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每場戰爭總得有個結束
1月16日至17日夜間，我幾乎整夜未睡，不斷地接電話打電話，並用眼角的餘光看著電視。在我們發動這場戰爭的當時，電視將現場實況以衛星傳送方式從敵國首都轉播出來。華盛頓時間凌晨5時剛過，施瓦茨科普夫給我打電話，傳來空戰的首份綜合報告。諾姆是個有經驗的職業軍人，不會因初勝而忘乎所以，但也難以掩飾激動心情。他對我說：“我們出動了850架次，命中了大部分目標。”伊拉克主要的生物武器和核設施都遭到嚴重破壞，西部的防空系統被摧毀，補給品倉庫陷入一片火海，兩個“飛毛腿”導彈發射場已被破壞。他接著說：“巴格達鬧市區的國際電話電報大樓大火沖天。我們還炸燬了薩達姆的一個行宮。”
這是個好消息。我迫不及待地問道：“損失如何？”
他說：“科林，令人難以置信。”迄今為止好像只有兩架飛機被擊落，而我們原先預計第一次出擊將可能損失約75架飛機。我們的F—117A隱形戰鬥機像一群幽靈一樣通過伊拉克的防空系統進入目標上空。這種飛機以前只在巴拿馬的戰鬥中使用過一次。伊拉克的防空火力亂糟糟的，缺乏戰鬥力。伊拉克空軍的飛機幾乎無法升空。這就是整個第一天的戰況，幾乎是所向披靡。
僅就空中交通管制而言，它就是一個驚人的奇蹟。第一夜，共有700架多國部隊的作戰飛機襲擊伊拉克。戰鬥中首次發射了巡航導彈。160架加油機盤旋在空中給空中機群加油。管制這一群群的戰鬥機、轟炸機、加油機和導彈的任務使芝加哥的奧黑爾國際機場相形見絀，顯得像個縣級機場。
首次打擊後，我看到一個電視台記者將他的話筒舉到一個年輕飛行員的胸前，這位飛行員執行首次作戰任務後剛下戰機，頭盔夾在腋窩下，氧氣軟管晃動著，滿臉汗痕，頭髮雜亂。回答完記者的問題後，飛行員剛要走開，忽然又轉過身來對著攝像機說：“感謝上帝，保佑我完成任務安全返回。感謝上帝，賜給我一個善良婦女的愛。感謝上帝，我是一個美國人和美國戰鬥機飛行員。”我坐在那裡，激動不已。這就是我要全國上下看到的軍人形象，他們不是人們固有成見中的那些不知來自何處的痞子，而是聰明伶俐、士氣高昂、熱愛祖國的年輕美國人，是出類拔萃之輩。
第一天的興高采烈實際上造成了問題。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的沃爾夫·布利策爾從五角大樓所做的報道，使人感到剩下要做的事情好像只是組織祝捷遊行了。我給國防部發言人皮特·威廉斯打了個電話。“皮特，”我說，“告訴布利策爾和其他新聞記者降點溫。戰爭才開始，這不是球賽的結束。”在這種瞬時信息時代，人們往往期待瞬時結果。在隨後的幾天裡，人們的心情很快從興高采烈轉為灰心喪氣。我們為什麼還未打贏？出問題了嗎？事實真相是，儘管遭到沉重打擊，與空中力量的狂熱鼓吹者們的期望大相徑庭，但伊拉克人絲毫沒有表現出要屈膝投降的跡象。
22日上午，我上樓去見國防部長切尼。“迪克”我們得采取行動以正視聽。”我說。當時，美國人民只在電視上看到來自沙特阿拉伯和五角大樓的戰況通報會。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一名政府高級官員解釋過戰爭的進展情況。“得有人做這件事。”我說。
“我們明天舉行記者招待會。”迪克決定說。
我接著叫來了標圖人員，讓他們製作一些地圖。除了詳細通報作戰情況外，我還想講一點體現此次作戰實質的有感染力的話。當天下午，我坐在辦公桌前冥思苦想，字斟句酌地為記者招待會做發言準備。我湊成了這樣一句話：“我們將切斷伊拉克軍隊，使它孤立無援。”不，切斷它並“攻擊”它。或許可改成：切斷它並“殲滅”它。更貼切些，但我仍不滿意。我要的是鏗鏘有力、不會被人誤解和簡潔明瞭的字句。副主席戴夫·傑裡邁亞海軍上將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他總是留心守候著我。這時他來到我辦公室，“戴夫，”我說，“我想讓你聽聽我寫的東西。‘這是我們對付伊拉克軍隊的計劃。
首先，我們打算切斷它，然後再殲滅它。”
戴夫流露出略顯不安的神色。“聽起來有點露骨，”他說，“你非得這麼說不可嗎？”
比爾·斯馬倫進來討論記者招待會的安排問題。我把我的稿子又重複了一遍。斯馬倫睜大了雙眼。“是不是太激烈了？”我問。
“不會讓人產生任何誤解。”比爾回答說。
第二天下午2點，切尼和我在E翼2層的情況通報室舉
行記者招待會。迪克先開頭，作了簡短的評論，並且概括說薩達姆·侯賽因“不可能改變戰爭的基本進程。他將被打敗。”
他接著讓我唱主角。
我解釋了作戰計劃。我們首先使用空中力量摧毀伊拉克的防空、指揮、控制和通信系統，使敵人變成聾子、啞巴和瞎子。然後我們打算徹底破壞支援其在科威特駐軍的後勤系統，其中包括伊拉克的軍事設施、工廠和倉庫。然後我們將向伊拉克在科威特的佔領軍發起進攻。
我的介紹開頭有意輕描淡寫和不動聲色，然後我拋出了關鍵性的警句：“我們對付這支軍隊的戰略十分簡單，首先我們要切斷它，然後殲滅它。”這些字眼當晚上了電視的新聞報道，翌日又登載在各家報紙上。它們達到了我企求的目的。它們讓全世界——特別是伊拉克——明白無誤地瞭解我們的戰爭目的。
我走到作戰圖前描述炸彈造成的損壞時說：“我已對它們作了刪節處理，你們不可能真正弄清我所談的內容，因為我不想讓伊拉克瞭解我所談的內容。”而且我又笑著補充說：“但相信我的話。”記者們好像被逗樂了，而且未再追問我。
由於空中戰爭在繼續，有一回我對媒體不大坦率，後來對此作了道歉。施瓦茨科普夫從利雅得通報情況，他出現在電視上的形象是身材魁偉，富有自信心，談吐詼諧，令人感到欣慰。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諾姆放映了錄像片，顯示我們的一枚靈巧炸彈向著4個圓柱形物體疾馳而去。由於屏慕上出現直接命中造成的爆炸圖像，像日本“任天堂”電子遊戲一樣激動人心。他宣稱4枚“飛毛腿”導彈發射架已被炸燬。
它們被炸壞了嗎？我的情報官邁克·麥康納爾海軍少將過了一小時左右來見我。“主席先生，出問題了，”邁克說，“我們認為這些東西不是‘飛毛腿’導彈，它們是停在路側停車帶的4台約旦油罐車。”
“你打哪知道的？”我問道。
“施瓦茨科普夫參謀部的一名上尉，一位分析員說的。”麥康納爾說。
“那就讓這名上尉給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去電話，說他們搞錯了。”
“那裡沒有人敢對施瓦茨科普夫說他搞錯了。”麥康納爾說。
“那到底怎樣讓他了解呢？”我問道。我按下電話機鍵盤上的一個按鈕。中央總部司令立即拿起電話。“嘿，諾姆，”我向他說明了麥康納爾剛才告訴我的話。
我突然感到電話機像塊滾燙的石頭。“不是‘飛毛腿’！好啊！舒舒服服坐在華盛頓辦公室的那幫子損起人來多輕巧？我難道就不能得到什麼人的支持嗎？”
“別激動，”我說，“我們的信息是你自己的參謀人員提供的。讓你的情報人員再對襲擊目標做一下分析，我們過會再談。現在不要爭論了。”
諾姆不久就回來電話。“老天作證，”他說，“它們是‘飛毛腿’，確定無疑。那位分析員不清楚他在說些什麼。他就不如其他人稱職。但我告訴你，這種胡言亂語真叫人受不了，讓我上電視，然後指使你的部下事後指責我。”
“這只是為了保護你的信譽，”我說，“這是一種寶貴的財產。”
第二天，我們的照相偵察專家給我拿來了難以否認的照片，那是4台油罐車燒燬了的外殼，肯定不是“飛毛腿”導彈發射架。我未再深究此事，沒有加以糾正。諾姆身上的擔子不輕，使他保持鎮定自若至關重要，因此我不想傷害他的自尊心。但是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當時恰好有一位有線新聞電視網攝影記者從地面拍下了被摧毀車輛的照片。傳播媒體的另一個有效的規律：主動認錯比讓人抓住辮子要明智。
“飛毛腿”導彈是一種成本低廉，製作粗糙，精度不高的蘇制武器。在蘇伊友好的日子裡，俄國人向伊拉克人提供了數百枚這種導彈，其射程不足300英里，而且只能攜帶一個小彈頭。“飛毛腿”導彈是伊拉克人使用的惟一空中進攻性武器。他們將兩枚導彈焊接起來以提高射程，但這種導彈飛行時定向性很差，而且只能攜帶160磅的彈頭。如果這些“飛毛腿”導彈打到距目標2英里範圍內，就算命中了目標。不過，城市是適於這種導彈攻擊的大面積目標，而且有些國家的城市又處在其射程之內。所以當“飛毛腿”導彈開始落到特拉維夫和海法時，以色列人本能地想進行回擊。任何一屆以色列政府都不願被人看成是無能保護它的人民免受來自阿拉伯的攻擊的政府。然而，如果我們要想維護聯盟的阿拉伯根基，我們就得不讓以色列人插手這場戰爭。就這樣，“飛毛腿”這種低劣的軍事武器變成了伊拉克人手中很有用的政治武器，因為以色列人開始計劃自己接管尋獵“飛毛腿”導彈的任務。
1月28日，切尼要負責政策事務的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和我到他的辦公室。3名態度非常堅決的以色列人也將光臨。他說他們是：以色列大使館國防武官海軍少將亞伯拉罕·本—肖香，以色列國防部局長戴維·艾弗裡，以及以軍副參謀長埃胡德·巴拉克將軍。我們6人圍坐在切尼的辦公桌旁聽取以色列人的打算：對伊拉克西部沙漠地進行陸空聯合突擊，搜索和摧毀“飛毛腿”發射架。計劃很大膽，但會給聯盟造成災難性的政治問題。我問我可不可與巴拉克單獨談談，軍人對軍人。我們兩人轉到了我的辦公室。
“伊拉克的導彈攻擊對我國人民起著破壞士氣的作用。”巴拉克開始說，我進行反駁，提到我們正用“愛國者”導彈擊落“飛毛腿”導彈。他回答說，效果不夠好。有些“飛毛腿”仍突防成功，使以色列平民人心惶惶。“你必須理解我們，”巴拉克繼續說，“對於以色列人來說，容許他人在我們的防區內威脅他們的生命是難以容忍的。我們想參與。”我重申了關於聯盟脆弱性的人所熟悉的論點。“如果我們不參與清除‘飛毛腿’導彈，”巴拉克說，“薩達姆可能會在你們發動地面進攻時利用它們發射化學彈頭。他們可能向我國城市發射神經毒氣或生物彈頭。如果發生這種事情，你知道我們必須乾的事。”
我十分明瞭他的意思。據報道，以色列的導彈發射人員已進入了全面戒備狀態。而且誰知道他們會發射什麼東西？
巴拉克解釋說，以色列的先頭突擊部隊已整裝待命，隨時可以攻擊“飛毛腿”導彈發射場。以色列的飛機將飛越約旦領空或穿過沙特領空。施瓦茨科普夫也曾提醒過我，沙特人將決不會接受以色列的這種入侵。而且我瞭解巴拉克情緒的激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國家已存在了40年，從來不理會敵人的恐嚇。你可以在以色列領導人所說的每件事中都聽到“下不為例”的回聲。
最後，巴拉克和我又與其他人匯合。我方的立場很清楚，那就是不讓以色列介入這場戰爭，而且辦法只有一個：制止“飛毛腿”導彈對以色列的襲擊。施瓦茨科普夫開始越來越多地調用他的戰鬥機摧毀“飛毛腿”導彈發射架，高峰時佔所有出動架次的三分之一。美英兩國的特種作戰部隊潛入敵人防線的後方搜索“飛毛腿”導彈發射架。美國的“愛國者”導彈部隊被調來幫助保護以色列大城市。儘管還有突防的“飛毛腿”導彈繼續打過來，但數量越來越少。
有時候我們要奮力戰鬥，有時候最明智的武器則是剋制。沙米爾總理表現出了非凡的政治家風度，頂住了周圍的人要他進行反擊的巨大壓力。面對激烈的挑釁，以色列人在完全有違心願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寬容與剋制，我認為對維護多國聯盟的團結一致是不無助益的。
到2月的第3周為止，空戰已不間斷地持續了35天。我想務必使總統理解一俟地面戰鬥打響，戰局將會大不相同。我利用其中一次幾乎每天不斷的情況通報會描繪了一下反差，好讓他們有心理準備。我說：“一俟地面戰爭開始，我們就看不到導彈用瞄準具的十字線對準目標而飛去的那種客觀而冷漠的景象了。當一個營進入戰鬥時，損失的可不像空戰那樣是一兩個飛行員，而是數分鐘內就可能有50至100人喪生。戰場不是一種賞心悅目的風景畫。你將會看到被燒焦的士兵軀體橫掛在坦克的炮塔上，而坦克內燃燒的彈藥已燒死了其他的乘員。我們必須為看到一些慘不忍睹的景象做好思想準備。”我還告訴切尼和總統，地面戰鬥的戰況報告速度不可能像空襲報告一樣快。“將會出現混亂局面。一段時間內，你可能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情況。所以在開初數小時內，請不要逼我們通報情況。”
先用現實給他們澆一盆冷水，這一點十分重要。儘管有巴拿馬的先例，切尼從未見過大規模的戰爭。總統見過，但那也只是很早以前自己當戰鬥機駕駛員時從空中俯視。
隨著轟炸的繼續，空中力量的一個不利側面開始引人注目，特別是2月13日發生的事件。那一天，我軍兩架飛機直接命中巴格達的費杜斯區的防空掩蔽部，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指揮和控制點，而伊拉克人則聲稱它是防空掩蔽部。不管這一設施充當什麼角色，襲擊中有大量平民死亡確是事實，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目睹了死者從冒煙的瓦礫中被拖出來的景象。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討論了這一慘劇。戰爭進行了一個多月後我們還需要轟炸巴格達鬧市區嗎？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總部你能轟炸多少次，又為了什麼目的？沒有一個人會坐等著“戰斧”巡航導彈來襲。施瓦茨科普夫和我開始在每天下達飛行任務前更加仔細地審查目標清單。
如不考慮別的因素，襲擊費杜斯區掩蔽部的事件表明必須發動陸空聯合進攻並結束戰爭。2月8日至10日，切尼和我對戰區做了短暫視察，在此期間，施瓦茨科普夫告訴我們，他將於2月21日前做好地面進攻準備。切尼和我一回到華盛頓，便立即將這一日期報告給等得不耐煩的喬治·布什。可是，3天后諾姆打來電話告訴我，21日不行。
我說：“總統希望堅持這一日期，發生了什麼事？”
“沃爾特·布默需要多給點時間，”施瓦茨科普夫答道。布默的第一和第二陸戰師的任務是在戰線的中央實施正面突破後直奔科威特城。為此它們首先必須攻破伊拉克軍花了數月時間構築的堅固的綜合防禦工事。海軍陸戰隊員必須克服反步兵和反坦克地雷地帶，帶餌雷的蛇腹形帶刺鐵絲網，密集佈雷場和很深的反坦克壕，然後還要翻越過20英尺高的沙堤和灌滿燃燒著的原油的壕溝。在此過程中，他們將遭受伊拉克步兵和炮兵火力的攻擊。布默希望有時間將他的攻擊點西移20英里，在這一地段，有一個伊拉克防禦陣地因遭到空襲而基本廢棄，而在其後面的另一道防禦陣地尚未完成工事構築。他還要求進行更多的空襲，以便在他的部隊行動前削弱敵人的防禦。
“這將花數天時間。”諾姆說。他希望將地面進攻推遲到2月24日。
“記住我們的戰略，”我提醒他，正面突擊包括海軍陸戰隊的任務在內，只是為了牽制住憑壕固守的伊拉克部隊。我說：“如果布默遭到頑強抵抗，他就停下來。”把敵軍牽制住，他的部隊就完成了任務，這就可以使第七軍和第十八空降軍在西線佈防稀疏的沙漠地區打出左勾拳。“我們用不著邊唱‘海軍陸戰隊隊歌’，邊打死一群年輕人。”我說。
我的基本作戰指導思想之一是戰場指揮官始終是正確的，在後方的指揮官則不然，除非證明出現另一種情況。戰場指揮官在現場，他了解地形、我情和敵情，因此我勸切尼接受諾姆的建議。切尼違心地前去總統那裡並獲准將地面進攻推遲到2月24日。
我給諾姆回了電話，不過我認為他有點過於謹慎小心。在過去的幾週中，我目睹第七軍成千上萬的部隊和數百輛坦克大舉湧入沙特阿拉伯。我們已經秘密地將我軍裝甲部隊和空降部隊調到伊拉克暴露的西翼，而且我們正在靜觀伊拉克人是否會做出反應。他們所做的只是將另一個不滿員的師調到沙漠的那一部分。正好，我自言自語道。他們已中了我軍以正面大規模突擊和從波斯灣向科威特城兩棲登陸的佯攻之計，被搞得疲於奔命了。他們已把看家本領都拿出來了，現在哪裡有力量擋住我軍的左勾拳！早些時候我們曾擔心過，西翼的沙土地可能承受不了沉重的裝甲車輛。不過工程師們測試了沙土，並對我們說：“行。”我們詢問了當地的貝都因人，他們證實地質堅硬。
由於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試圖扮演和平締造者的角色，給進攻的時間表進一步蒙上了陰影。2月18日，伊拉克外交部長塔裡克·阿齊茲前往莫斯科聽取一項計劃。根據此項計劃，如果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我們將停止敵對行動。布什總統陷入了困境。他認為，現在採取這種做法為時已晚。我們花了600億美元，並將50萬大軍運送到8000英里之外的沙漠地，在這之後，布什想給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入侵者以毀滅性的痛擊。他不想靠TKO①取勝，那樣薩達姆就會將其軍隊完完整整地撤回國內，並且有朝一日捲土重來。儘管如此，總統也不能讓人看成是拒絕和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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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KO，指在拳擊賽中，一方雖未被擊倒但已無招架之力時裁判員可宣佈對方由於技術原因而退出。——譯者注。
2月20日，諾姆打來電話說，他同他的指揮官們交談過，需要再一次將進攻日期推遲到2月26日。他說，他掌握著最新天氣預報，預計24日和25日天氣惡劣，26日可能放晴。惡劣的天氣無異於減少空中支援，而減少空中支援等於增加傷亡人數。我的處境好不尷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議。但是這一次我感到諾姆沒有給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總統請示，先是布默需要調動他的海軍陸戰隊，轉而海軍陸戰隊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現在又是天氣惡劣，說不準下一次又是沙特軍隊未做好準備。我下一次又該怎樣處理，推遲到28日？
“注意，”我對諾姆說，“10天前你告訴我是21日。然後你想改到24日。現在你又要求推遲到26日。我怎麼向總統和國防部長交代？他們現在遇到了俄國人一個糟糕的和平建議，需要設法規避。你總得給我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推遲理由。
你不瞭解我現在受到的壓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發雷霆，大聲吼著：“你給我講的是政治理由，說明你不想勸阻總統去做軍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嗎？我的海軍陸戰隊司令說我們需要等一等。我們談的是海軍陸戰隊士兵們的生命。”他說，即使別人誰也不關心他們，他必須關心他們。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諾姆，我一方面擋開批評他的人，另一方面又減輕他的憂慮。我大聲反駁說：“你不要拿這壓我！你別想用不關心人的大帽子來壓我！用不著你對我說我不關心他人生死！你這是幹什麼，在你的指揮官們面前裝腔作勢？”
施瓦茨科普夫說，他一個人在他的私人辦公室內，並以不亞於我的火氣喊道：“你是在壓我只考慮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把我的軍事判斷擱置一邊。我有很長時間這樣認為了！”突然，他的語氣一下子由憤慨轉為絕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腦袋好像被鉗子夾住了。也許我的腦袋要掉了。也許我正在喪失客觀性。”
我深深吸了口氣。我最不想幹的事就是在戰鬥前夕把戰場指揮員逼上瘋狂的道路。“你沒有失去客觀性，”我說，“我們只是遇到了一個要解決的難題。我們這裡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頭來，你知道我會把你的要求報上去的，事情還將按你的意見辦。”結束談話的時間該到了，要不我們之中誰又會再引發起大吵大嚷。
未過半小時，諾姆又打來電話，提供了最新的天氣預報。24日和25日的天氣不會太壞，他說：“我們已準備就緒。”我們仍按原計劃於24日開始地面進攻。
我不習慣穿著圓翻領毛線衫和運動衫在白宮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點半鐘，我突然從家中被叫去開會。我來到總統的書房，總統說他剛從福特劇院回來，他在那裡觀看了一出好戲，是萊斯利·李的《黑鷹》，講的是圖斯克吉族飛行員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聲名顯赫的黑人戰鬥機飛行員。隨後到來的是切尼，穿著夜小禮服，參加為丹麥女王舉行的招待會的餘興未盡，精神抖擻。其他的人陸續來到，“八人幫”全齊了。我們得對戈爾巴喬夫即將到期的和平建議做出決定。俄國領導人當晚早些時候就此事給布什打來電話。總統的問題是如何對戈爾巴喬夫說“不”，而又不顯得丟掉一個爭取和平的機會。
“有兩種選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說，“一是告訴俄國人別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條件後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不喜歡也不信任俄國人，而且痛恨看到他們利用世界輿論對我們施加壓力，然後把一種解決方案的功勞歸於自己，而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寧願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趕走。
我可以聽得出總統講話聲音中日益加劇的苦惱。他說：“我不想接受這筆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讓戈爾巴喬夫一無所獲，在他同我們走了這麼遠之後我不想虧待他。我們得找到一條出路。”
我舉起了一個手指。總統轉向我。“有何高見，科林？”
我說：“我們不讓戈爾巴喬夫一無所獲。”我指出，聯合國要求薩達姆將軍隊於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輿論支持聯合國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個妙主意，讓我們在戈氏建議中加進一個截止日期。譬如說，要求他們於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們走，諾貝爾和平獎就歸你戈爾巴喬夫先生。倘若如我所料，他們賴著不動，那麼我們就開始迎頭痛擊。”
由於每個人好像都在深思這個主意，房間內鴉雀無聲。
“怎麼樣？”總統問。除了切尼外，其他人很快表示同意。“你怎麼看，迪克？”總統問。
切尼看上去好像備受譴責的樣子。“我想沒問題。”他說。
翌日上午10時40分，布什總統站在玫瑰園中面對著攝像機，板著面孔說：“聯盟限薩達姆·侯賽因在星期六中午以前做他必須做的事，立即無條件地開始從科威特撤軍。”
2月23日星期六中午，薩達姆沒有接受俄國的撤軍建
議，從而錯過了最後的一線生機。翌日利雅得時間凌晨4時，在一片漆黑和寒雨中，美國海軍陸戰隊和一個陸軍坦克旅在前，沙特、埃及、科威特、敘利亞和阿拉伯其他國家部隊緊跟其後，越過邊界進入科威特。遠在西線，第十八空降軍開始進攻，以第八十二空降師及法國的一個輕型裝甲師掩護左翼。第一○一空中突擊師和第二十四機械化步兵師北上長驅直入伊拉克，向幼發拉底河谷挺進。在東西兩線的這些部隊之間，擔任主攻的第七軍和英國第一裝甲師正嚴陣以待，一旦查明，助攻部隊將伊拉克軍隊牽制在原地，就立即發起左勾拳進攻。地面戰鬥打響了。
由於心情太激動無法入睡，我就留在辦公室接收湯姆·凱利和邁克·麥康納爾發來的戰報。我還觀看有線新聞電視網的電視，以便了解其他人正在獲得的情況。海軍陸戰隊不僅牽制住了伊拉克部隊，而且還突破了敵軍防線並已經在向科威特城進軍。突擊通道已由海軍陸戰隊的偵察分隊開通。他們數天前冒著生命危險，匍匐通過帶刺鐵絲網，越過灌滿原油的壕溝，為突擊部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在西線，巴里·麥卡弗裡將軍的第二十四步兵師於第一天突入伊拉克領土60英里。最初的穿插如此迅速和深入，它使施瓦茨科普夫能夠將左勾拳的時間表提前15小時。在地面戰鬥的最初24小時內，被38天空中轟炸嚇成了驚弓之鳥而又飢渴交迫、精疲力竭的1萬名伊軍繳械投降。僅加里·勒克將軍指揮的第十八空降軍就俘虜敵人3200名，而自己只有1人受傷。我軍第一天的傷亡總數是8人陣亡，27人受傷。
到第二天上午為止，第一海軍陸戰師正在科威特城國際機場內及其周圍戰鬥。海軍陸戰隊不僅完成了牽制伊軍的使命，到當天日落前，他們已包圍了科威特城。科威特沿海的兩棲登陸佯攻牽制了更多的伊拉克部隊。第十八空降軍已突入到伊拉克腹地。由弗雷德·弗蘭克斯中將指揮的第七軍扮演主要的戰略角色，即從西向東實施側翼突擊，切斷在科威特的伊軍，特別是其精銳部隊——共和國衛隊的退路，並將其殲滅。然而第七軍推進的速度不如我們預料的那樣快。
在這一天裡，我們受到一次沉重打擊。一枚蘇制“飛毛腿”導彈落到宰赫蘭附近的一座臨時兵營裡，炸死28名美軍士兵。陣亡名單展示了我國現代軍隊的嚴酷現實，受害者中有幾名女兵。
2月26日，即發起地面進攻的第三天，我在當地時間中午前後給施瓦茨科普夫去了個電話。我告訴他我痛恨事後批評戰場指揮官，但是我無法理解為什麼第七軍仍未完全投入戰鬥。“你不能責令弗雷德·弗蘭克斯推進得更快些嗎？”我問。施瓦茨科普夫本人已經在對弗蘭克斯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因此正好樂得轉達主席追加的壓力。他很快給我傳回話說，第七軍最終投入了激烈的戰鬥。弗蘭克斯的部隊幾乎全殲了共和國衛隊的一個師，並且迫使另兩個師潰退。
美國海軍陸戰隊、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和沙特、埃及、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部隊解放了科威特城。第十八空降軍正在逼近幼發拉底河谷。我們的情報表明，位於交戰地帶的42個伊拉克師中，已有27個被殲滅或被擊潰。我們俘虜了3．8萬名伊軍，而且更多的伊軍還在不斷繳械投降。我軍的傷亡依然很小，但是本軍的火力誤傷給我們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損失。不過，總體看來，傷亡數量甚至遠遠低於我們最為樂觀的估計，這主要歸功於我空軍部隊對伊拉克軍連續不斷的猛列轟炸。
戰爭開始前，我的一名參謀給了我一本由弗雷德·伊克爾所著的題為《每場戰爭總得有個結束》的書。我曾同伊克爾共過事，當時他是負責政策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而我是卡普·溫伯格的軍事助理。他的書的主題激起了我的興趣，因為我曾兩度參加了一場似乎沒有盡頭和沒有目的的戰爭。伊克爾寫道，戰爭是一種需要極其全神貫注的事業，因此在戰爭開始後，政府可能會把結束它的事給忘了。正如他所述：
因此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即軍事領導人在巧妙地規劃其複雜的軍事行動和協調複雜的機動作戰的同時，卻令人難以理解地認識不到，決定他們的計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國家利益的是戰爭結局，而不是戰爭中各次戰役的結局。與此同時，資深政治家們可能不願意將這些精心籌劃的戰役同結束戰爭的某些期確的主張聯繫起來……
作為例子，伊克爾提到了日本人精心設計的對珍珠港的襲擊，這種設想的巧妙與日本人對如何結束他們發動的這場戰爭一事的極少考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伊克爾的看法給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複印了一些主要章節並將它們分發給各軍種參謀長、切尼和斯考克羅夫特。我們是在打一場目的有限和任務有限的有限戰爭，它的目的即將實現。我認為，負有責任的人們應該開始考慮如何結束戰爭的問題。
2月27日下午，奧蒂斯·皮爾遜驅車送我去白宮參加
“八人幫”的每日軍事情況通報會。重型裝甲防彈車卡迪拉克令人放心地緊貼路面前往，轉過五角大樓巨大的停車場，開上27號大道經過紀念大橋，進入華盛頓。一路驅車前行途中，伊克爾書中的話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戰鬥常常遠遠地超出了‘合理’推算指出的戰爭應當結束的那個點。”
早上，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談過，我告訴他，我感到我們正在接近結束階段。戰俘快要達到7萬之眾。薩達姆已命令他的部隊撤離科威特。最後一條主要出逃路線，即從科威特城伸向伊拉克巴士拉市的四車道公路，變成了我軍飛行員的射擊靶場。道路上擠滿了出逃的士兵，到處雜亂地棄置著近1500輛被燒焦的軍用和民用車輛殘骸。記者將這條道路稱做“死亡之路”。
我對諾姆說，我得儘快就停止戰爭的時間向總統和國防部長提出建議。我還補充指出，電視報道漸漸地認為我們在為了屠殺而進行屠殺。
“我也一直在考慮這事。”諾姆說。
我問他需要什麼。“再給一天就成。”他回答。到那時，他就可以宣佈伊拉克的軍事力量已經不再能夠對它的鄰國構成威脅了。而且他補充道：“你想到沒有，如果我們明晚停戰，地面戰鬥將持續5天，可以叫做‘五日戰爭’，聽起來怎麼樣？”
由於這比1967年以色列戰勝阿拉伯國家的著名戰爭少一天，我說：“不壞，我沒有意見。”
下午2時左右，我驅車進入通往白宮西翼的大門。奧蒂斯接我下車，把車停好，而且在我等候在休息室中時，小心翼翼地給我送來了一隻大型黑皮地圖箱。我上樓梯左轉，經過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辦公室，以避免穿行接待室。說不準會在那裡遇到誰，從蘇聯大使到女童子軍代表團都有可能。一名空軍軍官布魯斯·考曼少校——總統的私人助理——幫我在橢圓形辦公室中架好圖架，圖架面對著壁爐。
喬治·布什情緒樂觀，精神輕鬆愉快。“八人幫”再加上斯考克羅夫特的中東問題專家理查德·哈斯，圍坐在壁爐的前面，形成通常的U形。有人就總統把點火任務留給專門人員去管之事開了個玩笑。在數天前的一次情況通報會上，布什親自點火，但沒有打開煙道。橢圓形辦公室頓時煙霧繚繞。報警鈴響了。特工人員飛奔而來，把門打開，2月的刺骨寒風從玫瑰園中直往裡灌。
這天上午，我打開激光指示棒的開關，開始描述戰況：海軍陸戰隊和哈立德親王的阿拉伯部隊在科威特城內，第七軍正在緊縮對企圖逃出科威特的伊軍的包圍圈，只有共和國衛隊仍在進行頑抗。在西面，第十八空降軍已進至伊拉克縱深的幼發拉底河畔。我在結束軍事態勢的說明時說：“總統先生，情況比我們預料的要好得多。伊軍垮了。他們現在企圖所做的事就是死裡逃生。”
我軍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即在聯合國的授權下解放科威特，這一目標我們已經實現。總統從未表示過任何超出這一授權範圍的願望，儘管他對薩達姆進行了嚴厲的口頭譴責。我們目前掌握著道義的制高點。如果我們的戰鬥超過弗雷德·伊克爾曾經提醒的“合理計算”，我們就會喪失這一制高點。而且，作為一名職業軍人，我奉行武士的準則。“我們不想被人看成為了屠殺而屠殺，總統先生，”我說，“我們是大功即將告成。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將軍談過。我預計到明天的某個時候事情將安排停當，而且我也許將向您提出一項停止戰鬥的建議。”
總統說：“如果情況是這樣，為什麼我們不今天結束戰爭呢？”他使我感到意外。他環顧了一下房間內的人，補充說道：“我希望你們大家都考慮一下這件事，由於這些殘殺情景，我們正在開始背起某些不可取的社會包袱和政治包袱。你說我們已經完成了使命。為什麼不結束戰爭呢？”他說他可以今晚就在廣播中宣佈中止敵對行動。
我回答說：“可以考慮，不過我需要先同諾姆商量一下。”我說了聲請原諒就走進離橢圓形辦公室不遠的總統私人小書房。我拿起保密電話，白宮軍事接線員給我接通了利雅得。
“諾姆，”我說，“總統想知道我們是否能現在就結束戰爭。”
“現在指什麼時間？”他問。
“我們今晚進行研究。”鑑於8小時的時差，這將意味著海灣地區子夜停戰。
“我沒有什麼問題，”諾姆說，“我們的目標是把他們趕出去，此事已經完成。但是讓我同我的指揮官們商量一下，除非他們遇到了我不瞭解的麻煩，我看不出不應結束的理由。”
我說：“切尼和我必須趕快去國會山向國會通報此事，我回來時我們可以再談。”
我預計施瓦茨科普夫的戰場指揮官們不會有什麼異議。華盛頓時間中午1時，諾姆剛在利雅得舉行了一次電視傳送的記者招待會。在這次以“所有情況通報會之源”而著稱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我們已完成了我們的使命，而且當決策者們提出應當停火的決定時，最感高興的人莫過於我。”他在談到伊軍出逃問題時說：“大門已經關上。這裡已無出路可言。”稍後，他將這一說法修正為：“在我說大門已經關上時，我不想給人以絕對水洩不通的印象。但重型坦克和火炮肯定通不過。“我談的是給戰爭機器關上了大門……”他說。
我回到橢圓形辦公室向總統報告說，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覺得此建議沒有問題，但是施瓦茨科普夫想與他的指揮官們合計一下。房間中無人不同意停戰的初步決定。吉姆·貝克擔心無意義的殺戮對世界輿論的影響。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認為，超出必要性的戰鬥將使迄今為止一次輝煌傑出的軍事行動給人留下壞印象。切尼說，要緊的是實現聯盟的目標，而不是摧毀了多少輛坦克。不過，在切尼和我從國會山回來後，我們將再次開會進行最後一次討論。
在前往國會出前，我給副主席戴夫·傑裡邁亞打去電話，並且要他向各位參謀長通報總統結束戰爭的初步決定。戴夫後來給我打電話說，所有參謀長都同意。
切尼和我於下午3時向參議院、4時30分向眾議院通報情況。兩院的議員們在各自聽證室坐得滿滿的。我們給這些議員們講的基本上是給總統看過的那些圖表。但是對今天可能結束戰爭的事隻字未提。
下午5時30分，我們趕回白宮，並在橢圓形辦公室附近的小辦公室中與總統碰頭。我記下了總統最後定下決心停止敵對行動的時間：5點57分。這個決心本應由總司令定下，現在他已定下決心。總統決策班子的每個成員都同意。施瓦茨科普夫和我都贊成。而且我毫不懷疑，如果諾姆或我對現在停止戰爭存有絲毫保留，總統會給我們全部所需的時間。
我們轉移到橢圓形辦公室，討論當天晚上布什總統將向美國人民宣佈的時機和內容。總統還開始給他的多國聯盟夥伴打電話。我們本來考慮讓總統於晚上9點鐘上電視，宣佈利雅得時間2月28日凌晨5時0分“中止敵對行動”。“中止”一詞經過反覆推敲，這表明不是與伊拉克人談判達成的停火協定，而是我們自己主動採取的停戰。我說，我想給諾姆留數小時白天時間，以便他能檢查戰場並清理任何未了結的零星事項，這一下可激起了約翰·蘇努努的靈感。他說：“為什麼不使停火在我國時間午夜生效？這樣將使地面作戰成為‘百時戰爭’。”總統表示同意，因此我於下午6時過後不久再次與施瓦茨科普夫接通電話。我告訴他總統將於我國時間9時發表講話，宣佈將於利雅得時間翌日早上8時0分停火。這樣一來，就比他在上午與我交談時要求的時間多了整整一天。
先是總統，然後是切尼都在電話上向中央總部司令表示祝賀，總統說：“諾姆，幹得漂亮極了！”
施瓦茨科普夫不久打回電話，說話中帶著小心謹慎的口氣。他對我說，大門仍微開著，部分共和國衛隊和T—72坦克可能溜掉。我要他繼續打，而且我將再給他打電話。我把諾姆的報告告訴了總統和其他人。雖然我們大家都有點感到突然，但誰都沒有認為我們聽到的情況會改變既定方針。伊軍的脊樑骨已被打斷，殘部正在向北逃竄。沒有必要打一場殲滅戰，使雙方更多的戰鬥人員去送命。顯而易見，總統更希望看到徹底投降，即採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方式。而且我們知道，除非碰巧被一枚炸彈擊中，否則薩達姆可能在戰後存活下來。我們還預計到，有人將會批評我們不把戰爭繼續下去。不過，我們的任務很明確，它已經完成了。總統重申了他結束戰爭的決定。我然後又給施瓦茨科普夫掛電話，並轉告他，白宮知道將有部分伊軍漏網，但這種情況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9時02分，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講話：“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軍隊被打敗了。我們的軍事目標實現了。我很高興地宣佈，東部標準時間今晚午夜，在地面軍事行動開始以來整整100小時和‘沙漠風暴’行動開始以來6周的時刻，全體美軍部隊和多國部隊將中止進攻性戰鬥行動。”
講話結束後，布什總統和夫人邀請全體成員上樓到他們寓所內進行非正式慶祝。招待員傳送著飲料，我飲著我常喝的蘭姆酒和可口可樂。這是一種欣慰多於慶祝的氣氛。我們未給喬治·布什造就另一個“歐戰勝利日”。但他仍說：“我很滿意。沒有比這更好的結果。”他認為我們做了應做的事，而且我們勝利了。未過一小時，我回到邁爾堡6號寓所。我想告訴阿爾瑪，我們剛打贏了一場戰爭，但她已經進入夢鄉了。
時光流逝了130多年，歷史學家們仍在辯論喬治·米德將軍的決定——不讓北方聯邦軍在葛底斯堡取得勝利後追擊羅伯特·李將軍的部隊是否正確。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到現在已半個世紀，學者們仍對艾森豪威爾將軍不把蘇軍趕回柏林的決定有不同看法。而且我預計，從現在起的數年內，歷史學家們仍將問我們為什麼不打更長的時間並殲滅更多的伊軍。批評家們會論證說，我們應當擴大我們的戰爭目標，包括攻佔巴格達和把薩達姆趕下台，就如我們在巴拿馬對諾列加和巴拿馬國防軍所做的那樣。批評的人中甚至包括克勞海軍上將，他曾在國會作證時主張繼續制裁，反對戰爭；但是他在回憶錄中卻說我們應當把仗打下去，並擴大任務範圍，抓住薩達姆·侯賽因。
於事無補的是，在戰爭結束後一個月，施瓦茨科普夫在公共廣播公司的節目《與戴維·弗羅斯特交談》上露面。關於結束戰爭的決定，諾姆先是說：“我向鮑威爾將軍報告情況。他和我進行討論，我們是否算實現了我們的軍事目標即作戰目標。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過了一會兒諾姆又說：“坦率地說，如你所知，我的建議是繼續進軍。我的意思是，我已將他們打得潰不成軍，我們本可以繼續打下去，給他們造成巨大的破壞。”
第二天早上，我的白宮直通電話鈴聲響個不停，迫使我坐下來細聽。喬治·布什表示很傷心，當然也有些氣憤。諾姆是什麼意思？停止戰爭前大家同他商量過。如果他當時要求給予更多的時間，戰爭將不會在那時結束。總統說：“我還親自同諾姆談過。”
我和總統一樣感到失望。實際上，施瓦茨科普夫對戴維·弗羅斯特所說的話簡直把我氣瘋了。我給在利雅得的諾姆打電話說：“你這樣說是不對的，你是說總統犯了錯誤。好像你給他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建議而他沒有理睬。”
“這絲毫不是我的意思。”諾姆回答說。
我說：“可是它給人造成了這種印象，現在傳播媒體正在猛烈抨擊總統。”
諾姆·施瓦茨科普夫不愧是個民族英雄。但是他關於戰爭結束得太早的批評反而削弱了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很難過。總統始終是個忠實的人，他獲悉諾姆感到受了傷害後，再次給他打去電話，要他不要憂慮。誠然，我感到需要把事情說個明白。施瓦茨科普夫參與了停戰決策，他現在好像在與之拉開距離。我在與諾姆核對後發表了一則公開聲明，內容如下：“施瓦茨科普夫和我兩人都支持在1991年2月27日午夜12時（東部標準時間）結束‘沙漠風暴’作戰行動，一如總統的全體顧問所做……沒有相反的建議。沒有不同的意見。
沒有進行辯論。”
諾姆開始從他對弗羅斯特所說的話往後退卻，在他的《並非英雄》一書中，他解釋了他的想法：
我本能的反應是迅速停火將拯救生命。如果我們過了星期四繼續進攻，我軍部隊將有更多的人被打死，也許不會很多，但總會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使命：我不久前剛對美國人民說，伊軍所剩的兵力已不足以構成地區性軍事威脅……我們將那個小子狠揍了一頓，任何人都毫不懷疑，我們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且傷亡人數極少。為什麼不結束它？為什麼明天再讓有的人被打死？於是我定下了停火決心。
施瓦茨科普夫絕對正確。但是，對於半途而廢、功虧一簣的指責仍難制止住。而事實真相是，伊拉克依靠一支50多萬兵力的軍隊發動戰爭，其中大約一半投入到科威特戰場，他們在這裡傷了元氣。在海灣打了這一仗後4年，伊軍規模仍只達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在伊拉克軍隊中，我敢肯定仍流傳著各種可怕的故事，講述“沙漠風暴”期間空中和陸上的打擊多麼厲害。伊軍的殘餘部隊已不再是一支具有血戰到底意志的力量。
1994年10月，薩達姆·侯賽因向科威特邊境派遣2萬
共和國衛隊的兵力，在設法爭取放寬聯合國制裁的同時試圖裝出強硬的架勢。很快，主張採用簡單辦法解決問題的那些人叫喊起來：如果在海灣戰爭期間把薩達姆幹掉了，他現在就不會惹事生非了。10月23日，《紐約時報》在頭版登載了一篇從一本關於海灣戰爭的書中摘錄的長文，該書由該報記者之一與另一個人合著。摘錄的標題是：伊拉克劫裡逃生，再次威脅科威特。在該摘錄中，作者們指出：“伊軍的許多精銳部隊即共和國衛隊未被殲滅……”這正是薩達姆仍然能夠運用其威脅性軍事力量的原因。
有人認為，薩達姆在“沙漠風暴”末期進行了某種敦刻爾克式的撤退，這種看法過於膚淺。其實，當時我本想截住伊軍並將之全殲。然而真實情況是，從科威特逃出的坦克和其和國衛隊的部隊比我們預計的多。不錯，我們可以再用一兩天時間就能封鎖出逃路線，而且在封鎖後我們可以打死、打傷或俘虜被圍的共和國衛隊的所有士兵。但這不會使薩達姆的未來行徑發生絲毫變化。伊拉克擁有2000萬人口，它始終能夠對只擁有75萬人口的彈丸鄰國——科威特構成威脅。不管有沒有薩達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國衛隊，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賴於該地區的盟國和美國的安排，這是戰略現實。另一個現實是，1991年，我們在戰場上痛擊了伊軍，而且在實現聯合國目標的同時，使伊軍遭到殲滅性打擊，並且使它喪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們在將薩達姆的部隊逼得四處逃竄之時為什麼不向巴格達推進呢？或者換種方式說，我們為什麼不擺動球門柱呢？人們往往會忘記的是，雖然美國走在頭裡，但我們率領的是一個國際聯盟，執行的是聯合國明確規定的任務。這一任務完成了。總統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隊送回國內，這本來將成為引人注目之舉，但由於後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國人民保證，“沙漠風暴”行動不會成為波斯灣的越南戰爭，他實現了他的諾言。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看，聯盟，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從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戰前，我收到了美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查爾斯·弗里曼發來的一份電報的副本。“由於種種原因，”弗里曼說，“我們不能謀求伊拉克無條件投降並由我們佔領它。摧毀伊拉克或將它削弱到伊朗和（或）敘利亞不受它制約的程度不符合我國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話多明智啊。將伊拉克分裂為各自為政的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族政治實體，將無助於我們希望在中東地區建立的穩定。避免這種分裂結局的惟一途徑是主要由美國征服和佔領一個2000萬人口的遙遠的國家。我不認為這是美國人民會支持的做法。
當然，我們很希望看到薩達姆因給伊拉克帶來慘重的人員傷亡和巨大的破壞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而且，總統把薩達姆說成是魔鬼的化身，也無助於公眾理解為什麼允許他留在台上。不過，這也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薩達姆倒台，他必須由一個在某種沙漠民主國家中的傑斐遜的追隨者所取代，在這個國家中，人民在拜讀古蘭經的同時還閱讀《聯邦主義文件》。最後我們很有可能面對的是一個叫別的名字的薩達姆。我在全國各地旅行時，一些人的父母親常常前來對我說：“將軍，我們希望你知道我們的兒子（或女兒）曾參加過海灣戰爭。”在我聽後總是有點擔心地問道：“我希望他們一切順利。”他們通常回答說，是的，並對他們家裡的軍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謝。在海灣戰爭中，共有147名美國人獻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從軍事統計的數字看損失不大，但對出事的每個家庭來說卻是一場悲劇。我會見過其中一些家庭，他們的不幸令人傷心。更令人傷心的是，本軍的火力造成大量傷亡，使這種悲劇悲上加悲。我感到寬慰的是，我無須對更多的父母親說這樣的話：“我很抱歉你的兒子或女兒在圍攻巴格達的戰鬥中犧牲了。”我堅守自己的崗位，支持總統關於何時和怎樣結束戰爭的決定。我為此而感到一種當之無愧的驕傲。
“沙漠風暴”不僅實現了它的政治目標，而且它開始扭轉中東長期敵對的氣氛。約旦國王侯賽因和巴解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是在海灣戰爭期間對伊拉克立場表示支持的惟一兩個主要的阿拉伯領導人，倆人的地位都因他們的立場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後，他們試圖與以色列和他們的其他鄰國達成和解。“沙漠風暴”後舉行的馬德里中東和會，開始了這樣一個進程，它導致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於1993年9月達成了歷史性的協議，並且導致侯賽因與以色列於1994年10月締結了和約。美國今天享有“沙漠風暴”前得不到的進入該地區的權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質也在衝突結束後獲釋。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處境孤立，並繼續處在聯合國檢查人員的監督之下。這樣的底線不算壞吧！
我對當代世界數一數二的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對“沙漠風暴”的評論感到滿意。基根寫道：“不管說了哪些趕時髦的話，海灣戰爭確實是一次周密規劃和打得很漂亮的軍事勝利。”它實現了軍事行動的最高目的：“為了維護秩序而戰。”
報道戰事的許多記者和他們在國內的媒體老闆都抱怨說，軍方對他們控制過嚴。他們不能到新聞消息源組織採訪新聞。沒有軍事護衛人員，他們不能到戰場實地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傳奇記者厄尼·派爾曾經從歐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灘頭堡發送消息，批評我們的人拿他作為例子當面指責我們。然而，新聞媒體對“沙漠風暴”的報道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記者中，高峰時共有1400人群集到戰場採訪。不妨將這一數字與過去的數字比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諾曼底進攻日開始時同首批攻擊部隊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記者，越南戰爭高峰時在越南採訪的記者不及這次“沙漠風暴”期間在戰地採訪的記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保密起見，厄尼·派爾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極嚴格的新聞檢查。而在海灣戰爭中，新聞報道僅軍方檢查有無洩密情況。在由新聞消息源組織記者呈報的1350篇書面報道中只對一篇報導作了修改以保護情報來源。在“沙漠風暴”中，我們一方面要保守軍事機密，另一方面還要接待有史以來陣容最龐大的戰地採訪記者。
不論是好是壞，瞬時圖像通信使我們時代的新聞報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採用坐噴氣式飛機旅行、衛星傳輸和小型攝像機，可以像有線新聞電視網那樣進行晝夜24小時的實況報道，而且消除了記者與讀者之間舊式的印刷媒體編輯手續。
電視的直觀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氣凌人的記者的日子更難過。過去，記者們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問一些強硬的問題，以便弄到報道的素材。他們用什麼手段和方法無關緊要，因為誰也看不見記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經過編輯整理、加了鮮明標題的新聞報道。但是現在，公眾能收看到記者的採訪活動，看到他們大聲喊叫或有時提出一些無理的問題時，即使最優秀的記者有時也會給人以壞小子的印象。
當切尼、諾姆和我上電視時，我們已知道箇中奧秘：我們講話的聽眾不僅是聚集在面前的記者，還有其他四類人——美國人民、外國人、敵人和我軍部隊的官兵。例如，我決不會為取悅國內聽眾而講些激怒伊拉克的話，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勢開始前夕，我收看《週六夜生活》節目時，就知道我們已經取得了輿論對“沙漠風暴”行動的支持。在這一節目中，一位陸軍公共關係軍官“皮爾遜中校”穿著沙漠迷彩服出現在記者招待會上。像往常那樣，許多人舉手大聲向他提問：“上校，你說我軍在哪個地方最容易遭到攻擊？”“我們打算兩棲進攻科威特嗎？如果進攻，將在什麼地方？”“我們打算哪天開始地面進攻？”對觀看過在新聞發佈會上實際提問場面的任何人來說，都感到在這歡鬧之中有一種真實之感。這一次，是報紙記者而不是《比特爾·貝利》連環漫畫中某個不稱職的哈夫特拉克將軍成了諷刺的印象。
在海灣戰爭期間，我們對軍方發言人都進行了試聽。在這24小時電視報道的世界上，我們已不能隨便安排個人面對攝像機的鏡頭，不管他消息多麼靈通。我們看中了聯合參謀部作戰主任湯姆·凱利中將，讓他擔任五角大樓的新聞發佈官，因為凱利不僅知識淵博，而且看起來像情景喜劇《歡呼》中的諾姆，是人們可以與之交心和信得過的好人。凱利的新聞發佈工作的夥伴邁克·麥康納爾海軍少將是位絕妙的陪襯角色，他總是使凱利身邊的賢人具有學究式的權威性。諾姆·施瓦茨科普夫與我相距8000英里之遙，倆人觀看了海軍陸戰隊准將理查德·B·尼爾在利雅得首次向記者通報情況。他是我們試聽過的第三個人。記者們對尼爾有點不大客氣，但是尼爾表現出了無所畏懼的誠實。在尼爾首次露面後，我給諾姆去電話說：“我想你給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當然，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戰鬥。但在這種新的媒體環境下，我們得向昔日的克勞塞維茨學點東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們所做的事情。戰後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我們沒有徒勞。這些調查表明，參加民意測驗的美國人中，百分之八十認為海灣戰爭的新聞報道達到良好或優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凱旋歸國前，就想同我討論他的前途問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這一令人嚮往和受人尊敬的職務已經給了傑克·高爾文將軍。我說：“你也許能在某個時候當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但我還未到讓位的時候。當然，沃諾快退休了。這將騰出陸軍參謀長的位置。”諾姆回答說他也許感興趣。我說：“當然，不過我得告訴你我的真實想法，現在是你激流勇退的最好時間。你在國外時間不短了。你猜不到在你回國時將會遇到什麼情況。你現在是全國上下崇拜的偶像。人們都在為你發瘋，對你欽佩得五體投地。”我知道，五角大樓中現在沒有一個職位大得足以容得下像他這種名聲和地位顯赫的人。我說：“你在軍隊中已幹了35年。現在外邊有各式各樣的單位都想請你去，是離開軍隊的時候了。”
過了沒多久，施瓦茨科普夫同其他朋友交談以後，回電話給我說：“我打算退休，我瞭解你們這幫傢伙今後幾年準備幹些什麼。你們將裁減軍隊，把軍隊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沒有幹這種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該死的政客們打交道，也受不了你們面對的那些汙七八糟的事情。”
我告訴他，我們希望把軍隊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亂。不過，他做出了正確的決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舉，在戰場上獨斷專行的環境下，碰到這種情況時，他可以把它頂回去。但是到了華盛頓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陣子，戰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達給予更多的承認。薩達姆作出反應，派兵鎮壓起義。在北方，庫爾德人試圖擺脫伊拉克的統治。兩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說，即使它們獲得成功，這也不是我國政策的目標。不過，布什總統慷慨陳詞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薩達姆，可能對叛亂分子起了鼓動作用。但是，我國的實際意圖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夠的實力，繼續對伊朗構成威脅，因為後者仍對美國抱著勢不兩立的敵視態度。
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無視反叛的庫爾德人日益惡化的困境。薩達姆殺了個回馬槍，將50多萬庫爾德人逐出家園，驅趕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長的山區。由於缺乏食物、住所和醫療條件，他們在這裡開始死去，死亡的人數每天達600人之多。布什總統指示我們開展名為“給予安慰”的救濟行動，由當時已晉升中將的約翰·M·沙利卡什維利領導。然而在這種荒無人煙的山區環境中，庫爾德人無法長期存活下去。他們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園。把他們送回去並保護他們不受薩達姆的報復是一項艱鉅任務。
傑克·高爾文作為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從比利時的蒙斯發號施令，他對在該地區的美軍實施遙控。有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在華盛頓，傑克在比利時，倆人各在面前攤開一張地圖，在上面畫出一個“安全區”，即圍著伊拉克庫爾德人城市的一個地區，不準薩達姆的部隊進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紀20年代的一名英國外交官，在一家紳士俱樂部的桌布上勾畫出像約旦和伊拉克那樣的國家。我稱擔任泛歐角色的傑克·高爾文為“查理曼大帝”，並且告訴他，他現在成了名副其實的王國締造者。在劃出安全區以後，我們命令伊拉克軍隊撤出該地區。他們拒不從命。我們炫耀武力，他們就撤走了。在7個星期之內，“給予安慰”行動將近50萬庫爾德人送回了家園。我看著沙利卡什維利高度熟練地處理這種政治和軍事混亂局面，再次斷定：他是一名堪當大任的軍人。
部隊回國時，全國一片歡騰。我參加了芝加哥和華盛頓的祝捷遊行。在紐約百老匯大街遊行時，人們向我們拋投紙帶以示歡迎。阿爾瑪和我乘坐一輛白色的1959年“別克”牌敞篷汽車。在我們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們後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倫達。我們的保安人員要求男人穿著裝甲防彈背心。我說：“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夠豐滿的了。”諾姆同意，而切尼也依從我們的軍事判斷力。處於活動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動，這種場面我只在歷史書裡和歡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爾或麥克阿瑟凱旋的新聞片中見過。諾姆是新澤西州人，我是紐約人，五彩繽紛的紙帶和紙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們的汽車上，氣球隨風飄蕩，成千上萬的人向我們熱情地歡呼。我們是兩個功成名就的家鄉人。在祝捷隊伍中游行的海陸空軍將領還有：約翰·約索克、沃爾特·布默、查克·霍納、斯坦·阿瑟。我們大家只是真正英雄們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軍、第七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是飛行員、水兵和海岸警衛隊隊員，他們讓美國人民重新感到自豪。遊行隊伍中還有我們盟國的代表，有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老戰士，他們終於得到了早該得到的承認。
各軍種參謀長坐在看台上，他們的貢獻大都未受到歌頌，但是他們極其出色地準備好了他們的部隊，並且向切尼和布什總統獻計獻策。全國人民感謝卡爾·沃諾上將、弗蘭克·凱爾索海軍上將、託尼·麥克皮克上將和阿爾·格雷上將，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戴夫·傑裡邁亞海軍上將和海岸警衛隊司令比爾·基姆海軍上將。“沙漠風暴”行動是協同配合的傑作，它涉及我國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華盛頓的鮮為人知的國防機構，它們提供了後勤支援、情報、通信、地圖及所有其他許多不上光榮榜的勝利因素。
我們全體軍人得到了國務院、國防部和白宮的文職領導人的堅定支持。對錶揚最受之無愧的當數布什總統。他實現了他的諾言：“不能按兵不動。”而且他領導一個世界聯盟取得了勝利。
慶祝活動的規格無疑超過了成就。我們不是打贏了另一次世界大戰。然而，在朝鮮的僵局和東南亞的長期苦難後，國家渴望勝利。我們為了一項崇高的事業以很小的傷亡為美國贏得了輝煌的勝利，美國人民再次愛上了他們的武裝部隊。我曾想過，如果我們這次得到了太多的頌揚，那麼多出來的那部分可算是彌補前幾次戰爭中我軍部隊打完仗歸國時受到的冷遇。
這年春季，我應邀在揚基體育場為揚基隊和芝加哥白短襪隊的季度首場比賽投第一個球。作為一個大學運動員，我的衝擊力不強，但我發誓我的投球卻很棒。後來，我沿著東河大道下行，凝視著河對岸巨大的百事可樂廣告牌。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時代，在百事可樂公司的裝瓶廠拖地板。翌日，我在沃爾多夫—阿斯特里亞飯店向建設更美好紐約聯合會的早餐會發表講話。我說：“在我年輕時，我是國際工人兄弟會第812分會會員。這裡有812地方分會的人嗎？”我猜想他們未料到這一點，飯桌旁的工人兄弟會會員發出一陣歡呼。
此行最令人感動的部分是我回到香蕉凱利大街。在這社區開始變為盜賊猖獗的貧民區時，我父母離開了這裡。現在它正在復甦。我們在凱利大街952號的老房子後來無人居住並被火燒壞了，最後被推倒了，在原房址上現在建起了新的花園公寓。我看到孩子們在凱利大街公園裡踢球和跳繩，而幾年前這裡還是一個垃圾場。
後來，我走過兩個街口，跨上莫里斯中學磨平了的石階。木地板仍然嘎嘎作響，開啟和關閉高高窗戶的杆子仍掛在我記得的老地方。我即將在那裡發表講話的體育館散發著熟悉的汗味和消毒劑的氣味。我看到體育館內坐滿了人，大都是西班牙裔美國人和黑人。我回想起來37年前這裡的情景，就對他們說：“我記得這個地方，我記得達不到預定目標的那種感受。但是你們現在能夠達到了。在我上大學時，機會很有限。但現在機會有的是。你們能夠幹任何想幹的事，但是光想幹還不夠，光夢想還不夠。你們必須全力以赴地為之學習，為之工作和為之奮鬥。”我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全國現役軍人現在都是高中畢業生，他們的畢業文憑證明一件事：他們具有堅持到底的動力和紀律。我向他們呼籲：“不要半途而廢。選擇一個行為榜樣，而且要不帶框框地選擇一個黑人或者白人，一名將軍或者教師，或者是將你送到這個世上的雙親。”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否打動了某個年輕人。但是我決心在離開莫里斯中學時給這些小夥子留下一個忠告：不要走可能受害的捷徑。要敢於選擇工作和獻身的更為艱難的道路，要敢於選一條通向某個目的地的道路。
我敦促年輕人可以選擇任何種族的人作他們的行為榜樣，因為我擔心，黑人自豪的令人欽佩的楷模會被誇大到造成孤立的極端地步。我舉雙手贊成向非洲裔美國人灌輸自豪感和傳統意識，特別是在年輕人中。我將當“野牛勇士”作為我的事業，以便黑人能夠回憶在他們歷史的另一篇章中自豪的過去。我希望年輕的黑人學習黑人作家、詩人、音樂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以及學習非洲的文化和歷史。與此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美國的黑人孩子不去非洲某個地方闖蕩江湖，他們將不得不在美國的天地裡成就一番事業。在繼承黑人遺產的同時，他們還應當瞭解我國民主的希臘淵源，我國司法制度的英國淵源以及所有種族和膚色的美國人對美國民族這幅豐富多彩的圖畫的貢獻。我對年輕的非洲裔美國人的忠告是，學會在你現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在你300年前可能出生的地方生活。文化差距太大，流逝的時間過長，因此非洲已不能向非洲裔美國人的心靈提供惟一的養分。推論同樣正確，年輕的白人將不會生活在全是白人的世界上。必須教會他們理解少數民族爭取與生俱來的權利的鬥爭。
在白人佔多數的大學校園中，在我們的內地城市中，在社會相互影響的幾乎每一個領域，我們看到正在出現不健康的重新隔離的現象，有時候是自己實施的，有時候是經濟條件造成的。在幻想破滅的黑人自行離去時，他們撤回對美國的承諾。他們然後也允許白人離去，並且說：“如果這是他們希望的情況，就這樣算了。”即使具有正當的理由，出於好意重新劃分選區以增加黑人在國會中議員人數的做法也會使非白人議員擺脫掉照顧黑人選民問題的責任。黑人議程已交給國會的提倡黑人民權小組。非洲裔美國人擔心，存在著再次坐到公共汽車後座上的危險，他們的擔心是不無根據的。我國是一個機會和嚴重社會弊病並存的國家；而且我們大家都相處在其中。種族的重新隔離只能導致社會解體。重溫馬丁·路德·金的舊夢要好得多：建立一個白人和黑人在兄弟之桌的旁邊並肩而坐的國家。
我生活和崛起在一個白人佔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和白人占主導地位的專業中，但所依靠的不是否認我的種族，不是把它視為阻止我的鎖鏈或需要逾越的障礙。別人可能利用我的種族反對我，但我決不用它來跟自己過不去。我的黑色是自豪、力量和鼓舞的源泉，就如我是一個美國人一樣。我開始立業時就相信這樣一個美國，在這裡，只要機會均等，任何人都能通過苦幹和信仰獲得成功。我仍然相信這個美國。
5月2日早上，我去廚房喝咖啡，順便瀏覽了一下桌上的《華盛頓郵報》。
我居然上了頭版。鮑勃·伍德沃德的書《統帥們》幾天後將出版發行，《郵報》登載了一則關於該書的報道。這篇文章是本書日後一連串宣傳造勢活動的頭一炮。5月5日，《郵報》的《書籍世界》將《統帥們》作為其主要的書評對象。5月13日，《郵報》所擁有的《新聞週刊》雜誌刊出來的封面報道有我的照片，通欄大字標題是《違心的戰爭鼓吹者：通往戰爭道路上的疑慮和分歧》。《郵報》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談五角大樓和白宮生活軼事中的主角。我對他描寫我的總體情況沒有異議。但是傳播媒體排炮式攻擊的重點在該書的幾頁上，這幾頁暗示我在海灣戰爭問題上私下裡反對總統，這是一種宣傳策略，旨在通過引發爭議而使伍德沃德的書成為暢銷書。違心的戰爭鼓吹者這一主題使得本來反對戰爭的國會議員和其他反對派可以說：
“看，鮑威爾真的在我們這邊。”
在我受到傳播媒體和華盛頓小道消息的攻擊時，除了幾個摯友的電話外，我的電話機出奇地寂靜無聲。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對我一聲不吭。我忽而尋思，看到我受人教訓，切尼也許很高興。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說：迪克就是這樣一種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脫身吧。
在這一報道刊出的當天上午，白宮接線員在電話中說，總統要和我通話，我心神不定地等著。總統來電話說：“科林，別理這種無稽之談。不用煩惱，犯不著跟他們生氣。”
“謝謝，總統先生。”我說。
“巴巴拉向你問好。再見。”電話掛斷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討論關於農業政策問題的會議上還是其他場合，都有記者追著總統詢問關於我的問題的更多情況，問的都是伍德沃德的書中寫的。總統說：“誰也別想在鮑威爾和我之間製造矛盾，我不管他們出了什麼書，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來源，我也不在乎他們沒有耳聞目睹，就道聽途說……”
我決不會忘記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時，美國總統的這一片赤誠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說：“你將被繼續任命為主席。”我有點莫名其妙，因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還差4個多月呢。我對迪克表示了感謝。他說：“這是總統的主意，他想早點重新委任你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他用不著揹我的包袱，”我說，“他還有許多時間，可以好好考慮這件事。”
切尼說：“你不瞭解，關於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測，總統想借此消除這樣的議論。”
“他想什麼時候宣佈？”我問。
“明天。”
第二天，我來到玫瑰園，喬治·布什指著我對記者和前來的官員們說：“我現在採取這一步驟是為了表明我對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對他的極大尊重。”
總統說完後，我接著發表了簡短講話。美國廣播公司的布賴特·休姆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將軍，最近關於海灣戰爭的報道提到你至少對使用武力的選擇方案……存有一些嚴重的憂慮，請你就此談談看法好嗎？”
我剛要開始回答，總統機敏地把我推到一邊說：“我只想鄭重其事地指出，他說了他的想法；他是公開說出來的。”他回憶起那一天，當時我提出了要薩達姆接受戈爾巴喬夫和平建議的截止日期，於是說：“我認為，當時所有的選擇方案都想盡了……在沙漠中劃一條底線的功勞應當歸於科林·鮑威爾，而不是別人。”總統指向白宮的第二層說：“就在那間辦公室內。”這方面的提問就此終止，關於《統帥們》一書的爭論也暫時沉寂了下來。喬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時把我扶了起來，撣掉我身上的灰塵，並護著我。他就是這樣一種人。
對我來說，戰爭在2月28日並未結束，我們仍面臨著撤回國的一系列的後勤問題，要把數十萬軍隊和大批的裝備運回國內，這與運來時一樣不容易，我們還得落實“給予安慰”行動，而且還要等爭議平息下來。6月初，阿爾瑪和我最終設法躲到馬里蘭州的東海岸，在我們的密友格蘭特·格林和金格單·格林夫婦的家中度幾天假。我發現格林在小溪旁的兩棵樹之間架起了一張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徹骨的疲勞在近一年中終於第一次開始迸發出來。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戰爭終於結束了。
7月22日，我飛往蘇聯，與我的蘇聯對手米哈伊爾·莫伊謝耶夫舉行另一輪建立信任會晤。阿爾瑪與我同行。當我們與莫伊謝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時，好像是一個好家庭重新團聚一樣。歇腳不久，我就被拉去觀看紅軍表演性的演習。傘兵的跳傘動作設計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們讓我參觀食堂，嚮導力圖讓我相信，蘇軍的軍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們還讓我參觀戰鬥機、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槍，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來。蘇聯國防部長季米特里·亞佐夫送我一件禮物——手槍。如果我把蘇聯人這幾年送我的蘇制武器都佩帶在身上，絕對像全國步槍射擊運動協會宣傳畫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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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國烹飪大師，有“廚師之王和王者之廚”之稱。——譯者注。
海軍節那天，我們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港觀看閃閃發亮的各類艦艇進行模擬海上戰鬥。這次演習同我們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樣，都有薄薄一層氣度非凡的虛假外表。在外表的後面，破敗的景象一目瞭然。我被允許參觀精銳的傘兵部隊，但是我要看看從東歐撤回的蘇軍的生活情況的請求卻被拒絕了。食堂裡張貼著花哨的照片，共有7組搭配均衡的食品，它們與從公用大桶中盛給紅軍兵士的大鍋菜極不相稱。在為我們表演的閃閃發光的戰艦後面，我們看到了碼頭上到處都是鏽跡斑斑的艦船。與我同行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傑裡·約翰遜海軍上將以專家的眼光審視符拉迪沃斯託克港後說：“這是一支該退役的艦隊。”我此行中遇到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已不再是出席早幾次首腦會議的極有自信心的人了。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國家中，他所經受的連續不斷的打擊好像已把他打翻在地了。
在這次旅行中，我試圖會見普通的俄國人並同他們交談，但莫伊謝耶夫不斷把我引向裝甲運兵車。我們於星期五飛到符拉迪沃斯託克，在我們驅車進城的過程中，我發現大批人向相反的方向行進。然後，到了星期日夜裡，當我們乘車回機場時，情況正好相反。我向司機打聽。“人們分到了自留地，可能有500至600平方米，”他說，“所以一到週末，他們就去鄉間照料菜地。他們在國營商店中買不到像樣的東西。菜園子給他們增加一點吃的，可能還有點收入。他們像螞蟻一樣工作。你應當看看他們生產的東西。”個人小塊自留地生產的東西按相應的比例計算要比集體農莊生產得多。
7月28日，我們準備從符拉迪沃斯託克飛回國內，當時在將遠東軍區的一件禮品裝進我們的707飛機時遇到了麻煩。他們送給我一個碩大的麋鹿頭，留著角，安裝在一個沉重的木質底座上。裝箱後，麋鹿頭需要4個壯實的俄國兵才能搬上飛機。
莫伊謝耶夫和加拉前來送行，我們4人的周圍佈滿了一層被閃光燈吸引而來的西伯利亞蚊子。我緊緊擁抱莫伊謝耶夫說：“米沙，保重自己。”我這是一片真情。我對這個誠實的軍人產生了好感，而且我為他擔心。我看到一個棲息在一座行將倒塌的建築物上的人。他眼中瞬息即逝的傷心神色告訴我他理解我。我們大家擁抱告別後，阿爾瑪和我登上歸途的飛機。
至於麋鹿的頭，當我們在邁爾堡6號住宅內展示時，把我的兩歲孫子嚇得半死。我最後設法將此野獸的頭轉移到離它出生之地稍近的地方，至少是象徵性地靠近些。我把它送給了我的朋友特德·斯蒂文斯——阿拉斯加州的資深參議員，懸掛在他的辦公室內。
8月19日午夜過後20分鐘左右，我剛睡著，就接到全國軍事指揮中心值班軍官打來的電話。有人正發動政變想推翻戈爾巴喬夫政權。布什總統在緬因州肯納班克港的避暑地。副總統奎爾在亞利桑那州。切尼在加拿大釣魚。吉姆·貝克在懷俄明州釣魚。我“一個人在家”。我給切尼的副部長唐納德·阿特伍德打去電話，迅即把情況告訴他。我按了常按的按鈕，發現蘇聯常規武裝力量的警戒狀態沒有變化。蘇聯人有一個系統叫“加蓋夫”，使用一個公文包大小的裝置，一旦發生核危機，一小批領導人可以用來互相通信聯絡。我們能夠監測這個系統，並且瞭解到蘇聯的核態勢也無變化。
布什總統很快回到華盛頓，擺出一副等著瞧的姿態。那天我得去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按預約進行年度體格檢查和緊張程度測試。當時感到有點緊張吃力。政變後的那天，總統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然後把“八人幫”召集到寓所。
總統問我：“你對這件事怎麼看，科林？”
我說：“你注意到坦克怎麼開進莫斯科的嗎？它們走在道路的中間，沒有特定的前進方向。人們揮著手，把鮮花獻給坦克手們，同他們交談。”我指出，沒有坦克封鎖克里姆林宮或俄國議會，沒有部隊接管中央電話交換局，而這些都是政變期間的標準的操作程序。“所有這一切說明，總統先生，”我繼續說，“政變的密謀者不掌握軍隊。軍方不支持這次政變。”我還記得在電視上見到5位愁眉苦臉的政變領導人，他們很快就消失了。我覺得他們有點像吉米·佈雷斯林書中描述的情況：這是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我懷疑這些笨手笨腳的人能否打翻捕狗員①並接管狗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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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捕狗員，俚語，指美國政府部門中最低級的官員——譯者注。
沒過3天政變就垮台了，戈爾巴喬夫恢復了權力。未遂政變標誌著蘇聯共產主義的結束，標誌著戈爾巴喬夫末日的到來和鮑里斯·葉利欽的崛起。未遂政變策劃者之一季米特里·亞佐夫由我的朋友米哈伊爾·莫伊謝耶夫接替，任國防部長。我曾相識的列寧格勒的老戰士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在政變後不久自殺。莫伊謝耶夫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只呆了一天。他顯然沒有快速採取行動保衛政府，未能中葉利欽的意。於是莫伊謝耶夫很快也銷聲匿跡了。
他的失蹤令我不安。也許這是一個不同的俄羅斯；但我仍無把握說處理失勢者的老方法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我試圖通過在華盛頓的俄國人和前往莫斯科的人找到莫伊謝耶夫的下落。我一無所獲。4個月後，我終於接到莫伊謝耶夫的一封信，說他和加拉活著，身體健康。他後來成了高技術通信顧問，一個事業有成的資本家。據我最後一次聽到的消息，莫伊謝耶夫發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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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前，在我們一次出差海灣地區後回國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邊，重新提起了我喜愛的一個話題。我曾下令聯合參謀部就戰術核武器的用途進行研究。聯合參謀部的建議是放棄由火炮發射的小型核武器，因為它們容易引起麻煩，需要很多錢才能使它現代化，而且在當今常規武器精度很高的情況下用處不大。我將研究報告發給四軍種參謀長，因為它的結論影響諸軍種聯合軍事原則。卡爾·沃諾——我的老夥伴、老知己和擁護者——在許多問題上支持我，但卡爾還有更深的忠心。核武器事關炮兵的聲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種自我放棄一部分。卡爾這位美國陸軍的資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將其他軍兵種首腦聯合起來反對該建議。報告送到五角大樓負責政策事務的部門——里根時代強硬派的避難所——他們從保羅·沃爾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盤否決了它。不過，這是我在飛機上拿出來並交給切尼的建議，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別助理戴維·阿丁頓在上面寫滿了批評語句的文件。切尼發出哼聲，但他開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幾位參謀長合起來以4票對1票反對我，”我說，“所以否決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擔心，我明年再提，因為我在這一點上是對的。”
迪克看著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職顧問沒有一個支持你。”他說。
我取笑說：“那是因為他們都是像您一樣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並繼續看下去。我們回到華盛頓後，他拒絕了我的建議。
切尼在核問題上並不是死腦筋。恰恰相反，他表現出了令人欽佩的遠見。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後，他命令他的文職分析人員以新的眼光研究單一統一作戰計劃中的核目標。實際上，切尼提出了一個40年來沒有得到滿意回答的問題：多少數量才足夠？他的參謀人員發現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種新的核武器系統研製成功，制定單一統一作戰計劃的人員就另尋新的打擊目標，並且達到了無法自圓其說的程度。一旦發生戰爭，我們將把一枚彈頭對準一座蘇聯橋樑，而市政廳只隔幾個街區之遙。根據當時的計劃，單單烏克蘭首都基輔就有近40件武器對著它。在華沙條約解體和東歐各國成為民主國家後，五角大樓就取消針對東歐的目標問題發生了一場大辯論。切尼和他的文職分析人員徹底改變了長達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想法，並在合理的基礎上重新確定核打擊目標。現在，美國和俄羅斯已經達成協議，不再用核武器瞄準對方了。
海灣戰爭後數月，即9月5日，在國家安全班子的一次會議上，布什總統敦促我們就軍備控制問題提出更新的思想。到這時，海灣戰爭勝利之花已部分凋謝。我們又回到超級大國的角逐場所，在蘇聯發生未遂政變後，這裡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想看到在核裁軍問題上的一些新的主意，”總統說，“我不要高談闊論。我要實實在在的建議。”
不幾天，我們就制定了一份建議，它遠遠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發射的核武器的範圍。建議的範圍無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陸軍的“長矛”導彈。停飛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已經值班32年之久的轟炸機，並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潛艇上的戰略導彈外，從所有艦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僅保留單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大膽地關閉儘可能多的“民兵”導彈發射井。這一次對急劇變化的世界作出反應的四軍種參謀長署了名，保羅·沃爾福威茨和他的強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準備順著變化的風向而動。沒出三個星期，布什總統於9月27日向全世界宣佈了這些單方面裁減核武器的建議。
在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我國武裝部隊擁有2．3萬枚作戰核武器。在我們自己提出的倡議與裁減戰略武器會談條約之間，我們應在2003年前減少到8000枚彈頭，即減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雖然布什總統任命我擔任第二屆兩年任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我仍需要參議院的確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薩姆·納恩——他支持制裁並反對戰爭——設法確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確認。聽證會持續了兩天，在會上，納恩批評我與鮑勃·伍德沃德的討論，就如伍德沃德書中報道的那樣。我不否認同伍德沃德談過。政府中有許多人也同他談過。會談不是什麼秘密：切尼和我也經常談起這些會談。納恩還試圖證實，對於延長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樣的觀點。我提醒他，我們實行制裁幾近6個月，而它未能打動薩達姆·侯賽因（在隨後的4年中也沒有）。是否實行更長時間的制裁是一個政治決定。布什總統做出了該項決定。在決定發動戰爭時，我的任務是確保我們做好準備。而且我們做到了這一點。納恩將聽證會一直拖到9月30日，即我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向他指出，到午夜時，我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將是代理主席，因為從法律上講，我將讓出這個職務。於是，他迅即將我的重新任命付諸表決。我得到參議院的一致確認。
海灣戰爭後，《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休·賽迪寫道：“歷史上從未有過一位美國總統像喬治·布什這些天來那樣以非凡的氣度駕馭著這個風雲變幻的世界。歷史學家仍絞盡腦汁……搜索著可與之相比的事例。他們一無所獲。”即使現在，即7個月以後，對總統的支持率仍達到穩健可靠的百分之六十六。在我得到重新確認後，看來在喬治·布什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我還將擔任相當長時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