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換帥
“沙漠風暴”過後數月的一天，我的心情突然又拉回到昔日在越南稻田中的時光。1991年秋天，我再次見到武公孝上尉。他於1989年12月給我寫了封信，事隔27年，我第一次聽到武公孝的音信。武公孝在信中祝賀我榮升主席職務，並向我通報了這些年來他的生活狀況。他寫道：“在你榮任如此顯赫的職務之際，我卻處境艱難。”武公孝在共產黨再教育營地內呆了13年。美國駐曼谷大使館已批准他偕同妻子移居美國。但是他的已婚子女和孫輩共7人卻未獲批准，他請我幫忙。
我前去找足智多謀的裡奇·阿米蒂奇，他對華盛頓官場和越南事務很熟悉，有辦法安排武公孝家庭的其他成員前來美國。
大約一年半後，1991年10月，我應邀去明尼阿波利斯在一項名為“明尼蘇達會議”活動中發表講話。我走進舉行活動的飯店大廳時，有一個小個子站在那裡，身披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神色若有所失。我一眼就認出是武公孝。他等在那兒，靦腆地對我微笑。我們兩個人熱淚盈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他感謝我幫忙，並告訴我他已在明尼蘇達州為他的家庭找到一個美國保人的經過。我邀請武公孝參加我的演講會，並安排他坐在講台前面的一張桌子旁。我講話一開始就說：“我在這裡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個有近30年未見面的朋友。希望大家歡迎他，他是你們的新鄰居，一個新美國人，武公孝。”武公孝站起來感謝暴風雨般的掌聲，這種命運使他顯然有些迷惑不解，他在美國的心臟地帶有了一個新的家，一個離他故鄉如此遙遠又如此不同的家，但他終於獲得了自由。
在我被重新確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當日，海地歷史上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瓊—伯特蘭·阿里斯蒂德神父在執政後不到8個月被一個軍人集團推翻。隨著阿里斯蒂德的倒台，海地人登上任何能漂浮的東西爭先恐後地逃往美國。10月29日，布什總統禁止美國與海地的一切商業往來以懲罰軍事獨裁政權，這使得海地人出逃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美軍領受了一項不受歡迎的任務，負責將出逃的海地人滯留在被我們佔領的一塊古巴領土關塔那摩灣，讓移民歸化局在那裡鑑定，他們是否可以政治難民身份合法進入美國。
到12月，五角大樓被要求拿出使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權的軍事選擇方案。我對切尼的建議是慢慢來。我說：“我們可以動用一兩個海軍陸戰連在一個下午就拿下這塊地方，但是問題是如何脫身。”1915年美國曾出兵干涉海地，理由和我現在聽到的差不多，都是為了結束恐怖，恢復穩定，促進民主和保護美國利益。那次佔領持續了19年之久。切尼無需聽我的論點。我倆誰都瞭解海地人熱切盼望逃離如此貧窮和政治上如此受壓抑的國家的原因。但是這些情況並不能說明美國的入侵是正當的。
負責關塔那摩難民事務的大西洋總部司令巴德·伊德尼海軍上將想將這項工作命名為“安全港行動”，但是我反對。因為這個名字好像舉起一塊招牌，歡迎海地人前來。然後又把他們關在一個越來越像集中營的地方。我希望起一個聽起來中性的不會引起幻想的名字。我們決定採用海軍使用的關塔那摩的縮寫；於是將“安全港”改成了“關塔那摩行動”。
儘管如此，海地人繼續從海上出逃。
也是這年的12月，我接到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羅恩·德勒姆斯的一個電話。他想在五角大樓見我。德勒姆斯是黑人，他代表奧克蘭地區的一個白人中產階級居多的選區。他講起話來依據聽眾的不同一會兒像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自由派，一會兒又像他先前當過的海軍陸戰隊成員。在國會中我們常發生摩擦，但是在國會外關係相當融洽。不過，他以前從未要求單獨見我。
他來後，我們坐在一張小圓桌旁，在一對一見面時，我喜歡用這張桌子。“我一直在同高層人士——民主黨的資深成員交談，”德勒姆斯開始說，“而且你知道你是什麼身份？”
我等他說下去。
“你是我們最喜愛的夢中偶像……但同時又是我們最可怕的睡魔。”
我繼續聽他說。
“你是我們最喜愛的夢中偶像，”德勒姆斯繼續說，“如果我們能將你作為副總統列在候選人名單上。在這之後，我們就能萬無一失。可是你若加入共和黨，上了他們的候選人名單，那你就是最可怕的睡魔。那樣的話，提倡黑人民權小組的成員就不能離家外出了，德勒姆斯只得呆在家中了，你分裂黑人投票者，而且我們失去了一個禱告者。”
我說：“羅恩，你在花言巧語地騙我。”德勒姆斯又說了20分鐘。他的主題是，與像傑西·傑克遜那樣的領袖相比，我是一個“摘桃子的人，而不是栽桃樹的人”。德勒姆斯最後問道：“我希望你明白的是這樣一點，你打算成為我們夢中的偶像，還是成為我們的睡魔，抑或打算無所事事？”
我說：“承蒙過獎，但我不打算回答你的問題，因為我是個現役軍官。我不想說任何可能引起揣度的話。我的打算是穿著戎裝報效祖國直至退休。”
我們握手告別，他顯得頗為滿意。我猜想他獲得了他想帶回給他的黨的信息。鮑威爾將不與我們為伍，但也不跟他們走。
※ ※ ※
那年聖誕節這一天，發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蘇聯解體了。沒有戰鬥，沒有戰爭，沒有革命，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聚會在邊遠的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大筆一揮解散了世界上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就此消失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失去了工作。沒有什麼事情留給他管了。正如他1988年對喬治·舒爾茨和我說的，他將盡力而為，一直幹到有人出來取代他為止。我不認為戈爾巴喬夫曾經想到整個蘇聯帝國將會與他一起被人拋棄。他是個現實主義者，承認交給他的是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原本希望不更換馬克思主義的心臟就復活其軀體。然而他沒有做到這一點。幸運的是，他在台上的時候，恰好美國有這樣一位總統，願意靠美國的優勢地位拿和平去冒風險，這個人就是羅納德·里根。這兩個人攜手合作實行大膽的領導，開始結束冷戰。
我深信，現在讓國會接受“基本兵力”方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兩個超級大國將來不再互相顯示軍事力量之後，“基本兵力”方案將是適用於未來的現實軍事態勢。2月5日，切尼和我前往國會山參加另一次聽證會。這一次是向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作證，因為我們試圖讓國會通過該建議，而國會的主要成員認為我們的頭號敵人垮了，因而“基本兵力”方案裁減的幅度還不夠大。正當我們跨進聽證會會議室時，我的法律事務官保羅·凱利上校偷偷提醒我，要為眾議員巴尼·弗蘭克就一個不同主題的提問做好準備。
在聽證會的大部分時間裡，提問按預計的軌道前進——後備役和現役部隊搭配的比例合適嗎？我們能從歐洲撤回多少部隊？然後，會議主席准許眾議員弗蘭克發言。這位馬薩諸塞州的議員先轉向切尼說：“部長上次來這裡時說，禁止同性戀者到軍隊中服役的部分原因是出於安全考慮。”弗蘭克然後轉向我問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處理的是一種多數人反對一個群體的人的偏見嗎？而且這一偏見是告訴男女同性戀者，武裝部隊不想要他們的正當理由嗎？”就這樣，把這個一代人中最棘手的社會問題赤裸裸地推給了五角大樓。
我說：“我認為將這部分人吸收進目前的軍隊裡對良好的秩序和紀律是有害的，而且我認為……”
弗蘭克打斷我的話說：“如你所知，一段時間來，部長承認軍隊中存在男女同性戀者。因此而發生過任何行為方面的問題嗎？”
“沒有，”我回答，“因為事實上他們是處於所謂的隱蔽狀態……如果有的年輕男女異性戀者由於不同的性偏愛而決意不想非常接近，那麼我就得面對這樣的問題：為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後在同性戀者中又得按性別分別安排？”眾議員弗蘭克那天未再追問。
然而，科羅拉多州女眾議員帕特·施羅德隨後給我來信，表示對我的證詞感到不快。施羅德援引一份1942年的政府報告，並聲稱我今天是揀起當時用來反對軍隊中種族一體化的同一論點來反對同性戀者。“要是數十年前，你的推理定會使你進不了食堂。”施羅德說。
我在回信中寫道：“我用不著別人提醒非洲裔美國人捍衛祖國的歷史。”但是她的邏輯錯了。我指出：“膚色是一種無危險的非行為特性，性取向也許是人類行為特性中最深刻的特性。將這兩者做比較不難，但論點站不住腳。”
將同性戀權利與公民權利運動聯繫起來在非洲裔美國居民中引起了混雜的反應。眾議院提倡黑人民權小組主張取消對武裝部隊中同性戀者的禁令。但是其他非洲裔美國人領袖告訴我，他們痛恨同性戀者盜用——或用其中有的人的話說是劫持——民權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聽說黑人神職人員堅決反對取消禁令。戰鬥開始了，在大選之年，我們遇到了一個難辦的問題。
這一年，在一種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又給我提出了美國種族遺產來歷的問題。在卡特當政年代，我於1978年作為查爾斯·鄧肯的初露頭角的軍事助手首次去非洲，對該大陸的東半部進行了短暫的訪問，當時沒有使我引起很大的感情共鳴。1992年3月8日，我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再次去非洲正式訪問塞內加爾、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亞。阿爾瑪與我同行。我特別想訪問塞拉利昂——我們訪問的第二個國家，因為我的堂兄弟阿瑟·“索尼”·劉易斯曾任美國駐塞大使，他是一位當過水兵的外交家。我們於3月9日抵達首都弗里敦。我們在那裡進行了一次小型的家人團聚，因為索尼當時在該國出差。
我們經歷了老一套的正式招待會、宴會、祝酒和演說等活動。然後，到了第三天的上午，阿爾瑪和我在美國大使館與喬·奧帕拉有了一面之交。他是美國和平隊的老隊員，現定居在塞拉利昂。奧帕拉擔任我們的嚮導，帶領我們參觀邦斯島。“我是挖掘和恢復你們將在那裡見到的景物的人員之一。”奧帕拉自豪地告訴我們。
抵達該島後，他帶領我們一行去到一個倒塌的舊城區。他解釋說：“奴隸在內陸抓到後，被送到邦斯島上，你們看到那裡了嗎？”他指向原本一定是漂亮住房的一片廢墟。“那是奴隸販子和政府官員居住的地方。”奧帕拉領著我們參觀破敗不堪的外屋，一會兒介紹這，一會兒描繪那。“這裡是存奴隸的地方。這裡是給他們餵食的地方。這裡是對他們進行檢查，以確保不讓損壞的次品佔據船上的艙位。”他帶領我們登上一座大型建築物的石階，走到一個陽台上。我們往下看到磚牆的圍欄。“裝船前，奴隸們被圈在這裡。”奧帕拉解釋說。他描述著怎樣對“貨物”進行裝運，橫越大西洋的航程需要多長時間，以及預計會有多少“損耗”等。
我感到內心很不平靜，我以前對此想得並不很多。今年2月，阿爾瑪和我去了趟牙買加。當時，在我看來，我的根始終意味著我雙親的故鄉——西印度群島。但是我現在感到，我還有更早的感情牽連，我同非洲有著聯繫。我向阿爾瑪提到了我的反應。她說：“我也有同感。”向下凝視著這些關押人類的畜欄，我能夠想象得到擁擠在一起的人體的異味。我能夠描繪監工的一副兇相，手中拿著皮鞭，驅趕著驚恐不已的男人、女人和兒童上船。我的曾曾祖父或曾曾祖母當年一定站在像這樣恐怖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弗里敦機場的簡短歡送儀式上發表了講話。我說：“正如你們所知，我是個美國人。我是從牙買加島移居美國的牙買加人的兒子。但是今天，我還不限於此，我還是個非洲人。我感到我的根在這裡，在這個大陸上。”
訪問尼日利亞後，阿爾瑪和我帶著對我們祖先來歷的新的認識飛返國內。我們目睹的非洲史是悲劇史。但是歷史的經驗也在不斷地豐富提高。它證明，不管人們被打到地底下多少層，一旦他們有機會掙脫鎖鏈並懂得自由，不論在非洲或任何國家，包括我的祖國，他們的地位能夠向上攀登得多高。
到了1992年初，我們已進到了裁減軍隊的實質階段，要將我國武裝部隊削減到政府早先宣佈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向部隊人員發放離開軍隊的復員退伍費，可是多年來我們一直給部隊人員發放留在軍隊中的補助金。我們削減了招兵數，只招收必要數量的新兵，以便補充今後10年內所需的士官和軍士長。我們正在每週從德國撤回數千名官兵和他們的家屬、車輛、寵物和其他財物。我們得在本土為他們準備好工作和住房。在我第一個任職的駐地——蓋爾恩豪森被關閉的當天，我感到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隨之消失。鑰匙交給了德國人，一支美軍後衛分隊按著《約翰尼榮歸曲》的曲調走出營區。在德國重新統一的過程中，富爾達峽谷成了吸引旅遊者的景點。
甚至在冷戰結束前，我們的軍營就太多了。在上世紀向西擴展的過程中，建設了某些軍營以打擊土著美國人——當時的印第安人。有些軍營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有些是冷戰的產物，例如緬因州阿魯斯托克縣的洛林空軍基地，它曾經是航程有限的B—36轟炸機的基地，從這裡這種轟炸機才能飛到蘇聯。B—36轟炸機早已退役，但是該基地卻難以關閉，因為它有助於支撐緬因州北部這個經濟蕭條的縣。與關閉本土的基地相比，關閉海外的設施可算是不費吹灰之力。蓋爾恩豪森的人們不參加美國的選舉投票，也用不著讓眾議員們像為了爭取國內的鄉親那樣奮鬥。正如眾議員萊斯·阿斯平在談到有爭議的國防設施時曾對我說的，給別人謀好處是為了替自己撈選票。
弗蘭克·卡盧奇在擔任國防部長的時候曾與得克薩斯州眾議員迪克·阿爾梅達成一筆交易。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每兩年審查一次五角大樓的關閉基地建議。其想法是使這些關閉基地建議不受政治壓力。經總統批准後，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要同意就同意，要不同意就拉倒”的清單讓國會投票表決。這一方法很靈驗，因為大多數議員不受基地關閉的影響，因此用不著擔心批准關閉基地建議。不過，我們不得不如此花工夫來關閉既費錢又不需要的設施，這就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國會不知羞恥地不願意放棄政治撥款和做出選民要它做出的艱難決定。
事實證明，削減國民警衛隊和後備隊比關閉基地還要難辦。里根總統和卡普·溫伯格將預備役的兵力從25萬擴編到110萬，以對付蘇聯的威脅。這些兼職的戰士對於我們的戰備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他們在“沙漠風暴”中大顯身手。他們是最優秀的平民軍人。但是，既然冷戰已告結束，我們就不再需要以往那樣多的國民警衛隊員和後備役軍人了。當我們試圖將規模削減至明智的水平時，我們遭到了國民警衛隊和後備隊組織及其國會支持者的激烈反對。指責我們對兼職工作和兵工廠以及流入各社區的錢構成威脅。我們設法削減了部分人員，但仍有很大的餘地，在國民警衛隊和後備隊身上可為國家節約更多的錢，而又不致損害國家的安全。
取消一項不需要的計劃會使鴿派一夜之間變成鷹派。康涅狄格州民主黨自由派參議員克里斯·多德一貫猛烈抨擊我們把錢花在不必要的防務上，只要把錢花在他所在州的州界以外他認為都是不必要的。可是當我們試圖取消在康涅狄格州格羅頓的電力船舶公司生產的攻擊潛艇計劃時，克里斯卻喊破嗓子地大叫，抗議說這會給國家安全造成損害。多德臨終前改變態度，主張加強戰備，而且像他這樣的人不是絕無僅有。他在國會議員中找到了廣泛的支持，他們高興地發現，在他們珍惜的計劃可能被取消時，出現了一個知心的同盟者。
有一次，我向大西洋總部司令建議，我們從冰島調出我們的預警飛機，將之派往加勒比海地區，以便搜索走私毒品飛機。他拼命反對我。我指出，現在從冰島方向飛往美國的蘇聯轟炸機只有前來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爾空軍基地（蘇聯空軍的新的“姐妹”部隊）訪問作客的飛機。我未能把他說服，我們也未再進一步爭論，我只是下令把冰島的飛機調出執行新的緝毒任務。
我們曾計劃儲存1．1億桶石油，以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外國供應來源被切斷時，我們仍能夠照常運作。但是現在只存在爆發地區性戰爭的可能性，到時我們總能找到替代的外國石油供應來源。因此，我們將儲備量減少了一半，給納稅人節約了4億美元。另一個削減費用的項目是：陸軍想裝備一種新的無線干擾機，以挫敗蘇聯突擊隊在北約集團後方的攻擊。什麼攻擊？什麼後方？什麼蘇聯人？我們削掉了這項要求，又節約了2億美元。
儘管遭到官僚機構的抵制，我們的削減工作仍在不斷向前推進，並且開始產生良好的效果。基地關閉了，軍人和文職人員離開了部隊。計劃的削減影響了經濟，並將在1992年成為一個選舉問題。不過，我們精心調整削減的幅度，以便我們不像以前曾經出現過的那樣大刀闊斧地使部隊傷筋動骨。五角大樓仍有無必要的項目，仍存在著浪費和經濟詐騙現象，這在過去曾使我們名譽掃地。我希望這些醜聞只是往事。在切尼領導下，各軍種參謀長和我力圖成為美國納稅人委託給我們的資金的稱職管家。我們決心建設一支勝任任何使命的更精悍、更有效的高質量軍隊。我知道，這乃是國家軍事領導人的目標。
1992年5月1日，我打開辦公室內的電視機，看到的情景令人傷心。前一天，4名被指控毆打羅德尼·金的警察被宣佈無罪釋放，從而觸發了動亂。我收看的是關於洛杉磯動亂的最新消息。金有前科，他不是聖人，不是用來大造輿論的理想人選。儘管如此，凡是無偏見的人，只要看過現已家喻戶曉的錄像帶之後，都不會否認他確實是警察使用過度暴力的受害者。無罪的判決在黑人社區中激起了暴怒。
這本是不該發生的事。當我觀看著焚燒、暴亂和搶劫的畫面的時候，心裡不斷地在想，艾森豪威爾總統派部隊開進小石城平息因學校融合問題發生的暴力事件已經過去了差不多35年，布爾·康納在阿爾瑪的出生地伯明翰用狼狗和水龍對付抗議種族歧視的黑人事件已過去29年；因馬丁·路德·金遭暗殺使美國各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的悲劇也已過去24年。在我們經歷了這麼長時間後，這一幕幕醜劇又被搬上了舞台。
我在看電視時，接到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的電話：“科林，”布倫特說，“我知道這不是你分內的事。但是請你幫個忙給總統即將就動亂髮表的講話稿提些意見。”總統將於當晚發表電視講話，斯考克羅夫特解釋說，闡明聯邦政府結束動亂的行動。布倫特說：“我給你發去一份初稿，你看一下，然後來這裡向薩姆·斯金納說說你的意見。”斯金納已於去年12月取代約翰·蘇努努任白宮辦公廳主任。
南希·休斯給我取來總統講話的傳真稿。我讀著它時頗感失望。我認為講話的調子全不對。不錯，暴亂是犯罪行為，法治應當恢復。但是暴亂不是孤立地釀成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講話稿只講暴亂不對，卻沒有講造成它的社會根源。在大選之年，我能從這份手稿的字裡行間感受到極右派的影響。
我來到白宮西翼斯金納的辦公室，對他說：“薩姆，法律與秩序這部分還可以。但這裡有些用語只會火上澆油。”我指出，甚至連羅德尼·金都在祈求種族和解。“你聽到他說了些什麼——‘我們能不能和睦相處？……讓我們設法把問題解決了。’”我建議降降講話稿的溫度：“在總統的講話里加些和解的內容。”
薩姆心情不安。離講話的時間只有數小時了。他說，他不能把文稿推倒重寫，他必須在廣播前搞好。不過，他會盡力改好的。
我離開白宮趕回家換衣服，準備出席當晚在格蘭德·海厄特飯店舉行的一年一度的霍雷肖·阿爾傑①獎學金頒發宴會。當晚晚些時候，我找藉口退席後，立即要我的特工人員給我在海厄特飯店找一空房間，收看定於晚上9時開始的總統講話。我及時趕到房間，聽到他在說對暴力感到遺憾。他接著又說：“我還正在使國民警衛隊聯邦化。我正在命令科林·鮑威爾將軍將所有這些部隊置於一箇中央司令部的指揮之下。”我通過電視台接受軍令這還是第一次，而且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時刻。在60年代的動亂後，我曾希望我們將決不再需要調動軍隊到一個美國城市恢復秩序。使我感到寬慰的是，總統接著說，對金的毆打“令人厭惡”。人們對無罪開釋感到“震驚”，他說：“我與巴巴拉都深感震驚，我的孩子們也有同感。”他承認，我們必須給處於少數地位的美國人以更美好的未來，而且他要求每個人“用他們的心，他們的聲音和他們的祈禱來消除仇恨。”我感到那天下午呆在薩姆·斯金納辦公室的時間沒有白白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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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雷肖·阿爾傑（1832—1899），美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其作品的基調是：憑著誠實、不屈不撓的樂觀精神和艱苦奮鬥，出人頭地和發財致富。——譯者注。
那個週末，在洛杉磯的動亂尚未平息之際，阿爾瑪和我前往田納西州菲斯克大學出席她第35屆學友聯歡會。她為能讓我在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而感到特別高興。我乘此機會強調總統講話的精神。“問題不侷限於羅德尼·金一人，”我對菲斯克大學的畢業生們說：“我們必須記住，美國是一個家庭。家庭中免不了會發生分歧和爭吵。但是我們決不允許家庭分裂成動武的兩派……我希望你們從你們的多樣性中找到力量。不論你們是黑種人、黃種人還是白種人，讓它成為你們自豪和鼓舞的源泉。從中汲取力量。讓它成為他人的問題，而決不是你們的問題。決不要躲在它的背後或把它當作不盡力而為的藉口。”
喬治·布什將不僅僅依靠對“沙漠風暴”的回憶爭取重新當選。他在民意測驗中的贊同率一度高得驚人，但到1992年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不贊同率為百分之五十三）。他還遇到其他的麻煩。有人提醒布什，把丹·奎爾留在候選人名單上拖了他的後腿，而且“該死的丹·奎爾”的說法在共和黨人的圈子裡不絕於耳。報界不斷提到我是可能的取代人選之一。早在1990年11月，在海灣戰爭集結兵力期間，《檢閱》雜誌就提出了布什—鮑威爾聯袂參選的可能性。據傳說，當時負責布什競選運動的弗雷德·馬利克——我早年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導師——支持這一動議。競選運動的參謀班子進行了不加聲張的民意測驗，證明吉姆·貝克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得分高於丹·奎爾。而我的名字得到的支持率比貝克還高。揣測變得十分盛行，以至於到了5月中旬我感到我得給奎爾去個電話。我說：“副總統先生，我知道這種傳說對你來說多麼令人不快。我能對你說的是，我不是風源。我沒有策劃任何事情。我打算堅守我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位。”
奎爾很感激。“我知道，科林，”他說，“這是在本城幹一番事業的部分代價。”
關於我上共和黨候選人名單的種種傳說，純屬“環內”政界人士對我的猜測。喬治·布什為人忠厚。在鯊魚從伍德沃德的書上聞到血腥味的時候，他忠於我。而且我深信，由於副總統明確表示他無意於退出競選，布什將忠於丹·奎爾。
不過，一些不速之客絡繹不絕地前來打探消息。有著政治背景的華盛頓律師、我的密友弗農·喬丹5月間代表阿肯色州州長比爾·克林頓陣營前來看望我，當時克林頓已完成了民主黨的提名工作。“在民意測驗中你上了候選人的名單，”
喬丹對我說，“你有興趣作為克林頓的副總統參選嗎？”
“弗農，”我說，“首先，我不打算頭天脫下軍裝，第二天就介入黨派政治。其次，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政治上幹些什麼事情好。再次，喬治·布什看上了我並忠於我。我決不會在競選中同他對陣。”
許多個月以前，曾有一位共和黨人前來探望我，他就我在政界的位置發表了饒有興趣的看法。斯圖·斯潘塞這位實際上造就了現代政治顧問的加利福尼亞賢人到我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登門造訪，我們泛泛地談到了政治生活。斯圖臨別時對我說：“科林，如果你什麼時候拿定主意進入政界，請加入民主黨。我對你很瞭解，我不認為你對共和黨的某些議程感到快慰。你是在一個老派的民主黨家庭中長大的。你的社會意識太強了。”他給了我一個似頑童的微笑並補充說：“作為一個共和黨人，我不應當給你談這些。”
7月25日，我返回利文沃思堡實現我的夙願。為“野牛勇士”樹立一個紀念碑的想法產生後10年，它終於變成了現實。我前往堪薩斯州參加揭幕典禮。在參觀了非洲的奴隸圍欄、並經歷了洛杉磯動亂的痛苦後，參加慶賀非洲裔美國人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便人深感心情舒暢。
正當我的才華橫溢的撰稿人拉里·威爾克森上校同我一起斟酌慶典上的發言稿時，我發覺自己是在深思著在軍隊中為種族平等而展開的長期鬥爭。我想起了本·戴維斯，他曾在西點軍校的4年中挺了過來，當時他的同班學員誰都不理睬他。經歷了磨難後，戴維斯前往本寧堡赴任，在那裡，白人軍官在社交場合故意避開他和他的妻子。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維斯指揮圖斯克吉族飛行員。有一次他說：“作戰不容易，但死亡只有一次。生活在日常種族主義侮辱人格的環境中比死亡還難熬得多。”
我不會忘記我的某些上司的一些善意的話：“鮑威爾，你是我所認識的最優秀的黑人中尉。”謝謝，先生。但我內心裡在想，如果你打算只用黑人中尉衡量我，你就錯了。我將向你表明我是軍隊中最優秀的中尉，就是這麼回事。隨著我軍銜的晉升，我學會了容忍其他用心不壞的白人的客套話：“見到你很高興，鮑威爾將軍。你知道，我曾經與查皮·詹姆斯一起服過役。”或者本·戴維斯，或者羅斯科·羅賓遜。他們為什麼不對我說他們曾與喬治·巴頓或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共過事呢？我知道他們這樣說是作為一種與我建立友好聯繫的姿態。然而這樣說恰恰表明存在著隔開我們的鴻溝。如果我在會見一名白人軍官時對他說：“你知道，我同白人歹徒埃默森將軍共過事。”我敢打賭，聽這話後他定會目瞪口呆。
“沙漠風暴”後，美國人民終於再次為他們的軍隊感到自豪。我想利用這種勢頭幫助中學的青年學生，特別是處境不佳的內陸城市中學生。辦法是增加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的數目。根據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由現役軍士，但大部分是退役的軍官和軍士給學生講授諸如公民權利和義務、領導才能和軍事史等中學課程。他們操練學生，並且帶領他們進行地圖判讀練習和野外拉練等。
1992年春，我召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人事軍官瑪麗·威利斯准將，並且對她說：“10天后我要一份增加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的計劃。”未過一週，威利斯准將呈上一份計劃，將訓練範圍從1500所中學擴大到2900所中學。各軍種參謀長都是當事人。國防部長切尼和布什總統支持該項計劃。經薩姆·納恩在參議院支持該項法案後，我們終於獲准在3500所中學為初級後備役軍官訓練團計劃提供經費。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像得克薩斯這樣具有廣闊農村的州中我們將這類計劃推行得轟轟烈烈的同時，在某些城市中卻繼續遇到阻力。自由派的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聲稱我們在試圖使教育“軍事化”。是的，我願承認，武裝部隊可能因推行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而獲得更願從軍的年輕人。但是社會得到的回報要大得多。內陸城市的小青年許多出生於破裂家庭，他們在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中找到了穩定和行為樣板。他們接受了紀律的薰陶，學到了職業道德，而且因加入一個比小集團健康的組織而獲得了自豪感。在1993年以前，紐約市仍沒有一所公立學校推行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只有一所私立學校實行這項計劃。最後，我們取得了突破。目前，紐約市有7所市立學校擁有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其中包括我的母校莫里斯中學。大學的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差不多決定了我的一生。初級計劃為成千上萬處於危險境地的小青年提供了開始新生活的機會，特別是為那些居住在犯罪猖獗的少數民族集中居住區的小青年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後備軍官訓練團計劃是一項社會協議。
在思考在“野牛勇士”紀念碑落成典禮上講些什麼內容的過程中，我浮想聯翩，洛杉磯動亂，本·戴維斯和內陸城市的青少年全都湧入我的心頭。我在一個悶熱的夏日下午抵達利文沃思堡。典禮場址的上空雷聲滾滾，天色轉黑，但是沒有什麼事情能夠破壞氣氛。成千上萬的人把紀念碑所在的營區中心擠得水洩不通。彩旗招展，鼓樂齊鳴。第十騎兵團——“野牛勇士”的創始團——的護旗隊騎在馬背上列隊行進。堪薩斯州的國會代表團參加了儀式。州長講了話。最後輪到我發言。我環視了一下聽眾。眼前共有幾十名“野牛勇士”老戰士，有的彎腰拄著柺杖，有的坐在輪椅上，還有的仍筆挺地站立著，他們均已進入了90歲高齡，有的甚至是百歲老人。我仰望著天空說：“我知道你們都在觀看著天上的烏雲。不用管它。雨不會下到我們頭上，今天不會。”
我感謝利文沃思堡軍事史學者馮施萊默上校，是他使我孕育了紀念“野牛勇士”的第一念頭，我感謝多爾蒂將軍，是他在這個項目的火炬快要熄滅之際使它不停地燃燒。我用最熱情的話讚揚了美國海軍的卡爾頓·菲爾波特中校：“感謝你，我的朋友，我從心底裡感謝你使我的夢想成為美好的現實，”我說，“請看，那裡就站著‘野牛勇士’，”我指著18英尺高的雄偉塑像繼續說，“他騎在馬背上，穿著藍色軍裝，紐扣上鑄有鷹徽，軍用水壺上交叉著兩把軍刀，手中握著來復槍，腰間佩著手槍，勇敢，剛毅，哪一點都不比他的白人兄弟遜色。”非洲裔美國人從建國初期起就響應祖國的每一個號召。我提醒聽眾說。“然而，他們應該得到的名譽和財富卻從未到來。他們流了鮮血，付出了生命，奪取了勝利，但卻一無所得。他們重新變成了奴隸，實際的奴隸或經濟的奴隸，陷入了仇恨、偏見、偏執和不容異己的可悲境地。”
我指出，今天非洲裔美國人正在攀越障礙，贏得早該屬於他們的承認。但是黑人的成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知道我的出生地，”我說，“我們大家都需要知道我們來自何處，以便我們的年輕人知道他們正在走向哪裡……我深深意識到我欠先輩們的恩情太多太多。我是踏著他們的肩背向上攀登的……今天在場的每一個年輕人，我要求你們：不要忘了先輩們的功勞與所受的苦難；也不要忘了我們的功勞與所受的苦難，睬著我們的肩背向上攀登吧。雄鷹們！”
這一天有多麼美好啊！它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8月份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戰線已經分明：布什和奎爾對克林頓與戈爾。中間夾著第三方候選人羅斯·佩羅，使得這場競選活動更加生動活潑。至少，隨著候選人名單的確定，關於我的政治揣測便煙消雲散了。
8月也標誌著我個人生活的里程碑，阿爾瑪和我結婚已滿30年。孩子們在家中組織了一次家庭兼朋友式的慶祝活動。忽然邁克提請大家注意。我們要觀看阿爾瑪與科林的故事，這是一盒錄像帶，由舊家庭影片剪輯拼湊而成。我觀看著孩子們爭搶生日蛋糕、狼吞虎嚥的不清晰的抖動的圖像，父母露出笑容並向攝像機揮手的鏡頭，以及祖父母一副威嚴莊重的神態。我對我們的下一代感到自豪。邁克現已康復，已能夠站立起來，他已是有家室的人了，現在喬治敦法律學院上學。琳達在桑頓·懷爾德的作品回顧演出劇目《懷爾德，懷爾德，懷爾德》中首次在百老匯登台演出。安妮瑪麗5月畢業於威廉—瑪麗學院，在兩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為有線新聞電視網工作，擔任《拉里·金節目》的製作助理，後來又加入了特德·科佩爾的《夜釣繩》新聞節目班子。我對他們說，由於他們乾得很出色，這年春天我被全國父親日委員會提名為“本年最佳父親”，而孩子們卻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在我們家中，誰也不準把自己看得太重。送走朋友們後，阿爾瑪和我座位的四周杯盤狼藉，倆人感受到人生的天倫之樂。
在愛情與婚姻的抽獎中，我覺得我是個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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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星期天早上，我在家中瀏覽《紐約時報》，一篇題為《至少：放慢屠殺的速度》的社論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片新的烏雲進入了我們的雷達屏幕，它始於1991年，原南斯拉夫按照蘇聯解體的模式開始崩潰，只是規模不如蘇聯大。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宣佈獨立。然後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也如法炮製。居住在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在新獨立的塞爾維亞共和國的支持下發動戰爭，想獨佔一個穆斯林佔優勢的國家。24小時不停播放的電視將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對該地區穆斯林犯下的一個個姦淫、擄掠和謀殺罪行的鏡頭呈現在我們面前。被關在波斯尼亞塞族人集中營中一個個骨瘦如柴的穆斯林戰俘的照片使人感到昔日的達豪和奧斯威辛集中營①又重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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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迫害猶太人的集中營。——譯者注。
在《紐約時報》這篇社論見報的一個星期前，我接受了該報防務問題記者邁克爾·R·戈登的採訪，他問我美國為什麼不能在波斯尼亞發揮“有限的”作用。我以前曾參與過有限的軍事幹涉，如在越南。我對這位《紐約時報》記者說：“他們若告訴我是有限的行動，那就意味著他們不在乎你是否能打出個結果來。他們若告訴我是‘外科手術’式的行動，我就往掩體跑。”我批評了在出事地區既要表現美國的“存在”，而又不規定明確目標的偽政策。我指出，這種方針使241名海軍陸戰隊員在黎巴嫩丟了性命。
《紐約時報》星期日版的社論提到了早先的這次採訪，它把我和那些在波斯尼亞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時繼續“優柔寡斷”的美國官員歸為一類。這篇社論提到美國每年在防務問題上花去2800億美元，武裝部隊對美國人民所作的投資不應僅僅以“無能為力”作為回報。社論最後說：“布什總統可以把林肯總統曾經對麥克萊倫將軍說過的話再對鮑威爾將軍說一遍，即‘如果你不想動用軍隊，我想借用一段時間’。”
諾姆·施瓦茨科普夫曾被指責為麥克萊倫，我的反應同他當時的反應差不多同樣強烈。我要戳穿這種論調。我急步走進書房，一口氣寫了份措詞嚴厲的反駁文章。寫好後，立即把比爾·斯馬倫叫到家中念給他聽。
“長官，”這個一向愛沉思的斯馬倫說，“把它發給《紐約時報》，請你再附上一封信給編輯。我建議你把調子緩和一些，把論據搞得再充分一些，他們也許會把它作為專欄文章登出來。”
我照他說的辦了。4天后，經切尼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現在《紐約時報》的專欄版上，標題是《將軍們為什麼發怒》（標題不是我的，是《紐約時報》的一位編輯擬定的）。但是我確實闡明瞭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論什麼時候軍隊只要有明確的目標，如在巴拿馬，菲律賓政變和“沙漠風暴”中那樣，就能獲得成功的結果。如果國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壓根兒不存在，如豬灣、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軍陸戰隊的“存在”，其結果就是一場災難。在波斯尼亞，我們應付的是一種已有千年歷史的盤根錯節的民族糾紛。基本的決定很簡單，但很棘手。我們捲入這場戰爭還是不捲入？如果政治決定是捲入，我準備做我在“沙漠風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種軍事選擇方案。但是《紐約時報》社論指出，我們可以只是輕輕敲它一下。“在所謂的專家們建議我們需做的事只是進行一次小規模的外科手術式轟炸或有限襲擊時，我當然心情不安，因為在期望的結果達不到時，又會有一群新的專家出來談論來一次小小的升級。歷史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向來沒有善報。”我最後寫道，至於林肯與麥克萊倫的問題，它產生於這樣一個事實：在林肯確定了明確的政治目標後，麥克萊倫不想動用他所掌握的擁有壓倒優勢的部隊。“我們已經吸取了適當的歷史教訓，而有些記者卻沒有。”
總統競選進入最後一個月，我覺得喬治·布什亂了陣腳。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帶有種族色彩，而且將政治與宗教混淆在一起，這使得甚至原來可能支持喬治·布什的中間派美國人都大倒胃口。人們對他的“沙漠風暴”的讚揚像春雪一樣消融了。國家擺脫難以應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夠快，而且有人指責總統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經濟嘛，不治自愈。宣傳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讓布什設法顯示平易近人的品質，從戴維營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開的商店去買襪子。由競選運動總管弗雷德·馬利克、競選運動主席鮑勃·蒂特和財務主席鮑勃·莫斯巴赫爾組成的三駕馬車，未能使布什重新當選的努力擺脫僵局。勉為其難的吉姆·貝克被從國務院調去創造競選奇蹟，但也於事無補。在白宮上下，我意識到了一種情緒，布什這條好船在吃水線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總統被克林頓州長以百分之四十三對百分之三十七點四的得票比例擊敗，羅斯·佩羅獲得了約百分之十九的選票。
我常常吃不準喬治·布什在競選期間身體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纖維性顫動，這是一種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狀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齊。後來，他接受藥物治療，有個時期一次服5種藥。總統自己說過，藥品造成“思維過程放慢”。改變劑量後，他說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復如初。儘管如此，在競選活動期間，我看到喬治·布什精神疲憊，有時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個領導人，當時他能夠傾聽其顧問們無拘無束的辯論，從中抓住問題的要害，並且做出說一不二的決定。競選運動擱淺了。心懷不滿的選民不再擔心冷戰或沙漠之戰了，比爾·克林頓和羅斯·佩羅對他們產生了吸引力，而這證明是決定性的。
大選後的第二天，我給總統去電話告訴他我對競選結果感到遺憾。但是不管輸贏如何，他為國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貢獻。
“謝謝，科林，”他說，“但很痛心，痛心極了。”
當晚我回到邁爾堡的家後，我向阿爾瑪提到這一談話，她說：“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剛打來電話，要我們一起去戴維營度週末。”
“真想不到這個時候他們還邀請家人以外的人。”我說。
“而且他們還要我們把孩子們也帶去。”阿爾瑪說。
那個星期五我得去芝加哥發表一次演說，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回來時，我飛到了戴維營附近的機場，海軍陸戰隊的一架直升機正等候在那裡。與此同時，阿爾瑪與安妮瑪麗、邁克、簡和我們的孫子傑弗裡也驅車趕到，整個鮑威爾的一大家子，只有琳達缺席。我們抵達時，總統等候在直升機坪旁，坐在高爾夫機動車內，還是老習慣。我全家在一間住房剛安頓下來，總統和夫人就把我們叫去沿戴維營的周邊進行力量型的散步，他和我走在頭裡，布什的愛犬米利和蘭傑狂吠著跟在後面。
在散步的過程中，選舉問題像塊千斤重石壓在心頭，沒有提它但無法擺脫。我沒有觸及這個話題，因為總統好像還沒有進行事後分析的情緒。不過，一會兒他說：“你知道，我對比爾·克勞感到失望。我認為我待他不薄，”總統接著說，“我曾提議讓他再幹一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克勞是我的前任，布什把他心中的看法告訴我，我想原因就在這裡。比爾·克林頓的逃避服兵役和個人作風問題曾對他的競選帶來麻煩，而克勞海軍上將率領另外21位退休的陸海軍將領公開支持克林頓，此事大大減輕了克林頓在逃避兵役和作風問題上所受的壓力。
布什總統搖搖頭說：“我絲毫沒有料到他們會選他。”他的語氣裡顯然傳達了他深深的厭惡感。“真莫名其妙。”他向我作了慘淡的一笑說，“但是生活照常進行。”
那晚吃完晚飯後，我們全都聚集在總統別墅的起居室內觀看一部好看的電影《令人陶醉的四月》。第二天上午分手時，巴巴拉·布什似乎看出了我眼神中的疑問。她說：“在這種時候我們需要與真正的朋友呆在一起，最親密的朋友。”阿爾瑪和我深受感動。不管是不是總統，不管是不是第一夫人，這兩位傑出的人將是我們的終身摯友。
選舉前兩天的11月1日，我到弗農·喬丹家吃晚餐，當時喬丹問我：“你對國務院還是國防部感興趣？沃倫·克里斯托弗想知道這一點。”他說，考慮到克里斯托弗是卡特時期的助理國務卿，如果克林頓獲勝當選，預計此人將是克林頓過渡班子的一位負責人。
我說：“弗農，我哪個職務都不要。我不想要任何政治任命。”我真正想要的是結束我的任期並於1993年9月退休。此外，選舉如此集中於經濟問題，以至於我弄不清楚新班底在外交政策和防務問題上持何立場。
由於與喬丹的談話仍然記憶猶新，因此在選舉後兩週有人給我捎話說當選總統克林頓想見我時，我心中有點忐忑不安。11月19日下午3點，在瓢潑大雨中，我奔進海—亞當斯飯店，它在白宮北面，相隔一個街區。走進當選總統套間時，我受到克林頓競選運動副總管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的迎接。此人看上去像個參加畢業典禮代表中學生致告別辭的學生，衣著貼身而筆挺。“州長略遲一會兒，”斯特凡諾普洛斯說，“但他急於見您。”
克林頓隨後趕到，斯特凡諾普洛斯留下我們兩個人單獨會談。當選總統脫去短上衣，請我坐下，自己也在一張安樂椅上坐下。我以前從未見過比爾·克林頓本人，發現他甚至比電視上顯得還要體格魁偉，精神抖擻。他顯得很隨便，沒有因剛取得的成就而盛氣凌人。
“自從我看到你在莫里斯中學講話的錄像帶後，我一直想見見你。”他邊說邊給我倒了杯咖啡。他進而提到了我講話的幾個要點。我對此深為感動。這次講話是我一年半前發表的，當時比爾·克林頓仍是一個小州的州長。正如我即將領教的，此人具有像海綿一樣的吸收能力和記憶能力。他嘴裡叼著一支雪茄，好像總想點燃它，但始終卻沒有點。我們面前的咖啡桌上放著一盤小甜餅，我拿了一塊。他拿了一塊。我又拿了第二塊，最後我們把它幹個精光。
他向我問了波斯尼亞問題。他想知道，我們能不能用什麼法子通過空中力量，即某種懲罰程度不太重的手段影響局勢？又來了，始終不為人厭棄的空中解決辦法，帶有一種善良的人道主義怪癖——不要傷害任何人。我說：“不大可能。”但是為了不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就說出令人掃興的話，我告訴他，我將讓參謀人員做進一步研究。
我們討論了伊拉克、俄羅斯，以及新總統為推動中東和平進程而可能採取的步驟。他對外交政策的瞭解比他競選時顯示的要多。在看來對全世界的問題都談遍後，我提出了縈繞在我心中的想法，特別是面對這位羅斯福以來的第一位非軍人總統的一些想法。我說：“先生，對於全國人民來說，您不久就將是我們的總統。但對於我和數百萬部隊來說，您還是我們的總司令。您將會發現軍隊比任何其他團體更忠實於您的命令。所以請允許我提幾個建議。設法儘快會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並視察部隊。不要同我們保持距離。”
克林頓欣然同意。既然談到了軍事問題，他就告訴我說，他正在考慮國防部長的3個人選。“你對薩姆·納恩、戴夫·麥克迪（時下為俄克拉何馬州眾議員）及萊斯·阿斯平有何高見？”他問道。
顯然，名單上沒有我。至少一個不想要的職務不會擋道了。但是這會不會是打埋伏？我作為里根—布什任命的人給他以支持會事與願違嗎？“納恩人很好，但您可能發現他有點自作主張，”我回答說：“而且我說不準他願不願放棄他在國會中的權力。但他無疑是一流的。”戴夫·麥克迪？“行，但也許有點古怪。”萊斯·阿斯平？我的看法不一定很客觀。這倒不是我對阿斯平的為人有什麼異議。這位滿頭銀髮的麻省理工學院哲學博士才華橫溢，我喜歡他。但是，自我擔任主席以來，阿斯平除了支持“沙漠風暴”行動外，幾乎事事與我作對。他曾試圖徹底推翻“基本兵力”方案。我們已經裁軍50萬人，而阿斯平卻建議克林頓再砍掉20萬人。
“你知道，萊斯的確很聰明。”克林頓評論說，其說話的口氣是要我相信，我的下一個上司將是誰。
“聰明並不是主持五角大樓的全部要素。”我指出。我曾同阿斯平共事過很長一段時間，足以讓我看到了他炫耀才華的凌亂不堪的情況。“萊斯不一定帶來您所期望的管理風格。”
我說。
當選總統微微點了一下頭沒有明確表態。退休開始顯得具有吸引力。由於克林頓正在考慮起用一個前對手壓住我，我想我最好改個話題，於是說：“您知道，在過去12年中，我大部分時間在為共和黨總統效力，他們的國家安全政策上都有我的手印。但是我首先是個軍人，而且在您就任時，您將得到我的全部忠誠。我的任期到9月份結束。但是，如果您希望我早點讓位，沒有問題。而且，先生，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我發現我因過去的立場從心裡不能完全支持您的政府的政策時，我會對您說的。而且我將安安靜靜地退休，決不會找麻煩的。”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克林頓說。
我們交談了一個多小時。克林頓知識的淵博讓我吃驚。他好像對什麼事都感興趣，而且具有那種過目不忘的記憶力。最後，一位助手進來通知當選總統，有位州長等著見他，他已經比日程表晚了半個小時。
“抱歉，我們不能多談一會兒，將軍，”克林頓說，“我一直在希望希拉里按時回來見到你。”
我站起身，又猶豫了一下。我在告別前還得再說一件事。在競選活動期間，他曾許諾取消在軍隊服役期間不準搞同性戀愛的禁令。我說：“克林頓州長，我們還忘了一件事。無論如何，請允許我把我的想法說給您聽。取消禁令對您來說將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而且將給武裝部隊造成文化衝擊。各軍種參謀長和各總部司令都不希望取消。大多數軍人不希望取消。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反對取消禁令。問題的核心是隱私權。但在軍營和艦艇上那種相互關係密切的生活條件下，隱私如何能行得通呢？”
“我知道，”克林頓說，“但是我想找到一種辦法制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
“我想提個建議，”我繼續說，“在您宣佈國防部長人選的記者招待會上，毫不猶豫地說：‘我已要求被任命但尚未上任的某某部長研究此事，並且在6個月後就是否取消和如何取消禁令的問題提出一項建議。’您給自己留點考慮的時間。不要讓這個問題進入橢圓形辦公室。不要讓同性戀問題成為你和軍方第一個要處理的問題。”
他點了一下頭，我的印象是他同意我的意見。其實不然。
沒有幾分鐘，我下了電梯，坐進了汽車的後座。他給我留下了印象。克林頓自信、聰明、富有好奇心、討人喜歡，而且對他的主張富有激情。他也好像是個注意傾聽他人說話的人。而且使我感到寬慰的是，他對我只字未提政治任命的問題。
這年秋天，全世界發生了十幾起令人頭痛的事情，但是電視一個勁地轉播索馬里的情況，真讓人揪心，夜復一夜地播放著人們餓死的鏡頭。聯合國在那裡進行人道主義救濟，而且美國投入了600名軍人，提供C—130飛機運送食品。我們極少知道救濟物資到哪裡去了。地方軍閥偷走倉庫中的食品，他們劫持救濟機構的卡車。聯合國的努力實際上陷於停頓狀態。而奄奄一息的兒童一個個骨瘦如柴，肚子鼓脹，他們的形象繼續令人擔憂。我不想讓我們捲入索馬里內戰，但我們顯然是能夠結束這種苦難的惟一國家。
感恩節的前一天，布什總統召集了一次由我和切尼、斯考克羅夫特等數人出席的會議。中央總部新任司令約瑟夫·霍爾將軍——他接替了諾姆·施瓦茨科普夫——準備對索馬里實施一項緊急救濟任務，名叫“恢復希望行動”，我現在把它展開給總統介紹。“恢復希望行動”需要投入大量美國地面部隊守住地方，並確保食品到達快要餓死的索馬里人的手中。
“我同意，”我講完後總統說，“就這樣做。”
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顯出不安的樣子說：“不錯，我們可以進去，但是怎麼出來呢？”
“就這麼幹，並且設法在1月19日前撤出。”總統總結說。
“我不想把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留給克林頓去完成。”
切尼和我對視了一下，他說：“總統先生，我們不可能兩個日期都遵守。在12月中旬以前，我們的部隊不可能都抵達那裡。而且在1月19日以前這事也完不了。”我感激迪克把這看法說了出來，因為在1月20日以後，這個房間裡將只有我留下來繼續背這個特殊的包袱。
到12月8日，“恢復希望”行動已開始實施，海軍“海豹”突擊隊——2．54萬名部隊的第一批——於夜間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登陸。“海豹”突擊隊遇到的惟一阻力來自約75名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他們把聚光燈對著登陸部隊，下定決心實況轉播一次軍事行動，這給每個人都增加了危險。不過，我並不十分憂慮，因為我知道，索馬里的軍閥們看到頑強的“海豹”隊員們將會對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開始，任務進展順利。我們有一個第一流的三星海軍陸戰隊將軍鮑勃·約翰斯頓負責此項行動。在“沙漠風暴”期間他是施瓦茨科普夫的參謀長。數天前，我們派鮑勃·奧克利特使前往索馬里，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老同事，先前擔任過美國駐索馬里大使。鮑勃原已退休，這次請他重新出山執行這一使命，只是在我向他的妻子菲利斯立下誓言，保證讓他回來參加女兒的婚禮後，他才同意。在索馬里，鮑勃會見了軍閥們，並向他們做說服工作：干預強大的登陸部隊不符合他們的利益。軍閥們進行了合作，食品開始流到鄉下。數週之內，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於打亂了市場經濟。如此大量的免費食品源源不斷運進索馬里，使得農場主們的日子很不好過。
不過，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最初的擔心證明是有道理的。造成饑荒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內部的人禍。不把這個國家交回給原來那些軍閥——首先是他們之間的對抗造成了饑荒——我們怎能從索馬里脫身呢？很顯然，新總統就職日前我們走不了。
12月22日，當選總統克林頓提名萊斯·阿斯平擔任國防部長。聖誕節過後第一天，萊斯和我在五角大樓會面。我已對阿斯平擔任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業績研究了很長時間。這個人腦子靈，並對防務問題很熟悉。他也是個惹人討厭的人，能夠通過說些打趣話和偶爾搞些小動作來耍陰謀。他缺乏組織能力，要靠他的國會班子的幫忙才不至於翻車。
“萊斯，”我說，“我想把我對總統說過的話再對您說一遍。我的任期到9月份結束。如果您想用您自己的人，我會提早離開。您打一下招呼就行。”
阿斯平大笑：“這裡瞭解參謀長聯席會議如何工作的人就你一個，”他說，“我們相互瞭解。我們會配合得很好的。”
我們回顧了有待解決的主要防務問題，他只有一次表情顯得陰沉。他說：“我對同性戀之事感到不安。”如果克林頓以行政命令撤消關於同性戀問題的禁令，他認為國會將不會推翻禁令並使之失效。我向他重申了我給當選總統提出的建議，即不要倉促行事以免陷入困境。我們分手時問題沒有解決，這顆定時炸彈仍在嘀嗒嘀嗒地作響。
我從未料想到會回亞拉巴馬州的菲尼克斯市，當然更沒有料到因為在布什政府最後的日子裡促使我到那裡的原因。菲尼克斯市與佐治亞州的本寧堡隔著查塔霍契河。我於1964年前來這裡報到上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正是在菲尼克斯市郊，阿爾瑪和我設法在一排棚屋中間找到了尚能歇腳的位於兩地中間的客棧。該市是典型的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風格，在美國的這一部分，不允許我們居住體面的地區。在那裡，我在越戰後被拒絕在一家漢堡包店裡用餐；在那裡，一個州騎警可以稱呼陸軍軍官為“小子”並要他滾出該市去。28年後，阿爾瑪和我故地重遊，來到菲尼克斯市主持“科林·L·鮑威爾將軍園林式大道”的落成儀式，它與“馬丁·路德·金園林式大道”相交。
1993年1月7日一個細雨濛濛的寒冷的下午，我們乘飛機來到本寧堡的勞森陸軍航空兵機場。轎車加速前進時，我舉目凝視著機場周邊5英里長的道路，在我當空降導航員時，一向跑的就是這條道。我們驅車越過查塔霍契河駛進菲尼克斯市，儘管天公不作美，仍有大批的人出來迎接，白人和黑人都有。看來已把方圓50英里以內的殯儀館墳墓邊的羅傘都借來了，羅傘下面擠滿了人。市長髮表了措詞親切的講話，並向我贈送了城市鑰匙，可是正是在這個城市，昔日我連加油站工人房間的鑰匙都拿不到。
慶賀和致歡迎詞的儀式一個接著一個。結束後，阿爾瑪和我取道本寧堡回家。這時已近黃昏，透過樹叢，我們尚能分辨得出“河畔府”這座南北戰爭前的公館，本寧堡的城防司令就住在這裡。在我還是一各年輕的軍官時，阿爾瑪夢想著有這麼一座房子。我們現在住在邁爾堡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官邸。我有了一條以我名字命名的街道，而在以前，我也許連在上面自由行走的權利都沒有。我們堅持了下來，我們實現了美國夢。
布什時代的最後時日對我來說並不十分愉快。每一天，都有4年來朝夕相處的合作伙伴離我而去，我開始感到像一個小學生快要進入一所充滿陌生面孔的新學校。而且我們還有幾件零星的事沒有了結。我們阻止住了海地的難民潮，但是要求把阿里斯蒂德神父重新扶上台的呼聲甚囂塵上，逼壓美國進行干預。令人感到沮喪的是，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或採取什麼行動才能結束波斯尼亞的殺戮。我們的部隊還沒有從索馬里脫身。我們甚至不得不在這年的1月份制服薩達姆·侯賽因，因為在這之前他派飛機進入禁飛區並威脅聯合國檢查小組。我高興地傳達了對伊拉克防空設施實施報復性導彈打擊的命令。
1月14日，離換帥只剩6天時間，我和迪克·切尼和五角大樓其他官員站立在邁爾堡的禮儀大廳內，人很擁擠，美國陸軍的迎賓小號宣佈總統和夫人的到來。我們打算為即將離任的總司令舉行盡善盡美的歡送儀式。在總統檢閱代表在“沙漠風暴”中打勝仗部隊的分隊時，陸軍軍樂隊奏起了得克薩斯旋律的集成曲。我們代表國防部全體人員向總統和第一夫人贈送了臨別禮品。然後我發表講話。“總統先生，”我說，“您在別無他法的時候派我們去執行有危險的使命，但是您從不掉以輕心，從不猶豫不決，從不捆住我們的手腳，對於我們完成任務所需的一切也從不吝惜。”我轉而談到巴巴拉·布什。“她是國家的第一夫人，她也是四軍種的第一妻子，她是一個這樣的婦女，她為祖國效力不怕艱難險阻，她對愛吹牛的人的大話不加理會，但她對需要仁慈的人也不加拒絕。”我講完後，請迪克·切尼講話，他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說，稱讚了喬治·布什這位大丈夫、總統和總司令。我看到迪克差一點流出眼淚，這還是頭一次。
我所效勞的喬治·布什是個貴族後代，出生在新英格蘭，從小家境優越，但他靠在得克薩斯的油田獨立起家；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但小時候也極淘氣和逗人喜愛；他待人接物客觀公正，但他好像對黨內極右派造成的種族對立激化並不關注；他在巴拿馬和波斯灣給美國帶回了令人自豪的勝利，領導結束了冷戰，並使世界更安全地避免核災難的浩劫。他在這些問題上摸到了公眾的脈搏，但在美國的國內問題上卻有失誤。他因某件事而獲得榮譽，卻因另一件事而受到處罰。就我個人與喬治·布什的關係而言，他委我以重任，並尊重我的判斷。他也給了我體貼、忠誠和友誼。我極其欽佩他，並將永遠敬重他。
在儀式快結束時，各軍種參謀長們和我還為我們即將離任的五角大樓首腦舉行了閱兵式和歡送宴會。在此刻，我試圖說說我所看到的迪克·切尼不露聲色的外表後面隱藏著的品質。我告訴來賓們：“他研究武器、戰略與技術，但是……他懂得了我們不是沒有生命的東西，我們不是官僚機構，我們也不是機器。相反，他懂得了美國武裝部隊是由人組成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像人一樣必須得到關懷，它有痛癢，它必須受到訓練，它會流血，它必須始終得到照顧。”迪克·切尼確實對我們很關照。
在將近4年的時間裡，他和我從未在社交場合共同在一起超過一個小時。但是我們的立場觀點出奇地接近。我們在“坦克”裡或橢圓形辦公室裡思考了許多同樣的問題，因此我們能夠把對方的半句話接上去說完。我對這位心情溫和的人不僅產生了職業上的尊重，而且產生了真正的喜愛。新總統就職典禮的前一天，我前往切尼的套間向他告別。我向他的秘書凱蒂·比利亞爾潘多問候一聲就走進他的辦公室，只見到處堆放著紙箱，裡面裝著4年來積聚的書籍和紀念品。
“部長去哪兒了？”我問凱蒂。
“噢，切尼先生幾小時前走了。”她說。我感到失望，甚至傷心，但不感到意外。身單影孤的牛仔徑自朝著夕陽之處走去了，甚至連最後的一聲“再見”都沒說。
第二天，60年代造就的一位年輕總統從40年代戰爭中曾是海軍最年輕的戰鬥機駕駛員的人手中接過火炬。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座架在兩屆政府和兩代人之間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