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平民生活

我一覺睡到第二天早上，在我記憶中這是第一次未用鬧鐘而醒來的。我穿上寬鬆長褲，馬球襯衫，一雙懶漢鞋，然後慢悠悠地走到我們在華盛頓郊區買的這套房屋的廚房，與阿爾瑪一起用早餐。我現在開始全日從事一份多年來我一直只有夜晚才作為第二職業從事的工作，這就是做丈夫。

阿爾瑪放下咖啡，抬起頭來對我說：“洗滌槽堵住了。地板上到處都是水。”

沒問題，我想。我會打電話給營區工程師。後來我想起來了，什麼營區工程師？不屬我管了。於是脫掉軍裝後的第一個上午就蹲伏在嘀嘀嗒嗒漏水的洗滌槽邊度過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變成了房主哈里。

我從四星上將變成一介平民後，一夜之間我的90名隨身工作人員全部消失了。我帶著退休金和退休身份證離開五角大樓。值得慶幸的是，我的公共事務助理比爾·斯馬倫上校與我一起退休，他同另一個從五角大樓退伍的佩吉·西弗裡諾一起建立了一個小辦公室，管理我新階段的生活。

退休後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駕駛的老式“富豪”轎車（我不止一輛這種轎車）偏偏在高峰時間行駛在環形路上時沒有汽油了，這次我真正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變化。一位親善好施的人在我後面停了車下來，我們冒著生命危險把我的車橫穿3個車道推到路邊上。這3個車道上滿是回家的車輛，司機不耐煩地使勁按喇叭是可以理解的。我把棒球帽簷使勁朝下拉，沒有任何人包括下車救助我的那個人，認出未能及時給汽車加油的這個人就是當年曾指揮千軍萬馬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我正要用汽車上的移動電話給我的辦公室打電話，一名交通救援警官趕來。

“怎麼啦？”他問道。

我又向下拉了拉帽子，向他說明了情況。他有板有眼地向我發表了一通“千萬不要在環形道上沒有汽油”的訓話，接著走到他車子旁邊，拿出一根大概只有麥秸杆粗的軟管，向我的油箱裡注了半加侖汽油，然後就走了，他也沒有認出我來。我在最近的道口把車駛出環形路，遇上另一次交通堵塞，又燃盡了汽油。我對自己說，鮑威爾先生呀，當一名平民百姓比你預計的要艱難得多。

我雖然從軍隊退休，但生活依然緊張。寫這部自傳是一種新的冒險，演講日程也排得滿滿的。我的個人生活很簡單，自由自在。我世面見得多了，在飛機上生活了多年，對旅遊不再感興趣。阿爾瑪一生輾轉東西南北，現在想建設自己的安樂窩。在我們確實要到外地去時，一般是抽幾天去長島看羅恩·勞德斯等朋友，或拜訪表弟布魯斯·勒維林。不過我們經常在雪地裡赤腳行走，去看我們演員女兒琳達的演出。1994年，邁克和簡在等待他們的新家建成時，暫住在我們這裡；其間他們有了另一個兒子——布賴恩。有孫子住在身邊我們感到很幸運，和他們在一起我們極為快樂，兩方面的好處我們都撈到了——既享受了同孩子在一起的歡樂，又不負什麼責任。阿爾瑪和我請客不多，只是偶爾與幾位朋友互請吃飯。對我來說愉快的晚上就是坐在安樂椅裡看電視播放的老電影，特別是音樂片，其中我最喜歡的是上面提到的《音樂人》，還有《俄克拉何馬》和《小夥與少爺》。《卡薩布蘭卡》、《催促者》、《生產者》、《拉文德山暴民》和《神經錯亂》我看過很多遍，能夠大段地背出台詞。如果不看電視，我就讀書。我的興趣不拘一格，從歷史到幾乎任何人的傳記，還有一些小說。軍事著作只是偶爾讀讀。

我們像在五角大樓中那樣喜歡聽聽音樂，最喜歡的仍是即興諷刺歌歌手。我還愛聽阿雷塔·弗蘭克林、卡利·西蒙、盧·羅爾斯、保羅·西蒙、安妮·默裡、納塔利·科爾的表演和安德魯·勞埃德·韋伯演奏的任何音樂。不過不喜歡聽硬性搖滾和叩擊音樂，這可能就是代溝吧。我也喜歡古典音樂，但不要問我在聽什麼，因為我對那些曲子分辨不清。在冠軍賽期間我愛看電視的足球節目，在棒球季節外出到公園裡去仍能發現有典型美國風味的東西。我曾經在體育上小有名氣，是壘球的長球擊球手，短網拍牆球運動員，但這種歲月一去不返了。現在最耗費我體力的運動是踩健身腳踏車。在汽車車罩下面弄得滿是油垢是我最愉快的消遣。現在我的驕傲和愉快是一輛1966年生產的122型富豪旅行車，車的顏色是膽汁綠的，里程計上的數字約等於地球到月亮的距離。我花了500美元把它買下來，又花了1000美元才使它轉動起來。

退休後阿爾瑪和我有過一次不尋常的旅行，說起來這次旅行像是霍雷肖·阿爾傑的廉價小說的結尾。我的父母有一個小小的保險箱，媽媽去世後的一天，我清點了保險箱內的東西：幾百美元現金，一對戒指，一個粗糙的油布票夾，裡面有一美元鈔票，這個布票夾是我上小學二年級上工藝課時做的，我父親一直捨不得把它丟棄。真正的財寶是我父母來美國時所帶的英國護照，上面貼著照片，這些照片是我看到的他們最早的照片。阿爾瑪和我1993年12月動身去倫敦前，我又拿出這些照片來仔細端詳。來自英國一小塊殖民地的兩個板著面孔的黑人移民的兒子現在將被英國女王冊封為爵士。

12月15日，我們在旅館穿戴整齊準備到白金漢宮謁見女王。通常很冷靜的阿爾瑪現在卻不斷地擺弄自己的服裝。我覺得她看上去已經像王后一般了。我們到達後被領進一個房間裡等候，在這裡女王的侍從武官向我解釋了受封程序。“當你們走進去後，”他告訴我們，“女王陛下就走向前把二等高級巴思爵士勳章授予你。然後你們就退出，除非她賜你們座。”我過去聽說過這種區別：不賜座的屬於B名單，賜座的屬於A名單。

一扇看起來像牆壁一樣的門突然打開了，我們走進一個金碧輝煌的房間。“科林·鮑威爾將軍和夫人到！”王室侍從武官宣佈說。

伊麗莎白女王走向我們時經過一張桌子，順手拿起一件什麼東西。她說：“再次見到你們我真高興，鮑威爾將軍和夫人，我愉快地把這件東西送給你。”邊說邊給我一個盒子，裡面裝著我的勳章。

儀式就這樣結束了。由於我是美國人，我不必屈膝，女王不必用皇家寶劍拍我的肩。阿爾瑪也不必行屈膝禮。

“請坐。”女王說。我們坐下來談了15分鐘的話。談話激動人心，話題從世界大事到該死的天氣。然後我們就離開了。

如果我的父母還是英國臣民的話，我現在就成了“科林爵士”，阿爾瑪則成為“鮑威爾爵士夫人”。可是如果我的父母仍留在牙買加，難以想象我會被封為爵士。如果盧瑟和艾麗乘船去南安普敦而不是去紐約城，我有可能在英國某個不出名的團裡當上軍士長，但不大可能當上英國國防參謀長。我珍重我家族的英國根，但我更愛我的美國，因為這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

離開白金漢宮後，阿爾瑪和我坐進一輛由穿著軍裝的司機駕駛的本特利汽車。司機轉過頭，笑著問：“鮑威爾貴族夫人，您去哪兒？”不論這種稱呼是否正確，聽起來令人心情舒暢。

“去哈羅茲。”①阿爾瑪答道。

--------

①哈羅茲是英國倫敦最有名的一家百貨公司。——譯者注。

南非的聯邦大廈坐落在俯瞰普勒托利亞的一座山丘上。1994年5月10日，我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要人坐在一起，觀看過去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在這裡發生。在擠滿山丘的成千上萬人的歡呼聲中，南非武裝部隊4名高級軍官組成一個儀仗隊，護衛他們的下一屆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走上舞台。作為一名非洲裔的美國人，我感到驕傲；作為人類的一員，我感到歡欣鼓舞；作為世界事務的一名研究人員，我對這種和解行為感到驚異。

一週之前，克林頓總統邀請我加入美國代表團，參加曼德拉就職典禮。該代表團由副總統戈爾與夫人率領，成員包括克林頓夫人、數名國會和內閣成員以及長期以來支持曼德拉的著名的非洲裔美國人。美國黑人大多數是民主黨人，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美國黑人比傾向於保守主義的更多，這不是什麼秘密。同機飛往南非的人包括傑斯·傑克遜牧師、卡羅爾·莫斯利—布朗參議員，國會議員查爾斯·蘭熱爾、羅恩·德勒姆斯、奎西·姆富米、路易斯·斯托克斯和馬克辛·沃特斯，內閣成員羅恩·布朗和邁克·埃斯皮，前紐約市長戴維·丁金斯以及巴爾的摩市長卡爾·施莫克。其中大多數人我都認識，相處得一直不錯。我也知道，我的職業生涯取得的成就有些是非洲裔美國人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他們為此而驕傲。但與我同機的這些人原希望我在不同人的領導下取得成功。在這些人的眼中，我是持點滴受益論①觀點的保守共和黨人里根和布什的產物。如傑斯·傑克遜所說，應當把我看成是一個忠誠地履行自己任務的軍人，哪怕這些任務需要我執行“鎮壓性的政策”。

--------

①點滴受益理論，將給予大企業的經濟利益轉而給予小企業和消費者的一種經濟理論。作者曾是工商管理學的碩士，所以在書中經常引用一些經濟方面的術語。——譯者注。

不過，在這個長時間的飛行旅途中，我們把官職和政治都拋到一邊去了。我們進行了親切、風趣和輕鬆的交談。我們開玩笑地假裝睡著，以免陷入傑斯·傑克遜在過道上發表的長篇大論的陷阱。黑人婦女全國代表大會的德洛·塔克對我說：“科林，你應當進入政界，我是說作為一個民主黨人。

你太好了，不應是一個共和黨人。”

此時此刻黨派政治是第二位的，擺在首位的是我們是美國人，來非洲觀看我們過去曾希望但未敢具體想象的事情現在變成了現實。這天的活動安排得非常好。合唱隊高唱原來的白人國歌“南非的召喚”，然後唱黑人自由國歌“上帝保佑非洲”。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包括德斯蒙德·圖圖主教）進行祈禱。曼德拉在9分鐘的就職演說中，闡述了他作為一位政治家所倡導的種族和平與和解的主題。4架噴氣式飛機從頭頂飛過，釋放出代表南非新國旗的不同顏色的煙霧，這些不同的顏色在飛機的後面混合在一起，就像這個新生自由國家的各種希望聚合起來一樣。種族隔離成了歷史的陳跡，南非從一個種族等級森嚴的國家成為非洲的榜樣。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曼德拉由一名抗議者、一個囚犯成為總統。

就職儀式之後，在我們等車去美國大使館的時候，德勒姆斯、姆富米和我三人一起以街頭爵士樂的格調唱起了《在靜靜的夜晚》這首歌，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跟著我們唱了起來。在回國的飛機上，我與查爾斯·蘭熱爾、戴夫·丁金斯和邁克·埃斯皮一起打撲克，結果邁克·埃斯皮輸得很慘。他總結的教訓是千萬不要與紐約三兄弟一塊玩牌。我很喜歡這種親密無間的氣氛。“關心非洲”這一組織的負責人佩恩·盧卡斯在我們即將離開南非時對我說：“你知道兄弟姊妹們在說什麼嗎？‘嘿！鮑威爾挺好的。不要相信關於他與里根和布什是同夥的胡說。他是與你和我一樣的黑人。’”以前我們一直很友好，現在他們進一步把我看成是他們之中的一分子了。

幾天之後我去歷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學校的霍華德大學①，在學位授予典禮上發表演講。這時我在比勒陀利亞目睹的情景湧上心頭。自從與伊斯蘭黑人穆斯林國有聯繫的演講者在該校校園內公開譴責了猶太人後，霍華德大學就成了種族糾紛颶風的風眼。這些講話在猶太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霍華德大學因提供種族迫害的講壇正受到尖銳的批評。在南非時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納爾遜·曼德拉邀請了他被監禁27年中曾監管過他的3名監獄看守參加他的就職慶典。他絕不讓種族仇恨的強酸腐蝕他的仁慈博愛信仰。前一週，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就巴勒斯坦自治問題簽署了一項以前根本無法想象的協議，然後握手言和，從此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解開了他們之間的宿怨。當我思考霍華德大學的混亂時，我知道自己該講些什麼。

--------

①霍華德大學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建於1867年。——譯者注。

那個星期六，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我作為一個生活在白人居多數的社會中的黑人，講了一段肺腑之言：“非洲裔美國人已經在歷史的道路上走出很遠很遠，同時在我們的前面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因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再離開正道，陷入仇恨的泥潭。”新聞媒介對我在霍華德大學的講話做了非常廣泛的報道，這不是因為我比在那個春季學位授予典禮上發表講話的其他人更雄辯，而是因為我譴責來自任何方面的種族仇恨顯然是人們所歡迎的。

1994年9月15日，星期四，前總統吉米·卡特打電話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和參議員薩姆·納恩一起去海地，執行避免一次潛在的流血入侵的使命。聯合國不久前批准使用武力推翻該島獨裁統治，使讓·伯特蘭·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權。全世界都知道美國正準備入侵。我回答前總統說，如果克林頓總統想要我們幹這件事，我願意去。

那天下午，比爾·克林頓真的打電話來了，他說：“吉米·卡特有時很難以捉摸，上次北朝鮮問題我交給他去辦，他辦得還挺不錯。”總統這次主要擔心的是，卡特一旦去海地，“下一件事，你要知道，就會要我取消入侵，因為他正在談判解決辦法。”克林頓告訴我，他並沒有停止入侵的打算。他可以同意我們去海地，但是去只能談判美軍怎樣登陸，而不是是否需要登陸。

星期五晚上，我在俄亥俄州演講後很晚才回到家，抓緊時間打點了一下行裝，睡了不大一會兒，星期六一早就與卡特和納恩一道出發。陪同我們的有國務院海地特別談判人邁克爾·科扎克、國家安全委員會美洲內部事務局局長拉里·羅辛、哈羅德·布朗部長的前國防部公共事務顧問、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湯姆·羅斯、聯合參謀部作戰主任傑裡·貝茨少將和拉丁美洲專家羅伯特·帕斯特。9月17日，星期六12點30分我們到達太子港。發動入侵的時間定在9月19日星期一午夜過一分鐘，這時只有不到36個小時了。當時我們和海地人都不知道這個情況。

我們被領到海地軍事司令部，然後到二樓拐角的一間辦公室會見大權在握的軍人集團頭目拉烏爾·塞德拉斯。他人很瘦，土黃色的皮膚，長著尖長的下巴和鼻子。他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同事，包括軍人集團的另一頭目、陸軍司令菲利普·比安比准將。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我看到牆上靠著一支裝有香蕉式彈夾的M—16自動步槍。緊張的氣氛使我決定時時刻刻不要離開那支M—16太遠。我還吃驚地看到，塞德拉斯的牆上掛著1915年至1934年佔領時期統治海地的6名美國軍官的照片。我提到了這些軍官。“我們絕不忘記自己的歷史。”塞德拉斯說，臉上露出神秘莫測的微笑。

我們在一張會議桌旁坐下來。吉米·卡特說明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解釋說，我們希望登陸和平地進行，不要流血。卡特勸說軍人集體放棄戰爭，為此擺出誘人的條件，包括允諾實施大赦，允許塞德拉斯等人在未來的某個時間返回海地。塞德拉斯對此很反感。“我國憲法不允許流亡。”他說。

第一次會議於下午2點左右破裂，沒有任何結果。此時離入侵開始時間只有34個小時。我們一行住進克里奧耳別墅賓館，該賓館在城市高處的山丘上。在那裡我們禮節性地拜會了海地國會議員。然後我們邀請企業界頭面人物共進晚餐。使我感到驚異的是，經過近3年的經濟封鎖，海地人民窮困不堪，而這些人竟是那樣地容光煥發，腦滿腸肥和衣著考究。制裁的作用如此而已。晚餐中我們確實獲得一條有用的情報。一位海地企業家馬克·巴津對我說：“如果你想說通塞德拉斯，他老婆是關鍵。”

晚上11點，我們又與塞德拉斯和他的一夥人會談。卡特起草了一份協議，對此協議雙方數小時爭執不休。軍人集團拒絕按協議草案要求離開海地。“我們不走，”塞德拉斯說，“這不僅違反憲法規定，而且也玷汙我們的名譽。”

我想，我們都是軍官，或許通過啟發軍人的榮譽我能夠打動這些人。是否他們有真正的榮譽感這無關緊要，只要他們認為他們有就行。“你們必須決定走哪條路才不致損害名譽，”我說，同時用目光掃視了一下會議桌四周。哪國的軍事法典要求無謂地犧牲？讓我告訴你們真正的榮譽是什麼。這就是有勇氣放棄權力而不致造成無意義的死亡。塞德拉斯和其他人聽得很認真，但未做任何讓步。

參議員納恩從他的角度談了兩點。“你們應當知道，”他說，“美國國會將支持美國總統的決定。納恩指出，民主不僅意味著用民選總統代替軍人集團。它還意味著國會能正常工作。”

我不清楚卡特擺的條件、納恩的論點和我的心理戰策略是否產生了作用。會談結束了，仍然沒有結果，但是塞德拉斯邀請我們星期日早晨到他家裡去，我們將在那裡與他的妻子會面。

我們離開時，海地武裝部隊負責人事工作的一個叫多雷利恩的上校伸出手來準備與吉米·卡特握手，可是突然又把手縮了回去。“你最近與阿里斯蒂德握過手沒有？”他問道。

“沒有，”卡特說，“你問這做什麼？”

“我怕他的魂還附在你身上，”多雷利恩說，“我可不想讓它沾上。”

我們離開時已近夜裡2點。離入侵時間只有22個小時

了。

星期日清晨，我們來到塞德拉斯家，這是一座坐落在植物茂密的熱帶花園中的地中海式別墅。塞德拉斯的妻子雅妮克·普羅斯珀·塞德拉斯原來是一個國色天香的女人，一頭烏黑油亮的頭髮，淡咖啡色的皮膚。她對我們說，她的父親是一位將軍，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將軍，對她來說榮譽高於一切。她訴說了昨天晚上她和丈夫如何帶著3個孩子一塊上床，告訴孩子們這可能是他們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夜。他們必須準備著為了榮譽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她說，“我們寧可叫美國的子彈射穿我們的胸膛，而不願成為賣國賊讓海地的子彈從背後打來。”

我回答說：“我的妻子會完全理解你作為一名將軍夫人矢志不渝的忠誠。但是我告訴你，大局已定而白白地送死是無榮譽可談的。你與你的丈夫應當接受不可避免的結局，使海地免遭進一步的苦難。讓我們談論生而不是死吧。”卡特和納恩也反覆講這個道理。她仍不置可否。

她丈夫提醒我們，該是見海地總統埃米爾·若納桑（美國未予承認）的時候了。在我們離開的時候，塞德拉斯夫人說：“我丈夫會擇善而從之。不論他怎樣做，我都會支持他。”

我們至少使她有了鬆動，從對立轉向中立。

在總統府我們會見了若納桑。這是一位81歲的老人，慈祥而莊嚴。他講一口流利的法語，邊說話邊用他那長瘦而優美的雙手打著手勢。然後又回到軍事司令部再次努力說服塞德拉斯接受卡特的條件。現在是上午9點，距離入侵時間只剩下15個小時。而我們還面臨著另一個時間限制。我們與克林頓總統保持著經常不斷的聯繫，他告訴我們必須在中午12點以前離開海地，只剩下3個小時了。我們要求白宮多給些時間。

在軍事司令部裡，塞德拉斯提出一個根本不能接受的反建議。他希望就允許多少美國士兵、坦克和大炮登陸的問題進行談判。我們告訴他，這個問題絕不允許談判。現在是需要和盤托出的時刻了。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對他說：“現在讓我向你說清你面對的是些什麼。”我開始扳著手指向他講：兩艘航空母艦，兩個半步兵師，2萬名士兵，大量的武裝直升機、坦克和大炮。我不停地說著，看到面前這些海地人的情緒在我敘述的兵力的威壓下漸漸低落。

“我們過去是這個半球最弱的國家，”塞德拉斯苦笑著說，“你們登陸後我們就成了最強的國家了。”

下午4點整，比安比慌慌張張地衝進來。“入侵就要開始了！”他喊叫著說。他剛與在布拉格堡的一個提供消息者通了電話，美國的傘兵已做好準備，在下午5點登上飛機。對一個窮國來說，情報工作真算做得不錯，我想。

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陷入了僵局。克林頓總統指示我們，卡特提出的大赦不能是無條件的。不論海地國會是否准予大赦，軍人集團必須在10月15日前下台。“我們不能接受。”塞德拉斯說。“這是我國文職當局決定的問題。”我們想起若納桑不完全是個傀儡，於是建議他與若納桑研究這個問題。塞德拉斯表示同意。我們迅速穿過人群，坐上停在外邊的汽車前往總統府。我坐在塞德拉斯的汽車裡。手榴彈在車廂的地板上滾來滾去，後座上一個海地士兵手裡緊握著衝鋒槍。

我們登上總統府的台階到了若納桑的辦公室，這位年邁的領導人正與他的負責外交、國防和宣傳的三位部長等在那裡。當吉米·卡特講停止入侵的條件時，我知道了克林頓要我打電話給他。我在臨近辦公室找到一部電話機，設法直接撥通白宮。“總統先生，我說，我認為這裡有些進展，只是還需要些時間。”克林頓頗為不安。他不打算改變入侵時間表，他說，但我們可以再多談一會兒。

當我回到若納桑的辦公室裡時，他的國防部長正怒氣衝衝地說：“這些條件太苛刻了，令人無法容忍。我第一個辭職。”

“那就辭吧！”若納桑平靜地說。

情報部長接著開了腔，他指責說，美方的建議是“不光彩的”，也揚言要辭職。若納桑向他做了一個免除他職務的手勢。“我們的部長已經太多了，”他說，“我要在這項建議上簽字。我不願讓我的人民進一步遭受苦難。我選擇和平。”

塞德拉斯和其他人服從若納桑的決定。我利用這個機會對塞德拉斯說：“我希望你做出鐵的保證：我國部隊登陸時不會受到襲擊。請記住：我們可以取消入侵，也可以同樣容易地恢復入侵。”

“我服從我國總統的命令。”他說，眼睛轉向若納桑。

“我們向你們保證。”這位老人點了點頭說。

文件寫成英文和法文兩種文本，卡特和若納桑兩個人在上面簽了字。強攻海地的計劃在離發動進攻前6個小時被取消了。

第二天，在第十八空降軍軍長休·謝爾頓中將的率領下，在海地人民的歡呼聲中，美國軍隊和平地在海地登陸。3周之後，塞德拉斯和他的親密朋友離開了這個國家。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總統歡欣鼓舞地重返太子港。

我們達成的協議受到不少指責。指責者認為那些“惡棍”脫身得太容易了。我也遭到攻擊：那些人根本無榮譽感可言，我卻偏偏企圖利用他們的榮譽感。我對這些批評並不在意。一旦謝爾頓將軍和他的部隊踏上海地的土地，這個地方就橫豎由我們管理。如何處置軍人集團是無關緊要的事。由於我們的努力，本來可能在戰火中送命的美國青年，當然還有可能更多的是海地青年，現在還活著。對我來說，有這種勝利就足以自慰了。

真正的功勞應歸於三位總統：比爾·克林頓、吉米·卡特和埃米爾·若納桑。克林頓敢於承擔政治風險，在最後時刻採取冒險行動，避免了強行入侵；卡特在尋找和平解決危機的方案方面有創造性和堅強的意志；若納桑則非常睿智，為他勢單力薄的將軍停止戰鬥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台階。不過，海地人是否將在尋求民主的道路上獲得勝利，只有時間能做出回答。

我退休後還遇到一件有關外交事務的事。那是1994年12月17日，星期六。近午夜時分，我正在書房讀書，突然電話鈴響了。我猜出是誰打來的。那天下午，弗農·喬丹令人意想不到地來我家坐了一會，對我說，克林頓總統想跟我談談關於要我回政府任職的問題。當時華盛頓正盛傳沃倫·克里斯托弗想要辭去國務卿之職。克里斯托弗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受到猛烈的批評，因為在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的美國外交政策似乎漫無目標，缺乏連貫性和一致性。喬丹向我證實克里斯托弗確實想辭職。總統想向我談的任職就是任國務卿問題。我問弗農他能否把這個召喚給回掉。他笑了笑說：“無能為力。”

那天晚上我拿起聽筒後，白宮接線員要我稍候，是總統的電話。當總統拿起電話時，我開玩笑說：“我希望你不是要我跟著卡特去執行另一項任務。”這位前總統又要去搞私人外交，這次是去波斯尼亞。克林頓笑出聲來，說不是，然後說他希望我第二天上午到他那兒聊一聊。

我上午8點到了白宮外交人員入口處，同忙了一整夜的特工處人員交談了幾句。頭一天有人向白宮盲目射擊，我到達時，特工人員仍在白宮內尋找彈頭。

我走進總統寓所，總統出來迎接我，把我領進他的書房。我們坐下來談了一會兒，主要是關於波斯尼亞和海地問題。然後他告訴我沃倫·克里斯托弗想辭職，問我對這個職位是否感興趣。

自從弗農·喬丹到我家去過之後，我一直認真地考慮這一問題。我對總統說，承蒙總統垂問，我感到非常榮幸，但我不得不謝絕。“我離開政府只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我說。我有一些繁重的工作要做，特別是為我的出版商完成我的自傳。除此之外，我補充說：“阿爾瑪和我打內心裡希望能把脫離公共生活的時間拖長一些。”我們好不容易才得以重溫清靜的私人生活，我們希望有更長一段時間享受家庭生活的樂趣，考慮我們的未來。一年前我用類似的理由回絕了喬丹向我發出的關於同一職位的試探。

留在心裡而未說出來的話是，我對現政府處理外交政策的隨機性不敢苟同。我已熟悉他們的風格。我感到，要我納入現政府的運作就必須對現狀做些改變，而這些改變涉及根本性的問題，總統可能難以實行。雖然如此，這是一次鄭重其事的徵召。如果國家面臨直接危機，那是不可能說個“不”字的。而現在不是這種情況。總統現在面臨政府職位有個空缺，而不是面臨緊急狀態。他體諒地接受了我的答覆，接著我們談起了其他問題。不久我就告辭了。此後我們繼續保持密切的聯繫，經常討論國內外政策問題。

至於國務卿的職位，沃倫·克里斯托弗是我知道的盡職盡力的一位公務員，他同意繼續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