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當失去頭號敵人時
我當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的工作做得最好的一部分應歸功於一位人們不大熟悉的人物——阿諾德·施瓦策尼吉爾。以前在陸軍部隊司令部時，我千方百計地鍛鍊身體，因而健康狀況良好。但現在回到了“環內”，豐盛的佳餚使我的身體開始變形。一天晚上，在一個為慈善目的舉行的宴會上，我碰巧坐在施瓦策尼吉爾身旁，自嘆我又發胖了。
“您需要一台健身腳踏車，”施瓦策尼吉爾說，“我送您一台。”
我指出：“我不能接受承包商或製造商的任何饋贈。”他回答說：“您不必顧慮太多，因為這是我的私人禮物。”於是，一台帶電腦控制的固定式健身腳踏車很快就送來了。從此，我早晨5點半一起床就開始用它鍛鍊身體。我的某些最清醒的思考是在健身腳踏車上活動半小時的過程中完成的。
11月4日，在巴拿馬行動的前幾周，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我在健身器上鍛鍊時陷入了沉思，想到自己作為主席應該有些建樹。我認為我的主要使命是引導武裝部隊走上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一條與當今世界變化相適應的而不是受前40年情況束縛的道路。衝過澡後走進書房，在紫色鑲邊的記事本上寫下了我剛才的思路。之所以有意選用紫色，是為了表示主席不屬於任何一個軍種。
我頭腦中的構思可以說是憑直覺所做出的分析。我沒有依靠情報估計、作戰模擬或電子計算機預測。而且我有意避開聯合參謀部仍然非常盛行冗長的公文程序。我的構思完全是憑著我在世界最高級首腦會議上的觀察和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期間的經驗，以及一些我認為有根據的直覺判斷。我分析預測了今後5年內將發生的情況，並提出了與這些情況相適應的陸、海、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發展設想。我在記事本的扉頁上寫了“戰略概覽——1994”。
我寫下了對蘇聯的預測：“反對黨紛紛崛起，西方投資湧入，市場規律主導價格，戈爾巴喬夫繼續掌有最高權力。”儘管無法說得很準確，但我預測蘇聯軍費預算將削減百分之四十，兵員裁減百分之五十，海軍造船規模也將大幅度收縮。總之，蘇聯軍隊將採取純“防禦態勢”。接著，我寫下了相當大膽的預言：到1994年，“東歐將無蘇聯軍隊”；“華沙條約將被取代”；“東德將不復存在”；所有東方集團國家將成為“多黨制的中立國”。我還寫下：德國——“重新統一”，柏林——“不再分治”。我預計，到1994年南非將出現一個“黑人多數派政府”。而在拉丁美洲：“古巴被孤立，落後於時代潮流”。當然，麻煩地點繼續存在，我認定它們是“朝鮮、黎巴嫩、波斯灣、菲律賓”。我還寫了另一個標題：《美國可能介入的地點》，並在其下列出兩個地點，“朝鮮和波斯灣”。
我開始研究根據這些預測情況所需的相應的美國軍隊的兵力和結構。我接著完全根據出自內心深處的感覺寫下：“海軍將從550艘艦艇減為450艘艦艇；我們駐歐洲的兵力將從30萬人削減到7．5萬至10萬人；現役陸軍將從76萬人減至52．5萬人。”海軍陸戰隊、空軍和後備役部隊也都將削減。
要讓切尼接受這樣的大裁減，那是十分艱難的。他是一個強硬派，根本不願意想蘇聯會變得“較親善和較溫和”。然而，他畢竟是個內行，而且脫離國會不久，深知國會中要求削減防務開支和提取和平紅利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他已批准了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實際削減了防務開支。但是這個預算並沒有反映出任何全面的戰略遠見。布什政府初期，為了提出一項新的戰略曾委託人撰寫了一份主要研究報告——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這份材料是由職業官員和幾個指定的行政人員起草的。該研究小組並不具備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遠見，也未接受他們實際的政治指導。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作為政府的擋箭牌，擋住指責政府缺乏生氣的指責。遇到指責時，白宮可以反駁說，我們已經在進行戰略研究，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就是證明。但是，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令人失望，它是一個毫無新意的文件，內容空泛，滿篇陳詞濫調，註定要被拋進垃圾箱。
與此同時，國會、獨立的國家安全思想庫和自稱是自由撰稿者的軍事專家的建議卻紛紛而來。如果我們要控制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搶在他們前面。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和他的新班子開始進行工作。我決心要聯合參謀部駕駛軍事戰略的列車，所以我搶先提出一些看法，即便這些看法是直覺判斷而非分析所見。與其讓人強迫我們接受其軍事改革計劃，不如我來提出一個可以使盟友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可以使我們的指責者當作靶子的方案。
在我以獨自思考度過週末之後，奧蒂斯·皮爾遜開出主席的卡迪拉克牌轎車送我去上班。我在神心專注地思考問題，以致奧蒂斯講的什麼活，我幾乎沒有聽見。直到他把一支“貝雷塔”手槍伸進後座時，我才轉過神來。他向我保證說，他持槍是經過法律批准的，他說作為我的司機兼警衛，他應當配備武器。
進了辦公室後，我打開磁帶錄音機並在微弱的莫扎特樂曲聲中，再一次審查了我所記的要點。然後，我叫來了聯合參謀部戰略計劃與政策部部長喬治·“李”·巴特勒中將和部隊結構、資源與評估部部長約翰·“戴夫”·魯賓遜少將。他們和他們的助手就軍隊改革問題已工作了幾個星期。我把我在週末形成的書面要點交給了巴特勒和魯賓遜，並要他們把這些要點改寫和繪製成彙報用的圖表。給他們兩天時間來完成。這套投影片顯示的材料標題是用我自己起的名稱——《戰略概覽—1994》，但我引用了一個出自戈爾巴喬夫的副標題：《當你失去頭號敵人時》。
儘管這時我擔任主席職務才一個月，但我提醒參謀長們要認清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並要他們與我保持一致的看法。他們都是聰明的有經驗的人，都會看到蘇聯正在發生的變化。但是，他們每個人作為軍種首長，都經管著一個在過去花了大量投資的龐大的行政實體。每一個參謀長自然都希望兵力裁減更多地落在其他參謀長所代表的軍種身上。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內部，只有主席和副主席才能保持行政體制上的中立。在對參謀長們進行多年觀察之後，我知道他們在募捐盤子端過來時只願捐獻一點零錢。他們實際上必然要被強行裁減，而且寧願被強行裁減，這樣他們便能向本軍種的編制部門證明，他們曾在預算之斧落下之前進行過頑強鬥爭。
陸軍和空軍在裁減中首當其衝，它們把國家的大部分軍事投資用來準備在歐洲與蘇聯紅軍打一場空地一體戰，而這種戰爭幾乎永遠不會打了。陸軍參謀長卡爾·沃諾和空軍參謀長拉里·韋爾奇都知道，他們的軍種必然會被大量裁減，但沒有我想的那麼多。
海軍也要進行大量削減，因為它過去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大西洋航線，以便我們能赴歐洲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保持海軍航空母艦的理由之一是為了向岸上投送力量以抗擊入侵的紅軍，而這一任務現在也已經過時了。任期只剩下8個月的海軍作戰部長卡爾·特羅斯特海軍上將不願意僅僅因為陸空軍將失去它們的敵人，海軍也跟著大量裁減。特羅斯特爭辯說，蘇聯海軍力量仍在不斷增長，在情報未證實情況與此相反之前，美國艦隊不應大量削減。
海軍陸戰隊多少硬氣一些。不論蘇聯存在與否，他們本身已成為國家的“911”反應部隊，這是不無道理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上將（在我們開會時口嚼菸草的一個富有特色的傢伙）只同意對陸戰隊進行象徵性的裁減，否則他會拼命鬥爭到底。其實，海軍陸戰隊也是由於里根的加強防務政策而得以壯大的，它當時針對蘇聯的威脅，而現在這種威脅正在消失，所以海軍陸戰隊也不得不削減。
我不可能取得集體的一致意見。然而參謀長們也知道，有了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的授權，我無需取得一致意見。我可以根據我自己的看法向國防部長和總統提出我的建議。但從實際出發，我知道我們必須使新的美軍成為一支團結的隊伍。
幾天以後，11月10日，在東德政府的默許下，一種信念的象徵——柏林牆倒塌了，東德人潮水般地湧進西柏林。連最死硬的反共人士也不得不認為，舊秩序不是簡單地在變革，而是土崩瓦解了。11月14日，我鼓起勇氣向切尼部長呈交了我的戰略概覽。他雖沒有當場表示欣然接受它，但給了我一個公正申述的機會。如果我們的防務不得不突然調轉方向，切尼要親自改變而不是靠旁人來指導這削減兵力的板斧。他還有一件事一直掛在心上，那就是數週後布什將赴馬耳他與戈爾巴喬夫進行首腦會晤，而總統目前尚無關於未來的戰略方案。他在審閱了我的圖表以後說：“好，我們把它送給總統看看。”
我回到辦公室，並告訴參謀人員要在下班前準備好一整套圖表，因為國防部長和我第二天要去白宮。他們露出了吃驚的樣子，而我是瞭解箇中原因的。在過去，比我的設想溫和得多的大轉變要通過聯合參謀部的錯綜複雜的機構，得費幾年工夫而不是幾天的時間。
第二天當我們進入白宮情況室時，切尼露出了我以前從未見過的不安神情。在這以前，他和斯考克羅夫特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副手鮑勃·蓋茨一直在說共產黨內部很可能擊敗戈爾巴喬夫，並恢復原來的統治。而現在切尼卻要讓他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向總統大肆宣傳與此相反的論調。不管他心情緊張與否，我都佩服他。他願意根據新的證據來測試他的基本信念，而且他要讓總統有同樣的機會。這一天呆在情況室裡的是布什班子的核心成員：總統、副總統丹·奎爾、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國務卿吉姆·貝克、財政部長尼克·布雷迪、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蓋茨。在場的還有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迪克·達曼，他將不勝震驚——一個防務班子居然提出要減少防務開支。
我陳述己見。總統在細心聽我說，但不露聲色。我達到了我在這個階段的最大希望：既不是綠燈，也不是紅燈，可能是黃燈。要小心地前進。布什總統提出兩個問題。我們該向蘇聯提出的底線是什麼，我們期望得到什麼樣的回報？因為他在數日內就要去馬耳他與戈爾巴喬夫進行首腦會晤，這些問題事關重大。切尼說我們將在他出發前給他答覆。
卡爾·沃諾曾告誡過我，只要我能做到一件事就能得到各軍種參謀長們的支持，那就是我得經常向他們通報情況。而我這次恰恰違反了這條規則。儘管他們都大體知道我的想法，我還是應該在呈報總統之前，向他們通報具體的《戰略概覽—1994》彙報材料。我沒有這樣做的惟一藉口是時間緊迫。第二天，我把參謀長們召集到“坦克”①裡，那是五角大樓內留給聯合參謀部開會用的掛著窗簾的保密房間。在每個軍種參謀長座位旁都慣常地擺上不同的甜食和乾果，對這些東西，有的人不屑一顧，有的人則狼吞虎嚥般地吃光。我展示了我前一天呈報總統的同樣的投影片。我看到他們個個驚奇得瞠目結舌，同時對我揹著他們做這件事感到不愉快。我決心以後不再犯這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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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坦克”名稱出自一條隧道，該隧道是1942年五角大樓竣工前軍種參謀長前去內政部大樓第一會議室的必經之路。現在指五角大樓內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保密會議室。——譯者注。
在總統前往馬耳他之前，切尼和我向他提議，他要讓戈爾巴喬夫知道我們正在計議的變革。作為回報，他應迫使戈爾巴喬夫迅速將蘇軍撤回蘇聯國內，使他們不構成進攻性威脅。他還應迫使戈爾巴喬夫對蘇聯軍費開支作較大幅度的削減，並停止蘇聯對第三世界叛亂的支持。
沒過多久，發生的事件證實了我對麻煩地點的預測。1989年11月底，也就是吉羅爾迪政變失敗以後、“正義事業”行動開始之前，我們又不得不對反菲律賓總統科拉松·阿基諾政變做出反應。我讀過前副總統丹·奎爾在其《站穩腳根》一書中對這次叛亂的描述。他寫道：“我是一個提出問題、尋求方案和力求達成一致意見的人。我還記得拉里·伊格爾伯格（代理國務卿）後來說過，如果我不去那裡，我們就可能制止不了菲律賓的政變。這是我們兩國關係中的重要時刻，對於我個人來說也是重要的時刻。”可是，我們中有些人記得的事件經過與此稍有出入。
11月29日，切尼和我剛從布魯塞爾開會回來。切尼已精疲力盡並患了感冒，在家休息。我次日下班回家，慶幸能在晚飯後不久就上床睡覺了。一小時後，電話鈴響了，湯姆·凱利通知我，菲律賓發生了以埃德加多·阿貝尼那將軍為首的政變。我立即去五角大樓內的全國軍事指揮中心，剛過11點就到了那裡。我進入一間專門用作處理該情況的房間。那是一間空間不大、天花板低的房間。灰色的地毯壓低了我的腳步聲。房間裡的氣溫低，這樣做有利於超靈敏度電子裝備的性能發揮。我們正在使用一種新的遠距離通信會議系統，可使各個不同機構的人員無需離開他們的建築物就能開會。用該系統處理實際的危機，這還是頭一次。我坐在桌前面對著5台電視監視器。在第一台屏幕上，我可看到白宮的情況室，副總統奎爾坐在桌子的中心位置上。奎爾出面是因為布什總統正飛赴馬耳他與戈爾巴喬夫會晤。在國務院的拉里·伊格爾伯格的面孔佔據了第二台監視器的屏幕。第三台屏幕上是中央情報局局長比爾·韋伯斯特。第四台屏幕上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國防部長助理哈里·羅恩，當時他在五角大樓樓上。在第五台屏幕上，看到我自己。在我身旁坐著的是副主席鮑勃·赫雷斯上將，他曾經也是主席候選人之一。赫雷斯不久將退休，但他在退休前的日子裡對我傾力相助。在我接替他以後，他就回家略事休息，以便保證第二天早晨我們兩人中有一人精力充沛。還有，純屬碰巧，我們駐太平洋部隊總司令亨廷頓·“亨特”·哈迪斯蒂海軍上將也到場了，他是從檀香山來五角大樓參加預算會議的。
我被告知，科拉松·阿基諾總統稱，馬尼拉的總統府正遭叛軍飛機的轟炸和掃射。她請求美國進行軍事幹預以制止這種攻擊。伊格爾伯格極力主張答應阿基諾的請求。“我們支持過這一民主政府，”他說，“我們必須做出反應。”零星的報告源源而來，到處有槍戰，而且可能需要把阿基諾救出總統府。但是，我們收到的情況，與其說是確鑿的情報不如說是混亂的消息。
我們駐馬尼拉大使尼古拉斯·普拉特再次確認，菲律賓官方請求我們轟炸叛軍控制的一個飛機場。停在這個機場上的二戰期間的破舊不堪的老式T—28型螺旋槳教練機，就是將要攻擊首都的飛機。國務院再一次急切地要求做出反應。我打電話給切尼並告訴他最新的情況。他今晚要在他病床上親自處理這件事，因為他可通過保密電話與總統座機聯繫。我還猜想，切尼寧願呆在家裡而不想在監視器屏幕上與奎爾打交道。在我看來，切尼在做出軍事決策時是希望直接與總統商量的。
副總統說，他立即需要同總統聯繫，向他提出一項建議。新聞界曾抨擊我對10月份巴拿馬的吉羅爾迪政變猶豫不決。如果想消除任何猶豫不決的印象，現在就應當豁出去幹。但是，我不想一窩蜂地衝動行事。我開始不斷地提出問題。我們可以轟炸那個機場，但我們知道我們轟炸誰嗎？我們襲擊誰，是叛亂分子還是忠於科拉松·阿基諾的人？國務院可能想象出的是進行一次乾淨利落的外科手術式的攻擊。相反，我想到的是，擔驚受怕的年輕的飛行員第一次駕駛沒有精確制導自動裝置的飛機執行戰鬥任務。我的擔憂是，一旦我們開始攻擊機場上的飛機，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殺死人。我提醒參加電視會議的其他人：“我敢向你們保證，菲律賓人在他們的葬禮會上會嚴厲譴責我們，不論我們傷害了哪一方。”在某些階層，我們仍被看成是前殖民主子而遭到怨恨。
在我們採取行動以前，我們需要更多的現場情報。我要與菲律賓國防部長菲德爾·拉莫斯通話以便獲得確鑿的情況。碰巧，那天晚上我們駐馬尼拉大使館的美國武官也在五角大樓，他在樓上與哈里·羅恩在一起。這位軍官有一本小的黑色筆記本，上面記載著所有菲律賓國防部高級官員的電話號碼。我要他把這筆記本送給樓下的指揮中心，由我交給一名海軍值班軍官並告訴他：“不斷撥號，直到你給我接通一個菲律賓軍隊最高層的軍官為止。”
你可能會想到，我們在國防通信方面已經花了好幾十億美元，建立了直通線路、保密線路、緊急加密線路、衛星通信等，實現我這一要求一定易如反掌。相反，這名海軍軍官向我報告說：“將軍，我用這設備找不到他們這些人。我需要一台普通的老式電話機。”在這個超尖端的中心我們沒有一條普通的電話線路。一個軍士突然冒出來說：“先生，我能給您搞到一條線路。”趕快搞，我說。他著手撬開地板接上了一條線。我們這位聰明的軍士很快就提供了一台打得通的商用電話機。
與此同時，我向奎爾和其他人說明哈迪斯蒂和我共同制定的一項計劃：派我們駐在克拉克空軍基地的F—4“鬼怪式”噴氣機低飛掠過任何膽敢開進叛軍控制的機場跑道的T—28型教練機。總之，要嚇住它們。如果有哪一架T—28飛機試圖起飛，就迎面朝它開火。如果已起飛昇空，那就擊落它。為了表達所要的咄咄逼人的威脅感，我在命令中用了一個詞：我們的飛機要顯示“極端敵視的意向”。我打電話給切尼，他表示同意。他同“空軍一號”座機聯繫，並在10分鐘內回電話告訴我說，我們的計劃已獲得總統批准。簡言之，我們有一條清楚明確的授權採取軍事行動的指揮線：武裝部隊總司令至國防部長，再通過我到適當的軍事部隊。“幹吧！”切尼說。
當以上一切就緒時，丹·奎爾也打電話給總統座機，我正要哈迪斯蒂下令F—4“鬼怪式”戰鬥機升空之際，約翰·蘇努努的副手安德魯·卡德出現在屏幕上並說：“停一停，副總統正從‘空軍一號’座機得到新的指示。”而我早已從“空軍一號”得到了指示！我不安地等待著，然後打回電話給切尼，告訴他發生電話交錯的情況。這是一種紊亂的危機管理方式。在我的屏幕上，我看到奎爾回到了情況室，面帶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態。他所說的話就是“我已經和總統談了。”
“那是不是就是說我們可以開始行動？”我問。
他回答說：“咦，我想你已經下令行動了。”
我轉向哈迪斯蒂海軍上將，向他下達了開始行動的命令。在令人不快的好幾分鐘裡，我處於聽兩個主子的難堪處境，同時有兩個主子就難免引起混亂。F—4“鬼怪式”戰鬥機起飛了。它們反覆低飛掠過機場，沒有一個菲律賓飛行員駕機起飛來面對下一步將發生的情況。
最後，在撥了近40分鐘的電話號碼後，這位海軍值班軍官設法接通了菲律賓國防部長菲德爾·拉莫斯和他的參謀長雷納託·德維拉將軍。他們告訴我，局勢不穩，但在控制之中。轟炸？是誰要求我們去轟炸的？他們告訴我們不要轟炸。幾小時之內，政變失敗，我們沒有進一步捲入，F—4“鬼怪式”戰鬥機沒有向任何人或任何東西開火射擊。我們得知在機場上確實有忠於總統阿基諾的部隊。幾天以後，政變領導人阿貝尼那將軍說：“我們快要接管政府了。那時美國軍用飛機出現了。我們一點也不敢指望能戰勝強大的美國空軍力量。”
政變結束的那個晚上，我離開五角大樓時感覺良好。我在形成我的軍事主張時運用了克勞塞維茨的教導或溫伯格的第三條格言，以及我自己的守則：在你有一個明確目標以前，切勿採取行動。我們根據情況使用了有限的、適當而極有分寸的力量，結果證明是成功的。
幾天以後，迪克·切尼身體康復，重返崗位。在一次早晨的碰頭會後，他要我留下。“幹得相當好，”他指的是菲律賓事件，“但別擔心，你永遠不會再有那種處境了。從現在起，不論什麼時候，通信渠道都是暢通無阻的，你放心好了。”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顯然關於危機期間如何下達總統的指示問題白宮已做過討論了。
我讀了丹·奎爾的書，我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媒體對他接任的前幾個月的表現嚴厲指責之後，他要使人看起來有點總統的身份和氣派。他對菲律賓局勢的處理表現出色。而當局勢平息時，他的助手們就編造了誇大奎爾作用的故事。《洛杉磯時報》報道說，“……這是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奎爾）欣喜若狂地抓住它不放。”
由於解決了菲律賓的危機和結束了在巴拿馬的“正義事業”行動，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研究武裝部隊的發展計劃了。
1990年2月，切尼部長必須要呈報1991—1992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而我想利用這段時間贏得他對我改革軍隊計劃的支持。到那時為止，我向他和總統陳述的看法都是憑著我多年以前在比爾·德普伊領導下作論證的經驗提出來的，當時我們就試圖設計出一支數量儘可能少，但卻能承擔我們的世界責任的軍隊。這一回，我乾脆用了一個“基本兵力”術語，以說明是各軍種的最低限度的兵力水平。當時的問題是，我們要萬無一失地確定的那個基數究竟比當前水平低多少。我正在考慮這些會震撼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數字——裁減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五。
在度過了主席職務上的令人興奮的3個月以後，我終於回到了舒坦的日常工作狀態。我希望在主席的辦公室裡有一種親切的氣氛。我比較喜歡與同事輕鬆地共事，而要做到這一點，你要完全信任部下，同時要使他們不至於把隨和的工作關係誤解為不講組織紀律。我喜歡參謀人員工作認真，而又不自視太高，喜歡會拼命工作也會痛快地玩的人。我很早以前就認為組織編制圖表和花哨的頭銜無關緊要。我告訴我的參謀人員，他們進出我的辦公室無需行繁瑣的禮節。我成功地造成了這種氛圍，在我的周圍是一批能幹的、和睦相處的人才，他們甚至在我極度慌亂時也不會沉不住氣。他們還認為我不是那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長官，因為我高興地留下了我的前任克勞海軍上將的處理媒體關係的傑出人才F·威廉·斯馬倫上校。
再看看聯合參謀部的部門主官，他們都是經管著龐大的參謀班子，直接為主席而不是聯合參謀部工作的海陸空軍的二星或三星將軍。主席的更強有力的地位使聯合參謀部的工作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確定了在聯合方面的業績是晉升軍銜的一條標準。因此，我招賢納士，錄用第一流人才毫無困難。聯合參謀部成了世界上最優秀的參謀班子。
一個主官坦率地將自己的脾性和工作習慣告訴部下，以便他們能夠理解和適應是很重要的。我事先向參謀人員打過招呼，當我專心致志工作時，對打擾和提問我可能表現出急躁。在使人極度緊張的情勢下，我往往會突然進入十分專注的狀態，我會十分認真、十分投入，對身邊的一切事情無動於衷。在這期間，我進入辦公室時可能不打任何招呼。如果我的主任參謀向我呈報不是緊迫重要的問題，我可能會大聲嚷嚷，要他走開。我告訴參謀人員對我這些情緒變化不要太當真。忍一下，我很快會恢復平靜的。
我的職務越高，時間就越寶貴。時間是無法節儉地延長使用的日用品。我制定了一些簡單的規定：未經我同意，參謀人員不得替我承諾出席任何會議、發表演講、參加社交活動、外出或參加慶祝儀式。即使5分鐘也不行。凡我預定開的會，必須準時開會。要別人等的人是不替別人著想的人。每當我耐著性子等待姍姍來遲者，就好似我在交通阻塞時面對著出租車上不斷走動的計程表。我還規定，我的辦公室要迅速回答打來的電話。
我把有關簽名的凱斯特法律制度化。J·凱斯特教導我，我每次把我的名字簽在什麼東西上，我就製造了一個法律文件。因此，除最無關緊要的文件外，誰都不能替我在任何東西上簽名。我知道很多頭頭是允許他們的秘書在重要的信件上替他們簽名的，這一做法我是決不允許的。凱斯特還教導我，註明日期的簽名是具有更大的法律效用的。因此，我不允許簽名時提前或推後日期。我只在確切日期的文件上簽名。
我規定我的參謀人員不得準備任何敷衍塞責的“臭蟲”信件要我來簽字。這一用詞原出於一則有關紐約中央火車站的典故。一名乘客在普爾曼式臥鋪車廂裡被一隻臭蟲咬了，他寫信給鐵路公司董事長表示強烈不滿。鐵路公司董事長回了一封道歉信，說明該公司已經採取了防範措施，請這位乘客放心，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這位乘客讀著來信，心裡很高興，不料這時又從信封裡掉出一張由董事長草草寫給他秘書的小字條，上面寫道：“發一封臭蟲信給那個混蛋。”
我的參謀人員可能會接到某個公民表示抱怨的來信，併為我草擬一封格式化的回信說：“感謝您的關心，但這些事情畢竟發生了。”或者說：“對不起，來信投錯了單位。”然而我會在這類回信的前頭批上：“找出問題，看看我們能不能解決。
如果解決不了，告訴來信人誰能解決。但不得敷衍塞責搞‘臭蟲’信。”
作為主席，我恪守我的老座右銘：要檢查細節。很久以前我在空降導航員學校時曾發現一名軍士因開傘鉤未掛上差點送了命，這件事進一步加強了我的信念。檢查細節可以達到兩個目的。其一，司令官可以瞭解戰備的真實狀況而不是表面現象。其二，將軍對細節的重視可使基層官兵知道，他們在指揮系列中的位置與其他環節一樣重要。
我管理龐大的聯合參謀部靠的是多年來從布朗、溫伯格、卡盧奇和其他人身上學來的方法。每天上午，我準時在8點31分進入聯合參謀部會議室參加8點半的碰頭會。我的主要參謀官大多數是二星或三星陸海空軍將軍，總共約20人。他們都知道遲1分鐘不會被認為是遲到。我取消了主席以往採用的正式彙報形式（那種形式要求製圖參謀連夜繪製出彙報用的所有圖表）。開會時，我圍著桌子轉一圈，讓三軍將領們談談他們各自領域內的情況。如果老老實實地回答“一切正常”，不會有不利之處，因為這正是我所想聽到的答覆。會議開5至30分鐘。我利用這種會議來了解信息和安排一天的工作，而不是解決問題。會議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我要參謀部各部門主官監督我。看我是不是在發火？看我是不是又在吹噓自己過五關斬六將的老故事？看我是在發牢騷還是在罵人？我總是試圖保持精神振作，特別是出了事和我們面臨麻煩的時候。頭頭的情緒會感染整個組織。最糟的情況是誰都不知道領導人的情緒怎樣。我的參謀人員一上班就可知道我的情緒如何。同樣地，我也可以從中瞭解他們。因為你每天與他們碰面，你瞥一眼就能知其三分，你知道誰碰到了麻煩，誰需要幫助或鼓勁，誰在準備著挨批。這種早晨碰頭會的作用是建立協作精神。這項嚴肅的工作是在我辦公室裡小圓桌旁的小群體內展開的。
在行政機關裡，小事情會產生巨大的象徵性意義。一天，精力充沛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參謀長聯席會議信箋紙署著我簽名的文件送給了國防部長。“如果您要以參謀長們的名義送出材料，”格雷說，“我們大家都得同意才行，可是在文件送上去以前，從未送給我看。”格雷說得對。
按照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我是主要軍事顧問。在我提出任何建議之前，我無需徵得參謀長們的同意，我甚至無需與他們磋商，儘管這樣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獨立地位的象徵物，於是便購置了一摞台頭通欄印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字樣的公文紙。我拋掉了舊的公文紙，同時也拋掉了40年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辦事傳統。我不再是參謀長們的綜合性意見的傳聲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國防部長和總統進言。信箋頭上的一詞變動使主席的獨立性變得清楚和合法了。
我還採用了一些其他的新辦法來幹日常工作。我越來越多地單獨與參謀長們開會，不讓他們帶任何參謀官或記筆記的人到場。這對史學家來說是不太好，但對鼓勵直言不諱來說卻是大有好處。我還喜歡在我的辦公室而不是在帶有舊的法人團體遺蹟的“坦克”裡與參謀長們開會。我停止下發參謀長聯席會議開會的固定日程表。參謀長們並不在意，但他們的參謀人員頗為不悅。沒有議事日程表，他們就不知道在會前要為他們的長官准備什麼樣的文件。這樣一來，參謀長們到我辦公室來時，就不會帶上一大堆他們認為必須捍衛本軍種立場的材料。他們確實有了說心裡話的更大自由。既然我們不再謀求一致贊同的看法，他們也無需從本軍種的利益出發去維護自己的立場。無疑，有些人對我的做法持有異議，但我認為，作為一個更加正式的機構，這一新作風使參謀長們具有比他們以往所享有的更大影響力。如果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我就準備把這些觀點呈報給切尼，並像對我自己的觀點那樣極力加以維護。這樣做，他們的意見就會得到認真考慮，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幾乎自動消失在冗長的、沒稜沒角的意見一致的報告之中。
正當我們在國內醞釀改革我們的軍隊時，我有機會親身體驗一下我們的老對手是怎樣改革他們的軍隊的。我們駐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大使傑克·馬雷斯卡參與了旨在緩和東西方緊張關係的歐安會研討會的組織工作。這次研討會是空前的。北約國家、華沙條約國家和不結盟的歐洲國家的軍隊參謀長們將於1990年1月在維也納哈布斯堡王宮開會。1814年，在這個王宮裡曾舉行過重畫拿破崙失敗後的歐洲地圖的維也納會議。馬雷斯卡請我出席這個研討會，我同意了。
1月16日，我步入富麗堂皇的會議廳並在一個巨大的U形桌前就座。我看到坐在對面的一個人，即使他不穿蘇聯的將官制服我也認出他是一個軍人。他就是接替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的蘇聯總參謀長禾哈依爾·莫伊謝耶夫。變化真大啊！阿赫羅梅耶夫，70多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雄，矮個兒，年老而可敬；而莫伊謝耶夫，51歲、大個子、精力充沛、儀表堂堂、姿態威武。
在我的發言中，我要建立的論點是，自從歷史把美國推向超級大國地位以來有一點一直被人們忽略了。儘管我們擁有巨大的力量，但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下，軍事領導人的日子仍是不容易的。我指出，“我按規定要宣誓支持和維護合眾國憲法。”我還解釋說，這個文獻“視軍隊，特別是我的軍種——陸軍是一個必要的但又不合意的組織，在危機時期有用處，而在所有其他時間裡都要受到小心的監視。”
我進一步指出，從我國誕生以來，美國人民就反對建立常備軍的思想。憲法的一個撰寫者曾提出建立2000名軍隊的限額。我援引了喬治·華盛頓的回答：“一個絕妙的想法，只要我們能說服我們各方面的敵人加起來也保持相同的數量。”我指出，身為四星上將的主席，我不是美國的最高軍事領導人。這個人是總司令，是總統。我提醒在場的盟國、敵國和潛在敵國的聽眾，美國武裝力量的基本使命是：“美國人民堅持認為，一旦我們不得不組建軍隊，其態勢必須是防禦性的，確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必須經過嚴格的審議。就在此刻我坐在這裡的時候，在國內我們的國會正在想出各種辦法來削減我們的軍隊。在民主國家就是這樣，我也贊成這樣。”
我試圖在會上定出妥協和非敵對的調子。因此急切地想知道當輪到莫伊謝耶夫發言時，這位蘇聯武裝部隊的新頭頭態度如何。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的發言與美國的機械式的冷戰戰士一個腔調，講的都是些空洞的、過時的和充滿對抗性的陳詞濫調，與整整齊齊地印在他助手散發的加封皮的小冊子裡的話一模一樣。莫伊謝耶夫講完後解答問題時，發言像是一台錄音機喋喋不休地放出錄好音的克里姆林宮磁帶上的話。我很擔心，因為我貿然聲稱這個世界變化巨大，而莫伊謝耶夫的表演卻說明沒有什麼變化。
我低聲向馬雷斯卡大使說了我的擔心，我說，我要更好地瞭解此人，搞清楚他究竟還有沒有不同於蘇聯沙場老將之處。馬雷斯卡那天晚上在他的維也納寓所裡安排了一個小型的私人宴會。我帶上行政助理湯姆·懷特和國務院的一流俄語翻譯彼得·阿法納先科前去赴宴。
那天晚上，當我們的客人從門裡進來時，我以為我們可能認錯了人。一切氣勢洶洶的咆哮都已消失，莫伊謝耶夫顯得熱情隨和。我們入座就餐，他很快顯示出至少有一樣東西仍在蘇聯起作用，那就是情報系統。“您是在1958年參軍的嗎？”他問。
“是的。”我回答。
“我也是。您是在1962年結婚的嗎？”
“是的。”我再次回答。
“我也是。您有一個兒子，他在軍隊供職，是嗎？”
“是的。”我說。
“我也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裡。”這時尊伊謝耶夫對我做著手勢，笑著說，“但我在51歲時這一切都做到了，而您幾乎在53歲時才做到這一切！”
就這樣，堅冰被打破了。隨著伏特加酒下肚，氣氛越來越熱烈。莫伊謝耶夫向我們談起他在西伯利亞的童年生活。他父親是大西伯利亞鐵路局的一名養路工，不論氣溫多低從未缺過一天勤。他的母親仍住在西伯利亞的故鄉。只有在談到波羅的海國家問題時——美國仍認為它們是被佔領國家——我才隱約地感覺到蘇聯固有的敵意和此人的強硬。莫伊謝耶夫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失去了7位叔舅輩的親人，他們都是軍人，都為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地犧牲了生命，而現在他們竟恨起蘇聯來了！
到酒酣夜靜之際，他和我成了兩個相互交流戰鬥故事的老兵了。我在舒適愉快的氣氛中開始提一些問題。“我們都感到蘇聯正處於變革之中，”我說，“兜售老一套的黨的路線還有什麼意義嗎？”他也知道蘇軍將從東歐國家的基地上全部撤走。我問：“為什麼你們不快一點撤軍呢？”他說：“因為孩子們必須讀完學年。”一個做父親的軍人向另一個做父親的軍人做出這麼心心相通的回答，我不禁開懷大笑。我不知道那個晚上我提出的意見他是否全接受，但當我們分手時，莫伊謝耶夫緊緊擁抱我說：“我感到你好像是我的終生朋友。”就我來說，我感到我遇見了一個徘徊於老式共產黨敵人和新軍人夥伴之間的人。
雷伯恩大樓2118號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室，講台前掛著一塊飾板，上面寫著：
合眾國憲法第1條第8款
國會有權……
招募陸軍並供給軍需……
建立和維持一支海軍……
制定統轄和管理陸海軍的條例。
我想，掛在那裡的飾板是要人瞭解在防務方面是誰掌管錢包。2月1日，切尼和我在2118房間裡為擬議中的1991—1992年國防部預算進行辯護。以往要確定我們軍事上的需要是容易的。只要擺出蘇聯的威脅，就可以要什麼有什麼。但是，隨著蘇聯在軍事上的收縮，我們面臨著一種基本上一面倒的情況，國會議員們異口同聲地宣稱，威脅已不存在，因此不需要保持一支龐大的軍隊。“和平紅利”已成為一句時髦的話。既然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槍炮，我們就可以把錢轉用於教育、住房或預防犯罪方面。前天，布什總統發表了他的《國情諮文》，在《國情諮文》中，他提出了第一階段大量裁減駐歐洲美軍的建議，以適應變化中的世界。
切尼和我出席眾參兩院武裝部隊委員會會議，宣傳佈什的防務預算是政府適應新的世界氣候的明證。然而，當我們離開國會山時，我們知道，除非我們採取一項指導裁軍的全面戰略，否則五角大樓的政敵會扛著電鋸來找我們。因此，切尼儘管還沒有完全接受我的“基本兵力”概念，但敦促我繼續完善它。
在國防部內部和在與國會議員談話時，我宣傳“基本兵力”理論，即我們的兵力規模要從單純以威脅為依據轉向以威脅和作戰能力為依據。我說，我們可能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擔心蘇聯的威脅，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某些基本的戰鬥能力。舉例來說，我們可能不會再需要保持一支專門的空運力量，以便把幾百萬噸物資裝備運往歐洲，好對付蘇聯可能的入侵。但是，我們仍需要有能力把大量物資運往全世界的難以預見的麻煩地點。我們可能不再與富爾達峽谷對面的蘇軍第八近衛集團軍相對峙，但我們仍需要有把力量投送到其他地方的能力。我提出軍隊要能夠執行4項基本任務：其一、能跨越大西洋作戰；其二、能跨越太平洋作戰；其三、國內有一支應急部隊能迅速部署到熱點地區，就像我們在巴拿馬的行動那樣；其四、保持一支削減了的但仍不可少的核部隊，以懾服核敵人。
我已經使我的某些同事改變了觀點。諾姆·施瓦茨科普夫贊同我的主張，戰略空運司令部司令傑克·錢恩上將也贊同我。另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是統率北約部隊和駐歐美軍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傑克·高爾文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也表示同意。但是，我對某些軍事首腦死死抱住舊觀念不放而感到吃驚。海軍繼續爭辯說要有更多的航空母艦。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蘇聯正在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艦。怎麼知道的？因為幾年前衛星照片表明，在一個蘇聯造船廠裡放著一塊龍骨板。顯然，那是一艘航空母艦的龍骨，因此蘇聯航空母艦仍在生產線上不斷製造。我與海軍頭頭爭辯說，當蘇聯正從它的東歐的老帝國勢力範圍撤出之際，認為它還會加強海軍統治海洋，那是毫無道理的。這一爭論現在有了答案，俄國人正把航空母艦當做廢鐵出售。
我還重新思考過其他一些言之有理的事情。我記得，在溫伯格當國防部長期間，在“坦克”裡與我的老導師陸軍參謀長約翰·威克姆聽取關於電子制導的新式炮兵武器——“銅斑蛇”炮彈的彙報時，威克姆聲稱，“有這樣精確的炮彈，我們就不需要在戰場上用骯髒的戰術核火力了。”戰術核武器就像老式的炮兵實施彈幕射擊那樣，鋪天蓋地而來，以便摧毀彈幕下的一切東西。而這種新式靈巧武器很像是精確的步槍火力。
在我任主席後不久，我們面臨著處置某種核炮彈問題。這種炮彈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安全。因此，陸軍部隊對這些炮彈進行類似切除輸精管的手術，注入氣體使之失去功能。後來，核炮彈製造者解決了安全問題，他們要求做恢復功能的手術。我覺得這是一種愚蠢的想法。那時候我們正在拆卸大量中程核導彈，難道我們還要花錢重新裝配使用價值有問題的小的戰術核炮彈嗎？我的主張遇到重重阻力。陸軍不想放棄其戰場核火力。死硬的五角大樓的文職政策制訂人包括迪克·切尼在內也都反對我。然而，我卻越來越深信，戰術核武器在戰場上沒有用處。
※ ※ ※
2月18日，我站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查爾斯·E·史密斯中心的講台上，回首20年來的風雲變幻，激情在我心間盪漾。上一次我在這所大學的校園裡是20年前的1971年春季，那時我結束了工商管理學碩士論文工作。今天，我應喬治·華盛頓大學新校長斯蒂芬·特拉亨伯格的邀請重返母校，接受榮譽學位並在冬季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我在講話中一開頭就指出，這是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第二個學位，但這個學位沒有花政府很多錢。我想強調指出的一點是，自從我離開這個校園以後，世界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指出，當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生時，納爾遜·曼德拉還是南非監獄裡的犯人。幾天前，他終於被釋放了。而且在今年年底前，曼德拉將在美國國會的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演講。當我是研究生時，60萬蘇聯軍隊駐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現在，一個戲劇作家、前持不同政見者瓦茨拉夫·哈韋爾當了捷克的總統。當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學時，華沙條約組織的軍隊一直不斷地進行旨在直插到大西洋海岸的進攻性演習。現在這個條約組織是一片混亂。我提醒聽眾：“蘇聯的制度已風雨飄搖和停滯不前了，現在我們正等待它的分崩離析。”
典禮結束以後，在我即要上車的瞬間，我停了下來，想起當年從史密斯中心走向國會山途中，不顧催淚彈灼傷眼睛，舉目觀看數百名越戰老兵把他們的獎章投向國會山的情景。當我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學生時，曾發生過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大逮捕，1．3萬多名反戰抗議者被投入華盛頓監獄。那時候，我想起公眾對我職業的態度使我心情十分抑鬱。我們設法扭轉了這種情況。目前面臨的挑戰是要維護我們已恢復的尊嚴。我認為，關鍵是要使今天的軍隊適應今天的現實。
感謝上帝。一次成功機會很小的演出終於成功地舉行了。不是阿爾瑪和我總懷疑我們女兒琳達的天才，而是因為戲劇界的供求法則甚至對最有天賦的人都不利。在一個3月份的晚上，我們穿著盛裝，前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利斯納禮堂，觀看琳達在一個巡迴演出公司演出的《勝利之舉》，這是一幕描述傑基·魯賓遜在壘球運動中衝破膚色障礙取得成功的話劇。琳達扮演魯賓遜妻子這一主角。她棒極了！她如願以償！
大約在這時候，琳達又交了一次好運。她去加利福尼亞一個月參加拍攝一套夏季的替補性系列片。在那兒的時候，她曾被邀請出席在阿諾德·施瓦策尼吉爾和他夫人瑪麗亞·施賴弗家裡舉行的宴會。琳達能真切地感受一下好萊塢的生活使她興奮不已。但是，她認定好萊塢不大講求實際，而寧願回來在東部地區從事她的事業。坦率地說，我鬆了一口氣。
迪克·切尼敦促我繼續完善“基本兵力”的思路，儘管他還有保留意見。作為我的宣傳工作的一部分，我同意在5月3日分別會見兩名報道五角大樓情況的記者——《紐約時報》的邁克爾·戈登和《華盛頓郵報》的R·傑弗裡·史密斯。我向他們兩人承認，要說通內部的人很難。我告訴史密斯，“我試圖使國防部確信：軍事威脅確實不同了。”史密斯一個勁兒地催促我拋出硬新聞，說我到目前為止所講的話都太軟了。我提出的削減幅度有多大？他問。我拒絕講具體數字，但史密斯一個勁地追問。最後，我遷就了他說：“可能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5月7日《華盛頓郵報》頭版新聞報道說，“我國的最高級軍官”預測，改組了的軍隊可能使“國防預算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我很驚訝我的議論居然引起了轟動。不僅《華盛頓郵報》登載了，後來《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幾家大報，甚至倫敦的《經濟學家》週刊都發表了我的講話。
狡猾的國務卿吉姆·貝克打來電話向我祝賀，這暗示我可能要遇到麻煩。而我擔心的是切尼的反應，他也公開提出要削減五角大樓的預算，但在今後6年內將通貨膨脹計算在內每年只削減百分之二。迪克·切尼不是一個喜歡部下同他唱反調的老闆。在《華盛頓郵報》報道刊出的那天，我們會面時，他只說了一句：“很不錯的文章。”然而，隨著這一天慢慢地過去，不同的意見開始紛紛而來。我通過五角大樓的小道消息得知參謀長們都不高興，因為我提出的削減幅度太具體了。國會山保守的共和黨人士質問切尼，當總統自己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說要做更大的削減時，他們怎麼能維護總統的預算。我們的北約盟國也表示不滿。當美國準備這麼大幅度地裁軍時，他們怎麼能向議會要求批准龐大的軍費開支呢？
次日，部長召我到他的辦公室，他皺著眉頭，面色不悅地說：“我們得談談你向記者說的話。”
“是，長官。”
“我必須知道你是否支持總統。我需要確切知道你是否與總統一條心。”
我驚得目瞪口呆。我審慎地停了一忽兒才回答說，“可能我的話講得太早了。”然而，我對記者所講的話確實是軍隊面臨的危機徵兆。我很抱歉由於自己講話不慎給總統添了麻煩，“但決不存在我是不是一條心的問題。”我說。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眼看空氣會燃燒起來似的。然而，我們兩人都有足夠的自控能力，不會使情況失去控制。接著，我們又繼續研究“基本兵力”的問題，力爭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削減幅度。
從我發起在利文沃思堡建立紀念“野牛勇士”的塑像運動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7年。在我脫手前，我把接力的火炬傳給了陸軍文職官員、現國民警衛隊准將阿朗索·多爾蒂。朗尼竭盡全力，但因支持的人不多和捐款少，計劃被擱置下來。後來，有名黑人海軍軍官卡爾頓·菲爾波特海軍中校作為指揮與參謀學院的教官來到利文沃思堡。他對“野牛勇士”計劃著了迷。他接過這個奄奄一息的工程項目，並使該項目重新恢復生機。他不滿足於豎立一個騎馬戰士的塑像。他要建立一個有波光粼粼的池塘和塑像的公園。他要建立一個基金會，以便成立“野牛勇士”博物館和支付黑人軍事史教育計劃的費用。菲爾波特與我聯繫並要求我重新參加這一募捐運動。我問他計劃要花多少錢？他說：“50萬美元。”我一時語塞，但同意盡力而為。
富有的《電視指南》出版商沃爾特·安嫩伯格是前駐英大使。在里根執政時期，我在赴加利福尼亞之行中結識了安嫩伯格和他的夫人李。我寫信告訴他有關我們在利文沃思堡的夢想。他回電話說，我們所談的這類紀念公園花50萬美元是拿不下來的，大概需要85萬美元才可能辦得到。雖然這不是我想聽的消息，但安嫩伯格答應如果我們能籌到相當的經費，他先捐助25萬美元。
於是，募款便成了我的業餘工作。捐款陸續到來，表兄布魯斯·勒維林捐了2．5萬美元；著名的紐約慈善家、軍隊的朋友扎卡里·費蒂爾捐了5萬美元。幾個月後，安嫩伯格再次打來電話。他說，他討厭事情老拖著，並問“野牛勇士”紀念館的募捐運動進展如何？我向他介紹了取得的一點進展。他說，他對這個計劃深信不疑，並希望看到該計劃有大的進展。他將很快送來一張款額為25萬美元的支票。我們以後只需操心籌措餘下的款項。
多虧了安嫩伯格的助推起動，我才能夠於7月28日前去利文沃思堡參加破土奠基儀式。軍樂響亮，旌旗招展，我站在昔日曾是黑人騎兵兵營的荒地上。出席儀式的顯要人物還有利文沃思堡司令官倫內德·威沙特中將、菲爾波特海軍中校和多爾蒂准將。但那一天真正的明星是軍士長威廉·哈林頓和上士伊萊沙·基爾斯。他們都已95歲，是很久以前純黑人團的真正的野牛戰士。當我握著他們滿是老繭的手時，我油然聯想起我的過去，想起中尉弗利珀，想起那些曾在西部平原浴血奮戰、在聖胡安山衝鋒陷陣的黑人。歷史差點忘記了他們的存在。當我們拿起鐵鍬舉行破土儀式之際，這兩位老戰士的故事將填補這段歷史的空白。
6號的房子是一座堅固的磚石結構、並帶有一個寬敞陽台的建築，它坐落在邁爾堡古建築區的格蘭特大街上。該住房以19，202美元的費用建於1908年，它是供兩個中尉家庭合住的宅第。1961年，6號翻修改裝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官邸。在6號官邸後面有兩個車庫，我把我的“富豪”車停在裡面，並在那裡修理車輛。我還設法說服鄰居們讓我把我的另外一些成人用的玩意兒放在他們的車庫裡。
我喜歡把外國客人帶來6號官邸共進午餐或晚宴。爾後，我領他們出來，極目遠眺，美國曆史的縮影盡收眼底。站在俯視波多馬克河的寬廣的草坪上，我會指給他們看國會山、傑斐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並一一講述其歷史。但美中不足，一棵新長大的樹恰恰立在中央，破壞了全景。而且這棵樹還越長越高。一天，我召來我的助手蒂姆·利夫西少校，對他說：“利夫西，那棵樹必須砍掉。”
利夫西吃了一驚，說：“長官，您難道真的要砍掉一棵樹嗎？”他快速地報告出我將面對的反對者——營區工兵主任、公共事務官員和初露頭角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他提醒說，還要設想風聞此事的《華盛頓郵報》。
“那棵樹越長越大，它破壞了華盛頓最美好的一景，”我說，“通知營區工兵主任砍掉它。”
邁爾堡的工兵主任做出了決定——計劃在地球保護日砍樹！我想與其說決定砍樹，不如說決定不砍樹，這活像前幾年的一項槍殺小狗以便進行創傷研究的計劃，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旦幹了這事兒，你怎麼解釋你在地球保護日砍了一棵樹？我作了戰略性的退卻，把這事擱置下來。
幾個星期後，我又把利夫西叫來並擺出我的戰略。叫營區工兵主任派人砍掉那棵樹，挖掉樹根，在樹坑裡填上新土。而且所有這一切都要在一小時內幹完，我對利夫西這麼說。第二天早晨，當奧蒂斯開車來接我去五角大樓時，我告訴他等幾分鐘，我要在草坪上漫步片刻。遙望波多馬克河對岸的景色蔚為壯觀，一覽無遺。我低頭看著鬱鬱蔥蔥的青草，幾乎看不出那棵樹留下的痕跡。看來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棵樹被砍掉了。突然性、隱蔽性和快速行動歷來是作戰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1990年8月1日，習以為常的一天開始了。早晨5點半
起床，在健身腳踏車上活動，然後吃我標準的早餐——葡萄乾麥麩、香蕉、橘子汁和咖啡。7點前到五角大樓，在那裡我聽取在辦公室外套間裡等待我的中央情報局分析員的夜間情況彙報。
然而，這一天卻變成了不尋常的日子。從某個方面來說那天是贏得勝利的一天。在前8個月裡，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使“基本兵力”方案通過迷宮般的行政體系，說服了不大同意的參謀長和軍種部長們，贏得了固執的負責政策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的具有關鍵意義的支持，他通過自己的分析得出了與我類似的結論。始終不持偏見的迪克·切尼儘管起初表示懷疑，但最終批准了這個方案。參謀長們基本上都表示贊同。我的新任副主席海軍上將戴夫·傑裡邁亞是一位堅定的支持者。有幾次，我因遭受挫折而沮喪，幾乎不抱希望了。但是，那天切尼、沃爾福威茨和我向布什彙報，贏得了總統的贊同。於是，“基本兵力”方案成了政府的立場。總統將在第二天8月2日去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在那裡他將與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會晤，並在阿斯彭論壇研討會上宣佈他的新戰略和作為美國武裝部隊新體制的“基本兵力”方案。所想象的變革是巨大的：從現役總兵力的210萬人降低到160萬人。但戰略核心力量，即我主張的四大部隊仍保持不變。總統提出的計劃實際上標誌著40年之久的對共產主義的遏制戰略的終結，這個戰略以勝利告終。我們成功了。次日，切尼、沃爾福威茨和我就要去國會山向兩院軍事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推銷“基本兵力”方案。
這一天，我還要求諾姆·施瓦茨科普夫從中央總部速來五角大樓，在“坦克”裡向參謀長們和切尼彙報伊拉克－科威特邊界沿線的令人擔心的情況。
我不厭其煩地參加主席日常的禮儀活動。先是接受宣傳媒體拍攝我與一名晉升准將的聯合參謀部上校的合影。後是陪同來訪的多哥總統納辛貝·埃亞德馬在五角大樓前檢閱儀仗隊。然後我去布萊爾賓館出席歡迎埃亞德馬的宴會。國務院總喜歡讓黑非洲領導人與知名的非洲裔美國人會面，並且竭力從這種場合中撈到好處。
我疲憊地度過了這一天的其餘時光，晚7點到家吃晚飯。飯後不久，我進書房仔細翻閱裝滿公文包的文件。晚8點前幾分鐘，保密電話鈴聲響了，在這個時間來電話通常傳來的都不是好消息。聯合參謀部主任邁克·卡恩斯在電話中告訴我，薩達姆·侯賽因派伊拉克軍隊越境進入科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