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語

從退休的幽靜生活之中，冷眼看我35年戎馬生涯中十分熟悉的這個世界，它的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這是一個由蘇聯和西方之間的歷史鬥爭所界定的世界，這場鬥爭的法則決定著我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那個時期很危險，但相對穩定，我們知道自己應扮演的角色。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我們面臨的世界尚未形成新的格局和一套新規則。我們的遏制戰略因蘇聯的不復存在而失去了意義。

然而，不論世界與以往如何不同，美國仍是世界的領導。我們仍是西方安全的基礎，新獲得自由的東歐國家也日益指望我們成為它們安全的基石。地球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像美國這樣受到信賴和尊重。這種信賴不僅出於對我國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敬佩，而且是由於我們信奉的民主價值觀念的強大威力。我們贏得冷戰的最後勝利不是靠軍備競賽，而是靠無往而不勝的民主理想，它最終被證明優越於任何與競爭的意識形態。民主、男人和女人的權利、自由市場力量等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看到這些原則正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部分地區生根開花。

在這個新的世界上，經濟力量比軍事力量更為重要。決定新秩序的因素是貿易關係，是信息、資本、技術和貨物的流通，而不是部署在邊境互相對峙的軍隊。企圖通過軍事力量、發展核武器、恐怖主義或專制統治尋求強權的國家無異水中撈月。它們永遠沒有希望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軍事經濟力量相抗衡。只要看一看中國的情況，人們就會明白一個國家是如何慢慢地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中國的繁榮和發展是通過中國人民創造力和創業精神以及開放政策取得的。在越南，他們正請進美國企業家醫治經濟災難，我們應當鼓勵和支持他們的這種想法。

現在全球各地都在尋求和解，化干戈為玉帛，我對此歡欣鼓舞。由於交戰雙方精疲力竭，通過外交調停，特別是聯合國的調停，曾經是不可調解的衝突現在得到了解決。愛爾蘭共和軍與英國，中東和平進程，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都是明證。這些國家前面的道路不會是筆直平坦的或不再有暴力，但我相信它們最終將致力於和解。

不過，現在並不是一個沒有戰爭和衝突的世界。波斯尼亞和車臣提醒我們，使我們看到派別和民族主義情緒所蘊含的力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被誤用於政治目的，具有破壞歐亞大陸下腹部地區之穩定的潛力。核擴散雖然只限於少數幾個缺乏責任感的國家，但仍使地球籠罩著一層陰影。而且當前我們正在看到，無政府主義、部落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一些國家，如索馬里、盧旺達、布隆迪和塞拉利昂正在死灰復燃，使社會又陷入一片混亂。每天晚上這些地方的悲慘景象都通過電視送入我們的起居室，我們自然想做一些事情減輕他們的痛苦。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我們想助一臂之力的願望與對國家利益的冷靜計算發生衝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隨之威脅了沙特阿拉伯和石油的自由流動，那次危機與我國有重大利害關係。而最近的這些國外危機都與我國利害關係不大，不涉及我國的任何條約義務和國家的存亡問題。這些危機喚起的是我們的人道主義天性，它與條約義務或國家生存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美國人樂於動用自己的外交、政治和經濟資源幫助他人。我們引以自豪的是，我們隨時準備讓身穿軍裝的兒女到遠離祖國的地方執行人道主義任務。只是由於我們這樣做了，索馬里人才在1992年那樣迅速地免於飢餓。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一旦發生交戰——像在索馬里那樣——而危及美國人的生命，我國人民理所當然地要求知道是為了什麼重大利益而做出那種犧牲的。

我認為不大可能再出現一種像舊的遏制戰略那樣一成不變地確定我國世界角色的新戰略。這個未定型而又未命名的新時代展示了光輝燦爛新篇章的前景。當我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國沒有在任何地方與別國交戰，同時我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出於遏制戰略的需要必須去支持不遵守公認民主原則的令人討厭的政權。讓我們不要忘記過去半個世紀裡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我們在冷戰中的勝利。在東西方對峙、互不信任時代，時刻籠罩著全世界的可怕的核毀滅威脅已經不復存在了。其軍事力量一度可與我國抗衡的那個擴張主義的專制帝國已經解體，它是多行不義必自斃。自由經濟制勝過了國家控制的經濟制度。這是自由的勝利，是我們這一代人留給世界的財富。能夠參加有如此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個時代的鬥爭，我感到無比榮幸。

我在國家安全崗位——無論是軍事崗位或是文職崗位上工作期間，一直注意不做帶政治色彩的事，不說帶政治色彩的話。用了相當一段時間我才丟掉一個軍人一生養成的習慣。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說的過程中，我漸漸丟掉緘默的習慣，我的人生哲學也在發展。最需要指出的是，我對我國目前的企業活力印象至深。自由企業制生機勃勃，運轉良好。老企業擺脫了陳規陋習，恢復了競爭力。新一代美國人活躍奔忙，勇於冒風險，積極從事商業活動，不斷建立新企業，決心在世界市場上展開競爭，在技術上乘風破浪，跨入未來。我看到的一切都證實了我對自由企業制的信念。它創造新財富，增加新就業機會，使人民生活美好，刺激需求，促使建立新企業，開始新的良性循環。政府應只限於採取控制措施，以保護公共安全，防止勞資任一方妨礙競爭，除此之外不應干涉運作明顯成功的自由市場。

然而，使我感到關切的是，美國人當前的納稅負擔太重，很可能使我國的企業活力受到嚴重影響。來自消費者或企業的每一美元稅收發揮的作用，都不如把這一美元留在私人手中發揮的作用大。

我之所以如此強烈地相信創造就業機會的自由企業制，是因為就業能最妥善地解決大部分社會弊病。我的父母到這個國家來不是尋求政府支持，而是尋找就業機會。他們在興隆的服裝業提供的工作職位上勞動了一輩子。他們工資不高，但足以過上好的生活，撫養子女，甚至偶爾享受一下。

因為我表達了這些信念，有些人就急急忙忙給我貼上“共和黨人”的標籤。我並不是天生的反政府主義者，我是出生在經濟大蕭條、實施新政時期的孩子。在我童年時的家中，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一位英雄。政府幫助了我的父母，給他們提供了便宜的公共地鐵系統使他們能上班幹活，為他們的子女提供了公立學校，為他們提供了法律保護，使他們的勞動不受剝削。我母親加入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也保護了她，因為法律保證了該聯合會的集體合同權。社會保障制度使我的父母能夠在退休後不失尊嚴地生活。在晚年長期而痛苦的疾病中，老年保健醫療使他們享受了高質量的治療和照料。我受到了免費高等教育，因為紐約市向它的公民徵了稅，以便對移民和工人階級的子女進行智力投資。

政府津貼計劃，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醫療，正在爆炸性地膨脹，貧困人民和中產階級對政府津貼計劃依賴性都很大。當代我們在國內面臨的巨大政治挑戰是如何把必需的財務責任與這種膨脹一致起來。現實地說，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削減政府津貼計劃，要麼提高稅收以支付這種計劃。我們不能一直靠增加赤字使賬面平衡。然而許多從政的人都希望這些計劃不受嚴格的財務審議，因為不這樣做就要冒政治自殺的風險。我們正在把債務雪球越滾越大，作為留給子孫後代的遺產。只有我國領導人願意直截了當地向人民講清這一問題，同時人民願意接受嚴酷的現實，才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使子孫後代免於背上壓斷脊樑骨的債務。當然，在我說這番話時我充分意識到我這樣說用不著躊躇，因為迄今我沒要求任何人投我的票。

雖然當前關於“減少政府幹預”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希望政府在履行其中一種職責時積極有力，這就是確保所有的美國人都享受憲法的保護。我國的憲法和民族道德心要求每個美國人都有尊嚴和受到尊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樣的機會。使我受益匪淺的60年代通過的平民權利法來之不易，是當前受嘲弄的自由主義者奮鬥的結果。這些自由主義者是勇敢的領袖，他們是在擊敗那些奢談“州權”和“財產權”的別有用心之徒的反對之後才贏得這些成果的。

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的真諦在於平等，並不意味著優惠待遇。優惠待遇，不管其本意多麼善良，最終總會引起得不到優惠的人的反感。而且優惠待遇貶低了美國少數民族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績。當前就消除種族歧視問題進行的辯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消除種族歧視的含義理解不一致。如果消除種族歧視意味著提供平等的機會，我雙手贊成；如果它是指對一部分人給予優惠待遇，或向不再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我則表示反對。我受益於軍隊中的機會平等和消除種族歧視，但我並沒受到優惠待遇。美國軍隊中的公正體現在堅決執行這種原則：個人表現是決定晉升的惟一標準。如果表現一樣而不能一樣地晉升，那制度就有問題了，我國領導人就有責任把它整治好。如果由於長期受歧視使某些美國人難以達到標準，公正的做法只能是對他們採取臨時性的措施，幫助他們趕上去，按平等的條件競爭。從最好的意義上講，消除種族歧視應能促進平等對待，而不是把種族的區別對待顛倒過來。“有利於”某一群體的區別對待，必然意味著“不利於”另一群體。因此一切區別對待都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對我的政治哲學進行歸納，我是一個以社會良心為出發點的財政保守派。

我找到了自己的哲學，雖然未找到政治皈依。我國的兩個大黨以其目前的狀態而言，都不能使我滿意。誠然，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現在我不願意僅僅為了能夠說我屬於這個或那個黨而做出妥協。那些極右派似乎妄稱他們在精神和政治問題上都很有天賦，這些人的政治熱情使我憂慮。上帝引導著我們，給我們靈感，但並沒有向我們提供立法議程。對這些人的豪言壯語掩飾下的階級和種族內涵，我感到不安。在另一極端的某些自由主義者，自稱懂得如何給社會提供最好的東西，但很少考慮最後由誰出錢，我對這些人也不感興趣。一些自由主義者一味提倡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和福利，卻置整個社會的福利於不顧，我認為這些人顛倒了事情的輕重緩急順序。我對來自任何方面的僵化意識形態都不信任，我發現許多美國人與我有同感。代表明智的美國政治中間派的第三大黨或許會應運而生。

我在三位總統手下幹過事，他們是三位很不相同的人，我對每一位都很欽佩，不論他們的工作風格多麼大相徑庭。就個人關係而言，羅納德·里根是父親般的人物，喬治·布什是兄長，比爾·克林頓雖比我年輕近10歲，但仍與我是同一代人。克林頓和我都受了60年代和越戰幽靈的影響，雖然我們對越戰的做法截然相反。由於我在這些人手下供過職，我有得天獨厚的機會觀察美國這一最高職位的運作。我知道這一職位的要求。我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講的過程中，不斷有人就我本人的未來提出問題，特別是詢問我是否打算競選總統？在民意測驗中我名次排得很靠前，使我受寵若驚。在周遊全國中聽到不少鼓勵我參加競選的話，也使我非常感動。使我感到榮幸的還有為支持我而興起的基層簽名活動，儘管我與他們沒有任何私人關係。然而，要成為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需要一種召喚，而我現在還沒有聽到這種召喚。我認為我可以用別的方式，例如通過慈善團體、教育工作或委任職務等來報效國家。

然而，我並沒有完全排除從政的可能性。如果我決定進入政界，那並不是因為我在民意測驗中得分很高。我充分意識到，一旦就某些問題表明立場，我將很快疏遠這一個或那一個利益集團，使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聲望化為烏有。當然如果我參加競選，也絕不會只是因為我把自己看成是“黑人中的偉大希望”，為非洲裔美國人提供一個角色模型，或在白人眼中我是克服種族主義的象徵。如果參加競選，那完全是因為我想為國家幹一番事業，因為我相信我能比其他候選人更妥善地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問題。我不會期望他人拱手相贈，而是要通過戰鬥取得國家的領導權。我投身參與不是發表一通講話，而是要取得勝利。我瞭解戰場，知道贏得勝利需付出什麼代價。

我充分意識到競選需要個人和家庭做出的巨大犧牲。老實說，當前的環境使進入公職不那麼特別吸引人。我發現文明禮貌正從我們的政治言論中消失。互相攻擊的廣告和消極的競選產生了破壞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辯論。民主總免不了喧鬧，但是現在，在電視和無線電訪談節目中，在與廣播爭奪市場的印刷物中，盅惑人心的宣傳和人身攻擊代替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對話。在收看收聽當前數量眾多的訪談節目中，你聽到的是無窮無盡的嘀咕和牢騷，而聽不到多少對國家有建設性的建議。任何一位知名人士公開贊成一種有爭議的意見，其結果都會是不僅這種意見受到攻擊，連他本人也會受到誹謗。敢於背離公認為政治上正確的意見的任何人，都受到上帝的保護。而當前對任何集團的最輕微的冒犯，不論是多麼的無意，甚至是為了說明一個歷史觀點，也會遭到大喊大叫的斥責，要把冒犯者開除，或迫使他接受敏感性訓練，或遭到起訴的威脅。

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目前對事情的正確與否極為敏感，作為整個社會我們卻似乎失去了羞恥感。似乎沒有任何東西會使我們感到窘困，也沒有任何東西會使我們震驚。白天打開電視機，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訪談節目推出各種機能障礙者，他們心靈空虛的行為為其他人提供了最糟不過的榜樣。與這種大眾性的窺淫癖相比，更令我反感的是訪談節目的製作人使用黑人“嘉賓”，進一步強化了最為人所不齒的老一套種族手法。在《阿莫斯與安迪》的那個年代裡，至少阿莫斯有愉快的婚姻生活，他本人勤懇工作，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撫育著可愛的阿拉貝拉，而她每天晚上都做祈禱。

我們說，性傳染病的上升，少女懷孕現象的激增和暴力犯罪使我們驚駭，但是我們卻沉浸在電視、電影和流行音樂對性和犯罪的赤裸裸的描寫中。以前只有在全是男兵的場合我才能聽到和使用的粗話，現在竟出自婦女甚至兒童之口了。

羞恥感是一個有益的道德指南。我記得當年母親要我就範很容易，她只要這樣訓斥我一句就夠了：“我真為你感到羞恥。你丟了全家人的臉。”我寧可被狠揍一頓也不願聽到這句話。我真不知道我們的民族羞恥感跑到哪裡去了。

在我周遊全國發表演講的過程中，我向聽眾徵集了他們感到迫切的問題。從貿易協會到動機研討會，從監獄犯人到使我感到歡樂和驕傲的得克薩斯州伍德蘭市科林·鮑威爾小學的兒童，各方面的人都向我提出了問題。從人們提出的問題中我清楚地知道了美國在想些什麼。令人驚奇的是，他們很少提及被作為頭版頭條新聞的問題——墮胎、槍支管制、福利、消除種族歧視等。他們的問題經常表達一種渴望。他們似乎在尋找我們現在看不到了的一顆指引方向的明星。他們看到的是好的秩序正在崩潰，暴力司空見慣到使人們不再為之感到震驚，司法系統似乎要蛻變成一種公共娛樂形式，失去了它的尊嚴和權威。

美國選民1992年摒棄了共和黨總統，1994年又摒棄了民主黨國會。我認為，他們主要不是尋求不同的黨來執政，而是在美國尋找不同的精神，尋找一種較好的東西。我們怎樣才能重新找到正確的道路呢？我們如何重建道德標準呢？我們怎樣才能結束使我們日漸成為歸化民族的種族複雜化現象呢？我們怎樣才能使國民生活重新有一種家庭感呢？在巡迴演講中，我講了一個故事，它觸及了美國人民渴望情緒的核心。美國廣播公司記者薩姆·唐納森在“沙漠風暴”戰鬥前夕在某部坦克排採訪了一個非洲裔美國青年士兵。唐納森問：

“你覺得這次戰鬥會打得怎麼樣？你害怕嗎？”

“我們會打得不錯。我們訓練有素。我不害怕。”這名美國士兵邊回答邊指著他周圍的夥伴們。“我不害怕，因為我和我家裡的人在一起。”

其他士兵大聲喊道：“再給他說一遍。他沒聽清你的話。”

那位士兵又說了一遍，“這是我的家，我們互相照顧。”

這個故事總是深深地打動著我和聽眾。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也必須照這一比喻說的去做。我們必須把美國看做一個大家庭。我們必須停止互相訓斥，停止互相傷害，而代之以互相關懷，互相做出犧牲，休慼與共。我們必須停止沒完沒了的指責非難，因為那只是發洩不滿的方式，而必須恢復當年造就了美國的創業精神。為了解決這個國家遇到的問題，我們必須不斷地嘗試，冒失敗的危險。如果任冷嘲熱諷者和吹毛求疵者對出了毛病的一切事情都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致我們看不到美國正確、體面和獨有的好的方面，我們就不能前進。

像“沙漠風暴”中的那個士兵一樣，我們必須得到家人的祝福；我們應當從恢復真正的家庭開始。我們需要恢復這樣的社會模式：夫妻婚後生一個理想的孩子，這個孩子能得到愛和撫養，被教導得有是非感，接受教育，以便在一個能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和充實生活的社會中實現個人的遠大抱負。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我們絕對不能停止為實現這種理想而奮鬥。

兩年前離開軍隊後的周遊全國加深了我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的愛。這是一種對我們的長處充滿驕傲、對我們的短處持以耐心的愛。我們是一個倔強的民族，總是在不斷地探索，總是感到不滿意，然而總是充滿希望。我們有無窮的振興能力。我們能夠自我完善。我們能夠互相關懷。當此我們感到不滿意的時期，回顧過去可以使我們振奮。可曾記得在60和70年代，約翰·肯尼迪總統、馬丁·路德·金博士和羅伯特·肯尼迪被暗殺、令國民離心離德的越南戰爭、白宮前面的騷亂、一名副總統和一名總統含垢辭職，當時人們懷疑我們能否度過這種危機。一些人認定我們完蛋了，美國是又一個走向最終衰亡的鼎盛一時的大帝國。可是我們又以雷霆萬鈞之勢重振雄風，而其他帝國反而相繼衰亡。我們定能戰勝當前的困難。我們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是因為我們的開國元勳留給我們一個天才的政治制度，它適用於千秋萬代，在任何時候都能激發人們的崇高理想。我們將繼續走向繁榮，因為我們是一株巨大的雜交植物，多元的美國社會有這種植物的力量、堅強和適應力。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有上帝的保佑，我們不會扔掉上帝賜給我們的才能。

傑斐遜曾經寫道：“每一個人都有為國效勞的義務，這種義務與自然和命運給他的贈予成正比。”我受國家恩惠如此之多，深感義務之重，而且永遠難以完全還清。作為幸運的美國人，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在攜手並肩繼續我們的美國旅程中，盡力報答國家的恩情。

 科林·鮑威爾守則

1．事情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糟。到明天早晨情況就會好轉。

2．發一通火，過去就算了。

3．不要把你的自我與你的觀點混為一談，以免你的觀點一旦站不住腳時，你的自我也隨之不復存在。

4．有志者事竟成！

5．作抉擇時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懲罰。

6．不要讓不利的因素妨礙你做出明智的決策。

7．不要給別人拿主意，也不要讓別人給你拿主意。

8．永遠不要忘記檢查細節。

9．榮譽共享。

10．頭腦冷靜。待人寬厚。

11．高瞻遠矚。嚴格要求。

12．不要受恐懼與反對者的影響。

13．永遠樂觀會使力量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