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電話鈴不停地響
過去兩個月來，我睡覺變得輕起來了。此刻是1983年9月1日夜間，電話鈴一響我就聽見了。阿爾瑪並沒有醒來，卻似乎在昏睡狀態把聽筒遞給了我。我望了望鍾控收音機，上面的紅色數字顯示出現在已接近午夜。
“鮑威爾將軍，我是DDO，”——DDO就是作戰局副局長。他是從全國軍事指揮中心打來電話的，該中心24小時監視著全球動向。近來，我和這位副局長經常在夜間通電話。
“出了點問題，”他告訴我說，“從安克雷奇飛往漢城的一架韓國客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
我必須決定是否應當叫醒國防部長，把這一消息告訴他。
“還有別的情況嗎？”我問。
“目前沒有了，”他說，“飛機剛剛失蹤。”
我躺在黑暗中，考慮著該怎麼辦，腦海裡想象著在漢城機場上，乘客們的家人會如何焦急不安，納悶飛機何以會晚點。我給部長打了電話。如果飛機掉進太平洋，我們可能會希望派出美國部隊去執行搜索及援救任務。儘管是在午夜，溫伯格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如同中午在五角大樓內一樣。他要我隨時向他通報情況。
我剛把電話掛上，鈴聲又響起來了。
“將軍，”來電話的又是那位值班軍官。“看來問題不大。
我們剛剛接到報告說，那架飛機大概做了緊急降落。”
我把這一消息報告給溫伯格。但這時我卻睡不著了，直覺讓我不大放心。飛機丟了又找到了，對這種事焉能採取無所謂的態度？我剛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值班軍官第三次打來電話。
“長官，‘燃燒的風’監聽到蘇聯防空軍司令部同他們的一位戰鬥機飛行員之間的一些奇怪的通話。韓國的那架飛機可能侵犯了蘇聯領空。”“燃燒的風”是我們使用RC—135偵察機在太平洋上空進行情報活動的代號。
“你有什麼建議？”我問。
“現在還沒有。”他回答說。我知道我倆都有同樣的不祥預感。蘇聯人是否可能擊落了一架坐滿普通乘客的民航飛機？
每當發生悲劇的時候，五角大樓都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瞭解情況，而不是像報紙上的消息那樣寫成簡潔而完整的段落或者像電視記者那樣說得字斟句酌、有板有眼。最後，總算湊夠了信息，使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得以於當天上午10時45分發表一項聲明，宣稱蘇聯一架戰鬥機確實擊落了韓國的一架民航飛機。“美國對這種襲擊深表義憤，”舒爾茨說，“看來死亡人數很多。我們認為沒有任何藉口採取這種令人震驚的行動。”
蘇聯方面最初的反應是矢口否認。當他們的說法被事實揭穿之後，俄國人又說，那架飛機闖入了蘇聯領空，他們本想把它引導至最近的機場，但是駕駛員不聽，繼續飛行。最後，蘇聯人承認他們擊落了那架飛機，但卻聲稱該飛機在從事一項由美國和日本指揮的“有意識的、經過周密策劃的情報活動”。
這件事的全部真相隨著蘇聯的解體終於大白於天下。從阿拉斯加飛往漢城的大韓航空公司007號班機由於意外的原因偏離航線360英里，確有兩度是在蘇聯領空飛行，一次是在堪察加半島的上空，另一次是在薩哈林島上空。蘇聯防空司令部派去攔截韓航007班機的飛行員根納季·奧西波維奇駕駛的是一架蘇霍伊—15戰鬥機。他報告說，闖入領空的飛機使用著航行燈和夜航民航飛機通常使用的防撞閃光燈。為了看得仔細一些，奧西波維奇還在那架噴氣式客機的右側（我們不知道他離那架飛機有多近）並飛了一段。這位蘇聯飛行員執行過至少1000次攔截美國軍用飛機的任務，對這類飛機的輪廓瞭解得像對他自己的飛機一樣清楚。他說，他看不出這架波音747飛機是民航飛機。他退了回去，用雷達鎖定了那架飛機。在接到命令之後，就在韓航007班機即將離開薩哈林上空、重新進入國際空域的時候，將它擊落。奧西波維奇發射了兩枚導彈，一枚擊中了機尾，一枚打掉了飛機左翼的一半。被擊中的飛機連同機上的269名乘客以數百英里的時速、在12分鐘之內墜進太平洋。
蘇聯人為什麼要擊落一架無辜的民航飛機？看來，最講得通的解釋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試圖扭轉軍隊中紀律渙散的狀態，而且已經頒佈了一部嚴格的新法律——《國界法》。此法頒佈之後，蘇聯軍官被迫像沒有頭腦的機器人一般按照法律規定辦事。
冷戰期間，幾乎沒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得放進東西方對抗的基本框架中去考慮。俄國人一直試圖把韓航007班機說成一架間諜飛機，犯了悲劇性的錯誤之後還要撒謊。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我親眼看到溫伯格和舒爾茨在這個問題上如何爭奪政策控制權。溫伯格把這次事件看做一出道德劇，蘇聯扮演著邪惡的化身。他認為舒爾茨應當取消即將在馬德里舉行的同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的會晤。舒爾茨則認為，我們可以盡情地譴責蘇聯人的這種做法，但是不應當讓這一事件——不管它多麼不幸——干擾我們同蘇聯人進行的旨在促進彼此利益的談判。里根總統在他們兩人之間搞折衷，他稱蘇聯的所作所為是“公然無視個人權利和人的生命的社會所產生的野蠻行徑”，但卻希望舒爾茨同葛羅米柯的會談如期舉行。
擊落韓航班機的事件發生在我接任溫伯格的軍事助理這一新工作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從這一事件中我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訓。不要一聽到什麼消息就驚慌失措。沒有把全部事實瞭解清楚之前不要急於下結論。有時，即使你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許多事實，但如果這些事實有相互矛盾的地方，還是要對之提出疑問。我們的直覺所告訴我們的東西要比零星的材料更深刻、更睿智。我還悟出這樣一個道理：最好把了解到的事實儘快通報出去，即使新的事實與先前的事實有矛盾也不要緊。凌亂的真相勝過圓通的假話，因為假話到頭來總要被戳穿的。要避免編造故事，因為以後透露出的真相會證明它不可信（蘇聯人就吃了這個虧）。要做好這樣的思想準備：一個國際事件會失去它本身的含義，為了政治目的而被擴大或縮小。最後，在一個充滿破壞性動因的世界上，對於不時出現的爆炸性事件不要感到意外。
5年之後，到1988年我已當上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我們又面臨類似的局面：我們不得不向全世界解釋美國巡洋艦“文森斯”號何以會擊落伊朗的一架“空中客車”飛機，使290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喪生。那是一個慘痛的錯誤。我們如實講了，並儘快公佈了事實。
我接到有關韓航007班機事件的第一個電話不是在我們本應居住的邁爾堡第27A官邸，而是第23A邸宅，那是與整天喧鬧吵嚷的軍官俱樂部隔街相對的一棟小房子。原本許諾要給我們的那套好一些的房子，被一位級別比我高的官員住上了。在這所新房子裡，我留出一個小房間作為我的保密通信中心。房內安裝的一束束電線使得它看上去就像顯微鏡下的神經節。切薩皮克—波托馬克電話公司的人老是在這所房子裡修修弄弄、改改換換，到後來阿爾瑪竟把他們所有人的教名都記住了。從我們搬進這座房子的那一天起，電話鈴聲就沒有停過。
現在與我一起在溫伯格手下共事的人，已不再是1981年我離開這裡時的那個班子了。弗蘭克·卡盧奇於1982年年底離開了政府部門，當上了西爾斯世界貿易公司的總裁。企業家保羅·塞耶接替他當了一段副部長。但是塞耶後來吃了官司，不得不辭去這一職務。威爾·塔夫脫接替塞耶擔任國防部的第二把手。威爾除了在當總顧問期間練就一種敏銳的判斷力之外，還擁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他是得到溫伯格完全信任、並能對這位固執己見的部長施加影響的少數幾個人之一。
我的前任卡爾·史密斯給我留下一位難得的人物，這就是他的秘書南希·休斯。她聰敏精明，頭腦冷靜，辦事乖巧，還有一種極其寶貴的天賦——善於揣摸上司的意圖。南希一直為我工作到我離開軍界為止，其間只有短暫的間斷。對於完美無瑕的人，你是不會輕易捨棄的。
在哈羅德·布朗手下工作期間，我常常在他同助手們開會時坐在後牆邊不顯眼的地方做記錄。當上溫伯格的軍事助理後，我的地位有了象徵性的飛躍。溫伯格通常在上午8點30分準時開會。其實我應當說是舉行“御前會議”，因為他與注重理智、性情孤獨的布朗大不相同。布朗開會時，讓大家緊密地圍成一圈，儘管他更願意一個人待著。溫伯格開會時，則更願意手下人圍著他。布朗不講究形式，希望趕緊把問題討論完就散會。溫伯格開會時則注重禮儀程序、上下等級分明。他主持會議時坐在一張淺藍色的軟扶手椅上。他的左邊，坐在另一張扶手椅中的是立法事務助理。他的右邊，坐在長沙發上的是他的公共事務助理，我坐在長沙發的另一端。咖啡桌的對面，面對著部長就坐的是他的副手和總顧問。主要人物的座次就像天上的星座一樣始終保持不變，即便參加會議的人數增加也是如此。不久，國防部第三把手弗雷德·伊克爾也想加入進來。溫伯格說，好的。於是伊克爾便佔據了長沙發的中間位置。既然伊克爾參加了，他的助手裡奇·阿米蒂奇也要求參加。溫伯格也同意了。後來又有一些人也想參加會議。溫伯格說，可以。這些人的助手也想來，溫伯格照準不誤。就這樣，早上開的這種會議的規模變得如此壯觀，以至開會前5分鐘，搞接待的軍人像聯合運輸公司的搬運工似的，只好急急忙忙從隔壁房間搬來椅子。這種會議印證了羅伯特·阿德里的“地盤佔有慾”理論。你要像老虎往樹上撒尿那樣來標定自己的勢力範圍。你的氣味要比別人更強烈才行，否則你就會被人家擠走。無論是在叢林中還是在官場上，都沒有無主的空地。所有地盤都已經被佔領或者被更強者奪去了。
在這種會上討論的惟一實際問題是公共關係助理及立法助理彙報的有關同新聞界之間的棘手問題和即將付諸表決的法案問題。聽他們講完之後，溫伯格就在屋子裡走一圈，點叫每一個人的名字。講話時間長的都是那些不懂遊戲規則的人。我常同部長充分地討論問題，但是從不當眾這樣做。這種辦公會議有一個用處，那就是能滿足與會者的虛榮心，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會後他們便可以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部屬那裡誇耀說：“部長剛剛告訴我……”甚至說：“我剛剛告訴溫伯格部長……”後來，我自己也採用了這種讓眾多下屬參加會議的辦法。
我來此工作的頭幾天，就領教了我的新上司的工作作風。
1983年7月26日，我早上6點半就來上班了，在瀏覽五角大樓的夜間要聞《頭班車》時，摘自《華盛頓郵報》的一則簡訊引起了我的注意。海軍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海軍醫院設立了一個“創傷試驗室”，專門訓練醫學院的學生治療戰傷。他們用狗來進行試驗。先給狗注射麻醉藥，然後開槍把狗打傷。看到這裡我警覺起來了。我想象著美國人聽說他們心愛的小狗萊西或斯努菩被當做軍事醫學的試驗品會有什麼反應。我趕忙給我的同行——海軍部長助理保羅·戴維·米勒上校打了電話。對他說，溫伯格部長想了解這是怎麼回事。保羅對我說，時間還太早，貝塞斯達那邊沒有人。“過一會兒我再答覆你。”他說。我對他說他最好現在就答覆我，因為部長馬上就會來。今天上午會議的重點議題是有關MX導彈部署的表決，而且部長還約定一早要接受三大電視網的採訪。米勒便把他掌握的一點點情況告訴了我。
我剛掛上電話，溫伯格就進來了。他劈頭就問：“對小狗開槍是怎麼回事？”（溫伯格家裡養了一隻名叫基爾蒂的蘇格蘭長毛狗）
“部長，”我開始解釋，“這對於海軍陸戰隊員參加實戰是很重要的……”
“不許他們這樣幹。”他說。
“部長，這種醫學研究有助於……”
“告訴海軍，此事到此為止。這個計劃被取消了。這種事他們連考慮也不應當考慮。明白嗎？”
我給米勒打電話，傳達了部長的命令。他卻深表懷疑，一個勁地說“但是——但是——但是”。我對他說，以後我再向他解釋。現在我得把部長送到二樓的五角大樓廣播室去，做好他首次上《今日》節目的準備。
在世界可能處於核毀滅邊緣的時候，布賴恩特·岡貝爾提的第一個問題卻是有關《華盛頓郵報》上這篇有關狗的報道。溫伯格冷冷地回答說，不會有這種事，即便真的有過任何這樣的計劃，他也已經下令取消了。另外兩次訪談也都是從狗的問題開始的。溫伯格在每次訪談中都向全國保證說，不管是為了多麼美好的目的，軍隊都不會射殺小狗。
溫伯格那天對這件事的反應完全是出於直覺。他沒有要求由一流外科醫生、心理學家、獸醫學家以及“人民爭取善待動物組織”的代表組成一個小組，來反覆研究這個問題。他立即意識到，在一個喜愛小動物的國家內，不論是出於什麼科學上的理由，這種辦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立即就把它取消了。此後，信件潮水般地湧來，電話使五角大樓的總機忙得不可開交，報刊編輯部紛紛發表文章，全都是頌揚溫伯格的。一時間，溫伯格成了英雄。我也從這位公共關係大師那裡學到了一個經驗：有些東西是不可褻瀆的。另外，你可能遇到最棘手的社會問題，如果你能正視它、很快地解決它，那你就能化不利為有利。
9月間的一個上午，溫伯格來上班時告訴我，我應當做好到熱帶地方去的準備。我們要到中美洲去，這是我第一次隨他出訪。9月6日，我們乘坐一架機身上標有“美利堅合眾國”字樣的DC—9型飛機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出發了。這架飛機是屬於專門負責接送政府要員的第八十九空運聯隊的。上機時，我發現包括裡奇·阿米蒂奇和14名記者在內的隨行人員中有一個新面孔——一位神氣的初級工作人員。他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身價，原來他是代表國家安全委員會來的。從上機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套近乎，想往溫伯格身邊湊，然而部長的正式保安人員通常都把外人擋在一臂的距離之外。我們圍在一張會議桌旁為同3位中美洲國家元首的會晤做準備的時候，這位很牛氣而又消息靈通的新來者除了溫伯格以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顯然自視為這一群中的第二號人物。這個傢伙是何許人？我感到納悶。我在我們的工作人員準備的包括路線、地圖和人員簡歷在內的訪問日程中查找他的名字，果然找到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奧利弗·L·諾思。
※ ※ ※
溫伯格部長和他的夫人關係極其親密，每次出訪都希望珍妮能夠同行。跟隨丈夫出訪的夫人們必須時時面對不熟悉的面孔，沒完沒了地與人有禮貌地聊天。而且，微笑好像凝固在臉上了，到了夜裡簡直得用棍子撬才能使面部肌肉鬆弛下來。珍妮·溫伯格要比她的丈夫內向。她為人熱情，聰穎，喜歡與人單獨相處，對扮演公眾角色不感興趣。溫伯格常邀隨行人員的夫人一起去，好同珍妮作伴。9月22日，我們預定要再次出訪，這一次要繞地球一圈。溫伯格執意讓阿爾瑪同去，他是根據《應邀訪問條例》邀她去的。根據該項條例，她可以成為代表團的正式成員。我覺得，這樣引申下去，連部長的馬伕、勤務員和雜工的夫人也可以去了。可溫伯格堅持他的意見。於是，阿爾瑪就去了。頭一天晚上，她就向我表示了她的迷惑：她是遊客？是多餘的行李？她到底該做些什麼？
隨著訪問的繼續，阿爾瑪的作用顯現出來了，她成了珍妮的隨身侍從。有些事珍妮不便對女主人說，她可以代說，例如告訴對方，部長夫人太累了（當時珍妮剛開始患骨質疏鬆症，疼痛難忍），是否可以把參觀伊特魯斯卡遺址的時間縮短一些？珍妮與阿爾瑪在一起感到很自在。每當最後一個歡迎隊列散去，最後一次正式宴會結束後，她們就放鬆下來，在一起對對當天活動的記錄，然後交上去。
每次出訪我都不讓把阿爾瑪的名字列入隨行人員名單。溫伯格每次都把她添上去。“部長先生，”有一次我說，“這一次確實沒有必要讓阿爾瑪去。”
“胡說，”他回答，“她對於我們這種訪問團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我希望她去，以後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阿爾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是珍妮的女侍從官。
10月13日，我們獲悉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賈奇·威廉·克拉克法官被免職，改任內政部長。對於國家安全顧問這個職務，他既無天分又無興趣，幹起來真是勉為其難。克拉克與溫伯格一樣，都屬於里根的加州幫。接替克拉克的是他的副手羅伯特·C·巴德·麥克法蘭，他以前是海軍陸戰隊中校，現在45歲左右。此人不是加州幫，這使溫伯格充滿憂慮。麥克法蘭與溫伯格毫無相似之處。他講起話來表情木然，不置可否，很讓人生氣。他接部長的電話時常常會這樣說：“嗯，謝謝你打電話來，祝你度過愉快的一天。”這種表現使溫伯格憤怒異常。10月17日，麥克法蘭接替克拉克當上了國家安全顧問。
麥克法蘭手下的大紅人原來就是我們中美洲之行中領教過的那個盛氣凌人的海軍陸戰隊員奧利弗·諾思，現在他已經升為中校了。諾思很快就成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你若想辦成事，就得去找他。諾思這個人有出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但常常會幹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位助手到我辦公室來說：“將軍，諾思上校想要一個攜槍許可證。”
“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為什麼還需要槍？”我想知道他的理由。
“有人要暗算他。”我的助手說。
“是誰？”我問。
“他沒說。”
我回答說，諾思的個人安全與國防部長無關。讓海軍去考慮他在老行政辦公樓內是否需要帶武器吧，因為海軍陸戰隊歸海軍部管。
10月23日，即麥克法蘭就任國家安全顧問6天之後，我又一次在午夜接到全國軍事指揮中心打來的電話。這一次毫無疑問要立即驚動溫伯格了。恐怖分子的一輛裝滿炸彈的卡車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附近的機場上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給炸翻了。消息又是零零星星收到的。我知道部長是最害怕死人的事的，可我每次打電話都不得不把更多可怕的消息轉告他。溫伯格就任五角大樓首長時，取下了美國第一位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的掛像，因為他在貝塞斯達海軍醫院跳樓自殺了。溫伯格用來取代福雷斯特爾掛像的是從華盛頓博物館借來的提香的一幅色彩明快的作品。這天晚上，我打的每一個電話都像是對部長的當頭一棒。找到了80具屍體，100具，150具。最後，總共有241名海軍陸戰隊員喪生。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恐怖主義分子襲擊了貝魯特市區的另一個兵營，有77名法國官兵被炸死。
我們的海軍陸戰隊駐在黎巴嫩是出於一個模糊的想法：要提供一種“存在”。前一年，即1982年6月，以色列出兵黎巴嫩，把巴解組織的恐怖分子最終一舉趕出這個國家。這一行動打破了向來不可靠的中東平衡。結果，美國就想扮演仲裁角色，讓所有外國軍隊都撤出黎巴嫩。用國務院人士的委婉說法，部署在貝魯特機場四周的海軍陸戰隊是一支“隔離部隊”。翻譯成白話就是：讓這些海軍陸戰隊呆在兩個火藥桶——黎巴嫩軍隊和得到敘利亞支持的在舒夫山一帶與黎軍決一死戰的什葉派軍隊——之間。溫伯格從一開始就反對讓海軍陸戰隊介入，但是在白宮的政策辯論中輸給了麥克法蘭和國務卿舒爾茨。
那時，我對國務院的官員們發明的一些用來表示對外干預而通常都要軍隊付出血的代價的那些冷漠的字眼，諸如“存在”、“象徵”、“信號”、“桌面上的選擇”、“建立信譽”等等，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如果能以實實在在的使命感作基礎，使用這些字眼原也無妨，但它們常常被用來為自己塗脂抹粉。
8月29日，即在發生機場卡車炸彈事件之前，兩名海軍陸戰隊隊員被穆斯林的迫擊炮火擊斃。9月3日，又是兩名。
到10月16日，又有兩名。當時正在貝魯特的麥克法蘭不顧溫伯格的抗議，說服總統同意美國戰艦“新澤西”號開始用16英寸的大炮猛轟貝魯特附近的山區。這是一種二次大戰式的轟擊，恰似當年我們在登陸前要炸松某個太平洋珊瑚島沿岸的礁石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忽略了這樣一點：別人也會像我們一樣做出反應。當炮彈紛紛落到什葉派頭上的時候，他們認為美國“裁判”已經表態，站到他們的對立面了。又由於他們無法接近那艘戰艦，他們就找到了一個比較容易打擊的目標——貝魯特機場上的沒有掩護的海軍陸戰隊。
從我在五角大樓中的這個位置上看，美國的做法等於是把手伸進一個具有千年歷史的馬蜂窩，指望僅僅用我們在那裡的存在就能安撫那些馬蜂。1991年，當自古以來的民族仇恨在前南斯拉夫重新燃起、好心的美國人認為我們應當在波斯尼亞“有所作為”的時候，我主張慎重行事。當時浮現在我腦海中的就是貝魯特機場上的那些被炸成碎片的海軍陸戰隊隊員的屍體。有時，美國人冒生命危險甚至付出生命是必要的。不能因為可能會招致傷亡就使對外政策陷入癱瘓。但是，只有在我們能對人家的父母妻兒提出的為什麼他們家中的一個成員必須死去這個問題做出明確回答的時候，才可以讓人去冒生命危險。而僅僅以要提供一個“象徵”或“存在”為理由，那這個理由是不夠充分的。
貝魯特爆炸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們緊接著就於10月25日出兵入侵格林納達。這個加勒比海島國落入了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莫里斯·畢曉普的控制之下。他的政府要在古巴援助下修建一條飛機跑道，而這個簡易機場將允許蘇聯使用。後來畢曉普遇刺身亡。他被暗殺後出現的混亂，威脅著美國在格林納達留學的將近1000名醫科學生的安全。
格林納達只有84，000人口，由一支裝備極差的2000來人的第三世界水平的民兵部隊和一個古巴建築工程營防衛。我們組成了一支包括陸軍傘兵部隊、海軍陸戰隊以及海軍特種作戰部隊“海豹”分隊在內的海陸空聯合部隊。用這樣的一支部隊進攻一個小國，本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我們卻花了差不多一週的時間才把抵抗行動平息下去，把那些留學生解救出來。這次出兵很難說是各軍種相互配合的典範。這次作戰是作為一次由海軍領導的行動開始的，只是到了最後一分鐘才把H·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將——當時他是陸軍第二十四機械化步兵師師長——派去協助約瑟夫·梅特卡夫海軍中將工作，以確保指揮班子中有懂得地面作戰的高級人士。通信狀況太差、缺乏統一的指揮與控制、各軍種間的門戶之見以及華盛頓事無鉅細的干預，這一切都使得各軍種之間的關係受到影響。這次行動說明軍種間的合作需要大大加強。出兵格林納達的行動雖然成功了，但卻不是一個漂亮仗。當時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但我卻把從中汲取的教訓銘記在心了。
溫伯格是個固執但堅持原則的人，然而批評他的人卻只說他“固執”。他會像雄獅一樣與任何內閣同僚或對立面的議員作鬥爭。但他卻不忍心同政府中大概是最優柔寡斷的那個人——里根總統作對。溫伯格對總統的感情和忠誠是全心全意的、發自內心的。他不願意使他視為偶像的這個人感到不舒服。結果，當羅納德·里根被人說服，同意為了一個並不明確的目的把海軍陸戰隊部署在貝魯特的一個不安全的地方上的時候，溫伯格不願為了這個問題同他抗爭。
雖然在白宮的政策辯論中，溫伯格從不在乎同舒爾茨等人較量，但他卻不願同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員發生任何不愉快。有一次，在溫伯格夫婦度過感恩節假期後，司機去接他們時酒喝多了，以致在同他們打招呼時說出了“復活節好”這樣的話。但我卻無法說服他批評這位司機。
卡普·溫伯格的生活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常規，而他也就始終按照這些常規做事。我每天早上6點半到辦公室。到6點58分，溫伯格的司機肯定會用汽車上的電話通知我，部長將在兩分鐘後到達。到那個鐘點，溫伯格便會走出他的專用電梯，後面跟著司機，司機手中提著那個上面帶有一個大金屬扣的老式律師公文箱。溫伯格徑直走向他的辦公桌。那核桃木的桌子有9英尺多長，桌上有精緻的刻花。它原先的主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遠征軍司令、有“黑傑克”之稱的約翰·潘興將軍。溫伯格從公文箱裡拿出在家中批閱過的文件，那些文件有關於數百萬美元軍火採購問題的，有關於提升三軍將領問題的，也有關於給反共遊擊隊運送地對空導彈問題的。掏空公文箱後，溫伯格便坐下來，先目視前方靜呆幾秒鐘，好像在為即將到來的一天做準備。接下來，他用蜂鳴器把中央情報局的文件傳送員叫進來，此人送來總統的《每日簡訊》。那是一本用仿羊皮紙印製的報告，選登頭天夜裡獲得的情報的精華。我倒更喜歡看《頭班車》，因為它摘登各家報紙的主要消息。到晚上，溫伯格裝好他那古董公文箱，把椅子對著辦公桌的中間部分擺正，用腳輕輕踢一下底部，這表示他一天的工作結束了。這一套程序天天重複，從不改變。
溫伯格外向的吸引力掩蓋了他的一種頑童般的興趣和出人意外的癖好。我的工作——同時也是我借用的權力——是控制部長的時間，那是他惟一不能盡情使用的東西。因此，我每天都得十幾次進出他的辦公室，與他商談事情。一天上午，我到他那裡去的時候，他正從右手第一個抽屜取東西。在他關上抽屜之前，我看見了那裡面的內容。抽屜裡裝滿巧克力、糖果和巧克力棒。我後來發現，每當周圍沒有人的時候，他總是津津有味地享用這些東西。國防部長原來是一個暗藏的巧克力迷。又有一天，在他剛要吃完巧克力快餐的時候，我突然闖了進來。他說：“科林哪，在這座大樓裡，我所能夠行使的惟一實實在在的權力就是，在我招待重要客人的時候，我可以命令廚房準備巧克力甜食。”
我的職責沒有明確的界定，從溫伯格的戰略顧問到他的拎包人，無所不包。有一次，我從家裡拿來他的小禮服，使他能在辦公室換好衣服去參加一個社交活動。在他掏空衣服口袋的時候，我站在那裡給他講當晚活動的內容。他口袋裡所裝的東西說明了這個古板的紳士出人意料的一個側面。口袋裡有一個小鉛筆頭。他解釋說，這個鉛筆頭他從小帶到現在。還有一個澳大利亞半便士硬幣，他說那是他在太平洋向他妻子求愛的信物。“把這些東西帶在身上，我總是覺得心裡踏實。”他不好意思地解釋說。
像哈羅德·布朗和約翰·凱斯特一樣，卡普·溫伯格是一個有修養的人。在文學和音樂方面，他是古典派。我們給他買了一個帶單放機的小小的鐘控收音機。他一個人在屋時，總是伴著巴赫和貝多芬的音樂工作。我覺得這個人有修養的這一面是很具感召力的。許多步兵出身的人沒有這種素質。有時我會感覺到自己在這方面的欠缺。但是，在這裡工作期間，我不但沒有培養出更好的讀書習慣，而且連以前也不如了。晚上9點回到家中，一本好書只看上兩頁可能就睡著了。
溫伯格還喜歡搞排場。在我重返五角大樓之前很久，中央情報局曾報告說，利比亞殺手要來美國刺殺總統和其他美國領導人。這是一場虛驚，但是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部長和第一副部長辦公室外面加了穿軍裝的崗哨。最後竟有12名很有用的男女被派來幹這種基本無用的差事。說它無用，是因為五角大樓的文職警察已經多得綽綽有餘。我接任軍事助理之後，由於暗殺的威脅早已證明只是謠傳，我希望不要再安排警衛了。溫伯格卻聽不進去。他喜歡這些堪與守衛倫敦塔的皇家禁衛軍相比的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他門外。他每次離開辦公室時都向值勤的警衛敬禮，每次回到辦公室還要敬禮。
弗蘭克·卡盧奇有一次勸我說，精明的部下應會避免同溫伯格頂嘴。“如果是小小不然的事，”弗蘭克告誡我說，“那就別浪費你的精力了，留著精力幹正經事吧。即使他錯誤嚴重，事關重大，你也要留有充分餘地。即便如此，你十之八九也要碰壁。”溫伯格有時確實會表現得頑固不化。我在“星球大戰”問題上就領教了這一點。
1983年3月23日，我重返五角大樓大約4個月之前，里根總統發表了一項重要的政策講話，宣佈美國打算實施“戰略防禦計劃”。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其他顧問說服總統相信，我們可以在太空中建立一個由衛星控制的，能摧毀蘇聯來襲導彈的防禦盾牌。總統立即意識到，這樣一個盾牌可以改變核力量對比。當時存在的是一種恐怖平衡——“相互確保摧毀”，即你們能摧毀我們，我們也能摧毀你們。但是，有了這個防禦盾牌，他們就無法摧毀我們了。這樣，雙方仍在不斷增加的大量核武器今後就沒有用處了。
總統發表戰略防禦計劃講話之後，特德·肯尼迪參議員立即把這個想法斥為“不計後果的星球大戰計劃”。由於“星球大戰”這個詞是在極受歡迎的影片中使用的，所以它特別具有刺激性。一想到巨大的核裝置在天上爆炸、輻射碎片像下雨似的回落到地球上這樣一種前景，人們都嚇壞了。我不屬於意識形態上的自由派或保守派，但我認為，自由派不假思索地把這個想法——即便它是可行的——嘲諷為不明智的，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覺得，真正的問題在於，里根總統提出了一個可以使核僵局在概念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建議，這使批評里根的人承受不了。
在戰略防禦計劃問題上，溫伯格變成了比教皇更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國會山的聽證會上成了代表政府講話的出頭鳥。為了打消人們對星球大戰的恐懼，溫伯格向五角大樓的研究與工程主任理查德·德勞爾提出這樣的問題：用以摧毀蘇聯導彈的X光激光器是不是用核爆炸作動力的？“那是炸彈嗎？”德勞爾解釋說，激光就是用在太空引爆核裝置的辦法產生的。
“但它不是炸彈，對吧？”溫伯格極力尋找著語義學上的迴旋餘地。德勞爾找到了一個有用的委婉用語：“不，不是炸彈。那會是一個核活動。”從此以後，在國會的聽證會上以及別的場合，溫伯格一直不承認戰略防禦計劃需要核爆炸。他會在手指間轉動兩支2號黃鉛筆。那個護身符表明他的頭腦已經進入戰鬥狀態。他喜歡“發生器”這個詞，不喜歡“炸彈”。
從技術上說，他的說法是錯誤的。我擔心他這樣頑固會被看作是迴避問題。當只有我倆在辦公室的時候，我試圖向他解釋：“部長先生，只有一個核裝置在空間爆炸才能產生使該系統運轉起來的能量。那動力不是愛迪生公司提供的。”
“你說是產生能量，”他滿意地重複道，“那就是說，你同意我的意見。它不是炸彈，是發生器。”
過了一些時候，我明白了他的固執是有道理的。只因為他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不讓步，報紙上也就沒法刊出《溫伯格證實要在太空部署核彈：肯尼迪要求再度就星球大戰問題舉行聽證會》的大標題。
我很快便明白了，溫伯格為什麼沒有被國會嚇倒。議員們常常表現出功夫非常到家的虛偽才能。溫伯格的預算要求曾使正直的議員們感到震驚，我們不知忍受了他們多少次憤怒的攻擊。但是，頭一天在國會會議上對我們大肆攻擊的那個人，到第二天就會打電話來，懇求我們把為他那個選區的一所社區學院制定的某項與軍事沾不上多少邊的計劃加到五角大樓的預算中去。正如一位委員會主席對我說的，不論在辯論中大家是多麼誇誇其談，到會議結束時還得使表決結果比百分之五十多一票，否則預算就通不過。使票數發生擺動的因素，一些人稱之為豬肉，而另一些人稱作國防。我很快就明白了這種差別。原來，豬肉在另一議員的選區內就是國防開支。
與國會議員們正面交鋒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需要他們的支持票。但凡事要有一條界限。在我擔任溫伯格的軍事助理期間，有一次，我接到了得克薩斯州眾議員查爾斯·威爾遜的電話。威爾遜是堅決主張加強防務的，在為那些同阿富汗的共產黨政權和蘇聯軍隊進行鬥爭的聖戰者游擊隊爭取援助方面尤其得力。在此之前，查利（查爾斯的暱稱）給我們的立法事務辦公室打過電話，要求安排用軍用飛機送他到那個地區訪問。他想帶他的女友一起去，但被拒絕了。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後來，他給我打電話來，抱怨那些愛鑽牛角尖的官僚，說他知道我一定會把他們整治好。我清楚地知道查爾斯這一票是我們所依靠的，於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才回答。“查利，”我說，“這等於是未經授權使用政府飛機。
部長是不會批准的。”
他聽了這話，便責問起我來，問我是什麼人，是反單身漢派嗎？“讓我不帶上一位漂亮女士去世界各地旅行，那我絕對不幹！”我還是不同意。
“要是我偏帶上她到機場去呢？”他問。
“飛行員會拒絕為她開飛機，”我說，“而且，你也不應當這樣難為一位軍官。”他又發了一通火後，便把電話掛斷了。
幾天後，當我收到眾議員威爾遜的一封信時，我感到很沮喪。他在信中警告我說，到討論提拔我當三星將軍的事時，他還是會有發言權的。我給他回信說：“您認為怎樣做正確就怎樣做好了。我也將繼續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他認為正確的事情就是從下一個防務預算中砍掉三架C—12飛機，而且毫不隱諱他這樣做的原因。看來，公開與這位來自得克薩斯東部的一個保險地區的議員作對，不會損傷他一根毫毛。
這次女友事件是我同一位國會議員發生的第一次嚴重爭執。我從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不怕有對手，就怕有敵人。今天的對手可能成為明天的盟友。我設法同查利保持了朋友關係，而且對他後來的一些實質性的要求儘量給予滿足。因此，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我們依舊得到他的支持票。那次飛機事件後，在一次正式宴會上，我見到了查利的女友，確是個豔麗佳人。“你看你使我受到多大的損失？”他說。他確實說得不錯。
如果你不惹我的上司討厭，那他確實是個仁愛長者。但你千萬不要冒犯他。堅定的冷戰鬥士理查德·珀爾被調到國防部，任負責國際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長。由於他的反共立場從不動搖，全部上下都管他叫“魔王”。珀爾帶來了一名親信，名叫弗蘭克·加夫尼。這位留著鬍子、缺乏教養的仁兄以前是國會工作人員。在溫伯格班子的一次會議上我看到了他的首次表演。他給部長上課，講對共產黨手軟會有什麼惡果，在提到四星將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維西的時候竟稱他為“傑克”。會間休息時，溫伯格把我叫到一旁問道：“那個年輕人是誰？他叫什麼名字？”我告訴了他。但是此後一整年的時間，不論弗蘭克·加夫尼出現的次數多麼多，對於溫伯格來說，他一直是個無名氏。我給珀爾的這個門生上了一番官場規矩課之後，溫伯格總算能說出“加夫尼”這幾個字，最後居然還提拔他擔任了更高些的職務。不過，在卡普·溫伯格跟前，改變印象的機會是少之又少的。
※ ※ ※
我剛到五角大樓時，曾陪溫伯格到白宮情況室去參加過一次會議。我在門外等著，直至他和總統從裡面出來，到旁邊的一間小辦公室去做私下文談。這是我第一次在這樣近的距離看到羅納德·里根。溫伯格向我做了一個手勢，示意我走上前去並把我引見給總統。當總統握住我的手、對我展露出親切的微笑時，這個人所產生的感染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衣著真是無懈可擊。頭髮一絲不亂，領帶系得恰到好處，雪白的襯衫就像是剛剛開漿。我們寒暄了幾句之後，他們便談起正事了。這短暫的第一次接觸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里根似乎同時使人產生既親切又疏遠這樣一種矛盾的感覺，就好像世界上真有冷漠的親熱這回事似的。
我像一個玩雜耍的人，力圖把三軍部長、四個軍種的首腦、參聯會主席以及五角大樓其他大人物的自尊心同時捧到天上，不讓任何一個掉下來。他們都希望能隨時見到部長，而部長並不總是歡迎他們對他的造訪。同這些人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中最難做的部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對我的表現感到滿意。五角大樓內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就曾試圖炒我的魷魚。海軍部長約翰·萊曼大概是這座大樓內最善於窩裡斗的人物。在各軍種的競爭中，萊曼是從不讓步的。在他眼中，海軍的地位永遠是全美國軍隊的中心。萊曼不滿足於掌管海軍，總是要把他的一些管理整個防務系統的主意強加給溫伯格。溫伯格不喜歡萊曼這種咄咄逼人的架勢，所以我就得唱白臉，擋他的駕。萊曼自然也就怪我剝奪了部長受惠於他的高見的機會。他在大樓內四處宣揚，說我不是在為部長服務，而是在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馬屁，以確保自己今後能飛黃騰達。他的不滿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他跑到威爾·塔夫脫那裡去，讓塔夫脫做溫伯格的工作，把我調走。威爾把這件事當做笑話告訴了我。我可不覺得好笑。我給萊曼的軍事助理保羅·米勒打了電話，對他說，他的上司對我的工作不滿意，應當當面對我本人講，不應當背後整我。但這沒有用。溫伯格繼續抵制萊曼，萊曼則繼續責怪我，但我沒有被解職。然而，通過這些衝突，我倒是從約翰·萊曼的詞典中學到了對一句老話的新解：“權力使人腐敗，但是絕對的權力則確實是廉潔的。”
我父親已經去世了，阿爾瑪的母親也於1972年故去。當我們跨入1984年的時候，阿爾瑪的父親和我的母親也不久於人世了。我的岳父約翰遜於1984年2月5日死在阿爾瑪的懷抱之中，享年81歲。我們結婚之初，他對我這個女婿並不信任：是個當兵的，更糟糕的是，還是個西印度群島人。到他去世前，我們的感情已相當不錯，我能夠與這位一本正經的老師親熱地開開玩笑，有時候還在一起喝上兩杯，並且打趣地問他，我工具箱中的東西沒有長腿怎麼會跑到他的箱子裡去。
處理岳父的遺產的責任由我承擔起來了。我在伯明翰住宅四處翻找了一通，把他在抽屜、壁櫥和地下室內收藏的各種槍支盡數收到一起。我把這些武器裝到我的汽車的背箱內，拉回了華盛頓。負責國防部文件分發中心的吉姆·布魯克斯是個槍支收藏家，他想看看我帶回來的東西。吉姆對一枝0．38口徑的史密斯—韋森手槍、兩枝馬格南手槍以及我自己的一枝很老的日本陸軍步槍很感興趣。他買下了那幾枝手槍，最後只剩下那枝步槍了。一次吃午飯的時候，我們一起到停車場去，讓他看看放在我的車背箱中的那件東西。吉姆仔細看了一下，說容他再考慮考慮，就離開了。就在我把槍放回背箱時，一輛巡邏車開了過來，從車上走下國防部的一名警官。
“這是你的車嗎？”他問。
“是。”我回答。
“請打開背箱。”
我開始解釋收藏槍支的事。
“請打開背箱。”那警察說。
我打開背箱，他看到的是一件即使在日本人轟炸珍珠港時也已過時的武器。
“請跟我來。”他拿起我的武器後，這樣對我說。
“聽我說，我是鮑威爾少將，”我說，“我是溫伯格部長的軍事助理。”
“請跟我來，長官。”他想把我鎖進帶隔柵的後座，我不幹。我像電影中那樣對他說，我可以不作聲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們走進設在五角大樓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辦公桌後面，已做好審訊人並向他們宣讀“米蘭達權利”的準備。我可沒想到會有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現了。
“將軍，您在這兒做什麼？”他問。
“我想他們要逮捕我。”我說。
“這事交給我吧。”他對那位巡警說。然後他轉向我說：
“您可以回辦公室了。我會讓人把您的槍送還給您的。”
我回去後，我的秘書南希·休斯向我解釋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原來，五角大樓4層（那是空軍的地盤）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書看到底下的停車場上有兩個人在擺弄一支步槍。恐怖分子！她立即打電話報警。聰明機智的南希聽到風聲，立即通知了一個叫庫克“醫官”的人。
國防部是由國防部長掌管的，但是這棟大樓卻是由戴維·O·庫克“醫官”說了算。名義上，“醫官”是負責行政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可實際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樓上有人不好好幹活，需要教訓一下？去找“醫官”。你是助理部長，想要一個本該有的專用洗手間？“醫官”可以辦到。你在有名氣的濱河大門口的停車場找不到車位？找“醫官”試試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將被警察逮捕的少將嗎？“醫官”可替你效勞。“醫官”的權力大著哪，他是五角大樓的教父。像凱斯特這樣精明的人，在“醫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風。“醫官”當過海軍上校，對軍隊中的官僚機構瞭如指掌，他還當過律師，自有律師那樣的心計和頭腦。沒有庫克“醫官”，五角大樓早上連大門也開不了，因為別人不知道鑰匙放在什麼地方。在“醫官”和南希兩人的安排下，我獲釋了，而且無需交保證金和保釋金，也不必再受難堪。
我母親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發生過一次心力衰竭。恢復健康後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後來心臟病第二次發作。到最後，就像我父親去世前那樣，我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回紐約去。儘管她總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卻從未頹唐過。當她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她發出了牙買加人慣常的那種吸吮的聲音，接著來了一個翻譯不出來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邊，在我身上蓋些常青藤，以後就甭管了。”我感謝上帝賜給我艾達·貝爾。此時她已經在我媽媽家寄宿了25年。我父親患絕症期間，貝爾小姐幫過他。現在她在為我母親做著同樣的事情。我欠艾達·貝爾的情，今生今世也還不完。
莫德·鮑威爾於1984年6月3日去世。此前一週，我知道她快不行了，就開車帶著全家回了一趟紐約，我意識到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探望她了。我的妻子和3個孩子對我母親那種親近之情，使我深受感動。孩子們全都稱她“寶貝”，他們之所以挑選這個讓人開心的稱呼是因為她總是這樣稱呼他們。
父親對我長大成人具有楷模性的影響，母親對我的影響同樣重要。我從她身上學到了終生受用的好習慣：勤奮工作，嚴於自律。她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從未停止做事。然而，雖然不得不為生計而奔波，她那全心全意的母愛卻並未因此而稍減。我永遠無法理解，她每天到離家那麼遠的地方做那麼辛苦的工作，何以能做到使我姐姐和我從未有得不到母親的百般照顧之感。父母是無法選擇的，我有這樣的父母，真是再幸運不過了。
葬禮在南布朗克斯區的聖瑪格麗特教堂舉行。那是我們家以前常去的教堂，現在已經被現代派接管了。以前對我是那麼有意義的一切，那些畫像，那些詩，那些禮拜儀式，現在全都變了。教堂現在採用新的禮拜形式，而且聖瑪格麗特教堂這位年輕的現任牧師把現代風格發揮到了極點，他居然把上帝變成了一個沒有性別的普通人。我知道我懷念往昔那些程式是感情使然，而不是出於理性的考慮。但是，發現自己據以成長的信仰基石原來是可以移動的，卻使我不能坦然。我母親得到的是一次不分性別、低調而毫不隆重的安葬儀式。我不記得我聽到牧師何時提到“上帝”一詞。我低聲自語：“別擔心，媽媽。我們以後重新為你舉行一次更莊重的儀式，因為你是不想這樣離去的。”
卡普·溫伯格是個狂熱的親英派。他的言談舉止，他的外貌，他那種永不道歉、永不解釋的貴族派頭，確有某種英國味兒，只有口音不像。正因為如此，部長在被邀請參加著名的牛津大學學生聯合會辯論時，他抗拒不了這一誘惑。學生們請他去同牛津的一位名叫E·P·湯普森的馬克思主義教授對壘，題目是《從道義上說，美國和蘇聯的對外政策沒有差別》。美國駐倫敦使館的官員們聽到這一消息後，懇請部長不要去。牛津大學的學生左得很，擅長口頭攻擊，而且誰的賬也不買。使館官員說，這樣的辯論是不可能贏的；倘若輸了，歐洲新聞界會做出一些令人難堪的報道。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是部長的堅定盟友和個人朋友，她也勸他三思。反對部長應戰的人說，堂堂美國國防部長去幹這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事情是不得體的。但他們的理由只是更加堅定了溫伯格的決心。
我們於1984年2月27日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次日
凌晨抵達倫敦。溫伯格還要忙一些別的事情。我注意到，飛行途中他只草草地瀏覽了一遍他的辯論講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參觀了牛津聯合會的各個大廳，從歷屆首相的掛像旁走過。這些首相自己的辯論才能也是在這裡鍛煉出來的。我坐到為我準備的位置上，看著我的上司走上講台，手裡拿著2號鉛筆闡述他的反方立場。這間座無虛席的大廳內的學生們就像古羅馬劇場內等著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給獅子的好戲的羅馬人一樣。湯普森教授是個大名鼎鼎的辯論能手。
在部裡忙亂的日常工作中，我們忘記了我們的長官原先當過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書籍評論家，還曾是一位酬勞頗豐的律師。他那天的發言十分精彩。“我請你們只想想一件事，”他在發言快結束時說。“今晚你離開這裡，午夜不會有人來敲你的門。”他是以微弱比數獲勝的。溫伯格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我從未見他像今晚這樣興奮。雖說在我們眼中他的勝利是明白無疑的，但我們還是預先採取了一點保險措施。牛津辯論的勝者是通過分別計數從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離場的人數來確定的。我們事先告訴我們的警衛和工作人員及秘書，一定要從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儘管溫伯格外表很鎮靜，但是貝魯特機場上的海軍陸戰隊兵營被炸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給我一份奇特的文件草稿時認識到此事使他所受創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這份東西，然後交給政府的國家安全班子傳閱。溫伯格把他當律師的智慧都用在對美國何時應該、何時不該向國外派出軍隊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諸如“隔離部隊”、“軍事存在”這類花哨字眼的當。原來這些字眼意味著使美國軍隊在沒有明確使命的情況下處於危險境地。他反對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們的軍隊。他提出了決定美國出兵海外的六項原則。
溫伯格的對頭舒爾茨拒不考慮他的建議。我看到，這兩個人不斷髮生口角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經存在好幾個月了。國務卿常常準備派出美國軍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這樣沒人爭的地方。如果你無需時不時地敲打某人以顯示你的實力，那又何必在那裡保持一支軍事力量呢？他的對立面，即那個要對前去流血犧牲的軍隊負責任的那個人——溫伯格，則主張只在至關重要的地區投入力量。
溫伯格不僅要在政府內部推銷他的指導原則，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開宣傳。我們已開始考慮設立演講台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宮負責競選事務的工作人員禁止在總統選舉結束前發表任何這類有爭議的演講。里根連任後，溫伯格於11月28日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發表了講話。我跟他去了，聽他說明他建議“我們權衡在國外使用美國作戰部隊時”需要考慮的幾條標準。（1）只有在我們或我們的盟國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擁有取勝所需要的一切資源；（3）用兵要有很明確的政治和軍事目標；（4）做好在目標改變時改變用兵決定的準備，因為戰爭很少是一成不變的；（5）只承擔那種能得到美國人民和國會支持的義務；
（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況下的最後一招。
簡言之，要看國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脅。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勝。否則就別插手。
克勞塞維茨若聽到他的建議，肯定會為他鼓掌。後來，在就派兵參戰問題向總統提建議成了我的職責的時候，溫伯格的上述標準成了我的實際指導原則。然而，在他發表這一講話的當時，我很擔心溫伯格公開宣佈的標準過於明確，很容易被潛在的敵人鑽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請，要我在威廉—瑪麗學院舉行的後備軍官訓練團授銜儀式上講話。從我站在紐約市立學院的阿羅諾維茨禮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軍銜至今，已經是27年過去了。我今天為之授銜的學員之一是邁克爾·鮑威爾。當儀式進行到該我主持宣誓時，我命令學員們轉身面向在場的父母和親友。這一招是我從神槍手埃默森的退休閱兵式上偷學來的。輪到邁克上台時，他不僅得到了軍銜，而且還得到了父子間緊緊的擁抱。這是個標誌著子繼父業的令人激動的時刻。在場的人中，坐在阿爾瑪身旁的還有邁克的兩個妹妹琳達和安妮瑪麗。琳達是該學院二年級學生，安妮瑪麗則即將入讀該校。我開心地想，當年因擁有奴隸而深感不安的托馬斯·傑斐遜一定會對鮑威爾家的孩子進入他畢業的這所學校接受一流教育表示讚賞。
剛被授予少尉軍銜的邁克被分配到裝甲部隊，他想開一輛新車到諾克斯堡去接受該軍種的基礎訓練。我試圖說服他再等一等。因為他最終要到德國去，我認為最好到那裡去買一輛歐洲車。邁克不依。他已經開夠了撿我的那輛“富豪”了，特別是在經歷了那次拖車事件之後。一天夜裡，由他把方向盤，我用繩子在前面拖，就這樣把這輛趴窩的“富豪”拖了90英里，從里士滿一直拖到家。拖著車走真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經歷。邁克對爸爸的摳門兒已經忍無可忍，現在非買一輛新的“本田”車不可。我把他帶到一位本田車經銷商那裡去，教給他討價還價的藝術。我花了3個小時，先後同5名推銷員、3位經理砍價，這使邁克尷尬至極。但終於按我們的價錢把車買下來了。
到這時，我已在幹買下破爛不堪的舊“富豪”車，然後再使它們像聖經中的拉撒路那樣起死回生的營生了。人們已經開始向我求購我裝修的“富豪”車。還有的人很樂意把他們的行將就木的“富豪”送給我。我會把它們修好，噴上厄爾·施賴布公司價值99美元的漆，然後再賣出去。我的生意很紅火。我甚至想領一個經銷商許可證，但是弗吉尼亞州認為邁爾堡不是一個合法的商業地址。過去10年中，已有30多輛“富豪”車經過我的手獲得了新生。要是瑞典頒發廢舊汽車回收利用的諾貝爾獎就好了。
我每天在溫伯格辦公室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瀏覽寫給他的信件，確定哪些需要他親自過目。1985年6月17日的一份來函使我很驚訝。那是一份國家安全委員會決策方針文件的初稿，題目是《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上面有白宮的台頭，收件人是國防部長溫伯格和國務卿舒爾茨，密級為絕密。在給我們的那份8頁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決策方針”文件上還標有“國防部長親啟”的字樣。不過，溫伯格希望所有來函都先由我篩選一遍。我在瀏覽這份文件的過程中意識到了它的實際含義：國家安全顧問麥克法蘭想像基辛格一樣流芳百世。以前擔任過麥克法蘭現在所擔任的這個職務的基辛格，曾同尼克松總統一道顯示了敢於想不可想象的事情的大無畏精神，打開了美國對共產黨中國關閉了一代人之久的大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這份文件建議同伊朗開展對話，包括為阿亞圖拉·霍梅尼領導的伊朗政府提供武器。伊朗現政權把52名美國人質扣押了一年多，美國正式宣佈伊朗為恐怖主義國家，里根總統表示永遠不同它打交道，美國一直抵制而且敦促所有盟國也一道抵制伊朗這個同炸死美國在貝魯特的241名海軍陸戰隊隊員一案有牽連的政權。還有任何比這更大膽的想法嗎？我把這份東西交給了部長，還附上一個建議：讓裡奇·阿米蒂奇也看一看。我急切地想知道溫伯格的反應。
文件送回來後，我真為我的上司感到驕傲。溫伯格在文件的封面上寫道：“此文太荒唐，不值一評……這就好比邀請卡扎菲到華盛頓來攀交情。”（卡扎菲是利比亞的反美鐵腕人物）
在一般情況下，溫伯格覺得麥克法蘭這個人像一塊茅坑裡的石頭，難以接觸，因而不願同他打交道。但是在麥克法蘭的錦囊妙計被冷落之後，他要求見溫伯格。我看到平時對人冷漠的麥克法蘭是怎樣巴結溫伯格，而溫伯格坐在他那張潘興辦公桌的後面，臉上掛著一副“我才不輕信你呢”的木然神情。麥克法蘭爭辯說，這個大膽的主動行動能把伊朗的溫和派爭取過來，使我們能在蘇聯填補我們留下的力量真空之前再回到伊朗去。而且，此舉還能使得目前被扣押在貝魯特的7名美國人質獲釋。
溫伯格說：“伊朗僅有的溫和派，現在在墳墓裡才能找到。”扣押人質是這個政權支持的，指望這個政權能在釋放人質方面表現出誠意，那是愚蠢的。他對麥克法蘭說，霍梅尼政權的邪惡程度只有蘇聯可以與之相比。麥克法蘭走後，溫伯格對我說，他希望以後再也不要聽到這種胡言亂語。國務卿舒爾茨也同樣堅決地譴責了這個武器交易。這是他和溫伯格兩人之間很少有的意見一致的方面之一。
溫伯格有個習慣，喜歡把當天發生的事情記在小白紙簿上。這些筆記的內容五花八門，從“就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問題、與麥克法蘭談話”到“為他的愛犬基爾蒂請獸醫”等等，什麼都有。他每寫完一本白紙薄，便把它放在辦公桌右手中間的抽屜裡。抽屜滿了就收進一個壁櫥。他曾對我說，他多年來一直這樣做。這些堆得像小山一樣的筆記簿能否算作“日記”呢？由於有了麥克法蘭的用武器換人質的計劃和其後的伊朗—孔特拉醜聞，它有朝一日對於卡斯珀·溫伯格——
也對我——會具有法律意義。
那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此時已擔任陸軍參謀長的約翰·威克姆用他的熱線給我打電話。他有些消息要告訴我。我原定當軍事助理的時間為兩年，這時間快要滿了。因此，我隨時準備接到命令，而威克姆帶給我的確實是好消息。我將被派往德國接任第八機械化步兵師師長。我要替換的是查爾斯·“比爾”·戴克少將，他是陸軍中最有朝氣的軍官之一。當晚我回到邁爾堡的家中時很有些飄飄然。我將告別首都的官場，回到真正的軍旅生涯中去了，而且是在闊別德國27年之後重返那裡。在後來一次隨部長到西德去時，我藉機造訪了戴克，聽他介紹情況。我急不可待地要去接管那個師。
我的歡樂持續了3個星期。威克姆到我的辦公室來了，我覺得這不是好兆頭。“科林，”他說，“我對你的指揮才能毫不懷疑。”
“是的，但是……”我說。
“但是溫伯格部長一直跟我提這件事。他說他對你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同你的關係很不尋常。你在這裡起的作用比在任何野戰軍指揮崗位上都更加重要。我今天帶來的恐怕是既有好消息又有壞消息。”
我不用算卦也能猜出他帶來的壞消息是什麼。
“我再找一位師長並不難，”威克姆接著說，“部長說他這裡需要你。所以你還得留在這裡。我要告訴你的好消息是，一年左右之後，我們會讓你指揮一個軍。你不必經過師長這一級就可以當軍長。”
威克姆走後，我走進溫伯格的辦公室，當時他正在嚼一塊長形巧克力。他像一位剛剛制止了一個要離家出走的浪子的父親那樣招呼我。“這麼說，這件事就算定下來了。你留下來，”他說，“明年，你就不是指揮一個師，而是兩個了。”像部長這樣的人自然懂得防務策略，但卻不懂得陸軍中的規矩。
我越過師長一級直接升為軍長並不一定會受到同事們的欽佩。事實上，有些人會對這種做法表示反感，發些有關“政治手腕”的議論，而且他們這樣議論也是頗有道理的。威克姆向我保證說我的情況不同，這樣做不會激怒那些魯莽的傢伙。我卻不信。我還記得那位曾得到白宮獎學金的同事，他雖然通過施加政治壓力而被提升為上校，但他的軍事生涯也就此完結了。然而，今後這一年，我除了部長辦公室外面那張桌子之外，是什麼也指揮不了了。
每天早上我都會收到一個黑色的塑料箱，裡面裝的都是傳遞於世界各地、被我們的電子監聽公司——國家保密局——所截收的最機密的情報。一天早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助理阿瑟·馬羅海軍中將來我這裡，使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情況。國家保密局截收到的一些最令人感興趣的情報，部長辦公室竟沒有收到。於是阿瑟便自行決定把被扣壓的材料拿給我看。我看到的東西讓我大吃一驚：一些花錢收買的外國中間人顯然正在里根政府某些官員和所謂的伊朗“溫和派”之間撮合一項武器交易。麥克法蘭的建議顯然正在積極地實施。這些信息的內容固然令人驚訝，但同樣使我不安的是，為什麼不讓部長辦公室知道此事？
我把這些截收到的情報拿給溫伯格看。他每次給麥克法蘭打電話都試圖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國家安全顧問始終守口如瓶。最後，有一天，溫伯格實在氣極了，他把我找去說：“科林，我們是從什麼人那裡得到這些材料的？”我解釋說，是馬羅將軍偷偷給我們的，他是從國家保密局弄到的。
“果真如此，”溫伯格說，“難道國家保密局不歸我管嗎？”
我說應當歸他管，它是屬於國防部的。國家保密局局長威廉·奧多姆中將是溫伯格的部下。溫伯格說：“你給奧多姆將軍打個電話，問他是在為誰工作？”
我回到辦公室就給奧多姆打了電話，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感覺到了一個受夾板氣的人的兩難處境。麥克法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倚仗白宮的權威，指示把截收到的這些情報送給極小的圈子看，把國防部排除在外。我們立即澄清並糾正了這件事。
溫伯格繼續斥責同伊朗的這種武器交易。看來，這筆交易把最卑鄙的不良商人都吸引來了。不過，對總統的忠誠仍舊是溫伯格思想中的一條主線。
擬議中的這個武器交易是個糟糕的主意。但在當時，這只是個壞政策，還不是致使總統倒台的犯罪行為。高級官員不能一同總統有分歧就大動干戈。而且，在當時看來，這個計劃由於其本身的愚蠢，遲早會破產。但是，我們低估了總統對這個計劃的支持，也低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把它付諸實施的決心。
這項武器交易對里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人質獲釋。人質的家屬來到白宮，總統無論到哪裡去發表講話，他們都跟著他。他們的呼籲影響了他。總統希望人質能獲釋，而且願意為他們的獲釋承擔政策上的風險。我本人也認為人質被恐怖分子扣押對於個人來說是悲慘的事情，我們應當盡我們所能來使他們獲得自由。不過，不能讓對外政策方面的決定受到扣押人質和恐怖行徑的左右。贖金，不論說得怎樣委婉，畢竟是贖金，是決不應當付的。向扣押人質行徑和恐怖分子讓步只能證明他們的武器有效。
1985年12月初，麥克法蘭決定辭去國家安全顧問職務。那個可能接替他的人並未使我們受到鼓舞。在我陪同溫伯格在歐洲參加北約組織的一次會議期間，部長接到中央情報局局長小威廉·凱西的電話。卡普掛上電話後對我說，凱西很惱火。麥克法蘭的副手約翰·波因德克斯特海軍上將是最有可能取代麥克法蘭的人物。凱西說：“卡普，他根本不勝任這項工作。”波因德克斯特缺乏做這項工作所需要的那種深度和廣度。凱西希望溫伯格利用他對總統的影響幫他打掉對波因德克斯特的任命。
我同波因德克斯特打過交道，對他是否適合擔任這項職務自有我的看法。他這個人很有才氣，但是是狹義上的、純技術意義上的才氣。他寧願用電腦同隔壁的一位同事聯繫，而不願與他面對面交談。有一天我打電話同他討論《華盛頓郵報》頭版的一條有點麻煩的報道。“我從來不讀《華盛頓郵報》。”他告訴我。
“你不必同意你讀到的東西，”我說，“我也常常不同意我讀到的東西。但是，你要在這個城市裡做事，就必須知道像《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在說些什麼。”
“我也不看《紐約時報》。”約翰回答說。
溫伯格的確給白宮打了電話。“總統先生，”溫伯格說，“我聽說麥克法蘭辭職了，你打算讓約翰·波因德克斯特接替他。比爾·凱西給我打了電話，比爾認為約翰不能勝任這個工作。所以比爾要我給你打電話。我看到，當總統解釋他一定要波因德克斯特擔任此職的理由時，溫伯格不住地點頭。溫伯格最後說：“總統先生，你若是覺得約翰合適，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會相處得好的。”
1985年12月中旬，溫伯格有兩個問題要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討論。一個是有關絕密的F—117隱形飛機的事，二是有關一種軍用蜂窩電話系統的問題。英國人研製了一種叫做“雷鳥”的電話系統，法國人也有一個類似的系統，叫做“裡達”。兩種系統都很先進，我們在數年之中肯定趕不上。這兩個盟國都向美國陸軍推銷它們這種現成的產品，這是一筆40多億美元的交易。溫伯格這次去英國的任務就是要向撒切爾首相解釋為什麼英國人未能拿到這項合同，而法國人卻拿到了。我陪他到了英國。溫伯格在準備離開美國大使館到唐寧街10號的時候，對我說：“科林，我想你應當跟我一起去。我希望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能把記錄記得好一點。”
我們的駐英大使查爾斯·普賴斯也陪我們去了。
我們被帶到撒切爾夫人的會客室。那是個安靜而舒適的房間，兩張長沙發相對擺著，還散放著幾把安樂椅。壁爐燒得正旺。首相的私人秘書查爾斯·鮑威爾迎接我們。他把自己的姓的發音讀成“鮑爾”。這時，首相進來了。她的頭髮梳得非常講究，穿的套裝看來也花了心思，顯得既莊重又有女人味。
溫伯格設法先從比較容易的問題入手，來執行他的艱鉅使命。他首先談到F—117戰鬥機的問題。他剛開口，首相就打斷了他。
“親愛的卡普，我希望你知道，有關“雷鳥”系統的這樁噁心事是多麼令我煩惱，”撒切爾夫人開口道，“無論你說什麼都不能使我相信沒有在關鍵時刻進行過卑鄙的勾當。我們受了騙。你聽見了嗎？受騙了。別想對我說事情不是這樣。”
這兩個人是彼此欽佩並互有好感的，特別是在福克蘭戰爭中卡普大力支持了撒切爾之後。他一動不動地聽著她繼續數落“卑鄙的勾當”和“上當受騙”。當她終於停下來喘口氣的時候，溫伯格剛想解釋一下美國的決定，首相毫不客氣地又把他的話頭打斷。“法國人！”看她說這個字時的神情就好像是在說一個難聽的綽號。那些可惡的人顯然做了些不得體的事。“我肯定他們沒有光明磊落地行事。”說到這裡，她轉向我：“年輕人，這段話不要記。”此後的10分鐘，她繼續表達她對法國人的看法和對她的美國本家的失望。最後，溫伯格再度試圖耐心而講理地作出解釋。“別說了，卡普，”她像一位女教師斥責小學生那樣說，“我說了，肯定在關鍵時刻幹了卑鄙的勾當！我不是說了你不要對我講事情不是這樣嗎？你沒有在聽我講話嗎？”
在旁觀者看來，這番表演實在很精彩。但我從溫伯格臉上那被霜打過似的表情可以猜出，這個發洩對象卻感到很不舒服。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公開場合那種鐵娘子形象是決不摻假的。她肯定是我所見過的最可怕的領導人之一。我可看到她那張有名的利嘴是怎樣劈頭蓋臉地教訓溫伯格的了。
每當我們以為那個武器換人質建議已經被腰斬了的時候，溫伯格卻從白宮帶回來消息說此建議鼓譟得更響了。一次他從白宮回來後，讓我瞭解一下，如果由以色列把他們庫存的武器交給伊朗人，我們能用什麼辦法為以色列把這些武器補充上。我到國防安全援助局去找了漢克·加夫尼，要他準備一份有關各類武器轉讓所牽涉的法律問題的備忘錄。國防安全援助局是國防部的一個單位，專管向外國銷售和供應武器事宜。由於我知道溫伯格對此事並不熱心，就要加夫尼多強調消極方面。他作了答覆，說是為以色列補充武器的恰當途徑是依據《武器出口管制法》來辦，該法要求把這種武器轉讓的始發地和最終目的地通報國會。而這正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想披露的情報。就在溫伯格要去白宮再次開會的當兒，我把這個備忘錄交給了他，希望這一次我們可有了能把這個害獸置於死地的殺手鐧。
1986年1月17日，總統簽署了一份絕密的《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該文件聲稱，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是符合我國利益的。這個武器換人質計劃儘管缺乏周密的考慮，但現在已經成為合法的了。所謂的“伊朗—孔特拉事件”後來之所以被認為是非法，是因為其他原因，即把銷售軍火的收入轉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以及參與此事的人在國會作偽證。總統簽署這份報告的第二天，溫伯格便接到將之付諸實施的命令。他指示我作出安排，把4000枚（後來增加至4508枚）“陶”式導彈——一種反坦克武器——撥給中央情報局。這樣做所依據的是一項叫作《經濟法》①的聯邦法律，它允許政府各部門之間可在物資方面互通有無。就陸軍方面而言，這個計劃是合法的。這些“陶”式導彈將由中央情報局轉讓給伊朗。
①注：《經濟法》規定，一個政府機構可向另一政府機構提供物資或服務，但必須是在接受一方向提供一方支付全部款項的情況下實施。——見《美國法典》第31卷，中文版第1535頁——譯者注。
溫伯格支持這種間接的辦法，因為他覺得，向另一個國家秘密供應武器是中央情報局的事，而不是他的國防部該做的事。“我不想同伊朗人有任何瓜葛，”溫伯格對我說，“我希望在實施這項任務時儘可能把我們部撇開。”我們把轉讓“陶”式導彈這件事看成必須儘快從家中清除出去的垃圾。
我給此時已經當上陸軍副參謀長的馬克斯·瑟曼打電話，要他們“陶”式導彈給中央情報局準備好。除此之外，我什麼也沒對他講。討論這個武器計劃的事，我幾個月前就聽說了。但是直到溫伯格命令我去辦理轉讓事宜的那一刻我才得知總統已經做了最後決定，要實施這項計劃，向伊朗提供武器。
第一批“陶”式導彈交給中央情報局後不久，我接到憂心忡忡的陸軍參謀主任阿瑟·布朗中將打來的電話。“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要弄到哪兒去，”布朗說，“但它們肯定不會留在中央情報局。陸軍總顧問建議說，你們應當明白，如果把這麼多的武器運到外國去，那是應當通報國會的。”
“你把這些話寫成一份備忘錄給我。”我對布朗說。收到他的備忘錄後，我覺得最好還是由我自己來起草一份致波因德克斯特的備忘錄，重申如果這些武器要被運到外國去，按照法律是應當通報國會的。我把這份備忘錄拿給鬱鬱寡歡的溫伯格看了。將會招致的報應正是他所警告過的事情：在一個不計後果的舉措中拿政府的信譽去冒險。在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同溫伯格和舒爾茨舉行的每週例行的早餐會上，我把這份備忘錄當面交給了波因德克斯特。當時我們有所不知的是，波因德克斯特他們那夥人的確打算通報國會，但是是在3年之後、在里根政府在任的最後一週。倘若及時向國會通報，這個計劃本來早就會公諸於眾了。
1986年的頭幾個月，我一直處於恍恍惚惚的狀態，一面做著眼前的工作，一面計劃著離去。至於我的日常工作究竟是什麼，簡直是乏善可陳。剛上班時可能是挑選需要讓溫伯格過目的簡報，而到下班時則在修改溫伯格下一次講話的講稿。在當中的時間內，我可能要為首長排解心中的怨氣，安排閱兵場周圍的栽花種樹或者是調換部長餐廳中的服務員。那個餐廳的服務員是清一色的菲律賓人，讓外賓看見會覺得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
我的大多數任務和我接到或打出的無數電話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毫無意義。但是在任國防部長的軍事助理期間，我還真留下了一個印記。部長辦公室在五角大樓的艾森豪威爾走廊內。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我向來有特殊的吸引力。他是一位不靠疾言厲色或武力威嚇來博得敬重或實施指揮的戰爭英雄，他是一位沒有使他的國家捲入每一個麻煩地區的總統，他是一個既懂得使用武力又知道剋制的重要性的人，是一個具有堅強的個性因而能採取恰當行動的人。例如，當法國兵敗奠邊府的時候，正是艾克抵制了要求對越南進行干預的壓力。不論他作為軍人、總統還是普通人，我都很崇拜他。
陸軍、海軍和空軍的走廊內都佈置得像個小型博物館，而艾森豪威爾走廊內卻只掛著幾幅畫像。我認為，艾克大廳應當存放更能表示對他的紀念的物件，重視歷史和傳統的溫伯格也同意我的看法。為了推行我的重新佈置這個走廊的計劃，我去找了庫克“醫官”。“醫官”從某個預算小金庫內找到了錢，又把他手下那位能幹的藝術家喬·皮薩尼給了我。於是我們就幹起來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個走廊都用罩單罩著，就好像要辦傑克遜·波洛克（美國抽象主義派畫家——譯者注）作品回顧展一樣，整天又是釘又是鋸，沒完沒了。
工程進行到一半時，瑪麗貝爾·巴傑來把我拖進大廳。由於紀念歐洲勝利的締造者的走廊被漆成了指甲紅色，她問我們是不是打算開妓院。
於是，我便問那個工頭：“你覺得這顏色合適嗎？”
“顏色不是我們選的，將軍，”他說，“我們只管往上塗。”
原來是工票上把油漆標號弄錯了，所以這個走廊還得返工。與此同時，某個搗蛋鬼在走廊裡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鮑威爾皮扎餅店，不日即將開張。”
開工9個月後，故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兒子約翰·艾森豪威爾主持了這個重新裝修過的走廊的落成儀式。我們展出了一塊老的招牌，上面寫著“購物站——貝爾—斯普林斯乳品店”，艾森豪威爾小時候每週在這個乳品店工作80個小時。我們擺放了他的西點軍校年鑑，翻到有他的照片的那一頁。照片下的說明是：“勇猛的德懷特，無畏的唐……他是全隊頭號美男子。”在玻璃陳列櫃中，展示著能使人想起這位曾發出決定命運的諾曼底登陸命令的盟國領導人的戎馬生涯的各種物件。從展品中，你可以追尋艾克的生活軌跡，從堪薩斯州的阿比林一直到白宮。今天，這個走廊成了參觀五角大樓的遊人必到之處，也是我永遠引以自豪的業績。
3月25日，我和阿爾瑪坐在大概是全華盛頓最氣派的所在——國務院的外賓接待廳內。這是溫伯格借來為我舉行送別晚宴的地方。我接受了這番美意，把它看作友誼和我同溫伯格之間近乎父子般親密關係的象徵。次日，卡普親自為我加上了隨著我的軍長新職務而來的第三顆星。
我是經過威爾·塔夫脫的遊說才得以離開五角大樓的。在我的諸般請求均告失敗之後，威爾出來幫忙，終於說服溫伯格坐下來考慮一個替代我的人選。溫伯格的新任軍事助理將是唐·瓊斯中將。到這時，就是他們選擇《比特爾·貝利》①連環漫畫中的某位將軍來，我也不在乎了，只要讓我離開就行。
①《比特爾·貝利》——美國出版的一本連環漫畫，其中講述了一些無能將軍的故事。——譯者注。
講信用的約翰·威克姆果然言而有信。我要到德國去指揮第五軍了。這個職務使我感慨萬端。我現在要回到我開始自己的軍旅生涯的地方。那時我指揮40個兵，而如今我將指揮的是一支有7．5萬人的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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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里根總統到格林納達去接受那個島國的人民對美國1983年10月出兵趕走共產黨人的感謝時，溫伯格把我也帶到“空軍一號”飛機上，權作對我的一次追加的歡送儀式。這是我第一次隨總統出國。當我坐在後艙內看著我的專用電視，服務員頻頻送來飲料和小吃的時候，我在想，這樣旅行可真開心。後來，溫伯格又帶我到前艙專用間去同總統合影。羅納德·里根是那樣親切地同我打招呼，以至我分不清他是真的記得我抑或我所經歷的是標準的里根式拉攏。總統穿著他那慣常的雪白的襯衫，領帶打得極其仔細。但他的外衣掛在衣鉤上，下身穿的是運動褲，免得把西裝褲弄皺。
我以前從未看到過像總統在格林納達所受到的那種群情激昂的場面。這個島國的總人口為8．4萬人，看來他們全都聚集在體育場上了。歡迎儀式主持人在介紹里根時稱他為解放者、救世主耶穌，這引起了會場人群的熱烈歡呼。里根總統發表了精彩的講話，聽眾報以雷鳴般的掌聲。不過，我注意到了以前在他身上也看到過的東西——某種專業表演似的東西。就好像導演喊出了“群眾歡呼”，而他也就當作腳本的一部分接受了。
兩年零10個月過去了，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段時間。我是帶著對我為之服務的那個人極其眷戀的感情離開五角大樓的。卡普·溫伯格這個人儘管有些怪癖，但是在內心深處，他是一位偉大的戰士，一位傑出的鼓動者，一個像他的總統一樣，確定了一些簡單的目標就決不放棄的人。他表現出了他的力量、他的鎮定和極端的自信。然而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漆黑的夜晚，在地中海上空的一架空蕩蕩的波音707飛機上的那個真情流露的時刻。那是發生在1984年10月，在一次對幾國首都進行馬拉松訪問的最後一程中的事。我們先後訪問了意大利、突尼斯、以色列和約旦。在西奈，我們遇上了經常籠罩那個地區的、能引起肺部感染的霧靄。全團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溫伯格。當時在飛機前部的一個機艙內，阿米蒂奇和我坐在一側，溫伯格坐在另一側。艙內很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以為他睡著了，但就在這時，那個厚重的聲音打破了寂靜。我們總是把部長當成不可動搖的人物。然而他卻說出了——看起來像是自言自語——下面這樣一番話。“這種日子太孤寂了。樹立真正的敵人易，結交真正的朋友難。它真是令人身心憔悴。我竭盡全力忠實地為總統服務，但要得到總統和他夫人的感謝卻並不那麼容易。”他停頓了一下，似乎突然意識到對我倆過於明顯地表露心跡了。他接著說：“我可以對你倆說說。我信任你們。”發現這個看起來永遠不會洩氣的人也有我們其他人所有的焦慮，這使我更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對他的欽佩。但是我們總算有一次機會看到他的這一面。
溫伯格更為慣常的表現是他那份執著，這既是他的長處，又是他的短處。他主持五角大樓工作的那幾年中，世界發生了變化，但溫伯格卻沒變。他要求不停地增加防務開支的呼籲已開始像堵塞了的哨子，吹不太響了，他終於不再能引起國會的注意了。就是在那個“邪惡的帝國”開始在我們眼前解體的當兒，他也不想放過它。無論怎麼說，他是在最恰當的時候提出了正確的意見。經過在越南遭到慘敗、“沙漠一號”行動淪為笑柄之後，美國再度成為一個受到敬重的、可以信賴的軍事大國，這都得感謝溫伯格和里根。我並不否認卡特—布朗政府在開始研製迫切需要的現代化武器方面的功勞。但是，如果沒有里根和溫伯格所做出的加強軍事力量的努力，大多數這類武器仍將處於研製階段。或許，里根和溫伯格所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結束了美國人民同他們的保衛者之間長期存在的疏遠狀態。這段時間內，裂縫癒合了：美國再度伸出雙臂，擁抱它的武裝部隊。
3月16日，我離開了五角大樓，開始做走上新崗位的準備。我走過溫伯格辦公室外面的崗哨（我始終未能將他們撤掉）時，向警衛行了軍禮。我交回了我的身份的真正標誌：濱河大門口停車場的停車牌。對於為我的祖國效力，我除了感到自豪之外，從來沒有別的想法。今天，我覺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高大了。這也許是我的想象，但我確實覺得，在里根—溫伯格時代，每一個軍人也都變得比以前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