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準備退伍
比爾·克林頓就任美國第42任總統的第四天是星期日。那天晚上，卡普·溫伯格和夫人簡邀請阿爾瑪和我到他們的水門公寓共進晚餐。和老朋友在一起度過一個悠閒輕鬆的晚上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不願多想第二天將在白宮討論的問題。突然電話鈴響了，卡普拿起聽筒。“你的電話，”他對我說，“總統來的。”
我立刻想到比爾·克林頓為什麼打電話找我。第二天下午，參謀長聯席會議要與他會面討論關於如何實施他的諾言——他在競選中許諾，如果當選總統他將取消禁止同性戀者在軍隊服役的規定。對這一問題的爭議已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那天上午新上任的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面向全國”節目中令人莫名其妙的講話對這一爭論又火上澆油。在討論政府和國會對總統的許諾將採取什麼措施時，阿斯平對記者說，“這個問題搞不好，我們就會出現爭執，禁令就不會解除。”實際上，他公開預言克林頓當總統後的第一項倡議將以失敗而告終。
我從溫伯格手中接過電話說：“晚上好，總統先生。”
“將軍，我剛剛聽說瑟古德·馬歇爾法官去世了。”克林頓告訴我。他接著說，馬歇爾的家屬希望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能夠在阿林頓國家公墓安葬，雖然他並不是理所當然地有此資格。總統手下的人對他說，對於有傑出貢獻的美國公民可以做例外處理，但他想聽聽我的意見。
我說：“可以，沒什麼問題。”總統想把這位民權巨人安葬在阿林頓國家公墓。在關係這塊聖地的問題上，他想到與軍方聯繫，這使我非常高興。
“還有，感謝你和夫人參加我的就職儀式。”克林頓講完這句話後就掛上了電話，根本沒提阿斯平對記者的談話或同性戀問題。
第二天下午，阿斯平部長、各軍種參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和我來到白宮羅斯福廳，坐到會議桌的一面，對面坐著總統、副總統阿爾·戈爾、白宮辦公廳新主任麥克·麥克拉蒂、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尼、白宮發言人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和總統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員。阿斯平要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五角大樓當前關心的問題，部隊狀況、軍隊水平和國防預算。我們猜想，總司令第一次與他的最高軍事顧問們會晤應當至少提出幾個純軍事問題。然而，我講話一結束，我們就將後來的105分鐘全都花在討論武裝部隊中的同性戀問題上了。
“總統先生，”在討論過程中我發言說，“我們知道，在軍隊裡服役的男女同性戀者很有能力，表現得很體面，那是他們的身份未公開。如果允許他們公開那樣做，就會引起棘手的隱私權問題。”我建議總統讓每個軍種參謀長都從自己軍種的角度發表一下看法，因為任何新政策都要通過他們去執行。於是各軍種參謀長依次發言，每個人都說明不是僅僅發表個人的看法，他們關心的是保持軍隊的士氣和維護軍隊的良好秩序。他們都曾徵求了本軍種各方面——野戰指揮官、軍士長、士兵、軍人配偶和隨軍牧師的意見，大家都堅決反對取消禁令。只有最後發言的空軍參謀長託尼·麥克皮克語調比較緩和，可能是因為他看到眾口一詞地反對總統的建議，從而萌發了對總統的同情。我暗自好笑，因為我們在“坦克”裡討論此問題時，麥克皮克反對允許同性戀者服役的態度比誰都堅決。
整個會議過程中總統都一直認真聽取大家的發言，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就發現他有這種修養。他講話時，因參加就職活動講話太多而聲音有些沙啞。他說：“我競選時做了許諾，我實在很想兌現它。”然後，他轉向我說：“但是，上週我也以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身份宣了誓，我必須考慮到武裝部隊的建設。我不願看到戰士在軍營裡勾肩搭背，摟摟抱抱，但是這是一個行為規範問題，對異性戀的戰士也同樣如此。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戀者到部隊服役，無論他們是秘密的還是公開的。”
討論繼續進行，大家態度依然謙恭，但氣氛卻相當緊張。我越來越感到失望：竟然讓這個向題成為新政府要解決的第一位的重要問題。同時我也感到我能理解事情為什麼會這樣。比爾·克林頓已經放棄了在競選中所持的其他立場。例如，作為候選人，他批評布什把海地難民遣返回國的政策，而他現在已放棄了自己原來的主張。由於他的信譽發生了危機，我想他的某些顧問一定會對他說：“總統先生，您可不能再往後退了。不要管那麼多，就發一項允許同性戀者服役的行政命令，告訴那些將軍照此執行就得了。”
各軍種參謀長繼續指出，在擁擠的軍艦上、在狹窄的軍營裡和在大家緊挨在一起的其他場合裡讓同性戀者與其他軍人混在一起，會帶來許多實際問題。這時，我提出對當前的政策做一些變通。阿斯平、各軍種參謀長和我以前討論過這種變通。“我們可以在青年入伍時不再問他們有關性取向的問題。”我說。男女同性戀者只要對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無疑問，對於這種變通，爭取同性戀權利者仍會斥之為歧視性政策，而軍界持傳統觀念的人則可能說這是投降。“但是，”我最後說，“這可能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折衷辦法。”
總統決定暫時堅持現行的政策，同時給軍方6個月的時間研究這一問題。他說，在此期間，不要問應募入伍者有關性取向的問題。會議結束時他說：“我知道這些問題很難辦。
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們解決了。”
雖然對這個問題有爭議，各軍種參謀長和我離開會場時情緒很樂觀。總統充分聽取了我們的意見。他知道了軍方的立場，表現出願意妥協。至少他不會不顧軍方的意見，強行立即取消關於同性戀服役的禁令。
第二天，《紐約時報》對我和各軍種參謀長猛烈抨擊。該報的社論指責我們“藐視總統，幾乎到了違抗命令的程度”。該報的專欄作家阿貝·羅森塔爾撰文說，如果沒有杜魯門總統在1948年取消軍隊中的種族隔離，科林·鮑威爾永遠當不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其他報紙也對我進行了攻擊：《華盛頓郵報》說，鮑威爾……在這個問題上站到了錯誤的一邊”；《芝加哥論壇報》說，“軍方應服一劑增強容忍性的藥”；《費城詢問報》說，“在所有的人當中，鮑威爾應當是最能瞭解取消禁令之主張的人”；《亞特蘭大憲法報》說，“科林·鮑威爾比任何人都偏執”。《時代》雜誌稱我是“桀傲不馴的將軍”。我成了漫畫家筆下的諷刺對象，他們把我畫成一個穿軍裝的尼安德特人①。大部分批評意見的主旨似乎是，我以前在這一問題上所持的意見應該改變，道理很簡單：我們換了總統。
--------
①尼安德特人，舊石器時代的一種古人類。1856年採石工人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城以東的尼安德特峽谷南側的弗爾特霍菲洞穴裡發現人骨化石，是一種具有較多直立人特徵的古人類。“尼安德特”人因此而得名。——譯者注。
比爾·克林頓徵求我的意見，我明知道他不欣賞我的看法，但還是坦誠相告。出於榮譽感我必須這樣做。如果他乾脆採取發佈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辦法，我的日子反而會好過些。因為那樣軍方就會畢恭畢敬地說：“是，先生。”但是，正如萊斯·阿斯平幾乎立即瞭解到的，國會會接著把禁止同性戀者入伍服役的規定作為一項法律頒佈，迫使總統否決，而總統否決後，又幾乎可以肯定國會會推翻總統的否決。總統和他的顧問們選錯了問題，對公眾的態度做了錯誤的判斷。在新聞媒介對我大肆攻擊的時候，我的辦公室每天收到3000多封信件和電話，贊成維持禁令的人與主張取消禁令的人的數量比例是6∶1。
我反對取消禁令絕不是出於與生俱來的傳統觀念。例如，我並不反對讓婦女承擔某些戰鬥角色，如駕駛戰鬥機和在軍艦上服役。而且我也認識到，在同性戀問題上希望維持禁令的人中，的確有一部分人的論點與40年前反對在軍隊中取消種族隔離的人的論點相類似：“你要知道，下一步他們就想在我們的住宅區居住，在我們的食堂裡吃飯，去我們的俱樂部玩，在教堂裡與我們並肩而坐。”不過我仍覺得二者有根本區別。要求不同膚色的人緊密地生活在一起，與要求搞同性戀的人和其他人緊密地生活在一起是有本質不同的。
2月10日，《紐約時報》報道同性戀問題的同時，將一條關於我的消息也登在頭版上，對此我不能置之不理。這篇報道的標題是《據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要求提前退休》。早晨7點我到達五角大樓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電視小組已等在那裡，就傳說我要離職的事向我發問。《紐約時報》的文章有一點兒真實性。我曾對阿斯平說過——對迪克·切尼說的時間更早——我可能提前一兩個月離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位，但提出這一要求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我的接班人在下一個會計年度開始前就職，從而便於工作。同時阿爾瑪和我希望利用夏天搬入新住宅，這套住宅是我們為重返平民生活做準備而購置的。我向哥倫比亞公司斷然否認我因同性戀問題而想辭職。恰恰相反，我打算幫助總統解決這一問題。與這家廣播公司談話之後，我對比爾·斯馬倫說我要各個廣播公司都播放我的講話。中午之前，我先後出現在3家主要廣播公司和有線新聞電視網中，徹底澄清了關於提前退休的傳聞。
在以後的兩週內，我經歷了公眾對我職業生涯的最尖銳的批評。如喬治·布什在失去總統職位時所說，這令人痛心。一天，託尼·麥克皮克的司機揹著他的長官問奧蒂斯·皮爾遜是否他可以試開一下主席的轎車。空軍參謀長麥克皮克是《紐約時報》提到的可能接替我的人之一。
9個月之後，國會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我們與總統討論的政策，這種政策現在簡稱為“不問不說”。我想法院最終會就這一問題一勞永逸地做出裁決。只要法院做出裁決，不論是怎樣裁決，美國軍方都會遵照國內法行事的。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我的立場反映了我的良心和當時軍隊的需要。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認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對這一爆炸性問題的態度像他們近年來對許多爭論不休的問題的態度一樣可能發生變化。
克林頓政府最初幾週中做的幾乎是惟一一件使我滿意的事就是撤除了國防部正副部長門外的武裝警衛。12年前關於利比亞謀殺陰謀的謠傳引起了一場虛驚，此後便一直派武裝軍人警衛站在國防部正副部長的門外。溫伯格、卡盧奇和切尼都喜歡這些氣派的哨兵。而在我看來，這完全是把好端端的士兵給浪費了。由於萊斯·阿斯平不講求這種排場，我設法勸說他的助理趁阿斯平還沒注意的時候把這些警衛撤除。
我在其他方面的勝利，包括因為我成為美國流行音樂的主題而獲得兩枚證章；我的名字出現在《紐約時報》縱橫填字謎中；電視“風險”節目中還以我為主題出了一個題目。
舉行總統就職儀式後不久，克林頓的國家安全班子在情況室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討論的問題是波斯尼亞。雖然我是安全委員會成員，但我仍有一點局外人之感。我參與了里根和布什國家安全政策的全部制訂工作，而我的新上司對這些政策不甚滿意。不過他們還是歡迎我的，因為我瞭解這些政策的前因後果，或許這會對他們有用。這次會議使我知道了新政府的決策風格。新國家安全顧問託尼·萊克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他對會議不予引導。沃倫·克里斯托弗國務卿坐在萊克的一側，頗有些要別人推著走的架式，這與喬治·舒爾茨和吉姆·貝克那種大步走進會議室，立刻以美國外交政策決策人的身份行事的風格迥然不同。克里斯托弗像個律師，硬是等著委託他代理訴訟的一夥代理人決定要他為何種立場辯護。萊斯·阿斯平坐在萊克的另一側。他也不想做主持人。阿斯平發言不多，而他一發言則往往使討論繞過正在研究的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新班子的其他成員坐在其他座位上。
我們討論了1個多小時之後，戈爾副總統才趕到，我們不得不圍著會議桌挪動位置，為他騰出個座位來。又過了一會兒，總統駕到，幸好我們為這位國家最高行政首腦留出了位置。
以後的會議都是照著這次會議的模式舉行。作為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我主持的會議井然有序：開會時講明目的，接著就各種方案進行辯論，最後做出決定。布什時期會風較為鬆散，我逐漸適應了；克林頓的風格我也會慢慢習慣的，但這並不容易。
在以後的會議上討論仍然是漫無目標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討論或智囊團的研討會，我的新同事中許多人在他們政黨下野的12年中，正是這樣度過的。普通工作人員講起話來聲色俱厲，似乎是內閣官員。一天，我聽到託尼·萊克的一名在那裡做記錄的部屬當著我們大家的面與他辯論，我不禁為之愕然。
關於對波斯尼亞的外交政策問題，克林頓在競選時對布什批評得最為激烈。克林頓作出許諾，將在那個飽經戰事折磨的地方採取積極行動。現在他有了這個機會，在我們舉行的關於波斯尼亞問題的會議上充滿了好鬥的言辭。但是要採取什麼樣的積極行動呢？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呢？迄今為止，派兵幫助戰爭受害者的歐洲國家中沒有一個贊成打地面戰爭或者使用他們的力量強制實施停戰。他們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對波斯尼亞的看法與上屆政府時沒有變化。新班子不斷地號召“採取實際行動”從空中對炮轟薩拉熱窩的波黑塞族人進行懲罰，為此我擺了各種軍事方案，這些方案與我過去向布什總統提交的方案相同。我們的選擇從對薩拉熱窩周圍地區進行有限的空中打擊到在整個戰場上對塞爾維亞人進行大規模轟炸。我強調指出，這些行動中的任何一種行動都不能保證改變塞族人的行為，只有地面部隊有那種作用。大規模轟炸可能促使他們作出讓步，但不能迫使他們停止鬥爭。在實施有限空中打擊的情況下，塞族人會毫不費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亞的濃霧掩護坦克和大炮，或把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塞族人都會很容易地挾持從事人道主義救助的聯合國人員作為人質。
在關於波斯尼亞問題的各次會議上，我不斷表達的不受歡迎的意見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應當在明確政治目標後再使用軍事力量。阿斯平贊成這種觀點。辯論在一次會議上爆炸了：我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生氣地問我：“你總是講我們有一流的軍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這種力量又有什麼意義呢？”她這種話實在令我生氣。美國軍人不是在某種全球棋盤上任意挪動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釋：過去3年中我們10多次使用武裝力量進行戰爭、維持和平、救災和進行人道主義援助。但是，每次動用部隊我們都有明確的目標，並使我們的軍事活動與這種目標相一致。結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訴奧爾布賴特大使，美國軍隊能夠執行交給它的任何任務，但我始終一貫的建議是，必須首先確定明確的政治目標。然後我們才能完成任務。
託尼·萊克越戰期間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過，他支持我的立場。他說：“你要知道，馬德琳所問的目標問題正是越戰期間軍方應問而從未問過的問題。”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他的懺悔性著作《回顧》一書中也承認，我國在越南戰爭的目標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從而導致了我們人人都清楚的悲慘結局。
在這些討論中，如果總統在場，我總是感到比較舒服。比爾·克林頓有能夠把歷史、政治和政策擺對位置，使之融為一體的經驗。然而他放任漫無邊際的討論，所以他未從討論中收到應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學者氣質，似乎欣賞這些馬拉松式的辯論。討論來討論去，參加討論的人最終自認為找到了解決所討論問題的辦法，從山窮水盡轉入柳暗花明。但是經過幾天的事實檢驗後，那種解決辦法不靈，於是又回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經過一次討論後，總統提出取消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武器禁運，允許對塞爾維亞人進行空襲，幫助穆斯林具有較強的防衛能力。克里斯托弗國務卿於是周遊列國，向我們的盟友兜售這一戰略，然而盟友表明這種戰略根本就不行。一週後他空手而歸，我們只得又用一個星期六來研究另一種解決辦法。
在1994年和1995兩年中，在美國的督促下，聯合國和北約組織的確進行了有限的空襲，塞爾維亞人採取了人們料想之中的反措施。嚴酷的現實是，塞族人、穆斯林和克族都堅信他們在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並決心為此戰鬥到底。他們像若干年前的北越人一樣，軍事行動與政治目標相一致。西方為波斯尼亞問題大傷腦筋，但卻沒有找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也未確定與之相一致的承諾。解決這一令人難辦的衝突勢必要許多人付出生命代價，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無法就此向美國人民做出交代。同時，即使能暫時使衝突各方偃旗息鼓，但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又會拼個你死我活，要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就需要長期捲入，而這又是任何一位總統都難以做到的。
在五角大樓內，萊斯·阿斯平越來越不順心。他的管理風格與切尼恰好相反。切尼是井井有條，而他是雜亂無章。我們根本就說不準他上午何時上班。辦公會議的安排也沒個準。一旦開起會來，又是無休止的馬拉松漫談，常常參加下個會議的人擠在走廊裡苦等。阿斯平把他國會工作班子中的主要成員都帶到五角大樓來了，這些人成了他的御林軍。任何事情只有通過他們才能到國防部長那裡。阿斯平的新任新聞秘書維恩·吉德里在接受阿斯平的聘任時提出了一個條件：他不必向新聞界發佈消息。吉德里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處理阿斯平的私人公共關係。這些助手們很久才弄清處理國會的勾心鬥角事務與處理300萬軍隊的事務之間存在重大區別。
國防部的新班子曾做出許諾：文職領導要加強對五角大樓軍職領導人，特別是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辦公室的那個傢伙的控制。阿斯平的某些助手甚至打算提前宣佈接替我的人，使我成為一個肯定不久就要下台的“跛鴨”。但他們很快發現，五角大樓內的文職人員和軍人誰也離不了誰。各軍種的將軍們不是桀驁不馴，而是願意服從新的領導併為之盡力的。
從接管國防部的第一天起，阿斯平立刻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他的形象。在這個大建築物裡，大家都穿著熨得筆挺的軍裝，而最高領導卻穿著過時的邋邋遢遢的衣服，襯衣也皺皺巴巴，這就顯得很不協調。顯然阿斯平的頭腦是第一流的，但給他的新部屬講話時，卻常常詞不達意，說不清楚。外國領導人川流不息地來華盛頓會見克林頓的新班子，他總是不願意出面。在他不得已而會見他們時，往往把上身往桌上一俯，然後問人家：“請問，你們國家的情況如何？”於是就主要由客人說話，45分鐘之後客人離開，對新政府的外交和國防意向茫然無知。在與約旦國王侯賽因的一次會談中，我坐在一邊，看著國王陛下在那裡一人獨白，而萊斯不停地從倆人之間的茶碟裡拿開胃小吃放到嘴裡，一口氣把13片開胃小吃幹個精光！阿斯平的健康狀況是個問題。因為心律不齊他兩次住院。雖然使用起搏器使這種狀況得到控制，但這是在把他折騰得晃晃悠悠好幾個月之後。總的來說，阿斯平的形象難以使人增強對我國軍隊和盟國的信心。
好在他有兩個得力的副手：比爾·佩裡和約翰·多伊奇。前者後來接替他任國防部長，後者是阿斯平大學時的好友，卡特政府時我曾在能源部見過他。多伊奇最終成為克林頓總統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他們幫助協調阿斯平帶到國防部來的一批大使與學者之間的關係。
阿斯平主持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期間曾稱布什—切尼—鮑威爾“基本兵力”概念是一種“愚蠢戰略”。現在擔任了國防部長，他的主要目標是對武裝力量進行一次“全面審查”，實現克林頓的競選諾言。從理論上說，“全面審查”意味著勾銷過去，好像當前的武裝力量根本不存在似的，然後根據當前的防務任務建立一支新的軍隊。這種做法乍聽起來頗有道理，但是新政府不是從零開始，而是繼承了現有的戰略、武裝部隊、條約義務、承諾和全球危機。克林頓不是勾銷過去，而是他在競選時已經保證，在基本兵力的基礎上再裁減20萬部隊，節約幾百億美元。然而，為了多得選票，他還許諾恢復被布什砍掉的幾項國防工程，這幾項工程頗得民心，但耗資巨大。
“基本兵力”戰略著眼建立一支能夠“幾乎同時”打兩場大規模地區性戰爭的軍隊。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正在一個地方作戰，我們仍想有足夠的剩餘力量使另一個潛在的侵略者不敢輕舉妄動。阿斯平則主張維持一支能打贏一場大規模戰爭，同時有能力對任何其他敵人採取牽制行動的軍隊。我們的韓國盟友立刻問道，一旦他們遭到進攻，美國是否可能只採取“牽制行動”。阿斯平的試探氣球破裂了。我們用9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全面審查，結果又使防務政策回覆到了打兩場大規模地區性戰爭的軌道上，即布什戰略加上克林頓競選時提出的裁減。“基本兵力”這個術語雖然消失了，但正如阿斯平所承認的，它是全面審查後確定的兵力規模的依據。在寫本書時尚不清楚，人員和預算的削減是否會使我們的兵力減弱得太厲害，以致難以支持克林頓政府所確定的戰略和體制。簡言之，我們有力量完成所擔負的使命嗎？這種使命在以後幾年很可能發生變化。如果北朝鮮發生崩潰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況變好，那肯定需要調整打兩場戰爭的設想。同時打兩場大規模地區性戰爭的設想不會像遏制戰略那樣持續40年，但對當前冷戰後過渡時期是適宜的。
萊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漸漸地他的作風變得嚴謹起來。他意識到，作為美國武裝部隊的日常統帥，他需要給人一種能反映肩負重大責任的形象。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制訂了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審查，解決了幾個棘手的武器採購問題。不過，儘管有這些成就，儘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當國防部長是不適當的。
前總統喬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從索馬里撤出，人們對此已經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過了我的56歲生日。我去那裡的目的是為了把維持和平行動的責任從美國背上卸掉，交給最初就在這裡的聯合國承擔。索馬里國內的混亂曾使糧食生產和分配無法進行，造成大批人捱餓。我們結束了這種混亂，從而完成了任務。現在應由聯合國部隊來維持秩序。但是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說，災難來源於14世紀式的軍閥混戰，解決辦法應是在那裡推行20世紀式的民主。聯合國通過了一項決議，把工作任務從救濟飢餓者轉移到“建國”，這是我們進入越南時我第一次聽到的一個詞。根據我對歷史的觀察，建國的意願發自於其人民本身，而不是來自外部。索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國家。那裡幾乎沒有法制，沒有實實在在的中央政府，沒有行政管理機構，而只有氏族領袖。建國的口號聽起來很響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來這隻會導致陷在索馬里，而不是從索馬里脫身。索馬里各派最終將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之間的政治衝突。
※ ※ ※
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在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館舉行的儀式上引薦克林頓總統。一些退伍軍人組織指責說，讓一個“逃避兵役的人”在這個紀念館儀式上講話是對刻在牆壁上的58191個名字的褻瀆。其他退伍軍人則認為，比爾·克林頓現在是總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為了贏得對他越戰期間行為的寬恕也應出席。我個人認為他應當講話，因為他是總司令。實際上，如果他就任總統後的第一年不在這個紀念會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還會冒出這個問題。於是我欣然同意引薦總統。
過去幾個月中，總統十分活躍地履行了自己的總司令職務。他視察了“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參加了歡迎從索馬里執勤歸來部隊的儀式。然而，在他的周圍仍都是些年輕的文職官員，他們沒有當過兵，對軍事一竅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麥卡弗裡中將到白宮開會。當他走過西翼時遇到一個年輕的白宮工作人員，便向她打了個招呼：“喂，你好！”她竟翹起鼻子高傲地說：“在這裡我們不搭理當兵的。”麥卡弗裡是三星將軍，現在手臂上還有越戰中留下的傷疤，在“沙漠風暴”行動中他指揮過一個精銳的作戰師。這個年輕女士的話飛快地轉回五角大樓，像自由電子一樣激盪著那個地方。比爾·克林頓對手下工作人員的失禮行為頗為重視，於是不久人們看到在西雅圖經濟問題最高級會議期間麥卡弗裡與總統在一起散步。
我準備在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牆儀式上引薦比爾·克林頓的消息一傳出，我立刻遭到抨擊——在那麼多人中偏偏是鮑威爾引薦，他兩次到越南作戰，在那裡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間克林頓在牛津讀書！一位我熟識的、在戰爭中失去丈夫的婦女寫信給我說，我參加紀念會引薦總統是“可恥的，毫無道理的，不可原諒的”。這種批評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頓未服兵役的歷史並不使我不安。他現在是我們的總司令，這是美國人民的意願。作為一名軍人，對他服從是我的天職。但是，我不感到反感並不是完全出於這一點。在里根—布什時期，我曾同許多死硬派分子——主張對蘇聯、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馬強硬的一幫傢伙——共過事，這些人當時都處於服兵役年齡，但多數都設法逃避了在越南戰爭期間服役。我認為比爾·克林頓當時的表現與這些人沒多大差別。緩服兵役和設法逃避戰爭的整個制度從技術方面看或許是合法的，但它因階級而異，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我先到了喬治敦大學法律中心。我的兒子邁克那天上午畢業，他帶著小杰弗裡憑自己的力量走過講台領取了法律學位證書。然後忠誠的奧蒂斯驅車快速把我送到白宮。我到橢圓形辦公室與總統相會，離預定動身去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館的時間大概只有兩分鐘。前幾個月，比爾·克林頓給了我好幾樣小禮物。今天他送給我一對有歷史奇趣的鴛鴦表。這批表是為紀念東德議會下次會議而設計製造的，可是因為東歐集團崩潰了，這次會議再也沒有舉行。
在我們驅車前往會場的途中，總統輕鬆自如，興致很高。他談笑風生，從平底玻璃杯中喝著冰水，同時修改著他的講話稿。但當我們快到有5000多人等在那裡的紀念牆時，我發現他面部的肌肉繃緊了。我們下了汽車，掌聲稀稀拉拉，夾雜著抗議者的噓聲。停車場的警察把抗議者攔在會場的外圍。
曾為建設紀念館進行了長期鬥爭的簡·斯克魯格斯擔任司儀。最令我痛苦的是堪薩斯城酋長隊中後衛德里克·托馬斯的講話，他講到自己如何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長大，因為他的爸爸，一名空軍上尉死於越南戰爭。最後輪到我引薦總統。
“每當我來到這裡，”我開始講話說，“用手撫摸著我那久已離開人間而又令我永不忘懷的朋友的名字時，總會感到心靈深處的震顫。我們在這裡是要悼念歷次戰爭中的死難者，但值此時刻我們要特別醫治越南戰爭給我們留下的創傷。”我引用了亞伯拉罕·林肯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的一段話：“對任何人都不懷惡意，對所有人都抱有善心，對上帝使我們認識的正義無限堅定，讓我們以這種心態和信念努力完成我們正從事的工作，治癒國家的創傷，關懷那些浴血奮戰的戰士吧……”作為一名現在仍服現役的越戰老兵，我最後說：“現在我向你們引薦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比爾·克林頓總統。”
總統講話時掌聲壓倒了嘲笑聲。我敢肯定，這是他一生中發表的最困難的講話之一，但是是一次值得稱道的努力。會後我們驅車離去時，我發現他的緊張感消失了。“你偷了我的句子，”他邊說邊笑出聲來。他抽出一張講話提示卡遞給我。上面寫著我引用的林肯的那段話。“不過，你引用更合適，”他說，“如果是我引用，好像有為自己開脫的味道。”
我接受邀請，準備於1993年6月10日在哈佛大學畢業
典禮上發表演講。我的一位助理說，50年前的這一天恰好是溫斯頓·丘吉爾給哈佛大學畢業生髮表演講。想到這一點，我有些自慚形穢的感覺。我決定講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當前冷戰後時期這兩個歷史時代之間發生的巨大變化。不過，我預先得到警告：屆時我會面臨哈佛大學的男女同性戀者組織的抗議活動，他們腦子裡想著其他東西。
那天哈佛校園裡2．5萬人的隊伍中，有幾百人升起了氣球，上面寫著“取消對同性戀的禁令”。當我站起演講時，發出了稀稀落落的尖叫聲，但更多的是歡呼聲，特別是前面幾排，那兒坐著回校參加畢業50週年聚會的43屆畢業班校友。他們出席會議使我很感動。他們年輕時曾聽過丘吉爾演講，投筆從戎奔赴前線，打贏了反法西斯戰爭。
我頌揚了參加過上次“好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譯者注）的光榮的老戰士。回顧了冷戰結束後發生的巨大變化，然後談到目前的爭議。談到美國軍隊的社會問題時我說：“我們曾被種族主義、吸毒、‘尾鉤’①醜聞等社會問題所困擾，我們都找到了解決辦法……我們對軍隊中有爭議的同性戀問題也將找到解決辦法。”在我講話時，台上台下都有一些人轉過身去表示抗議。但是到最後，男女同性戀隊伍中不斷髮出的喊叫聲被陣陣掌聲所淹沒。
--------
①尾鉤一詞原出於越戰期間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附近的庫比岬美軍軍官俱樂部的“尾鉤酒吧”。美國飛行員安裝了一個座椅彈射器，彈出酒吧門口時，座椅裡的人要把一個尾鉤鉤在一根橫拉的鋼絲上，否則他就會跌入水池裡喝水。美軍後來用它來戲弄婦女。於是“尾鉤”就成了美軍性騷擾的代名詞。——譯者注。
那年夏季，我們開始把在索馬里的美國軍隊撤回國內，打算只留下約4200人支持聯合國行動。當時，索馬里人顯然感到緩過勁來，又有勁互相殘殺和殺戮他們設想的任何敵人。6月5日，一名主要部族領袖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追隨者與聯合國部隊發生了槍戰，20多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在美國督促下，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批准追捕殺人兇手。美國高級決策人並未進行認真的討論，便將這項措施付諸實施，這樣就把在索馬里承擔的義務從“建國”擴大到追捕索馬里酋長。任聯合國特使的美國退休海軍上將喬恩·豪懸賞2．5萬美元，要艾迪德的腦袋。豪、聯合國部隊司令土耳其中將切維克·比爾和美軍指揮官湯姆·蒙哥馬利少將都要求美國派武裝直升機和AC—130攻擊機進攻索馬里據點。
我支持這一要求，總統也批准了。但是當聯合國司令部進一步要求我們派精銳的“三角洲”反暴部隊去抓獲艾迪德時，我拒絕了，阿斯平和中央總部司令喬·霍爾上將也不同意。在居住擁擠的摩加迪沙搜尋艾迪德如同大海撈針一樣困難。更糟糕的是，我們在使衝突帶上個人鬥爭性質，越來越深地陷入索馬里古老的部族衝突。我試圖對我們承擔的愈來愈廣的義務進行審議，但沒有成功。與此同時，美國士兵開始有傷亡。8月底，我很不情願地同意了戰場司令官反覆提出的請求，向阿斯平建議派遣“別動隊”和“三角洲”特種作戰部隊。後來我對這一建議感到後悔。
4月14日至16日，前總統布什訪問科威特，在那裡他顯然成為伊拉克策劃的謀殺目標。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隨後進行的調查發現了足夠的證據，說明這次謀殺企圖與薩達姆·侯賽因政權授意報復有關。克林頓總統、戈爾副總統、託尼·萊克、萊斯·阿斯平、沃倫·克里斯托弗和我在白宮總統寓所會晤，決定發射巡航導彈襲擊巴格達情報總部。我向總統講解了實施這一打擊的全過程，包括可能有什麼成果、可能出什麼問題、伊拉克可能做出的反應、以及總統在每一階段需要做出的決定。實際上我是在給一位國家安全新手上研究生輔導課。我非常想看一看我國年輕的從未服過役的總統如何處理戰火的洗禮。克林頓應付自如地通過了第一輪考驗：他問的問題恰到好處。真正的考驗是進入倒計時階段和生命遭到威脅時，或者像我們步兵所說的：當第一次吮吸胸部傷口時。
6月26日，23枚導彈從紅海和波斯灣的美國海軍艦船上飛向巴格達。總統準備在進攻發起後15分鐘發表電視講話。但是我們遇到了通信故障。通常情況是，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在巴格達有一個工作班子，他們會幾乎立刻廣播襲擊結果，我們以此報道為依據。可是這個班子已經撤出，如果等我們的衛星經過進攻地點拍照，要等幾個小時之後。還未到15分鐘時，總統打電話給我，我們擊中目標了嗎？我只能回答說：“先生，現在還不清楚。”白宮工作人員設法與有線新聞電視網的董事長湯姆·約翰遜取得了聯繫，他呼叫了約旦的阿曼。電視網在阿曼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在巴格達的朋友，他們報告說，伊拉克情報總部確實被擊中了。
這次進攻還讓總統看到了軍事行動最殘酷的一面：有些導彈沒有擊中目標，反而打死打傷了許多老百姓。在整個軍事行動中我密切地注視著比爾·克林頓的表現、決策和情緒。
他沉著而堅定。
我此生56年中35年的漫長軍旅生涯行將結束。7月，英國大使館設宴款待我和撒切爾首相的前私人秘書查爾斯·鮑威爾勳爵。進入克林頓班子主管禮賓事宜的戴維·格根上來向我打招呼說：“你真的想離開？你知道，要想留下也不難。”按規定我可以繼續留任。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規定，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每屆任期兩年，可以連任三屆，而我只任了兩屆。但我打算離職。我已盡到自己的責任。雖然克林頓的國家安全班子現在工作得挺好，但我敢肯定，對我的離職他們是不會感到惋惜的。
關於我的繼任者，阿斯平和克林頓花了很多時間對幾個非常合格的候選人反覆掂量。8月11日，總統宣佈當時任歐洲盟軍最高司令的約翰·沙利卡什維利上將為下一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如果有人問我美國哪個機構能提供最好的機遇，我會告訴他請看美軍為我和沙利卡什維利提供的一切。沙利卡什維利十幾歲時才來到這個國家，他從一個應徵入伍的最底層的士兵升到軍銜的寶塔之巔。
※ ※ ※
搜尋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行動在繼續進行。蒙哥馬利少將開始要求派坦克和裝甲車保護運輸車隊免遭軍閥部隊的襲擊。這種威脅當然使美國人感到迷惑不解。既然我們去索馬里是為了解救在飢餓線上掙扎的索馬里人，為什麼我們的軍隊還會遭槍擊呢？聯合國的“建國”使命使我們陷入危機。我連著幾個星期催促阿斯平要他進行政策審查，而使他苦惱的是，他的政策班子到那時為止未拿出任何可用的東西。為保護美國士兵，我們在索馬里的指揮官請求增援我只能派出“別動隊”和“三角洲”部隊支援他們。距我離職日期只有3天了，我來到阿斯平的辦公室，最後一次要求他為湯姆·蒙哥馬利少將派他想要的裝甲部隊。
“我看還是不派的好。”阿斯平說。他是一位政治上講求實際的人。以鮑勃·伯德參議員為首的許多國會議員說，索馬里的事與我們不再相干，我們應當立刻撤回。我做了自己必須做的事——當兵的支持當兵的。阿斯平也做了作為一名文職決策者必須做的事——從更大的目標考慮問題，具體到這件事，就是使我們從索馬里脫身，而不是越陷越深。
我想盡量少去考慮即將到來的退休，可是老有些事不斷地提醒我這件事。9月20日，五角大樓的軍士長在中心庭院為我舉行了別開生面的儀式。雖然我在隊中已有最高的軍銜，那天我仍接受了令我感動的向我表示敬意的象徵性軍階。我被授予陸軍和海軍陸戰隊榮譽軍士長、海軍和海岸警衛隊榮譽一級軍士長以及空軍軍士長。
另一天，陸軍人事處一名年輕的少校到我辦公室告訴我退休後的待遇有：退休金、使用官方信封信箋、穿軍裝、喪葬費補貼。他還告訴我，退休金和社會保險金按為聯邦供職35年3個月零21天計算。他算得這麼精確，他把話講完的時候，我以為他會送給我一隻金錶呢！又過了一天，華盛頓軍區典禮官戈迪·庫爾森中校來檢查我的離職儀式安排情況。庫爾森過去經常向我報告其他軍官的告別儀式。當他一步步地向我介紹這種我熟知的儀式時，我才恍然領悟到我們是在談我的事。他看到我臉上露出留戀之情，我們都開始感到心煩意亂。
我退休的頭天晚上，萊斯·阿斯平為我舉行了令我難以忘懷的晚宴。第二天早上一如既往，我穿上心愛的黑色圓領無扣毛衫，然後穿上軍裝。奧蒂斯在外面等著我，我們順著走了多年的熟悉的大道開車去五角大樓。到樓裡後，發現我的辦公室有一種搬家日空蕩蕩的感覺，四周牆壁光禿禿的。我的助手們把我的東西都包裝好了，有托馬斯·傑斐遜的半身像、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送給我的獵槍、林肯把馬與將軍相比較的語錄、被草率定罪的“野牛勇士”亨利·弗利珀中尉的印刷版畫。我辦公桌玻璃板下的警句也不見了，這些警句有：“法斯特·埃迪，讓我們玩會兒落袋檯球”，“知足者常樂”，“決不要讓人看出你緊張不安”等。
我現在的行政助理格雷戈裡·“格洛格”·約翰遜海軍上校進來告訴我，克林頓總統想見我。我感到很驚奇。我的退休儀式定於下午4點整舉行，總統親切地同意由他來主持。
不知現在見我是為何事。
我到白宮後被領到二層總統寓所，比爾·克林頓早晨慢跑剛剛回來，正在扣新換的襯衣的紐扣。“讓我們到遊廊去坐。”他邊說邊帶我到屋外的杜魯門陽台。我們就誰坐在那兒謙讓了一番，他最後坐在一張肯尼迪搖椅裡，我則躺在草坪躺椅上。天氣暖洋洋的，空氣中散發著潮氣。南面的傑斐遜紀念館沐浴在清晨的陽光裡。我暗暗地想，不知何時我能再次看到這樣的景色。
“我找你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總統說，“我只是想對你為我、為國家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並想咱倆在一起再呆一會兒。”他問我今後有何打算。
我回答說：“我將忙於寫自傳，還要做巡迴演講。”我向他提及我還收到要我進入商界和到公司董事會任職的邀請。“但是，”我說，“只有退休後過一段，好好想一想怎樣度過餘生後才決定是否捲入。”我對他說，眼下我所關心的是在我領政府工資35年後使我的家庭在經濟上有保證。
“你退休後或許可以考慮擔任某種非全日性的社會公職。”總統說。他提到我可以主持總統的國外情報諮詢委員會，這是一個負責評估美國情報活動的有威望的民間組織。他還建議我擔任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諾曼底登陸50週年紀念活動委員會的主席，或者負責他針對青年人安排的全國服務計劃項目。
“總統先生，”我說，“眼下我不想擔任任何職務。但是如果我要挑的話，我願挑青年計劃項目。”
他笑了。“我猜你就會這麼說。”他說。
我們談了一會兒政治，這顯然是他津津樂道的話題，然後又扯起國內問題，醫療保健是壓在他心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把話題轉向國家安全。此時我考慮最多的是索馬里。我對他說，我們不能以美國的民主取代幾百年的部落主義。“我們不可能使索馬里脫離那種狀態。我們必須想法脫身，而且要快。”我說。
總統承認他沒有對6月份聯合國的決議給予足夠的重
視，該決議使我們與艾迪德處於針鋒相對的境地。“這使我們捲入的性質變得更加複雜化了。”他說。
我看了看錶。我們已談了一個多小時。“我佔了你這麼多時間，心裡感到很不安。”我說。
“今天就給你了。”比爾·克林頓說，好像世界就沒有讓他操心的事一樣。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神色緊張的助理人員從門口探進頭來說：“總統先生，該工做了。”
總統站起身來。“科林，下午再見。”他說。
我感謝他的關心體貼，不只是今天，而且在他手下工作的9個月。我們一直相處得不錯，而且變得很親密，儘管在初期新聞界做了與此相反的宣傳。
這次談話後沒過幾天，“別動隊”和“三角洲”部隊與索馬里部隊展開了激戰，18名美國士兵被打死。在摩加迪沙大街上拖拽美國士兵屍體的景象使美國人深為震驚。以前的電視圖像促使我們進入索馬里，而今日的電視圖像又促使我們從那裡退出。
總統立刻進行了政策審議，結果是決定在6個月內逐步撤出。阿斯平因為沒有提供蒙哥馬利少將請求的增援而受到嚴厲批評，雖然問題的真正癥結是政策有毛病。這一挫折是阿斯平在五角大樓任職終結的發端。12月，克林頓總統宣佈由比爾·佩裡取代他。阿斯平被委以其他重任。他被任命為總統的國外情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而且是由國會委任的監督軍隊作用與使命委員會的成員；此後他又被任命為國會委派檢查情報機構的特別委員會的主席。萊斯非常適合擔任這些職務，在這些崗位上他的才智可以得到充分發揮。不幸的是，1995年5月，他因為中風而英年早逝。
從白宮回來後，我召開了最後幾個會議。我感謝聯合參謀部主任和各部負責人4年來對我如此忠心耿耿。我與各軍種參謀長和幾位司令共進最後一次午餐。“感謝諸位在最後的時刻與我在一起，”我說，因為我退休的時刻就要到了。他們做了一項令我意想不到的安排。笑容滿面的喬治·布什大步走進餐廳。這位前總統似乎完全適應了退休後的生活，他過得很愉快。與他友好地重聚之後，我返回辦公室，看了最後一眼空白的牆壁，然後回家接阿爾瑪和最後一次穿上軍禮服。
當阿爾瑪和我登上檢閱台時，邁爾堡閱兵場呈現出50年代電視劇《這就是你們的生活》中的場面。我姐姐瑪麗琳及全家，各地的堂表兄弟姊妹，來自“潘興步兵會”的朋友，在蓋爾恩豪森、德文斯堡、越南、利文沃思堡、卡森堡和法蘭克福等地一起服過役的同志，白宮研究員班的同學和教會朋友陸續到達，喬治·布什及夫人巴巴拉、戈爾副總統及夫人、前副總統奎爾及夫人，卡普·溫伯格及夫人簡和迪克·切尼等人都到場了。
儀式正要開始之時，白宮一名軍事助理走到我面前說，克林頓總統將為我頒發國家最高非軍事勳章——總統自由勳章。我說，太遲了，我已經獲得過一枚這種勳章。那是我與貝克、斯考克羅夫特、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一起因我們在“沙漠風暴”行動中的表現布什總統嘉獎頒發的。這位助理告訴我，這枚勳章更高一級，是特別總統自由勳章。“總統將把勳章連同飾帶一起掛在你的脖子上。”這位助理說。他手捧著的飾帶很大，是品藍色的。
“不要戴長飾帶吧，”我哀求說，“戴上它我看上去會像魯裡塔尼亞王國的皇太子①。”
--------
①魯裡塔尼亞是安東尼·霍普所寫的小說中的一箇中歐王國。——譯者注。
他回答說：“飾帶可以商量，但是勳章必須掛在脖子上。”
克林頓總統和夫人到達後，儀式開始。這時太陽突然穿雲而出，像接受了某種信號一般。鼓號齊鳴，放19響禮炮，總統和我檢閱了儀仗隊。軍樂隊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奏起了“風暴之眼：科林·鮑威爾將軍進行曲”。總統把自由勳章掛到我的脖子上，不過沒有那條輝煌耀眼的長飾帶。阿爾瑪接受了軍隊的傑出平民服務勳章。接著比紅·克林頓講話，談到了我的軍旅生涯。最使我感動的是他下面的一段話：“顯然，你既有武士精神，又有知道何時為了國家利益而實踐這種精神的判斷力……我代表把自己的子女交付給你的父母們向你表示感謝……你為他們盡到了責任，正像你為國家盡到了責任一樣。”
下面輪到我講話。當我放眼望去看到這五彩繽紛的盛大場面時，我對自己的生活歷程感到無比驚異：我從紐約市立學院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少尉升到了美國武裝部隊最高級軍官；從在越南叢林中向幾百人提建議的顧問升到了負責陸海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共計200多萬官兵的最高軍事長官；從與南布朗克斯的小夥伴整天打鬧的小淘氣成長為與世界各國領導人交往的國務活動家；從護衛原子炮的途中丟失手槍的一名無經驗的軍官成長為協助超級大國領導人使世界避免核戰爭浩劫的國家安全顧問。我這一生真是光輝燦爛的一生。
部隊分列式穿過閱兵台接受檢閱。噴氣機和直升機呼嘯著飛越閱兵場上空。然後閱兵指揮官走過來，向我敬軍禮並報告：“長官，典禮結束！”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35年3個月零21天！
儀式之後客人們進入邁爾堡典禮廳用茶點。克林頓總統要大家安靜下來，說他有一件禮物送給我，是通過我在政府中的朋友慷慨解囊購買的。一名助手把放在角落裡的一件東西上面的灰布拉開，露出了一輛1966年式“富豪”轎車，它滿是鏽蝕和光榮的創傷。我看到奧蒂斯在咧著嘴笑。白宮人員指定他去尋找這輛舊汽車，對此我深表感激。
那天夜晚，我最後一次脫掉軍裝。在我身穿軍裝的這些年裡，這個國家的所有美好的一面使我受益匪淺，它遠遠超出了我的最大希望；但同時我也不得不忍受這個國家的種種根深蒂固的弊病的折磨。我此生幹了一番光榮而有用的事業，而且乾得很好，我熱愛這一事業。這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是難交的好運。我惟一的遺憾是我不能將往事再從頭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