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危險處境
總統就職儀式結束後，我走過國防部長辦公室的時候，一個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確實當過摔跤手）一樣結實的身影走了過來。他沒穿外衣，襯衫袖子挽著，完全沒有五角大樓工作人員的樣子。“卡盧奇先生，”我說，“歡迎到國防部來。”
他停住腳步：“哦，是你啊，科林·鮑威爾，”他微笑著說，“我記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工作過。很高興再見到你。
我聽說你要成為我的軍事助理了。”
從我們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共事之後，這些年裡他成了華盛頓“環內”的一顆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擔心葡萄牙從右翼獨裁轉向共產主義的時候，他擔任美國駐葡萄牙大使。卡盧奇使美國堅持住了一條微妙的中間路線，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擔任第二把手：白宮管理和預算局副局長，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現在正等待著國會對他作為溫伯格在國防部的副手的確認。他的才幹是公認的，而且兩黨都重用過他，這使他在一些純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損害。在他們看來，卡盧奇犯下了一個特別嚴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間曾在斯坦菲爾德·特納領導的中央情報局工作過。由於特納解僱了大批隱蔽的特工人員，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憤怒。白宮的政客們不願讓卡盧奇到國防部工作，頗有權勢的傑西·赫爾姆斯參議員也表示反對。但是溫伯格卻很想要他，不讓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溫伯格處理範·克利夫問題時所看到的那樣，這位精於歐洲式處事風格的部長是一位具有鐵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溫伯格還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四世請到國防部做他的總顧問，成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員。在衛生、教育和福利部時，他就是溫伯格的總顧問。
“部長先生，”我對卡盧奇說，“請告訴我，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先說好，不要稱我部長先生。”他說。
“好的，我還繼續稱你為卡盧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別稱我卡盧奇先生，更不能稱大使先生。就叫我弗蘭克吧。”
我終於同意在沒人的時候彼此以科林和弗蘭克相稱。“但是，”我又說，“可別當著所有那些將軍的面逼著我叫你弗蘭克，讓我難為情。他們可決不會當眾叫你弗蘭克的。這裡不是衛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現在掌管著美國武裝部隊。我們不能以吉姆、鮑勃、弗雷迪或弗蘭克來稱呼我們的上司。”
卡盧奇還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職了。不過，為了消除赫爾姆斯的阻力，作為交換條件，毫無汙點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爾被任命為負責政策問題的副國防部長。卡盧奇接過了克萊特原來的職務，也用上了他原先的辦公室。我留在原地，現在的身份是卡盧奇的高級軍事助理。
這個講話十分謙虛的人卻喜歡扮演一個深知內情的角色。一天，卡盧奇在講話時老是提到“卡普”，聽了讓人很不舒服。最後，我問道：“是溫伯格嗎？”不是，弗蘭克解釋說，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內瑞拉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風格與他的實質之間這種反差使我覺得很有趣。弗蘭克可以一邊給他的小女兒克里斯汀換尿布，一邊策劃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計謀。他妻子馬西婭忙得脫不開身的時候，他會在星期六把小女兒克里斯汀帶到五角大樓來。
※ ※ ※
“我想讓你跟我一起去開防務科學大會。”卡盧奇上任沒幾天就告訴我。防務科學大會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舉行的、由德國出版業巨頭巴龍·馮·克萊斯特贊助的會議。會上將散發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題目都是《為歐洲制定的新戰略》之類。整天摳書本的國家安全研究人員都渴望去參加這個會議。
“好吧，”我對弗蘭克說，“我讓空軍準備一架飛機。”
“不要，”他說，“在民航班機上給我們弄兩個座位就行了。”
我按弗蘭克的要求做了，並同他一起出發去杜勒斯機場。由於引擎出了故障，我們的飛機推遲好幾個小時起飛，我們只好等著。弗蘭克焦急地老是看手錶。我們終於登上了飛機。按級別，弗蘭克有資格坐頭等艙，所以他就坐在那裡了。我則還要繼續向前走。“你到哪裡去，科林？”他問。“我只能坐普通艙，弗蘭克。”我說。結果，我倆無法在飛機上一起工作。
而且，為了等航班，我們回來時又浪費了一天時間。
我剛回到辦公室，軍事空運司令部司令羅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說。你們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它怎麼能提供可靠的聯絡？它怎麼能保護那些絕密文件？他警告說，下次若再不用專為因公出差準備的飛機，我將會掉腦袋。弗蘭克終於同意了，從此以後，我們出公差時使用軍用飛機。
里根執政後，有一點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一代人又回來主事了。總統所拍的軍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萊塢拍了一些訓練影片。但是在他看來，親自參加這場戰爭是他的重要經歷，而且他總喜歡強調這一點。卡普·溫伯格在太平洋戰區麥克阿瑟將軍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裡認識他的夫人、當時任陸軍護士的珍妮的。
所以說，他也是那個時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員例會上，溫伯格盯著卡爾·史密斯和我說：“我不明白，你們大家到底是不是軍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軍官穿軍服。”我們解釋說，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現象，這樣可以顯得在華盛頓工作的軍事人員少一些。溫伯格哼了一聲說：“如果你們是軍人，那就應當穿軍服。”部長既然這樣說了，我們就照辦。
有一天我對卡盧奇說：“有件事使我們這裡許多人感到不快。”我說了我們未能請來卡特總統或布朗部長為軍士長羅伊·貝納維德斯頒發他獲得的榮譽勳章這件事。貝納維德斯的光輝業績是在1968年創造的。如今已經是1981年了。“使這位英雄得到他應當得到的待遇，這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我說。這個意見就像一顆火星，從卡盧奇那裡跳到溫伯格那裡，後來又跳到白宮。里根的形象顧問邁克爾·迪弗抓住了這個機會。一位在民主黨執政期間受到忽視的拉丁美洲裔美國人終於得到一位共和黨總統為他授勳。這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啊！
為里根總統設定的方案是他親自到五角大樓來。儀式預定在1981年2月24日在五角大樓中央大院內舉行，邀請五角大樓全體人員參加。在授勳儀式和大會上，通常都是由一位軍官宣讀嘉獎令，由總統把勳章掛在受勳者的脖子上。里根俯下身看了看嘉獎令說道：“讓我來宣讀這項命令吧。”他並且指出，讀腳本他還是有些經驗的。於是，他成了在授予國家最高軍事榮譽之前親自列數受勳者的英雄事蹟的第一位總統。對於武裝部隊來說，這天下午要比總統就職典禮日更具有政府更迭的意味。我們不必再用便服來掩飾自己的身份了。英雄終於得到了應得的待遇。當兵服役又成了光榮的事情。
當新政府接過防務預算的時候，出現了表明新時代更帶實質性的證據。羅納德·里根在競選時曾許諾要加強國防，改變邁耶將軍所嘆息的“陸軍變成空架子”的那種狀況。儘管共和黨人所承襲下來的卡特的預算把防務開支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從溫伯格的辦公室裡還是傳出話來，問各軍種首腦還需要增加多少經費。這真是2月間又過聖誕節，令人喜出望外。各軍種首腦開始提出希望得到的東西的清單。起初，他們請求撥款的總額等於使防務開支實際增加百分之九左右。我和卡盧奇坐在部長辦公室內，聽到的話是我今生從未想到過的。溫伯格說，這還不算完，他下令各軍種首腦重新考慮研究和發展計劃。於是他們又由希望清單走向夢想清單，拿出了一些他們認為決不會實現的建議。這些最新數字報到了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那裡的答覆是：還不夠多。管理和預算局的結論並不是以戰略分析為依據的，而是出於白宮的意圖。里根的白宮只是簡單地通知五角大樓可以多花錢。軍方何樂不為？他們意識到，從天上掉餡餅的事，畢竟不會每天都有。
溫伯格終於爭取到把現政府繼承下來的卡特預算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即258億美元。這是可以預見的將來的增幅。我們並不是毫無目的地亂花錢。在連續幾年預算緊縮之後，軍隊的狀況實在太慘了。用於熱門投資——主要是先進武器的研製。但是，麵包與黃油的開支，即養活軍隊、使軍中生活讓人可以忍受的那些開支卻受到忽視。軍隊就像一座門口停著一輛寶馬汽車的搖搖欲傾的大廈。里根的預算為之撥款的項目有：增加薪俸、購置零部件、加強訓練、建立現代通信中心、修理設施、託兒所、家屬住房、牙科診所等等，其中有許多項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無人問津的。而且，國會很痛快地批准了增加這些軍事撥款。在批評溫伯格的人看來，一度被人害怕的“大刀”溫伯格已經變成了“大勺”溫伯格了。我們這些知情的人都瞭解，各軍種處於營養不良狀態。確實需要一把大勺來恢復我國軍隊的力量、目的感和自豪感。
2月下旬，我以卡盧奇的把門人的身份安排了新任陸軍部長約翰·O·馬什同弗蘭克會見。我同馬什不太熟。但我知道他以前是弗吉尼亞州的眾議員。此人很有頭腦，講話柔聲柔氣。我不知道他那天來找卡盧奇有何公幹，但是他從卡盧奇辦公室走出來後，把我拉到門廳。在那裡，這個文質彬彬的人等於是扔給我一個抽出了保險針的手榴彈。“科林，”他說，“我希望你考慮一下辭去軍職的事。我想讓你來當陸軍部副部長。”並補充說，他剛才同卡盧奇和白宮人事處都商量過這個主意，而且遇到了綠燈。
儘管我很驚訝，但我很快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我已經有了一個在五角大樓官員中玩得轉的名聲。說得更直截了當一些，軍人在國防部只佔將近百分之四十，是少數，馬什希望把一名有素養的來自這個少數派的高級軍官安置在一個重要崗位上任副部長。我對馬什說，這事得容我考慮考慮，明天再答覆他。
通常，我白天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是不同阿爾瑪談的。但是這件事將會對我們兩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所以我得聽聽她的意見。我們沒有因為討論這個問題而睡不著覺。我是一名44歲的准將，有著錦繡前程。軍隊是我的生命。辭去軍職，接受一項政治任命會證實我希望制止的那種謠傳，即那種有時連我自己靈魂深處也會有的猜疑：我正在變得更像政客而不是軍人了。阿爾瑪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看法。落入不知深淺的政治任命的水塘中去，這種前景使她感到很不放心。第二天，我感謝馬什對我的抬舉，但卻拒絕了他的建議。
馬什提出建議的第二天，我去見卡盧奇，表示很願意與他一道工作。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在機關工作將近4年了。我說：“弗蘭克，我想回部隊幹准將應當乾的工作。”
“好啊，那當然，我們會考慮這個問題的。”他回答，接著便給我佈置了一大堆新任務。
每天下班回家前，我總喜歡留下來同卡盧奇的另一位軍事助理、現在已是海軍少將的約翰·鮑德溫聊會兒天。3月的一天傍晚，鮑德溫說：“科林，你永遠沒法離開這裡了。”
“為什麼？”
“首先，卡盧奇不想放你走。他喜歡和你在一起。他不是軍人。他不懂得我們這些人為什麼不能離開軍隊太久。他只會使你在這裡越陷越深。”
“那第二個理由呢？”我問。
“你的真正上司是邁耶，他會更希望把你留在這裡。”
那天晚上，鮑德溫的這番話就像火警鈴聲一樣迴響在我的腦海。第二天清早，我再次去見卡盧奇，對他說：“弗蘭克，我一定得走。”
“好吧，好吧。我們下週再談。”
經過不停地向卡盧奇請求，到初春時我終於如願以償了。邁耶表示理解是我所沒想到的。他派我到科羅拉多州卡森堡去當第四機械化步兵師負責作戰和訓練的副師長。這個副師長職務是為擔任正師長做見習。讓我自己來挑，我也不見得能挑得比這種安排更好了。我開始對我的朋友們談論我的好運氣。使我感到驚訝的是，許多人並不像我這樣樂觀，而這些人的判斷向來是我所看重的。他們中包括迪克·勞倫斯少將和朱利葉斯·貝克頓。越南戰爭期間，勞倫斯是美軍美喀師的作戰與計劃處處長，我是他的副手；而朱利葉斯則是引導我上國家軍事學院的指路人。他們兩位都是裝甲兵出身。
“科林，”勞倫斯對我說，“我說什麼也不希望你到卡森堡去。”為什麼呢？我很想知道。勞倫斯說，他有“不良預感”，即不安的感應，而這都是由於第四機械化步兵師師長約翰·W·赫達切克少將的緣故。他說此人很不好相處。“根本不應當把一個師交給他。”朱利葉斯·貝克頓也給我打電話表示了同樣的保留意見。他們還警告我，我這位新上司的太太也很可能是個難纏的人物。我卻沒有因此而氣餒。我實在太想回部隊了。而且我向來同我的上司相處融洽，不論是像“紅臉”巴雷特那樣好相處的人，還是像“老虎”霍尼卡特那樣難對付的上司。
我已開始佩服起卡盧奇這個不同特點兼而有之的少有人物了。他追求自己的目標時鍥而不捨，與人打交道時卻又體貼而仁厚。他的無私精神一直給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弗蘭克·卡盧奇不需要人們對他歌功頌德。他為我舉行了一個歡送會，並在會上向我頒發了國防傑出服務獎章。我們像親密的朋友一樣分手了。
我在前往卡森堡之前最後與之告別的人是裡奇·阿米蒂奇和瑪麗貝爾·巴傑。裡奇要升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了。這位仁兄罵起人來像個水兵，講話總愛用簡單的陳述句。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我們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與他不僅僅是戰友或工作上的朋友，而且是可以彼此敞開心扉的朋友。至於瑪麗貝爾，雖說她來五角大樓之前可能分不清誰是將軍，誰是看大門的，但她卻顯示了一種天生知人善任的精明。這在處理政治任命事務的人來說，是一種極其寶貴的才幹。我們3個人有一些非正式的、可以深入到五角大樓各個角落的渠道，這種渠道是汲取流動在國防部正式報告制度的表層之下的各種信息的惟一途徑。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交換這種有益的情報。雖然我當時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但這一關係將會保持下來，成為對我今後的事業無比寶貴的財富。
一個來自南布朗克斯區的少年，他能看到的風景只是站到公寓房的屋頂上遙望布魯克林。對於他來說，卡森堡所在地的景色真是令人陶醉。部隊駐地位於大平原同落基山脈銜接的地方。從卡森堡可以看見派克斯峰和夏延山，它們就像俯瞰該營區的一對御座。“這裡的天空太遼闊了，”阿爾瑪在一次開車外出時這樣說過，“它是從哪裡來的呢？”她懷念那些樹木，我瞭解她的想法。這廣袤無樹的大平原和落基山脈似乎使人變得矮小了。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它是用19世紀那些採金大王的財富建立起來的。現在的金礦則是3個軍事機構，其中最大的是城北的美國空軍學院。該學院高聳入雲的大樓裡的培訓部內，聚集著4000名全國最優秀的青年男女。北美防空司令部位於夏延山中，靠近彼得森空軍基地。北美防空司令部監視著天空，注意是否有敵人轟炸機或導彈襲來。若有來犯者，就派出飛機攔截。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自然環境極佳，以至許多在那裡服過役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退休之後又回到那裡去養老。
城南就是卡森堡——第四機械化步兵師中那些“藍領弟兄”們的駐地。第四機械化師訓練時的槍炮聲震耳欲聾，他們的坦克破壞了該地的風景，那些20來歲的難駕馭的小夥子們給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帶來了不少麻煩。不過，這個師為當地經濟帶來的大量收入比前兩個軍事機構加在一起還要多，因此它就像一個白手起家的粗魯的百萬富翁大叔那樣受到歡迎，甚至還有點受到愛戴。
在駐地邊緣的一座光禿禿的小山上，蓋起了3座牧場式平房住宅。一座是給師長的，一座是給負責作戰和訓練的副師長（也就是我）的，還有一座是給負責後勤的副師長的。這些房舍可以住人，但毫無美感可言。阿爾瑪還是得不到她想象中一位將軍夫人所應當得到的那樣一棟房子。
我到卡森堡的第一天，來到一幢50年代風格的司令部大樓的二層，同我的前任格雷爾·布魯克希爾准將作了一次談話。然後，我的新副官弗雷德·弗林上尉又帶我穿過走廊去見我的新上司、第四機械化師師長赫達切克少將。在此之前，我注意到布魯克希爾和弗林都不大願意對這個人發表評論。我走進一個大辦公室。那辦公室的牆上照例掛著各種勳章和表現權力的照片。從它的窗戶可以看到整個閱兵場及落基山脈。在那裡，我見到一位中等個頭、身材結實、留著平頭、表情嚴峻的軍官。赫達切克冷漠而嚴肅地同我握了握手、就談起正事來。他的主要興趣在訓練和管理方面，我的責任是訓練。他講話很有說服力，很有分寸，沒有一句廢話。他已制定的計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分鐘後，他明白表示，談話已經結束了。我在離開那裡時想，此人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我可以向他學些東西。我還注意到，在我們這第一次會見中，他的唇上沒有掠過一絲微笑。傑克。赫達切克顯然不是“紅臉”巴雷特，不是查爾斯·格蒂斯，也不是神槍手埃默森。
第四機械化師的使命是在歐洲戰場上同共產黨集團的軍隊作戰。我缺乏經驗，尤其是缺乏坦克方面的經驗。所以我決心好好學習，使自己成為一名優秀的M—60A1坦克炮手。作為一名副師長、我本來不必這樣做。但是，自己不會打球的教練，人家是信不過的。我在3名嚴厲的坦克軍士的指導下開始了我自己的訓練。這3個人雖然很尊敬我，但卻不畏懼我肩上的這一顆星。
第一天上獲取資格課時，我以坦克車長的身份，練習在坦克高速行駛中用主炮瞄準1000米以外的目標。訓練場地看來是平坦的。突然，坦克俯衝下去。當意識到我們遇到了斜坡時，我急忙升主炮筒，但是已經太遲了。我聽到一聲難聽的嘎嘎聲，坦克停了下來。
有些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例如，不能逆風吐唾沫，不能從右邊上馬，不能使船擱淺。坦克手決不能讓他們的主炮筒陷進泥土裡或者用光汽油。步兵確信，坦克兵們寧可往油箱裡撒尿也不能使人發現他們的油箱空了。坦克手一定要在下坡之前、而不是之後把炮筒升高。
那軍士帶著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望著我，但仍舊很耐心。
“長官，”他說，“我們得休息一會兒，把炮筒檢查一下。”我們用炮膛鏡檢查了一下，好在炮筒沒有彎。我們把炮筒擦乾淨，很快又把坦克發動起來繼續訓練。到第三次訓練的時候，我瞄準了目標，成了一名優秀的坦克炮手。
我還不至於那麼天真，把大部分功勞記在自己賬上。被派來給一位將軍當教官的坦克手決不是平庸之輩。我得到出色的炮手、裝彈手和駕駛員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不過，我還是很高興把一枚優秀炮手的徽章擺在自己的桌面上。沒有多少事情能比你腳下的50噸重的鐵馬以每小時30英里的速度奔馳在原野上更令人興奮的了。
我們曾試圖計算出一輛坦克的乘員組需要發射多少發炮彈才能成為技術能手。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蘇聯坦克乘員組在訓練中發射的炮彈只有美國坦克手的十分之一。這樣一來，兩軍在訓練中所花的錢相差太大。我們每發射一發炮彈，視炮彈型號的不同，就要花掉納稅人200到1000美元。每個坦克手每年要發射大約100發炮彈。陸軍的訓練技師們設計了一些模擬器械和電子遊戲機之類的東西，這使我們的坦克手可以少用一些實彈也能提高技術。我們希望弄清楚以怎樣的比例把實彈射擊同使用訓練器材結合起來，才能產生最佳效果。我們用3個坦克營作試驗，一個坦克營得到最大數額的炮彈，另一個少一些。第三個營則更少，但他們有較多的時間在模擬訓練器上練習。我們要做的試驗是把這3種經過不同程度訓練的營拉到考核場上去，發給他們同樣數目的炮彈，看看他們中哪一個的成績最好。
結果是他們哪個都不行。成績最好的是指揮官最棒的營。一名好的指揮官能激勵他的下屬在任何條件下都表現出色。
“即使他們給我們一發蹩腳炮彈，我們也能贏。”這就是志在必勝的態度。新技術被採用了，它們確實帶來了不同的結果。但是，我們決沒有忽略這個事實：人，特別是能幹的指揮官，才是使部隊獲得成功的決定因素。用我喜歡用的說法，所謂領導，就是做出管理科學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來。
赫達切克將軍的領導方式是充當嚴厲的監督者。工作是靠高壓、而不是靠激發積極性來完成的。參謀人員會議成了冗長的訓話，視察成了審查。沒完沒了的消極壓力使指揮人員和參謀人員精疲力竭。第四機械化師是一個能幹的集體，但卻不是一個愉快的集體。由於他通常總是那麼執拗，所以當他有一天突然闖進我的辦公室說了下面這句話時，我真是大吃一驚：“鮑威爾，你乾得很好！我打算寫一份特別報告，看看下次升級可不可以有你一個。”一個挑選少將的委員會即將開會，我雖然在我的同事中只是一個資歷較淺的准將，但若能為我寫一份特別報告，我就有可能早一些得到兩顆星。赫達切克叫來他的副官，一位名叫菲利普·科克爾的上尉，令其起草報告。
最後，特別報告的事終於沒能成功。人事處告訴我們，一個軍官上任至少60天才能得到特別考慮，而我上任還不到60天。不過，我還是很感謝赫達切克的努力。看來這說明，儘管這個人不大好相處，但只要你工作幹得好，他還是會正確對待你的。
看來，不論我家搬到哪裡，我都得充當聖公會的傳教士。我們來到卡森堡後不久，我就四處尋找聖公會教友做禮拜的地方。有人告訴我，聖公會禮拜式於每星期日上午9時在天主教神甫的辦公室舉行。其後的那個星期日，當天主教教友們魚貫進入小教堂做彌撒時，我從側面的一個通道走了進去。我們擠進後面的辦公室，那裡已經擺好八張摺疊椅。我們坐了下來，半個小時後聖公會的神甫到了，是隨軍牧師隊中的一位中校。他把一本我以前從未見過的讚美詩集傳閱了一圈，便開始做彌撒了。兩名婦女彈著吉他為大家伴唱，那歌曲在我聽來更像民歌，而不像贊美詩。我竭盡全力要找到感覺，但是心中卻在懷念早年的宗教。
彌撒結束後，我走到神甫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紹。這位神甫名叫科林·P·凱利三世，是那位二戰時期的美國英雄的兒子。“凱利神甫，我有一個問題，”我說，“這些年您對您的教名是如何發音的？”“科——林，”他說。他的發音帶有愛爾蘭味，英國人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他們發成“卡——林”。我解釋說，我小時候是用英式音的，但是在他父親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之後，我迫於同伴們的壓力改過來了。接著我又問：“我們為什麼要在一個天主教神甫的辦公室裡做禮拜呢？我們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教堂？”他說，聖公會教徒太少了。我建議說，如果我們的地方更好一些，我們可能吸引更多的人來。我知道在我們卡森堡這樣的二次大戰時期的兵營裡，有一些木結構的教堂。“請找一所那樣的教堂吧，神甫。”我說。
我還請他用些老的曲子，例如《堅固的堡壘就是我們的上帝》等等，來替換民歌似的《活水之歌》。他終於為我們找到了一所教堂，禮拜也做得更有傳統味兒了。
到這時，我們已經有一個孩子離開了家。我們動身來卡森堡前夕，我兒子邁克從弗吉尼亞伯克鎮的萊克·布拉多克中學畢業了。那年夏天，邁克同我們一起來到卡森堡，可是到8月時便離家到弗吉尼亞威廉斯堡的威廉—瑪麗學院讀書去了。我從未試圖要求他選擇什麼生活道路，但我確曾試圖指導他。在過去的一年中，我督促他抓緊學習，以便及時報考大學。我像女教師那樣認真地檢查他的作文。他曾被西點軍校錄取，同時又獲得了威廉—瑪麗學院陸軍後備軍官訓練團4年的獎學金。對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來說，他上這兩個學校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大好事。但我很高興他選擇了威廉—瑪麗學院。軍事院校名氣大，而且我對他被西點錄取也感到驕傲。不過，我還是覺得，邁克到一所比軍校涉及面更廣的學校去讀書，會為他今後的生活做好更全面的準備。當然，他若投筆從戎，以軍隊為職業，也是有前途的。他老子當年在大學主修地質學，又在後備軍官訓練團被授軍銜，在軍隊裡幹得並不錯啊。
那一年，琳達進入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夏延山中學讀書，這是她3年中讀的第三所中學。她現在正在準備參加全國優秀生獎學金的最後競爭。我們讓11歲的安妮瑪麗到一所天主教學校——波林紀念學校去讀書。我們喜歡修女們對學生們的嚴格管教，不過她們對她那難以管束的天性也無能為力。安妮瑪麗是學校的啦啦隊長，她喜歡滑冰（這肯定不是她的南方媽媽和來自布朗克斯的爸爸的遺傳），還參加了布羅德莫賓館辦的奧林匹克溜冰訓練班，像一隻小天鵝似的在冰上滑來滑去。
阿爾瑪希望在卡森堡也像在以前駐紮過的地方那樣，能積極參加一些社會工作。在華盛頓時她當過軍人家屬協會主席。那個協會為在全球各地調來調去的煩惱的家屬們提供服務，頗受歡迎。例如，一位軍士的妻子可以到在五角大樓內的軍屬協會的辦公室來了解有關她丈夫的下一個駐防地點的學校、醫院、房租以及從氣溫到當地宗教活動等所有情況。在卡森堡，阿爾瑪希望能到駐地醫院去工作，把她以前學的聽力學派上用場。沒想到，其他軍人家屬卻委婉地拒絕參加社會工作。箇中原因我們很快就發現了。
我聽到一些軍官抱怨說，我們卡森堡有兩位長官。赫達切克將軍管束著他的部下，而這些部下的妻子們則說赫達切剋夫人也把她們當成部下來管。赫達切剋夫婦感情極佳，因此將軍便使太太成了他管理部隊的夥伴。在他成立的管理餐廳、軍人商店和託兒所等各種設施的諮詢委員會中，安娜·赫達切克都居於顯要位置。她顯然是對她丈夫麾下的官兵及其家屬有著極強的使命感。讓人受不了的是他們兩個人對於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那種傲慢態度。我便成了發洩這種怨氣的對象。最後，我想開了，就依你這個國王吧，如果必要，也依著你這個王后。但是，卡森堡的情況實在太不像話了。我觀察了4個月，看到士氣在下降，我覺得我有責任採取行動。
副師長就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訓的師長。按照陸軍的規矩，我到卡森堡來就是為了學習當師長所需要的技能和操行。有些師長把大量的事情交給他們的副手去做，自己坐在一邊留心觀察。可赫達切克所堅持的卻是另一套做法。我覺得，要是他的兩個副師長都失蹤了，他心裡會很高興。這個師是他在管，我們只獲准在這位老闆的膝下學習一招兩式。正因為如此，我打算要做的事情既不是容易之舉，也不是明智之舉。
參謀長湯姆·布萊格坐在赫達切克辦公室的外面，處於他的控制之下。我對湯姆說，師裡存在一些嚴重問題，我想找赫達切克談一談，看看怎樣來扭轉這種局面。
“科林，”湯姆說，“不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湯姆繼續說，“這是一個赫達切克不願意談、甚至不願意承認的問題。我警告你，這樣做幫助不了他，卻可能傷害你自己。”
湯姆不是傻瓜，而只有傻瓜才會不理睬他的勸告。不過，我以前連五角大樓一些最難瞠的河都瞠過去了。我相信我可以處理好同赫達切克的這次談話。我說：“湯姆，我沒有任何選擇，我如果迴避這個問題，那就是翫忽職守。”
第二天上午，我走進師長辦公室，說道：“長官，等您有空時，我想同您談談訓練方面的一些問題和有關夫人們的一些問題。”
“我正忙著呢。”赫達切克說。我回到了我的辦公室。
那天快下班時，他的秘書通知我：“他現在有空。”
“什麼事啊？”我進去時他這樣問我。
為了轉移注意力，我談了訓練方面的幾個問題。然後我開始小心翼翼地進入雷區。“師長，我認為我們在處理夫人們的事情方面還可以再做些工作。有些不該她們插手的事情她們也插手了。”對方的反應是毫無表情地望著我。我接著說下去。“安娜有些很好的建議，她想為部隊和家屬們做很多事情。”對方仍然默不作聲，臉上毫無表情。“我認為我們需要想想辦法，讓別的夫人們也多參與一些，共同來把她的想法付諸實施。”談話到此沒有結束，也沒有再繼續下去，而是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我剛進家門，阿爾瑪就問我：“你幹了什麼啦？”
“我怎麼啦？”
“大約一小時前，安娜·赫達切克打電話來，約我過去喝茶。她對我說：‘阿爾瑪，我很難過，將軍和我確實很喜歡你和科林。我們原來以為我們至少可以依靠你們兩位的。’”顯然，我一離開赫達切克的辦公室，他就給他夫人打了電話。這可能是我挨的第一棒吧！不過，我照常履行我的職責，享受著同士兵們一道工作的樂趣，竭力把駐地中的各種閒言碎語及猜疑陰謀置於腦後。
我在卡森堡工作期間，陸軍開展了一場有關用什麼辦法檢驗部隊的戰備水平最好的熱烈爭論。
傳統派主張搞年度大檢查。我第二次到越南作戰期間，曾當過副營長，在戰爭打得正緊張的時候就進行過一次這種把人搞得精疲力竭的大檢查。在我看來，每年一度的檢查就像是用春季大掃除的態度來對待戰備問題。敲打地毯、洗窗簾、清掃閣樓和地下室。檢查大員來的那天看著很好，但希望他們走後不要累得人們渾身散了架子。而且，如果敵人要發動進攻，那就請求他們在檢查過後部隊處於最佳狀態時來，因為兩週之後部隊的壞習慣就都回來了。
革新派認為戰備檢查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不應當是一次形式主義大演習。這一派贊成搞事先不宣佈的檢查，今天檢查這個連，明天檢查那個連，直至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把一個師全都檢查一遍。一年當中，每個部隊都得12個月加小心，而不是僅僅兩週。不出所料，部隊指揮官們都贊成老辦法。誰也不歡迎在無準備狀態下搞突然襲擊。然而，我卻接受了新思想。在五角大樓正進行這一辯論的時候，我想把新辦法引到卡森堡來。我對赫達切克說，應當這樣做。他聽我講完，卻不買我的賬。這是我挨的第二棒！
我到這個師工作大約9個月以後，一天下午有個旅長愁眉苦臉地來到我的辦公室門口。我讓他進來，關上了房門。他對我說，他的一個營裡的一名軍士來找他，說該營營長同他老婆發生了性關係。這種事對部隊的士氣很有破壞性，所以在陸軍中是很受重視的。既然我自認為已經是一名有經驗的軍官了，按說我應當把此事交給駐地的律師或者刑事調查處去調查。可我卻決定親自處理。我要那位旅長把涉嫌的營長帶來見我。我希望弄清楚這個老兄是否幹過這種事。如果他幹了，我就建議赫達切克將軍把他撤職並調走。簡言之，給上司拿出一個解決辦法來，而不是把燙手的土豆丟給別人去剝皮。
但是，事與願違。這位老兄矢口否認。這樣，我就只好把這燙手的土豆交給赫達切克了。“好吧，謝謝你，我來處理。”他只說了這麼一句。接著，他做了行家所應當做的事情：他把此事交給了律師和刑事調查處去辦。其後的調查證實了那位軍官的惡行，查到了他去幽會時的汽車旅館收據。赫達切克卻再也沒把我叫去談論這件事，也從未指出我本來可以把這件事處理得好一些。只是一句“謝謝你，我來處理。”這可能是我挨的第三棒！
1982年5月20日，我在卡森堡已經幹滿一年了。10個
月前曾希望把我的名字提到少將遴選委員會討論的那個人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請坐。”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當他把一份兩頁紙的文件遞給我時，香菸在他的手指縫中顫抖著。這是我的年度考績鑑定。我的前途就取決於這兩頁紙。我看完鑑定後對他說：“這就是你經過考慮的評價嗎？”他點點頭。我又說：“你不會不知道它會產生什麼效果，它十有八九會斷送我的前程。”怎麼會呢，赫達切克分辯說。他向我保證，我的情況還算好，而且他明年會重新給我鑑定。“下次鑑定會照顧你的。”他補充說。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話，說了聲對不起，便告辭離去。
陸軍的考績鑑定是用一些委婉用語寫的。你若是不知道這些代用詞，就無法掌握它們的含義。例如，有一欄寫的是“先於同級的人晉級”，第二欄寫的是“與同級的人一道晉級”，第三欄寫的是“不晉級”。這種表述似乎夠清楚了。但是，現在這類報告已經貶值得如此厲害，以至你若要不落伍，就得讓人家在第一欄內為你打勾。赫達切克給我勾的是第二欄。是具有破壞性，但還不是置我於死地的那一種表述。然而，這種很一般的評價也差不多是要人命的了。他只讚揚我是一名“好教官”。我的指揮才能被忽略了。我被派到卡森堡來，不是來當教官的，而是來取得當師長的資格的。我到師長預備學校來學習，而他給我的評語是不及格。
不過，赫達切克並不握有最後決定權。他是個“評估員”。我的鑑定還得交給一位“高級評估員”來下最後斷語。
這位官員就是遠在2000多英里之外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部隊司令部副司令M·科利爾·羅斯中將。此人我只見過一次。兩週後，我心驚膽戰地打開了從部隊司令部寄來的一個信封。羅斯中將重複了赫達切克對我作為一位“教官”的能力的讚揚，並說：“應當充分地考慮他在一個重要司令部擔任主要參謀職務的可能性。評估員認為，在現階段，科林更適合擔任這種工作，而不是當指揮官。我同意……”這些話已經足以使我身敗名裂了。可是，羅斯也得在一組空格中打一個勾。第一欄評價最高；第二欄在提升方面會有風險；第三欄則根本不用考慮。羅斯在第三欄內給我打了一個勾。這真是致命的一擊啊。然而，我不能怪羅斯將軍。除了赫達切克的意見外，他對我的表現毫無實際瞭解。至少，阿爾瑪得到了可以得到晉升的評價：“鮑威爾有一位確實賢惠的妻子。不論她的丈夫被派到什麼地方去，她都完全能夠成為陸軍的代表，支持她的丈夫做好工作。”
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覺時，腦子裡千頭萬緒。我參加陸軍24年，這是我所得到的最糟糕的職業評語。在“上崗學習班”時，羅傑斯將軍曾警告過，我們當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升不到兩顆星。現在我知道我是屬於哪一半的了。在五角大樓的將官管理處，那些負責將軍調動的年輕中校們會看到這份鑑定。他們會想，這個一帆風順的軍人終於栽了跟頭。鮑威爾原來只是一名政治將軍，到部隊就不靈了。邁耶將軍看到這份鑑定時會搖著頭說：科林離開部隊的時間太長了。下一次晉升委員會開會時，委員們會看著在此之前一直毫無瑕疵的記錄，心裡嘀咕：這個傢伙出了什麼問題？那天夜裡我失眠了。
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照樣到辦公室去，而且感覺很好。就像我在越南第一次目睹死人的事之後，我在那個山坡上所領會到的一樣，事情總是在第二天早晨顯得好一些。我會自哀自憐，但時間不會太長。我走進湯姆·布萊格的房間，對他講起發生的事情。他說：“我提醒過你，你不聽。”他認為麻煩是從我去找赫達切克談夫人問題時開始的。我同意他的分析，又加上了同師長爭論年度檢查的事和我對那位與軍士妻子有染的軍官的處理。後面這件事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我告訴湯姆，我確實把那件事辦糟了。不過，我不後悔。我做了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赫達切克做了他認為是正確的事情，並據此對我作出評價。我不打算抱怨或申訴，不會對赫達切克大發雷霆，也不會就此意志消沉。我會正確對待這件事的後果的。
此後，我繼續高高興興地履行我的職責。但是，我的腦子裡卻轉起了脫離陸軍部隊的念頭。一天晚上，我在家裡的書桌旁坐下來，開始重新籌劃自己的未來，準備尋求一項文職工作。我不想賴在這裡，等著人家來逼我退休。就在一年之前，我本來可能成為陸軍部的副部長呢！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奇特的時期。一隻腳仍在軍隊裡，另一隻腳卻已經準備邁出去了。但是邁向哪裡呢？我想我應當給將官管理處打個電話，說好我在卡森堡再幹一年。我同一位中校聯繫上了，那中校說：“你打電話來，這可太巧了。我們正要同你聯繫呢。我們明天給你打電話。”這種話聽起來總是有點不客氣。現在我完全糊塗了。這會是好消息呢？還是會把我開掉？我又是一夜沒睡好。
我的副官透過喧囂的射擊聲大聲對我說將官管理處要我接電話的時候，我正在練兵場上觀看坦克炮手的演習。我開車回到司令部，給五角大樓打通了電話。對方告訴我，赫達切克將軍要離開這裡，到韓國去擔任第八軍的參謀長。特德·傑納斯少將將從利文沃思堡來接替他的職務。以上這些都與我沒有直接關係。將官管理處的那位上校繼續講下去。他說，我也不會再呆在卡森堡了。8月份我將被派到利文沃思堡去接替傑納斯的職務，擔任一個叫做“諸兵種聯合作戰發展中心”的副主任。
我掛上電話後，發了半天呆，心中既燃起希望又迷惑不解。傑納斯是一位兩星將軍。他騰出來要我去填補的職位是一個兩星將軍的職位。要麼是五角大樓的人沒看到我的最新考績鑑定，要麼是我被起死回生了。
7月末的一個下午，阿爾瑪和我到會議室去。那會議室與赫達切克將軍的辦公室在同一層，只隔幾個門。我們走進時，眾旅長、營長、師部參謀軍官以及他們的夫人們全都向我們致意。我常常充當這些軍官同師長之間的緩衝劑、避雷針和懺悔神甫。我們設法建造了一艘雖說並不總是很愉快但卻能夠行駛的船。此時我的老夥伴湯姆·布萊格已經走了，一位名叫比爾·弗林的新參謀長取代了他。弗林發表了一篇措辭親切的講話，還送給我這個師的送別禮物——一個穿著皮護腿套褲的牛仔雕像，那是著名的西方藝術家邁克爾·加蒙的作品。隨後，我發表了告別講話。在所有這些送別活動進行的當兒，傑克·赫達切克就呆在20英尺之外的辦公室內，緊閉著門。聯歡會結束後，阿爾瑪回家去了，我回辦公室取幾件東西。
“將軍現在要見你。”我應聲轉過身來，看見赫達切克的秘書站在我門口。我走進赫達切克辦公室時，他嘟囔了句什麼，聽起來好像是“祝你好運”之類。也祝你好運。他遞給我一塊刻著師的印章的徽章。我們敷衍了幾句，握了握手，然後我就離開了。當初我來卡森堡時，曾以閱兵式相迎，但我走時，卻既沒有旗幟飄揚，也沒有號聲嘹亮。
※ ※ ※
在我為去利文沃思堡做準備的時候，我對陸軍總部想幹什麼還不是很有數，但我已經開始相信，我的前程並沒有徹底毀掉。我四處探聽了一番，獲知我不僅以一星之銜將任二星之職，而且我即將擔任的這個新職以前曾為我的所有前任提供了升官的跳板。我還知道了我被人從冷宮裡救出來的經過。部隊司令部司令理查德·G·卡瓦佐斯將軍是我的考績鑑定的高級評估員羅斯將軍的上司。他是朝鮮戰爭期間的英雄，是陸軍中的一位傳奇人物。當這位軍官講述當兵意味著甘願為你的國家而獻身的時候，許多成年人都被他的講話感動得流淚。勤懇盡責的卡瓦佐斯密切注視著部隊司令部下轄的所有師長的表現，偶爾還到卡森堡去考察赫達切克的工作情況。
在他最後一次去卡森堡視察後，卡瓦佐斯同朱利葉斯·貝克頓一道乘飛機返回亞特蘭大。貝克頓後來對我講了他們的談話內容。卡瓦佐斯對他說，他對赫達切克的那個師很不放心。“你今天在會議室裡注意到什麼情況了嗎？”卡瓦佐斯對貝克頓說。“只要赫達切克在場，所有的人都面帶恐懼，噤若寒蟬，只有鮑威爾敢於當面坦陳己見。”卡瓦佐斯不參加為我打分，為我評估的是他的副手羅斯。但是，儘管陸軍中有評估制度，而且將軍以下的軍官的晉升也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渠道進行的。但是將軍的人數沒有那麼多，所以到了將軍一級就有一個非正式的網絡在運轉。軍官俱樂部裡的飲酒聊天、打電話、街談巷議，老傢伙們嗅到氣息，然後探個究竟，這往往比考績鑑定更重要。而這個內層小圈子得出的結論是，不錯，鮑威爾在卡森堡遇到了麻煩。然而，他做了他認為是正確的事情，而且他是冒著把自己的腦袋套進繩索的危險這樣做的。他大概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但是，說到底就是這麼一回事：那些將軍瞭解這個被評估的軍官，也瞭解那個為他做評估的軍官。我的前程總算沒有被一筆勾銷。
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當年與我一起當白宮研究員的老同學湯姆·奧布賴恩的來信。湯姆現在在哈佛大學工作，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擔任該校財務計劃部主任。我對學校的財務工作知之甚少。但是，有人想要你去工作畢竟是令人高興的事，特別是在九死一生之後。然而，現在我被安排了這個新的職務，我的適應文職工作的簡歷可以撕毀不用了，哈佛的邀請也可以謝絕了。在我於利文沃思堡的指揮與參謀學院畢業14年之後，我又要回到那個地方去了，對此我感到高興。在我的家屬到達利文沃思堡後不久，新的少將晉升名單就下來了。我榜上有名，可望在一年之內得到提升。
我在利文沃思堡的新工作對於陸軍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門外漢聽起來卻沒有什麼了不起。在這次最新改組之後，陸軍把美國境內的部隊分成兩個司令部。部隊司令部是負責部隊管理並進行作戰準備的；訓練與條令司令部負責制定作戰條令、管理訓練設施，以便為部隊司令部提供訓練好的部隊。訓練與條令司令部的一個主要目標是使不同軍事院校，如步兵學校、裝甲兵學校、炮兵學校、防空學校等等，都訓練部隊協同作戰，而不是各自為戰。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建立了一個機構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這個機構就是諸兵種聯合作戰發展中心。我現在是該中心的副主任，頂頭上司是精力充沛的三星將軍傑克·梅里特。我很快發現，我現在的工作正是我以前的良師約翰·威克姆將軍所喜歡的——設計一支裝備比較輕、人數比較少、在戰場上行動比較迅速、在第三世界衝突中特別有用的師級部隊。
利文沃思堡具有歷史意義的房舍之一是斯科特街611號。它建於1841年，原先是一個隨軍小商店。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菲利普·謝里丹以及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①都在這個屋簷下生活過。根據傳說，性情暴躁的卡斯特當年就是從這所房子出發前往小比格霍恩河的。在斯科特街611號，謝里丹夫人的亡魂至今不散。據說有一次，謝里丹到芝加哥去，把這個不幸的女人留在這裡。謝里丹夫人在丈夫在外未歸期間死去。從那以後，她的鬼魂就沒有離開過這棟房子。今天，斯科特街611號是位於密蘇里河畔的一座面積有10，000平方英尺的閃閃發亮的白色小型公館。它的餐廳坐40個人毫無問題。房前屋後種著好看的花卉。屋前草地上聳立著一座美麗的涼亭。這裡現在就是我們的家。阿爾瑪終於有了她的邸宅。我也終於受到她的敬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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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三人都是美國內戰時期聯邦軍著名將領。卡斯特將軍於1876年6月在小比格霍恩河與印第安人作戰時戰敗身亡。——譯者注。
最近這次搬家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再次讓女兒們轉學。像通常一樣，安妮瑪麗只用了一天半的時間就適應下來，同她的朋友們混熟了。不論這種學習被中斷的事情給她帶來多少痛苦和失望，她都只是記在她那小小的日記本里，從不向別人表露。
這時，琳達已經在上她的第4所中學了，這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未免有些干擾。不過，利文沃思堡中學的黑人學生比她以前上過的學校多一些，這對她日後的生活道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琳達學校的劇團決定演出一些摺子戲。黑人女生，包括琳達在內從《彩虹下的黑姑娘》劇本中選了一段。這出戏的內容對於中學生來說是相當不容易演的，因此她們的選擇引起了轟動。就在預定要演出的一週之前，校方把這一幕黑人話劇給取消了。
我女兒很生氣。我向她保證說，我要讀一讀這個劇本。除了女兒被分配演一名妓女這一點令我這個做父親的感到不舒服之外，我覺得這出戏很有分量，也很正經。我給校長打電話談了我的看法。琳達還在校報上寫了評論，批評取消演出的做法。校方堅持他們的決定，但是做了一個讓步。在本來應當演出《黑姑娘》這幕話劇的那段時間內，允許黑人學生出來同觀眾討論取消演出問題。
我對琳達說，我們兩個都是經受過指揮系統訓練的，像在陸軍中一樣，現在她有責任服從決定。然而，在演出進行到最後一個晚上的時候，琳達一鳴驚人。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她突然站出來說：“我想你們也許會願意看看我們剛剛談的是什麼事情。”然後她就把她的角色演了一遍。觀眾初時驚訝，接著就熱烈地鼓起掌來。我想不起阿爾瑪和我還有過比此刻更驕傲的時候。不過，我們當時以為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少女的勇敢表現，可實際上，我們當時目睹的卻是一位年輕女士在選擇她的命運。琳達已經下決心當演員，而且這決心從未動搖過。
9月的一個下午，我從有關陸軍通信的一個冗長的彙報會上溜了出來，提早回了家。“科林，”阿爾瑪說，“你該理髮了。”我嫌駐地理發店理得不大好，於是就憑我的記憶去尋找位於利文沃思堡黑人區的那家我14年前光顧過的理髮館。我開車順著鬧市區走。我記得不錯，那家理髮館還在那裡，門前有個理髮店的彩條標記杆。進得店內，只見牆上掛滿宣傳驗方生髮水的廣告。書架上散放著幾本翻舊了的雜誌。屋子裡有一種理髮館的特有香味。店裡除了一位比那招牌年紀還大的理髮師外，再沒有別的人了。
他放下手中的報紙，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坐到椅子上去。“歡迎你，將軍。”他說。接著，他一邊給我圍上單子，一邊自我介紹說他叫“老薩吉”。在他給我理髮的當兒，我仔細地辨認著鏡子上方的照片。那是些黑人將軍，其中有羅克·卡特賴特、朱利葉斯·貝克頓、羅斯科·羅賓遜、埃米特·佩奇以及哈里·布魯克斯。所有這些人都比我長一輩。理髮師遞給我一個紅皮的小日記本說：“我想請您在理完髮後在我的小本上籤個名。”那小本的封面上印著“1959”。我翻閱筆記本，研究著那裡面的簽名，看到了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他的小紅本讀起來就像一部黑人軍事史。最早簽名的大都是少校，後來是幾位中校，近些年有了不少級別更高的軍官，看了令人很欣慰。翻著翻著，我突然停了下來。在1968年的那一頁上，我看到了“科林·鮑威爾，美軍少校”的字樣。我不記得我在這個小本上籤過名。
“您不記得我了，”老薩吉說，“可我還記得您。”
他舉起一面鏡子，使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後腦勺。我點了點頭，表示滿意。他取下單子，把頭髮抖掉。我掏出一支筆，在本上籤了名。這一次籤的是“准將鮑威爾”。“您到底叫什麼名字？”我問。
“賈萊斯特·林頓，”老薩吉說，“第十騎兵團，‘野牛勇士’。”
我不僅是在讀黑人軍事史，而是乾脆在握它的手了。我們談起了駐地上那些以過去著名的軍人的名字命名的地點，如格蘭特大道、艾森豪威爾大廳等等。我問老薩吉，利文沃思堡可有什麼紀念“野牛勇士”的東西？“有的，”他說，“有第九和第十騎兵大道。”我可從未聽說過這些名字。
從此以後，我對野牛勇士的歷史發生了興趣。我開始閱讀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獻，它們使我心中充滿了對於這些黑人士兵所建立的豐功偉績所產生的自豪，也對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和漠視感到悽愴。黑人參加了美國打過的差不多所有戰爭。他們在軍隊中的表現證明他們比白人士兵毫不遜色。而這正是一些白人不想讓黑人穿上軍裝的原因。我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看到了邦聯派將軍豪厄爾·科布勸傑斐遜·戴維斯不要武裝黑人時講過的一段話。“在做飯、挖塹壕、砍柴……這類活計中，你能用多少黑人就用多少黑人。”他接著警告說：“但是不要給他們武器。如果奴隸能成為優秀的軍人，那麼我們關於奴隸制的一整套理論就是錯誤的了。”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的說法略有不同：“一旦讓黑人身上別上帶有‘U．S．’字樣的銅章，讓他穿上釘有鷹扣的制服，在他口袋裡裝上子彈，那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否認他已經贏得作為美國公民的權利了。”
1867年，國會批准成立了4個黑人團，從而正式地讓黑人穿上了釘有鷹扣的制服，在他們的口袋裡裝滿了子彈。一位名叫本傑明·H·格里爾森的白人軍官指揮這4個團中的一個——第十騎兵團達22年之久。當格里爾森最終與他的部下告別時，他說：“你們為自己的國家做出的寶貴貢獻遲早會得到承認和獎賞。”1995年之後，儘管要獎賞已經太遲，但我仍然沒有看到對野牛勇士們給予了多少承認。
我還讀到了有關亨利·O·弗利珀中尉的命運的記載。請想一想，一個一生下來就是奴隸的孩子，卻擁有如此堅毅的精神，使自己於1873年，即奴隸獲得解放10之後，被美國軍事學院錄取。在弗利珀之前的所有黑人士官生都受到排斥、辱罵，最終被趕出西點軍校。弗利珀把這一切都忍受下來，忍受了整整4年，並於1877年從該校畢業。1878年，他被派到西部的第十騎兵團A連，成為擔任野牛騎兵指揮官的第一名黑人軍官。3年後，一些有偏見的軍人把侵吞部隊伙食金的罪名加在他頭上。一個軍事法庭認為這個罪名不成立，但卻給他扣上“行為與軍官和紳士身份不相稱”的罪名。他受到不體面的開除處分，戎馬生涯在25歲上被斷送了。不過，意志頑強的弗利珀在逆境中依然發奮圖強，先後成為成功的採礦工程師、作家和報紙編輯。但是，他時刻忘不了自己名譽上的汙點。他去世前的幾年，一直在努力為自己恢復名譽，但卻沒有結果。最後到1976年，終於通過一位名叫羅伊·麥科爾的佐治亞州白人教師的毅然決然的努力把那個軍事法庭的裁決給推翻了。
在當年的軍事法庭上，弗利珀的律師曾直截了當地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個黑人究竟有沒有可能取得並保住一個軍官的職位？”我自己的和成千上萬黑人的經歷響亮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能！但是我們知道，這條佈滿偏見與歧視的荊棘道路是通過我們之前的許許多多無名的黑人——那些老薩吉和亨利·弗利珀們的犧牲而廓清的。我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他們為我們創造的。
我到那家理髮店去過之後沒有多久，有一天我跑步經過駐地墳場時發現了一個荒蕪的拖車停車場。那裡除了一個破敗的水泥平台和兩條沙土小路的交叉路口之外，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就在那裡，我看到了一個傾斜的、被風雨侵蝕的路牌，上面寫著：“第九騎兵大道”。還有一個牌子上寫著“第十騎兵大道”。我回到宿舍之後，心裡仍然不是滋味。洗過澡後來到辦公室，叫來地方誌編撰人退休上校羅伯特·馮·施萊默。我說：“我們只能做到這種程度嗎？一個荒蕪的拖車停車場內的兩條土路？”
“您說得對，”施萊默耐心地說。“但是在您發火之前，您要知道，就連這麼一點點承認我也是費了很大力氣才為‘野牛勇士’，們爭取到的！”
“好吧，”我說，“那麼以後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希望能有更合適的東西來紀念這些人。”
“我來告訴您怎麼辦，”他說，“如果您能帶頭，我會使利文沃思堡歷史學會來支持您。我們還得投入一些種子資金，大概得5000美元左右。但是，您得想好，您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這件事我考慮了一個上午，然後告訴他：“利文沃思堡到處都是騎兵塑像，我希望這裡能有一尊紀念“野牛勇士”的騎兵塑像。它應當高高地聳立在密蘇里河畔，騎兵應當面朝西，奔向未來。”
建一座塑像，5000美元是遠遠不夠的，馮·施萊默提醒我說。我要學習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籌款。
我認為我對那些曾為我開路的黑人士兵負有一種責任。修建一座“野牛勇士”紀念碑成了我本人為之奮鬥的事業。我叫來了赫達切克以前的副官、我從卡森堡帶來的菲爾·科克爾上尉，問道：“你是第十騎兵團的，是吧？”他說是的，他在卡森堡時是那個連隊的成員，顯然那是第十騎兵團在朝鮮戰爭期間被合併之後很久的事了。“你要使你們的那些人永垂不朽，”我對他說，“你要好好發掘一下野牛騎兵團的歷史。”科克爾接受任務後，立即幹了起來，就好像我們談論的是他的祖先一樣。他查閱檔案，我開始找錢。黑人打仗時是一流的戰士，可戰後受到的卻是二流待遇。我決心最終使“野牛勇士”得到一流的待遇。
我在利文沃思堡工作期間，約翰·威克姆將軍又回到我的生活之中。1983年春，威克姆即將出任陸軍參謀長。他從華盛頓打電話給我，說他擬定了一份名單，裡面是他所能找到的13名最出色的中校和上校。他要求我這個准將帶領他們進行一個月的突擊研究，看看他在今後4年內應當把陸軍引向何方。鑑於我是他找到的第14位軍官，他把這個研究項目命名為“14號計劃”。
這時距美國從越南撤軍已經12個年頭了。陸軍已經差不多完全從那場衝突的創傷中恢復了過來。1983年5月27日，我們提交了“14號計劃”報告，向威克姆提出對訓練課程做些適當改革的建議。我們特別強調的一點是，陸軍再也經受不起另一次像“沙漠一號”那樣的慘敗了。陸軍是為打仗和戰爭而存在的，不僅僅是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我們要想使全國人民恢復對我們的信心，我們就必須在下一次軍事行動中取得成功。
我飛往華盛頓，向威克姆將軍和他的助手們就這份最後報告做了彙報。過後，當我倆走回他的辦公室時，我藉機提起一件使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想聽聽他的意見。威克姆的前任邁耶將軍曾向我保證，他只打算讓我在利文沃思堡幹兩年，然後把我調去當師長。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但是，我此次來華盛頓期間卻聽到了一些令我不安的議論。“我聽說正在考慮讓我接替卡爾·史密斯擔任溫伯格的高級軍事助理。”我對威克姆說這話時心中抱著一線希望，希望他會否認這一說法。
威克姆回答說：“不錯，被提名的還有皮特·道金斯。但我認為你比他更合適。”這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回答啊。道金斯是我多年前在本寧堡步兵學校時的同班同學，至今仍是陸軍中的寵兒，楷模中的楷模。“我雙手贊成讓道金斯去幹這個工作，”我說，“我離開五角大樓剛剛1年零10個月，我已經盡了我應盡的義務。我已經當過3位副部長的軍事助理了。將軍，不要再派我去幹這種差事了。”我對他說，我怕永遠被貶為軍事上的半瓶子醋。威克姆不置可否。我立即離開華盛頓，趕回堪薩斯。
溫伯格的現任軍事助理卡爾·史密斯，4年前在哈羅德·布朗的辦公室裡與我同一天晉升准將。我回到利文沃思堡兩天後，卡爾打來了電話。他說溫伯格部長讓我再到華盛頓去一趟，他要同我談一談。卡爾還說：“科林，我得離開這裡了，即使我不得不把這工作塞給一位老朋友，也只好如此。”
幾天後，我沿著熟悉的E翼——艾森豪威爾走廊走向部長辦公室。進門後，溫伯格站起身來，以他那種紳士風度同我熱情地握手。“科林，”他開門見山地說，“你知道，史密斯將軍想離開這裡。你願意幹他的工作嗎？”
“不。部長先生，我很喜歡我現在的工作。但是，”我補充說，“無論調我去哪裡，我都會幹好工作。”
“我預料你會這樣說，”溫伯格回答說，“如果一個軍人不是更喜歡在野戰部隊裡，那會令我失望的。”我們又交談了幾分鐘，便分了手。當時我仍在祈禱皮特·道金斯會來解救我。
我還沒來得及離開五角大樓，卡爾·史密斯看到了我。他告訴我，我的任命已經定了。他言談中流露出一種明顯的解脫感。幾分鐘後，威克姆證實了這個消息。“從1976年起就沒有我們陸軍的人擔任這個職務，”他解釋說，“而我們需要這個職務。不過，不要擔心，我在邁爾堡給你安排一處住房，是27A號。距五角大樓只有兩分鐘的路，地段也很好。你到這裡後很快就會晉升少將。”
沒辦法，我得回去告訴阿爾瑪，在利文沃思堡呆了不到一年之後，又得對這個地方、對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房子說再見了。
我特別遺憾的是不得不把尚未完成的“野牛勇士”工程撇下來。我為這個工程點了一把火，我不希望這把火熄滅。我的助手中有一位擔任文職工作的黑人，名叫阿隆索·多爾蒂，他還是堪薩斯國民警衛隊的一位軍官。我對他是絕對信任的。
“朗尼，”我說，“你知道這個工程對我多麼重要。我現在把它移交給你。我會繼續為它做我所能做的一切，當然是從遠處努力嘍。但是我指望你在這裡把工程繼續搞下去，不要半途而廢。”多爾蒂同意接著幹。
1983年6月29日，我在諸兵種聯合作戰發展中心的任
期即將結束的一天，我站在格蘭特禮堂內，現在已是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副司令的卡爾·沃諾中將為我戴上了第二顆星。從職業角度說，升任少將是大好事。從感情上來說，這意味著我終於渡過了痛苦的一關。我的心中受過內傷並且恢復過來了。然而，再冒一次險是不明智的。
在利文沃思堡度過短短的11個月之後，鮑威爾一家離開了這個地方，不情願地返回華盛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