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沙漠中的底線
大約在我提出預測朝鮮和波斯灣是最可能把美軍捲入的世界兩個熱點的《戰略概覽—1994》以後9個月，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的事情便發生了。1988年伊拉克和伊朗停止了它們為期8年的血腥戰爭。當時我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對伊拉克軍隊感到不安。一旦擁有100多萬軍隊的薩達姆不再擔心伊朗，我恐怕他會在其他地方惹事。
兩伊戰爭後，伊拉克欠下了近900億美元的債。按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這一債額使美國的赤字成了小巫見大巫。薩達姆譴責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阻礙伊拉克走出債務深淵。它們突破了石油輸出國組織所確定的石油配額，從而使石油價格下跌，減少了伊拉克的收入，這猶如在伊拉克背後戳上一把“有毒的匕首”。薩達姆還指責科威特從兩國共有的魯邁拉油田汲走了價值25億美元的石油。他虎視眈眈地盯著科威特的沃巴和布比延島，因為這兩個小島堵住了伊拉克進入波斯灣的出路。他說科威特人不是阿拉伯兄弟，而是西方的“貪婪的叭兒狗”。
1990年7月初，我在訪問突尼斯、埃及和約旦之行中，發現這些國家對尋求一種“阿拉伯”方式解決伊拉克的財政問題表示樂觀。然而，當我到了以色列時，發現以色列人對薩達姆的態度不很樂觀。此行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耶路撒冷，與我職務對等的以色列參謀長丹·肖姆龍中將設宴款待我，席間我講了一些在南布朗克斯區學會的意第緒語，這使來賓們大吃一驚。有消息說我甚至用意第緒語同總理伊扎克·沙米爾進行了一次私人會談，雖不屬實，但也不必否認。
回到華盛頓後，7月的第三週，聯合參謀部情報局長邁克·麥康奈爾海軍少將到我辦公室，把衛星照片擺在我辦公桌上，指著十分明顯的圖像說：“伊拉克在靠近科威特的邊境部署了3個師，迄今為止約有3．5萬人。”他可認出這些部隊是薩達姆·侯賽因的擁有數百輛現代化蘇制T—72型坦克的精銳部隊——共和國衛隊的一部分。薩達姆在邊境附近部署部隊是不祥之兆。但它說明什麼？恫嚇？施加壓力？入侵？
他打算走多遠？
7月24日，我憂心忡忡地給在坦帕麥克迪爾空軍基地的諾姆·施瓦茨科普夫打電話。如果美國在軍事上捲入波斯灣，那就該輪到施瓦茨科普夫出場了。作為中央總部的司令官，他負責我們在南亞、非洲之角和中東重要地區的軍事活動。我們談及持續不斷的伊拉克的兵力集結，當時已達4個師，兵力超過10萬人。阿拉伯領導人仍不斷地告訴我們不用擔心，阿拉伯兄弟之間是不會相互廝殺的。不過，我告訴諾姆，“我希望你準備好兩種對策，”其一是，如果薩達姆對邊界作輕微的侵犯，你要拿出進行報復的方案來；其二是，如果薩達姆表現出更大的野心，“你要拿出我們制止他和保護這個地區的方案來。”
“我就動手幹，”諾姆說。他在這個問題上早已有所準備。中央總部是由吉米·卡特總統期間建立的快速部署聯合特遣部隊發展而成，是用來對付我們當時的朋友伊朗和蘇聯軍隊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的。為制止俄國軍隊穿過伊朗北部的扎格羅斯山脈，美國莫名其妙地花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巴列維國王垮台後，伊朗從朋友變成了敵人，而蘇聯南下波斯灣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存在了。因此，中央總部將它的注意力轉向伊拉克對其小鄰國的威脅。
有經驗的軍人判斷敵人是否準備進攻，通常依據三個必然會出現的跡象：敵軍炮兵是否前移？是否鋪設通信線路？是否給部隊補充油料和彈藥？到7月31日，上述三個徵兆均已出現在伊拉克南部。我再次打電話給施瓦茨科普夫說：“我希望你明天來這裡，向切尼和三軍參謀長們彙報你對局勢的評估和你的應急計劃。”
次日，也就是我出席在布萊爾賓館迎接多哥總統埃亞德馬宴會的那一天。飯後，我要奧蒂斯速速送我回五角大樓。我急於回去參加預定在下午2時舉行的施瓦茨科普夫的彙報會。我幾乎與迪克·切尼同時到達“坦克”。參謀長們立起，然後我們各自就座。切尼要我講開場白。我很快就讓施瓦茨科普夫主講。他那魁偉健壯、高達6．3英尺的身軀和充滿個性的感染力彷彿佔滿了整個屋子。諾姆做了歷時90分鐘的十分冷靜嚴肅的陳述。
“你認為他們要幹什麼？”切尼問。
“我認為他們要進攻。”諾姆說。他認為，那將是一次有限的攻擊，以便佔領魯邁拉油田的科威特部分和巴比延島。他不認為薩達姆企圖吞併整個科威特和推翻其統治家族。會議以此基調宣告結束。
早些時候，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迪克·克爾向我們做了同樣的判斷。然而，布什政府看來有意不介入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爭鬥。5天前，我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在與薩達姆·侯賽因的會見中說：“……對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像你們與科威特的邊界爭執，我們不大理會。”後來，這位大使打電報給華盛頓，敦促美國在伊拉克與科威特自行解決它們的爭端以前，“少作批評”。在爾後的一份致薩達姆的電報中，布什稱他的政府“繼續願與伊拉克保持較好的關係”。我們聽到阿拉伯國家說不會有事的；聽到美國說：一旦有事，也與我們無關。
關於我們如何能遏制伊拉克的問題，國務院和五角大樓曾提出幾項建議。其中有一個建議是加快已駛向波斯灣的“獨立”號航空母艦的航速。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還建議將駐印度洋迪戈加西亞島的裝載陸戰隊裝備的海軍預置中隊的艦船派往波斯灣。然而，這些舉措不明顯，起不到威懾作用，除非我們公開宣佈派出它們的真正目的。在那個階段，政府沒有考慮向伊拉克提出警告，而切尼和我也都不願意挺身而出，走在白宮的前頭。我們所採取的惟一行動是滿足了阿聯酋的請求，派出兩架美國空軍加油機幫助進行空中監視，此舉不會使薩達姆·侯賽因感到心驚膽戰。
如今，我對我們當初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無所作為感到遺憾，儘管當時並不清楚這些象徵性行動是否能遏制薩達姆。在施瓦茨科普夫彙報之後，切尼和我離開“坦克”時，我說：“迪克，形勢嚴峻。我們不能對發生的情況置之不理。我認為總統應在今天發表一份口氣強硬的電報給薩達姆。甚至打電話給他，力爭把他嚇跑。”切尼同我一樣擔心，他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聯繫，以便準備一份抗議照會。但是，為時已晚。在我們發出外交警告之前，8萬名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已跨過邊界，浩浩蕩蕩地開向科威特城。
第二天早晨8點，總統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會議。施瓦茨科普夫已回坦帕。我要他帶上地圖和作戰計劃立即乘飛機前來白宮參加會議。這是諾姆第一次見到這批高級決策人，而我希望他能熟悉這批他大概要與之共事的人。那是一次進入情況的會議。會上談的內容並不連貫，也無中心議題。討論入侵對油價的影響所花的時間與討論應如何對付薩達姆的入侵問題的時間一樣多。突出的問題是薩達姆的下一步行動。他會佔領科威特後就住手，還是下一步要進攻沙特阿拉伯？我們應不應實施制裁？我們準備走多遠？在開會之前，記者們問總統他是否有意圖要派軍隊，他回答說：“我沒有仔細考慮任何這類行動。”
在第一個對策方案已失去作用之後，諾姆在白宮首次闡述了他的保衛沙特阿拉伯的應急計劃。但討論了半天仍不見結論。我對議而不決感到不安。眼看會議快結束時，我試圖得到明確的指示，便問道：“總統先生，我們是不是該在沙漠中畫一條保衛沙特阿拉伯的底線？”布什稍作考慮，隨即回答說，是的，我們應該這樣做。但是，科威特的命運仍未解決。布什馬上要去科羅拉多州阿斯彭會見撒切爾首相，並發表我們不遺餘力長期為他準備的演說，闡述他的體現“基本兵力”概念的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切尼·沃爾福威茨和我到國會山的第S407號超級密室向國防部國會監督委員會的領導人陳述“基本兵力”方案。在那裡我們聽到的全是“是”、“不錯”、“對”的贊同聲。可是，我這時心中老惦記著科威特，情況現時怎麼樣呢？
星期五，總統從阿斯彭回來，他再次把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們召集到內閣會議室開會。他一面在他的慣常的桌子中央的座位上坐下，一面說：“已經過去大約24個小時了，情況看來還不錯。撒切爾首相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假如我們在波斯灣採取聯合政治和經濟制裁行動，我相信我們能得到友邦的支持。”他特別高興的是，舊的模式看來已經打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沒有把這次危機當做又一次東西方對抗。以前蘇聯可總是不假思索地支持一度是其朋友的薩達姆。前一天，聯合國安理會以14票對0票一致通過譴責入侵，並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從科威特撤出，而贊同票中就包括蘇聯。
中央情報局局長比爾·韋伯斯特向我們做了一個嚴峻的形勢報告。他說：“伊拉克軍隊，離沙特邊境不到十分之八英里。如果薩達姆佔據他現有的地盤，他將擁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儲油量。而在幾英里之外，他可攫取再一個百分之二十的儲油量。他將佔有從科威特港口出海的方便的海上通道。約旦和也門可能倒向他一邊，這樣他將有條件來勒索其他國家。我們預期阿拉伯國家將開始削減石油出口份額，伊朗將被伊拉克踩在腳下，以色列將受到威脅。”韋伯斯特的結論是，薩達姆將成為波斯灣的顯赫人物。
“我們必須做出反應，”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說，“容忍薩達姆絕不是辦法。”
切尼補充說：“你不能把科威特與沙特阿拉伯分開，當伊拉克軍隊攻擊沙特邊境時，他們離沙特油田只有40公里，在這裡可能發生一次大規模衝突。”
代替吉姆·貝克與會的副國務卿拉里·伊倍爾伯格敦促說：“我們應搬用聯合國憲章第7章，”它允許採用軍事手段和進行經濟制裁。
“我已與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通了電話。”總統說他已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約旦國王侯賽因和沙特阿拉伯國王法赫德談過。總統以一種不相信的口氣說：“他們仍告訴我他們能找出一種阿拉伯式的解決方式。但不管我們怎麼幹，我們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切尼要我談談軍事選擇方案。我重述施瓦茨科普夫的保衛沙特阿拉伯計劃，列舉了我們能夠迅速投入海灣地區的部隊。我有相當把握確信，伊拉克尚未決定入侵沙特阿拉伯。我還堅信他並不願意與美國打仗。“但是，重要的是，”我說，“要把美國的旗幟儘可能快地插在沙特的沙漠之中，假定我們得到他們的贊同的話。”我們切不可無所作為而使薩達姆更加肆無忌憚。
切尼和伊格爾伯格表示同意。斯考克羅夫特在伊拉克入侵後的數小時內就已經表明這樣的觀點。總統說：“我們要對沙特阿拉伯做出承諾”。這樣我們就可以通知部隊做好行動準備，保衛這個國家。
我隨後問為解決科威特進行戰爭值不值得。這是我提出的一個克勞塞維茨式的戰爭理論問題，目的是使軍方知道它可能必須做出哪些準備。提出這個問題為時過早，而且也不應由我來提。我的做法有點越權。我現在已不是國家安全顧問，人們期待我的僅僅是提供軍事方面的意見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在白宮而且就在這個房間裡，我為解決危機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問題曾苦幹過兩年。我參加過超級大國首腦會晤。更重要的是，過去我作為一名中層職業軍官，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奴性十足感到驚駭不已，他們從沒有催促政治領導人向他們講清越南戰爭的明確目標。如今在我們談論需派多少個師，多少艘航空母艦和多少個戰鬥機聯隊之前，我們必須問要達到什麼目的？然而直到會議結束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
那天晚些時候，布什總統和斯考克羅夫特與我的短網拍牆球球友、現任沙特駐美國大使班達爾親王談過話。他們要班達爾瞭解他的國家所面臨的威脅，並要讓他知道我們已做好準備進行幫助。後來，斯考克羅夫特打電話給五角大樓的切尼。他說班達爾要來，我們要再給他講講現實的危急狀況。班達爾來到切尼辦公室後，顯露出他慣常的美國化的、輕鬆活潑的戰鬥機飛行員的脾性。從一隻塑料杯子裡喝咖啡，還用一支金筆在杯子裡攪和。在平時，我們相互間用近乎粗俗不堪的叫法稱呼對方。我對他的可以上書的慣用稱呼包括“偉大的班達爾”和“班達爾，你這個阿拉伯闊佬”，而他則叫我“老爺兵”。這一天我們都沒有開玩笑。當我們坐在切尼的小圓桌四周時，我指出偵察照片表明，伊拉克軍隊實際上已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門口。班達爾仔細看了這些照片，他的牙齒咬著一支未點燃的雪茄，沒有說什麼。
“我們準備隨時幫助你們保衛你們自己，以免遭到薩達姆的攻擊。”切尼說。
班達爾向我們露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懷疑神態。“像吉米·卡特所做的那樣？”他指的是在過去的一次危機中，卡特總統給沙特阿拉伯援助了10架沒有武器的F—15飛機。
“告訴班達爾親王我們準備做的事。”切尼向我說。
我開始說：“我們最初將派去第一戰術戰鬥機聯隊，第八十二空降師以及1艘航空母艦。”接著我補充講了後續部隊。
班達爾的興趣被激發起來了，他打斷我的話，問：“後續部隊有多少？”
我說：“加在一起，在最初階段總共約10萬人。”
“我知道了，”班達爾說，“你們是鄭重其事的。”
切尼最後說：“我們建議您敦促法赫德國王接受我們保衛王國的願望。”班達爾臨走前向我們保證，他馬上就將我們的建議向國內報告。
在他走後，切尼提到我們早些時候同總統的會見。“科林，”他說，“你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你不是國務卿，你也不再是國家安全顧問。而且你不是國防部長。所以，你講話不要離開軍事問題。”他顯然是說我說話太隨便了。然而，我對我在白宮的坦誠發言並不感到歉疚。我所說的要向軍隊提出明確目標的話是非講不可的錚錚之言。
總統在公開場合對伊拉克的入侵問題不露聲色。到那時為止，他向美國人民所說的話只是，“我們沒有討論過干預……我沒有考慮這一行動。”從星期五到星期日下午情況就是這樣。
在這一期間，總統去馬里蘭州卡托克廷山中的戴維營度假。星期六上午，國家安全班子成員隨後來到。中心議題是施瓦茨科普夫詳細深入地彙報我們如何保衛沙特阿拉伯，包括需要多少部隊、兵力部署、武器裝備和空中戰略等等。當這位身材魁梧、坦率而善言、充滿友愛的軍人發言時，我看到總統頻頻點頭。在講完保衛沙特阿拉伯問題後，諾姆又補充說道：“好，如果你們要趕走伊拉克人和恢復科威特原樣，那就要採取……”他然後一口氣講了為此需要增兵數十萬人，需要準備8個月到1年的時間。
那個星期天下午，天氣悶熱，細雨濛濛。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正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達，以敦促法赫德國王接受我們提出的援助。我舒適自在地呆在我的小書房裡，兩腳蹺在桌子上觀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道：總統直升機從戴維營歸來時降落在白宮草坪上。已架起了許多麥克風，總統一面應付記者連珠炮似地提問，一面走近麥克風。記者們一個勁兒地問他一個問題。他是不是要採取軍事行動？他臉上露出嚴肅的神色，揚起食指說：“對這次入侵科威特，不能按兵不動，不能置若罔聞。”
我馬上坐了起來。從“我們沒有討論過干預”到“不能按兵不動”，這可是前進了一大步。總統是不是要使美國承諾解放科威特？他是要運用外交和經濟壓力，還是要訴諸武力？
是不是原來的最後方案現在突然變成了第一優先方案？
儘管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什麼，但我意識到所發生的情況變化。在我們到戴維營向他彙報之後，總統瞭解了他可支配的資源。他有了信心。而早些時候在阿斯彭與英國首相的會談，無疑也對他有影響。8年前，瑪格麗特·撒切爾收復了阿根廷佔領的福克蘭群島。我突然想起“不能按兵不動”頗有撒切爾的鏗鏘有力之聲。但這一思想過程純屬喬治·布什本人之事。他冷靜地聽取顧問們的意見。他打電話與世界有關國家的領導人磋商。然後，拿定他自己的主見，他已做出了這一重大的決策並首次公佈於眾。
我關上電視機，走過去看我書桌上的一張地圖。可能一項新任務已落在我肩上。
8月6日，星期一下午3時30分，迪克·切尼從吉達打
電話給我。他剛剛離開法赫德國王，他說：“我們已得到他的同意。我已報告總統。開始下令調動部隊。”
要開動美國的龐大軍事機器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我們已經通知待命的部隊有駐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的第八十二空降師、駐亞持蘭大的第三集團軍司令部和駐弗吉尼亞州蘭利空軍基地的第一戰術戰鬥機聯隊。但是，沒有軍事空運司令部——美軍的聯邦捷運公司——的空運，傘兵就無法行動。軍事空運司令部是集陸海空系統於一體的稱之為美國運輸司令部的空軍分支。美國軍事空運司令部的總部設在伊利諾斯州斯科特空軍基地，司令官是我在國家軍事學院的同班同學H·T·約翰遜上將。他把切尼的命令轉達給我國西海岸軍事空運司令部的神經中樞——新澤西州麥圭爾空軍基地的第二十一航空隊和加利福尼亞州特拉維斯空軍基地的第二十二航空隊。
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裡，空運司令部百分之八十的飛機都在飛往某地的途中。當一項特急命令迅速傳達到整個系統時，所有其他命令均予取消。比如說，有一架運載零部件正飛往德國拉姆施泰因的運輸機，在當時就得在最近的機場降落，並卸下所載貨物，飛回國內。這類活動在全世界各地反覆進行。在斯科特空軍基地有一個連接電腦系統，它標明每一架軍事空運司令部飛機的顯示器。斯科特空軍基地知道機上載的是什麼貨物，油料剩多少，飛機的保養時間表，機組人員是誰，以及每個機組人員在進行輪休和被替換時還剩下多少飛行時間。切尼的命令正使數百架飛機改變它們當時的航線，並最終飛向一個新的目的地——沙特阿拉伯。軍事空運司令部的全部飛機的利用率將從百分之八十猛升至百分之一百，它們將空運一切可以空運的東西。第八十二空降師的1．6萬多名傘兵開始登上C—141運輸機。足以支援整個聯隊的72架戰鬥機的彈藥、零部件和維修裝備開始源源不斷裝進巨大的C—5“銀河”式運輸機。加油機將在空中為飛往波斯灣的F—15戰鬥機加油。軍事空運司令部還租用數十架商業包機加強空運力量。一支龐大的軍用機機群將鋪天蓋地般地飛越大西洋。
然而，這一絕密行動的秘密卻被洩露了。
傍晚我轉發了命令，這時將信將疑的湯姆·凱利冷不防地進入我辦公室。“他們又這麼幹了！”凱利說。一旦如此大規模的空運開始，數百份密電紛紛從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航空隊發出，通知全世界各地、供應倉庫以及終端站。在較低層次上居然發電報時未加密。在總統對秘密活動的洩密大發雷霆過後不久，竟發生這樣的違反保密的情況。我勃然大怒，叫喊著：“取消該死的電報！取消它！”
“取消它？”凱利問。“你想要使空運啟動還是停止？”
我認輸了。我不得不要求我的新聞官比爾·斯馬倫檢查新聞廣播和報紙，並務必做到不讓記者到任何一個主要的空軍基地。但採訪五角大樓的一名敏銳的記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戴夫·馬丁透露了情況。這使我們處於尷尬境地，但我抑制住了我的惱怒。要長時間對如此規模巨大的行動保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暗自寬慰自己，合眾國曾經受過比這更糟的情況。
給軍事空運司令部的命令於8月6日晚8時45分發出。
次日早晨9時45分，第一批滿載的C—141運輸機從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空軍基地起飛。
我們從中央情報局的估計中得知，伊拉克至少有1000噸化學戰劑。我們知道薩達姆在他與伊朗的戰爭中曾使用過芥子氣和神經毒氣。我們知道他在1988年還對伊拉克的叛逆的庫爾德少數民族使用過毒氣，殺死了4000名庫爾德族人。我們做過簡短的研究，隨後決定不動用美國的化學武器。伊拉克的化學毒劑的威脅是可以對付的。我們的部隊有防護服以及檢測和警報系統。在作戰中，我們能快速機動並在空曠的沙漠之中，不像平民百姓那樣可能會陷入困境。進行化學攻擊將會造成社會的公共危機，戰場上的行動不會受到多大影響。然而，怎麼對付伊拉克的生物作戰能力仍是個棘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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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不是向有關將軍介紹情況，我是向政治領導人彙報，所以要簡明扼要。我不要一大堆圖表，我要一張圖表。”當我在8月14日深夜做出這番指示時，我叫聯合作戰處處長蒂姆·勞裡上校手下的製圖參謀回去重新繪圖。次日，布什總統來到五角大樓聽取各軍種參謀長的彙報並作講話。我要抓緊機會向他擺出以後幾周部隊集結的時間表，並讓他知道在各個不同的觸發點①上我們需要得到他的決策。
①觸發點，經濟學名詞，指美國政府對進口商品低於所訂的最低價格水平時要徵收附加稅。此處比喻要增加兵力的時節。因作者是工商管理學碩士，故書中常援引經濟人士的話及有關術語。——譯者注。
前一天，我去坦帕見到諾姆·施瓦茨科普夫。他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不安地說：“我需要知道，這仗到底他媽的該怎麼打。”我瞭解他的煩躁不安。作為主席，我可以容忍上司某種程度的慎之又慎的政策。但是，作為前往沙特阿拉伯指揮部隊、艦船和飛機的總司令，要的是乾脆明確的指示。答案最終會出現，但我需要為總統提供這些答案而創造條件。
製圖員送來了一張圖表，是一張一目瞭然的線式圖表。縱線表示不斷增加的兵力，橫線標誌著12月份的星期。我的目的是在總統的心裡銘刻下一個最後期限。這張圖表會讓他知道，到什麼時候他就必須向我們下令，以便達到某一兵力水平。
在各軍種參謀長彙報完畢和總統從五角大樓的台階上發表講話之間，我只有為時15分鐘的機會。切尼在他的辦公室裡安排了一次會議，到場的只有布什、切尼、斯考克羅夫特、蘇努努和我。我們坐在圓桌旁，切尼讓我先說。我給每人發了一份我的圖表。“總統先生，”我開始說，“我向您說說兵力集結是怎麼進行的。”我指著圖表上的當時的日期，並提醒那時候我們在沙特阿拉伯約有3萬人的部隊。我們當前的任務是遏制敵人和保衛沙特阿拉伯。在幾周之內我們就可完成威懾性的兵力集結。我們會有足夠的兵力使薩達姆不敢發動進攻，如果他有這種想法的話。隨著部隊和裝備源源不斷地調運進來，我指出，我們從9月初開始就可以從威懾階段轉向防禦階段。我接著說，到12月5日左右，我們將有大約18．4萬名部隊部署到位，無疑我們就可保衛住沙特阿拉伯了。
當我向總統逐周詳細講述活動情況，並明確指出到9月底得花費12億美元，以及往後每月花10億美元時，他專心聽著沒有發言。我指出，如果我們保持目前的速度不變，他就不得不開始徵集後備役部隊，而他必須在大約1周之內做出決定。“先生，”我說，“徵集意味著把人員從工作崗位上抽出來。它將影響各行各業。它意味著打亂千家萬戶的家庭生活。那是一項重大的政治決策。”而很快他就不得不啟動一項把商用飛機改為軍用的稱之為民用航空後備隊的應急計劃。
6天以前，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對伊拉克進行貿易禁運。這促使我說：“如果您的目標僅僅是保衛沙特阿拉伯和依靠制裁施加壓力，迫使薩達姆將伊拉克軍隊撤出科威特，那麼，我們應當在10月的某個時候使部隊的調運告一段落。”再花1個月左右的時間做部隊調動的收尾工作，12月初上述的18．4萬人就可到位。我們還需要考慮實施按6個月海外服役期的輪換兵員制。我說：“我們大約在兩個月後，才能看出制裁的影響。”
總統搖搖頭說：“我不知道，在一個可接受的時間框架內製裁是否會起作用。”
那麼，假定通過談判和制裁都不能使薩達姆撤出科威特，總統是否想把薩達姆的軍隊趕出科威特呢？我需要在10月的某個時候明確這一點，以便不使運兵渠道空著，我們得使它不斷輸送兵員。我說，我們還需要知道其他一些事情。“如果我們要趕走薩達姆的部隊，我們的目標僅僅是解放科威特，還是在我們做到這一點之後要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伊拉克的戰爭潛力？”不同的方案需要不同的兵力水平和相應的時間表。我明確表示我不指望總統當時就做出決策。總統有時間來定下決心。我只是預先報知他罷了。
與此同時，我自忖自想：難道我們要越出科威特去巴格達嗎？難道我們試圖逼迫薩達姆下台嗎？我們要使伊拉克的力量衰減到何種程度？我們是否一定會從一個由不友好的敘利亞和敵對的伊朗統治的海灣石油區中得到好處呢？
總統感謝我們所做的彙報後，前往五角大樓濱河大門口的廣場，登上白宮先遣小組連夜搭設的講台。他在給五角大樓眾多工作人員的講話中，感謝大家到那時為止所做的種種準備工作。然後，他宣佈他的目標：“所有伊拉克軍隊必須立即、徹底和無條件地從科威特撤走，恢復科威特的合法政府。”諾姆和我相互瞥了一眼。總統的講話表明他不像是一個願意長期等待制裁起作用的人。
8月17日，迪克·切尼飛往利雅得與沙特領導人進一步磋商。他在離開前對我沒有表示任何具體的令人擔心的問題。但是，當他獨自坐在飛過大西洋高空的波音707飛機的私人艙間裡時，想必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他通過保密無線電話給我家裡打電話，話音裡帶有一向沒有的激動情緒。“科林，”切尼說，“目前我們在那裡只有很少數量的傘兵和大約1個聯隊的飛機。”
“是的，”我說，“但正在繼續增兵。”
“我們在那兒還沒有足夠的力量阻止任何人，”他說，“要是我們所做的一切激怒了薩達姆，促使他進犯沙特呢？那我們可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也知道這一點。但是，此刻使他擔心發愁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當時一反常態的切尼需要的是寬慰的話。於是我說：“迪克，記得這事剛開始時我向大家說的話嗎？我們必須立即部署一些人員和裝備，作為向薩達姆表明我們意圖的一種信號。他不想同美國打仗。我有把握這麼說。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派那些早期部隊去那裡的原因。這是真正的威懾，把美國的旗子朝沙漠中一插，對他說‘喂，怎麼樣，要來惹我們嗎？’”
“但是，如果薩達姆採取行動，我們無法保衛沙特人，”切尼堅持說，“至少現在還做不到。”
“如果他們要入侵沙特阿拉伯，那他們現在就會動手。”我回答說。“記著，薩達姆以前從不把自己的戰線拉得過長。無論對緊挨的鄰國伊朗，還是現在對科威特，他總是憑藉內部交通線進行作戰的。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與伊拉克之間有一大片曠野。他決不會越過遙遠、開闊和不利的沙漠去投送兵力。放心吧，迪克。”我接著用這種語氣至少講了20分鐘，我希望我講得沒錯。待我講完之後，切尼的回話中又恢復了滿有信心、從容不迫的語調。每個人都時常需要他人的幫助，得知這位孤獨的牛仔並不例外，實在令人寬慰。在未來困難的月份裡，他將同樣會助我一臂之力的。
在海灣地區的軍事行動要有一個名稱。施瓦茨科普夫的參謀和我的參謀曾經琢磨過好多思路。最初有人提出盾牌的想象。叫“半島盾牌”嘛，太拗口。叫“半月形盾牌”嘛，又太阿拉伯化。最後，我們確定了一個我們都認為是聽來真實的名稱。切尼表示贊同，由於在沙特的沙漠中動員保衛王國，所以名稱定為“沙漠盾牌”。當我們開始制定與防禦態勢並列的一項進攻方案時，諾姆與我談及如何區分兩者。“沙漠盾牌——階段Ⅱ”？諾姆建議用“沙漠風暴”。“暴風諾姆”（施瓦茨科普夫的外號）颳起的“沙漠風暴”。自然而貼題，大家都表示贊同。
施瓦茨科普夫當時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國防部大樓裡設立了司令部。他整天忙於解決為保衛沙特王國而部署兵力所遇到的種種問題。我則忙於從美國這一頭把兵力和裝備納入運輸渠道。軍種參謀長們都起了重要作用。儘管他們的部隊是在諾姆麾下服役，但參謀長們肩負著確保這些部隊裝備齊全和做好戰鬥準備的重大責任。既然施瓦茨科普夫是首當其衝的司令官，美軍在全世界各地的司令官都將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9月初，部隊的集結已經進入高潮。數十萬部隊有的已到達海灣地區，有的還在途中，正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各地的機場和港口。總統已授權徵集20萬名後備役人員、國民警衛隊人員。很多人甚至在徵集令發出之前就志願報名。沒有他們，我們就無法打仗，他們在後來的戰鬥中表現得非常出色。4個航母戰鬥群即將到達戰位，它們配備有多艘戰列艦和能發射巡航導彈的潛艇。長期封存的運輸艦重新啟用。數百架戰鬥機、轟炸機和運輸機盤旋在阿拉伯半島上空尋找降落地點。從佐治亞州乘船來的第二十四步兵師和從得克薩斯州來的第一騎兵師即將到達沙特，與第八十二空降師的輕裝步兵和第一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會合。我們在沙特阿拉伯不得不建造巨大的基地，以接納源源而來的部隊和軍需物資。
在此初期階段，我們尚不確切地知道，布什總統是否要通過戰爭來履行他在科威特被佔領問題上“不能按兵不動”的聲明。不過，我們必須準備好各種方案的應急戰略。諾姆和他的陸軍司令——我在陸軍部隊司令部時的副手約翰·約索克中將集中精力制訂防禦沙特阿拉伯的作戰計劃。空軍參謀部迅速提出了實行空中戰役的計劃，這思路是由一位傑出的性急的戰鬥機飛行員、在使用空中力量方面的主要智囊人物約翰·沃登上校提出的。施瓦茨科普夫在赴沙特阿拉伯之前就對沃登的作品有印象，並安排他在8月11日向我彙報一項名叫“迅雷”的計劃。沃登說：“將軍，我建議我們對伊拉克本土進行全縱深攻擊，摧毀他們的指揮和控制設施、交通運輸系統、生產和儲存設施，以及防空網。”他的彙報使我很受啟發。沃登的戰法可以摧毀或嚴重破壞伊拉克政權。
但是，如果最後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我們還需要一項空戰計劃來幫助把薩達姆的部隊趕出科威特。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要求沃登充實他的戰略計劃，把對部署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隊的戰術攻擊也包括在內。沃登來到沙特阿拉伯，並直接與兩位空軍將領——施瓦茨科普夫的空軍司令查克·霍納中將及其助手伯斯特·“夥計”·格洛桑准將一道工作。雖然沃登的原計劃幾經修改，並對攻擊目標有過很多爭論，但他原來的思路仍是“沙漠風暴”空戰的核心。
施瓦茨科普夫還組建了一個與沃登及其小組相似的地面作戰計劃班子。這個班子被稱為“傑迪騎士”①，其成員是一些出類拔萃的陸軍中校。“傑迪騎士”們被關在小屋子裡，並被告知要提出一個能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的地面進攻計劃。
①傑迪騎士，是電影《星球大戰》中的遊俠騎士。指思路離經叛道、敢於創新的一批年輕美國軍官。——譯者注。
9月，我必須去馬德里參加一次北約組織會議。我決定順便去沙特阿拉伯到前線視察一番。9月12日，我在利雅得機場步出空軍波音707座機時，頓時感覺好似進入鼓風爐之中。氣溫高達華氏105度，而且還是在清晨。不過，我至少在飛機上睡了一個好覺。當我初任主席時，空軍提供給我一架經改裝的帶有要人座艙的C—135空中加油機，這個要人座艙給人一種空中汽車旅館房間的感覺。因氣溫控制有問題，地板溫度和艙頂溫度差別之大宛如極地和赤道之別。我總是腳上裹著毛毯而頭上卻冒著熱汗。因此我回家時通常患感冒。我要求空軍把氣溫調得更溫和些，他們開始用一架老式的“空軍一號”座機來接送我，這架飛機可能不再夠得上總統專用標準，但也不是隻能提供起碼必需品的運輸機。
施瓦茨科普夫在沙特阿拉伯上任僅幾周後我便到那裡。他現在肩負著世界的千鈞重任，而且乾得很好。我問他有關部隊到達的情況。他說，還不夠協調。敵人的部署怎樣？他告訴我，我們實際上已查清了敵軍營以上單位的駐地。他還為我安排了一次走馬觀花式的視察，我看望了第二十四步兵師、第一戰術戰鬥機聯隊、第一海軍陸戰遠征部隊、“藍嶺”
號兩棲指揮艦和“威斯康星”號戰列艦上的官兵。
在這初期階段，我們部隊的士氣高昂，但沙漠地是一個荒漠的令人生畏的世界。這個世界受到與來自西方世界的士兵格格不入的穆斯林道德約束的重重包圍。有一次，班達爾親王警告我：“不要帶《聖經》。”我說：“你是在開玩笑吧？”我們正源源不斷地收到來自宗教團體的《聖經》，而不讓帶《聖經》豈不等於軍方告訴這些人：“阿拉伯人要你們的兒子，但不要你們的《聖經》。”這將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班達爾堅持說：“沙特的海關人員將不得不沒收這些《聖經》。”我們終於想出了一種辦法，那就是把《聖經》裝上飛機直接運往我們的空軍基地，而沙特官員則裝做沒看見。
這時候班達爾還通知我，在阿拉伯土地上不可以為我們的猶太官兵舉行任何宗教儀式。我說：“他們可以為保衛你們的國家去死，難道他們就不可以在你們的國度裡進行祈禱嗎？”
他回答說：“科林，你要理智一些，那將在有線電視新聞網上報道。我們國家的人民會怎麼想呢？”
我們找到了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我們用直升機把猶太人員運到在波斯灣的美國艦隻上，讓他們在艦上舉行猶太教儀式。
班達爾還對十字架表示擔心。我告訴他，我們的官兵已奉命把十字架戴在T恤衫裡面不得外露。
但是，對那些身著T恤衫、裸露雙臂駕駛車輛的美國婦女怎麼辦？阿拉伯的敏感問題看來是沒完沒了的。實際上，我們的女軍人已引起了一場微型的社會革命。沙特婦女看到她們開車，有的也開始親自開車。她們觸犯了伊斯蘭法，結果都被逮捕了。
班達爾和我達成了一項最後的君子協定。如果由於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沙特人之間的性行為產生了任何麻煩，他就打電話給我並讓我們迅速將該美國人送回國，在伊斯蘭法實施之前由我們自己給予他適當的紀律處分。結果是在這方面引起的麻煩最少。美國軍隊在這個地區的違法事件的比率低於通常的比率。我為他們的遵紀守法感到驕傲。但是，坦率地講，良好行為的部分原因是出於另一條阿拉伯戒律：我們不準駐在沙特阿拉伯的美軍人員喝任何帶酒精的飲料。
在我訪問期間，士兵們關心的主要問題是輪換問題。呆多久其他人才來替換他們？這一問題觸及我們所作承諾的核心。總統是不是要等到長期制裁宣告結束？如果是，那就需要進行部隊輪換。或者總統是不是會決定發起進攻？如果是，那可能意味著部隊要在這裡呆一段時間。我不知道我們要讓幾十萬不安的年輕美國官兵在那兒呆多久。他們頭頂熾熱的太陽，受制於伊斯蘭的清規戒律，心裡卻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將怎樣行事。
在沙特阿拉伯，我目睹了大規模兵力集結的開始階段。盟國軍隊也開始來到，英國是第一個。海灣國家投入了一支聯合部隊。法國、加拿大、意大利、埃及、敘利亞和其他國家，也投入了兵力。最終共有28個國家派兵參戰，不能派出部隊的國家則給了財政上的支援。
多年來我們在北約一直計劃打大規模的聯盟戰爭。但我們想定的戰爭是在山林之中與蘇聯對手作戰，而不是在沙丘上與阿拉伯敵人作戰。從危機爆發時起，我就花了很多時間與北約組織國家或其他盟國的對等職務的人聯繫，或者在電話上與他們打交道。每個國家都有一個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相當的人對其政治領導人負責，就像我對切尼和布什負責一樣。很幸運，對這次冒險活動投入很多的盟國都擁有其傑出的防務領導人。英國皇家空軍元帥戴維·克雷格爵士和我關係密切。我和法國的莫里斯·施米特上將、意大利的多梅尼科·科爾喬內上將、加拿大的約翰·德沙特蘭上將，以及土耳其（該國為我們提供基地）的多甘·居雷斯上將都有著牢固的關係。
領導這麼一支多國部隊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所面臨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參加海灣戰爭的每一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都希望確知它的軍隊將被怎樣使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偉大的一個成就是能把這麼多複雜的軍隊融合成一個戰鬥集體，而不觸犯幾十個國家的元首的尊嚴，在這方面他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
施瓦茨科普夫還善於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輕時曾生活在該地區，並認真學習過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諾姆能與阿拉伯人坐下來喝茶，並像深交朋友一樣與阿拉伯的上流人士親切交談達數小時。他成了法赫德國王最喜愛的一個人。班達爾的同父異母兄弟、空軍中將哈立德·本·蘇丹親王被任命為阿拉伯各國軍隊的總司令，併成為施瓦茨科普夫與皇族的聯繫紐帶。儘管偶爾有些爭執，但倆人能順利地共事。哈立德具有皇室的影響力，能把事情辦成。他也是大個子，很有韌性，與諾姆共事堪稱旗鼓相當。
9月15日，星期六夜晚，我結束了馬德里和中東之行回到了家中，我盼望著過一個安靜的星期天，消除時差造成的疲勞。但事與願違，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去廚房喝咖啡，阿爾瑪已坐在桌旁，並指著《華盛頓郵報》的頭版給我看，標題是《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將依靠空襲》這在當時是最糟不過的信息了。總統已經受到有關空中力量的過分渲染的影響。在一次會議上他告訴我，“科林，從來還沒有對這些人認真地轟炸過。班達爾對我說，只要幾顆炸彈，他們就會垮掉。穆巴拉克、土耳其的奧扎爾，他們大家也都對我這麼說。24小時之內我們就能把他們打垮。”
我理解他的急切心情。他不知道他為源源不斷地向遠方防區運兵、建立國際聯盟和保住公眾的支持所做的努力能維持多長時間。空襲具有很大吸引力，它能神速地像動外科手術一樣一舉徹底解決問題，我們可能會憑藉空軍贏得一場戰爭，儘管迄今為止，從來無人做到這一點。我告訴總統說：“利用空中力量的麻煩是，你把主動權交到敵人手中，由他決定到什麼時候才算受不了了。”我們正在計劃一場全面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戰爭，要打掉薩達姆手中的決定權。
給《華盛頓郵報》提供消息的是邁克爾·杜根上將，他在3個月前剛接替拉里·韋爾奇的空軍參謀長職務。他也是剛結束沙特阿拉伯之行歸來，在旅行途中他會見記者，同他們進行了連續數小時的准予發表的談話。這是一種極其勇敢的行為，但不太慎重。關於他向記者們講的話，我以前曾兩次告誡杜根，指出他的講話與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還不到10天的時候，他公開聲稱空中力量能解決問題。尤其嚴重的是，《華盛頓郵報》援引杜根的下述談話，說什麼“空中力量是我們國家現有的惟一解決問題的手段”；什麼以色列人曾告訴他“傷害薩達姆的最好辦法”是以他的家庭、私人衛隊和他的情婦為打擊目標；什麼杜根並不“擔心”在選擇轟炸目標時受到的政治制約；什麼伊拉克空軍只有“很有限的軍事作戰能力”；以及什麼伊拉克陸軍“沒有戰鬥力”；如此等等。《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最後援引杜根對駐紮在沙漠中的一個F—15戰鬥機中隊所講的話：“美國人民將支持這一作戰行動，直到把屍體袋送回國為止。”
在這一篇報道中，杜根把伊拉克軍隊說得不堪一擊，還說什麼美軍指揮官聽從以色列的勸告，這一看法對我們力圖建立的阿拉伯聯盟是致命的破壞。他提倡進行總統行政命令禁止的政治暗殺。他聲稱空中力量是惟一的選擇方案，並擺出一副憂傷的樣子說，美國人民不會支持政府的其他任何戰略。杜根並不是指揮班子中的成員，他無論如何不應對作戰問題妄加評論。他的講話顯然是為爭奪空軍的榮耀。在一次訪談中，說了這麼多失策、輕率和狹隘的話，這在美軍高級軍官中是絕無僅有的。
我打聽到杜根當時正在佛羅里達州參加一個會議，便打電話把他從熟睡中叫醒。我說：“邁克，你看過《華盛頓郵報》沒有？”
“沒有。”
“那麼，讓我讀給你聽聽。”我逐段地讀了這則報道。他似乎並不在乎。
我隨後打電話給切尼，他也沒有看過《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我們碰上麻煩啦，”我告訴他。他說，在他讀了這份報紙後就回電話給我。
切尼很快就給我打來了電話：“真愚蠢，愚蠢，愚蠢透了！”
“你想怎麼處理？”我問。
“我將通報斯考克羅夫特，隨後我要沿著切薩比克—俄亥俄運河邊散散步。”他回答說。
我再次打電話給邁克·杜根，告訴他我已經跟切尼談了，並要他做好思想準備。我知道那天上午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參加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向全國”節目，政府官員在屏幕上出現的一個傳統作用是對有負面影響的週末報道實施“損失控制”。我說：“等著挨批吧，如果在電視廣播網上出現，不必驚慌。”
邁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準備。”
不出所料，斯考克羅夫特堅決駁斥了杜根的言論。
在接著到來的星期一早晨7時45分，我正坐在辦公桌前工作，仔細閱讀夜間的情況報告，並透過我的單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戶看到乘班車的人紛紛來到，這時候切尼打來電話。他要我馬上去見他和副部長唐·阿特伍德。我剛關上門，切尼就說：“我要撤邁克·杜根的職。”
“迪克，”我說，“我們能不能談談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職。我對他已失去信心。”
“我們要確保罪有應得。”我說。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陰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離開這房間，”他說，“我就打電話給杜根，我要撤他的職。”我設想——後來證明正是這樣——切尼已經獲得總統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嚴重錯誤，他總是要做明確處理的。我當時的工作是開始物色一個接替人，因為在五角大樓日落以前杜根就將離職。早些時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會見過梅里爾·“託尼”·麥克皮克上將，一個精悍的戰鬥機飛行員，54歲，精力充沛，富於想象力。有人曾提醒我，麥克皮克是一個機靈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個主意，其中只有3個可能是正確的。我想，出主意能達到這樣的成功率就算不錯了。他思路活，不是一個庸才。於是，我向切尼和空軍部長唐·賴斯推薦了麥克皮克。恰好正中他們的意，這樣託尼就成了新的空軍參謀長。杜根即將被另一個空中力量擁護者所接替，我希望後者會更謹慎一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辦公室說：“迪克，總統確實越來越急躁不安了。他老問，我們究竟能不能靠空襲把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
切尼說：“是的，他擔心他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我倆都理解總統的焦躁不安。早在8月15日我就對他說過，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個時候才能決定是繼續制裁，還是打仗。喬治·布什對“沙漠盾牌”行動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資本，他的政府在處理國內事務方面幾乎已陷入停滯狀態，因為海灣問題佔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認為他能無限期地攏住國際聯盟。
我問切尼：“您知道諾姆、軍種參謀長們和我是怎麼想的？在沒有部署好能確保勝利的兵力以前，我們不應發起攻勢。而這需要花時間。”
“那你想怎麼幹？”切尼問。
我說：“目前我們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個月總統就必須決定是繼續制裁，還是不斷加強兵力以進行戰爭。“我想我們有必要向他較詳盡地闡述長期的制裁和絞殺是怎樣起作用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擺明有利和不利之處，這樣總統可能會採取除戰爭以外的辦法。我接著說：“與此同時，兵力集結應繼續進行。”我已與日克和斯考克羅夫特討論過這類辦法。貝克感興趣，但斯考克羅夫特與布什有同感，對長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說：“今天下午總統有時間，我們去他那兒，你可向他擺明全部情況。”在迪克和我去橢圓形辦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寫些發言要點的時間。
那是一個溫暖和令人發睏的秋天的下午。總統坐在桌旁正與斯考克羅夫特和蘇努努談話。國務卿貝克和國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員都沒來，因為這是一次臨時的碰頭，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會議。我發現布什有點心不在焉。我沒有把握說總統是否願意聽我們說。那天的晚些時候，他將會見南非總統德克勒克，並就一項預算問題與國會進行談判，這項預算將使他的“絕不再徵新稅”的保證付之東流。
“總統先生，”切尼說，“主席有些想法要給您說。”總統向我點頭，示意要我講。
“先生，”我開始說，“您仍有兩個基本方案可供選擇。第一個方案是軍事進攻。”我向他介紹了整個的動員時間表。還說明如果薩達姆企圖再次挑釁，需要我們迅速反應的話，我們已制定好一個對付他的空襲方案。接著我說：“我仍建議我們要為進行一場大規模的空陸海聯合作戰繼續做準備。如果您在10月決定採取軍事進攻方案，我們能準備好在1月份的某個時間發起攻擊。”
第二個方案是制裁。我說明在繼續實施制裁時，我們將怎樣維持我們在沙特阿拉伯的防禦態勢。即使我們的兵力已經增加到可實施進攻的規模，我們也能一步步降低到防禦水平。通過我們的防禦戰略和實施制裁來遏制伊拉克的進一步侵略，仍然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方案。“當然，這個方案有嚴重的不利方面。”我承認這一點。制裁把主動權讓給了伊拉克，由伊拉克決定到什麼時候它才算受不了而需要採取行動。歷史還告訴我們，制裁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當真起作用。現在我對到底走哪條路——戰爭還是制裁，尚無定見。我只是認為這兩個方案必須全面地和公正地予以考慮。幾周之內無需總統做出決定。
我講完之後，總統說：“謝謝，科林。這很有用，很有意思。從各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是有好處的。但我確實認為，我們沒那麼多時間等著制裁發揮作用。”他說完話後，會議即告結束。
鮑勃·伍德沃德在他的《統帥們》一書中對橢圓形辦公室裡的這一場景做了戲劇性的描繪（他把它說成是發生在“10月初”）。伍德沃德說我要促使總統在海灣採取一種較少侵略性的方案，但又不敢充分闡述自己的觀點，因為當時在場的顧問們沒有一人支持我。在他的書出版後，談論鮑威爾是個“不想打仗的軍人”大有人在。戰爭是罪過啊！戰爭是死人的遊戲，而我認為不應輕率的犧牲美國人的生命。那天我的職責是向國家文職領導人闡明所有的選擇方案。在我們民主國家裡，決定進行戰爭的是總統，不是將軍們。我盡了我的責任。制裁時鐘上的時間正在嘀嗒嘀嗒地走過。如果總統是正確的，如果他決定必須進行戰爭，那我的工作是確保我們準備就緒、投入戰爭並取得勝利。
10月初，我陪同一位蘇聯將軍到北達科他州埃爾斯沃思空軍基地參觀一個導彈發射井，那裡面有一枚瞄準蘇聯的導彈。我還帶他去科羅拉多州北美防空司令部，在這個秘密的隱蔽之處，我向他解釋我們是怎樣跟蹤從他的國家打過來的導彈的。我陪同的這位貴賓就是蘇軍總參謀長米哈依爾·莫伊謝耶夫大將。在海灣地區美軍部隊正如火如荼地集結之際，我陪他周遊美國各地，這是一種干擾，但卻是必要的。在建立我們和蘇聯雙方所希望的新的和諧氣氛中，個人關係極為重要，特別是鑑於在海灣危機中他們第一次與我們進行迄今為止最有效的合作。
我第一次在維也納會見莫伊謝耶夫時產生的好感，至今猶存。我喜歡和佩服這個人。除了必要的對美國軍隊的廣泛參觀外，我還要莫伊謝耶夫體察日常的美國，帶他去感覺它、認識它、接觸它，以瞭解自由社會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每當我帶他去看一個軍事設施或向他展示一個武器系統時，他總是顯得非常厭煩地說：“是的，我們也有，而且更好。”
在莫伊謝耶夫和他的夫人加林娜·約瑟夫娜到達美國後的第二天，即10月1日，我喚醒住在博林空軍基地要人區的這位將軍，帶他去訪問我喜愛的華盛頓名勝之地。陪同我們的譯員仍是彼得·阿法納先科，他是我們的一個同伴又是俄語和俄國精神文化的學者，與他在一起總有一種愉快之感。在沉寂的晨曦中，我們首先參觀了傑斐遜紀念堂。因為傑斐遜是我特別景仰的開國先輩中的英雄。我特別讚賞他在擔任總統職務時的謙虛態度。他在首次就職演說中講道：“我以遵從此職務而起步，當你們明智地在你們力所能及範圍內推出更好的人選時，我就準備退出此職務。”在同一篇演說中，他還道出了使每一個擔任過公職的人都感到真切的有關公職的現實主義思想。“人孰無過，當他從這個職務上卸任時，極少還有著他上任時的聲譽和好感。人貴有自知之明。”
我向莫伊謝耶夫解釋了鐫刻在紀念堂西南牆上的《獨立宣言》的要點。我說：“這些誓言開創了我向你介紹的這個國家。”
對於我來說，傑斐遜可能看來是一位令人不太愉快的英雄。作為一名非洲裔的美國人，我深知此人在其第二任就職演說的保證中所暴露的種種矛盾，一方面他說，“平等和真正公正地對待所有人，不論其身份或信仰”；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佔有著奴隸。然而，我們都是我們時代的產物，而且正像傑斐遜所曾說過的那樣，人在變化，否則“我們就會要求一個成人仍穿著他孩提時合身的衣服了”。
隨後我和莫伊謝耶夫等人驅車去華盛頓紀念碑，對此他僅瞥了一眼。爾後，我帶他到林肯紀念堂，這裡顯然給他留下了印象。然而，最使他感興趣的是我們參觀的最後一個景點——越戰老戰士紀念碑草地廣場上那座線條簡單、部分埋入土裡的一堵石牆。我向他介紹了我們可以利用電子計算機從陣亡的5．8萬名人中找出任何一個人的姓名所在之處，我還以我的已故朋友託尼·馬弗魯迪斯為例作了表演。當我們依次沿著這堵牆走過時，莫伊謝耶夫沉默不語。最後他說：
“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要紀念的東西太多了。”
我知道他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幾乎在每一個俄國的村莊都有那次大戰的紀念物。他腦子裡想的是蘇聯自己的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蘇聯在那場戰爭犧牲了1．3萬人，而他的政府則要從公眾的心目中抹去那場戰爭，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結果只是使死者的家屬悲痛不已。對這堵牆的瞻仰使我們像軍事職業中的兄弟一般走到一起，不管是為哪個國家服役，我們都如一首舊詩中所說，“心甘情願獻身沙場”。
我還把我的客人帶到退伍軍人服務部，讓他看看我們是怎樣關心那些飽經戰火之人的。當退伍軍人服務部的官員說明軍人的福利和退伍軍人醫院的時候，他很注意地聽著。當我們走到修復術器械演示台前時，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再說：“我們做得不夠，我們應該做得更多。”在阿富汗戰爭中，穆斯林游擊戰士大量使用地雷和餌雷，使大量俄國士兵斷肢殘臂。
我把莫伊謝耶夫帶到密執安州底特律市通用汽車公司的“別克”牌、“奧爾茲”牌和“卡迪拉克”牌汽車裝配中心參觀，讓他親自看一看美國產業的實況。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羅伯特·森普爾是我們的主人。在參觀完總裝線之後，森普爾送我們到一條試驗車道旁，在那裡公司展示了幾台新型汽車。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一輛油光鋥亮的紅色“巡洋艦”牌汽車。森普爾要通用汽車公司的司機在這台2座車上先帶莫伊謝耶夫，後帶我各跑一圈。我擺手讓司機下車，並說：“我來給將軍兜兜風。”莫伊謝耶夫和我上了車。我們在車道上兜了好幾圈，我把“巡洋艦”車開到90邁，這時莫伊謝耶夫打手勢他要開車。我把車停下，我們相互交換了座位。他把這6速賽車一下子拉到70邁，接著又突然調低速擋到一擋，這時“巡洋艦”車發動機轉速約每分鐘6000轉，他的操作使它發出嘎嘎的怪叫聲。我希望這輛車在任何購車人那裡別趴窩。
有一次，我帶莫伊謝耶夫參觀停泊在聖迭戈港口的一艘軍艦。當我們參觀軍艦的廚房時，他決定顯示一下他的無產階級本色。有幾個廚子正在削土豆皮。莫伊謝耶夫要了把削刀，他叫我也拿一把，提議我們進行一次削皮比賽。我們在冷戰中取得勝利，但那天在削土豆皮戰爭中我們吃了敗仗。冠軍是來自西伯利亞的莫伊謝耶夫，他戰勝了來自香蕉凱利大街的鮑威爾。
在為期一週的訪問行將結束之際，我在華盛頓的史密森航空和宇航博物館設宴為莫伊謝耶夫和他的夫人餞行。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個晚上，蘇聯人設宴以豐盛的魚子醬和滿杯的伏特加酒答謝我們。這時候，莫伊謝耶夫的夫人加林娜——我們熟識後叫她加拉——已與阿爾瑪親密得像兩個老戰友一樣。飯後，我們送我們的朋友去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搭乘他們的飛機回莫斯科，阿爾瑪和加拉坐在一輛轎車裡，跟在我和莫伊謝耶夫的車後面。阿爾瑪後來向我描述了她和加拉的談話。在逗留期間，她真正接觸了美國，她對阿爾瑪說：“我對在你們國家所看到的一切並不羨慕，也不妒忌，我只是感到心裡難過。我們浪費了70年的歲月。我們失去了幹出你們已完成的事業的機會。在我有生之年，已來不及補救了。”
10月6日，我用保密電話與施瓦茨科普夫通話。這是一個很棒的系統。總統的按鈕在鍵盤的左下角，發出尖厲的很引人注意的鈴聲。諾姆的按鈕則在鍵盤的右下角，我只要按一下，他在利雅得的電話就響了，通話很方便，就像與隔壁辦公室的朋友講話一樣。我要求諾姆派一個小組來華盛頓向總統彙報一旦必須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的時候，我們準備採用的進攻戰略。諾姆堅持說：“我沒有他媽的進攻計劃，因為我沒有足夠的地面部隊。”他提醒我說，他只有1個軍，“沒法從這兒出兵一直打到那兒。”
我知道諾姆擔心之所在。這時候他擁有的兵力是：4個陸軍師、1個海軍陸戰師、1個裝甲騎兵團、1個英國裝甲旅、1個法國輕裝旅、1支埃及和敘利亞混編部隊和一些盟國的小分隊，加在一起剛過20萬人。他可能有足夠的兵力保衛沙特阿拉伯，但卻不足以趕走憑壕據守的50萬伊拉克軍隊。我需要向總統說明施瓦茨科普夫憑其現有兵力能幹些什麼。施瓦茨科普夫從一開始就認為，他需要更多的兵力才能發起進攻。
我要知道他還需要多少兵力。
“瞧，”我告訴他，“你的空襲計劃制訂得很好嘛，白宮需要聽取有關這方面的彙報。我也需要向老闆講講地面作戰計劃的輪廓，即使它尚不完善。”
“行啊，”諾姆說，“但我想親自來。”我告訴他不行，他坐鎮利雅得更為重要。
施瓦茨科普夫勉強派出一個以其參謀長——海軍戰陸隊少將鮑勃·約翰斯頓為首的彙報小組。我要切尼和參謀長們先聽一下約翰斯頓的彙報，然後再帶他去白宮。10月10日下午，我們在“坦克”開會。約翰斯頓講了全面計劃，然後要伯斯特·格洛桑准將彙報空軍部分。8月初，約翰·沃登上校向我彙報過空襲計劃，霍納和格洛桑這次講的空襲計劃更加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它包括海軍、空軍和盟國的飛機以及巡航導彈，打擊的目標從巴格達周圍的設施到科威特境內的伊拉克戰壕，以及兩地之間的所有交通線。這項計劃是大膽的、富有想象力的和切實可行的。
格洛桑講完後，來自利文沃思堡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的“傑迪騎士”負責人喬·珀維斯中校接著彙報地面作戰階段的情況。這個計劃僅以當時所部署的部隊為依據。它包括3個佯攻點和1個主攻方向。3個佯攻點是：第一個是海軍陸戰隊沿科威特市郊的海岸實施佯攻，牽制伊拉克的幾個師；第二個是海軍陸戰隊在科沙邊界的濱海地段實施佯攻；第三個是多國部隊在科沙邊界的西端實施佯攻。主攻方向是從中央北上直插伊拉克軍隊的主要防區，主攻部隊全部由美軍師組成，其目標是佔領科威特市以北的公路樞紐。敵人在數量上佔優勢，我們的主攻方向直接指向伊拉克軍隊殺傷力極強的地域。
施瓦茨科普夫是正確的：這是一個不周密的計劃，我瞭解他為什麼不願意將該計劃呈報華盛頓。為了穩操勝券，他還需要2個師的兵力和1個軍司令部。使我吃驚的是約翰斯頓和珀維斯沒有說明，中央總部一旦確實得到這些兵力時它能夠做些什麼。儘管如此，他們以1個軍的兵力為依據制定的這個作戰計劃也有嚴重缺陷。你不能把一支數量上佔劣勢的進攻部隊送進敵人的嘴裡去。此外，也缺乏謀略考慮。前線的伊拉克步兵部隊在科威特境內挖壕據守，不易向南攻擊；如果我們在伊拉克軍的右側進攻並從空中打擊他們，伊拉克的機械化部隊也不大可能南下進入廣袤的沙特沙漠地區。這項計劃沒有考慮到如何利用伊拉克軍西翼的弱點。
在“坦克”裡的彙報中間，切尼漫不經心地問了幾個問題後就走了。他看來不很滿意。我送走了彙報人，然後與參謀長們討論我們所聽到的情況。我們取得了一個共同的看法：應當首先制定一個更好的使用1個軍兵力的作戰計劃。然而，不管計劃多麼完善，使用1個軍的兵力都有很大的風險。後來我見到切尼時，他告訴我：“我可能是外行，但那個作戰計劃使我失望。”
他那樣認為是對的，我同意。但是我提醒他：“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個初步計劃，而且我們知道諾姆是不願意把它拿出來的。我們會把它修改得更好些，我們還有時間。”
第二天，約翰斯頓和他的小組在情況室向總統做了同樣的彙報，當時在座的有布什總統、奎爾副總統、吉姆·貝克、約翰·蘇努努、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鮑勃·蓋茨、切尼和我，這8人被稱為“八人幫”。空戰計劃繼續給人留下好印象。而對地面作戰計劃的反應則不出所料。退休的空軍中將斯考克羅夫特對該計劃大加斥責。我再次指出，施瓦茨科普夫是反對呈報這一計劃的，而且我們還有時間把它改得更好些。在我的心思中，我總認為施瓦茨科普夫的高級地面指揮官們一直忙於兵力部署和防禦計劃，他們沒有作為當務之急來重視地面進攻計劃的制訂。我告訴總統，我們能做得更好。他看來神態從容。但我後來聽說鮑勃·蓋茨講過一番俏皮話，大意是“麥克萊倫將軍死而復生了“，影射施瓦茨科普夫像這位內戰時期的指揮官，不論林肯撥給他多少人馬，他總以缺乏足夠的兵力為藉口而不願出擊。
第二天，10月13日我打電話給諾姆，講了審議的情況。空戰計劃方面的彙報博得好評，但地面計劃需要加工。然後，我把聽筒從耳旁挪開，逗弄他說：“你知道，有人講在你那兒出了一個麥克萊倫。”
諾姆上了鉤。“你告訴我是哪個混蛋講這話的，”他大聲叫著，“我要給他看看我施瓦茨科普夫絕不是麥克萊倫！”
我感到有些內疚。我是故意刺痛他，以刺激他認真考慮我們的地面進攻計劃。我掛上電話後，覺得這是該我再次去沙特阿拉伯的時候了。
當我準備動身時，切尼不斷給我佈置臨時任務。他說：“我要知道一支進攻部隊的上限兵力數字；我要知道諾姆到什麼時候可完成進攻準備。”他還提出第三個問題，我當時只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簡單的“前綴5”，那是我早在1964年本寧堡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上獲得的核資格代號。我說：“關於核武器我們連想都不要想到它，你知道我們不能將那個鬼怪放出來。”
“當然不，”切尼說，“只是為了想得更周到些和出於好奇。”
我告訴湯姆·凱利召集幾個人到大樓的最保密的房間制訂核攻擊方案。結果使我很洩氣：要對僅僅1個疏散配置在沙漠中的裝甲師造成嚴重損傷，就需要相當多的小型戰術核武器。我把這一分析報告給切尼看了，隨後給予銷燬。如果說我以前對戰場上使用核武器的實用性有過懷疑的話，那麼這份報告最終證實我的懷疑是正確的。
在我前往沙特阿拉伯之前，切尼最後的交代是：“希望這一次你能讓我們看到一個富有想象力的進攻計劃。”
10月22日，星期一，我來到沙特國防部，坐在地下5層的施瓦茨科普夫的作戰室裡。我們一齊坐在房間中央的長桌旁，面對的牆上佈滿了圖板。到場的有諾姆、陸軍司令約翰·約索克中將、海軍陸戰隊司令沃爾特·布默中將、海軍司令斯坦·阿瑟海軍上將、空軍司令查克·霍納中將，以及中央總部副司令卡爾·沃勒中將。我們談了一會兒有關1個軍的進攻計劃，它仍是一個差勁的計劃，於是很快就擱在一邊了。“傑迪騎士”提出了兩個軍的作戰計劃，其中強調要發揮我們佔優勢的裝甲作戰能力和一○一空降師的直升機機動能力，這個最新的作戰計劃還指出要利用伊拉克軍暴露的西翼，但不夠充分。“謝謝！”我向彙報者說，在他們走後，我告訴諾姆：“我們還得改進。”
那天深夜，他來到我在沙特阿拉伯人提供的一家富麗堂皇賓館的套間。我們研究瞭如何更好地利用敵人的固守不動的陣地。伊拉克軍隊在科威特只是原地固守。東面是大海。他們自己的築壘防禦陣地是在南面。實際上，他們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我們談到在西面和北面猛然把門關死，並切斷他們的供應線。我說：“在伊軍的西翼地帶我們可以利用1個重型裝甲軍迅速推進到縱深地區，同時，派十八空降軍到更西面的地方，從那裡北上封鎖幼發拉底河谷和切斷敵增援和後撤的路線。”我們繼續交換看法，並把思路畫在我從書桌抽屜裡拿出的紙張上。我們所構思的戰略不需要天才，伊拉克軍隊的部署實際上為我們寫下了這種計劃。
第二天上午，我們再次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司令部開會，對我們頭天晚上的想法加以充實。諾姆一再重複他的請求，要從歐洲調來由兩個師組成的第七軍。我同意，並說我們將從美國增調來第3個師。我們還將派出另一個海軍陸戰師。我還答應再給他增派幾個戰鬥機中隊。至於航空母艦？我們得派6艘來。對這東西我們已耗費巨資，為什麼把它們省著不用？我們在巴拿馬已得到一條教訓：投入越大，結束越快。我們不能使美國再經受另一次越南戰爭。我們可以大手大腳地動用資源，因為世界已經變了。我們現在可以從德國抽出幾個師，而這些部隊過去40年來一直駐在那兒，準備阻止蘇聯的進攻，而蘇聯的進攻今後再也不會發生了。
我說：“諾姆，你必須明白，總統和切尼部長都會給你為打好這一仗所需要的任何東西。因此，不要擔心。”我補充說：“你要一切準備就緒才開始進攻。我們不能倉促上陣。”在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我來此以後第一次看到施瓦茨科普夫緊張的臉上露出了輕鬆的表情。正如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情時所說：“我感到好像他（鮑威爾）從我的肩上卸下了重負。”我返回華盛頓時的心情比前幾周好多了。
10月30日下午將近3點半鐘，奧蒂斯開車進入白宮大門，到西廳入口處停下。我告訴他讓我先下車，然後再向前開一段後停車。在當時那種場合我要了一個小小的花招。因為電視攝影記者通常聚集在大門外。如果我讓記者報道我是帶著地圖進白宮的話，那我得親自從行李箱裡取出地圖來。如果我不想從我手中露出地圖，我得叫奧蒂斯讓我先下車，然後由他小心地把地圖拿進大廳給我。
自從薩達姆佔領科威特以來我們在白宮的歷次聚會中，這一天的會議是最關鍵的。總統召集“八人幫”開會，只有丹·奎爾因不在華盛頓而未出席。我們必須解決我早在8月和9月所提出的根本性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底線是僅限於保衛沙特阿拉伯，完全依靠制裁迫使薩達姆的軍隊撤出科威特呢？還是要集中軍事力量，一鼓作氣把他的軍隊趕出去？是防禦還是反擊？
我們在情況室開會，我喜歡這個地方，因為在橢圓形辦公室開會往往帶有一種閒聊式的無拘無束的情調，人們不斷喝著咖啡，兩眼向外看著玫瑰園，很難集中精力討論問題。這一天，由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主持會議，他簡明扼要地擺出兩個選擇方案。“我們現在是在‘丫’字形的交叉路口。”他說。如果我們走驅逐伊拉克軍隊的這條路，馬上就會產生另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是不是要設法得到聯合國授權使用武力的決議？如果我們得不到聯合國的支持，我們是不是準備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國不顧一切地去幹？當時吉姆·貝克即將開始他的歐洲之行，我們談論到他可望從我們的朋友那裡得到多大幫助。我們接著討論必須不讓以色列參戰的超級敏感問題。如果把阿拉伯國家聯合起來反對一個犯錯誤的兄弟國家，它們無法容忍的一件事就是與以色列並肩作戰。
最後，總統說：“好啦，讓我們聽一聽科林怎麼講吧。”
我把我的透明塑料膜地圖放在圖架上，打開鋼筆式激光指示棒。總統面露微笑。我開始說：“我剛從利雅得回來，我可以向諸位報告，第一階段的任務正在完成。我們很快就能完成保衛沙特阿拉伯的軍事部署。到12月初，最後1個師、最後1個連、最後一根帳篷杆都將到位。”我接著詳細地說明每一個部隊的配置位置，以及諾姆準備怎麼樣來打一場防禦戰。在就保衛沙特的問題談了約10分鐘之後，我翻出了一張新的透明塑料膜地圖說：“這裡是我們怎麼樣發起攻勢，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的設想。”總統俯身向前，這是他久等想聽的話。我講述了空中戰役行動，接著談到從正面實施助攻以牽制科威特境內的伊拉克佔領軍，同時在西翼發動主攻，以一個左勾拳切斷伊拉克軍隊與後方的聯繫。
我一講完，斯考克羅夫特就問：“我們談到的是多少兵力？”
“用於防禦階段，大約近25萬人，”我說，“但是，如果總統決定進行這樣的進攻，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兵力。”
“還要多少？”斯考克羅夫特問道。
“差不多一倍。”我說，“大約還要20萬部隊。”
“哇！”斯考克羅夫特脫口而出，他的驚訝之聲得到屋子裡其他人的共鳴。我看了看總統，他沒有眨眼。迪克·切尼補充說。他和各軍種參謀長們（早些時候我們已向他們通報過此計劃）都一致贊同這個進攻計劃。
布什總統再次問到空中力量：“科林，你是否確實有把握空中力量不能達到目的？”
我說：“如果炸彈一落下來，伊拉克軍隊就夾著尾巴逃跑，那我就是軍隊中最幸運的人。如果伊軍在空襲下果真逃跑了，那你可以拿我的薪金去支付部署地面部隊的費用。”但是，我提醒在場的人，歷史上還沒有過單靠空中力量就打贏一場戰爭的戰例。
我們考慮給薩達姆發一份最後通牒，要他在某一日期前撤出去，不然就把他趕出去。吉姆·貝克建議截止日期是2月1日。“如果我們把話說出去，我們就必須說到做到，”我說，“我們必須做好投入戰爭的準備。”
總統再次點頭稱是。他按老習慣讓大家又扯了一會兒，隨後他中斷大家的閒扯，說：“好了，就這麼幹。”我們有了一項決策。如果制裁不起作用和伊拉克軍隊仍在科威特，我們將在3個月後發動戰爭。
11月8日，中期選舉之後不久，布什總統宣佈另外20萬美國部隊正在開赴海灣途中，他正確無誤地確定了他們的使命：“確保聯盟有足夠的進攻性軍事力量。”國會中叫嚷之聲不絕於耳。是不是這個被有些人指摘為“膽小鬼”的喬治·布什想通過發動一場戰爭來證明他有男子漢的氣概呢？這場全國範圍內的爭論開始呈現出類似60年代對越戰問題的鷹派與鴿派之間論戰的尖刻性。
11月29日，聯合國投票表決是否批准使用軍事力量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第678號決議顯示出文件出於多人之手通常有的含混其辭。吉姆·貝克要求用直截了當的語言，主張寫明“使用武力”。但是，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則要求用詞不要太露骨。他們取得妥協，改用“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這無關緊要。通過委婉用語射出的子彈仍是子彈。安理會以12票對2票通過了該決議，古巴和也門投反對票，中國棄權。這一天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如果進行戰爭，美國和蘇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次不是對立者。
這個議案在聯合國獲得通過堪稱本世紀外交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這一勝利中喬治·布什的功勞最大，大力協助他的吉姆·貝克也功不可沒。在第678號決議通過之時，主要通過橢圓形辦公室對外的電話聯繫，與有關國家形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多國聯盟。這時，有13個北約成員國派兵參加多國部隊，其中英國和法國派出了大部隊。差不多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參加了多國部隊，其中埃及和敘利亞派出一支5萬人的聯合部隊。剛擺脫蘇聯桎梏的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保加利亞也參加了多國聯盟。像孟加拉、塞內加爾、索馬里和扎伊爾等貧窮國家則保證盡力支援。35個國家提供了人力、武器裝備或金錢。與美軍一起部署的盟國部隊多達20萬人。
聯合國決議清楚地說明任務僅僅是解放科威特。不管我們多麼蔑視薩達姆，也不管他幹了什麼，美國從來不打算瓦解他的國家。在前10年內，我們在波斯灣的勁敵是伊朗，而不是伊拉克。我們希望伊拉克繼續是對伊朗的威脅和抗衡力量。我們的阿拉伯盟國決不願意在科威特境外插足。南面的沙特阿拉伯不希望伊拉克的什葉派政權中斷；而北面的土耳其則不希望從伊拉克分裂出一個庫爾德族政權。我們也知道只有一半多一點的伊拉克軍隊投入科威特。其餘的部隊仍在伊拉克，能夠維護內部秩序和抵禦仍然是敵對的伊朗。在我所參加的歷次會議中從未研究過肢解伊拉克、佔領巴格達或改變伊拉克政權形式的問題。我們希望薩達姆在即將來臨的風暴中垮台。但是消滅他本人不是一個公開宣佈的目標。坦率地講，我們希望在戰後的海灣地區仍然屹立著一個薩達姆垮台後的伊拉克。聯合國給我們下了進軍令，總統打算在該進軍令的範圍內行事。
調集的反對薩達姆·侯賽因的部隊和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作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我感到驚異的是，面對這樣強大的敵人，薩達姆毫無懼色，竟連眼睛眨都沒有眨一下。他對制裁無動於衷，對防禦性的兵力集結和進攻性的兵力集結都無動於衷；而現在對聯合國授權動用武力的決議也無動於衷。他仍然繼續在通向災難的道路上飛奔疾馳。他不會不知道他將失敗，但只要他能掌權，他顯然甘心以伊拉克人死亡的代價來支付他對科威特冒險之舉的費用。從一開始起，總統的直覺就是正確的。他從感恩節視察部隊歸來曾對我說過，制裁起不了作用。我們不得不採取的行動已經勢在必行了。
我現在仍認為，制裁是國家武器庫中一件有用的武器。例如，制裁有助於加速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破產。但是，制裁只對那些把其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領導人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因為制裁對人民和國家的損害比領導階層大得多。現在的問題是制裁常常用來對付那些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權力的寡頭身上。既然這些領導人仍有房子住，有飯吃，有車坐，而且手中還有權，制裁就很難對他們起作用。薩達姆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布什總統公開地把薩達姆說成是魔鬼，正如他對曼努埃爾·諾列加所做的那樣。“我們正同再生的希特勒打交道，”他有一次這麼說，並把薩達姆描繪成是“一個毫不通人性的暴君”。我向切尼和斯考克羅夫特建議要他們設法勸總統說話冷靜些。不是說對薩達姆的指責不對，而是把他講成魔鬼似的說法使我感到不安。我寧願在談話中用“伊拉克政權”或“侯賽因政權”。我們的計劃只是打算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它不包括推翻薩達姆的專制制度。在這個範圍之內，我們不可能提著薩達姆·侯賽因的腦袋來見喬治·布什。為了提高公眾的期望值，把這個人說成是魔鬼化身而又讓他留在其位，這樣的做法我認為是不明智的。
那年秋天正當全國面對戰爭的前景時，戰爭的現實感因一件令人難忘的電視系列片而被渲染得淋漓盡致。在那年的早些時候，我應邀就布什家人在白宮安排的林肯歲月活動發表演說。我站在東廳內與一個年輕人談話，我說：“那個時期使我著迷。”這個人說：“的確如此，您知道，我正在創作一部有關內戰的電視系列片。您是不是想看看我們迄今已拍完的錄像帶？”
這就是我怎麼首次認識肯·伯恩斯和得知他的現已聞名遐邇的紀錄片的情況。我全家人看了伯恩斯所贈錄像帶後深受感動，以致我告訴總統說，我們一家人盯著電視機連看了幾個小時。他要求他也看看錄像片。我把錄像帶送到白宮，而他和巴巴拉對這部片子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再也要不回來錄像帶了。在肯·伯恩斯完成整個系列片後，他送我一套完整的片子。我把這套錄像帶給了切尼，他以1990年聖誕禮品轉送給了諾姆·施瓦茨科普夫。從9月23日全國播放該節目的時候起，全國觀眾連續5夜如醉如痴。我有一次在我們的電話交談中向諾姆說：“至少人民現在知道了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回答說：“他們真他媽幹得棒。”這時候他自己的準備工作正在加速進行。
施瓦茨科普夫後來寫信給肯·伯恩斯說，他的《內戰》影片加強了他的決心，要把傷亡降低到最低限度。多虧了伯恩斯的藝術才能，億萬美國人懂得了：是的，你要為崇高的原則進行戰爭，但你不應該抱著羅曼蒂克的幻想去進行戰爭。
處在壓力之下的施瓦茨科普夫簡直像是一座活火山。我經常在越洋電話中與滿嘴髒話的他高聲對嚷，倆人都滿嘴髒話。這類咒罵無傷大體。怒氣一消，仍然相互尊重，而且友情與日俱增。我認識到他發怒的根源。大發雷霆起到了防止沮喪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他的部下備受他的斥責，但依然一片赤誠，忠心耿耿。然而，他的壞脾氣真夠可以的，他還敢向上發脾氣，主要是他認為他的處境和需要不是總能得到華盛頓的理解。他能向誰抱怨呢？國防部長？合眾國總統？都不能，所以他衝著我來了。
我理解這一點，但切尼一再要我保證我們派駐利雅得的指揮官是合適的人。切尼是一個作風直截了當的人。在他與諾姆第一次去沙特阿拉伯說服法赫德國王尋求我們的幫助之行中，他向我提到有兩件意外的事使他惱火。在飛往沙特首都歷時15小時的航程中，乘客們排隊挨個進洗手間。據切尼講，一個少校最後擠到前面，到那兒後就高聲喊：“將軍！”他在那裡為諾姆佔了個位置。在同一旅途中，切尼說他曾看到一名上校雙膝跪在機艙內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弄平整。
此行之後，有幾次切尼問我有關諾姆的情況。不久前，他曾說過：“這事要全力以赴，你知道。總統全靠這一著了。你是否絕對信任施瓦茨科普夫？”
切尼的問題並非特別具有破壞作用，有關諾姆粗暴對待部屬的消息不可避免地傳回華盛頓。切尼不常與他打交道，而我天天與他通話。因此，切尼依賴我的判斷，我告訴他，我對諾姆絕對信任。
雖然如此，一個好的指揮官在他的腦海深處總要考慮所屬官兵的替換問題。人可能心臟病發作；他們可能被車軋死；士兵可能被子彈打死，如此等等。在巨大壓力下諾姆也不是完全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他已經好幾次因患流感而病倒。一次，我不得不堅持要他離開崗位，好好休養一下。然而，儘管諾姆脾氣火暴，有時裝腔作勢，但他是一個傑出的軍官、一個天生的領導人和一個海灣地區的老練的外交家。他是在恰當崗位上的恰當的人，我很高興時常重複向切尼做出這樣的保證。
12月3日，星期一，切尼和我到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參加有關“沙漠盾牌”行動的聽證會。因為薩姆·納恩主席反對沒有充分運用制裁就在科威特問題上動武開戰，我們的證詞要被他們接受是相當困難的。納恩的理由是，要給制裁措施所需的足夠多的時間，以便讓它發揮作用，而這對我來說像是進入一條看不到頭的隧道。我回顧了多國部隊的集結情況，而且我對我們面臨的情況做了冷靜而實際的評估。伊拉克是世界第四軍事強國。部署在科威特境內和周圍的薩達姆的軍隊達45萬多人、3800多輛坦克和2500多門火炮；此外，他已宣佈再派25萬部隊來增援。還有，伊拉克的生物戰武器庫和薩達姆對核作戰能力的狂熱追求都像是遊蕩在沙漠上空的幽靈。如果戰爭來臨，我無意讓該委員會的任何人認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打贏。
那天晚上，我和阿爾瑪飛往倫敦。我是應下議院議員、溫斯頓爵士的孫子溫斯頓·S·丘吉爾的邀請到威斯敏斯特宮向議員們和英美議會團的成員致詞。我發言所在的房間像是一個小型的下議院會議廳，我在那裡闡述了在海灣地區的軍事行動和基本兵力概念。當我在這個西方民主的發祥地講話之際，我出生在一個小小的熱帶殖民地上的父母親的恭順的英國臣民形象在腦海中倏然而過，我但願他們能看到命運是怎樣安排他們的兒子的。
對我下一個會見的人我感到好奇，那時他就職不到一週，而且對他來說，我成了他的第一個外國來訪者。約翰·梅傑在唐寧街10號會客室裡接見我，陪我前往的有行政助理迪克·奇爾科特上校、英國國防國務大臣湯姆·金，以及與我職務相對應的英國國防總參謀長、皇家空軍元帥戴維·克雷格爵士。47歲的梅傑看上去有點稚氣，與令人敬畏的撒切爾夫人完全不同。然而，在首相溫和的外表下，我察覺到他有一股剛毅之氣。梅傑連珠炮似地問了我幾個問題。在海灣地區部隊訓練得怎麼樣？伊拉克軍隊對空中攻擊會做出怎麼樣的反應？戰爭要持續多久？他一領會到我的意思，馬上就打斷我的回答，緊接著提出下一個問題。一名助手進來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首相不得不離去。他熱誠而乾脆地結束了這次談話。
在準備戰爭的高潮劇中，隱含著荒誕的情節。例如，一匹明尼蘇達州的馬怎麼會與我們在海灣地區的動員有關呢？這場戰爭中的未知數是伊拉克會不會進行細菌戰。我指定約翰·江珀准將負責防化學和生物武器工作。他擔任了綽號為“臭蟲與毒氣”小組組長。我們認為伊拉克掌握一種生物戰劑是人們所知的一種最致命的肉毒菌毒劑。抵銷其致命性癱瘓效應的惟一辦法是用養在明尼蘇達大學獸醫學院馬廄裡的一匹名叫“首航”的老馬身上產生的抗體來進行預防。“首航”迄今已提供了約300立升的抗體血漿，真是英雄的貢獻；但是考慮到需要作預防注射的部隊人數眾多，現在已接近50萬，這點血漿是遠遠不夠用的。約翰·江珀和他的小組徵集了100匹馬來生產對付肉毒菌毒劑的抗體，並讓“首航”得到休息。
在備戰的過程中我們還碰到其他的難題。在兵力集結之初，沙特人曾做過一個簡單的聲明。他們不允許任何記者進入他們的國家。我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從繞地球半個圈的距離之外把近50萬美軍和其他國家的成千上萬人員調來，準備打一場大規模戰爭，而同時又想實施新聞封鎖，那怎麼可能做得到呢？我們請求沙特方面發放記者入境簽證。他們勉強同意只發給少數幾個記者簽證。後來，記者播發了一些有利的新聞報道，也或許是沙特人推斷美國人是對的。於是，他們大開閘門，最終向大約2500名記者發了簽證。疏導蜂擁而來擁擠不堪的新聞記者，又成了施瓦茨科普夫的一大頭痛問題。
郵件開始堵塞戰爭的交通渠道。隨著聖誕節的來臨，發往部隊的信件和包裹多得使軍郵系統招架不住。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各種東西都寄來了：驅蟲劑、防曬油、速凍比薩餅、聖誕樹、空心棒球、手術手套、飛碟、逾越節食品和棒糖（各式棒糖共20萬根）。阿諾德·施瓦策尼吉爾央求我為他派一架飛機運載健身腳踏車和舉重器械，以便使部隊人員的身體保持適宜戰鬥的狀態。我向他解釋說，那一週我們正忙於運送彈藥，我們以後會設法安排艙位來空運他的禮物的，後來我們做到了這一點。
學校孩子們寄來的信很感人，但來信數量之多足以使一輛軍用卡車裝載不了。寄來的成千上萬封普通信件寫著“任何一個美國軍人收”之類的收信人地址。有一名教師來信傾吐衷情，講她為美軍感到無比驕傲。一個自作多情按捺不住的士兵詳細地寫了他願意怎樣來回報她的溫情的話。這位教師向國防部提出申訴，我們只好寫信給這個放蕩不羈的小夥子的指揮官，命令他不得再讓部下人員通過書信恣意求歡。
給部隊人員的信件和禮品潮水般地湧來，我們每天要派出三四架C—5“銀河”式運輸機去運送。我們設法運送交付所有東西，因為這不僅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前線的士氣，而且對國內戰線的民心都至關重要。美國老百姓團結在部隊的周圍，好像他們要償還在越南戰爭期間因對軍隊的冷漠無情而欠下的債。猛然間在樹上、家裡、夾克衫和短上衣上都掛起黃絲帶①，其規模之大令人想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再未感受到的全國的團結精神。
①黃絲帶是思念親人的象徵。語出70年代初西方的一首流行歌曲。——譯者注。
我們歡迎給部隊鼓舞士氣的美國勞軍機構——聯合勤務組織的演出人員，但其他來訪的人員實在太多了。進行調查訪問的國會議員開始頻繁不斷地來到，耗費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寶貴時間，以致切尼不得不去國會山，要求制止這種現象。
我們限定國會只能每週派一個代表團去慰問部隊。
甚至在實施艱苦複雜計劃的最嚴峻的時刻，在緊張中尋開心者大有人在。有一次，《全國詢問者》小報登了一則標題為《布什和薩達姆是堂兄弟》的報道，並提出基因“證明”說，喬治·布什不僅與英國女王有親戚關係，而且“薩達姆·侯賽因與布什總統的祖先至少追溯到十字軍東征時也是一家。”這一消息促使總統給國家安全班子發了一份備忘錄，說“我所做出的決定不受我與薩達姆·侯賽因關係的影響。女王和我持同樣態度。”
律師也參與了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空襲目標清單甚至也得經過五角大樓法律總顧問和國防司法局批准之後才能執行。在一份初步擬定的目標清單中，我們曾把巴格達市紀念伊拉克對伊朗8年戰爭勝利的凱旋門和一個大型薩達姆塑像作為攻擊目標。我的法律顧問弗雷德·格林上校和一批律師來見我。他們仔細看了目標清單，對除了凱旋門和塑像外的所有其他目標都表示同意。格林說：“對不起，將軍，你們不能碰這兩個建築。”
“為什麼不能？”我困惑不解地問道。
“你們轟炸的是沒有軍事意義的文物建築。”
“文物建築！得了吧！我要向伊拉克人民表明薩達姆的塑像不是禁區。”
“不能那樣幹，將軍，”格林說，“這好像是有人轟炸林肯紀念堂或華盛頓紀念碑一樣。這違反制約戰爭行為的國際法。”
於是凱旋門和塑像被從目標清單上刪去了。當我向切尼說明這一情況時，他搖搖頭並喃喃地說：“律師也要管打仗嗎？”
我們在獲取從美國和歐洲港口運來海灣的主要作戰資源方面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問題。有些保險公司要求我們對駛入戰爭地區的商船支付極高的保險費。我們不得不殺價或尋求較低廉的保額。然而，源源而來的人員和物資數量之大令人驚異。在“沙漠盾牌”行動的頭6周內，我們運進的物資數量超過了朝鮮戰爭頭3個月運進的數量。後勤供應的這一奇蹟絕大部分應歸功於一個乾瘦結實、精力充沛的小個子少將，他名叫格斯·帕戈尼斯，是負責“沙漠盾牌”行動的後勤主官。他一來我就認出了還是中校時那樣子的帕戈尼斯。什麼事也難不倒這個人。在暴曬的沙漠中部隊人員不是沒有遮陽處嗎？他要西德提供他們用於節日活動的大帳篷。當還需要更多的遮陽帳篷時，他要沙特阿拉伯人借出他們用來供數十萬穆斯林每年到麥加朝聖時住的彩色帳篷。使帕戈尼斯陷入困境的只有一個障礙，那就是他的軍銜。比他銜高的指揮官要求他優先照顧他們的部隊，這使帕戈尼斯非常難辦。施瓦茨科普夫向我解釋帕戈尼斯的苦衷，我們的解決辦法是給帕戈尼斯的肩章上添了第三顆星，這樣他的軍銜就可以與他肩負的責任相稱了。
迪克·切尼和我在12月19日去利雅得視察戰備狀況，以便回來向布什總統報告。我們見了諾姆，對一切正按計劃進行表示滿意。隨後我們視察了部隊。在一處，我們站在造型優美的F—117A隱形戰鬥機旁，周圍是空軍人員和士兵，切尼講了一番直率和有感染力的話。他說，美軍部隊將呆在這兒直到薩達姆的軍隊離開科威特。“我們不能說別的，但可以這麼說，你們偷來的東西百分之二十歸自己得啦。”薩達姆的部隊必須撤走或者被趕出去。他許諾說，為完成這一使命，我們的部隊將得到所需的一切東西，我們不吝惜任何東西。他問是否有誰要向我們提任何問題。這做法——給普通士兵機會向國家最高國防長官提問題——在伊拉克軍隊或大多數國家的軍隊中可能是無法想象的。
一個飛行員問我，我們的空中力量如何。“空中力量是絕對優勢，”我說，“但是，在每一場戰爭中，要使勝利的旗幟在戰場上飄揚，還得靠步兵。”
“仗要打多久？”另一個士兵問。
我說：“戰爭是難以預料的，我不是賭注登記人，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我可以告訴你們一點：我們不會泥足深陷，久拖不決。”總統已經保證波斯灣戰爭不會成為另一次越南戰爭。
我們親眼看到在這裡聚集了這麼多飛機、坦克、火炮、裝甲車輛、彈藥和數十萬大軍。真令人難以置信，在聚集了這麼多武器和軍隊後，薩達姆在最後時刻還不示弱。如果在他的班子裡還有一些稍有勇氣和理智的軍人，他們就該告訴這個既不懂軍事又不懂戰略的人，他的做法無異於發瘋。然而，世界上一直就有狂人統治一些國家，使他們自己的人民家破人亡。
聖誕節前夜，切尼和我從沙特阿拉伯一回來，馬上就飛往戴維營，被接到充滿鄉村風味的冬青茅舍裡。已在屋裡的有總統、斯考克羅夫特和他的副手鮑勃·蓋茨。我們坐在爐火熊熊的壁爐之前，切尼和我彙報了多國部隊的戰備情況和確定的最新戰略。喬治·布什面臨巨大的壓力，而我從他的緊張神色中可以看出這點。他要設法在阿拉伯國家、以色列、西方盟國、蘇聯、國會和美國公眾等方面進行平衡，就像一個魔術師在杆子頂上轉碟子，不知道這些東西能在空中轉多久。
夾在總統的焦躁不安和施瓦茨科普夫的憂心忡忡之間，我也在玩著我的魔術。諾姆顯示出身處戰爭前線的戰場司令官必然有的疑慮，而他的火暴個性更加劇了這種疑慮。我不得不經常不斷地消除他的疑慮，告訴他我們不會催促他倉促投入戰鬥。與此同時，總統老盯著我問：“什麼時候我們準備就緒？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動手？”對付諾姆就像是手握一顆拉了弦的手榴彈，而對付總統則像是扮演山魯佐德①的角色，要設法使國王安靜地度過一千零一夜。
①山魯佐德，《一千零一夜》中蘇丹新娘的名字，她一夜復一夜地給蘇丹講述有趣的故事而免於一死。——譯者注。
那天在冬青茅舍中的討論不可避免地談到傷亡問題。再沒有比通過戰爭的迷霧來預測傷亡人數更難的事了。最糟的情況預想是嚇人的：我們的部隊要進攻憑壕據守的數十萬伊拉克軍隊，而在我軍和敵軍之間有一大片雷區；塹壕內灌滿了原油，在我軍進攻時就被點燃成熊熊大火；敵人還可能對我們使用化學生物戰劑。滿城的軍事專家都做出了他們的預測，傷亡人員可能有1．6萬名、1．7萬名、1．8萬名。一個受尊敬的思想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提出了美軍傷亡可能達1．5萬人的預測。當有消息傳開說國防部已訂購了1．5萬個運屍袋時，可怕的猜測競賽就變得更加陰森可怕了。實際上這批訂貨與“沙漠盾牌”行動毫無關係。那是國防部後勤局的一台電子計算機按不確定的未來需要運算出來的數字。切尼催問施瓦茨科普夫，而諾姆和我一樣並不熱衷於預測無法預測之事。但他最終提出了可能傷亡5000人的數字。
我絕不同意最高的估計數字。那是根據美蘇兩軍在歐洲相互打垮對方的老的軍事演習公式推算出來的。這不是我們這次的戰略。首先，我們計劃以空前的猛烈空襲懲罰伊拉克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之後接著是地面作戰，它不是採取第一次世界大戰式的步兵衝鋒，而是以快速的重型裝甲部隊在伊拉克軍隊防禦最薄弱的西翼實施“左勾拳”打擊。我從不把像傷亡估計數字之類不可靠的事情報給總統，到那時為止我總設法避免具體數字。但是，當被逼到牆角無路可走時，我最後提出了甚至低於施瓦茨科普夫的估計數。我估計傷亡和失蹤可能在3000人左右。
當我在那個聖誕前夜觀察總統的臉色時，我想他是一個冷靜而清醒的人。從他的提問和儀態中，我認為喬治·布什不僅僅是要伊拉克軍隊從科威特撤走了。在過去4個月內，薩達姆的佔領已將恐怖降臨到科威特人的身上——謀殺、盜竊、強姦和毀壞博物館。如果伊拉克軍隊現在撤走，那將是他們犯下罪行而不受懲罰。撤走還意味著薩達姆的大軍完整無損地離開科威特，以後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那個晚上，我們還談論了國會中激烈的爭論：是等待制裁起作用，還是發起進攻。總統心不在焉地聽著。突然，他的話使我們的談論一下子停了下來：“要麼打贏，要麼我被彈劾。”我對這話的解釋是它意味著總統已決心打一仗了。如果他打贏了，國會的意見無關緊要；如果他失敗了，他就準備失去總統的職位。
切尼和我在那天深夜乘直升機飛回華盛頓，我及時到家與全家人一道度過了聖誕之夜。那是一個令人壓抑的節日。我想著戰爭前夕那些有親人在海灣地區的家庭。我打電話給我的姐姐瑪麗琳祝她和她全家聖誕快樂，得知她必須接受乳腺癌的治療，我的心情沉甸甸的。
“科林，我無法告訴您我多麼難以開口告訴您這件事。”來電話的人是一位英國同事、國防副參謀長上將理查德·文森特爵士。
“請講，迪克，”我說，“什麼事？”
“聽我說，空軍元帥帕特里克·海因會見首相，就作戰計劃事宜向他彙報。”
聽到這裡，我還沒覺得有什麼問題。
“彙報之後，帕迪（帕特里克的暱稱——譯者注）把他的公文包和便攜式電腦都交給了他的主任參謀……”
“後來怎麼啦？”我屏住氣息問。
“這個主任參謀把車停下後去買了一點東西……公文包和電腦都被偷走了。”
“裡面有什麼東西？”我心情沉重地問。
“我們找回了公文包。但是，電腦裡的硬盤可能存上了作戰計劃。”
“這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心存疑惑地問。
“那是我怕告訴您的第二件事，”文森特說，“大約一週以前。”
“一個星期以前！”我說。“您到現在才告訴我們！”
最令人擔心的是英國通俗小報搞到這一消息。以後幾天裡，我們的心情很緊張。我的新聞官斯馬倫上校監控著英國和歐洲的媒體，看看有沒有這一消息落入敵人手中的徵兆。幸好沒有。我們的竊賊要麼是一個愛國者，不為個人利益洩露陛下政府的秘密；要麼是一個連報紙也不看的一無所知的壞蛋。
這一年年初，科雷塔·金曾邀請我去亞特蘭大擔任該地紀念馬丁·路德·金牧師的1月15日生辰遊行隊伍的最高典禮官。那時政治氣候開始變化。黑人在美國16歲以上人口中約佔百分之十一，而在海灣地區的美軍中黑人佔百分之二十六。顯而易見，給黑人造成的傷亡數按比例算要比白人的傷亡數高。《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支持解放科威特，而黑人只有一半支持解放科威特。
我在陸軍部隊司令部任職時，在亞特蘭大結識的南方基督教領導人聯合會成員喬·洛厄裡打電話給我：“科林，你知道我尊重您，但是……”
“但是什麼，喬？”
“有些人認為，一個軍人擔任金博士遊行隊伍的最高典禮官可能不合適。”
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是使紀念這位人權鬥士的盛會受到任何損害。而且我當時知道在舉行遊行的那天我必須留在華盛頓，所以我就沒有去當那個典禮官。
11月20日，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國會議員羅恩·德勒姆斯及其他44個眾議員向聯邦地方法院起訴，以阻止布什總統在國會沒宣戰的情況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大約在這個期間，代表洛杉磯市的民主黨議員朱利安·迪克遜在迪克·切尼和我有一次出席國會山會議時，就戰區內黑人數目偏高的問題，對我們大興問罪之師。切尼回答了這個問題，朱利安準備就此不了了之。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有必要徹底澄清。我說，我很遺憾，任何美國人，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都可能在戰鬥中陣亡。但是，如果軍隊中，特別是一支全志願兵制的軍隊中的黑人男女戰鬥人員，在履行義務的關鍵時刻，竟因膚色而被排除在外，他們的感情就會受到傷害。到布拉格堡的軍士俱樂部裡去看一看吧，並告訴那裡的黑人軍士，我們在軍隊中的黑人太多了。告訴他們，他們必須留在國內，而他們的白人夥伴則應出國去打仗。瞧瞧你會聽到什麼樣的反應。
我指出，軍隊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平等機會，比美國社會的任何其他機構都多，他們自然就大量地加入武裝部隊的行列。我說，我們到國會講我們必須削減部隊，你就會抱怨說我們將減少黑人的機會，而現在你們又談起陣亡機會，是的，想減少陣亡機會。但是，這場危機一過去，你們馬上會回過頭來，對裁減部隊人員和封閉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最好的職業領域之一而表示擔憂。難道你們要按總人口中的黑人比例來限制軍隊中的黑人數目，把其他黑人官兵都裁掉嗎？我認為不能這樣做。你是無法兩全其美的，一方面贊成軍隊在平時給予黑人機會，另一方面又不讓黑人在戰時去冒風險。減少黑人在軍隊中的比例的惟一辦法是，讓美國社會上的其他機構向非洲裔美國人打開大門，同時保持他們目前在武裝部隊中享有的機會。
在我說這番話的時候，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輕代表、國會中惟一的黑人共和黨議員格雷·弗蘭克斯當面向我表達了感激之情。在我向他及其新議員同仁們講述了1月份海灣地區的情勢後，弗蘭克斯走到我面前說：“我要感謝您幫助我當選。”
“我幫助你當選？”我反問，“我可沒有參與政治呀。”
他咧開嘴笑了起來。“在我的選區裡，白人選民強調黑人除了善搞民權運動外，在其他方面也要有能力。多虧了您。他們看到了一個能躋身於白人世界的黑人。而這就幫了我的忙。”
我讚賞弗蘭克斯說的話，因為我也是靠黑人先輩的肩膀支撐起來的人。
※ ※ ※
總統從戴維營回來後，恢復了他在星期天晚上邀請“八人幫”到白宮開會的慣例。1991年1月6日我們在那兒聚會。晚餐之後，他領我們到他寓所的小辦公室裡。他說，我們要做出一個決定。聯合國要伊拉克軍隊離開科威特的最後通牒，9天后就要到期。國務卿貝克出訪歐洲，他將赴日內瓦與伊拉克外長塔裡克·阿齊茲會談，以便做最後的努力要伊拉克軍隊和平地撤走和避免戰爭。還有一週之後，眾參兩院將辯論是否授予總統就科威特問題進行戰爭的權力。切尼認為反對派可能會挫敗該決議案，而這樣一來將置總統於何地？喬治·布什曾公開說過，他歡迎辯論並準備冒國會可能不同意的風險。我本人主張國會要表明立場。我曾目睹政府在越南戰爭期間為了避免說戰爭是戰爭（不說較直截了當的“戰鬥中死亡”而說“在敵對行動中陣亡”以及其他明顯的閃爍其詞）而經歷的種種扭曲。我也知道，不管國會做出什麼決定，布什總統也不會退讓。他那天晚上所要做出的決定是什麼時候開戰。他問我的意見。我說：“170300，總統先生。”即利雅得時間1月17日凌晨3點0分，我們發起進攻。
空戰開始時間定於拂曉前，那是早就同意了的事。深夜出擊可使我們的戰鬥轟炸機有充分的時間在幾乎全夜暗的條件下進出伊拉克的領空。選擇這個時間還可把附帶損傷降至最低限度，因為大多數伊拉克人都在家裡，不在街上或工作崗位上。然而，開戰日期問題卻引起了一番辯論。按聯合國的截止日期，華盛頓時間15日到期。那為什麼出擊不定在1月16日3點呢？有一個人這麼提問。而對其他人來說，這看來算得太精確了，好像我們迫不及待地要開始投下炸彈。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希望在截止日期過後等得太久，以免喪失信譽和國會反對派製造新的障礙。我認為，截止日期過後大約兩天時間似乎是一個合理的折衷方案。
當開戰時刻臨近之際，我發現把職業軍人施瓦茨科普夫的情緒和堅定的文官切尼的情緒做個對比是很有意思的。諾姆依然是動輒發怒。他是司令官，有50萬條生命取決於他在戰場上的決斷，他秉性急躁，好發脾氣。而且他心中還有個疑團，國內那幫紙上談兵的戰略家們是否真的瞭解戰場實況。
戰鬥前夕的平靜尚未降臨到諾姆·施瓦茨科普夫身上。
切尼曾有過短時間的信心不足，隨後再度成為沉著鎮靜、泰然自若的典型。當進攻發起日臨近之際，我邀請他光臨我的辦公室共進午餐。他做過心臟冠狀動脈的搭橋手術，要遵照他的秘書制訂的嚴格的飲食規定，我們極少在社交場合中聚餐，那一天我想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讓他打破進餐禁忌，於是就讓希·休斯訂購了乾酪漢堡包。我們最後一次仔細地審查了目標清單。他似乎早已記住了內容。此人對信息的要求如飢似渴，以致我們很難滿足他的胃口。他在全國軍事指揮中心花了幾個小時，接二連三地向參謀人員提問題。坦克的性能怎樣？“愛國者”導彈呢？你們是怎樣彙集整理出一項空戰計劃的？裝甲步兵在戰場上怎樣發揮作用？你們怎麼穿越雷場？他把彙報人問得理屈詞窮。但是，到那天晚上，我們這位文職國防部長在談論軍事問題時也像個軍人了。到那頓乾酪漢堡包午餐結束時，我認為迪克接受的軍事教育已告完成。聯合參謀部作戰官湯姆·凱利安排了一個儀式，我們贈予迪克一張證書，證書上寫著理查德·布魯斯·切尼現為所有軍事學院的榮譽畢業生。
當然，任職華盛頓的切尼之所以能冷靜，部分原因是他畢竟與戰區遠隔重洋，而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緊張不安，部分原因是他必須在現場指揮部隊作生與死的戰鬥。
1月15日，當進攻發起日臨近時，我接到我的英國同事戴維·克雷格爵士打來的焦急不安的電話。“科林，你們還打算轟炸伊拉克的生物戰設施嗎？”他問。我說我們有這樣的打算。“那可有點風險，是嗎？”克雷格的話不無道理。兩天前，我曾向總統提出我們主要的軍事判斷。轟炸這些工廠是有風險的。轟炸可能摧毀現場的病毒戰劑，但也可能把病毒釋放出來。這是一場賭博，我告訴總統，但我們迫不得已還得這麼做。他的心情已經焦躁不安，而這新的憂慮更不會使他寬慰。
我對伊拉克軍隊可能使用化學武器的問題依然不很擔心。我們的部隊人員將穿著防護服，很多人都坐在快速移動的有屏護的車輛中。但是生物戰劑令我擔憂，只要有一個人死於細菌戰就會對公眾造成可怕的影響。我們又不能以同樣的手段進行報復，因為我們是禁止生物戰國際協議的簽字國。但是，我們不得不準備對付薩達姆的最糟的衝動行為。如果我們遭到非常規攻擊，我們隨時準備進行非常規反擊，即使不使用核武器。在截止日期即將過去的那一天，我草擬了一份致薩達姆的警告電文，內容如下：
嚴格遵照日內瓦公約和公認的戰爭規則，只能使用常規武器。如果你違反條約義務使用化學或生物武器，我們決心：摧毀你們的商船隊；
摧毀你們的鐵路基礎設施；
摧毀你們的港口設施；
摧毀你們的公路系統；
摧毀你們的石油設施；
摧毀你們的民航基礎設施。
我把最厲害的一手寫在最後，那是一種恫嚇，目的只是要嚇住他，而對這一行動我們的律師是會否決的。如果迫不得已而為之，我寫道，我們決心摧毀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斯河水壩，水淹巴格達會造成可怕的後果。我試圖通過有關渠道傳達這一信息，但渠道尚未打通，時間就已到了。然而，我方仍是按照這一信息的精神行事的。我們決心打一場快速的毀滅性戰爭，除非薩達姆迫使我們採取其他手段。
至於轟炸生物武器庫及隨之而來的不是防止而是引起一場災難的風險，我向戴維·克雷格爵士說：“如果這場災難向南發展，你惟我是問好了。”
布什總統對進入橢圓形辦公室的人總有訣竅不使他們感到緊張。他總是面帶微笑地說：“嘿，迪克。嘿，科林。你們聽說過有關一個精神病醫生，他……”但是，當我們在1月15日，聯合國截止日期剛過的那一天聚會時，他臉上毫無笑容。“八人幫”到達時，他幾乎都沒打招呼。我們在壁爐前的排成“U”字形的椅子和長沙發上各自按通常的位置就坐，總統仍坐在右邊的扶手椅上，這把椅子他當副總統時坐了8年，已經坐習慣了。我解開了我的軍服上衣的鈕釦，這是我感到緊張時的一種不自覺的動作。總統的情緒似乎感染了每一個人。我們都坐立不安，有的人講話很生硬，其他人講話時焦躁不安。我們談論了對法國人所推行的最後的外交策略怎樣處置最為恰當，順便我們又再一次議論了生物武器威脅問題。
我們還討論了戰鬥打響時總統向全國致辭中該講些什麼。
我說：“我馬上得向施瓦茨科普夫上將下達一項執行命令，如果我們要開始乾的話。”這話引起了又一次的熱烈討論。
按照3天前通過的眾參兩院聯合決議，（眾議院以250票對183票，參議院以52票對47票通過），總統必須要滿足國會的要求，即他得想盡一切辦法竭盡全力要伊拉克遵守聯合國的12個決議，然後他方可進行戰爭。當其他人在爭論如何應付這一規定時，我拿出了一本黃色公文簿，開始書寫。寫完後，我打斷為時頗久的爭論說：“總統先生，或許這樣寫就行了。”我念了我寫的詞句：“國防部長指示進攻行動於1991年1月17日開始。本指示認為，伊拉克沒有遵守聯合國的有關決議，因此總統根據第77號國會聯合決議第2條B款的規定，定下決心……”
我念完後，沒有一個人講任何話。我以為沉默就意味著默認。我說：“在國防部長簽署該命令後，我將在今天下午的晚些時候把它發給諾姆。”正是這短短的幾句話，發動了一場戰爭。
諾姆和我之間傳送文電是通過一條保密傳真線路進行的。當我們要把文電的發送範圍縮小到最小限度時，我們就利用這條線路。我的行政助理迪克·奇爾科特會把傳真資料拿到我辦公室旁的一間小通信中心傳出去；而在另一端，諾姆的主任參謀就會把傳真件取走。看到傳送件的人決不超過四五個人。1月15日下午4時15分，我到隔壁奇爾科特房門口探進身去說：“給司令官發執行令。”
1月16日傍晚，我處於戰前的一片寧靜之中，坐在辦公室裡，敞開襯衫領口，觀看著有線電視新聞報道。一旦骰子出了手，惟一能做的事是看結果。甚至細節也不必再檢查。戰爭掌握在諸神手中，尤其是專斷的戰神手中。下午6時35分，我看到有線電視新聞網的伯納德·肖、彼得·阿內特和約翰·霍利曼，像現在的愛德華·默羅一樣，從巴格達的拉希德旅館的9樓上進行報道，他們對突然劃破巴格達夜空的曳光彈進行著各種猜測。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幾小時前從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爾空軍基地起飛的B—52轟炸機發射了巡航導彈。陸軍的“阿帕奇”直升機飛越邊界並擊中了伊拉克的早期預警雷達。年輕的美國飛行員駕駛著從沙特機場起飛的F—117A型隱形戰鬥機和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海軍A—6型攻擊機。我們在波斯灣和紅海中的戰艦發射了“戰斧”對地攻擊導彈。伊拉克防空部隊向伊拉克首都的上空盲目地打高射炮。那是中東地區的1月17日。薩達姆·侯賽因稱之為“戰鬥之母”的空戰階段開始了。
我毫不懷疑我們將獲得勝利。我們有軍隊，有武器，還有周詳的作戰計劃。我惟一不知道的是戰爭將打多久，我們部隊有多少人將再也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