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國防部
雖然我在里根——布什時代擔任公職期間拋頭露面最多，但實際上我是在卡特執政期間在國防部長辦公廳工作的那兩年半時間內初諳國家安全事務的。1977年5月，我再次去華盛頓，到國家安全委員會見布熱津斯基。他告訴我，原本想讓我負責國防計劃工作，但這一空缺已經由維克托·厄特高夫填補了。維克托現在需要一位助手。當初連該單位的一把手我都不願幹，現在反而要我當二把手，我覺得這個建議很難接受。不過，拒絕白宮的提議，對於一名一直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人來說，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一回，我告訴布熱津斯基，我需要考慮考慮。
我在華盛頓期間還接到另一個電話，是五角大樓打來的，要我去見一個名叫約翰·凱斯特的人。此人的頭銜長得要命，叫做“國防部長和第一副部長特別助理”。我在國防部內還是有些熟人的，我通過他們打探了一番凱斯特先生的情況。我瞭解到，此人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很有衝勁的年輕律師。與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關係密切。我還了解到，凱斯特因其偏執孤傲的作風在五角大樓上上下下結怨頗多。
凱斯特寬敞的辦公室在大樓的E翼，即艾森豪威爾走廊內，緊挨著部長辦公室。他確實很年輕，僅有38歲，比我小兩歲，這在未來的上司和下屬之間並不是一種理想的年齡差別。凱斯特還很傲慢。他明確宣稱他和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查爾斯·鄧肯就是為布朗部長掌管這一攤的。凱斯特不隱諱他作為一個決心取得對這個龐大機構的控制權、嚴密監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事實上的參謀長的地位。凱斯特成立了一個4人軍官小組協助他工作。他想讓我作為他的副手來管理這個班子。
在這第一次會面時，開始一直是凱斯特一個人在講話。最後終於輪到我了，便問道：“你怎麼會想到找我呢？”
“我對你做過調查，”凱斯特回答說，“我在調查中聽人說了你不少好話。”他得到了一份提名名單，其中對包括我在內的6名陸軍軍官的情況做了簡要介紹。原來曾考慮讓我擔任國防部長的軍事助理工作，但後來卻把這個職位給了空軍上校卡爾·史密斯。此人後來在一些關鍵時刻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凱斯特就用這個名冊來物色他自己的軍事助理。他對我曾任白宮研究員、參加過越南戰爭並擔任過戰地指揮官的經歷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
“我也調查過你，而且我聽到的並不全是好話。”我笑著說。看來他對我的坦率很感興趣。這是個好兆頭，他要找的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人。我們結束了這次談話之後，我便返回坎貝爾堡。
現在有兩個可供選擇的高級職位擺在我面前，但是我都不想幹。偏離正軌的雜事我已經幹得夠多了，這次希望華盛頓能把我忘掉。我的希望仍然是從旅長升至一○一空降師的參謀長。回來後，曾在國防部長辦公室工作過的威克姆將軍很想聽聽來自E翼的最新小道消息。我講完後，他明確表示我不會成為他的參謀長。在他手下的幾位旅長中，我的資歷較淺，又沒當過飛行員——這是擔任參謀長的一個重要條件。
“除此之外，”威克姆說，“我瞭解這個制度，陸軍也決不會放棄把他們的人安插在那種重要崗位上的機會。”然而，在我應選擇哪個崗位的問題上，他不想對我施加影響。
為了就我的去向問題徵求意見，我給另外一位信得過的朋友打了電話。他就是卡爾·沃諾，也是德普伊的門生，不久前被提升為准將，現在在陸軍參謀長伯納德·羅傑斯將軍麾下工作。“卡爾，”我說，“我傾向於接受國防部的那份工作。我不想再度離開陸軍，但是參謀長認為我到哪裡最合適，我就到哪裡去。”卡爾徵求了羅傑斯的意見後，答覆我說：“我們希望你到凱斯特那裡去工作。”凱斯特與羅傑斯在一些涉及地盤的問題上有過交鋒，羅傑斯也許覺得讓一個陸軍的人到凱斯特手下工作會有某種好處。向布熱津斯基表示了歉意之後，我便到凱斯特那裡工作去了。
我的家人也從坎貝爾堡遷回華盛頓地區。我們簽了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郊區的伯克中心建造一座房子的合同。此舉把我們賣掉在戴爾鎮的房子那筆買賣中賺的錢花得一乾二淨。我們的新家離首都比較近。在華盛頓房地產業中，“靠得近”是一個有魔力的字眼。那時，距城裡每近1英里，房子的價錢就要貴上1萬美元左右。
我作為坎貝爾堡的一名旅長，對於決定防務政策的那些因素的瞭解，不比堪薩斯的雪佛蘭汽車經銷商對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會議室內發生的事情瞭解得更多。我是需要接受這方面的再教育。凱斯特把我安排在他那套房間外面的一個小辦公室內。我就從這一有利位置觀察他。此人又高又瘦，由於常年堅持慢步小跑，一直保持著這樣的身材。他講話的聲音很尖，與他那威嚴的風度很不相稱。凱斯特這個人很有意思，雖說他談吐和氣度都很平凡，但卻有點文藝復興時期的遺風。他的辦公室總是縈繞著古典樂曲聲，偶爾還聽到他用法語與人通電話。他博覽群書，文章寫得乾淨利索、生動有趣，使人不會想到是出自一名律師和政府官員之手。
凱斯特很有手腕，我很快發現五角大樓所有重要的權力之線無不從他的手中通過。部長哈羅德·布朗是一位物理學家，當過約翰遜政府的空軍部長及國防部研究和工程署署長，任國防部長之前的職務是加州理工學院院長，他自然是握有最後決定權的人物。但是，由於凱斯特的安排，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報告，不先經過他這一道關是絕對到不了布朗部長那裡的。
辦公室裡通常都設有收文籃和發文籃，但是在凱斯特那裡還有一個冷宮籃。有一天，我到凱斯特那裡去彙報時他正在草草翻閱一位助理部長呈送布朗部長定奪的一份文件，隨後就把它丟進了身後的冷宮籃。幾天後，那份備忘錄的作者打電話來詢問此件的處理情況，凱斯特的秘書支支吾吾，以各種藉口欺騙人家，說什麼凱斯特先生不在辦公室；凱斯特先生正在接另一個電話；凱斯特先生正在同部長一起開會；等等。可實際上，這份文件還在凱斯特先生的冷宮籃裡睡大覺，它被暫時放到了不該放的地方。又過了幾天，凱斯特才允許那位苦惱的官員來見他，打聽他那份文件的命運。談話間，凱斯特突然改變話題，問這位老兄是否僱傭了他推薦給他的那位非常能幹的人。那人囁嚅著為自己辯解，最後終於恍然大悟。他很抱歉地說，還沒抽出空來過問此事，他回去後馬上就見這個人。凱斯特說，這就對嘍。當天下午，那份歷盡磨難的文件總算走出冷宮，被送到了部長辦公室。這就是凱斯特作風，有罰有賞，前者是對別人，後者是對他自己，有時是加倍犒賞自己。
另有一次，凱斯特宣佈，沒有布朗（實際上應讀作凱斯特）的批准，國防部長辦公廳內一律不得提拔GS—13級以上（即中層管理人員）的官員。還有一次，他宣佈，未經他允許，五角大樓內任何人不得聘用外面的人作顧問。
作為一名軍人，一名上校，我對三星和四星將軍們是十分敬畏的。凱斯特卻不然。他不僅把決定文官升遷的大權操在自己手中，而且還要把持高級軍官的提拔。准將與少將的候選名單不再只是由布朗部長作走過場式的簽署了，凱斯特會仔細地加以審查。凱斯特還改變了由有關軍種司令提出提拔三星或四星將軍的人選這一傳統的特權。以前的做法是，由各軍種的司令為每一個空缺提出一個人選。凱斯特說這樣不行，現在他們必須提出兩個人選，讓布朗部長從中挑選一個。軍種司令們對此很不滿。羅傑斯將軍已經答應要把某位將軍提為四星將軍，把統轄美國本土陸軍部隊的部隊司令部交給他領導。凱斯特卻插了一手，對他說，哎呀，這可不行，你還是得按規定給我們提兩個候選人。羅傑斯照辦了。隨後，國防部長布朗、陸軍部長克利福德·亞歷山大和凱斯特一起在適當時機研究了這兩位候選人的條件，而羅傑斯被排斥在外，只有在一旁發火的份兒。最後布朗部長做出了決定，選中的並不是羅傑斯將軍中意的人。
此後不久，我被召到羅傑斯辦公室，在那裡當了一陣出氣筒。“這是我在軍界供職35年來所經歷過的最不像話的人事決定！”羅傑斯發洩著他對凱斯特的惱怒。“我不明白，一個不是軍人的特別助理怎麼就能推翻一位陸軍高級將領的決定！”
當他終於停下來喘口氣的時候，我開口說：“將軍，我理解你的失望，但凱斯特只是想讓大家明白，這些職位是歸布朗部長管的，決定應當由他來做。”羅傑斯將軍當然知道這一點，於是他的情緒平靜下來了。他在讓我離去的時候，承認我應當忠於凱斯特，即便在做出對陸軍不利決定的情況下也應當如此。當初他在派我來擔任這項工作的時候，也說過這樣的話。
凱斯特控制了美國最龐大的軍事機構的人員流動、文件分發以及官員升遷等大權。他處事的態度是直截了當的，恰如他的為人。他賞罰分明，聽話的下屬有賞，調皮搗蛋的挨罰。他謀求權力和行使權力並不是為了自己——凱斯特自己並不需要權力的撫慰——而是因為他相信他這樣做最符合他的上司的願望和卡特政府的利益。
凱斯特是一輛三駕馬車中負責政治的那匹馬。另兩名成員是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湯姆·羅斯和負責立法事務的國防部長助理、國防部同國會之間的聯絡官傑克·斯坦普勒。每天早上，布朗部長都要在他的辦公室內同他的幾位最親密的助手開會。我坐在房間盡頭，就像一個被遺忘的旁觀者。我的旁邊是一座落地式大擺鍾，它每隔半小時便敲出莊嚴的鐘聲。國防部長顯然需要這些左膀右臂。哈羅德·布朗是位出類拔萃的人物，是卡特總統任命的最恰當的閣員之一，但是這位專攻物理學的知識分子更喜歡同文字打交道，而不善於同人打交道。我總覺得他會更願意我們把文件從門底下塞進他的辦公室，好讓他一個人仔細閱讀或者考慮一些道理。就連他的太太科倫如果想同丈夫共進晚餐，也得到辦公室來找他。哈羅德總是在那裡用一種象形文字般的細小而潦草的手書一份一份地批閱著堆積如山的文件。
哈羅德·布朗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傑克·斯坦普勒的實用政治學學位則是在巴爾的摩的偏僻街區內得到的。一天早上，部長在會議開始時小聲議論到一位令他生氣的國會議員。布朗抱怨說，此人是個偽君子。他今天對你這麼說，到明天表決時又支持另一套。“以後我拒絕同他再打任何交道。”
“好了，哈羅德，”斯坦普勒說，“這是由我們的制度造成的。我這麼說你覺得好一些了嗎？無論怎麼說，這位議員是人民選出的代表之一，在武裝部隊委員會內你需要他那一票。你必須親吻他，你必須喜歡他。事實上，我希望你明天同他共進午餐。”
布朗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如果這還不能贏得這位議員的歡心，”凱斯特插言道，“我們就把他那個選區內的一個軍事基地列為撤銷項目。”
還有一次，《華盛頓郵報》上刊登的一篇報道使布朗部長很氣惱。他說這篇報道有欠公允，並說：“我要給他們的主編寫一封信。”
“不要就這篇報道寫信，”負責公共關係的湯姆·羅斯說，“你這樣做可是正合他們的心意。他們就希望你這樣做，好讓他們的報道保持吸引力。哈羅德，你同豬搏鬥，豬會覺得開心，而你卻只會把自己的衣服弄髒。”布朗還是堅持要寫信。
“哈羅德，”湯姆接著說，“你就嚥下這口氣吧。千萬別同那些滿肚子墨水的人舌戰。”
我坐在那裡做記錄，心中在想，如果說國家軍事學院是我學習軍事政治學的課堂，那麼我現在就是做野外實習。
1977年聖誕節快到了，我給姐姐瑪麗琳打了個電話。她和她的丈夫諾姆終於厭倦了紐約州北部的冰天雪地，從布法羅回到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去了，我勸他們到東部來過節。過去的一年中，我看到了父親身上發生的變化。這位以前像個莊園主似的精心伺弄他那一小塊土地的老人，如今更喜歡整天坐在屋裡。這位以前可以同鳥兒們對話，把它們從樹林裡引出來的老人，現在卻一連幾個小時沉默不語。我覺得今年讓全家人在埃爾邁拉大道團聚一番是個好主意。這個聖誕節過得很愉快，但是大家的話語卻不多。有一點是很明顯的：爸爸已由馬戲團的領班變成觀眾了。
兩個月後，即1978年初，我回家陪母親去看爸爸的醫生。醫生開門見山地說，爸爸患了肝癌，已經到了晚期，很可能活不到一年了。母親接受不了這個噩耗。當只有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她哭得很傷心，勸都勸不住。這麼久以來，她和父親一直互相抑制著對彼此的感情，以至於看到這種深情的流露，使我頗感驚訝。由於爸爸的健康每況愈下，現在幾乎每個週末我都要往返於華盛頓國家機場與紐約拉瓜迪亞機場之間。
4月22日是個星期六，我到埃爾邁拉大道去看望爸爸。這時他已經臥床不起，住在我原先的房間裡。醫院對他已經無能為力，所以醫生們就讓他回家了。他睡的那張床，對我來說是很有紀念意義的。那是我在西克塞爾公司工作期間用僱員優惠券買下的。它是我對我們家的傢俱所做的第一個重大貢獻。梳妝檯上放著爸爸永遠不離身的兩張照片。一張是瑪麗琳中學畢業時拍的，一張是我在蓋爾恩豪森當少尉時拍的。
當時媽媽和貝爾小姐（她仍然在我家寄宿）正在給爸爸換床單。他已經大小便失禁了。我非常難過。這位自尊心很強的人此刻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由兩個女人給他換衣服，而他的兒子則站在門口望著這一切。在她們把他那赤裸的身體翻過來的時候，我母親說：“你要看看他嗎？我們結婚這麼多年，從未像現在這樣把他的周身看個仔細。”我笑起來，媽媽也笑了，貝爾小姐忍不住也笑起來。這時，我看到爸爸的嘴唇也掠過一絲笑意。這一刻正體現了那種壓抑不住的牙買加家庭精神：不論面對歡樂還是憂傷，無時無處不表現出幽默。
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潸然淚下。
她們把爸爸收拾乾淨，又拍了拍他的枕頭，使它鼓起一些，最後又在屋內噴灑了空氣清新劑。做完這些之後，兩個女人便離開了，讓我和爸爸單獨呆在一起。我同他講話，但是我講完之後接下來卻是讓人難受的沉默。我只好不停地講下去。最後，爸爸掙扎著要把目光集中起來。他想說點什麼，我俯下身來。“科林，”他一面用手指指自己的頭，一面有氣無力地耳語說，“我這裡已經空空的了。”這是我聽他講的最後一句話。到第二個星期六，他便去世了。這個對我的生活歷程起了重要決定作用的人就此永遠離開了我。
媽媽雖然因失去親人而悲傷，但她節儉了一輩子，多年養成的務實性格並沒有因爸爸去世而改變。我們處理了爸爸的全部家當，只留下他那輛1964年出廠的雪佛蘭汽車。我問媽媽可不可以把它給我。媽說當然可以。於是便把那輛車給了我，我付給她400美元。
凱斯特為兩位上司——國防部長布朗和布朗的第一副手、五角大樓的第二號人物查爾斯·鄧肯效力。鄧肯雖然是民主黨人，但卻與共和黨人關係很好。他的商業經歷頂峰是可口可樂公司總裁。他很富有，而且集精明與魅力於一身。他負責國防部的日常工作，和三軍部長打交道。他尤其擅長同軍火承包商打交道和做國會議員們的工作。
鄧肯的軍事助理喬·帕拉斯特拉少將也像我一樣，是德普伊的門徒，步兵出身。“我討厭這份工作。”帕拉斯特拉不止一次這樣對我說。喬喜歡為鄧肯工作，但是對五角大樓的工作件件都感到厭煩。除非讓他回部隊去帶兵，否則他永遠不會開心。喬新近被提升為少將，而且很有希望被任命為師長。然而，鄧肯不讓他走，除非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來接替他。擔任軍事助理這個職務至少得是個准將軍銜。帕拉斯特拉估計我很快就會被列入提升的名單，這個可能性使他產生了希望。我所知道的另一件事是，喬想打探我是否願意擺脫繁瑣的日常工作。鄧肯副部長要在10月間出訪伊船、沙特阿拉伯、肯尼亞和埃及。喬說我可以隨他一起去，還說此事已經同凱斯特和鄧肯打過招呼了。這時我才明白，他這是在為我安排一次“試用”。武士帕拉斯特拉變成了“媒婆”帕拉斯特拉。
那時，伊朗是美國在中東的支柱，它位於新月形產油帶的中心。蘇聯一直渴望在波斯灣獲得一個不凍港，而伊朗正是它實現這個心願的一大障礙。當時在伊朗當權的是美國堅定的盟友——稀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我們認為此人深受國民愛戴，並正領導著他們步入現代社會。為了支持他的統治，美國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現代化武器。鄧肯之行表面上的目的是考察伊朗武裝部隊使用這些武器的情況。不過，近來有些傳聞說，流亡法國的狂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阿亞圖拉·霍梅尼在號召人們起來推翻國王。鄧肯去伊朗也是為了瞭解一下我們的盟友是否挺得住。
我們於1978年10月23日飛赴德黑蘭。美國駐伊朗軍事使團團長菲利普·加斯特少將前去迎接我們。我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伊朗的將軍們，他們佩戴著勳章，充滿自豪，儀表不俗，而且個個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軍官俱樂部吃過一頓豐盛的羊肉宴後，我們登上檢閱台檢閱伊朗精銳部隊——王室衛隊。這些軍人身穿剪裁合體的軍服，頭戴貝雷帽，足登擦得光亮的繫帶長統靴。他們接受檢閱時高呼口號，表現出尚武的豪氣。站在我旁邊的那位伊朗軍官解釋說：“他們是絕對效忠國王的。王室衛隊將為保護國王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我們參觀了具有異國風情的古代城市伊斯法罕，看到了世紀在這裡交融：我們向伊朗空軍提供的世界最現代化的戰鬥機——F—14戰鬥機編成隊形從美輪美奐的路特福拉清真寺上空掠過。在當地官員為我們舉行的另一次宴會進行過程中，我聽到從街上傳來熟悉的噠噠噠的聲音，聽起來很像機關槍射擊的聲音，但東道主卻置若罔聞。
接下來我們參觀了設拉子機場，那是F—14戰鬥機的基地，其設施之先進可與美國的任何機場相媲美。我把一位在那裡訓練伊朗人的年輕的美國空軍上尉叫到一邊，問他這支空軍是不是真的很棒。起初他不大敢說，後來便滔滔不絕地講起來了。他說：“在F—14飛機上只有兩個人，而他們還來自兩個社會階層。”他解釋說，駕駛員都出身伊朗上層社會，他們能駕機起飛，做低空高速飛行，還能把飛機開回地面。
“但是，上校，”他說，“這種事情我在一週之內就能把你教會。”他接著說，在F—14戰鬥機中，真正重要的是武器系統官，他操作的是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世界上最先進的航空技術和飛機的攻擊系統。然而，這種非常重要的但不那麼顯眼的工作卻交給軍士們去做。軍士相當於准尉，是些來自比較卑賤的階層、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要使這些人真正掌握他們要在天上乾的事情，得花上兩三代人的時間。在他們學會這些事情之前，你在這裡所看到的只是半個飛機在飛行。”就在F—14以無懈可擊的精確性在頭上盤旋的同時，我在想，這種表演是不是航空方面的一種粉飾太平呢？
那天晚上，我到酒店大堂去同鄧肯部長會合。我們原定要出席伊朗空軍司令在官邸為我們舉行的正式晚宴。這時，一位身穿漂亮軍服的陪同軍官來見我們，深表歉意地說，我們不能離開酒店。原教旨主義暴徒同警察之間發生了戰鬥，設拉子大街上不安全。
第二天，我們離開伊朗前往沙特阿拉伯。我望著停在停機坪上那些閃閃發亮的F—14飛機，心中想著那位美國教官對我講的話。我又想到頭天晚上的街頭騷亂，於是我開始疑惑：查爾斯·鄧肯和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伊朗的內情，還是僅僅是它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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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達蘭的沙特阿拉伯戰鬥機基地聽指揮官給他的飛行員講課，這時門突然敞開了，一位身穿飛行服、圍著一條方格頭巾的沙特軍官大步走進來。他只是一名少校，但是他的出現卻引起了全屋所有掌權人物的注意。人們向鄧肯和我介紹他時稱他為“班達爾少校”。原來，這是我所見到的第一位沙特王室成員：國防兼航空大臣之子、法赫德國王的侄子——班達爾·本·蘇爾坦親王。此人最終當上了這個石油王國的駐美大使。
在這第一次會見的大約一年之後，班達爾到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係學院進修，就住在華盛頓。我們開始在五角大樓軍官體育俱樂部一起打短拍壁球。他與我一夥，對手是查爾斯·鄧肯和當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戴維·瓊斯將軍。我還記得班達爾親王在我們第一次打壁球之後走出俱樂部的情景。他肩上本來挎著一個健身用品包。只見他聳聳肩，輕輕地把包一甩，立刻就從旁邊閃出一個隨從，把它接了過去。親王把手向半空一伸，收回時卻握著一聽可口可樂。當時我想，當親王可真好。後來的幾年，我們常常一起工作，我們之間的社會等級鴻溝開始縮小，直至來自南布朗克斯的男孩同來自王宮的親王之間的親暱關係達到無法容忍和褻瀆神明的程度。
我1978年隨鄧肯出訪期間還在肯尼亞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這個大陸儘管看起來頗具異國情調，但卻不像我原先以為的那樣具有魅力。我的黑人血統的根是在西非，我蒙發思祖之幽情是後來的事。
此次出訪不到3個月之後，1979年1月16日，伊朗國王被趕出了他的國家。我從《華盛頓郵報》上看到了那些作過我們的東道主、而今被處決的將軍們的赤裸的屍體被放在陳屍所的停屍桌上。“軍士”階級轉而站到國王敵人的一邊去了，王室衛隊沒有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戰鬥打響的頭一天，他們就像水晶酒杯一樣破裂了。我原來就對那些精銳部隊和用來檢閱的騎兵有懷疑，此時我的懷疑更深了。我告誡自己：一定要透過表面看實質，不要因為你可能不喜歡你所看到的東西而不這樣做。在伊朗，我們放在一個人身上而不是放在這個國家身上的全部投資到頭來都化為烏有了。國王一倒台，我們對伊朗的政策也隨他一起垮了。我們在那裡花費的許多億美元只起了使局勢惡化的作用，促成了一個原教旨主義政權的崛起。這個政權直至今天依然頑固地與我們作對。
鄧肯和我出訪歸來後，沒人再提起我的職務變動問題。後來，1978年12月的一天，查爾斯從我的小辦公室旁走過時，對我眨眨眼、揮揮手，然後就鑽進凱斯特的辦公室了。一分鐘後，凱斯特用蜂鳴器通知我進去。進到裡面，我看到他倆都在咧著嘴笑。“恭喜你，”凱斯特說，“你被提升為准將了。”不等我回過味來，鄧肯又說：“我想讓你去當我的軍事助理。”
由中校升為上校是升級；而由上校升為准將則是躍進。這次升遷使我興奮得不能自己。我當時的表現就像聖誕日早上的孩子。我們把媽媽接到華盛頓來慶賀我的榮升。許多姑父姨父、姨媽姑媽、堂兄表妹也都到伯克中心來了。我們的家頓時變得熱鬧非常。媽媽像新娘似的侷促不安，老是纏著阿爾瑪，要她幫她整理頭髮、熨衣服，看看她的服飾是否恰當，直至你認為她將會豔壓群芳才作罷。
我和布朗部長的軍事助理卡爾·史密斯上校的正式晉升儀式是1979年6月1日在國防部那很氣派的餐廳內舉行的。我走進一個房間，那裡全都是家裡人和我以前擔任其他職務時的朋友，其中包括在後備軍官訓練團時的朋友。現在是我上司的查爾斯·鄧肯很高興地為我主持了儀式。一個明顯的缺席者是爸爸。不過我依然覺得他在天上的某個地方昂首闊步於其他亡靈之間，對他們說：“本應如此，你們以為會怎樣？”
布朗部長在國防部內的禮賓官、空軍中校斯圖爾特·珀維恩斯把一段鑲在鏡框裡的亞伯拉罕·林肯語錄送給了我。那段話的背景好像是這樣：有一天，陸軍部的電報員告知總統，聯邦部隊俘獲了一群戰馬和聯邦軍的一名准將。使電報員大為驚異的是，林肯更感興趣的是那些戰馬。總統所作的解釋想必就是：“我5分鐘之內就可以再任命一位準將。但是要再找到這110匹戰馬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那是珀維恩斯為我選來鑲在鏡框中的語錄。鏡框背面用帶子捆著一個信封，上面寫著：“10年後再打開。”我遵從了他的意願。1989年我打開這個信封時，裡面的便條上寫著這樣一句話：“你將成為陸軍參謀長。”我暗暗地笑了。這時，我已經當上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從那以後，不論我的辦公室遷到哪裡。鑲在鏡框裡的這段林肯語錄都跟著我。它是治療自我膨脹的一劑良藥。
正式儀式結束後，我們舉行了一個主要是鮑威爾家族的人參加的宴會，來賓達150多人。媽媽覺得太鋪張了。以前遇有家庭慶典，總是由她和一些親戚準備飯菜。不過她很快就適應了這種奢華。此次升遷使42歲的我成了陸軍中最年輕的將軍。我的孩子們笑逐顏開，我的親戚們笑逐顏開，我自己笑逐顏開。我希望阿爾瑪也能笑逐顏開。她若能這樣，那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因為我總是開玩笑地說她在我的大大小小的勝利面前抑制自己的熱情。當我告訴她我在利文沃思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時，她說：“這很好，不過我總是希望你成為第一名。”有一位並不敬畏你的妻子，可以幫助你不致忘乎所以。不過，那天晚上在伯克中心，阿爾瑪確實也笑逐顏開了。
新將軍的一個必須通過的儀式就是進“上崗學習班”，即參加一系列的接見活動。第一項便是陸軍參謀長——當時是羅傑斯將軍——的接見。我們52個人集中在五角大樓的會議室內聽他講話。他的話我終生難忘。羅傑斯在對我們表示祝賀之後，把每件事情都鞭辟入裡地分析了一番。他說：“我想告訴你們，在晉升將軍這一級競爭是很激烈的。假若你們所有人明天坐上一架飛機，然後就在大西洋上空消失了。我們用來接替你們的52名上校將會與你們同樣優秀。我們將看不出有什麼差別。不僅如此，你們中的許多人都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這是你們的最後一次晉升。所以，你們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至於今後怎樣，那就聽天由命了。”你們中可能有一半人升任少將，至多有10個人晉升中將，也許會有4個人當上四星將軍。
他說，他為我們感到驕傲，並且希望我們好好幹。但同時他也告誡我們要經受住軍銜的考驗。“你們中有些人的前程會就此停頓，”羅傑斯說，“因為你們覺得這顆星使你們可以高於軍規，從而自命不凡。有些人無法再升上去，因為他們擔負不了重任。有的人升官後可能跌跤，因為他們的太太開始盛氣凌人，就好像是她們自己得到了提升似的。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假設。我此刻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肯定會發生在這個屋子裡的某個人身上。”
說到這裡，他祝願我們事業成功，萬事如意。多少年過去了，這批新將軍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辜負羅傑斯將軍所表示的信任，但是我也看到他的預言在某些人身上應驗了。
查爾斯·鄧肯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打壁球。我們一道周遊世界。人們都知道，我倆有時還一起喝上兩杯。一天晚上，在我準備下班回家的時候，他要我留一會兒。卡特政府正處在風雲變幻的日子裡。不久前，卡特總統到戴維營去度假，發現國家的一些弊端，決心要使國民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這種革新的一部分就是要改組內閣，撤換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約瑟夫·卡利法諾和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等人。
我坐在鄧肯辦公室內的沙發上，等著聽他講他的意思。
“科林，”他開口道，“我要離開這裡了。總統要我掌管能源部。”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遺憾。但是，說老實話，我也從中看到了一線光明。這是我逃離總部機關重返陸軍部隊的一個機會。查爾斯接著說：“我想讓你跟我去。”我以前也曾脫離過軌道，可這一次等於是讓我跨越懸崖啊！我剛要提出異議，他就舉起了手。這事就這麼定了。他已經徵得了新任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將軍的同意。保留我的軍銜和軍籍，隨他去能源部。鄧肯答應我，一俟他在能源部打開局面，馬上就放我回部隊。我除了從命別無選擇。
參加能源部這個過渡班子的還有國防部總顧問迪安娜·西默。這個人很不簡單。我送給她這樣一句最高級的讚語：她與約翰·凱斯特不相上下。迪安娜的任務是重建整個能源部，我則負責組建它的管理機關。我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職責，就是在能源部內充當西默同鄧肯之間的減震器，因為我在國防部時在這方面乾得很出色。
這個過渡班子中還有一位名叫伯納德·魯布爾的精明而野心勃勃的律師。此人對我的人生觀具有永久性的影響。有一天，我們正在進行特別激烈的辯論。另一名律師因為自己的觀點被駁倒而氣乎乎地要退場。這時，魯布爾走到他身邊，對他說：“你忘了你在法學院學到的信條：決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觀點混為一談，以免一旦你的觀點站不住腳時，你的自我也隨之不復存在。”這些話使我銘記在心。
從我在長島的百事可樂工廠做裝瓶工那時起到現在，這是第一次從事純粹的文職工作。能源部是由以前的原子能委員會、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以及另外3個以前是獨立的部門拼湊而成的。這些機構就像是幾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被迫生活在一起，大家對這種狀況都不滿意。然而，國會卻喜歡這種安排。能源部的任務是通過支持全國各地的議員選區內的試驗性能源計劃——太陽能風車、太陽能鏡、煤氣、頁岩油等等來保護西方文明。尋求能源自立的目標就像一根金色的魔棒，把聯邦的經費送往全國各地。
我重建管理部門的工作包括決定誰去誰留。之所以讓我來承擔這項永遠讓人不愉快的任務是為了使鄧肯不必作惡人。謝天謝地，兩個半月之後，鄧肯已經牢牢地掌握了這個官僚機構的控制權。我既然已完成了自己這一份工作，於是就對鄧肯說，我迫切地想離開。鄧肯很大度地同意放我走。離開能源部很容易，但離開查爾斯·鄧肯卻令人難過。我倆很合得來，我們都主張努力地工作，盡情地玩，認真對待自己的事業，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授予我能源部長傑出服務獎章。當他把獎章別在我身上的時候，他和我的眼中都噙滿了熱淚。
在能源部的這段經歷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國性雜誌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聞週刊》稱我是哈羅德·布朗手下的一個“奇才”，被派到能源部來進行能源領域的“思想品德整頓”。哇！
我要重返陸軍部隊的希望破滅了。前海軍部長小格雷厄姆·克萊特被調去接替鄧肯任國防部第二把手。克萊特要我當他的軍事助理，與克萊特現在的助理、出色的軍官——傑克·鮑德溫海軍中校一道工作。由於克萊特是五角大樓中海軍那一邊的人，而且已經有了一位從海軍來的助理，陸軍參謀長邁耶將軍認為把一個陸軍的人放到克萊特身邊從策略上說是有好處的。我的逃脫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萊特那年67歲，有點老派紳士遺風，有時愛抬抬槓。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當過文書，後來成了華盛頓的一位很棒的律師。不過，他最大的成功還是在當南方鐵路的經理時取得的。火車是他最愛的東西。他收藏有價值連城的玩具火車，其中有許多是19世紀的。他把它們展示在喬治敦的家中，從地面一直襬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見到克萊特還是在他當海軍部長、我為鄧肯工作的時候。“薩拉託加”號航空母艦預定要大修，修理用費相當貴。海軍已經對這個問題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做這件工作最省錢的地方是弗吉尼亞州諾福克海軍修船廠。作為海軍部長的克萊特同意了這個建議。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此人並不總是像他在公共場合那樣的謙謙君子）聽說了這個決定後，打電話給鄧肯，說在這件事情上顯然發生了誤解。他在1976年的總統競選中曾向費城人民保證，“薩拉託加”號一定會在他們的造船廠重建。所以請務必這樣辦。
很講究實際的鄧肯把我叫去，對我說：“我希望你到什麼地方躲一陣，回來時給我拿出一個在費城而不是在諾福克檢修這艘船的理由。”由於我根本沒有在海軍工作的經驗，更沒有造船方面的經驗，這對我來說，只能是一次搞創作的練習。我盡最大的努力去做，幾天後把一份3頁紙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論證報告交給了鄧肯，說明為何要在費城重建“薩拉託加”號。
後來我得知，格雷厄姆·克萊特怒衝衝地闖進鄧肯的辦公室，大發雷霆地把我的報告摔到鄧肯的桌子上說，他的海軍專家們對於在哪個造船廠重建“薩拉託加”號最合適已做了行家的判斷，而且他支持他們的結論。他是海軍部的部長，沒想到他的意見竟遭到否決。他說：“將來還得我到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去解釋，我已經建議到諾福克去修船之後為什麼又改變主意。”鄧肯好不容易使他平靜下來，然後說，咱們都是這個圈子裡的人，都懂得比賽的規矩，當局希望在費城修嘛。
克萊特氣乎乎地把我的報告抓了回去，回到他的辦公室，告訴他的海軍分析人員再提一個與他們的第一個結論截然相反的建議。國會中的弗吉尼亞代表團聽到消息後大罵政府。而且，正如克萊特所擔心的，他得到國會山去為海軍部的新立場辯護。令我驚訝的是，他把送“薩拉託加”號到費城去修理的理由講得那麼有說服力，你簡直想不出有比這更合適的地方了。決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觀點混為一談，以免你的觀點一旦站不住腳時，你的自我也隨之不復存在。克萊特是個老律師，他懂得這一點。“薩拉託加”號駛往費城造船廠那天，蒙代爾副總統就站在艦橋上。
1980年4月24日是個星期四。華盛頓天氣晴和，陽光明媚。我像平常一樣於早上7點鐘來到辦公室。克萊特已經來了，他顯得心事重重。那天早上，我感到艾森豪威爾走廊內有一股緊張氣氛，而且越來越濃。開會時，克萊特不一會兒便溜出去，走進布朗部長的辦公室。他不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只是說：“部長不希望讓軍事助理們參與這件事。”但並未說明“這件事”到底是什麼事。那天晚上，我驅車回家時也和所有上下班的人一樣被矇在鼓裡。
第二天早上7點鐘，一群來得早的人圍在副部長辦公室內的一台電視機周圍，觀看面色蒼白的卡特總統解釋頭天發生的事情。總統說，曾嘗試解救被一些伊朗“學生”扣押、並被關在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達5個月之久的53名美國人質。這次行動沒有成功。“是我決定進行這次營救行動的，”卡特總統繼續說，“在出現了問題時也是我決定取消的。責任完全由我來承擔。”
過了一些時候，有關這次行動的細節才一點一滴地透露出來。這項代號為“沙漠一號”的軍事行動動用了8架海軍的RH—53直升機和6架C—130“大力士”式運輸機。飛機上載有一支從4個軍種抽調的突擊隊，其中主要是陸軍的傘兵。原計劃他們先飛往伊朗偏遠的大鹽漠——卡維爾鹽漠。然後這些直升機接著再飛往德黑蘭附近的另一個轉運區。在那裡，為美國工作的特工人員提供卡車，把乘直升機來的突擊隊員運送到美國大使館，以制服守衛在使館的伊朗人。事成後，直升機再從隱蔽地飛出來，落在大使館的院子裡，讓被解救出來的人質上去，把他們送到附近的一個先行攻佔了的機場，從那裡再轉乘C—130運輸機飛向自由世界。計劃制定者估計，要順利完成解救人質的任務，至少需要這8架直升機中的6架。但是，在到達卡維爾鹽漠的匯合地點以前，就有兩架直升機因技術故障而拋錨，還有一架在到達之後液壓系統出了問題。收到這些消息後，卡特總統當即決定中止這次行動。起初“沙漠一號”行動的失敗被認為是個技術故障，並沒有成為人所共知的難堪事件，也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然而，不幸的事情隨後便發生了。當剩下來的一架直升機進入一個加油陣地以便加油返航時，它的旋翼撞到一架C—130飛機的機身上。兩架飛機同時起火。引起機上的彈藥爆炸，有8人當場被炸死，4人嚴重燒傷。
在此之前，關於“沙漠一號”行動我未聽到絲毫風聲。然而，我在越南、韓國和一○一空降師中有過太多的有關直升機操作的經驗，所以當我聽到這次行動的計劃和實施情況時感到十分驚訝。直升機的性能不穩定是眾所周知的。要執行一項對人員和機械的要求很高的任務，要確保還能有6架可以飛的直升機來完成非常困難的第二階段任務，8架直升機是遠遠不夠的。“沙漠一號”行動還錯在依靠的是一支從4個軍種抽調人員組成的“解救”突擊隊。這個突擊隊的人員是專為執行這次任務而臨時湊在一起的。在執行任務時，一個軍種的人開的是另一軍種的直升機。另外，指揮、通信、天氣預報以及安全系統的薄弱也是造成這次行動失敗的原因之一。這些闖入伊朗沙漠的軍人的勇敢精神毋庸置疑。但是光有勇敢精神還不夠。結果造成了這次失敗，一些軍人付出了他們的生命。“三角洲”部隊指揮官查爾斯·貝克威斯上校說得好：“若從一支部隊中抽出幾個人，使他們同另一支部隊的一些人組合到一起，並讓他們使用別人的武器裝備，那就別指望能組成一個高水平的戰鬥集體。”
後來，在我成為最高級別的制定作戰計劃的負責人之後，我牢記著貝克威斯的這番話。你必須計劃周詳，進行相互配合的訓練，使軍事行動與政治目標相一致，準備好你所需要的甚至遠遠多於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不能一廂情願地想問題。如果事先讓我來評價“沙漠一號”行動的成功機會，我認為只有百分之一。以這樣的成功機會去採取軍事行動，那隻能算是匹夫之勇。這次失敗無疑是對卡特總統政績的致命一擊。
我還覺得，對這件事的處理在與公眾的交流方面也是一大失敗。為了發洩我的不滿，我寫了一篇題為《災難處理指南》的諷刺雜文，內容如下：公佈事實要慢，一定要比已經向公眾洩露的速度慢半拍；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披露全部情況；強調順利的部分，婉轉提及出岔子的地方；如果有誰暗示你判斷不當或犯了錯誤，一定要表示憤慨；除了你自己講的事實，對其他事實一概予以否認；指責批評你的人是事後諸葛亮。最後，由最高層泛泛地承擔責任，把每一個犯有錯誤的下級都洗刷乾淨。
我們的文職領導人最終認識到未來杜絕類似“沙漠一號”行動的必要性甚至比軍事領導人還要早。幾年後，美國國會於1987年不顧國防部的反對，頒佈了一項法律，成立了由一名四星將軍領導的特種作戰司令部，專門負責“沙漠一號”行動所欠缺的那種計劃、協調和監督工作。在恢復巴拿馬民主的“正義事業”行動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我們會看到這一改革是多麼行之有效。
後來的8個月我繼續為格雷厄姆·克萊特工作。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的所有上司——凱斯特、鄧肯和克萊特——我全都喜歡和欽佩。因此，當1980年的選舉日臨近的時候，我的心情很複雜。在1976年的時候，我是支持卡特的，這一次卻不能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和美國人在伊朗被扣做人質的丟臉事件，使卡特政府的形象受到很大損害。“沙漠一號”行動在軍事上和心理上都是一個災難。應當承認，國內安全狀況還不算太壞。在哈羅德·布朗主持下，幾乎所有武器系統的研製工作都已開始，到海灣戰爭爆發時這些系統業已成熟。這項開拓性工作的很重要一部分功勞應當記在布朗的一位下屬、國防研究和工程署署長威廉·佩裡的頭上。佩裡自己後來當上了國防部長。但是，總的來說，卡特主持下的白宮的搖擺性不能使軍界感到安心。放棄B—1轟炸機是明智的，但是其他一些削減力量的措施卻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以致陸軍參謀長邁耶將軍前往國會去抱怨陸軍已經成了“空架子”，從而使里根那一派得到了一個有力的競選題目。卡特撤銷了裁軍計劃，開始加強國防力量，但是已經太晚了。蘇聯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這件事表明卡特政府期望會有一個東西方關係和諧、使我們可以放鬆防務的時代到來，是多麼的天真！
在我看來，軍士長羅伊·p·貝納維德斯所受到的待遇足以說明這一時期對軍人是多麼不重視。貝納維德斯由於在越南作戰勇敢而榮獲了陸軍二級最高獎賞——傑出服務十字勳章。1968年他在越南服役期間一人救了8位被困的特種部隊士兵的性命，其間他本人受傷9次。幾年之後，在審查了他的另一些勇敢作戰的證據之後，給貝納維德斯的獎賞又提高了一級，授予他榮譽勳章。按照慣例，這種最高軍事獎章是由總統親自頒發的，這樣做在當時也會提高部隊的自尊心。
但是卡特總統卻沒有來把獎章親自掛到貝納維德斯胸前。
1980年11月，我在我的缺席選票上羅納德·里根的名字旁打了個勾，寄回紐約。我認識一些軍官，他們在總統選舉中是從不投票的，為的是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讓自己對自己的總司令表示任何傾向性。對我來說，這樣做是太過分了。但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在投票時沒有一邊倒。我表示自己沒有黨派之見的辦法是在投票時打破黨派界限。
羅納德·里根輕而易舉地當選了。在五角大樓裡我們正在等待著另一個人選的產生，即誰將是下一任國防部長？選舉結束後不久，里根的一個過渡班子來到國防部。軍界中的一些老人告訴過我，這種過渡是可以預料的。獲勝的少壯派分散到各自被分配去的部門，急急忙忙對一些“大跛鴨”（指快要卸任的主要人物——譯者注）作些禮節性拜訪，然後就像躲避麻風病一樣對他們敬而遠之。他們畢竟是反對派。他們失敗了。他們能知道什麼？新來的人總是同那些對部裡工作有意見的人打得火熱。而這些人正等著要對他們講前一屆班子是多麼糟糕。由於這些有怨言的人同那些失敗者合不來，過渡班子就以為他們講得一定有道理。他們很少去想這些有牢騷的人為什麼混得不好。所有的抱怨話都被信以為真。這等於不僅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而且連澡盆也潑了出去。
里根的人對國防部的第一次衝擊是由國防部過渡小組組長威廉·範·克利夫發起的。克利夫和他那夥人在走廊裡轉來轉去，尋找各種不軌表現和大逆不道行為。他們還迫不及待要了解機密的軍事計劃。他們準備了幾大本有關過渡的材料，裡面記的全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糾正的缺點以及需要炒魷魚的人。這時，新的國防部長尚未任命，因此，克利夫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是在一種極其孤立的狀態下工作的。
最後，這另一個人選終於宣佈了，而且這一消息在五角大樓上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在尼克松政府中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期間得到了“大刀卡普”綽號的卡斯珀·溫伯格將出任國防部長。我們彼此安慰著。至少大家公認溫伯格具有管理才能，他同里根關係密切。他的大刀可能使國防部精簡一些人，但同時也會使它更有力、效率更高。
克利夫和他領導的過渡小組很得意地把他們準備的使五角大樓面貌一新、工作有所改進的藍圖交給這位即將上任的國防部長。溫伯格很快就顯示了他的管理風格。他問克利夫何時可以結束他的工作，範說得到當年6月。溫伯格對克利夫表示感謝後告訴他，“不再需要”他的服務了。使克利夫受到冷遇的正是他對即將卸任的班子所抱的那種心態。他不是溫伯格的人，他能知道什麼？
1981年1月初，溫伯格自己的先遣隊來了。其中的一個成員就是理查德·阿米蒂奇。他是海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不久前曾為羅伯特·多爾參議員工作。阿米蒂奇有三十五六歲，又高又大，頭髮稀疏，嗓門很大，長著一副鋼筋鐵骨，好像下個星期六就要到世界摔跤聯合會去參加比賽似的。他找了一些人談過渡問題，我是其中之一。我瞭解到，他在越南呆過6年，這使我們有了不少共同語言。他每天早上還練舉重，在這一點上我們可沒有太多的話可談。
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為另一個新來的人幫忙。此人是溫伯格的政治官員處處長。聽這頭銜，你會以為是共和黨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該黨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選議員。然而，人們給我引見的卻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士瑪麗貝爾·巴傑，內華達州一位法官的女兒。同溫伯格一樣，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爾公司工作過。巴傑女士的政治良師是內華達州共和黨參議員保羅·拉克薩爾特。儘管她年紀很輕，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睿智、能幹，比她這個年紀的人更成熟。
這些新來的人，特別是阿米蒂奇和巴傑兩人，與前面那個過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們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燒得太狠。他們發現這個部裡所積累的基本知識是值得珍惜的。他們認識到，有些人確實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馬上解僱。他們願意尋求資歷較深的人的幫助，而不是在自己那無知的天地裡東撞西碰。
由於溫伯格當過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也由於我作為白宮研究員在那裡工作過，在溫伯格就職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帶他到他的新辦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內擠滿了看起來很闊綽的共和黨人。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勝利的喜悅，急切地等待著就職慶典的到來。櫃檯服務員通報了我的姓名之後，我上樓到溫伯格的房間去。這位候任部長親自打開門迎接我。他的衣著端莊大方，舉止文質彬彬，不乏熱情。他以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熱誠歡迎我，並說他記得我在管理和預算局工作過，這使我受寵若驚，他還說他很高興我們將再度共事。我雖然很感榮幸，但心中卻嘀咕，這些話對於我要回陸軍部隊去的希望預示著什麼？
阿爾瑪也希望我回陸軍部隊去。她指出，我執行直截了當的軍事任務時要比現在輕鬆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這番評論倒是我以前沒意識到的。我在陸軍中與之共事的弟兄們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記憶和共同的價值觀。而執行政治任務就遠沒有那樣稱心，緊張程度也大多了。這可以用修理汽車打比方。軍隊好比是摺疊車棚，而政治就好比是變速箱，在摺疊棚下修東西要比在雜亂無章的變速箱中幹活容易多了。雖說到國外去執行任務要長時間地離開家人，但是在國防部辦公廳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們沒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時他們又已經上床睡覺了。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樣很早來到辦公室。行政官員們的房間都已經空了。艾森豪威爾走廊內悄無聲息，顯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這些執掌權力的大廳內留下了真空。幾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萊特整理辦公桌時我同他交談過。他和民主黨任命的其他官員共同進行了一番艱苦的鬥爭，但還是失敗了。然而，我覺得，卡特的下台並沒有使他們一敗塗地，至少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是這樣。我喜歡並崇敬格雷厄姆，以後會想念他的。他後來從事他喜愛的工作，當上了美國鐵路公司總裁。為提高美國的鐵路客運服務質量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克萊特離開五角大樓的那一天，舉行了一個小的頒獎儀式。儀式結束時，他握著我的手說：“科林，有朝一日你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記得我當時想，這句恭維話倒是蠻不錯，只可惜不大可能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