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弗蘭克，你要毀掉我的前程”
對於擔任第五軍軍長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絲憂慮。從我在坎貝爾堡指揮一○一空降師第二旅那個時候到現在，已經過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戰軍中擔任過的職務是傑克·赫達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師長，在那個職位上沒有成為喬治·巴頓那樣的人物。而且，直至現在我仍然對越過師長這一級直接升任軍長感到不安。我決心證明自己是個能幹的帶兵將領，而不是五角大樓繁殖的政治將軍。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換的那位軍官
——羅伯特·L·“薩姆”·韋策爾中將並不急於縮短他自己的任期，因為他卸任後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國報到以前的這幾個月趕快複習一些軍事課程。阿爾瑪和我還用3個星期的時間突擊學習德語，每天學8個小時，每週學習5天。我比她有一丁點兒優勢，那就是在紐約市立學院學德語時得過一個“C”和一個“D”，而且在上次駐德期間學過一些詞彙，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類的日常用語。德語中的不規則動詞使阿爾瑪很傷腦筋，所以我實際上得用槍口頂在她腦門上才能逼她學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由於這段時間德國的恐怖主義猖獗，我們兩個都得上一個稱作“防身駕駛術”的課程，上課的地點在西弗吉尼亞的一個賽車道上。他們讓我們圍著車道高速行駛，在85英里的時速下急轉彎，練習如何躲避恐怖分子，還教我們如何以極高的速度轉圈，朝相反的方向駛去，就像一個逃避追捕的黑手黨司機。最後一課是猛撞一輛擋路的汽車。你要撞得恰到好處，既要把它撞到路邊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車撞壞或者把自己撞死。這門課阿爾瑪未能畢業，不過她也不怎麼在乎。
我一個人先去西德，不久，阿爾瑪、琳達、安妮瑪麗以及我們的貓麥克斯也去了。她們在萊茵—美茵機場受到邁克爾·鮑威爾少尉的迎接。在後備軍官訓練團時，邁克像我當年一樣受過跳傘和空中突擊訓練，可是他後來當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現在在駐安貝格的第七軍第二裝甲機動團服役，任偵察排長。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揮權的日子。第五軍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閱兵場上，檢閱台上站著美國和德國的軍政官員。韋策爾和他的妻子艾琳都來了，我們彼此寒暄了幾句。韋策爾和我檢閱部隊，我接過第五軍的軍旗，至此指揮權就算正式交接完畢。君王永垂不朽！君王萬壽無疆！
從某種意義上講，自我上次駐在西德至今這四分之一世紀中，形勢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我於1958年12月首次到蓋爾恩豪森時是個21歲的少尉，艾森豪威爾是美國總統，尼基塔·赫魯曉夫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當時在東西德之間的邊界地區，面對美軍5個師和我們盟國的軍隊，駐紮著20個師的蘇聯和共產黨集團的軍隊。在此前兩年，蘇聯鎮壓了匈牙利的自由戰士。在我離開德國的一年之後，他們築起了柏林牆，後來又扼殺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爭取自由運動。那時東西方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當我於1986年接過第五軍指揮權的時候，在一條佈滿殺傷性更大的武器的邊界上仍有美國的4個師和蘇聯的19個師相對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已經用先進的M—1坦克取代了老式的M—60A3式坦克；用新型的佈雷德利戰鬥車取代了過時的M—113裝甲運兵車，並且用命中精度更高、破壞性更大的戰術核武器代替了老型號。
然而實際上變化還是很大的。過去兩年中，統治蘇聯的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是一位新型的蘇聯人，當時54歲，精力充沛、富有朝氣，主張實行公開性和改革。不會輕易上當的瑪格麗特·撒切爾曾經說過，戈爾巴喬夫是我們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前一年的11月，里根總統在日內瓦同蘇聯人舉行了第一次首腦會晤。里根堅持要繼續實施戰略防禦計劃，這使戈爾巴喬夫很惱火。不過，他們還是談了武器削減問題，設法減少發生核毀滅的可能性。
可是我是個軍人，不是政客。我現在的使命是做好準備，蘇聯部隊一旦越過構成富爾達谷地的那些縱橫交錯的河流，我就同他們開戰。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我作為一個少尉曾擔負過與此完全相同的任務。
第五軍司令部設在法蘭克福，佔據著歐洲最大的建築物之一——艾布拉姆斯大廈。那座大廈是以已故陸軍參謀長克賴頓·W·艾布拉姆斯的名字命名的，很久以前，我在越南的時候曾向這位將軍作過彙報。該大廈原是20年代由德國著名建築師漢斯·珀爾齊希設計的法本石油化工公司總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一段時間，擔任駐歐盟軍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爾將軍曾從這個辦公室裡指揮過千軍萬馬，如今它將歸我使用。那座樓的大堂是個裝飾派藝術的傑作，可惜卻被一個油乎乎的快餐店和另外一些商業攤位煞了風景。我到那裡時，人們正要把很大的鉛框玻璃窗卸下來，以便排放烤漢堡包的氣味。
我的新辦公室是個哥特式的洞穴。我搬進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一個人的照片擺在我的辦公桌上。此人四十四五歲的年紀，臉上總掛著笑容，長著一頭捲髮，身穿陸軍工作服。他看上去就像一個鋼鐵工人，是那種你會願意同他坐在匹茲堡的小酒館裡對飲幾杯的人。我之所以要把他的照片放在我面前，是因為他是我的對手，駐紮在富爾達谷地對面的有8萬人的紅軍第八近衛集團軍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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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下的師長們年齡都比我大，軍齡也比我長。一個綽號叫“棉花”的奧倫·R·惠頓少將是第八步兵師師長。一年前那個師差一點成了我的。惠頓是得克薩斯人，長得又瘦又高，充滿自信，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第三裝甲師師長是湯姆·格里芬少將，多年以前他與我一道參加過在本寧堡舉辦的陸軍軍官高級訓練班。配合我工作的副軍長是我在國家軍事學院的同班同學林克·瓊斯少將。越戰後作戰原則的制訂者之一——托馬斯·懷特上校也是剛調到第五軍來的，他是第十一裝甲騎兵團團長。我還有一位出色的參謀長——羅斯·W·克羅斯利准將。我從美國帶來了軍士長威廉·諾埃爾，讓他當司令部軍士長，即軍部職位最高的軍士。我指望他充當我瞭解部隊士氣和需要的渠道。
指揮權交接儀式剛一結束，我就讓克羅斯利把這批人全都召集到第五軍軍官俱樂部來。這個俱樂部以前是法本公司工人食堂。我知道，不管我今天講些什麼，在天黑之前都會在軍部的電報上反映出來，而且人們對我這位新軍長的第一印象是很難改變的。我對這些指揮官們說，我最重視的有兩件事，一是打仗，二是管理部隊。第五軍是為在需要的時候打敗阿恰洛夫的第八集團軍而存在的。每一位前線偵察員和每一位後方的機械師，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到這裡來的。至於當好管家，這個字眼對我來說幾乎有一種神聖的意味。美國人民花了大量的錢財來使我們這個軍做好戰鬥準備。我們得保證一個美元也不浪費。美國人民還把他們的子女託付給我們照管，如果哪位指揮官不關心官兵及其家屬的福利，我斷定他肯定會遇到麻煩。這天我所講的話，同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我在本寧堡聽到的訓話毫無二致：完成任務、照管好士兵。
記得當年在我兒子邁克出發來德國的前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後，我曾向他俯下身去，給了他一個父親的吻，同時也叮囑他既要保重自己，也要照顧好他的士兵。
我還想讓這些指揮官們對我是個什麼樣的領導人有所瞭解。我說：“我這個人不喜歡死搬條文，但也不追求管理方面的最新時尚。”我是不使用“權力下放”和“集中管理還是分散管理”這類含混的詞語的。我會給你們每個人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任何幫助。有時我會對你們盯得很緊，有時我會長時間地讓你們放任自流。沒有哪種辦法是絕對正確的，也沒有哪種辦法是絕對錯誤的。至於使用哪種辦法對於完成這個班子的任務最有利，要視情況而定。
我說，指揮就是獨立決斷，這並不是一種離奇的陳詞濫調。在本軍中，同長官探討問題不會被看成是無能或失敗，而會被看成相互信任的表現。但是，你們也不能事無鉅細，什麼事都靠我來決定。我接著說道：“我是很放手的，我不管你們早上是5點半起床還是5點45起床。這類事不要讓我來決定。”
我解釋了我對忠誠的看法：“當我們辯論某個問題的時候，忠誠就意味著把你的真實意見告訴我，不管你認為我會喜歡它還是不喜歡它。在這個階段，有分歧對我是一種激勵。但是，一旦做出了決定，辯論就結束了。從那時起，忠誠就意味著把我的決定要當作你自己的決定來執行。”
這位皇帝很特別，他希望在他光著身子時，人們能夠告訴他要穿衣服。他不想因為不知道自己光著身子而凍死。“如果你認為什麼事情不對頭，那就講出來，”我對他們說，“我寧願早一些聽到，而不願晚聽到。壞消息不是葡萄酒，不是越陳越好。”遇到難題，如果你們還能解決，我是不會過早插手的。但是我不願你在我已經無能為力的時候才把情況告訴我。我還告誡他們說：“如果你把事情辦糟了，只要保證下次辦好就行了。我不記仇，也不記舊賬。”
“我會給你們明確的指導，使你們知道我希望怎樣。”我接著說，“如果我說得還不明確，那就來問我。如果我解釋再三你還是不得要領，那是我講得不清楚，不是你聽得不明白。我不會認為是你耳聾或愚蠢。”對下屬來說，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為了掩飾自己的困惑而不懂裝懂，最後把事情辦錯。“無論何時，只要你在離開我的辦公室時對我的要求還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立即轉身回來問個清楚。”我說。
我對他們說，只要是他們執行任務所需要的東西，我都會盡力滿足。“如果法蘭克福沒有，我就去找美國駐歐洲陸軍總部。要是他們也沒有，我就去華盛頓。反正我會始終支持你們的。”
我說，如果你們同我手下的工作人員發生爭執，我多半會站在你們那一邊，因為這些工作人員是為我服務的。“然而，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人無緣無故地欺負我的工作人員，我是肯定要出來維護他們的。”
我說，我上任的頭幾周，將到駐有本軍部隊的所有10個西德社區視察。“我去時會提早通知你們，因為我想見見你們的高級軍官、該市市長以及當地其他官員。我的妻子將訪問診所和幼兒園，結識你們的夫人。”然而，這第一次視察之後，我再去時就不再提前打招呼了。“我會只讓你們來得及把咖啡桌上的塵土撣乾淨，把內褲收起來。我不是成心要你們好看。但這是我能瞭解你們的真實情況的惟一辦法。”我這樣做反映了我長期以來對於那種在有所準備的情況下進行的年度大檢查的不信任。我知道，有計劃的視察總會浪費許多人力物力。
“新噴的油漆味和剛塗過白粉的人行道肯定說明一位指揮官缺乏信心。”我對他們說。
“我講話會很坦率，”我說，“我會時常使你們氣惱不已。”使人們感到氣惱，這是領導工作的一部分。很久以前，當我同約翰·帕多和那個吃了敗仗的訓練隊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懂得了這個道理：一個人的感情受過刺傷，那會對工作大有裨益。
最後，我試圖表達一下我對陸軍的熱愛。“在陸軍中供職是開心的事，而不是苦差。希望你們在自己的指揮崗位上愉快地工作，不要太玩命。該休假就休假。要留出一些時間來與家人在一起。除非絕對需要，我週末從不打算加班。我也不希望你們加班。若發現有誰在考勤簿上為他自己或他的部下記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加班，他最好能講出理由來。請記住，這可能是你們最後一任指揮職務，大概也是我的最後一任，所以讓我們幹得開心一些吧。”
我來德國沒兩天，就像被磁鐵吸引一樣，到蓋爾恩豪森舊地重遊。我只帶了我的助手布魯斯·斯科特。到那裡後，我們驅車去我所熟悉的科爾曼兵營，把車停到D連營房前面。該連連長迎接了我們，陪我們到連部辦公室。這當兒他喋喋不休地彙報著連隊當前的工作，我卻幾乎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我陷入了沉思。一個如此這般穿上了將軍制服的當年的少尉，被對往事的回憶和當年熟悉的面孔包圍著，他們中有湯姆·米勒、“紅臉”巴雷特、軍士愛德華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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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不得不再度搬遷。琳達回威廉—瑪麗學院讀書去了，邁克在陸軍中服役，現在只剩下我們3個人了。我們搬進軍長宿舍，讓安妮瑪麗入讀美軍家屬的法蘭克福中學。我們的住房很像敵國邊界線上的哨卡。它位於一個叫巴特維爾貝爾的郊區，距我的辦公室8英里。那是一座狹小的兩層樓，有一名勤務兵照應。一個洗手間被改造成裝甲掩蔽部，如果發生恐怖分子襲擊，我們就得躲在裡面，直到有人來解救。我們的住房四周裝有鐵絲網，房子前面是一間警衛室，憲兵一天24小時從它那隻能由裡面往外看的玻璃窗注視著我們的住所。這就是我們溫馨的家。
在我看來，整天盯著將軍的房子，除了偶爾能看到安妮瑪麗曬日光浴以外，這對不到20歲的士兵來說是再乏味不過的事了。為了調劑一下這種單調的工作，我帶一名警衛乘直升機到格拉芬沃爾去了一趟。我問他，當兵營中的人知道他要隨軍長一道出門的時候，他們要他向我提什麼問題。他欲言又止。“說吧，孩子，”我鼓勵他，“不要怕。”
“嗯，長官，”他說，“是跑步的事。”我常常到野地裡去跑步，而只要我一出發，就會有一兩名身穿運動服的憲兵衝出警衛室，不聲不響地跟在我後面跑。這位警衛繼續說道：“他們想問您是否知道在我們的週末休息日憲兵主任總是要挑幾個人穿好運動服等在警衛室內。萬一您出去跑步，他們就跟上。”
我嘴上什麼也沒說，但這種做法正是我所痛恨的那種過分之舉。某些可憐的士兵在本該休息的時候，卻不得不整天守候在那個小屋子裡，只是為了別放過軍長可能出去跑20分鐘步這種偶爾為之的事情。應當承認，安全是一個難題。我到任的前一個月，恐怖分子就在法蘭克福軍人商店放了炸彈。但是，我跑步的時間沒有規律，路我也每次不同，而恐怖分子搞襲擊，靠的是他們的襲擊目標活動的規律性。我幾天以後才提起此事，為的是不暴露我的消息來源。我要憲兵主任取消這種做法。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如果我遭到襲擊，那不是他的責任。看他那表情，好像並沒有被說服。
出於安全考慮，我用的是一輛白色“奔馳”380SE防彈車。參謀軍士奧蒂斯·皮爾遜是我的司機。這位來自亞拉巴馬州鄉下的黑人士兵是個瘦高個兒，長得很英俊，不大愛說話。他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是為了克服不幸的童年對他的影響而來到部隊的。現在陸軍就是他的家。不久，他也成了鮑威爾家的一員。奧蒂斯以前為我的前任薩姆·韋策爾開車。韋策爾酷愛運動，同德國上層人士交往很多，有時還是一些奢華的狩獵旅館的賓客。因此，奧蒂斯花過很多時間為韋策爾從樹林中撿拾獵物。無論是韋策爾交往的一幫人，還是他的消遣方式都不合我的口味。我更喜歡打壁球和修汽車。而這兩樣都正是奧蒂斯的所愛。我來德國後，買了一輛幾乎全新的“寶馬”728，我們兩人就玩起它來了。我喜歡像蝙蝠似地衝出巴特維爾貝爾的車庫，在我的警衛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使這輛“寶馬”以105英里的時速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起來。
雖說西德人很樂意享受駐紮在他們同蘇聯人之間的美第五軍（有7．5萬人）為他們帶來的安全，但是他們會更樂意我們呆在兵營裡，到爆發戰爭時再出來。坦克和運兵車破壞著公路不說，我們的裝甲車隊常常使西德人的“大眾”汽車無容身之地。我們的直升機整天在頭上發出可怕的轟鳴，而且還常常干擾民用機場上飛機的起降。德國的環境保護組織“綠色組織”尤其討厭我們。在第五軍駐紮的黑森和萊茵蘭—
普法爾茨這兩個州，“綠色組織”的勢力很強大。
一天上午，我接到第三裝甲師師長湯姆·格里芬少將的電話。頭天夜裡，“綠色組織”在坦克訓練場中央種上了一百棵小樹。“將軍，我要把它們挖掉。”格里芬對我說。
“別忙，湯姆。”我說。在德國是不能隨便把樹毀掉的。我們把樹挖了出來，移栽到住宅區。後來，格里芬又舉辦了一次類似“地球日”那樣的慶祝活動。我們邀請了當地政要、報界和綠色組織人士參加，但“綠色組織”拒絕了我們的邀請。不過，我們感謝他們幫助我們美化了我們的環境。正如我從溫伯格救狗事件中所學到的，只要動動腦筋，就可以把不利化為有利。
我還記得，1958年湯姆·米勒上尉派我去守衛那門280毫米原子炮時，我是多麼自豪，直至我在執行這一任務時丟了我的9毫米手槍。那時，作為我那一級軍官，我根本不會想到核武器在戰場上的妙用。我只是一個空降別動隊員！只知道簡單地回答“是，長官！”28年之後，我已身居指揮崗位，與屬下的高級軍官在進行打退蘇聯第八近衛集團軍進攻的演習。我的作訓處長傑裡·拉瑟福德上校，正在圖板前用教鞭解釋說，如果敵人越過豪納河和富爾達河，向福格爾斯貝格山脈挺進，他們就會進入萊茵河流域。那裡是一馬平川，敵人可能長驅直入，直奔威斯巴登和萊茵河的幾座大橋。這樣，北約部隊就會被攔腰截斷，敵人就會轉而北上，直指英吉利海峽。“所以說，我們可以防守的最後陣地就是福格爾斯貝格山，”拉瑟福德解釋說，“如果敵人真的到這裡，那可能就需要請求使用核武器了。”
“把你使用核武器的計劃給我說說。”我說。
“我們將用‘長矛’導彈和火炮發射的核彈來打擊他們，核炮彈的殺傷範圍剛好夠封鎖道路，不會影響我們自己的部隊行動。”
“那麼老百姓呢？”
“那裡不會有老百姓。”
“他們到哪裡去了？”我想知道個究竟。
“計劃讓德國人呆在村子裡，別妨礙我們發射導彈。我們只襲擊森林地帶。”
“讓我考慮考慮，”我說，“假若你是一個德國老百姓，你剛從緊急廣播裡聽到俄國人要來的消息，而別人讓你呆在家裡，別礙美國人的事。你說心裡話，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這一點，我想你應當很清楚：黑森州和萊茵—普法爾茨州的每一輛‘寶馬’汽車和‘大眾’汽車都會裝得滿滿的，連他們家的狗也放到車上，然後朝西開去。”
我們所談論的不是往十字路口發射幾發炮彈。不論這種核彈的當量多麼小，我們都是越過了核門檻。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核彈，將成為自廣島事件以來最重大的政治和軍事決定之一。俄國人肯定會報復，戰爭還有可能升級。到那時，世界心臟的跳動會有短暫的間歇。從那一天起，我開始重新考慮這種小型核武器的實用性了。數年之後，當我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時候，我對於應當如何處置戰術核武器有了新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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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頓下來了，一切都很舒適。凡是我需要的東西，我的副官布魯斯·斯科特和我的能幹的秘書朱迪·雷奧姆都想到了。雷奧姆在我之前為第五軍的好幾位軍長服務過，知道哪些地方容易發生問題。離我在二樓的辦公室幾英尺的一間舞廳改成了壁球室，我每天都要在那裡同其他軍官以及我的司機奧蒂斯打球健身。
我很快就喜歡上了艾布拉姆斯大廈，很想把我們以前損壞的地方修復起來。我讓隨軍的工程師們找到了1928年的原設計圖紙，從五角大樓請來了喬·皮薩尼，讓他像我們在艾森豪威爾走廊裡所做的那樣重新設計一下。大堂恢復了魏瑪共和國時代的模樣。我不許人們為了給漢堡包店裝排氣扇而把那些有著漂亮線條的鉛皮玻璃窗搬走。這項恢復原貌的工程一直進行到我的接班人傑克·伍德曼西中將的上任才完工。
不過，我的另一個想法——找到一個以前曾給司令部後面的大院增光不少的裸女雕像，並把這尊很好看的雕像歸回原位。那雕像是1947年在一位十分守舊的上校夫人的堅持下被搬走的——卻是在伍德曼西之後又過了兩任才實現的。
看到五角大樓取得的預算勝利使駐德部隊的狀況明顯改善，使我深感欣慰。多虧有了里根—溫伯格的強兵之策，我們第五軍才能得到現代化裝備，部隊的生活環境才能變得比較舒適。到這時，全是志願兵的陸軍已經滿額了，而且我們接收的新兵是歷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當我屬下的指揮官抱怨他們的滿員額已降至百分之九十八以下的時候，我只一笑置之。他們這麼快就忘了僅在幾年前還不得不接收四類兵（最低限度的新兵水平）的狀況了，也忘了滿員額常常在百分之七十以下的時候了。我並不熱衷於帶兵打仗。但是，一旦戰爭到來，阿恰洛夫同志和他的紅軍部隊定將面對一個極強的對手。
瑪麗貝爾·巴傑堅持給我寄晚一個星期的《華盛頓郵報》，但我不知為什麼對於首都的那些風風雨雨已經不再那麼焦慮不安了。我喜歡我現在的工作。自打我離開華盛頓就沒有再回頭望它一眼。
我的頂頭上司是一位傑出的軍官——美國駐歐洲所有陸軍部隊的指揮官格倫·奧蒂斯將軍。他也是北約組織的一位指揮官，統率中央集團軍群。奧蒂斯轄下有美國的兩個軍：我的第五軍和我兒子邁克所在的第七軍。第七軍軍長是安迪·錢伯斯中將。我接任第五軍軍長一職後，這兩個軍都處在黑人三星將軍的指揮之下。令人感到振奮的是，誰都沒注意到這一點。這說明陸軍對於種族區別已經是多麼地不在意了，它也可以很好地糾正歐洲人對於美國的種族關係的誤解。
儘管我們生活在一個有點像要塞的地方，我家在法蘭克福的生活卻是其樂融融。除了在野外演習期間外，我通常都是下午5點鐘下班，打一會兒壁球后回家吃晚飯。飯後處理一點公文，便可以休息了。午夜不再有值班主任報告國際突發事件的電話響個不停了。若是打個比方的活，可以說我是由熱鍋上跳進了安樂椅。在業餘時間，我最開心的事情是在奧蒂斯的幫助下修理我那輛1982年“寶馬”牌車。
不過，社交活動的負擔卻相當重。我常常同某位市長一起坐在講台上，或者到德美文化中心剪綵。阿爾瑪至少是4個婦女組織的成員，那些組織的名字很難念，諸如斯托伊本舒爾茨協會，等等。但是，讓別人來為你做你以前幹過的事情，如當勤務兵和馬伕之類，那還是很開心的。每逢有募捐活動，人們總是希望我率先作象徵性的捐款。每逢軍官俱樂部舉行慈善拍賣，人們總是希望阿爾瑪和我第一個出價。
在每年一度的獻血活動開始時，軍部的軍醫主任希望我先捐第一滴血。我隨他去醫院時，後面跟著一批軍報的攝影記者。一位年輕的軍醫把血壓計的綁帶纏在我的胳膊上，給我量血壓。他顯出很疑惑的樣子，又量了一次，然後再量一次。他去找來軍醫主任，主任又來給我量一次。最後，醫生們取消了拍照和我在獻血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在華盛頓期間多年被午夜的電話鈴聲所擾、每天要幹14個小時的工作，這一切顯然造成了惡果——我的血壓偏高。我遵醫囑進行治療，而且一直持續至今，使血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我和邁克儘管同駐一個國家，但卻很少見面。我們的聯繫主要是靠通信。來自邁克的消息總是使我回憶起自己還是年輕軍官的那個時代。他在信中說，有天夜裡，他們在邊界哨所值班時，他的長官喝多了酒，醉成一攤爛泥。這時，電話鈴聲響了。由於那位軍官已經失去了知覺，什麼也聽不見，邁克只好接了電話。電話那一頭的中隊主任參謀懷疑其中有些蹊蹺，便追問為何那位長官不來接電話。邁克無奈，只好如實相告。第二天早上，這位指揮官就被解了職。對邁克來說，那真是個倒黴的電話。他那樣做是對的，儘管有些同伴出於對長官的盲目忠誠，批評了他的做法。
當邁克對我們講述他第一次見到死人的感覺時，我覺得我特別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的第一次這種經歷發生在格拉芬沃爾，當時有一枚流彈擊中了一頂擠滿年輕的美國士兵的帳篷。這次是在一次深夜演習時，一輛M—113裝甲運兵車開到了軟質路肩上，碾死了邁克的一位士兵。邁克在給我的一封長信中傾訴了他心中的極度悲痛。作為父親，我渴望能前去幫助他。但我知道，一名軍人必須基本上是獨自地經歷這種事情，從中汲取教訓。沒有哪個職業像軍隊這樣，把生與死的責任放在年輕人的肩膀上。不過，邁克成長得很快。這次事件也提醒阿爾瑪和我——其實我們並不需要這種提醒——即便在和平時期，當兵也是件危險的工作。父母永遠不能完全把心放寬。
從那些通過小道傳到我這裡來的消息來看，邁克幹得非常出色，有可能在升為中尉之後擔任部隊的主任參謀。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他也想把自己的一生交給陸軍。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個決定是他獨自做出的。
1986年初秋，一個國會代表團來我們這裡視察。對這類檢查大員，我本來有一個很合標準的接待場所。這個視察團中有一位45歲的四任共和黨眾議員。他就是來自懷俄明州的理查德·B·切尼，當時是眾議院常設情報委員會的成員。我同切尼從未見過面，但我知道切尼年僅34歲就當上了福特總統的白宮辦公廳主任。我沒有安排盛大的表演，而是把視察團領到我辦公室，我從桌上拿起了阿恰洛夫的照片說：“此人就是第五軍駐紮在這裡的理由。”我使用了這樣的開場白。我解釋說，阿恰洛夫原來是個傘兵，幾年前在一次跳傘時摔斷了腿，改行來到機械化步兵部隊。“他比我年輕，但比我受過的訓練要多。”此人是位軍事思想家，寫過五六篇有關歐洲地面作戰的文章。這些文章我全讀過。他指揮著8萬人的軍隊，比我指揮的多。他的部隊的訓練程度和裝備水平不比我們差。他們呆在距我們只有66英里的地方。“不過，我指揮的軍隊可以擋住他們的進攻，”我說，“我們也許擋不住那些一層一層一直排到莫斯科的後續部隊，但是我們可以擋住阿恰洛夫。”
切尼議員默默地聽著，沒提多少問題。不過，他所問的都是擊中要害的問題。我意識到，我面前的這個人的頭腦可不一般。當時我還無法知道，幾年之後，我們兩人會變得那麼親密，共同對付現實的、而不是潛在的敵人。
美國陸軍從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那裡繼承下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利品之一是一列體現一個已往時代的輝煌的私用火車。火車上有著設備齊全的廚房、一組服務人員、一間休息室和可供6個人睡覺的地方。它現在供駐德美軍高級指揮官使用。阿爾瑪和我成了羅納德·勞德及其夫人喬·卡羅爾·羅恩的親密朋友。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羅恩曾是國防部助理部長，現在——在有納粹汙點的庫特·瓦爾德海姆已當選總統這段關係緊張的時期——任美國駐奧地利大使。那年夏天，我決定體驗一下我在乘地鐵的年輕時代不曾領略的氣派。我邀請了勞德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女兒簡和艾琳一道乘那列火車去柏林一遊。羅恩是很有錢的。他贊成這種旅遊方式，但是在柏林，我對奶酪漢堡包的愛好以及我所要的裝在旋蓋瓶內的葡萄酒卻令他很失望。在我們後來的友好交往中，我們做了分工：由他來選飯館，我來享用。
正當我埋頭工作於駐德國的第五軍的時候，我在華盛頓期間要溫伯格給予注意的那些嚴家保密局的電報終於真相大白，這就是伊朗—孔特拉事件。11月1日，全世界從貝魯特《帆船》雜誌上獲悉，美國一直在秘密地賣武器給霍梅尼政權，儘管里根總統保證永遠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我曾參與把陸軍的“陶”式導彈調給中央情報局的活動，而那些導彈後來轉交給了伊朗。接著又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這消息是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於11月25日披露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這些人把賣給伊朗的武器提了價，然後偷偷地把獲得的利潤匯到一些私人銀行賬戶上，以資助孔特拉集團。不僅我對這種資金轉移毫不知情，連總統、內閣和國會也都不知情。波因德克斯特辭了職，總統也解除了奧利·諾思的職務。
總統現在得任命一位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我從阿米蒂奇—巴傑這條內線獲悉，弗蘭克·卡盧奇是首要人選。這是個明智的選擇。然而，當朱迪·雷奧姆喊我去接卡盧奇的電話時，我立即感到不安起來。我對他表示祝賀，但他說的第一句話就讓我的心沉了下去。他說：“科林，你得回來。我接了一個爛攤子，我需要你來幫助我收拾。我希望你來當我的副手。”
“弗蘭克，這個爛攤子可不是我造成的，”我說，“你能找到許多跟我幹得同樣好的人。”我向卡盧奇指出我是多麼不夠格擔此重任。“你為什麼不從你在外事部門的朋友中選一位？”我問，“喬恩·豪怎麼樣？”——喬恩·豪就是接替我擔任卡盧奇的軍事助理的那位精明的海軍將軍——“他現在是國務院的政策計劃員。”我指出。
“我要找的不是對外政策專家，”卡盧奇說，“我要找的是懂得怎樣開展工作的人。我需要的是你為卡普和我做過的那種工作，一個能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整頓秩序、立下規矩的人。”
“弗蘭克，我好不容易回到真正的陸軍部隊中來了。”我向他求情。我對他說，在我證明自己是一個能幹的軍長之前，我不想離開部隊。我不想成為一個當了兩個月連長，一年營長和旅長，沒當過師長，當了5個月軍長又突然溜掉的人。而且，在有了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這兩個人的經驗之後，我認為，再讓一名軍人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是美國所無法承受的。
“我們需要你，科林，”弗蘭克不為所動，“這是件大事。
請相信我，這關乎總統的職位。”
我打出了我的最後一張牌。“你知道，我在這件事情上是有干係的。”我講了我根據里根總統的《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安排調撥“陶”式導彈的事。
“我會讓司法部和白宮的律師們去研究這個問題。”他說。
“弗蘭克，你要毀掉我的前程。”我對他說。
“我們下次再談。”他說完便掛上了電話。
就像一個落水的人拼命要抓住救生圈那樣，我給威克姆將軍打了電話。他對我表示同情，但又搬出了他那套老話：“我早對你說過，科林，也許你命中註定不能當指揮官。這事由你來決定，但是我相信你應當去做他們要求你做的事情。”不過，他又說，如果我接受了這個職務，他可以爭取在危機過去之後讓我很快回到陸軍中去。我知道他說的是真話，但是威克姆很快要退休了。如果我接受了這個職務，恐怕那就標誌著我的陸軍生涯的完結。然而，壓力在繼續增大。不久，溫伯格又打來電話，說：“科林，我相信在總統需要你的這個當口，你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兩天後，卡盧奇又打電話來。他查了一下，看看在
“陶”式導彈這件事上我有沒有什麼法律上的麻煩。結果我是清白的。看到這最後一條出路也被堵上了，我不再拐彎抹角了。“我只有一種辦法可以體面地離開這裡，這是使我可以面對我的軍官同事們的惟一辦法，”我說，“而這一點是你所做不到的，弗蘭克，得總司令親自發話才行。這是我這個圈子的人惟一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他說。
兩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我居然以為自己已經躲過這顆子彈了呢。
12月12日，阿爾瑪和我參加了一個聖誕聚會剛回到家，正在廚房裡坐著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我拿起電話，聽到的是白宮接線員那威嚴的聲音。是總統親自打電話來。電話中的羅納德·里根講話很親切，像老朋友似的，說他希望他不是在不方便的時間打電話來，說他不習慣給將軍們下命令。接下去他便進入“正題”了（那是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肯·阿德爾曼為他準備的）。總統說，上次我們一起到格林納達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他知道我在第五軍幹得多麼好；他知道我多麼喜歡指揮崗位；他知道阿爾瑪和我在法蘭克福過得多麼開心；我此番去華盛頓只是在軍事生涯中稍作迂迴，但對美國來說卻至關重要；他需要我來幫助弗蘭克·卡盧奇整頓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爛攤子。
“是，總統先生。”我回答說，“我一定照辦。”我已經沒有選擇了。
“上帝保佑你。”他說。
對我的任命是1986年12月18日宣佈的，頭銜是“總統的國家安全副助理”。我一個人先去華盛頓安排住房，購置汽車，為我的女兒安妮瑪麗轉學。她將回到她5個月前剛轉出的那個學校。我還同卡盧奇談了談我們在群龍無首、飄乎不定、士氣低落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所面臨的工作。我回到法蘭克福正趕上過聖誕節。那個節過得亂糟糟的，搬家工人把我們家弄得一片狼藉。到了1986年的最後一天，我正式交出了第五軍的指揮權。
我任第五軍軍長只有5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倘若我能幹滿4年任期，我本來會有機會升為四星將軍，成為駐歐美國陸軍部隊總司令。我從薩姆·韋策爾手中接過的是一個精銳的軍，我的那一班人使它變得更加出色了。我付諸實施的兩項新措施在我走後不久就見效了。在此後舉行的兩次北約組織競賽中，第五軍都贏得了勝利。一個是美國以前從未贏過的博斯萊格騎兵競賽，一個是加拿大陸軍杯坦克競賽。這後一項競賽我們也很久沒贏過了，儘管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這些競賽在門外漢看來也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在北約組織內，那就和在一個賽季同時贏得世界職業棒球錦標賽和超級盃賽這兩個比賽差不多。我的繼任人傑克·伍德曼西好心地給我往白宮打了電話，與我分享這一榮譽。但是，我肯定更希望自己仍能身在德國，親自參加頒獎典禮。
1987年1月2日，我又穿上了我以前穿過的一身便服坐在白宮西翼的一個小房間內，那房間的面積大概跟我的第五軍辦公室內的洗手間差不多。隔壁的辦公室地處樓角，寬敞通風。在那間有名的辦公室裡坐著我的新上司——毋寧說是擔任了新職務的老上司——弗蘭克·卡盧奇。他現在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這時的白宮靜得可怕，因為里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來，總統和他手下的大多數工作人員此時都不在。
弗蘭克和我都在問自己同樣的問題：我們現在該幹什麼？我們當時的處境就好像是接過一個其營長剛被撤職的士氣低落的營；或者是一個因比賽輸了球教練剛被解僱的球隊；或者是一個高級職員不久前攜款潛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爾曼、瑪麗貝爾·巴傑和卡盧奇的前軍事助理格蘭特·格林已經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來幫助弗蘭克處理接管事宜了。阿德爾曼的工作最難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員清理乾淨，然後才能回軍備控制和裁軍署去。卡盧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爐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電話是怎麼裝的，忽然聽到一個略帶鼻音的充滿熱情的聲音。“他在裡面嗎？”突然，我的門口出現了一個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向前伸著手。“我是喬治·布什，”他說，“歡迎你來白宮。很高興你和弗蘭克都過來了。你們會成為一個非常出色的班子。”這時的我，在思想上還把自己當做一名步兵將軍，可是美國副總統卻到我這裡來祝賀我就任新職了。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受到俱樂部老闆歡迎的得獎新手。我聽說，副總統和我還要共用一個洗手間呢。今晚可得把這事對阿爾瑪說說。
國家安全委員會是1947年成立的。陸軍部、海軍部和另外兩個軍種也是在那一年合併成為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章程很簡短，也不特別深奧：“在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對內、對外和軍事政策的協調方面為總統提供諮詢。”講得通俗一點兒，就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許多機構和個人都想讓總統聽從他們的意見，因此總統需要一個“裁判”，即一個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機構，來客觀全面地向他說明每個競爭者的觀點和國家安全顧問自己的立場。一個好的顧問應當是一個誠實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這個機構的權力達到了頂峰。那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比國務院的權力還大，直接從白宮西翼掌管對中國和蘇聯的政策。在他當上國務卿之後，有一段時間他還保留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務，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這個國務卿。
在麥克法蘭、波因德克斯特、諾思這夥人的把持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無法正常運轉。出現這種局面並不完全是他們的錯。他們為總統工作，而他們的總統卻不喜歡插足於他的那些權力很大的閣員之間，做出困難的抉擇。他們為之工作的總統希望人質獲釋、孔特拉繼續存在，但自己卻不大操心具體怎樣達到這一目的。其結果，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填補了一個權力真空，成了自己的進行小型戰爭的國防部、成了自己的實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國務院、成了自己的從事隱蔽活動的中央情報局。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伊朗—孔特拉醜聞。
我上任頭一天就打了我在這裡的第一仗。卡盧奇向來討厭與講話稿打交道，於是便派我代表國家安全委員會去參加一個高級助手會議，討論為總統起草的一份有關防務預算的講稿。推銷這個講稿的是總統的主要撰稿人——愛吵架的託尼·多蘭。此人以前是專報調查性新聞的記者，獲過普利策獎，現在是里根撰稿人中的極右派。我提出，這份講稿是否過於尖刻了。多蘭立即跳了起來，指著鼻子斥責我對文字上的事一竅不通，除了軍人手冊以外，對其他東西一概沒有資格評論。我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對一個新來者進行的考驗。我沒有退讓，但是這個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樓總部的那些人還要難對付。
過了幾天，在總統回來之後的一天，卡盧奇從我的門口探進頭來說：“來吧，我們去向他彙報。”當時，約翰·托爾正領導一批人對伊朗—孔特拉事件進行調查。他在白宮中遇到的一個難題就是找不到有關國家安全顧問或他手下的人向總統說了些什麼、總統同意了些什麼的任何記錄。卡盧奇對我說，我的職責就是填補這個空白。他說：“你想說什麼儘管說，但是你的主要任務是把我對他說的話和他做的決定記下來。”
我們走進橢圓形辦公室時，總統正在聽他的辦公廳主任唐納德·里根彙報其他問題。我們來後，總統站起身來，親切地笑著，向壁爐左邊的安樂椅走去。他再次對於把我從德國調回來表示歉意。這時，副總統布什進來了，坐到了總統左邊的安樂椅上。卡盧奇坐到一個長沙發上，我坐到該沙發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們對面的長沙發上。總統在開始講話之前先說了一個笑話（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雙腳，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通常情況下，人們穿皮鞋都會使鞋的面部出現一些皺褶，而他那雙像鏡子一樣亮的鞋何以會一點兒皺褶都沒有呢？不論是這一次，還是在其他場合，他的鞋看上去永遠都像第一次上腳。
卡盧奇先把過去24小時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回顧了一遍，接著便談到眼下的難題，即我們打算怎樣把已經徹底毀於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重建起來。“首先，總統先生，”卡盧奇說，“我們把奧利·諾思那一攤工作取消了。我們要使國家安全委員會從此以後不再從事隱蔽活動。”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將對中央情報局目前正在從事的全部隱蔽活動進行審查。“我們已經擬定了4條檢驗標準，”弗蘭克繼續說。對每一項活動，我們都要提出以下問題：（1）它是否合法？（2）我們是否知道它應當達到什麼目的？（3）它是否正在實現為它確定的目標？（4）如果這種行動突然上了《華盛頓郵報》的頭版，美國人民會怎麼說？他們會說“我們真是些聰明的小鬼頭”，還是會說“這幫人都是些蠢貨”？卡盧奇說，如果一項計劃通不過上述檢驗，我們就將建議把它取消。“而且，”他最後說，“我們僱了一位名叫保羅·史蒂文的律師，確保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
在這第一次彙報會上，里根總統聽得很認真，問了幾個問題，但是沒有做任何指示。後來這幾乎成了我們每天上午向他彙報時的慣例。我們把各閣員及國會的不同觀點擺出來，等待總統來對它們進行剖析，找出它們的根本動機。但他卻不這樣做。最令人氣餒的是，在卡盧奇介紹各派意見的時候，總統幾乎不說一句話，直至弗蘭克提出建議來。此後，總統只是承認他聽了他的彙報，但卻不說“是”，也不說“否”，連個“可能”都不說。會後，當我和弗蘭克順著大廳往回走的時候，弗蘭克小聲嘀咕說：“這算是同意嗎？”最後，我們就假定總統知道我們把各種相互競爭的觀點加以平衡後，做出了我們最好的判斷。總統顯然覺得，只要他知道我們以他的名義做的事情就行了，沒有必要再說別的。至少，這是我們所做的樂觀的解釋。
總統消極的管理風格使我們負擔很重。我們對於在沒有明確決定的情況下實施各種建議感到很不坦然。後來才慢慢習慣了。如果某個決策以後遭到批評，這種決策還能實施得下去嗎？總統還會記得這些事情嗎？一天上午，在我們做出了不履行一項關鍵性軍備控制項目的新決定之後，總統又未置可否。離開時，弗蘭克抱怨說：“天哪！總統不表態，我們的使命可不是領導這個國家的！”
卡盧奇注意到，我們兩個人從原班子中承接了5位秘書。我的主要秘書是一位能幹而又和藹的女士，名叫弗洛倫斯·甘特。她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20多年了。我問過弗洛倫斯，我們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秘書。她解釋說，因為以前工作人員常常要一天工作12至14個小時，週末還要加班。我把這種情況對卡盧奇講了。他說：“把其中的兩人調走。”我們用正常的時間工作，就能造成足夠的“損害”。正是那些不分晝夜的工作狂們把政府推到倒台的邊緣。我們是這樣工作的：每天晚上7點鐘離開辦公室，有時星期六來一下，但星期日是決不加班的。卡盧奇總是能在星期五下午7點鐘溜出去打網球，然後就不回來了。就是這樣，他做的決定也比先前那些夜貓子更明智、管的事情也比他們更多。我們回家的時間也比他們早。但是，像我們乾的這種工作畢竟不能按時上下班。我常把工作帶回家去做。而且沒過多久，就又像在溫伯格手下時那樣沒早沒晚的忙了。在法蘭克福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忠實可信的約翰·威克姆在華盛頓地區的麥克奈爾堡為我們安排了一所具有喬治王朝時代風格的邸宅。那是我們住過的最漂亮的陸軍房舍了。全家人第一次走近那棟房子的時候，安妮瑪麗學著《飄》裡郝思嘉的樣子，伸出雙臂說：“我發誓，我永遠不再受窮了！”麥克奈爾堡什麼都好，就是有些與外界隔絕。每當阿爾瑪需要點針頭線腦什麼的，她得開車到14街大橋的對面去。這個地方非常僻靜，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靜園”。最糟糕的是，這裡沒有車庫可供我裝修汽車。上次，當威克姆在喧鬧的邁爾堡為我們找到一所比較樸實的住宅時，我們也像這次一樣高興。這是我們不到一年內第三次搬家。
2月26日，托爾委員會發表了它的有關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報告。報告把里根總統說成一個糊塗而不瞭解情況的人，而且認為他的甩手管理方式是他不知道在他自己總統任內所發生的事情的原因。托爾的報告成了我們的“業務指南”。它建議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卡盧奇發佈了一道命令，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得捲入任何軍事活動。我們是為總統提供諮詢的；我們不管打仗的事，也不負責制定隱蔽活動戰略。那些事情自有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去做。
托爾報告發表後，迫使總統向美國人民解釋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壓力日益增大，但總統卻一直頂著，不肯這樣做。這時把老資格的撰稿人蘭登·帕溫請來了。根據卡盧奇的指示，我同帕溫一道起草一篇應當對伊朗—孔特拉事件做最後交待的講話。
托爾委員會嚴厲批評卡尊·溫伯格和喬治·舒爾茨，說他們在查明波因德克斯特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活動方面態度不積極。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我清楚地記得坐在溫伯格辦公室裡聽他斥責這些武器交易是愚蠢的。我曾幫助他在滿足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要求和指示方面竭力縮小國防部的作用。而且，我知道溫伯格和我們在國防部工作的其他人一樣，對這一事件最違法的方面——即把向伊朗出售武器得到的利潤轉給孔特拉——毫不知情。
溫伯格聽說我在為總統起草講話稿，就告訴我說，他希望我能把他起的作用澄清。鑑於他和舒爾茨當初是反對這項計劃的，我就設法爭取總統為這兩個不情願的參與者講幾句開脫的話。我們建議總統這樣說：“然而，僅僅為了公正起見，我必須說，（托爾）委員會報告中關於喬治·舒爾茨和卡斯珀·溫伯格的評論是不正確的。他們兩人都曾大力反對向伊朗出售武器，也多次向我提出這樣的勸告。委員會說這兩位部長沒有對總統給予支持也是錯誤的。儘管他們反對這項計劃，他們確實是支持我的。我現在發現，這兩位部長也被排斥在討論這個問題的那些會議之外，排斥他們的正是不讓我瞭解有關這一問題的重要情況的那些人，所用的辦法也是他們用來對付我的辦法。”在我參與起草的最後一次草稿中，這些為溫伯格和舒爾茨開脫的話都寫在裡面了。
3月4日，里根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了電視講話。這大概是他所發表的最不愉快的一次講話了。總統的講話是這樣開頭的：“幾個月前，我曾對美國人民說，我們沒有用武器去換人質。我的良心和我的意圖告訴我，這至今仍是真話。但是，事實和證據卻告訴我，這不是實情。正如托爾委員會的報告中所說，一開始是要在戰略上對伊朗作些鬆動，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出了偏差，變成了用武器交換人質。這是違揹我自己的信念、違背政府的政策，也違揹我們最初想要實施的戰略的。這種事的發生有其原因，但是沒有藉口。這是一個錯誤。”
然而，為溫伯格和舒爾茨開脫的那一段卻被刪掉了。它是被裡根的政治顧問們槍斃的。他們認為這段話會沖淡講話的主要思想——即總統願意承擔全部責任。我對這種做法感到很不高興。不過，10天后，總統在每週六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至少說了舒爾茨國務卿和溫伯格部長“曾竭力勸我不要實施這項建議”這樣的話。
羅納德·里根雖然承擔了責任，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他自認為是清白的。在他任期的餘下時間內，我們學會了迴避這個問題，就像躲避毒草一樣。如果有誰無意中碰到了這個導火索，里根會滔滔不絕地一個人講上20分鐘，講為什麼這個交易本不是要用武器交換人質，講我們怎麼知道伊朗沒有溫和派？
國家安全委員會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有3個。第一個是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創造的東西方關係的新勢頭。其次是在伊朗—孔特拉事件披露後變得更加混亂的中美洲的混亂局面。最後是中東問題。在中東，伊朗和伊拉克仍然處於交戰狀態；美國人質仍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一些隱蔽地點，儘管已經把武器交給了伊朗。
為了履行我們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我們不得不在使普通百姓眼花繚亂的龐大官僚機構的名冊上再增加一個單位。鑑於國家安全委員會是負責把各部門的立場彙總起來交給總統考慮的，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協調機構，於是便成立了政策研究小組。我們這個小組吸收的是一批比內閣部長低一級的出色高級官員。具體成員如下：來自國防部的是裡奇·阿米蒂奇，有他在，就好像有我的親兄弟或保鏢在我身邊。來自國務院的是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邁克·阿馬科斯特。阿馬科斯特是一位職業外交官，也當過白宮研究員，我們已相識多年。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先是約翰·莫勒林中將，後來換成曾接替我擔任卡盧奇軍事助理的喬恩·豪海軍中將。豪還當過國務院軍政事務局局長和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國家安全顧問。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是該局第三號人物迪克·克爾。布什副總統的安全顧問唐·格雷格也參加了。視所研究的問題的需要，有時還請一些其他的人參加，但以上人員是這個機構的核心成員。我們大家彼此都很熟悉，也都深知在華盛頓“環內”工作的各種奧妙。
我來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僅僅10天之後，1月12日那天，波斯灣局勢就成了政策研究小組的主要議題。政府各部門都接到通知，從今以後，美國同伊朗之間只存在一條聯繫渠道，那就是國務院。軍火掮客及揹著糕餅和聖經（奧利·諾思一次秘訪德黑蘭時就這樣幹過）的詹姆斯·邦德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今後一律不得代表美國講話。我們還明確宣佈，在武器禁運仍然有效期間，美國連一個彈弓也不能向伊朗提供。而且，鑑於波斯灣石油的自由運輸對於我們有如經過動脈輸送的血液一樣重要，對於伊拉克和伊朗對科威特油輪造成的威脅必須予以對付。我們已告知科威特政府，如果它要求為其油輪懸掛美國國旗，從而把這些船隻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美國願意作出響應。以前不曾有、而我們竭力要確立的是一項人人都理解並同意的政策。由於總統採取消極的態度，以前有少數人做了一些繞過他的權限的、別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由於溫伯格和舒爾茨總是有摩擦，我們常常是吵架多於合作。卡盧奇和我希望能有一些由內閣幫助制定、得到總統認可並且得到國會理解的明確的立場。
例如，幾個月之後，當美國軍艦“斯塔克”號在波斯灣偶然被伊拉克的一枚“飛魚”式導彈擊中的時候，由於我們有了一項既定政策，我們就不必向國會解釋為什麼那艘軍艦會呆在那裡了。那次襲擊是個不幸事件，有37名美國水兵喪生。但是，這個不幸事件是發生在實現一個前後一致的總目標——使石油運輸通道保持暢通——的過程中。當一艘懸掛美國國旗的科威特油輪在波斯灣撞到一枚水雷的時候，我們也把由此引起的危機對付過去了，因為這一事件也是在同樣政策背景下——保證石油運輸不中斷——發生的。以前就沒有這種前後一致性，因此才有了伊朗—孔特拉這場災難。政策研究小組成了我們在政府內部形成一種得到廣泛理解和同情的對外政策的手段。
下一個大問題是對仍然在同尼加拉瓜的馬克思主義桑地諾政府鬥爭的孔特拉怎麼辦。奧利·諾思為孔特拉安排的那種避開國會的一項禁令的後門援助是造成伊朗—孔特拉事件最糟糕之處的根源。但是這個事實並不能抹煞孔特拉事業的正義性。然而，在應當如何同孔特拉打交道的問題上，政府內部、乃至在支持他們的人中間，形成了鮮明的兩派。國務卿喬治·舒爾茨認為孔特拉對於繼續向桑地諾分子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走到談判桌旁是有用的。我們希望能在談判桌上說服他們在國內實行民主，停止輸出共產主義。卡普·溫伯格則以一種羅曼蒂克的心態看待孔特拉，把他們看成像在阿富汗同蘇聯人作戰的聖戰者一樣的組織。在他看來，這些尼加拉瓜人是自由戰士，他們為解除馬納瓜的桎梏而做的認真努力值得我們給予全力支持。
我喜歡從基層瞭解事情的真相。在這個問題上，我最好的消息來源就是一個叫艾倫·菲爾斯的人。他是中央情報局中美洲特工組組長，負責向孔特拉供應武器彈藥、交通工具、食品藥物等等。在政策研究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我問菲爾斯：“孔特拉最終能把多少軍隊投入戰場？”他說，充其量也許能有1．5萬人。“這樣一支部隊有希望從山裡出來，打敗桑地諾軍隊嗎？”菲爾斯說，根本沒有可能。“尼加拉瓜人民有沒有可能站起來支持孔特拉？”菲爾斯回答，可能性不大。對我來說，問題就解決了。孔特拉是一張用來施加壓力、促成以談判解決問題的牌，但他們本身並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僱了一個名叫何塞·索爾薩諾的堅決反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來做我們的拉丁美洲事務顧問。何塞管我叫“我的將軍”，這使我想起，拉美人200多年來都是這樣同將軍打招呼的。
為了使我能更好地瞭解孔特拉，何塞安排我在邁阿密會見他們的一些得到中央情報局支持的領導人。我見到的人可謂良莠不齊。孔特拉的軍事司令恩裡克·貝穆德斯上校作為一個時刻準備為自己的事業而獻身的真正的自由戰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人，只不過是在桑地諾分子接管權力的時候，不收容的腐敗的索摩查政權的遺老遺少而已。有人形容他們是“穿‘古奇’名牌的司令官”。但是在東西方兩極分化的那個年代，我們是什麼人都不嫌棄的。
我同何塞·索爾薩諾以及白宮的兩位法律助手——戴夫·阿丁頓和艾倫·科拉諾維茨一道，成了政府中竭力爭取國會給予足夠的支持、使孔特拉能維持下去的主要吹鼓手。每隔幾個月，國會就有一個資助孔特拉的提案要討論。在非武器援助方面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贏得支持。在殺傷性武器援助方面，我們也可以指望像眾議員鮑勃·米切爾、米基·愛德華茲和參議員戴維·博倫、沃倫·拉德曼及特德·史蒂文斯這樣一些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的堅定支持。但是，要使大多數民主黨人批准提供武器彈藥，那真比登天還難。
一天晚上，正當一個議會委員會又在辯論一個法案的時候，我感到我無法說服民主黨人不要立即切斷對那些正在為民主而戰的人的援助。“我來給你們講一個故事，”我說，“我在叢林中呆過，我在孔特拉現在所呆的地方呆過，只不過那是1963年在越南的事。你無法想象我們當時是多麼急切地盼望海軍陸戰隊的直升機每隔兩週給我們送補給品來。我們依靠那些東西活命，而不是用它來享受。孔特拉現在就處於這種境地。”我指出，我們現在不是在一個有空調的高級房間內舉行一個對外政策研討會。“我們現在談的是讓那些對美國寄予信任的人活下去還是任其死去的問題。”這時，房間內變得鴉雀無聲。有些民主黨人點起頭來。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差不多就把問題解決了。我們休息了一會兒，讓雙方都有時間商量一下。
當我們回到會議室的時候，我發現特德·史蒂文斯和沃倫·拉德曼落在後面，彼此耳語著什麼。我們在會議室內坐好之後，我準備告訴民主黨眾議員戴夫·奧貝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這時，特德·史蒂文斯霍地站了起來，說除非民主黨人也同意確定一個國會討論追加對孔特拉援助問題的新的最後期限，否則他不贊成前面達成的協議。這個要求以前也提出過，被民主黨拒絕了。拉德曼也高聲說，他同意史蒂文斯的意見，說完，兩個人就開始退場。到了這個時候，人人都想回家了，所以已經感到厭倦的民主黨人就做了讓步。會後，我同史蒂文斯和拉德曼兩人一道從國會山抄近路回家的時候，他們兩個大笑起來。原來，他們的退場只是一種表演，而它奏了效。他們說，我這個人“太不懂政治”，不能玩這種遊戲。在五角大樓和白宮，我也許已經畢業了。但是在國會這所大學裡，我還只是個新生。
凌駕於我們所關注的所有其他問題之上的是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的防務戰略和預算幾乎完全是我們認為蘇聯所具有的能力和意圖的反映。蘇軍的規模和狀況是我們擴充自己兵力的依據。在全世界各地的衝突中，我們幾乎總是從東西方競爭的角度來決定站在哪一方。蘇聯新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卻把這種老的冷戰公式完全顛倒過來了。看來，戈爾巴喬夫更重視解決蘇聯國內問題，而不願再在安哥拉和阿富汗等地進行毫無結果的冒險。他也不想再為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鉅額赤字付款了。只有緩和東西方緊張關係，他才能減少蘇聯龐大的軍費開支，把這個國家的財力用在迫切的民生需求上。因此，到1987年夏末，戈爾巴喬夫表示願意通過談判來銷燬中程核導彈。這意味著要銷燬蘇聯的SS—20導彈。對我們來說，則意味看銷燬陸軍的潘興—Ⅱ導彈和空軍的地面發射的巡航導彈。當時，羅納德·里根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處於強有力的地位。從這樣的地位出發，他具有的遠見和靈活性是那些只會做出機械反應的冷戰鬥士們所不具備的。他承認戈爾巴喬夫是新時代的新人，為和平帶來了新的機會。雙方可能達成一項關於中程核力量的協議，這個光明前景意味著整個一個級別的核武器將被全部銷燬，這還是自原子時代開始以來的第一次。
正當我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致力於解決一些全球性問題的時候，美國人的注意力卻集中在國會兩院關於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聯合聽證會上。5月5日開始的這種聽證會吸引的聽眾像肥皂劇一樣多。聽證會期間，美國人看到了奧利·諾思的不尋常的表演。委員會為諾思派定的角色是無賴，但他卻用高超的演技使自己至少在一半觀眾眼中變成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愛國者。我不屬於這些觀眾之列。不管諾思的動機多麼好，他總歸是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一起利用武器銷售籌款來做了被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他採用一種對總統和國會不負責任的做法幹這種事。這是錯誤的。
國會的調查委員會沒有傳我去做證，但是我於6月19日那天主動地就我在幫助安排向中央情報局調撥“陶”式導彈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向委員會的律師們提供了證詞。我是在白宮的情況室內同參議院的首席律師阿瑟·利曼和眾議院律師約瑟夫·薩巴會面的。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國防部為什麼不直接把那些“陶”式導彈運給伊朗，而是先把它們調撥給中央情報局。我重申了溫伯格部長的考慮。“他認為把武器運給一個像伊朗這樣的國家，不是國防部該做的事情，此事既然一定要辦，那就應當讓政府中那些能夠做也同意做這種事的人去做好了。”
利曼隨口說了一句：“也許我應當知道這一點，部長有沒有日記？”
“據我所知，部長是不記日記的，”我回答說，“他倒是有一些筆記，但我不知道他用這些筆記做什麼，也不知道他把這些筆記怎麼處理了。”我從未見他記過夠得上通常意義上的日記的東西。但我提到“筆記”，因為我記得那些保存在他辦公桌抽屜裡的小白紙簿。我從未讀過這些筆記，所以我不認為我應當把這些東西說成日記。我以為這些律師一定會接著再提問題來對我施壓，但他們卻轉而談起別的問題了。這些筆記不是什麼秘密。《時代》週刊後來刊登了一張照片，拍的是溫伯格在去職的前一週捆包這些筆記的情景。這些筆記後來被放到了國會圖書館，沒有銷燬，也沒有轉移。
我本希望這次談話後，我同這件事再無干繫了。然而，當獨立律師勞倫斯·沃爾什把他對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調查無限期延長的時候，這些筆記本的事再度被提出來了。1991年，即在第一次約我談話的4年之後，這位獨立律師的助手們在國會圖書館查閱了這些筆記。他們得出結論（在我看來這種結論是錯誤的）認為卡普說他對於1985年秋，即在總統於1986年1月正式授權之前，向伊朗運送“霍克”導彈零部件的事毫不知情，這不是真話。沃爾什的這些助手就筆記上的條目仔細地盤問我，而我這是第一次獲准閱讀這些筆記的內容。後來，溫伯格的律師鮑勃·巴尼特要我就這個問題做證。那次做證時，我在提到這些筆記本時有一次無意之中把它們說成了“日記”。
得！這下子可惹了麻煩。那位獨立律師覺得抓住了我的自相矛盾之處。4年前，我說過據我所知溫伯格沒有日記，只提到有一些筆記。現在，在看了筆記並就這些筆記接受了檢察官的工作人員詢問之後，又把這些筆記稱為“日記”了。對於沃爾什來說，抓住了我這個過失，就足以在他的最後報告中給我寫上一條罪狀。
在這份報告於1993年12月3日公佈時，它是這樣寫的：鮑威爾在1985年也是“瞭解向伊朗運送武器的詳細情況的”。這真是大錯特錯了。當時我知道有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建議，但是在1986年裡根簽署《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授權同伊朗作交易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已經實際運送了武器。“鮑威爾最初提出的有關這一計劃的說法是坦率而前後一致的。”報告得出結論說。它接下去又說：“……但是，他的有些說法則值得懷疑，看來基本上是為了保護溫伯格才這樣講的。然而，由於獨立律師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鮑威爾故意發表虛假聲明，這些問題無法追究下去。”我對這些話的言外之意感到非常憤怒。他們根本沒有理由來評斷我是否真的發表了虛假聲明。而沃爾什這份報告卻在暗示我說了假話之後把這個問題撇開不談了，只留下一個不公正的、沒有根據的結論。被冤屈的不僅是我一個人，阿米蒂奇和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了類似的不公平待遇。
不過，這份報告至少對我而言是給伊朗—孔特拉事件劃上了一個句號。但是，獨立律師對溫伯格卻很不留情。他遭到起訴，儘管布什總統在去職之前赦免了他。在此之前，我和許多人都去找過總統，建議赦免他。溫伯格是個自尊而正直的人。遭到起訴對他而言就是奇恥大辱。正是這個人，從這個用武器換人質的計劃出籠的第一天起，就把它斥為“荒唐的”想法。這個計劃實施的每一步都受到他的反對，直至里根總統決定照辦時他才停止鬥爭。如今，他不僅沒有受到讚揚，反而受到一個不受任何約束、有的是時間和經費的獨立律師的百般折磨。對卡普·溫伯格的指控是對公理的嘲弄。
弗蘭克·卡盧奇把政策研究小組會議幾乎完全交給我來管。多年來，我吃夠了那些沒完沒了、毫無意義、白費時間的事情的苦頭，因而自己為舉行會議立下了幾條規矩。第一，事先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就議程問題提出建議，但是最後的議程由我來定，然後在會前散發給與會者。第二，一旦會議開始，任何人不得更改議程。第三，每個人都知道會議將進行正好一個小時，前5分鐘和最後10分鐘都是留給我的。我在前5分鐘內說明為什麼要開這次會，到會議結束之前應當就什麼問題做出決定。此後的20分鐘讓與會者陳述他們的意見，其間不得打斷他們的發言。接下去是自由發言，透過那些做姿態的部分來研究各種意見的實質，批駁那些站不住腳的理由，共同向那些極端可憎的觀點開戰，一般來說大家還是比較開心的。50分鐘過後，我再度掌握控制權。我用5分鐘根據我的理解對大家的觀點加以歸納，與會者如有不同意見可以用1分鐘的時間提出來。在最後的四五分鐘內，我把作為會議一致意見提出的結論和決定拿出來，然後就散會。誰有意見回去向他們的頭頭抱怨去，他們的頭頭可以向卡盧奇申訴。這種辦法看起來是行之有效的。
5月下旬，我們全家到威廉—瑪麗學院參加琳達的畢業典禮。回家的路上，琳達對我們說她真的很想當演員。我們的幾個孩子都是學校劇團的積極分子，但是，以此為職業？成功的機會比買彩票中獎的機會還少。琳達還鼓起勇氣問我能不能供她到表演學校去上學。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我同意了。做父親的不就天生是一個往外拿錢的人嗎？琳達報名上了紐約曼哈頓廣場戲劇學校開辦的一個為期兩年的表演班。有趣的是，將近30年前我欣然離開老家紐約，如今我的一個孩子卻要回老家去了。
6月27日下午我回到辦公室時，仍在德國任第七軍軍長的安迪·錢伯斯中將剛好打電話來。接到安迪的電話我當然高興，但我心裡在望，他找我有什麼事呢，是不是要談我兒子邁克的事？我猜對了，但卻是壞消息。“邁克受了重傷，”安迪說，但他又趕緊補充了一句：“不過他沒有生命危險。”他把大致情況向我做了介紹。當時邁克和另一位中尉烏爾裡克·佈雷希布爾乘坐著技術兵伯澤駕駛的一輛吉普車。這輛吉普車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控制，翻了車。邁克被拋出車外，可是翻滾的吉普卻壓在了他身上。另兩個人只受了輕傷。紐倫堡的陸軍醫院很快會打電話來詳細告知邁克的傷情。一個人聽到這樣的消息，他的心情是很難描述的。當時，我的腦子有一半是在不停地旋轉，另一半則在竭力理出頭緒，看看應當怎麼辦。我對弗洛倫斯·甘特說，我要回家去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阿爾瑪。弗洛倫斯馬上開始安排我們去西德事宜。
我到家時，阿爾瑪正在廚房從洗碗機內往外拿洗好的碗。她問我這麼早回來有什麼事。我對她講了。起初她很平靜，接著臉上就浮現出一種十分堅毅的神情。她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邁克。在這個考驗的時刻，我有一個堅強的夥伴——大概比她的夥伴要更堅強——可以依靠。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行政秘書格蘭特·格林已經把邁克發生車禍的事告訴了他的妻子金傑爾。格林夫婦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金傑爾聽說後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趕到我們家，陪伴我們熬過接下來那令人心焦的幾個小時。醫院終於打電話來了。邁克的骨盆摔斷了，內臟也受了重傷。他的傷勢非常嚴重。那天晚上，幸虧有弗洛倫斯和空軍幫忙，我們從一架C—5運輸機中裝的貨物上爬過去，進入駕駛艙後面的一個小艙內，然後便向西德飛去。
我們見到邁克時，他躺在特護病房內。他的樣子很可怕，但是由於注射了止痛的嗎啡，他臉上還掛著微笑。骨盆上有血管，而邁克骨盆的血管破裂了。為邁克輸了18個單位的血漿，相當於人體內正常血量的兩倍。由於輸血，他的身體內聚集了30磅液體，因而引起浮腫。陸軍駐歐部隊軍醫局局長弗蘭克·萊德福已經從海德堡趕來。我們同邁克在一起呆了一會兒之後，他帶我們到一個小房間去介紹了我們兒子的傷情。邁克需要做骨盆手術，這種手術目前還在試驗階段。他還受了其他一些重傷，其中包括尿道破裂。萊德福醫生說，邁克的康復需要4至6個月的時間，而且現在還很難說能恢復到什麼程度。
直到好幾個月以後，我們才從邁克的一位朋友那裡聽到翻車之後發生的事情。那輛吉普車上的3名美軍先是被送到一家德國醫院。在那裡，懂德語的佈雷希布爾中尉聽見一位醫生說“我們對這一個已經無能為力了”，他指的是邁克。聽到這話，這位中尉立即從檢查台上跳下來說：“不行，你們不能丟下他不管。請馬上給美軍醫院打電話！”就這樣，邁克來到了紐倫堡。傷情雖然嚴重，但卻依然活著。
第二天我必須趕回華盛頓，阿爾瑪留下來照顧邁克。幾天後，那所醫院又亂作一團。在一次野外實彈演習中，一發炮彈爆炸了，當場炸死兩名士兵。裝滿傷員的救護車開到醫院。阿爾瑪看到一名戰士被送進邁克的病房，那戰士的雙腿和大多數手指都被炸掉了。她看到醫務人員實在忙不過來，便志願上去幫忙。醫院裡的人讓她坐在桌前接電話和為探視的人指路。奧蒂斯將軍後來對她給予傳令嘉獎，表彰她在緊急時刻所做的貢獻。
車禍發生不到4天，邁克已經住進華盛頓的沃爾特·裡德陸軍醫療中心了。布魯斯·範達姆醫生為他做了檢查。範達姆醫生大概是軍隊中最好的整形外科醫生，肯定也是全國最好的整形外科醫生之一。他考慮問題很周到，專業水平也很高。他對邁克解釋說，他和泌尿科主治醫生將為他做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嘗試的處理。他離開時又補充了一句：“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軍人生涯已經完結了？”邁克不知道，或者一直不願去想。
當時阿爾瑪在場，邁克一個勁兒地說：“我想同爸爸談一談。讓我爸爸來一下。”我火速趕到醫院。自從這次不幸發生以來，我第一次看到兒子已經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還能幹什麼，”邁克不停地這樣說，“我一直期望把陸軍變成我的生命。我現在能幹什麼呢？”
我出去後與範達姆醫生談起邁克的軍人生涯被迫中斷的事時說：“你若是先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就好了。”
他表示理解，但是態度卻很堅決。“我很抱歉，但這是現實，”這位醫生說，“這個現實是遲早要面對的。”
第一次手術後的那個夜晚真是太難熬了。最難熬的是邁克，但是對於我們其他人也同樣難熬。醫生告訴過我們，骨盆可以自動癒合，但是除非手術成功，否則將來會變畸形，成為跛子。必須將一塊金屬薄板固定在骨盆的背面，再用一個棍子似的東西釘住前面，可以說是把邁克這個人固定起來，不致散架。我們被告知說，患者將會疼得無法忍受。為止住這樣劇烈的疼痛所需要的嗎啡也會把患者置於死地。
手術後，我們獲准去探視身上插滿管子的邁克。他被允許使用的嗎啡量剛夠減輕他的痛苦。阿爾瑪在屋子裡忙來忙去。可我這個三星將軍、這個肩負重任的協調者、這個為別人提供便利的人、這個行政長官，卻覺得這一輩子從未像現在這樣沒用。就在我感到自己無法再忍受親眼看到愛子受罪的痛苦時，一個冒失護士突然闖了進來。“嘿！”她說，“怎麼樣？讓我們來把嗎啡量減少一些吧。不能再用那麼多了。你會好的。”她走近從邁克體內突出來的支架干與螺栓，“讓我們看看這套支架合不合適。”她邊說邊用一個“西爾斯工匠”牌扳手把那些螺絲帽一一擰緊。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西蘭多。她做事麻利、充滿朝氣，這使我們大家都覺得一切都不會有問題。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用來開導別人的一句話：“永遠樂觀會使力量倍增。”在陸軍中，我們永遠都在想辦法增強自己的力量，而積極的態度就是增強力量的一個辦法。這一次我是受到別人的樂觀精神的感染，而且它的確起了作用。
邁克還要接受好幾次手術。不過，我們非常感激像範達姆、斯蒂芬·西赫爾尼克和戴維·麥克勞德等高明的醫生，是他們把我們這個已被宣判“死刑”的兒子送上了康復之路。我們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蘭多護士，她成了邁克的仁慈天使。
有段時間我們覺得他們之間說不定還會萌發愛情。
此後的6個月，阿爾瑪和我的生活都在圍著醫院轉。我在處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各種緊急事務之餘，只要有時間就往醫院跑。我們的兒子在康復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於極佳的醫療條件，但也同樣是由於他自身具有某種堅不可摧的品格。對此，我們感到無比自豪。
指導里根的對外政策，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幫助總統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憑理智來處理問題。到1987年秋，中東恐怖分子已經扣押了9名美國人。里根不顧對他的總統職位可能帶來的風險，還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質的行動，這次是用發射一枚“霍克”導彈的辦法來達到目的。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考慮，既是出於對人質的同情，也是因為他知道一場人質危機對卡特的總統職位造成了何等損害。卡盧奇和我對總統做了很多工作，勸他不要在公開場合多談這些綁架事件。這倒不是因為綁架不是殘忍行為——這的確是殘忍行為——而是因為對這種事情過於注意和過分宣傳恰恰會使扣押人質的做法產生效果，促使我們的敵人去抓更多的人。為使這個問題得到正確的對待，我們指出，在華盛頓街頭，每週都有這麼多人落入城市恐怖分子之手。我們不能聽任我們的對外政策被一小撮狂熱分子的政治空手道牽著鼻子走。
同樣，戰俘和戰鬥失蹤人員也是一個不時出現的問題。在這方面，總統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影響，其中包括像安妮·米爾斯·格里菲思這樣一些能幹的領導人。安妮·格里菲思有一位弟弟在戰鬥中失蹤，她是受尊敬的全國家庭聯盟的負責人。但是，戰鬥失蹤人員的家人也常受到一些欺騙老手的操縱。他們偽造證據，用虛假的口實籌款，中飽私囊。若能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鬥失蹤人員約有78，750人、朝鮮戰爭中有8，100人、越南戰爭中有2，230人，也許會有助於人們正確對待這個問題。我知道，一個用炸彈做成的餌雷爆炸或一架戰鬥機爆炸所造成的戰鬥失蹤人員我們也許永遠找不到。儘管如此，我認為在得到有關所有戰鬥失蹤人員下落的儘可能充分的說明以前，我們必須繼續對越南人、老撾人和柬埔寨人施加壓力。
11月初，卡普·溫伯格告知總統，他打算辭去國防部長職務。珍妮·溫伯格的骨質疏鬆症和其他疾病加劇了。部長幹這項令人勞累不堪的工作已經長達7年。今年，在國會抵制溫伯格關於增加預算的要求時，白宮卻沒有支持他，這已經是第二次了。總統本人對他依然沒有二心，但是他同南希·里根的關係一直不大好，現在更加惡化了。這對本屆政府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挫折。講究實際的第一夫人認為溫伯格對蘇聯那種始終不變的敵對態度是違反歷史潮流的。在溫伯格和舒爾茨之間長期存在的不和中，她越來越站在舒爾茨一邊，這使溫伯格很痛心。他是一個夠格的演員，知道自己該在何時退場，於是他要求總統解除他的國防部長職務。
物色新部長沒用多少時間。溫伯格的能幹的副手和親密的知己威爾·塔夫脫是一個候選人。但是這項使命又一次落到弗蘭克·卡盧奇的肩上。他在每一個國家安全部門中的表現都很出色，這使他成了最恰當的人選。塔夫脫則留任原職，當卡盧奇的副部長。
由於卡盧奇要去國防部，我覺得這是我爭取重返陸軍的一個機會。但是一天早上白宮辦公廳主任霍華德·貝克在路上堵住我把我領到他的辦公室後，這個機會就不復存在了。
“如果我們向總統提議讓你來當國家安全顧問，”他說，“你願意幹嗎？”
“霍華德，”我回答說，“在波因德克斯特下台之後，你不能再安排一位現役軍官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頭頭了。你會因此受到攻擊的。”
“總統想任命誰就任命誰，”貝克說，“我現在問的是你願不願意幹？”
拒絕總統的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到如今，我再回陸軍的希望反正也已經完全破滅了。我就說：“要是讓我幹，我會接受的。”
10月1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國家安全計劃小組在白宮情況室開會。弗蘭克和總統走進來，坐到我們中間。弗蘭克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成了，他對你很滿意。”總統本人從未對我談起這項工作，從未提過任何希望，從未做過任何指示，事實上，他並沒有親自把這項職務交給我，也不曾就我擔任這項工作對我表示祝賀。在白宮幹了10個月之後，對此我也不覺得驚訝了。里根就是這麼個人，他能信任我，我已經感到榮幸了。
1987年11月5日，那是一個陽光充足、略帶一絲秋天涼意的日子。我們排成一列走進玫瑰園。總統代表國民感謝卡普·溫伯格使國家重新變得強大。他指出卡盧奇有足夠的資格接替溫伯格的職務。接著，他又宣佈，科林·L·鮑威爾中將接替卡盧奇擔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阿爾瑪和兩個女兒都在場，但是令我熱淚盈眶的是我兒子的出席。他從病床上爬起來，穿上套裝，架著柺杖站在那裡。這是他出事以來的第一次。
過去10個月來，我在擔任副手期間，已經擔負了大量的責任，所以我完全有信心做好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把手的工作。我是里根任命的第六位國家安全顧問，這個職位被某些人稱為政府中的“百慕大三角”。我決心做里根的最後一任國家安全顧問。我承認在感到驕傲的同時，還感受到一種壓力，因為我是第一位擔任此職的非洲裔美國人，必須努力工作證明自己是稱職的。正如專欄作家卡爾·羅恩所說：“要想理解提升鮑威爾擔任這項極其艱鉅、要求極高的工作這件事的意義，人們必須記住，僅僅一代人的時間以前，還有這樣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在外交領域，黑人只能擔任駐利比里亞大使和駐加那利群島公使。”
在我被正式任命之前，還出了點麻煩。的確有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反對讓一名現役軍官來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批評的人中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克勞海軍上將，里根的首任國務卿、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二把手的亞歷山大·黑格以及以前在福特總統當政時期也當過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我本人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的一次採訪時也說過，國家安全顧問一職應當由一位文職政界人士來擔任。艾奧瓦州民主黨參議員湯姆·哈金還提出了一項法案，禁止現役軍人擔任國家安全顧問。這個法案若被通過，那對我可真是件頭痛的事。
國家安全顧問一職本來無需參議院確認。但是，作為一名三星將軍，不管出任任何職務都必須經過參議院確認，才能保住我的軍銜。假如我降為二星將軍，那對我的任命就不必由參議院確認了。但是，我並不想為了在文職崗位上得到提升而甘願降低軍銜。這樣一來，我的前途問題暫時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