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1987年12月18日，參議員薩姆·納恩的秘書打電話來，要我明日下午一定要收看有線電視網C頻道關於國會及其他事務的報導。當他所說的時間到來時，我的心情是又好奇又不安。自從發生伊朗—孔特拉醜聞之後，納恩這位權力很大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極力反對讓軍官擔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到這時，我已經從那個副手的小隔間搬進了弗蘭克·卡盧奇新近騰出來的那間地處白宮西翼一角的非常氣派的辦公室。希望在C頻道上看到的事，並不是要我搬出這間辦公室的消息。
第二天下午，我打開辦公室的電視機，電視正在播納恩的講話。他一本正經地拖著長腔，慷慨陳詞：“每一名軍官都知道他的下一次晉升仰賴國防部長和五角大樓的那些高級將軍，”納恩說，“……擔任這個職務的任何軍官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對總統負責與自己的軍人前途之間所固有的矛盾。任命一個軍官擔任這個高級的、敏感的職務還會引起文官對軍隊的控制權的嚴重疑慮。”說到這裡，納恩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那麼，現在為什麼要來一次例外呢？”提出這個問題後，他接著自己做了回答：“……我認為，這是一種相當特殊的情況。”他指出，里根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左右了，而且“我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出現了相當混亂的局面”。我們需要連續性。因此，他願意支持對這個特定的被提名人的確認。
“這位先生會不會讓步呢？”電視鏡頭轉向共和黨議員、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中的少數派高級成員約翰·沃納。沃納也說，讓一名軍人出任這個高級政治職務是一個壞主意，但是他以讚揚的口吻說：“這位優秀軍官已經為國家和他本人爭得了殊榮。”
納恩提議批准對我的任命，接著參議院確認了對我的任命。沒過幾分鐘，納恩和沃納就像惡作劇的小學生一樣在電話中笑著問我是否喜歡剛才的表演。我當然喜歡。不僅把我作為一個例外是對我的褒獎，而且參議院還允許我在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務的同時保留我的三星軍銜。
雖然我覺得自己能夠擔當這一重任，但是我這個軍人的生活中發生過的事情卻依然令我感慨萬端。10年前，我穿著跳傘靴，咚咚地走在老行政辦公樓的走廊裡，去對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Z·布熱津斯基說，我覺得我不夠資格、也不願意與他的工作沾邊。而現在，我卻擔任了他和他之前的亨利·基辛格擔任過的職務。我不再是什麼人的助手或第二號人物了。我將直接同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這些組成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物一道工作。我將扮演法官、交通警察、訓導員、仲裁人、消防員、牧師、心理醫生，有時還有打手的角色。我不僅將對別人的觀點加以組織然後報告給總統，人們現在還希望我拿出自己對國家安全問題的判斷來。我已經成了沒有內閣官員頭銜卻有內閣官員地位的“要人”。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有關紐約市新任文物建築保護局局長吉恩·諾曼的報道。他就是在凱利大街上與我一道玩棍球的那個吉恩。自從30多年以前他參加海軍陸戰隊以來，我只見過他一面。我邀請吉恩和他夫人朱厄妮塔——也是我們在凱利大街時的同學——到白宮食堂來與阿爾瑪和我共進午餐。我們談起了最近重新露面的另一個老夥伴託尼·格蘭特。他現在是一位律師兼紐約懷特普蘭斯公司的顧問。就在我們不停地笑啊、鬧啊的時候，心中悄悄地湧起了一個想法：這一切當真發生在香蕉凱利那個小地方的一幫孩子身上了嗎？
在餐廳裡，吉恩注意到一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的事。白宮餐廳的服務員幾乎全部是菲律賓人。這個餐廳是由海軍包辦的。我在五角大樓的服務員中實行了種族融合，但是以我的新職務，我對打破這裡的壟斷是無能為力的。白宮的引導員中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們全都是黑人，就連在正式宴會上做引導員的也都是黑人。這給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到了南北戰爭前的南方種植園，而不是在20世紀的白宮。這類工作實際上是父子相傳的。它們受到珍視。引導員們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滿意自己的處境。不，多謝了，他們不需要某位自命不凡的黑人將軍為了實現種族融合而破壞他們的好事。
雖然對我的任命還沒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是從11月18日弗蘭克·卡盧奇到國防部上任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經代理顧問的職責了。我上台剛兩天，就在羅斯福大廳向一批奈特—裡德報系的報紙主編介紹了尼加拉瓜局勢。聽眾中有一位名叫雷金納德·斯圖爾特的黑人主編，他一直沒有發問。到最後，他舉起手問道：“作為擔任這個職務的第一位黑人，你認為是否可能有人對你的工作進行暗中破壞或者繞過你的領導？”我好不容易掩飾住了我的驚詫，這位黑人兄弟是在問我是不是一個擺設！我一口氣列舉了下述一些事實：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工作了10個月，我處理過從軍備控制到百慕大稅收條約等所有問題，我直接同總統及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打交道。我既不能被破壞也不能被繞過。恐怕我的惱怒已經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了。
兩週後，我參加華盛頓的黑人智囊團體——政治研究聯合中心舉辦的一個招待會時看見了斯圖爾特。我走過去對他說：“喂！那天你為什麼對我來了那麼一下子？”
他頑皮地朝我笑了笑說：“這是那天在場的每個白人都在想但卻不敢提出來的問題，所以我就替他們問了。”
12月份，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第一次到華盛頓來，同里根總統舉行第三次首腦會晤並簽署銷燬中程核力量的條約。中程核導彈的射程約為3000英里，介乎戰術核武器與瞄準華盛頓、莫斯科、紐約和列寧格勒等目標的洲際彈道導彈之間。中程核導彈是在歐洲發生戰爭時西方盟國和蘇聯人會互相發射的那種導彈。11月間，我和舒爾茨國務卿一起到日內瓦去商談條約事宜，併為12月的首腦會晤作準備。舒爾茨是團長，在美國駐日內瓦使館同蘇聯人舉行會談時也主要由他談。我邊聽邊觀察圍坐在談判桌旁的人，從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看起。此人相貌英俊，一頭白髮，他的表情和柔聲細氣的講話很像一位聖公會牧師。
我的眼睛不停地回到一個年紀稍長、又瘦又小、神情剛毅的軍人身上。他就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他還是蘇軍總參謀長，因而是蘇聯全體武裝部隊的統帥。在我打量這位蘇聯英雄的時候，我不停地倒撥腦子中的齒輪，僅僅一年之前，我還在指揮著第五軍，而這個軍的惟一使命就是打退阿赫羅梅耶夫的軍隊，特別是第八近衛集團軍。而現在我是國家安全顧問，正忙著談判一些應當使美國第五軍和蘇聯第八近衛集團軍變得無用的協議。
那天晚上，美國方面在美國大使官邸舉行燭光晚餐，招待蘇聯代表團。趁談話一度中斷時，我俯過身去對阿赫羅梅耶夫說：“元帥，您想必是仍在服役的最後幾位二次大戰時的軍人之一了。”此時距二次大戰勝利日已經42年了。元帥點點頭。“我是最後的馬希坎人。”他說。我笑了，對他如此熟悉詹姆斯·庫珀①感到驚訝。“是的，我這一代蘇聯人都讀過庫珀、傑克·倫敦、馬克·吐溫的作品，你們的所有優秀作家的作品都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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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詹姆斯·庫珀，18—19世紀美國著名作家，著有《最後的馬希坎人》等小說。——譯者注。
我問阿赫羅梅耶夫在戰爭年代都做過些什麼工作。他說他17歲離開農莊參加紅軍。在德軍包圍列寧格勒期間，他的部隊駐紮在離列寧格勒大約35英里的地方。那次包圍持續了890天，單是被炸死和餓死的平民就有83萬之多。
“整整18個月，”阿赫羅梅耶夫說，“我沒進過屋子，即使在氣溫低至零下50℃的時候也是如此。我兩個冬天都露宿在外，從沒過過一天暖和日子。老是打仗，老是捱餓。”他說話時，屋子裡沒有半點聲響。“而且，死人那麼多。像我這種年紀的男孩10個裡有8個都死了。我的32名中學同班同學中，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活了下來。”
對於這位老元帥講的故事，我有兩個反應，一是對一位軍人的勇敢精神的欽佩，二是意識到，不僅是為了拯救俄國，而且也是為了維護那個馬克思主義的虛假的神，付出這樣大的犧牲，這一事實對於阿赫羅梅耶夫來說該是多麼難以接受。他理解實行改革的必要性，也支持改革。但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是隻要改革、而不想放棄老的信仰。
去日內瓦之前，我必須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誰接替我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二把手，在我外出期間替我料理委員會內的事務。我同前國防部長卡普·溫伯格過從甚密。我同現任國防部長弗蘭克·卡盧奇的關係也同樣密切。而且，我本人是個軍人。我需要打消任何這樣的看法：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防務部門獨家把持的一個分支機構。我找到了一個非常合適的人，他就是現在擔任負責海洋、環境和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這樣一個沒有什麼作為職務的約翰·D·內格羅篷特。內格羅蓬特是國務院外事部門的職業外交官。我喜歡他的管理風格，外柔而內剛，實在是少有的結合。而且，作為國務院的職業外交官，約翰來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會有助於消除認為我是國防部的人這樣的看法。我還對卡盧奇和我共同組建的班子做了其他一些調整。保羅·史蒂文斯由法律顧問升任我的行政秘書；尼克·羅斯托接任他的法律顧問職務。羅曼·波帕迪烏克擔任我的新聞助理。
在軍隊中，我們對手下的人做評價，調動一些人的工作是常有的事。這時，我已經確定了一套“鮑氏用人規則”。我重視部下的智慧和判斷力，特別是預見能力和全面看問題能力。我還重視部屬的忠誠、正直、有幹勁、待人熱情、辦事沉著冷靜，並具有要把事情做好的願望。學者和專家有學問，固然是寶貴人才。但是，我最需要的是能幫助我使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列火車準點行駛的人。
從日內瓦回來之後，我飛往加州，到聖巴巴拉北面聖伊內斯山中的里根牧場去向總統彙報現已談妥的中程核力量條約，當時總統一家正在那裡過感恩節假期。那座牧場的房舍之簡樸令我驚訝。房子很小，而且連暖氣都沒有。我進了屋子，看到里根總統身著格子襯衫、牛仔褲，腳上登的是一雙靴子，顯然是一個處於自然狀態的人。南希·里根在我們身邊轉來轉去，一字不漏地聽著我們的談話。在我彙報我們同蘇聯人達成的協議的時候，總統喜形於色。這不奇怪，因為他是開始銷燬核武器的第一位美國領導人。
白宮工作人員住在聖巴巴拉的巴爾的摩四季飯店。我從牧場回到那裡後，總統的新聞秘書馬林·菲茨沃特在路上攔住我：“現在該你‘下水’了。”馬林說。他希望我到附近的喜來登酒店去向駐白宮記者團介紹一下中程核力量條約以及在日內瓦會談的其他問題。我要談的是“背景情況”。這就是說，我將成為在新聞報道中引述其講話而不披露姓名的“政府高級官員”。
駐白宮記者團有時會厲害得像吃人的猛獸。為了為第一次亮相做準備，我使出了30年前在本寧堡步兵學校教官訓練班上學到的招數——怎樣站立、怎樣走動、怎樣使用手勢和聲音（決不要咳嗽或移動雙腳）、怎樣組織你的思路（先告訴他們你要對他們講什麼，接著對他們講你要講的事情，然後再告訴他們你剛剛對他們講了些什麼）。交流畢竟是交流，不論你面對的是候補軍官學校的學員還是薩姆·唐納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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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薩姆·唐納森，美國採訪白宮事務的著名電視記者。——譯者注。
不過，當我走向麥克風時，我仍有一種接近地雷區的感覺。我解釋了這項條約和其他問題，然後讓大家提問。頓時，空氣中充滿了軍備控制的行話：“密碼遙測技術”、“投擲重量”、“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等等。在我一一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之後，我的信心也增加了。這時，問題轉到了我們和蘇聯人商定的兩個核查地點——猶他州的馬格納和西伯利亞的沃特金斯克。哪個地點更好？一個記者挑逗似地問。我說：“要是讓我選擇的話，我選馬格納，”沃特金斯克是個相當荒涼的地方。不過我保證，我們一定能讓美國有線電視台的人員到那裡去採訪。”記者們笑了起來。我不僅裝成輕鬆的樣子，我也確實感到輕鬆了。到吹風會結束時，我對這些記者已經產生了好感。此時的我，就像一個沒見過林中的老虎、因而也就認定根本不存在老虎的小孩。
然而，從這第一次實踐中，我得到了一些關於與新聞界打交道的有益啟示。認識到在這種交鋒中，冒風險的只有被採訪者。傳媒只報道愚蠢或不慎的回答，而決不會報道任何愚蠢或不公正的提問。另外，當記者們就一件事連續發問的時候，那你就快遇到麻煩了，這時你就得岔開話題，動用你的力量，佔領制高點或者把對方駁回去。
在一個11月的早上，我老是不安地看我的手錶。我的辦公室裡坐滿了蘇聯人。他們是前來安排里根—戈爾巴喬夫首腦會晤的蘇方先遣團的成員。與他們的衣著講究的新領導人不同的是，這批人所穿的西裝好像是明斯克蘇聯國營第二服裝廠統一製作的。這時，我已經被首腦會晤所要求的無數後勤方面的安排累得精疲力盡。這天上午，我竭力說服這些蘇聯人同意讓戈爾巴喬夫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乘直升機過來，使他可以從空中看看華盛頓的全景。“涅特！”（俄文中“不”的發音——譯者注）他們對安全感到擔心，因此這樣說。戈爾巴喬夫應當由車隊送來。
幾周前，我曾答應在退伍軍人節那天到霍華德大學附近的霍華德飯店去向美國軍團詹姆斯·里斯第五歐洲分會的女士們發表午餐講話。窗外下著一場早到的大雪。這大概會使蘇聯人感到親切，但卻給我帶來了難題，因為即使是一場十六分之一英寸厚的雪也足以使華盛頓陷入癱瘓。我讓弗洛倫斯·甘特給第五分會的女士們打電話，問問她們是否打算取消這次午餐會。答覆是：不，她們正期待著鮑威爾將軍的到來。
這些婦女中有許多人是二次大戰期間在實行種族隔離的部隊中作戰的黑人士兵的遺孀，至今還在紀念她們的亡夫，這種精神令我很感動。因此，在一次籌備首腦會晤的會議進行到一半時我把蘇聯人扔下，自己溜了出來，直奔霍華德飯店。在該飯店，我受到女東道主伊瑪吉恩·斯圖爾特和我的聽眾們的歡迎。我的聽眾是9位老婦人，她們坐在一間可容納200人的房間裡。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有線電視網C頻道的攝像機已經架在那裡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我的影響，因為有線電視網在C頻道把我對這9位女士的講話在全國範圍內播放了3次。
從此以後，我一直同我的女東道主為無家可歸者設立的“伊瑪吉恩之家”保持著聯繫。有一次，在我發起了一個五角大樓為她捐獻衣物的活動之後，她給我送來一張便條。上面寫著：“不要再給我送舊衣服來了。我需要能把這些人打扮起來去應聘的套裝。”
不管我在場不在場，蘇聯先遣團都過得很開心。他們下榻麥迪遜飯店的頭一晚，把他們房間裡的小酒吧大大享用了一番，竟花去了1400美元。我們要求飯店管理人員別再往小酒吧裡裝東西了。我還得在克格勃和我們的保安機構之間當裁判。蘇方人員來時帶來了品種齊全的電子設備。而且，戈爾巴喬夫來時還要帶來他們自己的核武器發射系統，即相當於我們總統無論走到哪裡都要帶著的那個“足球”的東西。我們的竊聽機構——國家保密局渴望能獲准把他們的截聽設備搬到白宮裡來。中央情報局也想這樣做。一些特務對另一些特務搞間諜活動，還有一些特務又對前面那些特務搞間諜活動。如果某個裝有起搏器的人走過白宮草坪，他要是沒被微波裝置追蹤，那算他走運。
蘇聯先遣團的保安頭目是克格勃的副部長弗拉基米爾·A·克留奇科夫。他要求見我。當我們的保密局得知我打算允許一名克格勃高官進入白宮西翼的時候，他們慌了手腳。我們怎麼能知道他的鞋裡裝著什麼？他要是設法安放竊聽器，那該怎麼辦？他要是往你的沙發裡插一個針形麥克風又該怎麼辦？我說：“夥計們，我認為蘇聯保安頭目不會為首腦會晤安放他自己的竊聽設備。戈爾巴喬夫來的時候你們怎麼辦？在東翼對他進行脫衣搜身嗎？”我向他們保證，一俟克留奇科夫離開，他們就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個徹底搜索。
克留奇科夫說，他想見我是為了“絕對保證戈爾巴喬夫同志的安全”。我概要地介紹了保安方面的安排，他點頭表示稱許。“好，”他說，“你們的保安處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們要向你們學習。”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就像你們可以向我們學習一樣。”然後，他朝我狡黠地笑了笑說：“我們對於我們下榻的酒店裡有那麼多的新僱員也感到很高興。聯邦調查局的總部想必已經唱空城計了。”
克留奇科夫造訪白宮後不到一年，就升任克格勃首腦了。
批評羅納德·里根的那些自由派人士所犯的錯誤在於：他們以為，里根是一個保守派，支持大力擴充軍備，他肯定是個度假牧場上的花花公子式的戰爭販子。實際上，里根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他的理想是消除核毀滅的威脅。中程核力量條約就是為此而簽訂的，戰略防禦計劃也是為此而制定的。搞戰略防禦計劃這個“保護傘”的目的就是要使核武器變得無用。戰略防禦計劃（批評它的人堅持稱它為“星球大戰”）所涉及的科學是極其複雜深奧的，但是這個戰略本身卻是淺顯易懂的。目前的形勢就好像交戰雙方的兩個士兵，各自握著一枚手榴彈呆在掩體內。如果你扔出手榴彈來消滅我，那我也有時間扔出手榴彈來消滅你。相互確保摧毀。為了使自己能佔優勢，士兵甲拿起一支步槍。士兵乙看到後，也拿起一支步槍，倆人就這樣循環往復下去。這就叫做軍備競賽。實施戰略防禦計劃的目的就是打破這種循環。里根總統把戰略防禦計劃看做是抵擋劍的盾牌。如果我們的左臂上有一隻盾牌，那麼我們的右手就不必握有一支很大的劍了。我們越是覺得自己的盾牌保險，我們所需要的劍就越是可以小一些。設計戰略防禦計劃盾牌的目的不是為了消滅人，而是為了保護人。
總統喜歡這個盾牌的形象，儘管它有點誇張。戰略防禦計劃的實際戰略威力在於，雖說它不可能阻止敵方全部導彈來襲，但是它能摧毀相當多的導彈，使蘇聯人不能確保他們一定能進行毀滅性的核打擊。這樣，戰略防禦計劃就會使繼續擴充核力量變得沒有意義。里根曾建議同蘇聯人分享戰略防禦計劃技術，但他們從未相信這種表示是真誠的。連我們自己的許多制定計劃的人也不相信里根真想這樣做，儘管我知道他是出於真心。總統認為，只有蘇聯人覺得自己也安全的時候，他們才會把自己的核劍截短。這正是這個人有遠見的地方。但是，戈爾巴喬夫的立場是，造導彈要比建造複雜的盾牌省錢，因此蘇聯人可以不停地增加導彈，使之超過我們所建造的不論多麼強大的防禦設施。這個論點忽略了平衡經濟學的原理。我們擁有選擇任何一條道路的財力，搞戰略防禦計劃可以，多造導彈也可以，而蘇聯人在經濟上就承受不了。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首腦會議上，戈爾巴喬夫表示，如果我們放棄戰略防禦計劃，他可以銷燬蘇聯很大一部分核武器。這表明，雖然他嘴上說不予理會，但實際上是害怕這種新技術的。我們知道他12月來華盛頓時仍然會反對戰略防禦計劃。我們也知道，里根會堅持這項計劃。
戈爾巴喬夫到來的幾天之前，我有一次正向總統彙報首腦會晤議程時，他打斷了我的話，讓我看兩個小盒子。他打開小盒，微笑著把兩副金袖釦送到我面前。那袖釦的圖案是一些正在鑄劍為犁的小人兒。像他的許多新奇玩意兒一樣，這兩副袖釦是加州的一位好友送給他的。總統要在戈爾巴喬夫到來的那天戴上一副，再在他們於橢圓形辦公室舉行單獨會談時把另一副送給這位蘇聯領導人。我指出，我認為俄國人不會戴法國袖釦。但他卻執意要這樣做。這一天以及其後的幾天，我們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因為戈爾巴喬夫是個精明的人）。可是，我每次走進總統辦公室向他彙報有關首腦會談的問題，他都要提起袖釦的事。他知道裁軍和經濟問題最終總是要解決的。但是他也想有一些能把要解決這些問題的兩個人聯繫起來的個人的象徵物。
離首腦會晤只有幾天了，我要求蘇聯大使尤里·杜比寧儘快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我有一個難題，他也有一個難題。當我解釋我的難題的時候，身材高大、滿頭白髮、通常很友善的杜比寧顯得有些狼狽，腦門上閃著亮晶晶的汗珠。我對他說，里根夫人很生氣，她邀請蘇聯首腦的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夫一道喝茶、共進午餐或者做她所喜歡做的任何別的事情，但是，在我們的人多次詢問之後，仍然聽不到迴音。既不接受也不拒絕，甚至連一句表示接到了邀請的話都沒有。與我共同負責安排這次首腦會晤的白宮聯絡處主任湯姆·格里斯科姆是個講話風趣而乾脆的人。他說：“難道這是牲口棚，讓兩位第一夫人爭食吃嗎？”我知道里根夫人是說一不二的，於是我就告訴杜比寧，如果她不能很快得到簡單而有禮貌的答覆，我們就會把一次誠摯的首腦會晤搞砸了。
“科林，”杜比寧邊說邊不安地移動著身子，“這件事很微妙。戈爾巴喬夫夫人她……”他的話說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我對那些難侍候的第一夫人太瞭解了。不過，我還是對他說：“如果你們不想因為這類愚蠢的事情而把這次首腦會晤弄糟，那就快行動吧。你為什麼不動用你們克格勃的傳真機，快些給我們答覆呢？”24小時後，我們接到了賴莎·戈爾巴喬夫的回電，說她接受邀請，同意來喝茶。用蘇聯的標準來衡量，這麼快做出決定可以稱得上是光速了。
是的，我對固執己見的第一夫人確有瞭解，但對我來說還是有可學的東西。我和我的工作人員設計了一個第一天的條約簽字儀式，為的是使首腦會晤能有一個引人注目的開端。我們定的時間是上午11點。白宮辦公廳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是個來自布魯克林的年輕人，他精力充沛，政治上很精明。我把擬定的時間表送給杜伯斯坦，他後來打電話給我說，簽字儀式必須在下午1點45分舉行。我說，這辦不到，那會把整個這一天的安排打亂。但杜伯斯坦重複說，一定要在下午1點45分舉行。我對他說也許可以改在11點半，最遲12點。杜伯斯坦堅持要在下午1點45分。他的態度很武斷，完全不像他的為人。於是我說：“肯尼，1點45分這個時間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他不肯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但是也不讓步。我們只好把時間表全部打亂，以滿足這個莫名其妙的要求。
幾周之後，杜伯斯坦終於把原因告訴了我。這樣，我也就成了白宮中6個得悉這個秘密的人之一。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南希·里根在決定總統應當在何時何地處理美國的事情時一定要聽一位占星家的意見。而這位名叫瓊·奎格利的加州占星者斷定，下午1點45分時的星象最適於簽署中程核力量條約。
南希·里根迷信占星術與總統本人身上那種類似神秘主義的東西是完全一致的。蘇聯切爾諾貝利發生的事情對他有很大影響。如果蘇聯一座核電站發生的一次事故能將有毒的輻射傳播到世界上那麼大的一片地方，核武器又將如何？總統瞭解到，切爾諾貝利這個名字是從俄文中表示“苦艾”的那個字演變來的。由於苦艾味苦，所以聖經上以這個字作為敵意的象徵。總統的思路從切爾諾貝利引申到苦艾，從苦艾引申到敵意，從敵意引申到世界末日的善惡決戰。他對我們說，那個城市發生的事情是上帝對人類發出的警告。
12月7日那一天，戈爾巴喬夫的飛機降落在華盛頓。我們分毫不差地執行著事先制定好的計劃：總書記到達白宮南草坪；在橢圓形辦公室同總統進行短時間的單獨會談；里根急不可待地贈送袖釦，戈爾巴喬夫只說了聲“謝謝”就裝進了衣袋。然後，兩位領導人帶著他們的代表團進入東廳，舉行中程核力量條約簽字儀式。里根總統說：“‘控制軍備’這個詞被‘裁減軍備’所代替，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我們把加了皮套的兩份文本擺好，藍皮的是給美國的，紅皮的是給蘇聯的。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上面簽了字，時間剛好是下午1點45分多一點。
儀式結束後，現在該是討論實質性問題的時候了。戈爾巴喬夫仍然想阻撓“戰略防禦計劃”的實施，他還想為他的國家爭取經濟援助。我們則希望蘇聯撤出阿富汗，希望給猶太人以離開蘇聯的自由。我原安排讓兩位首腦及其主要助手於下午2時30分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談。但是國務院希望讓許多人——既有美國人也有蘇聯人——參加會談，所以到最後一刻，舒爾茨要求把會談挪到大得多的內閣會議廳舉行。我的直覺不安起來。突然改變計劃會使羅納德·里根的競技狀態受到影響。但我遷就了舒爾茨，這可是個不明智的決定。
此時，內閣會議廳內已是座無虛席。大家坐好之後，總統請他的客人戈爾巴喬夫先講話。當這位蘇聯領導人照著手寫的講稿講話的時候，我開始記下我的印象：“聰明。頭腦靈活。不繞大圈。很有分量。很實在。充滿活力。精彩的發言。”戈爾巴喬夫滿口“多彈頭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低平彈道”以及SS—12、SS—13、SS—18、SS—24導彈的投擲重量等字眼，就好像他是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的一個學者。講著講著，戈爾巴喬夫說了這麼一段話：“我知道你們準備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的工廠裡生產新式化學武器。”他甚至知道這些武器將用155毫米炮彈來發射。這種事連我也不知道。總統不動聲色、表情愉快地聽著。突然，他打斷戈爾巴喬夫說，他有個故事要講給大家聽。我們知道他的資料卡片上記著許多俄國笑話，這些笑話大都是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為他提供的。戈爾巴喬夫停下來讓他講。
“一位美國教授要到蘇聯去。他叫了一輛出租車去機場，”總統開始講故事了，“那出租車司機原來是個學生。教授問他：‘你畢業之後想做什麼呀？’那司機說：‘不知道，我還沒決定呢？’”
“到了蘇聯之後，教授又叫了一輛出租車從機場去莫斯科，”總統和藹可親地繼續往下講，“在車上他又同蘇聯司機攀談起來。那司機也是個學生。於是教授便問他畢業後想幹什麼。‘不知道。’司機說，‘人家還沒告訴我哩。’這就是我們之間的根本差別。”
聽他講完這個故事，在場的美國人恨不能鑽到桌子底下去，而戈爾巴喬夫則眼睛盯著前方，臉上毫無表情。這是他同總統的第三次會談，到這時他對里根的風格也有所瞭解了。他顯然認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東西要比為這種事生氣更重要。於是，他又繼續他的講話，就好像剛才他什麼也沒聽到似的。
總統接下來的表現進一步暴露出他的準備不足。談到外交問題時，他轉向舒爾茨說：“唔，喬治，在這方面你可能有話要說。”談到軍事問題時，他又轉向卡盧奇說：“弗蘭克，我相信你會願意談談這個問題。”
會談結束後，我們這方面的人回到橢圓形辦公室。喬治·舒爾茨大膽地說出了該說的話：“總統先生，這太糟糕了。這個人不好對付，他是有備而來。您不能只是坐在那裡講笑話。”
總統知道會談進行得不怎麼好，因而聽了這番責備的話也沒反駁。但是他並沒有一蹶不振。“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他說。
總統和戈爾巴喬夫預定次日上午還要舉行會談。我決心不再重犯今天的錯誤（我承認發生這些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過錯）。“首先，我們不能離開橢圓形辦公室。”我說。舒爾茨現在同意了。“其次，總統先生，”我說，“要為您準備一個比較好的發言提綱。”今天再講任何教訓的話都會傷害羅納德·里根的自尊心。他晚上還要設宴招待戈爾巴喬夫，於是我建議他回家去做準備。我向他保證，到明天早上，我們會把一切都準備停當。
會議結束時，舒爾茨看上去依舊是心煩意亂的樣子，好像我們在拳擊賽中第一回合就被人擊倒了。我建議大家好好喘口氣，然後全力以赴地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回到辦公室，讓弗洛倫斯·甘特把我的助手弗裡茨·埃爾馬思、鮑勃·林哈德和納爾遜·萊茲基找來。他們一來，我就向他們發佈了陸軍中那種典型的五段式戰地命令：形勢——很嚴重，我們第一次交手就失利了；任務——奪回主動權；措施——使總統對明天的會談準備得好一些，以便進行反擊；後勤——由本班子給總統擬定一份三至四頁寫得密密麻麻的講話提綱；指揮與控制——就在本辦公室，講話提綱需經國務卿審查。然後我說：“我在國宴後於午夜時分來看你們。”
國宴進行得很順利。里根發表了熱情洋溢、令人信服、妙趣橫生的講話，這看來是他天生的長處，而且他又做了充分的準備。我於將近午夜時回到我的辦公室，那裡是在趕任務時通常都有的亂作一團的景象。男人們挽著袖子，領帶結拉下一半，女人頭髮散亂，人們俯身在塗改得亂七八糟的文稿上，桌子上到處是咖啡喝剩一半的泡沫杯和塑料匙，秘書們坐在文字處理機前噼噼啪啪地打字，打印機吐出最新的修改稿。我看了看打好的最後文本，說：“挺好，但是還要更好。”我在思路方面做了一些糾正之後便回家去稍事休息。到凌晨5點鐘就又到西翼來了。我的助手們此時都蜷臥在椅子和沙發上，一個個睡眼惺忪。埃爾馬思把總統講話提綱的最新文本交給我。我看了一下手錶。舒爾茨早上7點要來檢查我們的工作。“再改一次。”我說完又做了幾點新指示。他們又爬了起來，坐到會議桌旁。
舒爾茨正好7點來到我辦公室。我把我們寫好的東西交給他。“我覺得不錯，”他說，“不過我得把它拿回國務院去，我手下的人需要看一看。”
“最好能快一點兒，”我說，“我還得向總統彙報，而且他要在上午11點同戈爾巴喬夫會談。”
當我把提綱的內容講給總統聽的時候，他顯得精神很好也很輕鬆。提綱上的字打得很稀，像電影腳本似的。其中談到戰略防禦計劃、軍備控制、地區性衝突、人權以及經濟援助等問題。看他的表情，就像根本沒發生過昨天那段插曲似的。我自己的心情絕對是非常愉快的。事情總是在早上起來顯得好一些嘛。永遠樂觀能增強力量，甚至對總統來說也是如此。
“很不錯，我都記下了，我都記下了。”當我們把講話提綱研究了一遍之後，總統點著頭連聲說道。
當時他坐在一張靠近茶几的安樂椅裡。我拉開茶几的抽屜把這三頁紙塞了進去，並對總統說：“在我們舉行了正式會談儀式之後，就回到橢圓形辦公室這裡來。”戈爾巴喬夫的助手（一個長相兇惡的克格勃官員，格里斯科姆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吸血鬼”）會打開公文箱，遞給戈爾巴喬夫一個速記簿，上面有手寫的筆記。“您就在這個時候漫不經心地從抽屜裡拿出講話提綱，總統先生，您可一定要先講話。”
第二天上午，里根總統在白宮歡迎戈爾巴喬夫到來。然後他倆帶著各自的助手一起走進橢圓形辦公室。我們讓攝影記者拍了幾張照片後，便坐下來正式會談。當時戈爾巴喬夫手中已經拿著他的速記簿了。我望了望總統，他正在從茶几裡往外拿講話提綱。他開始講話，講得又自然又有說服力。他指出，昨天是值得驕傲的一天，然而，正如總書記本人所說，他們兩人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蘇聯方面願意把彈道導彈的彈頭限制在4800至5100枚，這使他很受鼓舞。40多年來，進攻性導彈維持了和平，但是，我們兩國的人民希望用比這更好的方式。這就是實施戰略防禦計劃的目的。這個計劃要消除在發生危機時實行第一次打擊的誘因，以此來加強世界的穩定。
這出戏演得完美無瑕。總統為討論定下了我們所希望的調子。我不時地望望戈爾巴喬夫，再一次意識到此人的思維敏銳。他立即明白了我們為了扭轉昨天的方向做出了哪些努力。總統講完後，戈爾巴喬夫翻了一下他的小本開始發言。不一會兒，他索性把那本子拋開，單憑記憶做了一次完全以事實為根據的講話。這顯示出他對自己的材料掌握得滾瓜爛熟。他闡述了他依舊強烈反對戰略防禦計劃的立場。戈爾巴喬夫說，與美國傳媒所歪曲的相反，蘇聯並沒有實施它自己的戰略防禦計劃。但是，如果美國想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那是你們的事。不過蘇聯將會做出反應。總之，他講話的主旨還是積極的，那就是要繼續尋求削減核武器的協議。
會談進行了一個半小時多一點。舒爾茨、卡盧奇和我得不時地就一些細節問題為總統救駕。儘管戈爾巴喬夫在對問題的掌握方面明顯佔優勢，但他的舉止中絲毫沒有傲慢的成分，絕沒有1962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在維也納威逼年輕而又缺乏經驗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那種情形。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更像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對複雜問題的理解和闡述方面，這位英國首相也比羅納德·里根高明許多。她和戈爾巴喬夫都在里根身上看到了在兩次總統選舉中贏得了美國人心的那些品質。此人不僅是總統，他在許多方面體現了他的人民的樸實性格、講究實際的態度以及樂觀精神。聰明的外國元首們承認這一事實，比較刻薄的領導人則不然。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決不是傻瓜。
12月10日上午，天空陰沉，淫雨霏霏。人們聚集在白宮南草坪上為戈爾巴喬夫送行。然而，戈爾巴喬夫卻像一個剛剛贏得了預選的政客一樣春風滿面。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確是贏得了一次預選。在從蘇聯大使館去白宮的路上，戈爾巴喬夫讓他的車隊在第16街停了一下，開始向圍觀的人群做姿態，而且他的姿態做得十分成功。正如我們後來認識到的，他的舉動證明，他在國外比在蘇聯國內更得人心。然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具體問題需要解決：蘇聯人想要的彈道導彈的最高限額是5100枚，而我們想要的是4800枚。我們只有把這個分歧解決了，才能從中程核力量條約邁向限制戰略遠程核系統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這類戰略遠程武器是設計未來越洋發射、襲擊彼此的城市的。
當我們同蘇聯人一道擠在內閣會議廳裡，爭論著可容許的彈道導彈數目問題的時候，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卻在那邊等待我們結束討論，使他們能夠在浸透了雨水的南草坪上開始舉行歡送儀式。最後，卡盧奇向阿赫羅梅耶夫提議，我們乾脆來個折衷，把導彈數目定為4900枚。我們的人走向總統，在舒爾茨和我保證這是一筆好交易之後，總統同意這個建議。我感受到了卡盧奇以前感受過的那種激動心情。羅納德·里根相信他手下的人，他會接受你的建議，所以你的意見最好是正確的。總統曾在一張我在橢圓形辦公室向他彙報情況的照片上給我題字。他題的字是：“科林，如果你這麼說，那就一定是對的。”這表明他是多麼信任我，這種信任真有點令我誠惶誠恐。
戈爾巴喬夫也同意了這個折衷限額。於是，就在華盛頓那個下雨的午後，世界變得更加安全了。
1988年1月，我們進入了里根政府的最後一年。對於像我這樣僅僅一個月前才從側翼走上全國性舞台的人來說，這個時期是在饒有興趣的氣氛中開始的。我收到了阿拉斯加參議員特德·史蒂文斯同布什副總統之間兩封往來短箋的副本。史蒂文斯在聖誕節剛過的時候寫信道：
親愛的喬治：
我的確對科林·鮑威爾印象很好。
據我判斷，他應當列入你遴選副總統的“最後考慮名單”。
幾天後，1988年1月5日，布什回信說：
特德：
你對科林·鮑威爾的印象沒錯。他在各方面都是屬於A級的人。
承蒙恭維。但是他倆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因為布什從未對我提過這件事。
那個時期民主事業在拉丁美洲正在取得勝利，但是在桑地諾派掌權的尼加拉瓜和諾列加執政的巴拿馬則不然。我在一段時間以前已經知道尼加拉瓜孔特拉決不可能高舉勝利的旗幟和槍支在馬那瓜凱旋遊行。他們還不夠強大，但是他們仍是我們促使桑地諾派繼續坐在談判桌旁的手段，這個策略當時是起作用的。雙方已在頭年8月達成初步協議。我認為，為了保持壓力，我們應該繼續向孔特拉供應武器，不是從後門送過去，而是在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公開提供。我當時仍在為一項向孔特拉提供武器的一攬子計劃盡力遊說，而那是使我深感失望的日子。在臨近2月的時候，我們差不多要達成協議了。只要共和黨人能答應作少許次要的讓步，我們就能在民主黨人中間把我們所需要的能左右局面的票數爭取到手。但是我沒有把眾議院少數黨督導迪克·切尼的性格考慮在內，我早在法蘭克福第五軍的時候曾向此人介紹過情況。切尼不同意再作任何讓步。他寧願輸也要堅持原則，不願為了贏而作進一步讓步。結果，政府方案在2月3日以失敗告終。一個月後，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不那麼可取的協議，即以繼續提供非武器援助來使孔特拉保持勉強的團結。
2月19日，我隨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取道芬蘭前往莫斯科，我們將在那裡籌劃擬在夏季舉行的下一次首腦會晤。這時我與舒爾茨的關係日益密切。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傑出的公務人員之一，我對他知之越多，印象就越深。我欽佩舒爾茨不僅是因為他有智慧，還因為他堅忍不拔地想方設法為里根的理想注入實質內容。他和我，還有卡盧奇，每天早晨7點鐘在我辦公室碰頭。我們3個人是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以相互競爭的政府系統的頭領的姿態進行工作的。在政府裡舒爾茨是惟一負責對外政策的部長，我總是要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明白這一點並始終支持他。
我們中途在赫爾辛基停留，下榻怡人的漁村飯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飛行時差造成的疲勞，然後再去見蘇聯人。舒爾茨盛情在飯店請我們一行15人吃晚飯，吃著吃著我們成了鄰桌一批日本遊客大感興趣的對象。
我們散席的時候，日本人拿著相機圍了上來。他們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爾茨和我稍稍整了整儀表，不料日本人卻圍上了別人。他們想與之合影的名人是國務院公共事務助理部長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電視攝像機前向報界發佈新聞的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人們由電視影像形成概念的時代，而真實在這些概念掩蓋下黯然失色。後來我也看到這種失真現象在我們對外政策的審議中起著越來越多的作用。
到莫斯科後，我見到一位經歷了冷戰全過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各時代連任蘇聯駐美大使的阿納託利·多勃雷寧。多勃雷寧一定是軟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幾代推行強硬路線的共產黨政權中安然無恙，在現在的公開性和改革時代又成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高級顧問。我們到後，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宮殿、如今是外交部賓館的一幢外交別墅內同多勃雷寧和謝瓦爾德納澤討論有關將要舉行的首腦會晤事宜。
白天的會談結束時，多勃雷寧悄悄走到我面前說，他想我們應該聊聊，就我們兩個。他的司機開著吉爾車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對岸與克里姆林宮隔河相望的一座富麗堂皇的大飯店。過廳裡空蕩蕩的看不到什麼人，我問多勃雷寧：“這是什麼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悅耳的美國英語說道。我們乘電梯上到4樓，多勃雷寧帶我走進一個包間。人們到蘇聯去通常不是為了享受美味佳餚，但是這頓飯卻精美異常。服務員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動作乾脆利落的俄羅斯女郎。
多勃雷寧一張大大的險，面相開朗慈祥，態度和藹可親。我提高了警惕。“科林，”我們吃飯的時候他說道，“對這裡的現狀你必須有個瞭解。戈爾巴喬夫是我們自從列寧以後第一個治理國家的‘法家’。這一點比你所意識到的更重要。由官僚發號施令進行治理的社會運轉不靈，因為這些官僚沒有別的能耐，也沒有改革的良策。戈爾巴喬夫正在努力使我國成為法制國家，不再由庸碌無能的黨幹部治理。”多勃雷寧接著指出，這位新領導人對軍方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將領們都快氣瘋了。戈爾巴喬夫對他的將軍們說道：‘你們對我說正因為美國人有這種那種武器，我們也非得有不可。為什麼？我不想去征服美國人。所以請問，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些武器來保護我們的安全？’”多勃雷寧說，以前從來沒有人對軍方提出過質問，軍方一向是要什麼有什麼。
他要求我試著站在他們方面看看蘇聯帝國主義是怎麼樣的。他說：“你們總是拿古巴來猛攻我們，古巴這樣、古巴那樣。你們知不知道是誰把古巴給了我們？是你們。卡斯特羅是個革命者，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到聯合國去，住在哈萊姆區的特里薩飯店。你們政府對他不理不睬，把他當賤民看。於是他投進了我們的懷抱。”
他繼續說道：“你們不斷在尼加拉瓜的事情上猛攻我們，但是，我們向桑地諾分子提供的支援只不過是夠他們自衛用的武器，尚不足以用來騷擾鄰居。以後你們再不會看到我們那麼快就去參與別人的革命。”那樣的日子正在結束，多勃雷寧接著說。那種使蘇聯花費了數以億計的盧布，換回的只是些暴虐政權和使蘇美關係惡化的對外冒險活動，以後不會再有了。
多勃雷寧說，戈爾巴喬夫希望的是使蘇聯國內穩定。新政府想要走向自由市場，但是這種轉變不容易。“拿麵包來說吧，我們為成本提供補貼，麵包價格便宜到用酒糟餵豬還不如用麵包餵豬合算。包裝麵包的塑料紙的成本比麵包本身更貴。這種情況我們知道很荒唐，也知道不能再維持下去，可是已經補貼60年了，不能說停就停。那樣我們真的又會發生一次革命。”他說，戈爾巴喬夫也試過提高稅率，使國家多一些財政方面的責任心，“但是那樣又有扼殺企業精神的危險。”
我知道說話的是個老行家，是個跟革命前的綢緞一樣滑溜的外交官。但是，我並未把多勃雷寧對我說的這些話自動先打上個折扣。回飯店後我把我所記得的每一個字都記錄了下來。
3月1日，里根總統在布魯塞爾同北約其他15個成員國國家元首會晤。正震撼著蘇聯的那些變化也動搖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所有那些以往的假設。德國總理科爾——他的國家在一旦發生東西方大戰時很有可能成為戰場——要求進一步達成削減戰術核武器（例如我們的射程60英里的“長矛”導彈）的協議。在美國國內，里根政府受到人民的壓力，他們想知道，既然蘇聯的威脅已經減小，我國的國防開支按人均計算為什麼仍要比一般北約夥伴高出將近3倍。
在布魯塞爾總部，北約各國領導人圍坐在一張圓桌旁，身後坐著各自的工作人員。里根總統在16個人中排在最後一個發言。第一天會議結束之前將輪到他。在聽了前面的發言者關於戈爾巴喬夫的絮絮叨叨的長篇大論之後，我有點不放心我們為里根總統準備的發言稿夠不夠充分。趁會間休息時，我走到總統跟前輕聲說道：“總統，你的講稿的確不夠好，我很抱歉。恐怕你要臨場發揮了。”
他神情愉快、毫無焦慮之色地望了我一眼。“行。”他說。他將在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之後發言。馬爾羅尼在開場白中說，他對做超級大國鄰居的處境也頗有感受。接著，他把他的國家與我國之間的3000英里不設防邊界同東方集團與西方之間劍拔弩張的邊界作了對比。他說，重兵把守的邊界代表過去，美加邊界的範例必定代表未來。馬爾羅尼口才出眾，他對改變當天會議的氣氛起了作用，使發言擺脫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戈爾巴喬夫熱。
最後輪到里根總統了。他談到我們試圖同蘇聯達成些什麼協議。他簡單而又具有說服力地談到我們的目標和期望。他講話時不看講稿，他的話顯然打動了其他首腦。羅納德·里根並非像批評他的人描繪的那樣是個只有一個心眼的人。他沒這麼簡單。在這一天，他再次顯示了對發生在美蘇關係中的歷史性變化的悟性，並且用老友相對那樣的獨有的里根式談吐表達了他的信念。他的自信心和自在感比我所認識的任何人都強。
北約會議散會出來時，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的克里斯·華萊士要求採訪我。他說：“我希望先非正式瞭解一下背景，不上鏡頭，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同意了，於是便向他介紹了情況，足足談了15分鐘。“現在我們上鏡頭吧，”他說，於是我倆進行了12分鐘的錄像問答。在問答談話中我告訴他說，雖然這麼多領導人在一起會談總難免有不一致，但會議開得很順利。在這段談話之後，他又接下去問了一些問題，也是非正式的，不上鏡頭。又談了10分鐘。我同華萊士總共談了半個多小時，然後很高興地回房間稍事休息。
我肯定睡著了，是電話把我驚醒的。電話是國內白宮新聞辦公室的什麼人打來的，他問我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我不明白這個人在說什麼。他告訴我說，我公開表示不同意總統的看法，在電視節目中讓總統丟臉。
我馬上到菲茨沃特的新聞中心，請那裡的工作人員把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的錄像帶找出來放給我看。華萊士和他的攝像組在總統走出會場時攔住了他。華萊士問總統，北約夥伴中間在仍然存在的蘇聯威脅問題上有無任何分歧。總統說他從未見過如此和諧。華萊士問他，他們是否在某個事情上有分歧？“沒有。”里根說。鏡頭從他移向華萊士。華說道：“可是甚至在總統自己的顧問中間也有人對這一點有不同看法。”於是出現了我在說話的鏡頭：“與會的16個國家，全都是主權國家，分歧當然會有，而且當然時不時會有熱烈的辯論和討論。”我跟這人談了半個多小時，他從中只摘用了這7秒鐘。
不久，我碰巧遇上了華萊士，就說：“克里斯，你這一招很低劣。”
他仍然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說道：“我需要另一種觀點，如果這是你遇到過的最糟糕的事，那算你走運。”
到了這時，我恍然大悟，這片叢林裡果然有老虎出沒。回華盛頓以後，我在4月5日——那天正巧是我51歲生日——向新聞界通報巴拿馬情況。有人向我問到一個走漏出去的消息，說我們可能考慮綁架諾列加。我按照我制定的應付媒體的新規則之一做了回答：“我不是討論可供選擇的辦法。”在情況通報會臨近結束，我即將保持完膚而退的時候，我突然感到被誰咬了一口。不久前傑西·傑克遜牧師就巴拿馬形勢發表了他的勸告，有位記者就這件事向我問道：“傑西·傑克遜介入對外事務合適嗎？”我頓時明白了他的用意。他其實是說：“請你給傑西來上一拳好嗎？兄弟一吵架，新聞就有了。”
我說：“我很欽佩傑西·傑克遜牧師，而且像對任何人一樣，我對他的意見表示理解。”這句話詮釋出來就是：“你想叫我和傑西幹架，你們看熱鬧，那可辦不到。”
關於怎樣提防新聞媒體，怎樣提供消息的經驗教訓還有：向你提出的問題你用不著每一個都作答。問什麼問題由他們選，回答什麼問題由你定。我從那次同華萊士打交道的痛苦經驗中還學會了如何越過向你提出問題的聽眾而另外瞄準你要對之說話的對象。回答問題時，一定要著眼於該怎樣對坐在熒屏前注視著你的千百萬聽眾說話。
為了維護面子而採取變通的做法有時也適用於國際問題。科威特人要我們賣給他們“小牛”空對地導彈和可以用來發射這種導彈的FCA—18飛機。美國猶太人的主要院外集團——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在大約一年前阻止了一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小牛”導彈的交易。該委員會還公開反對向科威特出售FCA—18飛機，但是我覺得他們並不想同里根政府再發生一場激烈衝突。委員會的一位負責人向我承認：“我們反對的主要倒不是飛機，而是飛機攜帶的‘小牛’導彈。”
“小牛”導彈有兩種型號，D型小，G型大，這他知道。被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擋住沒賣給沙特的是D型“小牛”導彈。這位負責人說：“我們的態度應該前後一致。在D型導彈問題上我們反對過沙特人，我們也得同樣地反對科威特人。”
我有點聽不大明白，便說：“你們知道D型能達到的破壞程度G型也完全能達到，而且G型的破壞力更大得多，但是，你們不反對向科威特出售攜帶威力更大的G型導彈的FCA—18飛機，是這樣嗎？”
“我們必須前後一致。”他重複了一句。
科威特王儲薩阿德·阿卜杜拉·薩利姆·薩巴赫親王這時正在華盛頓催促達成這筆買賣。我前往親王下榻的飯店套房，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阿米蒂奇和奧克利已在那裡，他們正向親王解釋這筆買賣的問題所在。我向親王介紹了D型和G型導彈的差別，然後指出，我們不能把FCA—18飛機連同威力較小的D型導彈一起賣給他，但是我們可以把這種飛機連同威力較大的G型導彈一起賣給他。親王請我再說一遍。我又說了一遍。親王同他的幾位顧問面面相覷，好像在說：“他們還說我們不可思議呢！”他要求允許他們退場單獨商量一下。
科威特人回來後，親王說可以，他們願意購買FCA—18飛機和威力更大的“G”型“小牛”導彈，如果我願意把這項協議寫下來簽上字的話。我料想他們是怕以後沒人會相信這筆交易。我表示同意。
皆大歡喜。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正如它對沙特人幹過的那樣也攔住了向科威特人出售D型“小牛”導彈，因而保住了面子。科威特人莫名其妙地如願以償，喜出望外。飛機和導彈製造商獲得了一大批買賣。這件事的道德寓意是什麼？也許在《艾麗斯漫遊奇境記》裡可以找到答案。
總統所有講話的講稿都由總統最後酌定，但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發言在白宮首先要經過我同意。今天送交我們過目的是將在4月21日向斯普林菲爾德的西馬薩諸塞世界事務理事會發表的講話草稿，它是由在撰寫強硬路線發言稿方面坐頭把交椅、擅長把握里根式語氣的撰稿人多蘭領導起草的。羅納德·里根希望美蘇關係繼續變對抗為合作，但是表現出轉變太快並不是好的討價還價策略，所以多蘭主張在這篇講話中要有些辛辣的東西。再則，總統是保守派，美國又快要進入選舉年了。里根本人雖不再參加競選，但是政府決意繼續堅持它的保守立場，把它傳給下一位共和黨候選人。因此，為了在莫斯科首腦會議之前穩住共和黨右翼，這篇講稿寫成了一流的老式的東西方對抗講話。我對這篇講話在外交方面的作用隱約感到不安，但是從頑強的黨派鬥爭立場來看又認為這種策略有道理。
4月22日，也就是總統發表了這篇講話的第二天，我同舒爾茨到了克里姆林宮的聖凱瑟琳大廳。那是間富麗堂皇的沙皇時代的宮殿，極高的天花板，黃白相間的雕樑畫柱，巨大的枝型吊燈晶瑩閃爍。戈爾巴喬夫坐在桌子對面，沉著險厲聲譴責24小時前里根總統在斯普林菲爾德的強硬講話，邊說邊用力打著手勢。他說：“我不能不認為這是倒退，是企圖向我們說教。”否則如何解釋里根那套對蘇聯的老式攻擊？
“這次首腦會議上是不是要大吵一場？”他問道。
我注意到戈爾巴喬夫是如何為這番譴責做準備的。今天他面前沒有放記事本，而是放著一個空的文件夾，文件夾的封面、背面和裡頁都寫滿了字，一行行的，起先還保持水平走向，越寫越斜，越潦草。我可以想象昨夜的情景：“主席同志，這是你明天用的發言提綱。”短暫的沉默。戈爾巴喬夫把一疊紙翻了翻，往邊上一扔說：“發生了新情況，這堆廢話沒用了。我自己來準備發言稿。”
會談時，這位蘇聯領導人指出前總統尼克松最近批評了中程核力量條約。“尼克松寫回憶錄寫得很辛苦，停下來參加政治辯論解解乏，”戈爾巴喬夫用諷刺的口吻說道，“不能讓死人揪著活人的衣服下襬，把他拖回到以往的年代。我們應當反對那些想要往蘇美關係正常化的車輪裡插棍子的人。”里根重談好戰老調是想幹什麼？是想回到老的政治關係，還是隻是演給美國右派看的？我心中在想：米哈伊爾，你很有洞察力！
嚴厲的斥責，包括翻譯的時間在內，整整繼續了45分鐘。
一開始我曾為我們將為斯普林菲爾德講話付出多少代價擔心，但是接著我開始意識到戈爾巴喬夫也是在演給沿桌坐著的那些蘇聯人所代表的他的選民們看的。他不能在他的國家捱了拳頭以後不做做還手的姿態。
斯普林菲爾德講話稿被通過的時候舒爾茨不在華盛頓。他一直沒看過這稿子，所以聽到戈爾巴喬夫那一通發作有些吃驚。但是，他很聰明，不聲不響地聽著，在戈爾巴喬夫終於講完了的時候，他沉著冷靜地把話頭轉入了議題。戈爾巴喬夫換了語氣。他開始敘述他在改革和公開性方針下要達到的目的。他要改革這個像步履蹣跚的巨人似的國家，要使蘇聯提高效率，要使蘇聯適應市場經濟，要改革蘇聯共產黨，要用我們從未想象到的方式改革蘇聯。他說，總之他要結束冷戰。他們和我們的意識形態之戰已經過去，他們敗了。他知道我是軍人，直看著我眨著一隻眼說：“既然你們已經失去了頭號敵人，以後作何打算？”
那天晚上，我回到飯店房間裡，回顧這非同尋常的一天，有了一個深信不疑的想法。蘇聯這種方針的改變並不是為麻痺我們而行使的詭計。這個人說的話是當真的。我躺在床上，意識到我生活的一個階段已經結束，另一個階段即將開始。直到現在為止，我作為一個軍人的使命一直是對抗、遏制以及必要時與共產主義作戰。現在我必須想想一個沒有冷戰的世界。我們在生活中所信守的一套老原則現在如同過期的時刻表一樣，只會起誤導作用。
莫斯科會談結束後，舒爾茨由謝瓦爾德納澤陪同去格魯吉亞共和國訪問，我打點行裝回國。途中在倫敦停留，以便向當時的首相撒切爾夫人通報情況。我仍是被引入她的起居室，在那裡同她談了將近一小時。在準備離去時，我提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最後一段話。我說道：“首相，他對我說，‘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我將使事情不可逆轉，然後，當我支持不下去的時候，別人會來代替我。’”
“喂，親愛的孩子，”她說著做了一個不必放在心上的手勢，“不要相信你所聽到的每一件事情。要知道，有時候連我也會說這種話的。”
在國內，情報圈和政策研究圈裡的人正在為如何應付蘇聯的變化忙得不可開交。中央情報局的一些蘇聯問題專家告訴我說，蘇共中央快開會了，在會上——這次是肯定的——強硬路線派將要交給戈爾巴喬夫的是他自己的腦袋。中央全會舉行了，會後戈爾巴喬夫貶黜了大約12名將軍和強硬分子。我同情我們的蘇聯問題專家們。他們已經研究蘇聯40年，並對它有深刻的瞭解，蘇聯的這一套結構和規則正在消失。不管我們這些專家的專門知識有多豐富，他們對形勢的預測比常看電視的普通人高明不了多少。
我已經身臨其境地看到形勢的發展，對這些專家的意見越來越不大重視。舒爾茨也開始不大在意中情局對蘇聯的估計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戈爾巴喬夫確實想要擺脫軍備競賽的經濟負擔，想把傀儡國家的包袱卸給西方的銀行家，而且想要從解放戰爭這種事情中脫身。我們的專家們不大願意預言未來將與往昔迥然不同。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會失敗，而他的確是失敗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他不是因為革命不夠徹底而敗給左派，而是因為放棄了蘇維埃的理想而敗給右派了，蘇維埃理想現已變成了一場噩夢。我國對外政策和情報圈裡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勁敵；正如一句老的笑話所說：
“一旦惡魔得救了，那麼這些傳道士幹什麼去？”
5月6日，我這個當年喜歡在大學體育館裡鍛鍊身體甚於坐在課堂裡的學生，來到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坐在主席台上，等待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當年與我一起當白宮研究員的同學、可以算是我弟弟的吉姆·博斯蒂克現在是佐治亞—太平洋公司經理，事業進行得很順利。吉姆也是克萊姆森大學校友裡的名人，是他提名授予我學位的。9天后，我到威廉—瑪麗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並接受又一個榮譽博士學位。我對在場的人們說，跟坐飛機坐得多能得到優惠一樣，這是我給這所大學頻繁寄支票、並且還要繼續寄支票換來的優惠。邁克是1985屆畢業生，琳達是1987屆的，安妮瑪麗也即將在當年秋季進威廉—瑪麗學院讀書。緊接著，安妮瑪麗就讀的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華盛頓—李中學邀我到她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在這前後，我打電話給盧埃林姑媽。她說她在電視上看到我給總統當顧問，看到我接受那些了不起的學位。“上帝啊，”她說，“這些黑種小鬼怎麼幹得這麼棒！”
※ ※ ※
5月的一個繁忙的下午，我的一位助手在我門口探頭進來說：“查利·威克的人想知道，他乘哪部電梯上去，出了電梯是往右拐還是往左拐，進房間後電燈開關在哪裡？”為了即將來到的莫斯科首腦會晤，我們除了為實質性問題做準備之外，還要應付種種叫人頭痛的後勤問題。威克是里根在加州的密友，現任美國新聞署署長。在我的部下為安排800多人到莫斯科去而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查利的工作人員看來佔用了我們40％的時間。
我打電話給威克說：“查利，如果你想去莫斯科，你那些人最好別再往我辦公室打電話。”查利立即止住了他那些助手。這就是有關首腦會晤的精彩標題的背後情景。
里根一貫尋求親如家人的氣氛，這是突破令人氣悶的禮儀拘束、達到像友人相逢一樣的效果的好辦法。他想對戈爾巴喬夫直呼其名。總統說：“知道嗎，在經濟首腦會議上同西方各國領導人初次相見的時候，我說‘我叫羅恩’，短短几小時之內彼此間便以‘羅恩’、‘布賴恩’、‘弗朗索瓦’和‘瑪格麗特’相稱了。”
這個特大問題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間來回討論，反覆推敲。舒爾茨說他認為只稱名不道姓是個好主意。羅茲認為，現在還為時太早，不宜勉強套近乎。我贊成羅茲的看法。不論有沒有公開性，我們仍是在與一個強硬固執的人打交道。再說，我認為這樣稱呼也不相稱。戈爾巴喬夫年輕一大截，夠當里根的兒子，我相信他用“羅恩”來稱呼美國總統會感到彆扭。果然，在首腦會議期間裡根曾有兩次試著叫“米哈伊爾”，可是戈爾巴喬夫總是回稱“總統先生”。
我們懷著很高的希望再度前往莫斯科。5月15日，蘇聯開始從阿富汗撤軍。我們期望在這次首腦會晤期間能在削減核武器方面實現突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已經簽署了中程核力量條約。在此期間這個條約已經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但是還有待美國參議院批准。我們預期會批准，但是非得先跟共和、民主兩黨的保守派鬥上一場不可。這個條約對這些人說來很難下嚥，因為我們得放棄某些武器，還因為對蘇聯的不信任感還殘留著，不容易消除。我成了政府推銷班子的一員，努力向參議院的強硬派和中間派兜售這個條約。
5月28日，也就是我們到達莫斯科的前一天，當總統一行正在芬蘭休息以消除飛行疲勞時，我們得到消息說參院已批准了該條約。
第二天，當“空軍一號”開始朝莫斯科下降的時候，我來到總統專用座艙。按照計劃，他在首腦會議期間將在大約30個場合發表講話，我想去同他把到達後緊接著要作的幾次講話的要點再理一遍。在他下飛機之前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我一進座艙看到他獨自坐著望著窗外，這時我們已經降到能夠看清俄羅斯大地上的房舍和農田的高度了。
“看，幾乎沒有車輛來往。”他說道，略略跟我打了個招呼。
“總統先生，關於到達後的幾個講話不知道您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我說著，在他旁邊坐了下來。我開始一張一張複述記錄提綱的卡片，但是他並沒有在聽。這時飛機正在放下襟翼，輪子快要著陸了，我心急如火，尤其是看到總統終於扭過頭來問我“你說什麼？”的時候。
他並不在意我的焦急。他終於看到了這個“邪惡的帝國”。在上一次首腦會晤期間，他曾希望戈爾巴喬夫乘飛機在華盛頓上空兜一圈，那樣他就能讓他看看車輛來往如梭的公路和消費品源源往外湧的工廠了。在羅納德·里根看來，幾乎空蕩無人的俄國公路象徵著共產主義的失敗。這樣的公路加強了他的信念，使他更加覺得他必須幫助戈爾巴喬夫把蘇聯社會朝我們的方向改變。
下了飛機，他走到攝影機和話筒前面，一如既往完全熟記自己的台詞，毫無紕漏。
在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第一次單獨會談中，蘇聯領導人交給總統一份聲明草案。他建議在發表最後公報的時候把這個聲明包括進去。里根看了一遍，他喜歡這個聲明。這篇文章看上去沒有可反對的地方：“……兩位領導人認為，任何有爭執的問題都不能依靠也不應該依靠軍事力量來解決。”“必須認識到，所有國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及其社會政治選擇的自由，乃國際關係不可缺少的和必須遵守的標準。”總統要工作人員研究一下戈爾巴喬夫建議的用語。
我相對說來是個新手，看不出這篇聲明中有任何特別危險的東西。但是我們代表團裡的那些老蘇聯通像塊排除爆炸裝置似的把它橫挑鼻子豎挑眼地琢磨了一番，然後舒爾茨和裡奇韋主張總統不予接受。這個聲明有許多隱諱用語，發表了它就等於我們無意間贊成蘇聯繼續佔有波羅的海諸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而我們一直是公開不承認這些國家屬於蘇聯的。在動人的措辭底下，這篇聲明實質上是說，你們的是你們的，我們的是我們的，我們彼此別碰對方的地盤。
我們把這件事暫時放在一邊，先去忙別的問題和首腦會晤期間一些值得紀念的大事，如：里根在美國大使官邸斯帕索樓聆聽膽敢到這裡來敘述他們所遭受的壓迫的俄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傾訴；美國總統在巨大的列寧胸像下同莫斯科大學學生交談；曾經把蘇聯指為“現代世界的罪惡淵源”的美國總統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並肩站在紅場上。
在聖凱瑟琳大廳的最後一次工作會議上，戈爾巴喬夫再次把這個可疑的聲明推到桌子對面的里根面前，要他接受。離會議結束只有幾分鐘了，隔壁聖弗拉基米爾大廳裡已經到了許多人，記者們已準備好採訪兩國領導人簽署和交換中程核力量條約批准書的儀式。
戈爾巴喬夫向里根指出，這份聲明與第一天會晤時他所建議的語句完全相同，總統當時很讚賞它，那麼何不現在就簽字呢？這個球扔得很高，很有力，越過工作人員的頭頂直接朝總統頭上飛去。與每當遇到須他臨時應付的場面一樣，總統顯得有點不安。戈爾巴喬夫建議他就這件事同他的顧問們最後再談一次。
好比重量級拳賽臨時叫停時那樣，俄國人走到一隅，我們走到另一隅。里根總統問道，這個平淡無奇的聲明為什麼這麼要不得？他和戈爾巴喬夫相處得這麼好。我們不是來促進和平關係的嗎？我們再一次複述了反對的論點，總統一邊失望地聳聳肩表示接受，一邊帶我們回到蘇聯人那裡，戈爾巴喬夫正帶著笑容站在那裡等我們。里根對戈爾巴喬夫說，他沒有得到顧問們的支持。戈爾巴喬夫轉向我們，笑容消失了。是什麼問題？舒爾茨解釋了我們的立場。這些反對意見沒有一條是有道理的，戈爾巴喬夫反駁說，他盯向里根的目光簡直能把里根打穿一個洞。
直到此時，我一直把自己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行政官員，一個使國家安全委員會像火車似地保持正常運行的人。我不是基辛格或者布熱津斯基，沒有他們的博士頭銜和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經驗。但是這最後一分鐘的辯論的本質是無結局的、動搖不定的，我不喜歡。這件事應該結束了。我看著戈爾巴喬夫說，這不是一個可以倉促解決的問題，他在國內有他的政治問題，我們有我們的問題。要是總統帶回可能使他在國內的支持者發生分化的東西，那對我們的共同利益不會有好處。我講得沉著、冷靜，有意使討論不再繼續下去。我說，我們給里根總統的建議是他不應當同意這個聲明。
頓時，會議桌周圍鴉雀無聲。戈爾巴喬夫環顧四周說，如果這是總統的將軍們的想法，那就這樣吧。說完，他領里根走出房間，口裡說道：“來吧，人們在等著我們哩。”他倆帶頭走到聖弗拉基米爾大廳的燈光和攝影機前，在那裡簽署了批准書。
頭年12月，這兩位領導人在華盛頓達成中程核力量協議，現在他們的國家也已同意，銷燬中程核導彈的工作從此可以開始了。他們方面銷燬1500枚，我們方面銷燬350枚，從武器的總規模來看也許不算太多，但這是一個重大的開端。我們飛離莫斯科時，“空軍一號”上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但同時又個個精疲力盡。我們像狗一樣沒日沒夜地工作，總統建樹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業績。有人發現當天是領導白宮軍事辦公室工作的、在這次訪問中創造了後勤奇蹟的吉姆·麥金尼的生日。為了慶祝，機上的服務員不知用什麼辦法弄來了一個生日蛋糕。我到總統專用座艙請總統和第一夫人來參加。我們大家聚在一起為吉姆唱《生日快樂》。有幾個人抓住機會向總統祝賀他莫斯科之行的勝利。飛機上擠滿了白宮工作人員，多虧他們在幕後流汗，總統才有可能取得這場勝利。就總統而言，應該藉此時刻謝謝他們，說一句“沒有你們我將一事無成”。但是他僅僅答謝了對他的頌揚，沒有多說任何話。里根夫人也未向我們致謝。
此時我對南希·里根已經相當瞭解。我知道她全心全意愛裡根，為他奉獻一切。她保護他的利益，保護他的總統地位。她給他安慰，使他高興。只要她離開幾天，我們就可以看到總統心情不佳，好像總是在想她。羅納德·里根沒有南希就不完整，反過來她也一樣。因為她守護著她的丈夫，她可能很難弄。她很固執，總統卻不。人們批評她，又有些怕她，但是她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到里根政府任期結束的時候，她和我已成為朋友，而且這種友誼與年俱增。
但是，那天在飛機上無論是總統還是第一夫人都未對工作人員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謝，這令我感到意外。我最後認定他倆的緘默並不表示不知感謝，只是沒有自然地表現出來而已。回國幾天後，有人提醒總統，總統給我們每個人寫了一封致謝信，還附了紀念禮物。
7月的一個週末，我兒子邁克到我辦公室告訴我一個意外的消息。他要同一位叫簡·諾特的年輕女子結婚。這位姑娘是阿爾瑪和我都認識而且十分喜歡的，但是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仍然有喜有憂。一方面，這件事說明邁克的健康正在繼續恢復，為了改造骨盆和治療內傷，他至今已經動過14次手術。他已經從輪椅到雙柺又到單杖。前景很有希望。邁克已到五角大樓工作，是日本問題專家。但是，不同種族的婚姻令阿爾瑪和我想起來就不安，儘管我的姐姐瑪麗琳同伯恩斯結合近40年來生活很幸福。我強調“不安”這個詞，並非我們真正反對。老一輩所知道的，年輕一代也許尚未學會。即使在理想的條件下，要使婚姻生活順利美滿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必給他們再加一重困難。
簡是一位海軍上校的女兒，邁克是幾年前在威廉—瑪麗學院和她同學期間與她相識的。一段時間後他倆吹了，我想雙方的家庭都為此鬆了口氣。但是在邁克遭到意外後倆人又恢復了戀愛關係。下一步的明智做法是雙方的家庭相互瞭解一下。阿爾瑪和我請諾特夫婦到邁爾堡我們的住所吃晚飯。開頭氣氛不大自然，直到我們開始重新發現一個古老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人首先是作為個人存在的，並非種族的聚合。當你同人接觸的時候，你對他們喜歡與否、尊敬與否，取決於他們的人品，而並不取決於他們的膚色。聚會結束道別時，鮑威爾和諾特兩家已經相處得很融洽了。
那年夏天陸軍和海軍發生了一場王位爭奪戰。美國軍事力量劃分為10個主要司令部，各由其總司令（人們稱之為“辛克”，即英文“總司令”的幾個字的字頭縮寫“CINC”的發音）指揮。這些總司令全是四星將軍，其中的一位——中央總部司令即將退休。中央總部轄區包括中東和西南亞部分地區，由於波斯灣國家不願意在自己領土上有美軍基地，因此中央總部設在佛羅里達州麥克迪爾空軍基地，其直屬人員有700人，但它可以調動世界各地的美軍部隊。
為中央總部挑選司令的適當人選十分重要。如果要你指出全球最熱的熱點，你的手指很可能就指在中央總部的轄區內。迄今為止，這個職務一直由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軍官輪流擔任。現任司令喬治·克里斯特海軍上將是海軍陸戰隊將軍，即將任滿離職，陸軍預計下一任該輪到他們的人出任司令了。但是，由於現在有海軍部隊在海灣為懸掛美國旗的科威特油輪護航，海軍認為該由一位海軍上將領導中央總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剛好對半分成兩派。陸軍和空軍主張由陸軍出人，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主張由一位海軍上將出任。聯席會議主席克勞海軍上將投海軍的票，於是以三比二打破了平局。最終決定權就掌握在國防部長弗蘭克·卡盧奇手中了。
陸軍的候選人是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中將。他當年55歲，6．3英尺的魁梧身材，卓有才幹，性情暴躁。我是幾年前在邁爾堡同他做鄰居時認識他的。我倆沒有共過事，來往並不密切，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帶兵人，也知道他的才能和火爆性子給他帶來的那個很合適的綽號：“風暴諾曼”。我作為國家安全顧問是不正式參與人事委任事務的，但是我對應該由誰來領導中央總部自有我強烈的看法，尤其是在同我在五角大樓的密友裡奇·阿米蒂奇幾次長談之後。我倆都認為，在一個海軍兵力單薄、作用不大的地區由海軍去掌管軍事部隊並不合適。更重要的是，設置中央總部的意圖在於讓它發揮一支在沙漠地區打地面戰的快速部署部隊的作用。這種任務顯然是陸軍或者海軍陸戰隊的任務，不是海軍的任務。而且我們相信施瓦茨科普夫這個人。我把我強烈的傾向性意見告訴了卡盧奇。弗蘭克本人也不贊成由一位海軍將軍指揮中央總部，所以他推翻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推薦。這就是諾曼接過中央總部指揮權的經過，這個職務後來使他留名青史。
8月16日，我正坐在車上趕路，我的秘書弗洛倫斯·甘特給我看一封信，是我在安全委員會里的拉美問題專家之一傑奎琳·蒂爾曼從華盛頓發來的。信中寫道：“請告訴我的將軍，他的時刻保持警覺、眼光很尖的工作人員注意到，當總統乘‘空軍一號’離開新奧爾良時，沒有看到他的人影……
很自然，老行政辦公樓三樓走廊裡眾說紛紜。”
其實，當時我隨總統到了新奧爾良。總統到那裡去是要作為黨的領袖向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最後一次講話，然後，將把大權交給1988年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喬治·布什。這是我第一次出席黨的大會，這種雜技表演與民主的混合場面，從頭到尾使我感到很高興。我本人也扮演了一個小小的角色。
頭年12月，史蒂文斯參議員曾寫過一封短信向布什推薦我做他可能的競選搭檔。然而，那不過是私人間的通信。今年早些時候，霍華德·貝克有一次上電視時被問到共和黨缺少種族方面的多樣化問題。相比之下，民主黨有傑西·傑克遜脫穎而出，成了全國性政治人物。在被問到共和黨候選人的時候，黨派政治觀念浸透全身的貝克，從展望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這個問題上看到了黑人出任國家領袖的一個機會，隨手把我的名字拋了出去。事後我見到他時問道：“霍華德，你為什麼那樣做？”他用哦哦啊啊的田納西拖腔回答說：“我當時只不過想這是個好主意。”貝克的那句話驚動了幾個權威人士，他們紛紛撰文評論我當副總統的可能性。他們中有喬治·威爾、查爾斯·克勞薩默爾、威廉·拉斯伯裡和克拉倫斯·佩奇等等。在政治里氏震級表上，那件事引起的震動還夠不上震級，但是在黨代表大會上我的一些朋友拿這個想法開了個小小的玩笑。我正坐在看台上，忽然聽到周圍的人笑了起來，扭頭一看原來是白宮裡的幾位同事舉著一幅標語牌，上面寫著“布什C鮑威爾1988”。
里根總統在代表大會上講過話以後，同工作人員一起出來去機場乘飛機前往加州，總統打算在那裡過一個短暫的假期。電視攝像機鏡頭攝下了隨行人員登上“空軍一號”的場面，也就是這時，我在華盛頓的那些部下沒有看到我登機，於是蒂爾曼便發來了那封信。科林哪裡去了？在關於喬治·布什的競選搭檔的猜測正沸沸揚揚的時候，他們開始捉摸我是不是留在新奧爾良和布什在一起了？可能不可能？答案遠沒有那麼令人興奮。我是從後面的門登上飛機的。
在停機坪上，就在我們起飛的前一刻，布什向里根透露了他所選擇的競選搭檔：印第安納州參議員丹·奎爾。當時要是選中我或者是另外十幾位冷門人物中的任何一個，使人感到意外的程度也不可能比這更大。我在全國政治聚光燈下的15分鐘是湊熱鬧，令我受寵若驚，也令我有點尷尬。布什副總統從來沒有就這個問題向我說過任何話。
1988年春季的一個下午，時近黃昏，我接到總統秘書凱西·奧斯本的電話。她說：“鮑威爾將軍，有個電話，我讓他先等一等。我知道他是總統的一位老朋友，但是我想應當由你先同他談談。他說他同戈巴尼法先生有接觸，是關於釋放人質的事。”
上帝幫幫我們吧。又來了一個叫人頭痛的傢伙。我們白宮工作人員中有兩條規則：我們不同恐怖分子談判，我們也不向總統談任何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所謂可以解救人質的奇談怪論。現在來了個加州老相識想找總統談談武器換人質騙局裡的一個職業騙子手的事。這個騙子有3個生日、3本護照和6個化名。中央情報局曾用他作為情報來源，但後來把他甩掉了，認為他“專編假情報，老是添麻煩”。他每次接受中央情報局測謊器的測驗都通不過。在有一次測驗中，只有他的名字和國籍說的是真話；也是這個人，兩年前差一點毀了羅納德·里根的總統地位。我感謝凱西女士先向我打招呼並告訴她說，好的，這位先生由我來應付。
我打發不掉這個人。從此以後這個商人沒完沒了打電話給我，用興奮的語氣告訴我戈巴尼法的最新戰略。他說，他知道戈巴尼法是位正經人，因為他到這個人在巴黎的豪華公寓作過客。他有一次向我報告說，戈巴尼法為了使人質獲釋已經用自己的錢付出了50萬美元。總統的這位朋友勸我說，我們應當同他合作。
起初我用講道理的態度對待這個加州老頭，向他解釋他為什麼不應該去同馬努切赫爾·戈巴尼法打交道，也向他說明為什麼決不能用這件事去打擾總統。可是這位朋友不願意錯過這個冒險的機會。整整一個夏季，直到進入秋季，電話一直沒有斷過。到了10月份，我終於問他能不能在近期到華盛頓來一趟，我需要和他談談。他搭下一班飛機來到華盛頓。我們安排在一個星期日上午到水門飯店休息室見面。我帶了巴里·凱利一起去，他是中央情報局的，是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情報主任。我們見到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先生，陪他到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
“先生，你是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我說道，“你在同世界上最卑鄙的無賴之一打交道。”我讓凱利把記錄戈巴尼法劣跡的材料念給他聽。然後我說道：“你解救不了任何人質。你只會傷害你的朋友羅納德·里根。”我指著他的鼻子說：“我離開這裡便回白宮，回去後便指示接線員，如果你再打電話來就掐線。你是在逼我輕蔑你。別使我這麼做。”
這場談話顯然奏效了。他沒有再打電話找我們。
邁克·鮑威爾和簡·諾特在10月1日舉行了婚禮。我取笑我的兒子為了接受一次發表講話的邀請居然推遲了蜜月旅行。我說，對一個熱情奔放的美國青年來說這是奇怪的選擇。但是，這次發言在邁克看來意義重大。卡盧奇要他在國防部——現在邁克在那裡工作——一次嘉獎殘疾僱員的儀式上發言。阿爾瑪和我陪著我們的新兒媳和她的雙親諾特夫婦到了五角大樓禮堂。邁克準備講些什麼我們事先並不知道。我們望著他拄著手杖徐步走上講壇。
他開始講話，聲音清晰、堅定。他把殘疾人的鬥爭比作打仗。他描寫了他在醫院裡當止痛劑的用量被減少的時候，當陸續不斷的探望者、問候卡和花束開始減少的時候他的感受。他講到那一天兩位康復理療醫師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容易的階段，也就是病痛的階段已經過去；困難的階段，也就是使他破碎的肢體重新投入工作的階段即將開始。第二天早晨，他說：“我望著鏡子。我的頭髮亂蓬蓬的，用藥用得頭髮已經乾枯。我的體重減輕了許多。我的臉上毫無血色，滿是鬍子茬。我撐著雙柺，一根導管從胃裡伸出掛在身上。我站著發抖，放聲大哭起來，再也無法自制了。那時是我一生的最低點。這是一場真實的戰爭，而我在敗退。”邁克接下來敘述他如何從那天的谷底爬起來進行反擊，直到今天重新燃起了希望。這是一場每一個殘疾人都必須拼搏的戰爭，與戰場上受傷的軍人的鬥爭沒有多少不同。他最後說道：“人的意志力是驚人的。它使我走下了床，它使我從輪椅上站立了起來，它給了我一根手杖，它使我得以重新在生活中走下去。”
熱淚在我的臉上直流。我看了看阿爾瑪和帶著笑容的簡。
我們相互間不必說一個字。驕傲流露在我們的眼睛裡。
那年秋季，白宮裡的繁重工作看來已不再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聚光燈已經轉向喬治·布什和他同民主黨提名人邁克爾·杜卡基斯州長之間展開的總統競選。自從將近兩年前布什第一次誠懇地歡迎我來白宮工作以來，我對他已經相當瞭解。我曾注意過他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總統開會時的舉止。他很少說話，喜歡私下向總統提出自己的建議。
我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副手後不久的一天，遇到了他的妻子巴巴拉。那天，我到法國大使館出席為來訪的法國國防部長舉行的午宴，發現我的座位在她旁邊。我說：“布什夫人，你好。”
“很好，”她答道，“請叫我巴巴拉。”
“我母親從來不允許我叫她的名。”我說。
“我不是你母親，”她對我說，“叫我巴巴拉。”她說話親切，但是帶有一種不容懷疑的堅定語氣。從那一刻起，巴巴拉和我開始了密切的友誼。
同喬治·布什共事還不到一年半，有一回在橢圓形辦公室開會時我看到了這位謙遜的人的另一面。那是為巴拿馬的事。1988年2月4日，美國司法部對巴拿馬獨裁者諾列加提出起訴，控告他非法販賣毒品賺取暴利。於是美國對巴拿馬實行制裁。自那以後，巴拿馬國內政治形勢急轉直下。3月份，諾列加鎮壓了一次未遂政變。他的御林軍——巴拿馬國防軍用暴力對待反對派，並大批逮捕政治犯。里根總統接受了卡盧奇關於向巴拿馬增派部隊的建議，這就明顯地暗示出諾列加可能會有什麼下場。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華盛頓的鷹派和鴿派在如何對待這個色厲內荏的暴君才是上策的問題上展開了拉鋸式的辯論。有一件事我們是知道的：諾列加害怕對他的起訴。這使我們掌握了一根最有力的槓桿來把他撬下台。舒爾茨國務卿提出了一個方案：如果諾列加願意離開巴拿馬，美國可以撤消對巴拿馬的制裁並且也撤消對他的起訴。
我同意這個方案。
5月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我打電話給副總統布什向他彙報這個方案。我承認這不是最妥當的交易，但是我們應該著眼於我們的目標，那就是把這個惡棍趕下台，努力使巴拿馬獲得民主。副總統對這樣做沒有什麼意見，當時他這樣告訴我。
兩天後，他出外走了一趟回來態度完全變了。他去了加州，同洛杉磯警察局長達里爾·蓋茨談了話。蓋茨對他說，撤銷起訴將是嚴重的錯誤。逮捕諾列加是法律和秩序問題，如果按舒爾茨的辦法達成交易，那將對每天在反毒戰線上豁出性命乾的成千上萬名警官造成可怕的傷害。
週末在白宮二樓總統住所舉行的會議上，布什的表現是我們過去誰也未曾見過的。他當著我們的面直接與總統爭辯。布什堅持說，這是個壞交易，很壞！很壞！總統不應該允許這麼幹。里根的態度卻根本不為所動。他說：“喂，喬治，這很有意思，但是我認為這個交易值得做。”總統就說到此為止。沒有反駁，沒有提高聲音，只聽到布什說了一個“不”字。
第二天，布什在辦公室外面對我說諾列加方案糟透了。他跟我鼻子對鼻子只離大約一寸遠，邊說邊用手指一下又一下戳我胸口，警告我說：“我有生以來從未對別的任何事這麼有把握過，所以我將採取一切措施打掉這個方案。”我從蓋爾恩豪森時期以來還從未在工作中受過如此嚴厲的斥責。最後我們還是向諾列加提出了這樣的交易，但是徹底失敗了。我們還得用別的辦法對付他。從這件事情上我對布什其人知道了兩點：第一，這個人比我以前看到的要強硬得多；第二，同布什打交道別以為開頭順利就會一路順利下去。
總統選舉結束後，11月9日白宮工作人員在玫瑰園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歡迎喬治·布什結束競選勝利歸來。儀式後我準備回西翼的辦公室，因為副總統的辦公室就在我隔壁，倆人就一路走回去。“副總統先生——對不起，總統先生，當選總統先生，現在該、該怎樣稱呼您呢？”我問。布什笑了，說他也不知道。
我們走到他辦公室門口時，他說：“進來吧，我們聊一會兒。我需要了解一下最近的情況。”我簡明地向他彙報了國際形勢。我說完後，他說：“你是白宮裡我打算留在新班子裡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有幾個選擇希望你考慮。吉姆·貝克會樂意由你擔任副國務卿，”——這證實了貝克的著落——“或者，你可以管中央情報局。或者，你也可以暫時留任國家安全顧問，直到你決定想做什麼工作為止。”
“我感到榮幸，”我說，“不過也不一定非給我安排什麼職務不可。”
“不，不，”布什說，“我們需要你。不著急。先考慮一下。”
當天晚上我順路到了卡爾·沃諾在邁爾堡的住宅。卡爾在軍旅生涯中成就斐然，已升任四星級陸軍參謀長。他領我到了他在1區樓上的書房。在那裡，我把我同當選總統的談話告訴了他。然後又說，陸軍當然也不一定非得給我安排什麼職務不可，何況到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結束時我可能也該退休了。我從軍已30年，有些私人單位也已向我提供過令人感興趣的機會。有位現已退休的軍界實權人物不久前路過我家來看我，對我說他即將離開一家大公司的董事會，他認為由我接替他很合適。聽他告訴我，我只要坐在董事會里就能拿到5位數的薪金時，我吃了一驚。“卡爾，”我說，“我離開陸軍已經有一陣子了，但是我真正的希望是留在陸軍裡，如果那裡有工作給我的話。”
卡爾這人不愛羅嗦，馬上切入正題。別再提什麼離開太久的話，他說，我在陸軍有實力的將領中間仍很受器重。他希望我回去，陸軍希望我回去。他說事實上他有一個職位可以給我，部隊司令部總司令，負責駐在美國本土的全部陸軍野戰部隊，包括國民警衛隊和後備役部隊，有將近100萬兵員。
回家後，我像通常在面對需要做出決定的個人問題時所做的那樣，開列了一張利弊比較表。我把“留”列在左方，“走”列在右方，因為我只有兩個打算：或者留在陸軍裡，或者退休。我不想到國務院去當第二號人物，那等於降級。我也不想到中央情報局去當美國的間諜頭子，那不是我。暫留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里也沒有意思，因為我知道布什心中有他自己的人選：能幹的斯考克羅夫特。最後，“留”方列出了19條理由，“走”方只有寥寥幾條，其中最後一條是“開始新的生涯，能賺錢”。在翻來覆去思考了兩天之後，我去見布什副總統，告訴他說我想回陸軍。他客氣地接受了我的決定。緊接著，在我們上午例行的彙報會上我把我的決定告訴了里根總統。“部隊司令部是四星級，是嗎？”他問道。我回答說，是的，是陸軍最高軍銜。“好，好。”他說。
曾對我的生活道路產生過很大影響，也曾在伊朗—孔特拉事件之後幫助國家安全委員會恢復名譽，從而為保全里根—布什總統班子的地位起了莫大作用的弗蘭克·卡盧奇也快走了。在弗蘭克做了那麼多的工作之後，我認為對他離開國防部長一職時的處理是不厚道的。他接到布什一個助手的電話，那人通知他說當選總統選擇前參議員托爾為他的繼任人選，並即將向新聞界宣佈。我的老朋友威爾·塔夫脫同意留在國防部，在托爾的任命等待完成確認程序期間掌理國防部（對任命托爾的確認程序後來拖了很久，最後未通過）。為了酬勞塔夫脫的能幹和忠誠，布什政府後來派他擔任美國駐北約大使，我知道後很高興。
在里根政府臨近壽終正寢的那幾個星期裡，我感到壓力日漸減輕。我接受了一些換在以往會不得不婉辭的邀請。11月中，我到全國科學院出席為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安德烈·薩哈羅夫舉行的晚宴。主菜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一位保安人員悄悄遞給我一張舒爾茨寫來的短箋。舒爾茨需要馬上見我。國務院就在馬路對面，所以我步行過去乘電梯上了7樓，來到舒爾茨的具有早期美國風格的小而精緻的辦公室裡。舒爾茨坐在辦公桌後面，在場的還有羅茲·裡奇韋大使及其助手查爾斯·希爾。他們跟我打了招呼以後，舒爾茨便解釋他為何這麼急著叫我來。蘇聯大使尤里·杜比寧通知他說戈爾巴喬夫又要來美國了。我們不約而同地嘆了一口氣。
“他要到聯合國發表講話，所以他想同總統再次會晤。”舒爾茨說，把杜比寧的信遞給我看。
我看了信。“戈爾巴喬夫想要見的顯然是下一任總統。”我說，把信交給舒爾茨。我提出，我們需要提醒戈爾巴喬夫，在我國，一個時期只有一位總統。
次日上午我們向里根總統報告了戈爾巴喬夫要來的事。他願意同戈爾巴喬夫再次會晤，但是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就不能再作為首腦會晤來安排了。
戈爾巴喬夫將在12月7日到聯合國發表講話，離現在還有將近3星期。舒爾茨認為他為總統同蘇聯領導人會晤想到了一個很妙的地點。既然戈爾巴喬夫是到紐約向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何不使用大都會美術館，也可以讓這位蘇聯人領略一下美國文化？據我這個在紐約長大的人看來，這個主意並不怎麼高明。要是在大都會開會，兩位世界領導人的車隊和他們的隨從人員在曼哈頓一轉悠，紐約差不多就會陷於癱瘓。當我們把喬治的主張拿出來向周圍的人徵求意見的時候，特工處搖頭說這個地點在保安上十分令人頭痛，先遣工作人員說在大都會美術館開會後勤保障十分困難。他們有個更好的主意，在紐約港的加弗納斯島會晤。在那個地方舉行會晤礙不了任何人，離聯合國又近，越過東河很快就到，安全工作也容易安排。舒爾茨雖然不喜歡這個主意，但還是向白宮的舞台監督們讓了步。
計劃工作開始進行的時候，我打電話給杜比寧大使，向他強調一點，這次會晤不是討論實質問題的會晤。無論什麼問題，就里根政府而言都已經太晚了，就布什政府而言又太早了。無論是對行將卸任的老領導人還是對將要上台的新領導人，都不要談交易，不要提倡議，不要在最後一刻搞突然襲擊。還有，在這次會晤中，羅納德·里根仍是總統，喬治·布什雖然是當選總統，但是仍將作為副總統參加。
在戈爾巴喬夫到聯合國發表講話的那天，總統一行在加弗納斯島等候把這位蘇聯領導人送來的船。為了這次會晤，我們借用了指揮第一海岸警衛區的海軍上將的宅邸，在那裡我們邊等邊接收源源不斷傳來的有關戈爾巴喬夫的活動情況的消息：他到達聯合國大會會場時受到雷鳴般掌聲的歡迎；他發表了講話，這篇講話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戈爾巴喬夫宣佈蘇聯人將把武裝部隊裁減50萬人。這是他們主動裁軍，並未要西方採取對等行動。
在等待的中間，布什副總統把我叫到了樹葉已經發黃枯萎的花園裡。自從戈爾巴喬夫要求舉行會晤以來，他一直顯得異於往常的緊張不安。他和即將接替我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斯考克羅夫特擔心戈爾巴喬夫會不會試圖愚弄新上場的嫩手。布什盼望從我這裡聽到今天不會出現晴天霹靂的保證。我說：“副總統先生，我已經儘可能從俄國人那裡取得保證，只差沒有讓戈爾巴喬夫用他自己的嘴巴說出來了。但是他肯定知道我們的想法。總統也準備著把他們試圖突如其來提出的任何東西打回去。”
瞭望人員報告說戈爾巴喬夫的船來了。總統一行聚在將軍住宅的前面等候蘇聯領導人，羅納德·里根站在最前頭，神采奕奕，容光煥發，頭髮在勁風中飄拂。
午宴的氣氛熱情親切。由於議程上沒有什麼可爭議的問題，總統幸甚至哉。他告訴戈爾巴喬夫說，他離任前只有一個使命沒有完成。他未能使陸軍重新建立騎兵，而他是酷愛馬匹的。總統說，最有益於一個人的心靈的莫過於騎馬。戈爾巴喬夫回答說，他要是知道總統的願望的話本來可以幫忙的，蘇聯有的是馬。說到這裡，他開始回憶他自己在一個農場上的童年。
我看看錶，跟一個自己球隊只以一分領先的教練似的，盼望鐘點快些到，別在最後一分鐘失球。這時布什說話了。在這之前他一句話也沒說過。“我國是個投資者的國家，”副總統說道。“投資者總是希望知道今天的情況怎麼樣，不過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前景怎麼樣。所以，總書記先生，關於三四年或者五年以後蘇聯的環境能給投資者什麼保證呢？”
戈爾巴喬夫笑了起來：“副總統先生，這個問題連耶穌基督也回答不了。”聽到他提到救世主，里根不禁莞爾一笑。里根常對我們說，不管怎麼談論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他還是認為戈爾巴喬夫可能有宗教意識。不過這時我認為戈爾巴喬夫只是用了一句俄國的成語罷了。
不論里根和戈爾巴喬夫之間有多親善，我心裡還是深信這次會晤是為了仔細打量美國的下一位領導人。我這個想法從戈爾巴喬夫接下來說的話中得到了證實。他眼睛盯著布什說道，他知道布什的顧問們告訴了布什一些什麼。他知道懷疑派仍然認為他在玩某種遊戲，想哄騙美國，以便蘇聯利用美國。他說，但是布什先生不久就會知道他沒有時間玩遊戲。他自己在國內的麻煩已經夠多的了。他說道：“在1985年，當我說將要有一場革命的時候，人人都歡呼。他們說，對，我們需要一次革命。可是，到1987年我們的革命開始進行以後，歡呼聲卻開始小下來了。現在是1988年，革命還在進行，但是歡呼聲已經停止。”他說，他仍然需要把他的革命繼續下去，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是為了他本國的利益。14個月以來我一直注意這個人，我相信他說的這些話是真的。
會晤結束時在加弗納斯島上照相的時候，有一個鏡頭是3個人站在一個小碼頭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紐約高樓林立的海岸線。這3個人是里根、戈爾巴喬夫和布什，是過去、現在和未來。
在歷次會見中，戈爾巴喬夫送過我幾件禮物，其中我最珍視的是一把配著雕刻精美的金屬槍柄的手槍。這把手槍無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給總務署去估價，等他們估完價我就能第一個把它買回來，我不買的話就把它送去拍賣。總務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賣行的價格來為這把槍定的價。我要是拿到當鋪去估價就好了。但是我想要這把槍，只得咬咬牙籤了一張支票，只希望阿爾瑪看不出其中的奧秘。不料，在計算我們的支票賬的時候她看到了這張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鮑威爾，1200美元買了一把破槍！”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斷地提出決策建議，然後上報。考慮的問題範圍很廣，從在紐約哪個地方舉行首腦會晤最合適，直到幫助首腦會晤擬訂核裁軍條約。到現在我已經摸索出了一套作決策的原則，簡單地說就是儘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況，然後憑你的本能作出判斷。我們全都有某種直覺，而且年紀越老越相信這種直覺。當我面對一個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例如要為某個職務物色人選或者選擇行動方針的時候，我總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點一滴情況。我找人來，打電話問人，查閱能找到的一切書面材料。我靠我所瞭解的知識來滋養我的本能，然後用我的本能來測試所有這些資料。“嘿，本能，這聽起來對嗎？味道對嗎？感覺對嗎？合適不合適？”
但是，時間容不得我們隨心所欲無限期地收集情況。到一定時候，在我們尚未把每一個可能找到的事實掌握到手之前，我們就必須做出決策。關鍵並不是決策要快，而是要及時。我有一個判斷時機的方程式，即P＝40至70，這裡的P代表成功率，數字表示已獲知的情況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況保證我做出正確決策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四十，我便不做決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況足以保證我做出決策的正確性達百分之一百時才做決策，因為到那個時候幾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獲得的情況能保證我決策的正確係數達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七十這個範圍時，我便憑我的直覺做出決斷。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總統就職日上午，我坐在邁爾堡27A我家裡的小辦公室裡，因為我沒接到出席就職典禮的邀請。我是行將離去的老班底的一員，所以沒有理由一定要邀請我。電話鈴響了，是在霍華德·貝克之後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來的。
“我現在過來接你，”肯說，“今天是總統的最後一天，我想我們應當在他辦公室裡同他在一起。”
我與肯共事很愉快，以後會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宮工作人員的14個月裡，是我在里根任期內看到的白宮人員工作最順當、相處最協調的時期。我管理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攤，主管與公眾交流的託姆·格里斯科姆負責照管演說、報界和其他信息活動，肯則指導整個活動。我們3個人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很少發生衝突，有時還開開玩笑。有一個時期，我的手下老逼著我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申請一個印記用在我們的信箋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一個獨立於白宮的單獨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帶著他的手下人員到我辦公室來送上一隻海豹。那是隻小小的絨制海豹，脖子上套著一個項圈，上面寫著“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①。從此，我們便不再設法滿足我們的自我表現欲了。與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宮工作班子不一樣，我們這個組合證明了一個事實：只要能超脫於自我表現的遊戲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沒有摩擦，甚至還能合作愉快。這種氣氛所以能夠實現主要歸功於肯·杜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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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AL一詞在英語裡含有“印記”和“海豹”的意思，在這裡語帶雙關。——譯者注。
在里根政府的最後一天，肯驅車來接了我。我倆在上午10點差幾分的時候到了白宮。我先到我的辦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職日的前一天，白宮勤務人員已經把西翼打掃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騰空了每一張辦公桌，搬光了所有文件。我的辦公室裡每一樣東西都重新油漆過或者擦洗過了，沙發靠墊也給重新塞得鼓鼓的，進到房間感到自己像是闖進來的外人，哪兒都不敢坐。眼下這個房間是懸在我和我的後任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之間的一箇中立的空間。
我去到橢圓形辦公室，看到總統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一身黑色套裝，條紋領帶，像往常一樣無懈可擊。陪著他的有杜伯斯坦、馬林·菲茨沃特、凱西·奧斯本和總統個人助理吉姆·庫恩。辦公室裡出奇地空蕩，所有帶有羅納德·里根個人色彩的東西都已搬走。我們在閒聊的時候，總統打了最後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他的政治顧問林恩·諾夫齊格的妻子邦尼的，他們的女兒休·皮蘭德已病重垂危，總統打電話表示慰問。放下電話後，他開始提到黃廳，那是白宮居住區內他最喜歡的房間。有人建議他在辦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縮寫字母。他笑了起來，說他已經拿走“踢腳板”當紀念品了。
“我還在辦公桌抽屜裡留了一張條子給喬治。”他說。
總統轉身對我說道：“哦，科林，這個東西怎麼辦？”他從衣袋裡拿出他這些年一直帶在身上的核認證密碼卡。
“帶著它吧，先生，”庫恩說，“你現在仍舊是總統。宣誓儀式過後我們把它交出去。”
庫恩接著說道：“總統先生，時候到了。”他把攝影記者們放進房間最後拍照留影。他們拍了幾張總統坐在辦公桌後面、我們站在他身邊的集體照。然後，攝影記者們站到一張沙發後面，把鏡頭對著通往玫瑰園的房門。“來吧，總統先生。”吉姆說。里根站起身朝房門走去，仍是人們所熟悉的輕快的步伐。當他走到門口時，回頭作了最後一次回顧。這就是幾架相機抓拍下來併發往世界各地的那個標誌著一個時代結束的形象。
在總統動身去國會的時候，我驅車回家從電視上看就職儀式。儀式剛結束，我想起需要打個電話給辦公室的一個人，便拿起我專用的白宮專線電話，可是電話已經被掐斷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結束了。在我離開白宮的時候，有兩個問題仍使我牽腸掛肚，一個是巴拿馬的諾列加問題尚未解決，一個是孔特拉在馬克思主義政權統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勢如危卵。但是，我也參與了本世紀後半葉的歷史性轉折，那就是發生在蘇聯的地震似的變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還曾幫助里根制定政策，讓可能造成世界毀滅的核武器競賽倒轉過來。這是我與里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許並不親自指揮每一項政策的每一個細節，但是他有別人為他做。報紙主編兼作家邁克爾·科達曾提出過一個富有洞察力的定義。他寫道：“偉大的領導人幾乎必定是精於簡化的人，他們繞過爭論、辯論和懷疑，提出人人都能懂得的解決辦法……”用這句話來形容羅納德·里根是很恰當的。
里根兩次當選總統靠的是他知道美國人民要的是什麼，並且——更難能可貴的是——把他們要的給了他們。他給予我們的是鼓舞力量和自豪感。對這一點，描寫得最生動的不是別人，而是通常並非支持里根陣營的《紐約時報》。該報在總統在任最後一天的社論中寫道：“……他一直維持到終了，這既令人驚訝也令人寬慰。”這篇社論提到了解開總統的秘密的鑰匙，這就是，他在幾個基本問題上保持了強硬——“加強國防以及減稅”。文章還抓住了里根其人的實質。《紐約時報》指出：“里根總統令人想起類似哈羅德·希爾教授這樣的人物。”希爾教授是梅雷迪思·威爾遜1957年引起轟動的大作《音樂人》話劇裡的人物，是一位賣夢商人，他來到一個小城，許諾說：“江城一定會有自己的少年樂隊，這如同上帝造出小小的青蘋果一樣肯定……”《紐約時報》說，哈羅德·希爾令江城的孩子們“對自己的意志、團結和潛力產生了無比的自豪感。羅納德·里根對美國也起了同樣的點化作用。”這篇社論的標題叫《音樂人退場》。這出戏劇正巧是我所喜愛的，我認為這番讚揚恰如其分。
現在我即將離去，不再為這位卓越的人效力了。離開時，我對我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問心無愧，但是我渴望著回到我最初鍾情的地方去——軍服、部隊、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