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讓那些內閣官員演講、剪綵和在《會見新聞界》節目裡露面去吧！忠於馬利克的無名助理部長們卻在處理日常工作，並且都在按照尼克松政府的意願行事。

我從馬利克教授給我上的研究生課中獲益匪淺。例如，他想在行政管理與預算局搞吐故納新，用新的“管理人員”，如從哈佛、斯坦福和沃頓等大學畢業的年輕的能人來換掉職業官僚，可是卻苦於無地方安置這些官僚。有一天，他把我叫進辦公室，向我說明了他的策略與我扮演的角色。隨後我便開始給各部門的負責官員打電話，說明我代表馬利克先生向他們通報一個好消息：他們的權力將要擴大，目前由行政管理與預算局承擔的某些職責將要移交給他們的部門負責，他們的編制也將增加。這些官員起初的反應都是：“太好了。”編制職位多意味著經費多，經費多權力就大，這話任何一個官員都愛聽。然而，先別太高興！請讓我解釋一下：你們得到的只是職責和人員。編制職位和經費暫保留在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內（我們需要把這些職位和薪水留給馬利克的年輕精英們）。各部的行政官員馬上就叫苦連天地爭辯說：“可是把你們給我們的人放在哪裡呢？……他們在我們這裡無事可做，我們也沒有錢給他們發薪金。”這時我就說：“部長助理先生，弗雷德·馬利克完全相信，你們發揮創造性，一定會找到辦法解決人員的自然削減問題的。”很快，行政管理與預算局的那些沒用的官僚就不見了，他們的辦公室和職位也空了出來，馬利克的新鮮血液輸了進來。這次經歷又使我總結了一條經驗：

任何事不試著做一做就不會知道自己能做成與否。

1973年1月，白宮研究員們都聚集到中央情報局在市區的一間不起眼的辦公室裡。研究員們在這一年裡最大的冒險行動要算冬天去一趟蘇聯，而後夏天再去一趟赤色中國。等待介紹情況之時，大家都相互亂開玩笑，如說誰有可能把縮微膠捲藏在想象的某個縫隙裡，我們當中誰最有可能叛逃，等等。情況介紹是由中央情報局的一名間諜人員作的，結果很乏味。他沒有交待我們什麼情報目標，也沒有教我們如何拍攝微型照片，只是警告我們提防房間裡有竊聽器，電話會被人搭線竊聽，還要警惕過分柔順的蘇聯女人。

白宮研究員全由伯納德·利奧夫克中校負責管理。他集牧羊人、監護人和導遊三者於一身，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利奧夫克出生在哥倫比亞，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西班牙人。他兼有完美的軍人舉止與黑膚色者的英俊。他的履歷也絢麗多彩。伯尼（伯納德的暱稱——譯者注）是西點軍校畢業生，曾當過白宮研究員，還是優秀傘兵、無師自通的飛行員、狂熱的健身運動愛好者、會使用水下呼吸器的潛水員、奧林匹克級游泳健將。此外，他幾乎能自如地使用好幾門外語。在越南，他得了3枚銀質勳章、4枚銅質勳章和1枚紫心獎章。就是按那個年代獎章貶值的標準衡量，他也相當出色了。那年冬天，伯尼將率領我們到當時仍令人生畏的鐵幕後面去旅行。

現在我們對冷戰的苦澀記憶已相當淡薄了。但是，當我1973年冬天初次踏上蘇聯領土時，那塊土地仍很堅硬，充滿了懷疑與不信任。我們從日本乘班機從符拉迪沃斯託克北面、西伯利亞東部的哈巴羅夫斯克入境。我遇到的第一個蘇聯人員是阿拉·費奧多羅娃，蘇聯國際旅行社派給我們的導遊。她講的美國英語簡直無懈可擊，人也相當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她帶有敵對方的新奇和神秘。這位黑頭髮的俄國人，我們估計可能是克格勃。

我們被安排在哈巴羅夫斯克一家沒有星級的旅館。這座陰鬱灰暗的城市到處林立著起重機、鑽塔和大煙囪，天空總是灰濛濛的，而且冷得好像冰水澆到了背上似的。不允許我們與蘇聯人民接觸，如果我們企圖接觸，主人則表示十分不安。

我們住在旅館的頭一夜，俄羅斯人選了一部關於捕捉海豹的電影給我們看。禮堂一黑，電影就開演了。伯尼小聲對我說，“電影沒意思，咱們走。”於是我們設法溜了出去，不過沒出旅館，因為有人警告過我們不許外出。我覺得，即使允許外出，我們也不會出去，因為室外溫度是零下40℃。

我們循著音樂聲來到旅館一處類似俱樂部之類的地方。

裡面似乎聚集了蘇聯東西伯利亞軍區司令部的全體高級軍官。他們都穿著軍裝，帶著妻子和女友。我和伯尼站在門口，身著藍色便服，翻領上彆著美國國旗別針，那副模樣好似失足跌進熊洞裡一般。音樂戛然而止，裡面所有的人都轉頭看我們。伯尼用俄語對服務員說：“請找一處兩人一桌的位子。”服務員看樣子嚇得木然不知所措。不過，他的恐懼及房間裡沉默的原因即刻就得到了答案。原來克格勃的人已在跟蹤我們，此刻就站在我們身後。他們解釋說，我們肯定不知道捕捉海豹的電影還沒結束，或許我們願意回去看看結尾。

翌日，我們坐上橫貫西伯利亞的列車，奔赴舊日西伯利亞的流放城伊爾庫茨克。我對蘇聯內地最強烈的第一印象是它無邊無垠。我們坐了3天火車，竟還沒走到橫跨全國不足一半的目的地。第一天我們是在觀賞風景中度過的。日瓦格醫生描繪的風景展現在我們面前。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挺拔秀麗的白樺樹，還有那一群群的馴鹿。我們一邊喝著甜茶，一邊從窗玻璃裡面向外觀賞著這一切。

第二天晚上，伯尼說：“這太枯燥了。咱們去瞧瞧另一半人是怎麼過的。”於是我們溜到後面似乎是三等車廂的地方，裡面坐滿了穿著臃腫的農民。伯尼介紹說我們是美國人，他們臉上登時露出喜色。“啊，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勇敢的盟軍，一起打敗法西斯的戰友。”他們遞過伏特加酒瓶來。我們剛要快活一下，國家安全機器的朋友們又露面了。他們肯定地認為，我們在一等車廂更舒適。那是東德工業的優質產品。回去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個包廂時，看到下了班的海關官員一邊翻一本似乎熟悉的雜誌，一邊在猥褻地狂笑。回到我們車廂後，我們才得知有位白宮研究員的《花花公子》雜誌被沒收了，據說那是蘇聯禁看的淫穢刊物。

我們在另一個軍事駐地赤塔市臨時停了一次車。附近的中蘇邊界沿線局勢緊張，一觸即發。我們被允許下車去伸展伸展腿腳，但不許出站進城。也不得拍攝照片。我們聽見一聲哨子響，那是提醒大家快回車廂，伯尼迅速清點了一下人數，發現兩個人還沒回來，就通知了阿拉·費奧多羅娃。她剛一走，我們就從車窗裡看到五六個神色不安的“乘客”在本應空無一人的站台上踱步。直到我們失蹤的朋友出現了之後，這些俄羅斯人才上車。克格勃選派來對付我們的其他幾位就這樣亮了相。

快到伊爾庫茨克時，我們沿貝加爾湖駛過，這是歐亞大陸上最大的一片淡水水域。湖岸周圍都是工廠。冷戰結束後，我聽說這些工廠排放的汙染物破壞了世界上最豐饒的幾個養魚場。顯然，追求利潤的資本家並不是對環境的惟一威脅。

我們在伊爾庫茨克停留了一天後，俄羅斯的巨大又一次震撼了我。除了火車上那3天之外，我們又坐了7個小時的飛機才抵達莫斯科。到了此時，起初只是有吸引力的阿拉顯得讓人著迷起來。這是我們第一次乘坐蘇聯民用航空總局的飛機旅行，感覺有點像美國早期飛行觀光。飛機裡幾乎沒有暖氣。我們沿過道走時，有位乘客的腳從客艙底板陷進了行李艙。飛行員還沒坐進駕駛艙，飛機就被牽引到了跑道盡頭，對此我們有些好奇。當飛行員真的到了之後，他們也不像通常應該做的那樣開大油門試一試發動機，而是直接開足馬力起飛，就像米格—19戰鬥機陡直飛上天空要去攔截侵入蘇聯領空的入侵者一樣。後來我們瞭解到，牽引飛機是為了省油，而像火箭般猛烈起飛爬高的確是前米格—19飛行員所為，無疑是由於對過去的好時光的思戀所致。

對於一個50年代長大，第一次任職便駐守在富爾達峽谷面對著紅軍、而且曾兩次赴越南與共產黨作過戰的人來說，在冷戰期間竟站在後來一位美國總統稱之為“罪惡帝國”的心臟，著實有些怪異之感。過去25年間，美國生活中不少東西均有這位對手的烙印。美國的預算、政治、武器、外交政策、科學研究及國內優先考慮的事項，甚至於千百萬適齡服兵役的美國人的生活，受莫斯科的影響幾乎同受華盛頓的影響一樣大。如今我作為用來遏制這個巨人的美國軍事機構的一員來到這裡，站在紅場上，聽蘇聯思想庫——“美國—加拿大研究所”的精英作情況介紹。這個研究所的人似乎全講美國英語，或許還能說出全美棒球協會球賽各隊的名次呢。

我對這個國家有了一種發自肺腑的感覺，一種不僅是通過耳聞目睹，而且是通過親身接觸、感受和嗅聞得來的感覺。我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包括當時被認為是我們的死敵的俄羅斯人所共有的人性。我在火車上遇到的人，在紅場上碰見的人，還有在百貨商店擦肩而過的人都不是政治理論家。他們是與我自己的家人同樣的蘇聯人，母親為晚餐採購食品，父親在單位的收發室勞累了一天後疲勞地往家趕，孩子們想的更多的是莫斯科對基輔的足球賽前景如何，而不是如何在全球傳播馬克思主義。

與此同時，我也感覺到了這個國家的巨大與力量，那震懾本國人民的可怕力量和與我們抗衡的能力，無論我們集中多少軍力，它都能夠槍對槍，炮對炮，武器系統對武器系統地進行對抗。從蘇聯人給我們提供的表面情況來看，我看不到其致命的弱點。其實那時它的致命弱點已在暗中破壞他們的體制，註定將最終導致其垮台。

我們從莫斯科來到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在這裡有一種奇妙的感覺。同是共產黨集團內的國家，可是這裡卻有了生動的色彩。我們又去了華沙，那裡也富有生氣。從蘇聯到這些國家，就像從靜止的黑白照片到了彩色電影一樣。我們被蘇聯現實的嚴酷性搞得麻木了的感官，此時又重新恢復了生機。

在華沙，我們參觀了2000年展覽館，它試圖向人們展示千年之交時的未來波蘭。我決不會忘記一位老教授對我們講的話。他個子高大，步履蹣跚，臉上帶著沉思默想的表情說道：“看看上帝把波蘭放在哪兒了吧，在德國和蘇聯中間。我們每一代人不是受來自這一邊的，就是受來自那一邊的碾軋。

有時兩邊一起來。我們波蘭人被剝奪了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他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這位共產黨人聽起來絕不像時刻準備為保衛蘇聯而獻身在街壘上的人。我有一種感覺，他和她的同胞願意擺脫他們的“盟友”。那天，我心中就埋下了這樣一粒種子。16年後，共產黨集團解體初露端倪時，我記起了那位波蘭教授，因而敢在一群陸軍高級軍官面前預言，這些衛星國非但不願留在華沙條約組織，相反卻可能想加入北約組織。

白宮研究員有晉見在德文斯堡或朱萊一般見不到的人的權利。訪問東歐回國後，我們被帶到佐治亞州去會見州長，此行還允許攜帶配偶。我們的車隊駛出亞特蘭大機場時，佐治亞州的州警騎著摩托車在前邊開道，警笛鳴叫著，四面八方的交通都為我們讓路，我望著窗外對阿爾瑪說：“好氣派！”

州長原來是個49歲面帶稚氣的人，臉上透著笑容。他請我們坐下，然後介紹了佐治亞州的情況和他對國家政治的看法，白宮研究員們一個個聽得入了迷。此時此刻我想到了南方政治家B·康納、G·華萊士及前佐治亞州州長L·馬多克斯，後者很喜歡贈送斧柄給固執偏見的同僚。現在我們面前這位州長代表著新南方。我記得當時我暗自思忖，這個人是當總統的材料。3年之後，吉米·卡特果真當上了美國第39任總統。

在這一時期，我與海軍上將H·G·里科弗曾有過短暫的接觸。里科弗是核潛艇之父，性情暴躁，蠻不講理，他能讓堅強的軍人掉淚。一次，有位曾申請參加海軍核潛艇計劃的朋友對我描述了里科弗對他的嚴厲質詢：“我為什麼應該讓你參與我的計劃呢？你憑什麼認為你會開核潛艇？你看上去好像連什麼叫尾墩都不懂。”

我應邀去聯邦勤務總署參加宣誓典禮，里科弗預定要在典禮儀式上講話。這位海軍上將僅說了寥寥數語，但其中的意思卻令我終生難忘。組織並非真正會起什麼作用，計劃也不管什麼大事。管理理論並無多大意義，事業的成敗在於幹事業的人。只有將最優秀的人才吸引進來，你才能成就偉大的功業。應當承認，里科弗管理人的方法可能是殘忍的：先把他們打碎，然後再按照他的標準重新塑造起來。我是決不會這樣做的。但是，他的洞察力是無可否認的。從脾氣壞的人口中說出來的真理照樣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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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就跟讓小孩觀察性行為一樣。”行政管理與預算局的公共關係主任喬·萊廷有一次這樣對我說。喬是在解釋他為什麼不贊成白宮研究員計劃時說這番話的。他和馬利克一樣，成了我在管理與預算局的又一位賢師。每當一天的工作結束，從老行政大樓到我在戴爾鎮的家之間交通一路堵塞長達26英里時，我就聽喬滔滔不絕地講他那永遠也講不完的故事。他出生在布魯克林區，原先是報人，後來有點成了政府公共關係圈內四處走動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曾在L·B·約翰遜領導下的白宮新聞處幹過一陣子。他那些在夜裡講給總統聽，以便讓約翰遜總統安然入睡的故事讓我聽得津津有味。有一回，他編了點經濟新聞講給約翰遜聽，豈料總統透露給了報界，搞得股票市場有一兩盤像瘋了一樣。

馬利克最初接任副局長時，曾想過解僱喬。這位尼克松政府的前任小頭頭可不吃閒話威脅。我問喬他當時是否有過擔憂。“我告訴你吧，”他說，“每個新來這兒的人都想把我開掉。這事兒每隔幾年就來一次。第一週，他們說咱們處理掉萊廷吧。第二週，他們知道萊廷是個職業官員，不容易擺脫。到了第三週，他們自己在公共關係方面與《華盛頓郵報》或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陷入困境，老消防隊員就出來救他們了。這時他們開始考慮，這傢伙也許並不那麼壞。到了第四周，他們就喜歡上我了。”

我問喬，他反對白宮研究員哪一點。我是其中一員，我和他相處得不是很好嘛。喬解釋說，民主政府在大白天並不總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民主就是討價還價。人要從理想走向可能，就得去交換、改變、交易、退讓、屈從、妥協。對於不瞭解內情者而言，這種過程可能是亂七八糟、令人失望，甚至是令人震驚的。妥協可能會使參與者看上去像是在耍手腕，不講原則，陽一套陰一套。我目睹這些當然沒事，喬接著說，因為我年齡已長，有經驗，“但是讓那些天真爛漫的青年人在西翼和內閣成員的辦公室走來串去，他們發現事情實際上是如何辦的之後，會大生反感的。”

“問題的另一面是，”喬說，“他們中有些人在不能把握之前已嚐到了權力的滋味。對此他們心醉神迷。在陶醉之中，他們往往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過於縱權最終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們會惹上麻煩的。”“好了，性交本身沒錯，”喬接著說，“但是，讓小孩觀看卻有點不道德，得等他們懂事以後才行。”

萊廷的觀點與我國開國元勳們的思想與智慧相去不遠。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裴遜這些人物認為，我們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人。因此，他們發明了一種三權分立、相互牽制與平衡的政府，目的是為了控制人性中不夠完善之處。萊廷明白這一點，但不敢肯定年輕的白宮研究員是否領悟到了。

1973年夏天，我來到中國的一個村莊，一個幾乎沒有什麼美國人到過的世界，聽當地一位精瘦乾癟的領導介紹情況。這是我們那年白宮研究員實地考察旅行的最後一站。7月23日，我們到達廣州。川流不息的自行車流在潔淨無垢的街道上悄然滑過我們身旁。偌大如斯的一座城市卻依然這麼清潔，這麼靜謐，簡直讓我吃驚。中國人還帶我們去了其它大城市及旅遊者通常駐足之處——北京的故宮和長城。在一所簡陋的鄉村醫院裡，我們觀看了一名婦女在針刺麻醉狀態下做了20分鐘甲狀腺手術。手術一結束，她站起身來，喝了一杯檸檬汁，然後走著出去了。在瀋陽，我們參觀了一家機械廠。那個年代中國人的衣服都帶棉襯裡，外面引著線，沒形沒狀，也不分男女，因此在廠裡很難分出男人與女人。我們聽說，工人們一週工作6天，偶爾有假日，但沒有休假，每月工資相當於52美元，除最高級管理人員之外，包括領班和管理人員在內所有人都是這樣。儘管條件惡劣得會讓美國工人組織罷工，可他們似乎心滿意足。

我們的導遊中有一位54歲的教授，曾在美國上過學。他對我們說，在他的早期職業生涯中，他工作只是為了升官發財，給學生灌輸的也都是書本知識，使學生只知道去搞個人奮鬥。他和學生對實際知識和社會道德都知之甚少。後來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位教授被下放到農村。在那裡，他說他首次進行了“誠實的勞動”。“在此之前，我一無所知，甚至連種棉花都不會。我這個曾經教過不少高材生的人，還得重新接受農民的再教育。”他說話時臉上浮起莊嚴的微笑。我聽到年紀較輕的白宮研究員大發感慨。我自己因為在百事可樂裝瓶廠參加過體力勞動，因而對此反應平靜。

中國給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沒有多疑症。尤其是在訪問過莫斯科後，這種感覺更為強烈。我們的中國導遊似乎不像其蘇聯同志那麼恐懼。他們沒有不斷地搜查我們的行李，沒有限制我們的行動，或者阻止我們拍攝照片。然而，有兩件事十分突出地貫串在我們的中國經歷之中。你可以問北京、廣東、瀋陽或者是任何一個村莊裡的普通人：“你過得怎麼樣？”回答照例是一成不變的微笑和“很好！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有了縫紉機、收音機、自行車。”在如此巨大的國家，思想控制得這麼徹底，真讓人惶然。第二條鐵的定律是，中國官員承認有缺點，但決不承認有錯誤。

一次，我們在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黑龍江沿岸參觀時，我問導遊能否參觀一下軍事基地。他寬厚地笑著對我說不可能，原因是愛好和平的中國在多事的邊界不設基地。在參觀一所寺廟過程中，我們突然聽到一陣震耳欲聾的轟鳴聲，轉身看到兩架米格—19飛機正飛上天空，顯然是從附近機場起飛的。“那是什麼？”我問我們的導遊。他繼續平和而安詳地凝視著前方。“什麼是什麼？”他回答。討論到此為止。

在村裡，滿臉皺紋的老村長給我們講了話。他解釋了他和他的人民是如何實際上只用雙手就鑿穿了山石而找到了沃土的。然後他們又把碎石運上山修梯田，以保持土壤不流失。就在他們剛完工時，天連降大雨，沖走了他們完成的一切。但是，在毛澤東思想和他的小紅書武裝下，他們又從頭開始幹了起來，直到建成了這片富饒的家園。隊長邀請我們一塊吃頓飯，嚐嚐梯田裡的收穫。飯菜——我儘可能判斷得準確些——是帶點肉滷的小米飯，外加一種叫不出名的蔬菜。我們的主人承認說，飯菜很簡單，但是有營養，而且會和毛主席的智慧一起，給我們以力量。

飯後，他站起身來說，他很抱歉沒禮物送給我們，但他想讓我們收下一小塊刻了當日日期的石頭，這塊石頭是從梯田裡拿來的，飽含著村民們衷心的深情厚誼。利奧夫克上校站起來說，他給主人們帶來了禮物。說著，他拿出一隻購物袋，分發快樂笑臉的小徽章、圓珠筆、尼克松就職像章及其它小裝飾物，這樣做使人聯想到從印第安人手裡購買曼哈頓的情景。村長帶著神秘莫測的微笑說：“你們給了我們這麼多，我們卻給了你們那麼少。請諒解我們。”

做白宮研究員這一年接近尾聲時，弗雷德·馬利克把我叫到他辦公室。他的電視機正調在播放關於S·歐文參議員的水門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頻道上，“這事會一陣風颳過去的，”馬利克評論道。他說他想跟我談談關於我在管理與預算局再呆一年的問題。此時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願當白宮研究員是新手所犯的一種錯誤。白宮研究員跟尼克松總統討論政府行政權力問題，和美國參議員在一起研究立法問題。探討社會計劃時，我們直接與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長對話。在外交舞台上，我們會見了日本、蘇聯、中國、波蘭、保加利亞和西德的領導人。我們每週均與像E·賽瓦賴德、D·拉瑟和H·賽迪這樣的新聞記者共進午餐和晚餐。該計劃的目的是讓我們進到發動機房裡來，看看政府輪齒和傳動裝置是怎樣運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們帶到政治峰頂從高處俯覽一下社會全景。在所有政治學院裡，在全國所有公共行政學課程中，無一能和這種教育同日而語。

儘管如此，我還是準備回陸軍部隊。作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樓坐辦公室的軍官和白宮研究員，我離開真正的部隊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宮研究員，已經偏離了軍事生涯的主線，因此我急於回到正軌。我擔心會遇上先前一位陸軍白宮研究員的命運。他在白宮曾大為轟動，於是被要求留下來搞國內問題，他留下了。你猜怎麼樣？陸軍不給他晉升上校。白宮給陸軍施加壓力，最後他還是獲准晉升。可是，這位在白宮的讚揚聲中洋洋得意的軍官，既沒有指揮過一個營，也沒有經受過其他考驗，他不是被晉升委員會提名而是通過政治壓力才得以晉升上校的，他這輩子就到頭了。他當上了上校，好吧，永遠就當上校吧。

這不是我想走的路。陸軍是我的生命，我對馬利克的邀請表示了感謝，但告訴他我準備離開。此外，儘管馬利克很樂觀，但S·歐文和水門特別檢查官揭露的證據似乎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像一艘特別經得起風浪的航船。我想做的是到波托馬克河那面去，看看五角大樓對一個急於再次指揮部隊的軍人有什麼任命沒有。自從1962年在德文斯堡當過連長以來，我還沒有直接指揮過部隊。我第一次去越南服役時，儘管在花名冊上是顧問，實際卻當過不掛名的營長。但是第二次去越南，我只當過參謀軍官。此時作為一名中校，既然步兵人事處認為我夠格，我希望能有一個供我親自指揮的營。

1973年春，在白宮研究員班結束前最後幾天裡，我去了步兵人事處任命辦公室。一位中校拿下一本活頁簿，當著我的面打開。陸軍所有的營級單位全列在內，並分為三個欄：A欄，標有該營現任指揮官是誰；B欄，誰已被定為下一個接班人；C欄，再下一個預定由誰接班。因為我想找個馬上能任職的地方，所以就順著B欄往下找空位子。

事情並不像我現在說的那麼容易辦。那時候，利用職務之便耍權術、老同學關係網和走後門都能影響到任命。例如，如果某位司令官想要你到他的師去，那這件事就算定了。現在的制度則更為客觀，受外部壓力的影響較少。陸軍把軍官晉升委員會的全體人員和準備晉升的軍官的人事檔案都關在一個房間裡，幾乎沒有辦法由誰替受寵的待晉升人員幫忙。再說委員會委員人數多，一個成員也成不了氣候。委員會成員會仔細閱讀檔案材料，權衡長處與弱點，不把最有潛力的指揮官找出來他們就不出那個房間。由於夠資格晉升的指揮官多於指揮職位，因此有些候選人不可避免的會落榜。奇怪的是，老辦法與新辦法產生出來的利與弊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新辦法的弊端產生於人的客觀認識能力，而不是產生於任人惟親。

我最後選定去韓國，不是我偏愛那裡，也不是我有什麼門路，而是因為駐韓第八集團軍第二步兵師三十步兵團一營營長之職是B欄內有限的幾個空白中的一個。該師被稱為女王陛下的海盜。簡稱“海盜”師。顧名思義，該師根出夏威夷，即19世紀90年代利奧卡拉尼女王統治時期。

難辦的是怎麼告訴阿爾瑪我要去那裡。去韓國屬於“無陪伴服役”，這意味著要把阿爾瑪留在戴爾鎮一年，由她一個人帶3個分別為10歲、8歲和3歲的孩子。我妻子是個明白事理的女人，沒有大驚小怪。我對她說：“我請求你做出犧牲。”

阿爾瑪沒有反對，她說：“不過，假如這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認為這樣做對你最好，那就這麼辦吧。”

她的支持使事情好辦了一些，但決非容易之舉。這是我第三次從我兒子生活中消失，第二次離開琳達，第一次與處於最可愛的年齡的安妮瑪麗別離，當時，只有丟下妻小才能去韓國，這是我們面對的最痛苦的事情。

白宮研究員班結業後，我又重新穿上軍裝。在白宮的這一年我所結交的人日後將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對我的發展產生影響，但我得先去韓國。在那裡，一位老軍人將讓我領略一種別具一格的軍事領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