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主席先生，我們碰到了麻煩”
我當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剛過24小時，聯合參謀部作戰部長湯姆·凱利中將就來電話叫醒我，向我預報在巴拿馬正醞釀著一場反諾列加政權的政變。凱利說，我在幾分鐘之後會接到剛在巴拿馬接任南方總部司令的馬克斯·瑟曼上將的電話。
我們又走到一起了。
儘管馬克斯·瑟曼擔任新職務只比我任新職早一天，但在潛在的危機時期調他到巴拿馬是令人放心的。他是一位傳奇式人物，被認為是陸軍中最能幹和最剛毅的軍官之一，還是一位工作刻苦的單身漢，除了工作外似乎別無愛好。由於他動不動就激動，大家給他起了個親暱的綽號“瘋子馬克斯”。
過去6年裡諾列加不時出現在我的雷達屏幕上。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83年9月我隨卡普·溫伯格赴拉美訪問期間。那時候奧利·諾思已成為我們一行中極顯眼的人物了。在那次訪問中，我們先和巴拿馬的新傀儡總統、上過斯坦福大學的裡卡多·德拉·埃斯普利拉進行了一次形式上的會晤，然後我們在巴拿馬國防軍司令部大樓，即指揮部會見了該國的真正統治者、巴拿馬國防軍司令曼努埃爾·安東尼奧·諾列加准將。我發現諾列加是一個毫不起眼的人，麻子臉上長著一對骨碌碌轉動的小眼睛，還擺出一副妄自尊大、洋洋得意的樣子。看到他彷彿碰上魔鬼一樣，我立刻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25年來諾列加一直為中央情報局和國防情報局工作。他與古巴、利比亞和其他情報主顧們有往來，而且他還允許克格勃在巴拿馬自由活動。你收買不了諾列加，但你可以租用他。我們自己就利用他作為把武器輸送給尼加拉瓜反政府分子的管道，以便使後者進行反桑地諾政府的游擊戰爭。記得第一次與他見面時我就在想：真奇怪！居然要把一個惡棍當作尊敬的國家領導人對待。兩年後即1985年，我再次見到諾列加時，我們仍然對他以禮相待。那是在諾列加把自己晉升為四星上將後，溫伯格邀請他來五角大樓訪問。當然，他不是在五角大樓受到禮遇的惟一暴君，我記得還有扎伊爾的蒙博託總統。但是，我們對蒙博託也有我們的用場，即利用他把武器輸送給安哥拉的反共武裝。冷戰政治有時候是可以使令人毛骨悚然的壞傢伙大有用武之地的。
諾列加為人狡猾。他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共秘密活動來討好中央情報局局長比爾·凱西。他偶爾關閉一些小的毒品製作場以滿足美國禁毒局的要求，但同時卻又幫助哥倫比亞的毒梟洗錢，從中獲取暴利。然而，諾列加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1985年他在巴拿馬國防軍陰謀策劃下，暗殺左派政敵雨果·斯帕達福拉的案件引來大批採訪事件真相的記者，並引起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的極大憤慨。到1988年2月，邁阿密和坦帕的大陪審團已握有諾列加進行毒品交易活動的證據，足以對他進行起訴並定罪。當時，喬治·布什副總統曾告訴我決不能和他談交易而放棄起訴，讓他逍遙法外。
我那時是國家安全顧問，對一場起訴一個“友好國家首腦”是否明智的爭論只能進行調解。我們已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政府已准許進行起訴，但我們仍在給諾列加報酬，禁毒局甚至還給他一封嘉獎信。政府終於對諾列加採取了清楚明確的立場。所有美國機構都不能用他。他不能在受到刑事起訴的情況下，同時還在美國機構供職。
在起訴之後，巴拿馬人民以為美國隨時準備幫助他們除掉這個邪惡的獨裁暴君，於是紛紛擁上街頭，進行反諾列加的遊行示威。諾列加的反應是甩掉另一個傀儡總統埃裡克·德爾瓦萊，以教育部部長曼努埃爾·索里斯·帕爾馬取而代之。此時，喬治·舒爾茨主張採取積極行動，包括進行軍事幹預來除掉諾列加。國防部長弗蘭克·卡盧奇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比爾·克勞海軍上將都不同意。他們認為，諾列加儘管可惡之極，但我們不能無端地動用美軍來除掉他。這點可能會使某些人吃驚，實際上軍方未必贊成以武力來達到政治目的，除非萬不得已。知識界儘可以說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外交官可以接連不斷地發出外交照會。但是，到頭來，帶回運屍袋並不得不向死者雙親說明原因的是軍方。里根總統確實從來沒有考慮過在沒有遭到直接挑釁的情況下入侵巴拿馬。他認為，美國應當避免讓人看成是橫行霸道的“外國佬”，不能因為我們不喜歡巴拿馬人處理內部事務的方式就悍然入侵巴拿馬。況且，那裡還沒有嚴重的共產黨威脅的隱患。
我仔細想過，如果我們捲入巴拿馬事務，除掉諾列加也解決不了問題。他的權力基礎是巴拿馬國防軍。當我們搞掉了諾列加，就會有另一個巴拿馬國防軍的歹徒起而代之。何況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白馬王子，可以取代諾列加和他的心腹部下。作為國家安全顧問，我開過好幾次政策審議小組會，試圖物色一個比諾列加略勝一籌的巴拿馬國防軍軍官，或找到一位能頂住巴拿馬國防軍反對的巴拿馬文職領袖。當時，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活動負責人告訴我說，該局已找到一個救世主，一位誠實的反諾列加的自由主義者，他或許能幫助推翻獨裁者。這位楷模人物是誰？我要知道。我被告知，他就是當時與諾列加不和的巴拿馬駐以色列大使兼武官——愛德華多·埃雷拉·哈桑。
中央情報局偷偷地將哈桑帶出特拉維夫並送到華盛頓。我在白宮辦公室會見了他。他原來是一個大方、可愛和精明的人。哈桑談起諾列加的劣跡頭頭是道，儘管他說話時老是“我……我……我”的口吃。然而，在他的談吐中沒有提及“自由”和“民主”的字眼。我的結論是哈桑是又一個諾列加，只是更圓滑一些。哈桑返回以色列，但諾列加已風聞他的美國之行並撤了他的職。中央情報局把他弄回美國，給他幫助以便日後可能有用。
隨著里根時代在1989年1月宣告結束，布什總統接下了諾列加問題。諾列加這個暴君繼續表現出他對民主的蔑視，用暴力對待政治上的反對派並實施大規模的政治逮捕。他中止了1989年5月的選舉，因為他的反對者吉列爾莫·恩達拉看來要當選；諾列加還指使他的巴拿馬國防軍暴徒們在美國電視攝像機的鏡頭前對恩達拉的副總統候選人大打出手。1989年秋天，在我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時候，搞掉諾列加並由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已成為布什政府越來越重視的課題，而布什總統本人對這個獨裁者的憎惡程度絲毫未減。
10月3日凌晨兩三點鐘，馬克斯·瑟曼正如已答應的那樣，在湯姆·凱利早先預報之後向我作了較全面的彙報。他說，起義是由一個巴拿馬國防軍軍官莫伊塞斯·吉羅爾迪·維加少校策劃的，並打算在大約6小時後，也就是那天上午8點半開始行動。
“我們掌握了有關吉羅爾迪的哪些情況？”我問瑟曼，“他有沒有什麼盟友？有沒有什麼部隊支持他？他對我們有什麼要求？”
“我們對他一無所知。”瑟曼說。至於他的動機，吉羅爾迪似乎是代表著拿不到軍餉的憤憤不滿的巴拿馬國防軍士兵。他搞的政變與其說是為民主而戰，不如說是為了發洩職業上的不滿情緒。他還沒有要求我們提供什麼東西。
“我們是不是會把一個諾列加換成另一個諾列加？”我問瑟曼。
“可能的。”他回答說，這是個極難搞清楚的問題，因為我們掌握的信息極少。
我要求瑟曼隨時通報情況，隨後我就打電話給切尼部長。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電話，是我第一次履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責，向國防部長提供軍事方面的諮詢。當我叫醒他並把我們所知道的情況告訴他時，切尼的冷靜給我留下了印象。我接著談了瑟曼和我的看法，認為我們還沒有掌握足夠的信息，不便向吉羅爾迪表示什麼。切尼表示同意，隨後他打電話給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後者也同意這一意見，於是就這樣報告了布什總統。
到了上午8點半鐘，政變並未發生。瑟曼來電話報稱，吉羅爾迪顯然碰到了後勤方面的困難，他的行動推遲到當天下午。
那天上午，我去白宮見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班子。我從橢圓形辦公室直接打電話給瑟曼，得到最新信息，然後把瑟曼所講的情況告訴總統。吉羅爾迪是保衛諾列加司令部安全的巴拿馬國防軍第四連連長。他幫助過諾列加鎮壓新近發生的未遂政變，這兩個人的私人關係密切，諾列加還是吉羅爾迪的一個子女的教父。吉羅爾迪要求我們動用美國軍隊封鎖軍區的入口通道，這樣在該市外面的巴拿馬國防軍部隊就無法前來援救諾列加。但是，他不想把諾列加交給我們。他有這樣奇怪的念頭，認為諾列加會接受命運的安排，平平安安地隱居鄉間。然而，他無法保證自己家屬的安全，他要求美國在巴拿馬的官員能為他們提供庇護所。
整個事情聽起來不像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舉動。切尼、瑟曼和我都認為，美國不應捲入，總統的所有其他顧問也都同意。儘管我們擔心如果吉羅爾迪失敗，我們就可能會被指責放過了一次搞掉諾列加的機會。然而，布什總統已拿定主意，既然吉羅爾迪閉口不談民主，我們就不支持他，除非他對恢復文官治理作出承諾。
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目睹布什班子是如何處理問題的。我很吃驚，舉行這樣緊要的討論會竟毫無準備和沒有安排後續措施。弗蘭克·卡盧奇和我創設的政策研究小組制度已被這個新班子廢除。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是一個機智的人，他後來發現了問題並重新下令把政策研究小組改成委員會，由他的副手鮑勃·蓋茨任主席。但是這些都是後話。這一天，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進行的討論是直率而毫無顧忌的。全部與會者中最難辦的是總統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在這個問題上，蘇努努既不能容忍冒傻氣的人，也不能容忍聰明的人。他在半路上打斷別人的話，並講些與主題毫不相干的話。我注意到，他的這一舉止似乎沒有引起總統的反感。布什在聽，很少發言。他一旦開口，則說得合情合理。他再三重申，政變策劃者必須表示恢復民主的明確意向，“否則我們不作任何承諾。”爾後他宣佈會議結束。我回到了五角大樓，呆在那裡與瑟曼保持不斷的聯繫。
在這緊張的一天當中，我去切尼的會議室時，遇見了一個我絕沒有想到會見面的人。部長在接待蘇聯新任國防部長季米特里·亞佐夫大將，隨同亞佐夫前來的是在德國與我的第五軍對峙的蘇聯第八近衛集團軍前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將。切尼給我們作了介紹。我們兩人面對面坐在桌子兩邊露出微笑，不無明顯的諷刺意味，因為這兩個軍人往日曾研究過如何消滅對方。“阿恰洛夫將軍，”我說，“您知道，我過去在法蘭克福時總是把您的照片擺在我的辦公桌上。”
他狡黠地向我一笑說，“是的，在我的辦公桌上也放著您的照片。”
夜晚降臨，來自巴拿馬的最後消息說，吉羅爾迪的政變因為天黑無法行動，改在第二天發動。
第二天早晨果真發生了政變。吉羅爾迪在軍區扣押了諾列加，但不知道該怎麼處置他。我們指示瑟曼，只要政變策劃者把諾列加交給我們，就可以看押他。但瑟曼並沒有主動採取行動去抓他。與此同時，諾列加毫無隱退到他莊園養老的意思，相反，他抓起電話呼叫在巴拿馬市和75英里外的里奧阿託的忠實部下設法營救他。到下午，諾列加已設法說服吉羅爾迪放棄政變行動，這次政變就這樣流產了。整個事變自始至終正好5個小時。
在向白宮報告了這一失敗之後，切尼和我走出辦公室來到濱河大門口的校閱廣場。既然我已經處理了一場危機，也許是舉行正式儀式宣佈我開始履行主席職責的時候了。儘管政變失敗對我來說不是個吉祥的兆頭，但我從中看到了不少東西：切尼是冷靜而堅強的；聯合參謀部是一個高效率的辦事機構；布什總統在身邊顧問們的嘈雜喧囂聲中能夠看出問題的本質並做出明智的決策。
吉羅爾迪完蛋了，諾列加很快下令處決了他。但是由於吉羅爾迪的失敗在美國造成的影響則剛剛開始，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開始狠狠地批評政府失去了一次搞掉諾列加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起了領頭作用。切尼和我還得去國會山，聽取事後諸葛亮們的批評，說我們沒有迅速援助吉羅爾迪，好像這個“X”牌號①的策劃者是第二個西蒙·玻利瓦爾②。我以克勞塞維茨的話來安慰自己：“栩栩如生的短暫印象決不能使我們忘卻掉這些印象所說明的真相是較少留有痕跡的。”再沒有什麼事件比吉羅爾迪少校的政變更短暫的了。我仍然深信我們做出了正確的決策。
--------
①“X”牌號，為顯示某產品或項目的優越性而被用來作陪襯的產品。——譯者注。
②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委內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獨立戰爭領袖，獲“解放者”稱號。——譯者注。
瑟曼和我經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驗。我們相互交換了意見，並定下決心：如果我們被迫在巴拿馬採取行動，我們建議要消滅巴拿馬國防軍。瑟曼著手製定一項這麼做的計劃。
政變失敗後的那個星期六，我幫著阿爾瑪把家搬到6號——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官邸。這時《華盛頓郵報》的鮑勃·伍德沃德打來電話。伍德沃德正在為該報的星期天版撰寫一篇有關失敗政變的報道，並說他剛好要核對一些事實，順便給我一個機會談談我對所發生事情的看法。伍德沃德帶著一種使人消除疑慮的聲調和酷似一個童子軍主動幫助一個老婦人過馬路的態度向我擔保說，我所說的一切都將作為“深層的背景材料”，這是比“一個高級政府官員今天說”更隱諱一些。到那時為止，詳細敘述我在巴拿馬政變中的角色的新聞報道把我說成是徹底栽了的寵兒。因此，我並不反對在一家有名望的報紙上把我對這事件的看法講清楚。我同意跟伍德沃德談談。
第二天所刊登的他的報道不能說不準確，但也於事無補。經驗提醒我，你擺出姿態本想拍一張好照片，可攝影師偏偏選擇你張著嘴的鏡頭拍。不過，我繼續和伍德沃德打交道，儘管阿爾瑪提醒我要謹慎從事。
在以後的兩個月裡，從巴拿馬不斷傳出發生政變的謠言。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都煙消雲散了，但是瑟曼加快了制定應急作戰計劃的步伐。原來的代號為“藍色調羹”的作戰計劃增加了新內容：不僅要除掉諾列加，而且要摧毀整個巴拿馬國防軍。按照這個經過修改的“藍色調羹”計劃，美國南方總部在巴拿馬的1．3萬人的陸軍部隊和支援部隊將要得到美國第十八空降軍1萬人的加強。第十八空降軍軍長卡爾·斯蒂納中將將指揮這支聯合特遣部隊。如果我們發起攻擊，這支部隊就要佔領巴拿馬國防軍的全部設施，摧毀巴拿馬國防軍的抵抗，並幫助使合法選舉出的恩達拉政府執政。“藍色調羹”計劃還包括“三角洲”部隊發起的一次襲擊，其目的是解救一名叫庫爾特·繆斯的美國公民。他是給中央情報局提供消息的人士，被諾列加以間諜罪關押在莫德羅監獄的單人牢房內。諾列加曾揚言，如果美國採取行動反對巴拿馬，就立即處死繆斯。在切尼部長的批准下，我們悄悄地開始把新增的裝備和部隊運進巴拿馬境內。
邁爾堡格蘭特大街6號是一座宏偉的宅第，住在那裡有點像住在白宮裡一樣。阿爾瑪和我在一樓擁有一套供待客和娛樂用的裝飾時髦的客廳，在二樓的一個套間是我們的寢室。與白宮不同的是，我們的套間狹小，只夠我們兩人住，再也容不下一個過夜之客。我是在套間裡的一間配有一台電視機和保密電話的小書房裡度過我的閒暇時間的。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我正坐在書房裡，接到湯姆·凱利的又一次電話。“主席先生，”凱利說，“我們碰到了麻煩。”像往常一樣，最初的細節總是概略的，粗淺的。我只知道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巴拿馬被槍殺。不久我得到報告說，有4名軍官著便服駕車進巴拿馬市赴晚宴時，在巴拿馬國防軍司令部附近撞上一個路障。那天是巴拿馬每年一度的武裝部隊日，有很多巴拿馬國防軍軍人在飲酒狂歡。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馬士兵試圖把這些美國人拉下車。司機開足馬力想逃走。這些巴拿馬國防軍就開了槍，海軍陸戰隊少尉羅伯特·帕斯被擊中，不多時死亡。
隨著夜幕降臨，情況越來越糟。目睹這次射擊的海軍軍官亞當·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馬國防軍扣留，並押往警察局受審。柯蒂斯遭到毒打和處死的威脅。柯蒂斯夫人被強迫站在一面牆壁前，巴拿馬國防軍士兵在她身上亂摸，直到她昏倒在地。
我將上述所有情況向切尼作了報告，同時我們討論這算不算是個不能置之不理的挑釁行為。他向白宮報告了這件事，確定在次日早晨與布什總統開會研究。
那是一個緊張繁忙的星期天。我首先去五角大樓與瑟曼核實星期六的事件。儘管我們的軍官開車出錯並撞上了路障，但是巴拿馬國防軍的行為仍是不可饒恕的。更有甚者，開槍射擊標誌著對美軍抱越來越敵視的態度。“‘藍色調羹’計劃進行得怎麼樣？”我問。瑟曼說：“已經進行了演習，可以付諸實施。”我打電話給運輸司令部和特種作戰司令部的領導人，要他們做好行動準備，然後我去切尼辦公室參加上午10時的會議。與會的有負責政策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部長皮特·威廉斯（我認為他在這次行動中幹得最出色），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比爾·普萊斯。我們仔細研究了各種方案。到切尼宣佈會議結束的時候，沃爾福威茨和普萊斯還不能確定，我們是否有“確鑿證據”來名正言順地進行軍事幹預。切尼要我留下來等一等再走。當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時，他問：“你有什麼看法？”
我說：“瑟曼和我都認為我們應當進行干預，保護美國公民，何況諾列加不是一個合法的領導人。他是一個罪犯。他正受到起訴。”不過，我告訴切尼，在我與參謀長們研究以後，再提出我的最後建議。
切尼說：“好，我將在今天下午同總統會面。”
巴拿馬問題是布什政府遇到的第一個大的外交危機。它也是第一次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根據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執行新職能的嚴峻考驗。以往，首先參謀長們要達成一致意見，然後由主席呈報國防部長和總統。而今我是最重要的軍事顧問。參謀長們技藝高超，經驗豐富。正是他們向各總部的司令官們提供受過訓練並做好戰鬥準備的部隊。我不能輕視他們的才智。但目前我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不能使自己再侷限於起傳聲筒的作用了。
回到辦公室後，我要求湯姆·凱利通知參謀長們於上午11點半到6號開會。我不要全班人馬在星期天上午都到五角大樓來。他們肯定會被記者發現，從而引起各種各樣的驚恐情緒。不久，他們從教堂或家裡來到我家。我煮了咖啡。我們在一樓的圖書室裡落座。“遺憾，您損失了一個人。”我向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說道。格雷黯然點頭稱是。湯姆·凱利和我的情報官特德·謝弗向參謀長們作了簡要彙報。在我們討論完軍事方案之後，我向他們講了我的看法。“對帕斯的被殺事件決不能寬恕。‘藍色調羹’行動是一個好計劃。我們已準備就緒。我認為，我們應當付諸實施，但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陸軍參謀長卡爾·沃諾、海軍作戰部長卡爾·特羅斯特和副主席鮑勃·赫雷斯都表示贊同。空軍參謀長拉里·韋爾奇起初持懷疑態度，認為我們沒有遭到足夠的挑釁，但很快也同意了。阿爾·格雷提出：我們是否需要像“藍色調羹”計劃規定的那樣迅速行動？他知道，按計劃規定，海軍陸戰隊只起很小的作用。他想要爭取時間，以便把海軍陸戰隊兩犧分隊召來參加。“格雷，”我說，“瑟曼有一套切實的計劃，一切就緒，待命出發。我們既不能拖延計劃，也不要增添任何不必要的人了。”格雷表示理解。最後，“藍色調羹”計劃得到了參謀長們的一致支持。
在聖誕節前籌劃一場戰爭，這個時間的確不尋常。12月17日，星期天下午，我匆匆地走過披上節日盛裝的白宮走廊。湯姆·凱利手提地圖箱走在我身旁，這時我們被身著18世紀服裝的聖誕頌歌合唱隊堵住了去路。我們和他們握手，互致節日祝賀，然後繼續走向在二樓的布什私人套間。
總統正耷拉著腦袋，下巴貼著前胸，咬著嘴唇坐在那裡沉思。他身穿一件藍色便上裝和一條便褲，腳穿一雙紅襪子，一隻上印著“快樂”字樣，另一隻印著“聖誕”字樣。他召來了迪克·切尼、當時的國務卿吉姆·貝克、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及其副手鮑勃·蓋茨和新聞秘書馬林·菲茨沃特。
約翰·蘇努努沒有來，這可以大大減少離題的瞎侃。
切尼首先回顧了在巴拿馬所發生的情況，並概述了我們打算採取的對策。然後他讓我來講軍事計劃。湯姆·凱利打開地圖，我手拿一根將無光束紅點投向地圖的鋼筆式激光指示棒開始彙報。這種遊動的光點似乎讓總統覺得很有趣。
除了切尼，所有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聽到擴展了的“藍色調羹”計劃。我首先講了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要消滅諾列加和巴拿馬國防軍。如果成功了，我們將治理這個國家直到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文官政府和一支新的安全部隊。因為這項計劃已遠遠超出了“搞掉諾列加”。我講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看大家對這一點及由此而帶來的一切問題是否都充分認識到了。無人提出異議。我詳細闡述了細節：我們將使用已到位的部隊，其兵力經我們悄悄地加強目前已達到1．3萬人。但這個數目還不夠大。瑟曼和斯蒂納的戰略是打擊每一支主要的巴拿馬國防軍部隊和佔領所有重要的軍事設施。陸軍別動隊將空降到巴拿馬市以西的里奧阿託的主要兵營區，並消滅用來鎮壓上次政變的巴拿馬國防軍部隊。為在戰鬥中支援這些別動隊，將首次使用我們空軍新式的F—117A隱形戰鬥機。八十二空降師的傘兵將從布拉格堡乘飛機飛來，並空降在該市東面的目標區。還有第七步兵師的步兵將從加利福尼亞的奧德堡乘飛機飛來，以擴大我們對該國的控制並幫助恢復法律和秩序。已駐在巴拿馬的美軍將佔領軍區和市區本身範圍內的各個目標。海軍的“海豹”突擊隊將佔領我們得知的諾列加保存其“逃走”時用的飛機的機場。特種部隊的分隊將搜尋他。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因為我們未能一直跟蹤住他。在巴拿馬的一個海軍陸戰隊連奉命保住巴拿馬運河上的美洲橋；“三角洲”特種部隊將執行解救為中央情報局提供情報的庫爾特·繆斯的任務，他目前仍被關在軍區馬路對面的莫德羅監獄內。“藍色調羹”計劃的兵力總數將超過2萬人。我預計發起行動後不出幾個小時，諾列加不論是否被抓住，他都不再能執政了。這就給我們創造了條件讓民選的恩達拉政府不再隱藏，堂而皇之地回去執政。我在結束我的彙報時指出：“參謀長們取得了一致意見。”隨後開始討論問題。
喬治·布什像是坐在酒吧高腳凳上的老顧客，冷靜地觀看一場爭吵，而他的顧問們則使勁兒鬧騰。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的態度有一種他習以為常的使人惱火的尖刻性，但他的才智是顯而易見的，他的意圖也是值得稱讚的。他不想給總統留下什麼令人寬慰的幻想。斯考克羅夫特說：“會有傷亡，要死人的。”總統點了點頭，並讓討論繼續進行。
吉姆·貝克認為我們有義務進行干預，我們養兵就是為了履行這種義務。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國務院早先曾敦促過要進行干預。斯考克羅夫特不斷向我提出使人感到難辦的問題。
“要是我們做完了所有這些事情還沒有捉到諾列加，怎麼辦？我對此很擔心。”我說，這是可能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去向。假定他逃進叢林裡去呢？這也是可能發生的事，因為叢林是便於藏身之地。斯考克羅夫特反覆地談傷亡問題。他要知道傷亡的人數。至於人數，我說我不可能說出具體數字。顯然，軍人和老百姓都會有傷亡，大批的建築物會被毀壞。我們預期會出現混亂，尤其是在開始階段。
關鍵的問題依然是我們遭到的挑釁是否已嚴重到要採取行動。我們採取行動的理由是：諾列加踐踏民主；他參與毒品非法活動並受到起訴；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被害；以及由於這個不可信賴的人統治巴拿馬使我們對運河的條約權利受到威脅。當然，還有我沒有說出來的一點，那就是喬治·布什本人對諾列加的反感：一個三流的獨裁者竟敢對美國嗤之以鼻，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實上我也有同樣的厭惡感。
總統也要我談談可能的傷亡人數。我說：“總統先生，我很難說得更具體。”
“什麼時候我們完成行動準備？”他問。
“兩天半以後，”我回答，“我們要在夜間發起攻擊。我們有進行夜戰的精良裝備。夜戰可以使我們達到戰術上的突然性。”
提問題在繼續進行，問題紛至沓來，一直髮展到看來好像要我們放棄現有決策的程度。我看到首次與這批人打交道的湯姆·凱利越來越侷促不安。但這時布什在每個人都暢所欲言之後扶著椅子站起來說：“好，我們幹吧，就這麼定了。”
回到五角大樓後，我即打電話給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並再一次向參謀長們通氣。進攻發起日定於12月20日，攻擊開始時間為1點0分。
早在幾周以前，切尼曾把我單獨叫到他辦公室。“你出任主席要有一個好的開頭，”他邊說邊叫我坐下，“你是堅強有力的，你正擔起重任。但你總要使給我的所有信息都通過你，我不希望這樣做。”他接著說，他期望得到眾多來源的信息。他直截了當，語氣肯定。信息就是力量。這一點，我倆都明白。而我總想控制信息。我告訴他我懂，因為我倆都認識到我作為他的高級軍事顧問有義務向他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他根據我不知道的軍事建議或信息採取行動，那麼事情就會搞糟。“好，”他說，“只要我們彼此相互理解……科林。”他在講話中的稍稍停頓使我感到我們的關係還是親近的，但我也知道我被告知在這種關係中我所處的位置。
我終於對此人的作風能夠適應了，他與家長式的彬彬有禮的卡普·溫伯格的態度大不相同。切尼年輕時是懷俄明州一位聰明的牛仔，慣常活動於空曠的鄉間，無須與很多人打交道。他性格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有獨立見解，能夠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更喜歡撇開他人意見由自己定下決心。他非常自信或者幾乎是惟我獨尊，他要千方百計給人以這種印象。在這裡，我又看到了一位善於不讓人知道自己焦慮不安的人。
我喜歡與精於此道的人共事。
隨著進攻發起日的臨近，我告訴湯姆·凱利要確保切尼獲得有關“藍色調羹”行動的每一丁點兒信息。我還是願意自己親自向部長彙報，或者至少別人彙報時我在場。但是，在後來的鬧哄哄的48小時裡，我實在抽不出時間，而且在不久前的那次談話後，我的確不想讓切尼感到我切斷了他的任何信息來源。他開始刨根問底地查問各種數據。如一個班多少人？“海豹”突擊隊帶的什麼裝備？為什麼別動隊隊員要從500英尺的高度上跳傘？他要在進攻發起前知道這一切。我瞭解箇中原因。如果在這次入侵行動中出了什麼問題，我僅是一個顧問，而他和總統則必須承擔責任。
在我和瑟曼的多次交談中，有一次我曾提到“藍色調羹”對隱蔽行動性質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代號，但當行動公開後，這個代號很難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你不能要人民為一把“藍色調羹”去冒生命危險，這成什麼話？我們隨便交談了很多想法，最後根據瑟曼的建議確定取這次行動的代號為“正義事業”。這個代號除了具有鼓舞人心的鏗鏘之聲外，我喜歡它還因為，這樣即使最嚴厲的批評者，今後在罵我們的時候也不得不說“正義事業”。
戰爭計劃是集成千上萬個勞神費心細節之大成。天氣變壞和美國本土的結冰情況將妨礙我們結集所需的空運能力。作戰方針和關於部隊行動的一些規定，如何時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力等必須經過審批。我必須告訴瑟曼更改F—117A隱形飛機的目標清單。我們不願出現這樣的情況：認為諾列加可能在鄉間別墅，就去轟炸那裡，結果沒炸死他，卻炸死了女傭和孩子。
在入侵前的一個晚上，在夜暗中我驅車回家時獨自坐在後排座位上，心裡充滿不祥的預感。我將捲入一場我所敦促的戰爭，又是必然要流血的戰爭。我做得對嗎？我的建議正確嗎？如果美國的嚴寒天氣妨礙了空運，情況會怎樣？我們又怎樣來支援已經在巴拿馬的部隊？我們的傷亡會有多少？在作戰中有多少老百姓可能喪生？這一切值得嗎？我是帶著自我懷疑的煩惱就寢的。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趕到五角大樓，發現在能幹的主任邁克·卡恩斯中將領導下的聯合參謀部和馬克斯·瑟曼的南方總部的參謀班子都對情況瞭如指掌。霍華德·格雷夫斯陸軍中將善於把我們的軍事計劃和國務院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融匯成一體。一切零星事務都處理得井井有條。我們是“處於起跑的良好狀態”。我的信心大增，昨夜的憂慮消失了。我的心境進入了暴風雨前的平靜。
那天下午，離國家投入戰爭不到10小時之際，我在辦公室裡接待一個名叫蒂法尼·斯塔克斯的學生，她要我講講我選擇軍事職業的原因。這次談話是該姑娘所在中學的“名人訪談”計劃的一部分。早些時候，我曾與安納波利斯的海軍學校一名學員托馬斯·P·戴利共進午餐，那頓飯是在我賭輸了最近一次陸海軍橄欖球賽後請吃的。我按日程進行與青年學生的天真無邪的交際，以便使我在這一天看來過得像平常一樣，從而加強了對“正義事業”的保密。
在與斯塔克斯小姐談話之後，我悄悄地去白宮參加行動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吉姆·貝克和國務院已制定了一項計劃，在行動開始前，偷偷地把恩達拉從隱藏之處帶到美國陸軍南方總部基地克萊頓堡，在那裡他將宣誓就任總統。我們還沒有得到恩達拉對該計劃的認同，在黃昏以前，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否會這樣做。恩達拉的參與是入侵前要核實的最後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他共同行事，那麼，布什總統就不得不定下決心，是沒有他照樣行動，還是半途取消這次行動。
諾列加有什麼消息？總統一直在問。我們能不能捉住他？如果我們交不出諾列加，是不是這次行動將被視為失敗？“總統先生，”我說，“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攻擊發起時他在哪裡，但是，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是軍政首腦了。他不能露面了。”我也審慎地反對把某一個人當成是魔鬼，並把我們的成功押在他的命運之上。不過，任何一位總統都必須使舉國上下來支持他的政策。而如果該政策是進行一場戰爭，那要喚起公眾輿論反對空泛的政治目標是非常困難的事，莫如以反對一個有血有肉的壞蛋為目標更有號召力，而諾列加是不折不扣的大壞蛋。
星期二晚7點40分我在家中接到切尼打來的電話說，恩達拉已同意參與行動。“正義事業”計劃可以執行了。8點半我回五角大樓時只告訴阿爾瑪說我要出去一會兒。我沒有細說。前幾天的連續緊張使我感到疲倦，於是我在辦公室裡打了個盹。晚11點半，我隨迪克·切尼同去全國軍事指揮中心，那裡有像迷宮般的眾多房間，裡面塞滿了電子計算機、地圖、無線電和電話機，當班軍官們在各處來回奔波。湯姆·凱利最近為我、我的主要參謀人員和國防部長在迷宮的中央闢出了一間處理指揮的房間。在房內我們坐在一張桌子前，桌上有兩台面對著我們的接收來自巴拿馬情況報告的大屏幕電視監視器。在我們後面是另一張桌子，上面擺著直通瑟曼、斯蒂納和他們在巴拿馬誇裡高地司令部的保密電話。
湯姆·凱利屈身在我耳邊說：“氣候耽擱了我們的行動。但現在飛機都已起飛昇空。”飛機是從布拉格堡附近的波普空軍基地以及美國各地的基地飛往巴拿馬的。我們知道，新聞界已發現這一不尋常的空中活動，但報道成是顯示力量或增援行動。我們達成了戰略上的突然性。但是，既然我們的部隊都已在途中，要獲得戰術上的突然性，那就難了。
巴拿馬國防軍在晚9點斷定出事了，但不知究竟該怎麼應付。午夜過後不久，巴拿馬國防軍部隊開始在阿馬多堡四周射擊，擊傷致死1名美國教師。斯蒂納將軍決定把行動開始時刻提前15分鐘。12月20日，0時45分，第一九三步兵旅的部隊迅速奔出兵營，直插市區去攻打軍區。“正義事業”行動開始了。零零星星的情況報告不斷地傳到指揮中心：“三角洲”部隊人員降落在莫德羅監獄的房頂上……他們殺死了衛兵……“三角洲”部隊在……庫爾德·繆斯出了他的牢房……“三角洲”部隊人員爬上直升機離開房頂。一切順利。不好！直升機起火。它被擊中！掉下來啦！不，正向馬路上降下去……它被打中了……落下來了……人員沒出問題……這一救援行動總共只用了6分鐘，但好像長得無窮無盡。
在軍區周圍爆發了激烈的戰鬥。不久，巴拿馬國防軍司令部大火熊熊，火勢蔓延到鄰近的棚戶區。空降別動隊在里奧阿託空降，此前由F—117A隱形戰鬥機投下2000磅炸彈使兵營裡的巴拿馬士兵驚恐萬分，從而為傘兵落地贏得了足夠的時間。更多的別動隊員和第八十二空降師部隊開始在市東郊的托里喬斯機場區上空降落。海軍陸戰隊佔領了美洲橋。在大西洋這一邊，第七師和第八十二空降師部隊進入科隆市時遭頑強抵抗。巴拿馬國防軍這場戰鬥打得比預期的漂亮，但我們的傷亡輕微。到此時為止，攻擊派蒂拉角機場的海軍“海豹”突擊隊遭到了最大的損失：他們在考慮不周的攻擊中有4人喪生。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把一項更適合用步兵的任務交給了海軍“海豹”突擊隊去完成，儘管他們是頑強而英勇善戰的。
幾乎每一項送入指揮中心的報告都更正了前一項報告，應驗了一句老話：“別輕信初聽之言。”坐在全國軍事指揮中心的小屋裡，我的心情好像坐雲霄飛車一樣，忽上忽下，激動不已。兩軍交戰，尤其是在夜間，肯定是一場有組織的混戰。新聞記者、歷史學家和事後諸葛亮們絕不會充分領會到，在一片混亂之中憑著有限的情報甚至是錯誤的情報，必須做出生與死的決定的人是多麼容易犯錯誤。切尼那晚上在屋內靜靜地觀察著他指導的第一場戰爭。他不斷地問些尖銳而重要的問題，而且每隔1小時左右就走進旁邊的房間用保密熱線電話向斯考克羅夫特和總統報告。指揮渠道是暢通無阻和明確無誤的。總統指示切尼；切尼指示我；我指示馬克斯·瑟曼；而他再指示卡爾·斯蒂納。瑟曼和斯蒂納是在現場的軍事指揮官，而我們在華盛頓的工作是保證計劃順利實施。
早晨7點40分，總統在電視上向美國人民解釋我們入侵巴拿馬的原因。然後在8點半鐘，鏡頭都轉向五角大樓，在那裡切尼首先發言，較詳細地講了導致這次入侵的挑釁事件。
隨後是我講軍事行動情況。
那個夜晚正當戰鬥猶酣之際，我離開指揮中心，進入鄰室反覆考慮當我面對公眾和報界時我要講些什麼。湯姆·凱利參謀部的一個作戰軍官陸軍少校雷·梅爾尼克已為我準備好介紹情況用的地圖和圖表。我把這些都退了回去，因為它們充滿了軍事術語，這可能在本寧堡適用，但在向美國人民解釋其子女在巴拿馬所作所為時是不適用的。梅爾尼克很快畫出了較簡單的地圖，而我立刻用了一個小時牢記下任務、部隊和我們的27個攻擊目標。
第二天早晨，切尼講話之後，我在電視上對每一個細節直到最後一個排的衝擊行動都做了說明。我提醒觀眾這是一場正在進行的戰爭。我們的大多數目標均已達到，但是我們預期巴拿馬國防軍殘部和由諾列加武裝的主要由地痞流氓組成的所謂“顯貴營”的準軍事部隊會繼續頑抗。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損失4名士兵，但我們該料想到會有更多的傷亡。我的意圖是表達一種鎮定和有信心的意識——我們知道我們正在做些什麼。美國武裝部隊的聲譽鵲起。以前“沙漠一號”行動，黎巴嫩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被炸，組織混亂的入侵格林納達行動，以及擊落伊朗民航客機，這一切曾使得國人對美國軍隊及其領導人抱懷疑情緒。我還記得6年前我們向威克姆上將所提的第14號計劃建議——我們必須在下一次取得乾淨利落的勝利。
我接受記者們的採訪，而他們立即要知道諾列加的情況。如果我們抓不到他，入侵巴拿馬的意義何在？我回答說：“我們現在已推翻他在這個國家的專政。”有記者問，如果諾列加仍在巴拿馬荒郊野林之中到處亂跑，這會不會使在那裡的美國部隊的日子不大好過？我回答說：“諾列加先生……已經生活在叢林好幾年了，他習慣了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敢斷言他也躲不過陸軍別動隊、特種部隊和輕步兵部隊在全國的搜捕。”還有記者一個勁兒地問，假如我們沒有逮住諾列加，我們能真地認為“正義事業”取得了成功嗎？“這次行動已經取得成功，”我回答說，“因為我們除掉了那個政府的頭頭，而且有了一個由巴拿馬人民選舉出來的新政府。”誠然，我知道如果我們能將那個頭頭拿出來示眾，那就更有說服力了。
我一回到辦公室，電話鈴就響了。那是阿爾瑪打來的。
“你乾得很漂亮。”她說。我的最嚴厲的批評者給了我一個及格的分數。
到第二天，除了與“顯貴營”的零星交火外，大部分戰鬥已告結束。然而，諾列加還是沒有被我們抓到。我們增派第七師的步兵部隊，仔細搜索鄉間山林，並窮追巴拿馬國防軍殘部。美軍部隊浩浩蕩蕩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歡呼聲震天響，使一度令人聞風喪膽的巴拿馬國防軍部隊紛紛投降。為了維護秩序，我們向巴拿馬城派去更多的部隊。戰火燒燬了幾個街區的住房，特別是軍區四周的住房。我們為因戰火而流離失所的巴拿馬人建立了臨時住房。
恩達拉總統是在進攻發起前幾個小時宣誓就職的，他現在總統府。有24名美國人為獲取這次為了民主的勝利，在巴拿馬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曾私下向切尼做過估計，我們將損失20人左右。我們的武裝部隊表現出色，然而我們也有一些失誤，如我們沒有對重建文官政府做充分的安排；我們對新聞界的安排使我們受了夾板氣，遭到兩面的指責；我們在與記者合作並讓他們到巴拿馬戰地採訪方面動作遲緩。國防部發言人皮特·威廉斯試圖糾正這一缺點，派了一架民航客機把幾百名記者送到巴拿馬，可是我們在那裡根本無法接待好這麼多人。結果，新聞界簡直要把我們活活地吃掉，不過這也不無道理。我知道，以後我們必須狠下功夫做好這件工作。
不過，在“正義事業”行動期間，新聞界的所作所為使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在入侵的第二天，我注意看參加電視記者招待會的布什總統。在取得“正義事業”行動的迅速勝利之後，他生氣勃勃，容光煥發。總統不會知道，就在他不時露出微笑回答記者提問時，電視台同時在電視屏幕的分畫面上顯示出在特拉華州多弗空軍基地的一架運輸機正卸下第一批美軍陣亡者的屍體。其效果是使人覺得總統麻木不仁。這雖然是起轟動效應的圖像，但卻是一個低劣的新聞報道。
當新聞界不僅報道戰爭，而且開始試圖指導戰爭時，我被激怒了。在巴拿馬城中心附近有一座無線電天線塔。每一個紙上談兵的戰略家都曉得，在戰爭中必須摧毀敵人的通信能力。而你們看一看，美國軍方竟愚蠢地讓發射台運作和播放預先錄製的諾列加的宣傳言論。由於這座仍然矗立的天線塔，白宮開始受到新聞界的責難。我也受到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的指責。我告訴他，這座天線塔對我們並不礙事，而且我們還沒有派部隊到城市的這部分去攻佔它。我們無論如何不想摧毀這座天線塔，因為一兩天後恩達拉總統需要用它。不行，報界的指責太厲害了，天線塔必須被摧毀。我告訴瑟曼和斯蒂納摧毀它。他們對局外人插手軍隊的事並要他們攻擊一個毫不相干的目標，氣得都快發瘋了。但很快，“眼鏡蛇”攻擊直升機就用導彈射向天線塔的主樑，這同我當年的越戰夥伴用步槍射倒大樹頗有相似之處。
在指揮中心度過第一個夜晚之後，我們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我在五角大樓又接到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有幾個記者被困在巴拿馬城馬里奧特旅館裡。
“我們必須派兵去救他們。”斯考克羅夫特說。
“他們沒有危險，”我指出，“我已核查了情況。他們在旅館的地下室是安全的。他們那邊的戰鬥很快就結束了。”
我以為我已說服了斯考克羅夫特，誰知他又第二次來電話，他受到紐約通訊分社頭頭和電視網主管們的巨大壓力。
“我們必須有所行動！”他說。
“我們不應採取任何行動，”我重複說，“在地面作戰中我們有著一位非常稱職的司令官。他有一套計劃，而且正在實施中。”難道能設想從曼哈頓總裁套間裡七嘴八舌地來指揮在巴拿馬的作戰嗎？我提醒斯考克羅夫特，在巴拿馬除了這幾名記者外，還有3．5萬名其他美國公民，我們要努力確保他們全體人員的安全。沒過幾分鐘，切尼來電話。不容許討論。
幹吧，不要再爭辯了。
我再一次違心地打電話給瑟曼和斯蒂納。“我真不願跟你們說這些，”我在說明情況時這麼講，“但是，你們要把這些記者救出來，我以後一定盡力不讓華盛頓方面找你們的麻煩。”斯蒂納派出八十二空降師的部隊，進攻馬里奧特旅館。中途發生激烈交火。我們救出了記者，但八十二空降師有3名士兵受傷，其中1名傷勢嚴重。在火力掩護救援行動時，1名西班牙攝影師被美國火力擊斃。
我告訴切尼我不想再傳達這類命令了。我說：“如果記者一定要報道戰爭現場實況那我們也無法保證他們的安全。”切尼打電話給斯考克羅夫特，並要求他不要再從旁邊插手發佈任何命令。按新聞報道的要求去打仗，這對軍隊來說是一件難以辦到的事，然而，在一個宣稱言論自由的國度裡，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新聞記者拒之門外。所以，得想辦法適應這一新的情況。
聖誕前夕的傍晚，我想鬆弛一下自己，正在車庫裡，擺弄我的一輛“富豪”車上的發動機，這時我的移動電話鈴聲大作。主任參謀湯姆·懷特報來了我們一直盼望的消息。我高興得發出黑人特有的歡呼聲，跑回廚房對阿爾瑪說：“他們找到了諾列加！”我們的部隊多日來一直在他可能隱藏的地方和偏遠的鄉村搜尋他。第一天晚上他躲在一家妓院裡，我們沒有找到他。凱利告訴我，諾列加不久前向羅馬教皇駐巴拿馬岡使節尋求避難。他打電話給羅馬教皇的大使塞巴斯蒂安·拉沃亞，要求派人到聖米格里多附近的皇后牧場停車場接他。就在那裡出現了這個正在等車的強人，他身穿一件骯髒的T恤衫和一條滿是皺褶的百慕大短褲，頭戴一頂過大的壘球帽，帽簷拉得很低遮蓋著他那張人人都熟悉的面孔。
10天后，即1月3日，我感到更大的寬慰。那一天，拉沃亞大使勸諾列加說，一切都結束了，你要向美國人自首。這位梵蒂岡使節認為諾列加是一個受指控的罪犯，不具有請求政治避難的合法權利。巴拿馬人民聽到諾列加已被美國拘押的消息後，紛紛上街載歌載舞。在此之前，他們一直擔心他可能還會重新掌權。
1月初，我飛往巴拿馬以便親眼看看那裡的情況和視察部隊。在同吉姆·約翰遜指揮的第八十二空降師官兵見面時，我喜不自勝，脫口而出：“他孃的，你們這幫傢伙幹得真漂亮！”全國廣播公司的弗雷德·弗朗西斯抓拍了我狂笑的鏡頭，於是我成了晚間新聞人物。不久聯合參謀部收發室收到了大量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用語不滿的來信，這使任何擔心我國世風日下的人知道後都會受到鼓舞。
我們對“正義事業”行動勝利的歡快感並未引起全世界的共鳴。聯合國和美洲國家組織都譴責我們在巴拿馬的行動。流傳的消息說巴拿馬老百姓遭到重大傷亡。有的人權組織聲稱入侵造成數千名巴拿馬人死亡。而馬克斯·瑟曼的南方總部參謀人員估計巴拿馬人傷亡只有數百人。隨後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進行了徹底調查，結果估計有300名巴拿馬人死亡，其中100人是老百姓，其餘是巴拿馬國防軍和“顯貴營”成員。無辜人員的喪生是個悲劇，但是我們已盡了一切努力以減少各方的傷亡人數。
在恩達拉就職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巴拿馬人10有9人都贊成美國出兵。喬治·布什總統的這一勇敢的政治決策證明是正確的。瑟曼和斯蒂納將軍以及他們指揮的全體官兵，以最小的流血代價取得了勝利。美國人民支持這次行動，並再一次為他們的武裝部隊感到自豪。
我們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
自從美國人民對越戰產生懷疑的20年來，我所堅持的信念，全部在這次巴拿馬行動中得到驗證：要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並鍥而不捨；使用一切必要的兵力，無須因投入兵力巨大而感到歉疚，如果這是達到目的的必要條件的話；決定性的兵力能迅速結束戰爭，並最終減少死亡人數。以後我們不論面臨什麼樣的威脅，我總要把這些守則作為我的軍事主張的基本原則。
大約在“正義事業”行動的6年後，當我寫以上的字句時，諾列加先生因從事毒品非法活動而被起訴並被定罪，現關在美國監獄的一間牢房裡。巴拿馬已經有了一支新的安全部隊，國家的民主體制在運行，並已經舉行過一次自由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