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最後一個指揮崗位
每當我坐在佐治亞州麥克弗森堡陸軍部隊司令部的會議室裡時，總面對著一個傳奇式的和平主義人物。在我到那裡赴任當司令後不久，我就掛起了金夫人送給我的一幅安框的馬丁·路德·金的畫像，上面題寫著金博士的話：“自由從來就是昂貴的”。我要讓這幅掛著的畫像提醒我和坐在會議室裡的每個人，銘記住軍隊在捍衛自由和促進種族平等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我離開白宮前的最後幾天的一個晚上，在東廳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一個黑人侍者走到我跟前說：“先生，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陸軍的種族隔離部隊中當過兵。我從沒有想過竟有一天我能看到一位黑人將軍在白宮工作。
我要告訴您，我們大家都感到無比驕傲。”
“我感謝你說的這番話，”我說，“但是，你說得不完全對。
你們大家不辭艱辛地為我們其他人開闢道路，我為此而自豪。”
我曾在一次給全國黑人記者協會的講演中援引了金博士的話，以表達自由的代價是昂貴的，必須加以捍衛的思想。我遭到了冷遇並引起了一些報刊社論的抨擊。我試圖把非暴力的傑出戰士與軍事職業聯繫起來，可能是有一點牽強附會。以後我再也沒有在演講中用這話了。
我到白宮任職後，在1988年總統選舉期間，亞特蘭大和其他地方的人時常問我，對利用威利·霍頓的電視小節目來反對民主黨候選人邁克爾·杜卡基斯的做法有何看法。霍頓是一名服刑的黑人囚犯，他在杜卡基斯任馬薩諸塞州州長期間，有一次持週末假期證從該州監獄出來後強姦了一名婦女並刺傷了一名男子。這一事件的這段電視是不是種族主義行為？當然是。這事使我惱火嗎？的確令人惱火。共和黨的戰略家們曾做過一次冷靜的政治估計：任憑你花多少錢，下多大功夫都動搖不了民主黨對黑人選票的控制，所以乾脆不要白費勁兒。有的人卻不以為然，認為如果玩種族牌可以吸引一些選民，不妨試一試。渲染霍頓之事就是出於這一目的。這是一種政治暗算行為。
不過，我試圖客觀地看待種族問題。我在共和黨政府內被委以最高層的重任，被任命為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絕不是擺設。這工作既實實在在、要求嚴格，又是至關重要的。在我與羅納德·里根和喬治·布什共事的兩年期間，我沒有從他們的舉止言談中察覺到有一絲一毫的種族偏見。然而，他們是領導著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向美國黑人傳達的主要信息似乎是：拉緊靴袢①，靠自己的努力出人頭地。但是並不是人人都有靴袢，有的人甚至連靴子都沒有。我希望里根和布什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更多的敏感性。但一想到他們對我的信任，正說明他們在履行論功晉升的美國理想，就感到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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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靴袢，縫在靴子後跟上緣、穿靴時便於往上提的環形吊帶。美國人以此常來比喻要自力更生。——譯者注。
已故的惠特尼·揚擔任全國城市聯盟主席時，慣常從他在市郊韋斯切斯特縣的家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他在曼哈頓的辦公室。每當火車靠近哈萊姆的125街車站時，揚總是問自己：要不要下車參加示威遊行，還是接著坐車去鬧市區？揚讚賞聯盟運動中的那些喧鬧憤怒的人所起的作用。然而他卻仍呆在火車上，認為去鬧市區為黑人在美國公司尋找工作就是較好地發揮他的才幹。向平等權利的進軍需要各式各樣的工作崗位，正如陸軍在需要空降別動隊員的同時還需要書記人員和廚師一樣。
我擔任陸軍部隊司令部司令時就達到了我國最高軍銜——四星上將。我當過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我的經歷堪稱軍內外黑人同胞的典範，向他們顯示了美國生活的種種可能性。同樣重要的是，我常常希望我的出人頭地會使抱有偏見的白人對他們的偏見有所懷疑，這有助於從他們身上清除掉種族主義的毒害，從而只是根據功過來評價所出現的下一個合格的非洲裔的美國人。
多年來，我也知道我的經歷可能給某些堅持偏見的人一塊擋箭牌，利用我為他們自己辯護：“什麼，我有偏見？我是同鮑威爾共事的！或是領導過他的，或是在他指揮下供職的！”我曾經忍辱負重地強嚥下種族偏見的挑釁，下決心出人頭地，取得成功。假如我秉性更加好鬥，我會不會早就可能被認為是一個麻煩製造者而不是一個可提升的黑人？這就難說了。但是，我贊同惠特尼·揚的見解。我既讚揚實施進軍、靜坐和示威的突擊隊，也讚揚乘火車過125街專為他人尋找工作的人。我更讚揚那些以自己的生活作出榜樣的人們。我敬重千千萬萬普通的非洲裔美國人，他們日復一日地辛勤勞作，養家餬口。他們同其他所有種族的美國人一樣是美國的脊樑。
作為陸軍部隊司令部司令，我統率著25萬現役部隊和25萬後備役部隊，我還統管著近50萬國民警衛隊官兵的訓練工作。我常年在外奔波，視察從佛羅里達到阿拉斯加的所有部隊。我對每一個師的師長了如指掌。我所發現的情況遠遠超過了我們對里根溫伯格加強國防的最樂觀的期望。我們已擁有一支作好高度戰鬥準備的、訓練有素和裝備精良的軍隊。但是，打誰？在哪兒打？在冷戰迅速消融的新時期，我發現我們的指揮官們仍抱著美蘇大戰的觀念不放。我曾有幸親眼觀察到蘇聯這塊磐石上的第一道裂紋。在莫斯科、華盛頓和加弗納斯島時我曾坐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對面，聽他親口承認蘇聯在冷戰中失敗了。我曾注意到戈爾巴喬夫單方面地把蘇聯兵力裁減50萬人。我還看到我們的宿敵與我們合作，使安哥拉和納米比亞問題和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戰爭取得了和平解決。
我的一些同僚預見到需要改變方針。我的導師約翰·威克姆將軍建立了輕型快速機動師，以便進行與蘇聯威脅無關的作戰行動。陸軍參謀長卡爾·沃諾預見到軍隊面臨著困難的轉變，即從以往龐大的軍費預算轉向未來必不可免的軍費縮減。還有一些其他人也都看到了正在發生的變化。但是，對於大多數美國軍事機構來說，好像我們的主要敵人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打道回府了，而我們卻還準備與之進行一場迎頭的衝撞。我決定利用陸軍部隊司令部的這個講台來發表一番具有現實感的演說。真是天賜良機，我的老上司——利文沃思堡的諸兵種聯合作戰發展中心的傑克·梅里特將軍邀請我在美國陸軍協會主持的一個研討會上講話。該協會就是陸軍的工會，由傑克主管。我欣然同意了，但我事先向傑克打招呼說，我要講的話對參加這種盛大社交聚會的陸軍領導人或國防承包商來說，可能不大中聽。
5月16日，在陸軍軍事學院附近的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的一家賓館裡，我面對著堪稱群星雲集的三星和四星將領以及眾多的其財力足以武裝半個世界的巨頭們。我（向約吉·貝拉一鞠躬後）發表了題為《未來世界決不像過去那樣》的演說。我指出，儘管在我們面前眼睜睜地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還有那麼一些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馬基雅弗利式的陰謀家，他試圖騙我們放棄戒備。不，我說。對他行為的真實解釋是“蘇聯內外交困，虛弱無力。蘇維埃制度已經破產，戈爾巴喬夫就是破產財產的保護人。”我闡述了戈爾巴喬夫政府在哪些領域幫助促成了和平，並說：“在公眾和軍事人員看來，北極熊現已戴上斯莫基熊帽①，並扛上鐵鍬去撲滅山林之火。我們的北極熊現在溫順多了。”我有意要將這次演說當成喚醒人們的號召。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打瞌睡，我也感到了室內聽眾聚精會神的認真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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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莫基熊帽”，是身穿營林員服裝的熊的漫畫形象，作為防止森林火災的象徵。——譯者注。
在我預先準備的演講稿中還有兩點看法，我刪去了又恢復，後來又刪去了。那天沒有一個記者到場，難道我在當時不能直言不諱地向同事們說嗎？這是我可以說的時候。於是我就說了。早在1989年，我曾預測：“如果明天早上我們打開北約組織的大門接納新成員，那麼在一週之內，我們就會在我們的辦公桌上看到一些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可能還有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甚至還可能有烏克蘭的申請書。事實上，上一週蘇聯格魯吉亞的反對黨成員們，就他們地區的未來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有的人主張不結盟，有的人主張參加北約組織。”我的這番言論對於在場的聽眾來說，好像我似乎在預測我們將加入華沙條約組織一樣令人驚奇。我接著說：“蘇聯的軍事機器仍然像以往一樣龐大、有害和可怕。實際情況還沒有改變。但我相信它將改變。”這對美國軍隊來說意味著什麼呢？美國人民仍要支持國家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但是，“在80年代初期，我們曾有過的那種軍費增長已是過去的事情了。這點你們能料想到。”至於未來，“我們必須要明智地花錢，要把錢用在刀刃上。”我們必須要在別人向我們提出難題之前首先問問自己：“我們需不需要這個項目？”當答案是否定的時候，我們必須也作否定的回答。我說，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既要承認我們應當縮減部隊，又要看到我們必須繼續保持“一支全世界最好的頂呱呱的軍隊”。
我無法立即判斷聽眾的反應如何。人們站起來鼓掌歡呼往往是因為他們聽到了他們想聽的東西，而不是聽到他們應該聽的東西。後來，傑克說：“科林，這是一篇有分量的材料，正合《陸軍》雜誌的需要。”於是這篇演說刊登在該雜誌上。它受到退休少將亨利·莫爾的猛烈攻擊。莫爾是保守的傳統基金會的分支機構“傳統特寫”的一名專欄作家。他寄給我一封彬彬有禮但又不以為然的信，信中說：“您可能有興趣知道，在數週前我所參加的一個有關‘90年代國家戰略’的計劃性會議，該會議得出的結論與您的結論迥然不同。主要與會者（包括一名中央情報局代表的個人見解）的最終估計是，蘇聯通過它正在進行的‘改組和現代化’到90年代初期將以一個在軍事上比目前更強大的國家出現。”
要改組一支習慣於40年冷戰的軍隊決非一個司令官發出一次喚醒人們的號召所能完成的。
我在全國各地的走訪和談話還達到了一個後來得益匪淺的目的。我能夠從近距離仔細地判斷一些人的才幹，像當時在佛羅里達州坦帕附近的中央總部任司令官的諾姆·施瓦茨科普夫，還有陸軍部隊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三集團軍司令約翰·約索克中將，他過去是國家軍事學院壘球隊的隊員，曾同施瓦茨科普夫一道制定應急作戰計劃。我注意到堅忍剛毅的卡爾·斯蒂納中將把布拉格堡的第十八空降軍訓練成井然有序的有高效戰鬥力的部隊。在華盛頓州劉易斯堡，炮兵出身、其經歷背景頗為奇特的第九步兵師師長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約翰·沙利卡什維利少將在華沙出生和長大。他母親是一個沙皇將軍的女兒，父親離開蘇聯的格魯吉亞共和國後在波蘭軍隊中供職，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軍隊中供職（即在納粹黨衛隊工作，這是後來發現的，約翰·沙利卡什維利本人一無所知）。沙利卡什維利16歲時來美國，他作為一名應徵者加入陸軍。我記得以前我曾說過，這個軍官的發展潛力很大。由於我們已擺脫了冷戰，我對從事熱戰的同僚們的評價決非憑想象，而是認真仔細的。
在和平時期，一個軍、一個師或一個營只要領導有方，它的指揮官的工作，說實話，比起像國家安全委員會那樣從早忙到晚的單位來說，要輕鬆愉快得多。在陸軍部隊司令部，我有一幫得力的助手和部屬。我提出了一套明確的司令部工作原則。我再一次過著幸福生活：每天傍晚5點30分回家，同我的第五軍老司機奧蒂斯·皮爾遜（我把他調到了亞特蘭大）玩短網拍牆球。在10號有一幢雅緻的維多利亞式的宅第是司令官的官邸，我們住在那裡，阿爾瑪和我有時間享受剛當祖父母的天倫之樂。在我們遷往亞特蘭大前不久，簡和邁克一家添丁，生下了傑弗裡·邁克爾·鮑威爾。
我任國家安全顧問時曾享受過該職務的很多特權，但在我的新崗位上，國會沒有授權我擁有從家到辦公地點的交通工具。所以在那兒儘管指揮著上百萬人，卻要駕著一輛破舊的耗油量大的用了16年的克萊斯勒牌旅行車去上班。這輛車在造價達4000萬美元的嶄新的陸軍部隊司令部大樓前總要留下一攤油汙。但是，一旦我到了辦公室，奧蒂斯就會開著一輛閃閃發光的政府發的“信使”牌轎車堂而皇之地把我送到執行公務的地點。
克萊斯勒旅行車是我日常用的重負荷的交通工具，它要馱著工具、零部件和送孩子們上學。但是，那時候我舊情未斷，深深地眷戀著我的老“富豪”轎車。那是一輛1967年產的122型車，有一台不大聽使喚的發動機。每當發生故障，我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時，我就躲進官邸的書房裡翻閱手冊。我會坐在那裡，攤開油料和電氣系統的圖表，通過窮盡法進行調查，找出問題之所在。當我排除了各種其他原因而找到惟一的癥結時，我會跑回車庫說，沒問題了，你這個小混蛋我已制服了你。照著書本來分析和排除車輛故障給我帶來無窮的樂趣。對我來說，這好似打高爾夫球一杆子打進一個洞，或者對其他朋友來說恰似玩保齡球一下子得了300分。
我理想的休閒時光是：拆卸發動機的每一條電線，每一個管子和軟管、每一根電纜和每一顆螺絲釘；使主動軸和傳動系統脫開，用鏈條繞住發動機，再把鏈條掛在椽子上，然後搖絞車把發動機吊出引擎蓋，我站在那兒，雙手沾滿油汙而得意洋洋。我最高興一個人幹活兒。我不喜歡有人過來亂出主意。在亞特蘭大，我就是這樣來度過我大部分的閒暇時光的。我不認為，我的特殊愛好給人的感覺比打高爾夫球、網球、棒球等運動遜色。
初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說新任國防部部長迪克·切尼要見我。他是在約翰·托爾提名未通過後上任的。過去，我作為國家安全顧問，同國會議員切尼的工作關係密切。他當時是眾議院少數黨領袖，負責替里根政府的政策拉共和黨選票。切尼沒有來過陸軍部隊司令部。他打算在訪問中央總部和特種部隊司令部之後，返回華盛頓途中到部隊司令部稍作停留，聽取彙報。我去亞特蘭大的查利·布朗機場迎接他。在司令部裡，參謀人員就我所統率的全國戰略地面後備部隊情況作了簡要彙報。然後，我們同去10號官邸進午餐。
他還是那個我首次在第五軍見過的，後來在國會山共事的切尼：看問題敏銳，辦事精明，不尚閒談，從不輕易露聲色，並且為人剛毅。這個人沒有穿過一天軍服，在越南戰爭期間先是因上大學而延期服役，後又因雙親之故再次延期服役，現在竟然一下子掌管起五角大樓來了。他的國會朋友們明明白白地告誡他，如果他不能迅速在國防部砍出三斧頭，那麼陸海空軍的將領們就會把他生吞活剝了。在他任職的第一週內，在一次電視轉播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公開嚴厲批評空軍參謀長韋爾奇上將，因為韋爾奇與國會談論了MX導彈的部署方案。這次公開的嚴厲譴責以一句不祥之言——“這麼做對一個穿制服的軍官來說是不合適的，每個人是有權利犯錯誤的”——而告結束。我知道韋爾奇是做錯了。但他與國會談論是經切尼當時的副手威爾·塔夫脫和現任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同意的。對這種事我經歷多了，當然明白此舉的箇中底細。切尼及時抓住這個機會是要說，我不怕三軍將領。在現任崗位上，是我領導他們。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韋爾奇也表現出他的氣質。一大批退休的有影響的空軍軍官要伺機對切尼進行報復，韋爾奇則勸他們不要這麼做。這位久經沙場的戰鬥機飛行員對他們說：“同行弟兄們看重鄙人了……讓我們接著幹我們的正經事情吧！”
我有相當把握地確信，切尼不僅僅是為了聽取有關陸軍部隊司令部訓練情況彙報而在亞特蘭大停留的。但在我們交談中，這位守口如瓶的人對他為何來臨的原因沒有露一點口風。我給他的信息是我對亞特蘭大的崗位是心滿意足的。
那年6月，我接到為《檢閱》雜誌寫文章的作者戴維·沃利津斯基的電話。《檢閱》雜誌是每星期天幾乎送給每個美國家庭的《華盛頓郵報》增刊。他在電話中說：“將軍，你是紐約布朗克斯區的貧窮的少數民族的孩子，現在登上了白宮的高級職位，獲得了四星將軍軍銜，您的生平是一個偉大的美國人的故事。”《檢閱》雜誌要給我寫傳記，可能刊登在7月4日那一週的刊物上。我的生平要成為封面故事，登出我的頭像和全身照片。我同意了。沃利津斯基還帶著攝影師普利策獎獲得者埃迪·亞當斯來了。亞當斯在越南戰爭中曾拍過一張令人難忘的南越警察局長在春節攻勢中當街槍決一名越共軍官的照片。
《檢閱》雜誌完成了這篇故事，但7月4日並未見諸報端。與此同時，迪克·切尼順道來訪之事開始成了熱點新聞。海軍上將比爾·克勞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第二屆任期到9月份行將結束。出人意料，克勞拒絕了再幹一任（兩年）的提名。他有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來接替他，即一個極佳的意中人——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空軍上將羅伯特·赫雷斯。當時，報界流傳著其他6個接班人的姓名，其中包括我。繼任者的競爭在進行著，但沒有一個人（包括切尼在內）就此項任職事向我吐過一個字。而我也沒有孜孜以求。在我看來，赫雷斯是穩操勝券的。我的想法是，我幹完陸軍部隊司令部總司令的任期時，卡爾·沃諾將退休，這時我有可能成為陸軍參謀長的候選人。另外，可以想象到當赫雷斯退休時，我可能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職務。或者，我可能在陸軍部隊司令部任職完畢後直接退休。我在軍內已經幹了30多年，軍外還有不少有吸引力的民間差事等著我呢。
8月6日，星期天，我飛往巴爾的摩參加卡爾·沃諾召集的陸軍高級將領司令官年會。這是一次衣著隨意、不拘禮節的社交集會。這一年的年會是在市區外的一個莊園改成的會議中心——貝爾蒙特宮舉行。我期待著以後3天的活動。我將與我的同行兄弟們在一起，他們是陸軍參謀長沃諾、我的友好對手、現任美國駐歐洲陸軍總司令布奇·聖、中央總部司令諾姆·施瓦茨科普夫以及其他十幾位與我在軍隊中同時成長起來的將領。我們將就陸軍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進行自由討論。這是我特別喜愛研究的課題。
那天早上登機後，我看到《紐約時報》一則題為《爭奪繼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職位》的消息。記者搜腸刮肚地胡謅說，我通過“頻繁的書信”一直與切尼部長保持聯繫。完全錯了。我是按照對所有司令官的規定要求，向切尼每個季度做一次報告。
我們進入會議的最後一天，大約下午2點鐘，我接到了一個通知。切尼部長要我打電話給他。我試圖避開眾人的眼光悄悄地溜出房間，打電話給切尼，可他已經離開辦公室了。15分鐘後會議結束時，我又接到通知：要我馬上去五角大樓。沃諾向我會意地眨了眨眼說：“我給您安排一架直升機。”
我帶著阿爾瑪乘直升機而去。在五角大樓停機坪上，一位司機開車來接我們。當我們到達五角大樓的濱河大門口處時，我要阿爾瑪等著，我身著夾克上裝和絲光黃斜紋褲、內穿馬球襯衫，進去見切尼部長。切尼面帶微笑歡迎我。不論對我穿便服還是穿吉爾伯特和沙利文輕歌劇人物服都毫不介意。他就是那樣一種人。他開門見山說，“你知道，我們正在物色一個主席。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繼任人選。”他隨後憑他的判斷力快速報出了我的合格條件。我在五角大樓和白宮裡是輕車熟路。我具有所需的軍事指揮信譽。我懂軍備控制問題，那是在布什的議事日程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項目。而且他認為他和我能夠和睦共事。他問我對這個職務有何看法。
我說：“當然，我深感榮幸，如果您和總統都要我幹，我從命，並盡力幹好。但是，您知道我在亞特蘭大是愉快的，目前並不想挪動。”我沒有明說我真正的擔心所在。這是一項嚴峻的重任。在15個按法律夠條件當主席的四星上將中，我是資歷最淺的一個。我肩上戴的第四顆星剛滿4個月，而幾個資歷較深的候選人則早已是四星上將了。
布什總統顯然也持有同樣的保留態度，因為切尼接下來說，“總統想知道，你的任命會不會使你同其他資格更老的三軍將領的關係難處。”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沃諾的支持，而且我同其他軍種的主官有著良好的關係。我說：“我對此並不擔心。”決不能讓他們看出你提心吊膽。
“好極了，”切尼回答說，“我要推薦你。但是，你知道，這事是由總統作決定的。”
直到我們坐上回亞特蘭大的利爾噴氣機後我才告訴阿爾瑪。“我們又要搬家了。”她說。
第二天，8月9日，星期三，切尼打來電話說，總統已批准了他的推薦。我將接替比爾·克勞。總統要我次日返回，參加玫瑰園的任職宣佈會。當晚我飛往華盛頓，阿爾瑪決定留在亞特蘭大，因為她事先有安排。我的女兒琳達和安妮瑪麗也留下了。所以，8月10日在玫瑰園只有邁克和我站在一起。那天，布什總統首先表彰了比爾·克勞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所做出的傑出功績，然後宣佈他要提名我為第12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由於有待參議院確認，我有6周的時間在陸軍部隊司令部交接工作和準備上任。在以後的幾天裡，各軍種主官和每個主要的四星將領都前來表示祝賀與支持，這種支持正是我所需要的。顯然，總統的擔心也消除了。
我還碰上一個難關。在任命我當主席的那天，我在我的辦公室接待前來祝賀的朋友時，一名手戴橡膠手套的年輕少尉出現在門口。原來陸軍對濫用麻醉品問題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並通過隨機的尿樣測試來找出麻醉品使用者。在隨機決定檢驗人員時我的軍號被選上了。我向朋友們表示歉意後去參加測試。我順利通過了尿檢。
在宣佈我的任命後的星期天，《檢閱》雜誌登出了一篇有關我的封面報道。時機之巧似乎說明，雜誌社裡某個人對主席任命一事知曉內情。實際上，《檢閱》雜誌是提前幾周就排版付印的，而這一期早在總統選中我以前就排印好了。戴維·沃利津斯基要麼是直覺本能的應驗，要麼是僥倖碰上了好運。這篇報道確實產生了一種驚人的意外效果。沃利津斯基一貫熱衷於尋找富有人情味的題材，而我在亞特蘭大的秘書——一個名叫卡米·布朗的能幹的陸軍軍士向他透露，我在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我的處世格言。沃利津斯基打來電話，要我讀幾條給他聽。我念道：“事情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糟，到明天早晨情況就會好轉。”“要檢查細節，作抉擇時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懲罰。”以及其他一些我生活中所經歷的教訓。他收集了這些思想見解中的13條，並以《科林·鮑威爾的守則》為題附在《檢閱》雜誌的文章中。我開始不斷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個要這些守則的請求，以至於我不得不大量印成卡片。考慮到讀者仍感興趣，這些守則附在本書末尾，謹供參閱。
在宣佈提名我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3天后，突如其來的噩耗使我猶如遭到五雷轟頂，悲痛不已。在紐約市立學院“潘興步槍會”期間，我的楷模、導師和鼓舞者龍尼·布魯克斯因大面積心肌梗塞去世，享年54歲。我乘飛機趕往紐約奧爾巴尼的大都會浸禮會教堂，參加布魯克斯的葬禮並致悼詞，讚揚這位傑出人物和他勇敢的妻子埃爾莎，以及他們養育的3個好兒子。當時，我還看到幾位原“潘興步槍會”的好友，其中有羅傑·蘭格文和加拜·羅梅羅等人時，忍不住驚歎人生的無常。要不是我遇上了這位鼓舞我前進的布魯克斯——決心當一名文職化學研究人員的完美的軍官學員，我今生會走上今日所走的道路嗎？
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兩星期之後，溫斯頓·丘吉爾率領“參謀長委員會”成員，即英國陸海空軍主官前來華盛頓。該委員會於1923年成立，此時的任務是協調女王陛下的陸海空三軍將士對軸心國作戰。美國當時沒有類似的機構來與英國制定聯合作戰計劃，因此，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設立了一個代表陸軍、陸軍航空兵和海軍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羅斯福的親信和助手威廉·萊希海軍上將領導該組織，並充當與總統的聯絡人。萊希的頭銜是“陸海軍總司令的參謀長”。於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成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我們的組織。
1947年，根據國會法案確定建立永久性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於1949年設立了主席職位。奧馬爾·佈雷德利上將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第一任主席。近40年來，該機構一直指揮著美國軍隊，其體制根據法律偶爾有所修改。例如，1952年，海軍陸戰隊司令被批准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大部分會議，並在1978年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正式成員。
這一制度有著嚴重的缺陷。除了主席以外，每個參謀長都是本軍種的首長，而政府卻指望他會拋棄為本軍種謀利益的本位主義，以國家利益為重。要平衡和兼顧兩方面的利益是困難的。參謀長們要調製“紫色”是不勝其難的，“紫色”是五角大樓採用的一個隱喻，意即把綠色（陸軍）、藍色（空軍）和白色（海軍）軍服的顏色摻和在一起，達到水乳交融的紫色境界。把這些有雙重頭銜的領導人放在一起，期望他們能達到“聯合一致”，這根本是痴心妄想的目標。然而，現代史中每一個重大的戰局都是諸軍種聯合行動，例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與聯邦海軍部隊聯合行動，南下密西西比河，分割了南方邦聯；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期間指揮的仁川登陸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聯盟作戰行動——盟軍在法國北部的諾曼底登陸作戰。在當今時代，聯合一致與其說是人為地建立起的一種機制，不如說是出於形勢的需要，在關鍵時刻的必然產物。
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有責任向國防部長和總統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和意見。但這必須是參謀長們一致的看法，而不是某個人的意見。所有參謀長要達成一致看法，惟一的途徑幾乎就是相互遷就，彼此照顧。結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的1600人的聯合參謀部花費了成千上萬個工時，拿出來的是冗長的、誰也不得罪的大家都高興的文件。這種文件每一位參謀長都能接受，但對國防部長或總統卻幾乎毫無用處。為處理這樣的文件而制定的折磨人的慣常程序可以為13世紀教皇統治下的古羅馬元老院增添不少光彩：先有白封皮草案，接著是橘黃色封皮的草案、綠色封皮的草案，最後才是經過批准的貼紅條的正式紅頭文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這些缺點已非官僚化所能概括得了的。依我之見，這一鬆散的組織機構部分地說明了為什麼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提出明確的主張，以防止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這種有缺陷的機制一直運行到第九任主席戴維·瓊斯上將任上，他於1982年剛退休後不久，直言不諱地痛述其弊端。瓊斯上將提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應成為國防部長和總統的“最重要”軍事顧問，並應被授予更大的權力來領導為各參謀長服務的參謀部。當時的陸軍參謀長夏伊·邁耶上將曾想要完全取消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之以成立國家軍事委員會，其成員不對特定的軍種負責，因而可以把全部精力致力於協調整個武裝部隊。這些建議引起了一場爭論，其結果是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和眾議員比爾·尼科爾斯提出倡議，並使國會於1986年通過了國防部改組法，通常稱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
該法第一次賦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真正的權力。作為“最重要的軍事顧問”，他可以直接向國防部長和總統陳述他自己的主張。他不再侷限於先呈報參謀長們摻了水的一致性建議，然後再小聲地談他個人的看法。然而，參謀長們仍然是顧問，要鼓勵他們提出自己的主張，甚至可以不同意主席的意見。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還將聯合參謀部的1600名人員置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而不是多頭的參謀長法人團體的領導之下。即使進行了這種改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仍未置身於指揮系統之中。但國防部長可以要求各項軍事命令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下達給野戰司令官，切尼就是這樣做的。
比爾·克勞上將是一位過渡時期的主席，因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是在他任職期到一半時生效的。假定我的任命得到參議院的確認，那麼，我就是第一個整個任期內都掌有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所賦予的權力的主席了。9月20日，參議院正式確認了我的任命，我是擔任此職的最年輕的軍官、也是擔任此職的第一個非洲裔美國人和第一個後備軍官訓練團的畢業生。出身於南布朗克斯區的移民後裔躍升到這個國家的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但願布魯克哈特上校在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訓練大廳此時能看到我。
10月1日，我入睡時心情怡然但略有倦意。比爾·克勞的任期已在前一天的午夜結束，而這個星期日是我擔任主席職務的頭一天。那天早晨，我去了我的新辦公室，我只是看一看和放置一些東西，五角大樓這時實際上空無一人。克勞曾在他辦公桌後的滿牆壁的書架上擺滿了五顏六色的軍用帽盔頭飾。他拿走了帽盔，書架已空無一物。我在腦子裡記下要給我的舊時蓋爾恩豪森好友、現為陸軍史學家的比爾·斯托夫特打電話，並要他給我送來裝訂著綠皮的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後來，我打電話時，他的助手問我要多少本。
我回答說：“能填滿35英尺高的空間的數量。”
出於安全的原因，主席辦公室的窗戶都塗上了塗料，因為窗戶距五角大樓熱鬧繁忙的主要入口——濱河大門口只有幾英尺遠，往來的班車都在這裡停靠。塗了塗料的窗戶使我無法極目遠眺波托馬克河對岸的國會山，我也看不到往返在“有潮港地”（美國首都華盛頓南邊的地名，在波托馬克河旁——譯者注）的揚帆，甚至看不見五角大樓的校閱廣場。這種情況也必須改變。庫克“醫官”的一幫人費盡心機終於想出瞭解決辦法，那就是塗上單向防彈的名叫“密拉”的聚酯薄膜。我可以往外看，但排隊上班車的僱員們卻看不到裡面。幾年來，我發現我自己處在一個理想的位置上，目睹著日常的人間戲劇，從國防部官員的小集團活動到熱衷於幽會的情人一一盡收眼底。
在任職的第一天，我在辦公桌上放了插著“雪飛”鋼筆的大理石筆架，這用具是我在1957年布拉格堡獲得“第四連優秀學員”的獎品，從此後無論我到哪裡工作，它總是放在我的辦公桌上。我還打算掛出陸軍部隊司令部工作人員在我離別時所送的禮品——一幅題為《跟蹤維多利奧》的唐·斯蒂弗斯的印製版畫。這幅畫描繪的是第十“野牛勇士”騎兵團士兵搜尋一名阿帕奇戰士。同時，我想擺出斯圖·珀維安斯在我獲得第一顆將星時所贈的安框的林肯信函。這位總統在信中說，任命新的將軍易，補充失去的戰馬難。
那天下午，阿爾瑪和我參加了我表兄阿瑟·S·“索尼”·劉易斯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個家庭宴會。劉易斯是個了不起的人，他行伍出身，從一名海軍士兵幹起，後來在達特茅思學院取得學位後當上了美國駐塞拉利昂大使。我的姐姐瑪麗琳和姐夫諾姆，以及從各地來的姑、姨、叔、舅們和堂表兄弟姐妹們濟濟一堂，大家慶祝我們家雙喜臨門——我的新職務以及邁克和簡結婚一週年紀念。我童年時代感受過的歡樂與溫馨一一重現在眼前，宴會一直到酒幹興盡方散。午夜時刻，阿爾瑪和我才在我們所住的邁爾堡要人賓館——溫賴特宮入睡。我們在這個要人賓館裡將一直住到主席官邸裝修完畢才能搬進去。我剛躺下只二三個小時，電話鈴就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