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到國家軍事學院深造

我還在韓國時，有5位將軍在華盛頓開會研究挑選出一批陸軍軍官送軍事學院深造。我幸運地被選中了。陸、海、空三軍都有各自的聲望極高的學院，我要去的很可能是陸軍軍事學院。選拔委員會主席朱利葉斯·貝克頓中將是我的一位導師，他認為我應該去位於首都華盛頓麥克奈爾堡的國家軍事學院。國家軍事學院堪稱軍事教育系統的哈佛大學，每年招收約140名學員，從軍隊的各軍種和地方如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和美國新聞署等額選拔。貝克頓自己就是國家軍事學院的畢業生。

當我在韓國完成12英里行軍唱著喬迪之歌時，國家軍事學院對我像天上的星星一樣遙遠。我接到被選中上國家軍事學院的通知時，正在野外實施師長導演的實彈戰術演習。1974年9月我回到美國，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正經歷一段奇特的插曲。幾個月前，尼克松總統因水門醜聞剛剛辭職，正巧我趕回家時，尼克松的後任G·福特總統赦免了尼克松。關於水門事件，我記得當我決定不留在政府而到韓國去赴任時說的那句話：這一切都會一陣風吹過去的。

國家軍事學院要到1975年8月才開學，因此我被臨時派到五角大樓工作。我本想在這兒原地踏步消磨掉這9個月，可是負責人事、後備役和後勤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威廉·布萊姆卻另有想法。我剛一走進門就聽他說：“鮑威爾中校，我們在國會遇到了難題。我們需要對軍方的兵員需求作出年度預測報告，過去幾年我們一直不能按時完成。我不管你怎麼做，你的任務是要及時交給我一份預測報告。”

我生來第一次開始和五角大樓的職業文官們共事，上司是歐文·格林伯格，一個真正的內行。遞交給國會的報告必須包括每一軍種所需的兵員情況，因此如何把4個軍種的材料蒐集上來，對我來說是一項新的挑戰，當然這對於其他人來說已是駕輕就熟的事了。隨著工作的起動，我發現空軍的反應最快，作為最年輕的軍種又習慣於超音速，這並不令人意外。海軍陸戰隊編制最小，對每一個編制員額都斤斤計較，好像打仗一樣。寸土必爭，一步不讓。海軍最為謹慎，儘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圖。陸軍的表現呢？實實在在，靠得住，但不那麼富於想象力。

直接體驗軍種間的競爭對於我來說是上了重要的一課。有朝一日處理各軍種間爭權奪利的事情可能成為我的本職工作。初次接觸便使我認識了這個永久的自相矛盾的真理：軍種間的競爭既能產生摩擦因而降低其效能，也能突出其特色因而提高其效能。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以至於未來，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是要維持恰當的平衡。

那幾個月裡，我像狗一樣不知疲倦地工作，我的頂頭上司約翰·布林克霍夫也一樣，他和我修改了一稿又一稿，最後終於提前向國會呈上報告。這對我來說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這樣我就可以去國家軍事學院學習了。

上國家軍事學院之所以令我高興，一是因為這是關乎我前途的大事，二是我不需要搬家。我家還繼續住在戴爾鎮，我每天乘車去麥克奈爾堡那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華盛頓軍火庫。國家軍事學院所佔據的這座1907年建造的建築物帶著一種威嚴。進了寬大的正門，就來到用大理石建造的三層圓形建築中央，四周是有欄杆的圓形長廊，屋頂距地面80英尺高，是用西班牙磚色建成的圓形拱頂。整個樓裡有一種類似林肯紀念堂般的肅穆氣氛。刺殺林肯的密謀者就是在附近被處絞刑的，據說他們當中一個名叫瑪麗·薩拉特的鬼魂經常遊蕩在附近一座建築裡。

在軍事學院裡，我們無須回答多項選擇那類機械的問題。事實上，我們不必參加考試。歷史、政治、外交和軍事理論等課程的目的是促進與開發學員的智力，而不是教他們掌握技術材料。上午，我在酷似19世紀油畫上的醫學院那種半圓形階梯教室裡聽課。講課的老師都是外交家、學者、軍種指揮官、作家等各方面的權威。他們向我們介紹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和他們的思想，其中有馬漢的海權論，杜黑的空中力量制勝論，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下午，我們上選修課，課程有未來學，媒體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激進派意識形態等。

這段時間在國家軍事學院學習，時機很好。越南戰爭結束之後的內省（探究什麼地方出了錯）產生了活躍的研究氣氛。有一位老師把我的眼界提高了好幾個檔次，他就是海軍少校哈倫·厄爾曼，他講授軍事戰略。在這之前，我只接觸過實幹家，他們中幾乎沒有誰同時又能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厄爾曼是個奇才，集穿軍裝的學者、海上作戰部隊指揮官於一身，他擁有一個我所遇到過的最優秀、最有思想的好腦筋。厄爾曼和他的同事們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見與相互聯繫著的歷史、文化和戰爭政治的全景銜接起來。

那位博學的普魯士人K·克勞塞維茨使我頓開茅塞。他在我出生前106年寫的《戰爭論》，像從久遠的過去射來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著解決當今軍事難題的道路。克勞塞維茨寫道：“任何人，或者說任何神智正常的人如果不知道用戰爭要達到什麼目的並如何達到目的，那麼就不能發動戰爭或不應該發動戰爭。①”越南戰爭的第一大錯誤正在於此。接下來便是克勞塞維茨的第二條原則：必須由政治領袖來確定戰爭的目標，由軍隊來完成這些目標。越南戰爭中，政治領袖和軍隊都希望對方提出戰爭目標，而雙方都未能提出任何目標。最後一條，戰爭必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為是人民貢獻著他們的財富和兒子，今天還有他們的女兒，他們必須確信犧牲是值得的。隨著越南戰爭久戰不決，人民支持這根關鍵性支柱倒塌了。克勞塞維茨給予我們這個職業的最大的啟示是：一個軍人，儘管高度愛國，勇敢，有才幹，也僅僅是鼎立三足中的一足。沒有三足——軍隊、政府和人民，鼎是立不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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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勞塞維茨著：《戰爭論》，第八編，第二章。——譯者注。

到目前為止，我的社交活動範圍主要限制在同級的、有時還有高一級或低一級的同齡人中間。此外，還有鄰居、親戚等。而H·厄爾曼卻沒有這種限制。一次，厄爾曼和他英國出生的太太朱麗安邀請阿爾瑪和我到他在喬治敦的家中與他的一些朋友共進晚餐。主賓是馬默杜克·G·貝恩海軍中將，他的職務是國防大學校長，國家軍事學院和武裝部隊工業學院都隸屬於國防大學。在我的圈子裡，少校一般都不和將軍們喝酒聊天的，可是厄爾曼卻這樣做。將軍很友好，但當我被介紹認識時，他臉上掠過一絲疑惑。原來他來時希望見到的是美國最高法院副法官L·鮑威爾，而不是他自己學校的一名學員。

在國家軍事學院，教職學員的妻子允許旁聽選修課。朱麗安常來旁聽她丈夫的課。她常和我坐在一起。華盛頓的下午讓人感到睏倦，很難不打盹兒地聽完“布匿戰爭給予我們今天的教訓”這一課。多年以後，我任國家安全副顧問時，厄爾曼夫婦應邀參加我的50歲生日聚會。到了我做簡短講話時，我把朱麗安招呼到身邊，她跟我是同一天的生日。我用胳膊摟著她的肩膀向大家透露說，當我在國家軍事學院讀書時，她和我曾一起睡覺，講到這兒我有意停頓了令人難熬的片刻，之後又補充說：“是在聽她丈夫的課時。”

1976年2月，在國家軍事學院的學習時間過半時，我提前晉升為上校軍銜。許多無可挑剔的可敬的職業軍人到了這個級別便到了頂。我真不知道自己還能有多大發展。當時的軍隊遵循嚴格的職業原則：不提升就退伍。這個制度是嚴格的、極富競爭性，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殘酷得多。那些不能晉升的人也不能在原級別上泡時間。如果一個軍官任職期滿，在同一級別上兩次失去晉級機會，他就只得退役，為下一代人空出位子來。級別越高，競爭越激烈。在最初的100名職業少尉軍官中，最後恐怕只有一個人能晉升到准將軍銜。

我對於自己職務晉升的期望總是持審慎態度。然而，在我提前晉升上校之後不久，我得到了更多的好消息。國家軍事學院畢業後，我要被任命到駐肯塔基州坎貝爾堡的第一○一空降師第二旅擔任旅長職務。在軍事學院晉升上校軍銜的同班同學中我是最年輕的，而且僅有兩名陸軍軍官將出任旅長，我是其中一個。在韓國，我指揮的是由700人編成的1個營。今後，我將指揮3個營，共有2500人。即使是慎之又慎，看到這種種跡象——國家軍事學院深造、提前晉銜、即將任旅長，不能不令人想到我可能有希望進入高層，有可能當將軍。當然，面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一○一空降師素有“呼嘯天鷹”的雅號，是一支富有浪漫傳奇色彩的部隊。在國家軍事學院畢業之後我將去那裡任職，為此我興奮不已。第一○一空降師和第八十二空降師始建於1942年中期，由撤編的原第八十二摩托化師的5個傘兵團組成。有一張很有名的照片，照片上艾森豪威爾將軍在諾曼底登陸發起前一天正在與塗黑了臉的傘兵談話，那些傘兵就是第一○一空降師的。在“商品菜園”行動中，第一○一師空降到荷蘭，他們被寫進了《奪橋遺恨》這本書並以同名搬上銀幕，因而名垂青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的最後攻勢中，巴斯托尼被包圍，德軍要求美軍投降，一○一師師長A·麥考利夫傳奇般地答覆說：“呸！沒門兒！”第一○一師在越南也打出了名氣。

萬萬沒想到，我遇上了麻煩。我要去接替的是弗雷德·馬哈菲上校，他也是德普伊的門徒，官升得比誰都快。大多數人在他不幸去世之前都猜測他有朝一日能升任陸軍參謀長。第一○一師師長約翰·威克姆少將打電話告訴我說，馬哈菲要晉升准將並會立刻離開第二旅。馬哈菲的提早離任，意味著威克姆要馬上任命別人來填補這個空缺，因為他不能等兩個月，待我畢業後再到職。我對此很感苦惱，但同時又不想放棄這個機會。

國防大學規定不得提前離校。國家軍事學院院長是空軍少將詹姆斯·默菲，他的上級是國防大學校長海軍中將貝恩。我向默菲解釋，如果我不提前離校，就將失去這一職務再重新排隊等待。默菲表示同情，但他重申了學院的規定。我必須學完課程，然後到國外考察，最後回校畢業。

我看到了一線光明，由於我曾作為白宮研究員到俄羅斯和中國進行過考察，也許我這次可以到別的更有價值的地方去實地考察。去一○一師的駐地坎貝爾堡考察怎麼樣？“嗯，”默菲說，“你就這樣辦吧，然後再回來提交課終報告並和同班同學一起畢業。”

我和威克姆少將取得了聯繫，請他為我保留那個空缺的職位。與此同時，我連忙到步兵人事處去走後門，不巧又碰到障礙。他們不允許我在正式隸屬國家軍事學院的情況下以執行臨時任務身份接受部隊指揮權。那麼好吧，我說，派我正式到坎貝爾堡任職而把回國家軍事學院改為執行臨時任務吧。行政管理與預算局的鮑德溫會為我驕傲，馬利克也會的。

我把問題的解決辦法又彙報給默菲將軍。他說：“注意一件事，返校時切記要把傘兵靴和一○一師的徽章留在坎貝爾。我們大可不必把這次的安排張揚出去。”我沒帶家屬，一人前往坎貝爾走馬上任。6周後又返回國家軍事學院正式畢業。

那些年，華盛頓地區房地產業的規律是凡是漲價的就要一直地漲上去。戴爾鎮的房子住了7年之後再賣掉時，賣價大約是當年的兩倍。阿爾瑪已做好了搬家的準備，既然她的丈夫現在是指揮一個旅的“鳥”①上校，我們也該享有近似豪華的軍隊住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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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國陸軍和空軍上校軍官的銜徽是鳥形圖案，與中少校的橡葉形圖案不同，故此處稱“鳥”上校。——譯者注。

像往常一樣，我們全家老小從華盛頓開車去坎貝爾堡，這次開的是一輛形如怪獸的“克萊斯勒”，這輛車是花50美元從國家軍事學院一個同班同學比爾·布拉姆利特手裡買過來的，平均7英里耗油一加侖。坎貝爾堡位於跨越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界的一片曠野，從納什維爾向北約一小時的汽車路程。我們按照指路牌的指引來到了科爾花園，這是將級指揮官以及旅、營級指揮官們居住的地方。開進住宅區，我們駛過一座用圓木建成的高級宅第，那就是威克姆將軍的家。阿爾瑪以羨慕的神情瞪大了眼睛。接著又駛過一座小巧的凱波哈特式房屋，這種房屋以提出軍隊住房法案的美國參議員的名字而得名。接著又是一座座清一色的凱波哈特式房屋。阿爾瑪的眼睛眯縫起來了。原來這些房子才是旅長和營長們的住房。我們在分配給我們的那座房子科爾花園1560號前停車。3個孩子像是從鐵籠子裡放出的小老虎一般從車上跳下來，到房子四周去探險，而阿爾瑪和我則進了房子。

阿爾瑪說：“不錯，和你當上尉時在本寧堡住的那座帶硬木地板、洗碗機和空調機的房子一樣，只不過這裡是塑膠地板，沒有洗碗機，也沒有空調，而你現在是上校。”她接著問道：“到什麼時候才能有你說的那種漂亮房子住呢？”

我說：“快了。”

威克姆曾在五角大樓為兩任國防部長——施萊辛格和拉姆斯菲爾德擔任過軍事助理，因此被一些庸俗之輩誣衊為“政治將軍”。威克姆還要面對另一種偏見：他現在的師長職務通常都是由飛行軍官擔任的。我在師部見到他，他個子不高，體格健壯，頭髮暗灰，神態平和自信。他動作敏捷得令我吃驚。在越南，越共把一個炸藥包扔進他的掩體，他受了重傷，在陸軍醫院住了一年多。威克姆將軍盡職盡責，他是個地地道道的軍人。

威克姆的副手，我的頂頭上司韋爾頓·C·霍尼卡特准將是我在利文沃思堡時的同班同學。他綽號“老虎”，是個天生的勇士，越戰時的英雄。在競爭如此激烈的陸軍部隊裡，他恐怕是最能說粗話的一個。我去報到時，他出來迎接我，並說：“鮑威爾，除了在利文沃思堡時以外，我對你是他媽的一無所知，不管怎麼說，歡迎你到一○一師來，我們是上帝的綠色大地上狗孃養的最棒的部隊。”他坐著而我站著，便開始介紹師裡的情況。“我們有3個步兵旅，你那個是該死的最後一個。你有金澤爾——阿瑟·金澤爾中校，最好的營長，負責領導你的五○一步兵營。不過你的五○二和五○六營在全師是墊底兒的。收拾收拾他們。就這些，滾出去吧！”

“謝謝，長官。”假如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陸軍裡的“老虎”霍尼卡特這樣的人，也許會感到不安，然而陸軍部隊裡這種類型的人比比皆是。他們既是辣人的辣椒，又是調味兒的佐料。威克姆將軍的參謀長“野火雞”克羅澤上校也是個值得回憶的人物。他的雅號是取自他所喜歡的一種酒的名稱和他那灼人的熱情。五角大樓派他到坎貝爾來被認為是讓他退休前平緩的過渡。可是，他卻被任命擔任參謀長這一要職，因而他的盛名更加發揚光大了。在坎貝爾，威克姆遠見卓識，霍尼卡特和克羅澤善於用鞭子讓下屬服從。幸運的是，我們有兩名軍官扮演牧師的角色，他們是負責保障的副師長查克·巴格納爾准將和負責營區管理的資深軍官阿瑟·羅姆巴迪上校。當強制執行命令者發號施令大發雷霆時，巴格納爾和羅姆巴迪則和風細雨地曉之以理。只有卓識遠見、沒有實際行動不行。強制命令雖然會使卓識遠見得以實現，但卻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好的牧師會修補裂痕使之形成合力。幸運的是，在坎貝爾堡，扮演這三種角色的人一個不缺。

第一○一空降師擔負著一項獨特的任務——實施直升機機降突擊。威克姆將軍是這一戰術的倡導者。我們師是世界上惟一一支輕步兵營和直升機營協同作戰的部隊。直升機營可以將步兵營投送到戰場各處。我們是空中機載部隊，但不是傘兵，當然也絕對不是重裝甲兵部隊。因此，我們會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惡評。傘兵把不能跳傘的機降兵稱作“帶腿兒”的部隊，這肯定不是恭維話。重裝甲兵則說，在戰場上搭載像直升機這樣弱不經風的玩意兒，用不了5分鐘就得完蛋。威克姆相信，我們的使命將證明這兩方面的看法都是錯誤的。

“回師德國”是1976年秋即將舉行的演習代號。通過這個一年一度的演習，美國想向北約盟友們展示，我們能夠迅速增援歐洲大陸。這一年，一○一師將要參加“回師德國”演習，我也希望以上校旅長的身份再到18年前當小少尉時的地方故地重遊。

一○一師的3個旅有兩個旅要去參加“回師德國”演習，一個旅留守執行國內勤務。令我非常失望的是，我們第二旅被指定留在國內。我苦思冥想了半天，然後決定，我們不打算在那兩個旅回來時盡聽他們講戰鬥故事，我們也要給他們來點小小的意外。

空中突擊學校對於我們直升機部隊來說，就像跳傘學校和傘兵的關係一樣。我決定首先從我做起，儘可能讓更多的士兵通過空中突擊學校課程。當時，我們旅級指揮官當中還沒有一個通過體能測驗被空中突擊學校錄取的。我到負責測驗的軍士那裡報了名，然後完成了俯臥撐、下蹲、引體向上和通過障礙。結果只有最後一項因差0．1秒未達標。一週之後，再次測驗時順利地通過了。在100多名士兵中，我是惟一的高級軍官，從直升機中騰躍而出，並且要完成12英里強行軍，對於39歲的我來說，感覺就像一位老人躍躍欲試地想參加大學足球賽。

我獲得了空中突擊隊員證章之後，就把營長、連長和機關參謀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你們當中有些人還未達到空中突擊隊員的標準。”我指了指我胸前的證章，接著說：“10月30日那天，我們集體合影拍照時，誰如果沒有這枚證章，他就不再是我們旅的人了。”

我找到旅裡的3名牧師，告訴他們也應報名參加空中突擊隊員課程訓練。為了讓他們更心安理得地訓練，我命令除週末時間外，鎖閉教堂。我提議說，牧師應和部隊在一起，部隊不能總去教堂。浸禮會教派牧師表示異議。他對我說，他從軍不是要扮演突擊隊員。我說如果他想安撫我的士兵，他就必須和其餘軍官一道完成空中突擊隊員訓練課程。他勉強同意了，但第一週訓練腿就骨折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問他什麼時候才能拆除石膏。“問這幹嗎？”他問。“你好完成課目呀。”我回答說。後來他想法調到別的旅去了。

6周以後，我們師的其它單位圓滿完成演習任務從德國返回。威克姆將軍表示對我們在他外出期間所取得的成績印象深刻，特別是全旅軍官百分之百取得空中突擊隊員資格。因為他不願讓我們旅感覺像是灰姑娘，便讓克羅澤督促我為下屬的突出成績申報獎勵。我上報了幾個人。我畢竟是屬於神槍手埃默森派的，不大主張給軍官獎勵。通貨膨脹引起貨幣貶值，獎勵氾濫會引起獎章貶值。我自己得到的獎勵就是我所學到的經驗。如果你真的關心部下，那麼你就應培養他們，使之成為有用的人才。

我的家人來到坎貝爾度1976年的感恩節。母親倒是樂於關心他的孫子們，也樂於在廚房幫助阿爾瑪，但是父親來到坎貝爾堡是要見識一下這裡，也想讓這裡的人見識一下他。我讓他穿上黑大衣，戴上他那從不離身的淺頂軟呢男帽，讓司機開上吉普車，拉著我們在整個營區兜了一圈。因為父親一生未聽到過槍聲，我便帶他到M—16步槍射擊場，好讓他看看他兒子是以什麼謀生的。我們還在軍官俱樂部喝酒，和威克姆將軍一道觀看師的拳擊比賽。父親坐在第一排，好像從來就有坐第一排的福分似的，他和威克姆聊天的樣子好像和將軍們生來相熟一般。

我想讓父母親再體會一下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我們旅仍然沿用著舊式的連隊食堂。我們鮑威爾一家就到連隊食堂去吃感恩節晚餐。我們在指揮官餐桌入座後，炊事員就端上了配有各種佐料的火雞。進餐過程中，我突然發現父親已離開餐桌。我轉身看到他正在廚房裡和炊事員交談，然後握手，誇獎他們做了美味豐盛的飯菜。而後，他像佈雷德利在諾曼底登陸前看望部隊一樣，在食堂裡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與人寒暄。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父親全然鎮定自若，他從不因級別、地位和禮儀規格而感到膽怯。父親無論在哪兒都隨遇而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和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夜晚，他在廚房湊近阿爾瑪悄聲說：“鮑威爾會當將軍的。”阿爾瑪問他怎麼知道。他說他不是一直在和威克姆將軍談話嘛！

第二天，我開車送家人去納什維爾機場。走進候機大樓時，父親這一次沒再為我替他提行李而大驚小怪。他的步伐節奏慢了，表情稍帶倦意，他老了，這使我感到不安。

可敬的威克姆將軍有幾件熱衷的事，其中之一便是恆溫器。在那能源危機、石油價格飛漲的年代，將軍規定了一條不容違反的紀律：營區所有營房內的恆溫器必須定在68華氏度上。如果居住的是現代化的密封良好、採暖均勻的建築，這個溫度是相當宜人的。但是，第二旅的官兵還住在二戰時期建造的無密封條件的兩層營房裡，每幢樓只在一層的一角設置著一台燃油鍋爐。床位靠近鍋爐的，自然可以享受到所保證的68華氏度，離鍋爐越遠，恆溫器上設定的溫度和實際溫度的差距就越大。而肯塔基的冬季是寒冷的。

每天晚上，師值班軍官都要現場抽查，如果誰變動了恆溫器的設定度數，旅長必須親自向威克姆將軍做出解釋，為什麼他連這樣簡單的命令都執行不好。每當我站在第一○一空降師師長面前解釋為什麼我部下的營房裡有一個恆溫器被發現設定在炎熱的73華氏度時，便感到從未有過的愚蠢。

官兵之間展開了一場智鬥。這些士兵隨時準備在戰時為國捐軀，可他們卻不準備在平時挨凍。他們繼續調高設定的溫度。我們把鋼質彈藥箱裝在恆溫器上，然後在箱外邊上鎖。開始時，士兵們把箱子撬開。當從事這種愚蠢冒險的人被抓住並受到懲處後，更為狡猾的人便配製了鑰匙。

絕大多數軍官都是大學畢業生，有些還有更高的學位，上過指揮與參謀學院。甚至上過國家軍事學院，他們是華盛頓、格蘭特、李、潘興、艾森豪威爾和巴頓的繼承人。難道我們會敗在列兵和下士們的手下嗎？看起來，答案是肯定的。冬季一天天過去。奇怪的事發生了，恆溫器仍設定在68華氏度上，但是士兵們不再抱怨了，甚至那些床位距鍋爐最遠的人也烤得像吐司麵包那樣熱。春季來臨了，我才發現這個秘密。某個電工天才地想出了一個招兒，把一根直針插入線路的某個不易被發現的地方，便可以形成一個短路，使得鍋爐實際上脫離了恆溫器的控制。縱然值班軍官感到室內溫度高似赤道，恆溫器顯示的仍然是68華氏度。當溫度過高時，便有人取出那根針，使溫度降下來。這樣，上至威克姆將軍下至床位在距鍋爐最遠、最透風的角落裡的怕冷的列兵，全都皆大歡喜。

數百年來軍官們就一直絞盡腦汁要在智力上勝過士兵，但至今還不明白這是不可能的。要從自己的錯誤中挽救自己，要贏得戰爭，我們可以永遠依賴美國士兵們所具有的天才本能。

每天下午，我都在同一時間沿著同一路線在所屬的3個營的營區道路上走一圈，有意讓下屬官兵找我搭話。我曾從吉納斯塔西亞神父那裡學到了一條，到信徒當中去。這樣，有怨氣的士兵，有問題的軍士，不用多久就知道在哪裡能攔住旅長單獨談上幾分鐘。聰明的軍士和基層軍官懂得我這樣做的意圖。我並不是破壞指揮體系，他們知道在路邊的這些交談我絕不會應允任何有損他們職權的事。我這種戶外現場辦公要說有好處的話，它可以給人一個機會把憋在肚子裡的悶氣放出來。

一天，邁克和我在科爾花園我們家屋後練習棒球的投擲和接球動作。他主動說他喜歡坎貝爾堡這個地方。他說：“這兒的孩子和我們都一樣。他們的父母也都一樣。”他的話讓我感到鬆了一口氣。從我小的時候一直到上大學，就生活在同一個居民區，和同一群孩子在一起。戴爾鎮的那段生活好就好在雖然我部分時間不在家，可是我的家庭不動地方，我的孩子始終在同一個學校裡讀書。軍人父母都擔心經常搬家會影響孩子。而這時我兒子告訴我他喜歡這次搬家。這裡的父親們的共同經歷為孩子們創造了使其融洽的共同點。

雖然我們不得不做一些調整，但是坎貝爾堡的生活還是不錯的。我們只找到了一個小小的聖公會教堂，那裡一無為唱詩班伴奏的琴師，二無進行儀式用的十字架。阿爾瑪和我與聖公會牧師一起找到營區裡其他受聖餐的人，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不再積極參加教會活動了。我們用了幾個晚上的時間手抄了讚美詩的曲譜，邀請他們再積極參加教會活動。我們找到了一位琴師和一個進行儀式用的十字架，並再次讓我們的孩子充當教士助手。教徒的人數增加了，我們的信仰又有了寄託。不過自從離開戴爾鎮之後，我們再也沒有感受到聖瑪格麗特教堂的精神。

我的孩子就讀於營區學校，該校隸屬於聯邦衛生教育福利部。我們組成了一個學校委員會，我被威克姆將軍指定為委員會主席，這使得我們鮑威爾家的孩子出了名。他們的父親不僅是旅長，而且還負責聘請和解僱教師並給教師發工資。

我的孩子都是好學生，包括在坎貝爾堡剛上一年級的安妮瑪麗。邁克成了初中棒球隊最佳接球手，我為此也可以感到一點欣慰了。琳達在音樂方面表現出了天賦。開始我們為她從學校租了一支笛子，她的進步很快。老師建議她應有自己的笛子。我這個從來都盡職盡責的父親開始查閱《營區每日消息》上的“銷售”欄，後來花了25美元買了一支二手笛子。對此琳達很感吃驚，阿爾瑪很感吃驚，教她笛子的老師也很感吃驚。因為這支笛子漏風，可以說比行駛了10萬英里的1972年型維佳牌轎車還漏風。我們又為她買了一支好的。她的演奏技巧越來越好，笛子也越買越貴。幸運的是，最終沒有發展到非要買價值2．5萬美元的鍍金笛子不可的程度。

比笛子課更重要的是，在坎貝爾堡琳達從一位與眾不同的老師那裡獲得了最大的教育。貝蒂·奎琳教6年級，她具有和青少年交流的奇才。3個孩子裡，中間的一個往往處於某種非正常的地位。琳達感到她可以向貝蒂老師傾吐內心最深處的感覺。這位老師在理智上是我女兒的啟蒙老師，至今她們關係仍很親密。每個孩子都應該有至少一位貝蒂·奎琳這樣的老師。

我們很少知道我們的孩子怎樣看待我們，在他們童年洪流般的印象和記憶中，哪些十分突出，哪些已被忘卻了呢？最近，攝影師M·庫克編輯了一部關於父親和女兒的書。為了題寫我們的一幅照片的說明，她請琳達和安妮瑪麗發表一下她們的看法。琳達是這樣寫的：“我父親是一個溫柔的男人。不過，記得我小時候，有點兒害怕他——他個子那麼高，他很少高聲說話，可當他真的高聲說話時，我的心就會猛地往下沉。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自行車上編織了一個粉白色的網作裝飾用，為的是當我騎車加速時身後會拖著綵帶。結果網卡在車輪的輻條裡。我飛過車把摔了出去，坐在柏油路上嚇得大哭。我父親一下子來到我身邊，雙手把我抱起，緊緊地抱著我回到了家。”我都不記得這件事了，可她從沒忘記過。

在同一本書裡，安妮瑪麗是這樣寫的：“爸爸是我認識的人中最聰明的一個。玩追擊遊戲總是他贏。只要有必要，他總是對我開誠佈公。他身穿小禮服或藍色軍禮服時樣子帥極了。對他的成功我一點兒不覺得奇怪，我只感到驕傲。他是鎮上最好的機械師。我總有一種安全感，不論發生什麼事，他都能夠並且願意照顧我們。”

我是怎樣一個人，特別是在機械學方面，我的女兒們已經作出了判斷，我還有什麼好爭辯的呢？

涉及孩子們的事情，我從不相信給他們買東西能夠換來愛、好感、尊敬或成績。因此，我們給孩子們錢時從不大手大腳。當他們到了12歲，他們每週可得到兩美元的零花錢。他們什麼都不缺，但我們還是教育他們需求要有限度。每當過大的節日，如聖誕節和生日，他們會得到大禮物。

當邁克到了19歲時，我覺得該是讓他了解基本生活常識的時候了。我處理此事的方式是直截了當的，不過當時是多麼地富有勇氣我卻記不清了。一天晚上，我來到他的房間，交給他一個紙袋子。袋子裡裝著一本書，書名是《男孩子與性》。他問：“這是什麼？”我回答說：“讀一下，如果有什麼問題就來問我。”

不論哪個孩子到了16歲，我就寫一封信給他（她），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傳授給他們我的智慧或至少是我的正確選擇和錯誤的教訓。邁克是第一個，我主要是這樣寫的：“你的童年即將結束，你已踏上了成人之路……你將長成你一生今後50年所要成為的那個人。人生路途上，會遇到誘惑、毒品、酒精和辦錯事的機會。而你要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相信你的判斷……天下無難事，只要肯奮鬥。要勇於接受機遇和風險的考驗。這不是要你蠻幹，而是要你敢於投身於那些可能會失敗但也有希望成功、有希望得到收穫的事業，並且時時牢記，事情並不像你想象的那麼糟，到明天早晨情況就會好轉。”

我驚奇地注意到兩邊家庭對孩子們的性格所產生的影響。阿爾瑪家裡的人和我家裡的人相差甚遠。邁克和琳達小時候我正在越南，他們和外祖父約翰遜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論我們是南來北往還是東奔西走，我們總是設法順路去看望一下我父母親。約翰遜一家是情感較為內向的。他們的生活有著嚴格的規矩。他們酷愛讀書。他們讀書給孩子聽，而讀書具有感染力。從他們身上，我們的孩子們吸取了紀律觀念和勤奮好學。從祖父鮑威爾家這一邊，孩子們吸取了對生活的熱愛。他們接觸了玩世不恭的人物，那些開懷大笑、無拘無束的人，那些玩起來和幹活一樣不要命的人。“咱們聚會吧！咱們唱歌吧！咱們跳舞吧！”我高興地看到這兩種情調在我的孩子身上都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從父親把一輛1946年型的“龐蒂亞克”車停放在凱利大街952號的家門口那天起，我就愛上了汽車。我喜歡開車，但是引擎蓋下面的東西全然是個謎。住在戴爾鎮時，我的鄰居聽我抱怨汽車出了故障就說：“檢查一下電壓調節器。”我要是知道何為電壓調節器，肯定不能讓它出故障。我買了一本雪佛蘭手冊，一點一點地解開引擎蓋下面那些玩意兒的謎。很快，我就能自己更換機油了！

戴爾鎮的另一個鄰居住在我們街對面。他以大修“大眾”牌汽車為業餘愛好。我的第一輛車也是“大眾”牌的，因此即使在家庭人口增多，迫使我開轎車和旅行轎車以後，仍然對“大眾”牌汽車懷有好感。這位鄰居修車時我常去看，給他遞件工具什麼的，從而學會了更多的東西。到了坎貝爾堡以後，我已會調整分電器的時間，焊散熱器水箱，排除電路系統的故障等。雖然我喜歡體育，但從未為體育而著迷，這肯定是因為我體育才能平平。不過，汽車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在我的工作崗位上，不論是在部隊任指揮官還是在機關坐辦公室，經常要和有各種各樣的性格和缺點的人打交道，我也有自己的缺點和毛病。隨著級別的晉升和責任的增加，情況也變得越來越複雜。汽車和人不同，它沒有脾氣性格。擺弄汽車時，所對付的不是未知的仙而是確定的神；不是抽象的仙，而是具體的神。如果發動機什麼部位出現故障，我按照邏輯去一步步檢查，我就一定能發現故障並能修好它，這是我生活中惟一確有把握的事。我感到這些機械問題令人著迷並且使人精神鬆弛。我找到了我真正的業餘愛好。

阿爾瑪在坎貝爾堡也找到了她的業餘愛好。在這裡她丈夫第一次當司令官。她和其他軍人妻子的關係第一次有點類似於我和下屬軍官的關係。她在年輕婦女眼裡是個母親般的人物。那個年代正是婦女解放運動剛剛起步的年代，一些婦女瞧不起義務參加護理工作、舉行義賣活動和搞募捐活動。阿爾瑪卻志願參加了這些活動。她認為，其他婦女的那種態度忽視了軍隊生活的特殊性。軍人妻子的丈夫們一聲令下便要出發，他們何時回來，能否回來都不得而知。“如果我們現在不及時相互瞭解，”阿爾瑪常這樣說，“我們將來怎麼能相互幫助度過那艱難孤獨的時光呢？”傳統的志願者活動，除去它們的現實價值以外，恰恰做到了女權主義者所捍衛的姐妹間的支持。

從我在韓國告別老式陸軍到現在剛兩年時間，我們在坎貝爾堡幾乎要建成但還沒有完全建成新式陸軍。新的一套術語變得時髦起來。正是在這一時期，老式的食堂讓位於“餐飲設施”，過去的食堂主任也改稱“餐飲設施經理”。營區洗衣店變成“服裝維護設施”。一派新潮，簡直令人眼花繚亂。

新型的全志願兵制部隊有一套現代管理測量評估標準，如重複應徵率，無故缺勤率，酒後駕車率，年度體能達標率，醫療預約到位率和軍需服務社欠賬率。每個月份，每個旅、營、連都得到一張報表，其中指出你部與其它單位相比表現如何。在陸軍這樣大的一個組織裡做出比較判斷，的確需要這些統計手段。但數字本身不能反映諸如士氣、領導水平和部隊的戰備觀念這樣一些因素。即使你把手槍對著神槍手埃默森的頭，他也不會把注意力放在這些統計數字的指數上的。

很久以前我就學會了如何應付陸軍的管理方式。把國王要求做的事給他做好，別讓他再找你的麻煩，然後你就可以抓你認為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你要查我的無故缺勤率，我就在早晨6點30分以前派出一名軍士，去把那個6時起床號響後集合沒到的兵抓來。晚上12時前歸隊就不算無故缺勤，在這之前就要派人把外出的人拉回來以降低缺勤率。我首先下大力把所有那些評估部隊所用的統計數字的指數抓上去，然後再著手抓我認為重要的工作。

有些軍官的能力顯然很強，但他們的軍旅生涯卻並不順利，前進的航船經常觸礁擱淺。我發現他們的工作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待上面要做的事過於固執己見。他們抵制那些他們認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結果他們自己也未能生存下來，去完成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次，我卻違反了自己的規矩。新式陸軍理智地決定要限制過量飲酒。酗酒誤事的例子不勝枚舉，家庭因酗酒而遭破壞的屢見不鮮，酒後駕車事故造成的傷亡無計其數。威克姆的決心很大。如果發現哪個士兵酒後開車，他和他的軍士長、連長、營長、旅長都必須向威克姆或“老虎”霍尼卡特做出檢討。後來，威克姆又增加了處罰辦法，凡是軍官被抓住酒後開車的就要按軍規15條處治，即要受到非法庭處分，它可以斷送一個人的前程。憲兵在軍官俱樂部門外設了崗，隨時準備抓住有飲酒過量嫌疑的軍官。

我把所有下屬軍官召集在一起，想要採取類似罷工運動的方式挽救他們。我宣佈說：“禁止再到軍官俱樂部去。禁止出席‘歡樂時光’，並禁止參加‘意大利之夜酒宴’，對於我們第二旅的軍官來說，軍官俱樂部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說這番話時，房間裡安靜得掉根針都能聽見。

俱樂部的收入直線下降。負責坎貝爾堡俱樂部的副師長C·巴格納爾問我是不是瘋了。我說：“我們沒辦法做到兩全齊美。長官。你不能一面在‘歡樂時光’向我的軍官們推銷酒精飲料，一面又派憲兵在門外抓喝酒的人。”

幾周後，“野火雞”克羅澤來找我。他說：“鮑威爾，你不能禁止你們旅的人到俱樂部去。”

我說：“我已經禁止了。”接著我又再一次批評這是虛偽。軍隊萬萬不能用自己的一隻手譴責酗酒，同時又用另一隻手鼓勵酗酒。

“胡說，”克羅澤解釋說，“你讓步吧！”

這時我明白我不能再堅持下去了。我已進行了頑強的戰鬥，但也不想讓這一次成為最後一戰。人不可能天天都幹得出殺死惡龍的大事。有時惡龍會勝利。我宣佈本旅軍官可以重新光顧軍官俱樂部。但同時我也讓所有軍官明白多喝一杯的嚴重後果。憲兵們也撤了俱樂部門口的崗。不久，“歡樂時光”在陸軍也成了歷史。

我有一位副官詹姆斯·D·哈勒姆少校。他的職責包括組織全旅的體育比賽。在坎貝爾堡，體育比賽是相當激烈的。一天，哈勒姆對我說：“長官，我們旅可以奪得師拳擊冠軍。”他說，我們旅有一名中士人稱“榔頭”漢克，他在輔導拳擊方面很有經驗，接近職業水平。我告訴哈勒姆繼續抓緊，要保護這種熱情。

不久，他面帶詭詐的微笑又來見我。不僅第二旅拳擊隊實力強，而且“榔頭”漢克做了偵察，發現全坎貝爾堡也找不到一個120—125磅次輕量級的拳擊手。我們只需要選一個人上場就能以輪空贏得師的次輕量級冠軍。這倒是真的，我贊同說。不過，我指出我們也沒有次輕量級的選手啊！“上校，”哈勒姆接著說，“你記得五○六營那個小夥子嗎？為修建聯合大路捐款時他一下子捐了上千美元，他名叫‘小不點’什麼來著？”我當然記得他。當時大部分士兵每人只捐了一美元，而這個小夥子捐的數目卻如此之大。我讓哈勒姆叫他到我辦公室來，我要看看他是否精神正常。他的名字叫羅德尼·“小不點”普賴斯頓。原來他是一個靦腆的小個子，浸透了水體重也不過120磅。他解釋說他的樂善好施是因為陸軍已經滿足了他的全部需求，所以他應盡全力幫助別人。

“我們就讓‘小不點’參加次輕量級比賽。”哈勒姆說。

“他練過拳擊嗎？”我問。

“這又有什麼關係，”哈勒姆回答說，“他用不著打，只要等輪空就行了。”

哈勒姆設法說服“小不點”參加了拳擊隊。他最有說服力的一招是說明這樣他就不必隨隊參加在巴拿馬進行的熱帶叢林訓練演習，因為他最害怕蛇。即使“小不點”不必真地打，“榔頭”漢克還是講道德的正派教練，他要求“小不點”

必須像其他選手一樣參加訓練。

拳擊循環賽開始了。我們的戰略很靈驗。每一輪比賽“小不點”都輪空，直到他要參加師的次輕量級冠軍爭奪賽之前，他沒捱過一拳。在冠軍爭奪賽中，我們旅的選手遇上了保障司令部的選手。保障司令部的司令官聽到了關於我們的小計謀的風聲，便在他的下屬單位找到一個次輕量級選手。這樣，當那天晚上“小不點”登上拳擊台時，只見一個酷似微型羅伯特·杜蘭的巴拿馬小夥子從斜對角爬上賽台。這個小夥子四處蹦跳，發出公牛般的聲音，像發動機活塞一樣做著熱身出拳動作。與此同時，“小不點”站在自己的一角，看上去像屠宰場裡的羔羊。我和哈勒姆坐在第一排觀看，我轉身對他說，“放棄這場比賽，我不想當謀殺同謀犯。”我又走到“小不點”的台角，告訴他可以棄權，並非一定要打這場比賽。

“不行，長官，”他說：“我非打不可。我們五○六營的人全在這兒。”

的確如此，“小不點”所在營的全營官兵身著作訓服都在現場觀看，因為他們看完這場比賽就要直接出發去巴拿馬參加演習，“小不點”是練拳擊才逃避了演習的。我真不知道他們看這場比賽會是哭還是笑。

第一輪開始的鈴聲響了。巴拿馬小夥子跳到台中央便揮起拳頭進攻不止。“小不點”簡直就像個捱打的吊袋。我的心都揪起來了。“小不點”按著“榔頭”漢克教給他的樣子去做，雙臂收到身體兩側，用手套保護著臉部。他不停地向左兜圈子，承受著來自對方的攻擊，直至鈴響第一輪結束，“小不點”雖一拳沒打但還站立著並且沒有受傷。我們一側的觀眾發出了低調的歡呼聲。“小不點，加油！堅持住！”

第二輪和第一輪一模一樣。巴拿馬小夥子向“小不點”發起攻擊。“小不點”防守好自己，兜圈子但不出拳。不過我已注意到他的對手在第二輪臨近結束時動作較前遲緩了，似乎攻擊“小不點”花費的力氣使他感到疲憊了。第二輪也結束了。此時，為“小不點”加油的呼喊聲變得熱烈而高昂。我們看到對方角落裡的對手搖搖頭像是在對他的教練抱怨著什麼。與此同時，“榔頭”漢克卻在一遍又一遍用乞求的語氣對“小不點”說：“出拳打他，就打他一拳，怎麼打都行！”

第三輪，即最後一輪開始了。兩位拳擊手從各自的一角走出來，巴拿馬小夥子動作遲緩。很顯然，他拳擊技術不錯，但體力消耗很大。突然間，“小不點”一個右勾拳擊中對方腮部。巴拿馬小夥當即雙臂一垂倒下了。全場觀眾像發了瘋似的，全旅人員都在喊著“小不點！小不點！”裁判宣佈擊倒獲勝。“小不點”名副其實地成為一○一空降師的次輕量級拳擊冠軍。他們營的戰友都撲向他，擁抱他，親吻他，把他抬在肩頭。

弗蘭克·卡普拉導演的場面也不過如此，也許卡普拉此時此刻會喊：“停！沖洗去吧！”然而“小不點”作為師的冠軍要到布拉格堡去和八十二空降師的冠軍比賽，爭奪第十八空降軍冠軍頭銜。在那次比賽時，我有幸和我的老上級，現任軍長神槍手埃默森坐在一起。我向他介紹了“小不點”的情況。他眼睛發著光，嘴裡不停地說：“他孃的！他孃的！他孃的！你們聽見了他說的話了嗎？聽見這小夥子的成績了嗎？”這天晚上，“小不點”在連續三輪中都輕鬆地堅持下來了，但是以數點決定勝負時判定他負於對手。神槍手還是要接見一下“小不點”。我們在更衣室找到了他。將軍握著他的手上下搖著，我看簡直都要把他的胳膊弄斷了。將軍脫口而出說：“天啊，孩子，你表現出了拳擊運動的精神！你是真正的冠軍！”事實上，“小不點”是神槍手全部信念的化身。雖然個子不高，只要有半點機會，就要爭當勝利者，哪怕只是片刻的輝煌也好。

16年後，當我身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即將退休時，全國廣播公司的K·庫里科在五角大樓對我進行最後一次身穿軍裝的“人物專訪”。我把“小不點”的故事作為鼓舞人心的例子講給她聽。她很感興趣並讓她的採訪組設法找到了“小不點”。起初他們找到的是一個外號相同的人，但實際是該旅的另一位拳擊選手，真名叫邁克·卡魯瑟斯。她為“人物專訪”節目採訪了“小不點”普萊斯頓。他已經是伊利諾伊州謝爾比維爾市一家金屬工廠的工人，成了家，有兩個孩子。如果他的孩子問他：“爸爸，打仗時你在幹什麼？”“小不點”會有精彩的故事講給他們聽的。

一天，我接到神槍手的參謀打來的電話，告訴我說這位老軍人要退休了。第十八空降軍要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儀式。埃默森親自請我擔任閱兵式的指揮。我婉言謝絕，布拉格堡是八十二空降師的駐地，雖然一○一師也屬於埃默森的十八軍，但八十二師的傘兵們恐怕不會喜歡讓一○一師的人去指揮他們。10分鐘後，他的一位助手又打來電話：“將軍說了，‘告訴鮑威爾，給我馬上來’。”這話聽著的確像是神槍手說的。

我來到布拉格堡，開始將這些身強力壯的傘兵訓練得步伐一致，很像我當年在紐約市立學院當訓練隊長時那樣。在舉行儀式的那天，有數千人參加了盛會。神槍手站在檢閱台上和周圍的每個人都一一握手，並且拍拍他們的肩膀。我站在等候檢閱的隊列前面，這時看到他打手勢讓我過去。他感謝我負責閱兵式的指揮工作，還說有一件特別的事要我做：當他下口令時，我要給全體軍官下“向後轉”口令，使他們面對士兵隊伍，大約相距有8英寸。我問他為什麼下這樣新奇的口令，他告訴我不必多問。我回到隊伍前並設法將這一情況傳達給所有參加閱兵式的軍官。

儀式開始了，講話話題和嘉獎對象都是埃默森。當到了埃默森講話的時候，他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開始落淚，不斷重複剛說過的話，重提犧牲已久的戰友們的名字。他停頓了一下，兩眼直看著我喊道：“下口令。”

於是，我喊口令：“全體軍官——！向後——轉！”軍官們幾乎和士兵鼻子對鼻子而立，心裡猜想著下面會怎麼樣。

這時，神槍手站在檢閱台上喊：“全體軍官——！向士兵——敬禮！”

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姿態，地道的神槍手埃默森風格，以其簡單明瞭的象徵手法表達了所有軍隊的共同點，表達了歸根結蒂士兵應當受到尊敬這樣一個觀點。

韓國的經歷使我對於陸軍的種族環境十分敏感。到坎貝爾堡不久我採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找來我的副手，綽號叫“寶寶”的亨利·B·塔克中校，告訴他我想見一下負責平等機會和保持少數民族利益行動的軍士。塔克是個高個子、隨和健壯的亞拉巴馬州人，他以奇怪的目光看看我說，他會叫那個人來的。

塔克平時和士兵打交道與解決士兵們的問題都很有辦法，他的辦公室在我隔壁，我能聽到那面傳來的聲音：“過來，小夥子。你讓我們上校不高興，也讓我不高興。看看你能多快就讓我們倆都高興起來。”就這樣，問題一夜之間就解決了。可是這一次，他卻沒有給我回音。兩天之後，我再一次說要見一下負責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的軍士。塔克向我保證說：“我正在辦，我正在辦。”假如他連人都找不到，可見我們旅對這個問題是多麼不重視。我第三次提及這件事後，塔克帶來了一個胖乎乎的無精打采的軍士，他腳上穿著白襪子、矮腰鞋。他因腿傷正在半休，以此打發退伍前最後幾個月的時光。我讓他回去，然後就向塔克發起火來，剛才那個傢伙是個冒牌貨。我們對這樣重要的任務就是這樣重視的嗎？“不要著急，上校，”塔克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必浪費一個能幹的軍士。幾個月來我們旅沒有發生過一起種族矛盾問題。”

我自己開始明查暗訪，想驗證一下塔克說的是否屬實。原來他是對的。雖然我們尚未達到種族關係完美和諧的程度，但是這時的陸軍已經和我在韓國時所帶的部隊大不相同了。原因主要是實行了全志願兵役制。這時，徵兵入伍的士兵已全部退役。現在的士兵，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很好，也包括種族關係。其主要原因是他們都受過較好的教育，並且是自願入伍的。儘管如此，我還是選拔了一名優秀的軍士負責平等機會工作，確保種族關係保持在現有的良好狀態。

我還催問塔克修讀中學同等學歷課程的情況。他告訴我說：“大多數士兵入伍時就是中學畢業生。”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班呢？他耐心地解釋說：“我們已不再招募不講英語的人入伍了。”陸軍變得越來越好，也許不如我們當年激情澎湃時那樣充滿樂趣，但是樂趣並不是軍隊存在的理由。越戰後的改革已經初見成效。陸軍正滿懷新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重建自我。

我愉快地工作在帶兵的崗位上。1977年2月，華盛頓突然來電話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屆政府剛剛宣誓就職，大選中我對他們投的是贊成票。我擔任白宮研究員時見過吉米·卡特，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影響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經歷過水門事件嚴峻考驗的美國，需要一個新的開端。我是作為紐約市的長住居民缺席投票的，當時沒有參加哪一個政黨，至今也沒有。

我應召赴華盛頓是要接受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Z·布熱津斯基為選拔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而組織的面試。我想，又來了，又要我脫離軍旅生活的軌道，而我並不願意這樣做。我先去見約翰．威克姆，他不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華盛頓那迷宮般的政府機構裡他運作自如。威克姆說：“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談。”

我當時所從事的工作是我熱愛的，也是必須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證明自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步兵軍官。我已經順利地從舊式陸軍過渡到新式陸軍，沒有經受太大的文化衝擊。一想到這麼快又要離開，我就很不願意。我在其他部隊工作過，但一○一師，這支充滿傳奇色彩的部隊抓住了我的心。我接過旅指揮權時，被授予一枚特別的硬幣，這是一○一師的又一傳統。無論何時，本師的任何一個人發出挑戰，要求你出示這枚硬幣時，你必須當即出示，否則你就要請對方喝酒。從沒有人能對我挑戰成功。從當旅長起一直到我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那枚硬幣無時無刻不放在我的錢夾子裡。

坦率地說，我當時希望在旅長任期滿後能擔任一○一空降師參謀長一職。那樣，我可以在為英明的威克姆將軍工作中學到更多的帶兵打仗的知識。可是現在我要去華盛頓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權力圈子的漩渦，留在一○一師。

幾天之後，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環境，老行政辦公大樓，在這裡我曾在管理與預算局擔任過白宮研究員。老行政大樓內的走廊裡豎著一排立柱，到處都靜悄悄的，給人一種寧靜莊重之感，連牆壁裡都浸透著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這裡是國務院和陸軍部所在地，後者直到五角大樓建成後才遷走。這一天我讓老行政大樓裡著裝嚴格的工作人員們開一開眼，看看我這個腳登跳傘靴，身穿綠色夾克衣褲的陸軍上校的樣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是一○一師的一名旅長，願意留在現任崗位上。你們找錯了人。我沿著寬敞的弧形樓梯來到三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被引進一間裝飾考究的19世紀風格的辦公室，在那兒見到了布熱津斯基博士。他臉形帶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徵，神態嚴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維·阿倫。布熱津斯基請我坐下，我便雙腳平踏地面坐下，腳上的一雙跳傘靴很顯眼。

布熱津斯基先表明他對我過去的表現，尤其是當白宮研究員時的情況瞭如指掌，這讓我感到意外。然後他便進入正題說：“我們正在找一位熟悉在這個層次工作的軍人。坦率地講，我們希望由你來負責國家安全委員會防務計劃工作。”

聽起來，這簡直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對他說我不勝榮幸，但我對這個工作不感興趣。我說：“我現職任期還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離開坎貝爾堡。您所描述的這個工作不適合我。我對它一無所知。”

沒想到我的推辭不僅沒有像冷水一樣把布熱津斯基的熱情澆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捨。“這恰恰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學者，而是能給我們帶來新思想的人。”

我繼續推辭說：“我仍願留在部隊裡。”

這時，阿倫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似乎在說：這個腳登戰鬥靴的人到這裡究竟幹什麼來了？他不是說他不想接受這個工作嗎？索性別在他身上浪費時間了。可是，我的推辭進一步激起布熱津斯基的熱情。有人對白宮權力發出的誘人的召喚竟然無動於衷，對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後他說：“我們暫時談到這兒。等到你的任職期臨近期滿時，咱們再談。到那時給你的也許不是今天談的這個工作，但是我們會要你來的。”

我剛要起身離開，布熱津斯基又補充說：“趁你在這兒，我想讓你見見我們組成的這個強幹的班子。”剩下的下午這段時間我沿著三樓走廊從一個辦公室走到另一個辦公室，聽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驚人的武器控制建議。這些建議後來提交給蘇聯時個個都失敗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貝爾堡，威克姆將軍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況。

“科林，你沒有接受這個工作，”他說，“他們或者別的什麼人還要再來找你的。你的陸軍生涯將會是不尋常的。有些軍官沒有你這麼好的運氣。”

我很快便把華盛頓的事置於腦後，繼續領導部隊進行訓練、演習、拳擊比賽，體驗著部隊指揮官的樂趣。我接下這個旅的時候，一個營是一流水平，兩個營正在爭一流。我的目標是，在我離任時要讓3個營都達到一流水平。

“你記著找醫生看看那個，長官。”‘寶寶”塔克說。我的副手對我的事總是大驚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誰像父母親那樣管我。塔克所關注的“那個”，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側長出來的一個瘤。它不疼不癢，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長越大。我來到營區醫院，一位醫師說：“我們還說不清這是什麼，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釋說他要做活組檢，然後將其切除。如果活檢結果呈陽性：他說：“我們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術檯上清醒過來時就不能再說話了。”

我當時40歲，是3個孩子的父親，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都處在最佳時期。我擔心極了。幾天之後，他們把我送進手術室。阿爾瑪一直守護著，塔克也在場。記得他盯著醫生好像在說：“你要治壞了我們上校的病，我就折斷你的胳膊。”

腫瘤不是惡性。活檢之後，醫生縫合了刀口。當刀口裡裡外外都癒合之後，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個小坑一樣的疤痕，看上去像槍傷。既然我是一個參過戰的老兵，人們就認為那是戰傷。假如人家問起來，我就把這並無英雄壯舉的實情告訴他們。那時候我吸菸，但是這件事以後，我越來越感到不安。而現在，我已不吸菸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職期接近尾聲時，布熱津斯基博士信守諾言，又請我到華盛頓去。我感到驚奇的是，威克姆的預言應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