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盧瑟和艾麗的兒子
我通常總是相信自己的直覺。這一次我沒有信，差一點送了命。時間是1992年2月，地點是地道的牙買加。當我們登上UH—1直升機的時候，陽光燦爛，和風習習，只略微有點下午要來場雷陣雨的跡象。看來是頂好的飛行天氣。我父母出生在牙買加，這一次，我妻子阿爾瑪和我是應牙買加總理邁克爾·曼利的邀請來訪問這個島國。從海灣戰爭結束時起，曼利已經催了我一年。他最後一次打電話時，以一種令人不得不接受的口氣說：“休息一下吧，親愛的孩子。回家來，短短几天也好。就住在我們政府賓館好啦。”我終於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在這之前的一年裡，儘管“沙漠風暴”已經過去，我這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肩上的擔子仍然很沉重。冷戰高速消退，我們正在努力重新思考和重新安排美國的防務。世界發生了劇烈變化。當時，我們正在組織一次給俄國人空運食品的空運救濟行動；在古巴境內的關塔那摩基地，出現了令人十分為難的情況，大量的海地逃亡者聚集在那裡，其境況已開始惡劣到像是一座集中營；薩達姆·侯賽因雖然打了敗仗，仍怙惡不悛，企圖阻撓聯合國觀察員制止他研製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努力。我能有機會離開寒冷陰沉的華盛頓，到牙買加曬幾天太陽，自然是樂意的。同時，我準備在歸國途中，在關塔那摩稍作停留，視察一下那裡的情形。
1992年2月13日下午，我們抵達牙買加，立刻被捲入了西印度群島的好客旋風。第二天上午，我們被拉到沃德劇院。在那裡，金斯頓市長瑪麗·艾特金斯向我贈送了該市的城門鑰匙。我致答謝詞說：“市長閣下，我是在美國出生的，但是你把我第二故鄉的鑰匙交給了我。”我回憶了童年往事，談到聽過“來吧，薩迦的小夥子”之類的西印度群島小調歌曲，聆聽過路易斯·貝內特的混雜式英語的詩朗誦，美餐過大香蕉、烤山羊、大米加豌豆。我講完以後，市議員埃茲拉·科爾評論說：“只有我們牙買加人說大米加豌豆。加勒比海別的地方都是倒過來，說豌豆加大米。鮑威爾將軍是真正的牙買加人。”
然後，我們到附近的上園營，訪問牙買加國防軍總部。國防軍首長彼得·布雷迪准將陪我轉了一圈，讓我參觀士兵們的操練。他們操練得很出色，身手不凡。響亮的跺腳聲，漂亮的敬禮動作，整齊劃一的轉體，還不時地高喊“一——二——一”口令，完全是一套英國式的標準動作。
午餐後，我們登上牙買加國防軍的一架直升機，準備飛越小海灣到曼利國際機場，然後換乘美軍的“黑鷹”直升機，去視察臨時在牙買加值勤的美軍部隊。原先計劃我們一路都乘“黑鷹”直升機，可是東道主要求我們乘坐牙買加的美製UH—1直升機離開他們的總部。我直覺感到不大對勁，但主人的盛情難卻，要顧及他們的自尊心。直升機起飛了，在大約1500英尺的高度轉入水平飛行，金斯頓消失在我們身後。阿爾瑪朝我微笑。是的，這一天過得挺美。我透過舷窗凝視著令人心曠神怡的蔚藍色的加勒比海，突然聽見猛烈的咔嚓一聲。阿爾瑪瞅著我發愣。
我立刻明白是出了故障。這架UH—1的傳動裝置卡住
了。飛機開始搖搖晃晃地向海灣下墜。我在越南經歷過一次直升機飛行事故，我知道，如果這架UH—1觸水，它很可能會翻過來，葉片會折斷，像榴霰彈一樣四處飛散。機艙門一開，飛機就會像一塊石頭一樣沉入海底。我腦子裡閃過的念頭是：我們有3個孩子，他們的父母親就要命歸西天。
“彎下腰！雙手抱住腿！”我向阿爾瑪喊道。
“為什麼？”她問。
“見鬼！聽話！”我呼叫著，感覺到我們在繼續下落。我看見兩名飛行員正忙著扳拉操縱桿，採取緊急措施。他們關閉了發動機，我們在繼續下降，只聽見葉片啪啦啪啦的聲音，眼看飛機就要沉入大海了。最後一瞬間，飛行員終於讓直升機在海岸邊上硬著陸，離海水線還不到20英尺遠。我解開安全帶，抓住阿爾瑪趕緊離開座位向外跑。直升機說不定會起火爆炸。
我們跑出危險地帶後，阿爾瑪問：“怎麼回事呀？”
“我們迫降了。”我告訴她。我朝牙買加飛行員走過去，祝賀他們出色地完成了緊急降落。
事後，曼利總理給我打電話說：“我親愛的科林，你知道為什麼樹葉在沙沙響嗎？這是我鬆了一口氣，在欣慰長嘆哩！”真是散文詩，我祖先的語言。然而我仍感到惆悵。我父母誕生的地方竟差一點成了他們兒子的葬身之所。
我們登上“黑鷹”，繼續原定的行程，我看望了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派到牙買加幫助修路的一支部隊，以及美國空軍在一座名叫“情人跳”的懸崖峭壁上修建的跟蹤販毒活動的雷達站。正式訪問到此結束。接下去是尋根問祖的旅行。
我們坐進牙買加政府提供的一輛吉普車，朝北駛向內地，轉上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這條路活像這塊紅土地上一道長長的傷疤。漂亮的房子看不到了，眼前只見簡陋的村舍。路越走越窄，最後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徒步走了大約15分鐘，忽然間在我們面前冒出了當地政府的長官——“卡斯圖斯”——以及警察局長和另幾位官員，向我們表示歡迎。我們跟著他們走上緩坡，過了小土崗，一條坑坑窪窪的小路把我們引向一片小谷地。在那裡出現了魔術般的情景，不知從哪兒一下子冒出來許多人。很快就有200來人圍上我們，老老少少，有的衣著華麗，有的衣衫襤褸，有的穿著鞋，有的光著腳。忽然，響起陣陣樂聲，接著出現了一支樂隊，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年輕人奏起了《星條旗之歌》。
“這些孩子是你父親母校的學生。”那位地方長官對我說。樂隊奏完美國國歌，就吹奏起西印度群島即興舞曲，我對它像對美國國旗一樣熟悉。人群開始拍手，向阿爾瑪和我們靠攏，拉著我們的手，笑容滿面地親切問候。遠處又有一小批人向我們走來，人群給他們閃開路。我激動萬分。這是我家的親人。不需要任何人作介紹，其中有幾位是我以前見過的，其餘的人一看臉就知道。他們長得很相像，也同我相像。我們來到了託普希爾村，這是我父親出生的地方。他們擁抱我，自我介紹。艾維·裡奇姑姑，穆里爾表兄、克勞德叔叔、帕特堂弟等等，都似曾相識，是遠近的親屬。
大家讓阿爾瑪和我坐在兩張摺疊椅上，也就是在貴賓席就座。一位女教師瓊·本特，她是我一個堂弟的妻子，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我們又起身，走過幾座門廊塗成濃濃的紅土色的不錯的房子，來到一座小屋前。它的牆壁抹著粗糙的灰泥，屋頂是生了鏽的鐵皮，屋簷是手劈的木板造成的。6尺寬6尺高的窗戶兩側，配有褐色的百葉窗，使這座熱帶的小民房奇怪地具有一點新英格蘭的格調。
小屋裡有4個房間，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廚房，也沒有室內衛生間。全部面積還不及美國的一間平常的起居室。我的親屬們事先趕跑了屋內的雞，擦洗打掃過一番，做到這一步已經夠難為他們了。我站在父親1898年誕生到人世間的小屋裡，一股緬懷先父的親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走到屋外，我們來到祖先的墓地，那裡剛剛拔除過野草，培了新土。人群又一次圍攏過來，期盼我講講話。我對他們的熱情歡迎表示了最誠摯的感謝。其實，我內心真希望單獨呆一會兒，有一點時間在這片土地上踏著我父親的足跡，穿越田野，在他當年熟悉的樹林中漫步，想象一下當年父親住在這裡的情景，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他是怎樣維持生計的。可是人群一直圍著我們。阿爾瑪和我在我祖父、祖母的墳墓前作了禱告。我們跟親屬們交換了一點小禮品。婦女們向阿爾瑪贈送了她們手繡的漂亮亞麻織品。訪問到此結束。
我們回到“黑鷹”直升機上，途中飛過了威斯特摩蘭，那是我母親莫德·艾麗爾·麥科伊·鮑威爾的誕生地。一路上，我尋思著我的父母。當年兩個牙買加青年是懷著什麼樣的夢想，或是出於什麼樣的憂慮，先後背井離鄉，離別他們所愛的親人，移居到一個他們完全陌生的國度。他們曾否想過，他們走了有勇氣而又有希望的這一步，對他們的兒子的命運產生了何等的影響。
我生於1937年4月5日，當時我家是住在紐約市哈萊姆區的莫寧賽德大道。我父母的第一個孩子是我姐姐瑪麗琳，她比我大五歲半。我已經不記得我家在哈萊姆時的情景。人們常說，人在孩提時的最早記憶通常與一次闖禍有關，我正是這樣。4歲時，我家搬到紐約南布朗克斯區，外婆艾麗絲·麥科伊在家照料我，因為父母都要上班幹活。我在地板上玩，把一根頭髮卡子塞進一個電源插座內。只記得耀眼的火光一閃，我被電擊得差一點從地板上跳起來。記得外婆一邊罵我，一邊把我摟在懷中。父母下班回家後，大人們緊張地議論了一陣子，然後又罵了我一頓，埋怨個不停。這一天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觸電和疼痛，而是看到了大人們多麼疼愛我和關心我，我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覺得自己挺重要。
我小時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個矮個子男人，身高5．2英尺。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常常倚著我家窗子朝外瞅，看著他身穿外套，繫著領帶，頭上戴一頂淺呢帽，腋下夾著一份報紙，從英特維爾大道的地鐵站出來，一步步走過來。他的外套敞開著，隨著八字步不停的左右搖擺。他吹著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時，不論是藥店掌櫃、麵包房師傅，還是我們樓房管理員，都停步向他們打招呼。這條街上有些孩子把他當作一個怯懦的有點滑稽的人，但我並不這麼想。這個活潑愉快而又自信的矮男子名叫盧瑟·鮑威爾，他就是我的父親。
他20歲出頭就從牙買加移民來到美國。在我出世之前17年，他放棄了在一家店鋪當小夥計的工作，離鄉背井，移居美國。他從來沒有向我談過他在牙買加的生活，很可惜，我也不曾向他問過。我只知道，他是託普希爾村一個貧苦人家的9個孩子中的老二。他來美國，跟他之前來美國的千百萬人一樣，無疑是為了尋求一條較好的生路，並且為他的子孫後代尋求一個較好的前途。他搭乘聯合水果公司的一艘汽船，一艘真正的香蕉運輸船，在美國費城上岸。
爸爸先在康涅狄克州的一家種植園當工人，後來到紐約曼哈頓區當大樓管理員。他最後在曼哈頓服裝區第7大道500號專門縫製女性套裝和外套的金斯伯格服裝廠（後來發展成蓋因斯公司）謀到了一份差事，終於保障了他安家立業，成為一家之長。他先在庫房工作，然後升為貨運辦事員，最後當上貨運部領班。
我母親在牙買加的孃家，社會地位比我父親家略微高一點。她是9個姊妹兄弟中的老大，高中畢業，比我父親強。當父親在家務事上以勢壓人時，媽媽常常嘮叨：“你有什麼了不起，中學都沒有畢業。”在移居美國之前，媽媽曾在一家律師事務所當速記員。她的母親，麥科伊外婆，個子矮小，善良可愛，講英語的時候拖著英國人的腔調，又夾雜著非洲口音，我至今一回想起來仍然覺得是在聽音樂。麥科伊家族和鮑威爾家族，如同牙買加常見的那樣，其祖先混雜著非洲人、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血統，也許還有阿拉瓦克印第安人的血統。我父親家甚至還跟魯姆菲爾德一個猶太人家族有血緣關係。
外婆的丈夫埃德溫·麥科伊是蘇格蘭人，在一個甘蔗種植場當監工，他使我們具有蘇格蘭人的血統。外婆生了9個孩子，當她被丈夫遺棄時，只有幾個長大了，多數孩子還要靠她撫養。她為尋找工作掙錢養活孩子們，離開牙買加，先到巴拿馬，然後到古巴，最後到了美國。在美國，她的大女兒，也就是我媽媽，可以幫她一些忙。外婆給人家當女僕，以後在曼哈頓服裝區當縫紉計件工，節衣縮食，把節省下來的每一文錢都攢起來，匯回牙買加，養活仍然留在那裡的兒女。外婆最後去了她最小的女兒——勞麗斯姨媽家，她倆是闊別12年以後才在紐約團聚的。外婆為兒女們作出那麼大的犧牲，而且全家長久分散天各一方，這在我們這些未曾嘗過悲慘貧困滋味的人看來，真是難以想象。
外婆給我媽媽起的名字是莫德·艾麗爾，但是媽媽一輩子都被叫作艾麗。她身材矮小，只有5．1英尺，體態豐腴，臉龐秀美，長著一雙溫柔的淡棕色眼睛，棕色頭髮梳著40年代的髮型，臉上經常帶著暖人心田的笑容。她白天在服裝廠上班，當縫紉工，忙於釘釦子和修整服裝。累了一天回到家，就係上圍裙，做飯、洗衣服、熨衣服，縫縫補補，終日忙碌，從不得閒。這就是我記憶中的母親。
媽媽是一個堅定的工會支持者，是國際婦女服裝工會的會員。我父親當上貨運部領班，自認為屬於管理人員。他倆都擁護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當時都投民主黨的票。打從我記事起，家裡門廳裡就一直掛著戰時羅斯福總統在國會山前以國旗為背景拍攝的那張著名的照片。媽媽始終是鐵桿民主黨人，但爸爸在1952年擁護艾森豪威爾，改投了共和黨的票。
我父親一輩子是樂天派，我母親則總是小心謹慎。不管家境貧富變化如何，他們始終保持著這種性格。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常在休假時回家看望母親。她常對我說：“科林，把存摺拿到銀行去，讓他們填上利息。”
我解釋說：“媽，不必啦。銀行會把利息通知單寄給你，利息跑不了的。”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蒙我？”她說“蒙”時用的是牙買加的一個老字眼兒。說著，她走進自己的臥室，從床底下翻出一箇舊布包著的糖盒子，從裡面拿出存摺交給我。
我只好順從地去銀行排隊，請銀行的人把這一帳號的利息給填上。
“當然可以，鮑威爾上校。不過我們會寄利息通知單給你，你就不必跑這一趟啦。”
“不行啊，”我說，“我母親要親眼看見存摺印上她的利息數字的紅字。”我差一點說出以便證明你們沒有“蒙”她。
據我父親的妹妹貝麗爾姑媽——她在我寫這本書時已經90多歲了——回憶，我父母是在哈萊姆的外婆寓所相識的。外婆為了多掙一點錢，讓幾個親戚和別的牙買加移民寄宿在她的寓所，其中的一個寄宿者是盧瑟·鮑威爾。於是，我的父母在同一個屋簷下相愛了。
我出生以後在哈萊姆住過兩三年，後來搬過幾次家。到1943年，我6歲的時候，我家搬到了南布朗克斯區的亨茨波因特小區的凱利大街952號，我在那裡長大。1981年由保羅·紐曼主演的影片《布朗克斯的阿帕奇堡》就是在我住過的那一警察分管區拍攝的。在那部電影裡，這個地方被描繪成城區藏汙納垢的巢穴，一幢又一幢燒壞的破爛公寓樓，滿街垃圾，雜草叢生，住的人盡是吸毒者，男盜女娼，精神病患者，謀殺警察的兇手，以及第三代靠福利制度生活的家庭，總之是一幅美國老城區的可怕惡夢的情景。我住過的亨茨波因特當年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儘管它也談不上綠樹成蔭和庭院寧靜。我們當年門窗都得上鎖。我記得我家大門有一根大鐵閂，從門背後插進地板上的一個托架，為的是不讓任何人硬闖進來。盜賊不少，吸毒現象當時已逐漸增多。常常有人在街上毆鬥，捅刀子。有些流氓團伙為了爭地盤而動用棍棒、酒瓶、磚頭和土造的0．22口徑手槍打群架。然而，當時的犯罪和暴力活動還沒有達到那部電影描繪的那步田地。當時還不是那樣。當我在亨茨波因特長大的時候，一般人還能在種族之間保持一定的容忍心。總的說來，多數家庭是和睦安全的。
我家住的是一幢4層磚砌公寓樓，每層兩家，全樓共8家。我們住在3層一個4居室單元房裡。從家裡走上凱利大街，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整個世界：向左過三個街口，就是我的小學，再過一個街口就是我上初中的中學。兩校之間的一塊狹長的空地上聳立著聖瑪格麗特聖公會教堂，那是我們的教堂。相反的方向上隔幾個街口，是我後來唸書的中學。我家門口的馬路對面是凱利大街957號，吉莎姨媽和艾爾弗雷德·庫特姨父住在那裡。在我上學的路上，要路過935號，那裡住著勞麗斯姨媽、維克姨父和他們的孩子們。在932號住著我的教母瑪貝爾·埃瓦德內·布拉什一家，我把她喊作瓦茲阿姨。在867號住著艾米和諾曼·布拉什一家，他們是我家的親密朋友，跟親戚一般。我們按照猶太人的習慣親熱地稱呼他們為艾米阿媽和諾曼阿爹，其實他們也是牙買加人。我當時認識的黑人家庭大多是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牙買加、特立尼達、巴巴多斯或其它島嶼。
我們對布拉什夫婦的猶太式稱呼反映出一個事實，即當年的亨茨波因特區有大量猶太人，還夾雜著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西班牙人的後裔。凱利大街到與我家所在街區相鄰的一個街區時有點彎曲，像個香蕉，所以這一地區曾多年被稱作“香蕉凱利”。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蓋頭區”（即少數民族雜居區——譯者注）這個字眼，那是歐洲人的名詞。我們住在公寓樓裡。外界的人常常以為紐約是個又高又大的建築群，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彼此不通姓名，老死不相往來。其實，紐約直到今天依然是許多街坊的集合體，街坊裡的人們彼此都知道誰幹的哪一行業，跟小鎮上一樣。
“香蕉凱利”正是如此。
同凱利大街相交的幾條馬路把凱利大街分成幾個街區，各街區有許多東西是大同小異的。幾乎每一個街區都有一家糖果店，店主差不多都是從歐洲移民來的猶太人；店裡賣《每日新聞報》、《郵報》和《鏡報》。我們街區裡沒有人看《紐約時報》。這些小店還賣文具、便宜糖果、冰淇淋和不含酒精的飲料。紐約人都知道，這種小店出售一種特殊小吃——蛋淇淋，它包括巧克力糖漿、牛奶和仿製礦泉水。一份蛋淇淋10分錢，假如你錢不夠，可以只買礦泉水，“就兩分錢，請吧。”每隔幾個街區，就有一個猶太人辦的麵包房和一家波多黎各人開的雜貨鋪。意大利人經營修鞋店。每10個街區有一家大的連鎖商店，賣服裝和日用品。還有電影院。我不記得有哪一家店鋪是黑人開的。我童年時期有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來了自助洗衣店，往洗衣機裡投幾枚硬幣就可以把衣服洗好甩幹。我媽媽再也不需要用搓衣板為我們搓洗衣服，然後再一件一件掛到窗外的晾衣繩上了。然而，我爸爸堅持他的襯衣只能送到中國人開的洗衣店去洗熨。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南布朗克斯是一個令人喜歡的地方，我從來不曾羨慕那些綠樹成蔭的小庭院。
我父親很寵愛我的姐姐瑪麗琳。他在服裝廠工作，所以總給我姐姐穿好衣服，按凱利大街的標準衡量，姐姐過得相當不錯。她跟好女孩們交往，她最親密的朋友是街角上的藥店老闆蒂特鮑姆家的幾姊妹。我對她扮演了一個淘氣小弟弟的角色。她的第一個當真的男朋友是約翰·史蒂文斯，那一家人也是在聖瑪格麗特教堂做禮拜。約翰是獨生子，他父母當時培養他學醫，後來真當了醫生。他和瑪麗琳的交情是由雙方父母撮合的。我的調皮點子是在他們摟摟抱抱的時候悄悄湊過去，惹他們討厭。這時約翰就會送我一枚25美分的硬幣，把我打發走。我姐姐總對我這個頑皮的弟弟生氣。我逃學的時候，她常常打小報告，所以我認為她是一個密探，同時我相信她把我看作眼中釘。但總的說來，我們姐弟關係是正常的。
那一年夏天，我8歲，我家和一些親戚在長島的塞格港租了幾間海灘小木屋。我一個人在海灘上玩擲刀遊戲，想讓擲出的刀豎立在沙裡，突然有一片髒東西揚起來，落進我的眼睛裡。我哭著跑進小木屋，勞麗斯姨媽為我挑出了那討厭的東西，我卻哭個沒完。我出去了，聽到勞麗斯姨媽向吉莎姨媽說：“我真搞不明白，這孩子怎麼這麼愛哭。”我當時很不舒服。這件事說明我小時候是個淘氣包。直到差不多50年之後，我還記得很清楚。我記得當時我暗自下定決心，今後再也不讓任何人看見我哭，可是我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
我9歲的時候，給鮑威爾家丟了醜。那時我是第39公立小學的學生，從3年級升到4年級，但成了末等生，成績是“4上”，僅勉強升級。家裡的人覺得臉上無光，悄悄談起來都直搖頭。對我們這些西印度群島後裔來說，求學是擺脫困苦、飛黃騰達的惟一出路。我姐姐品學兼優，肯定能升大學，可是我連上四年級都很困難。我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動力。我小時候乖巧聽話，活潑可愛，成天無憂無慮，就是沒有抱負。
在體育運動上，我也不怎麼樣，儘管我喜愛各種街頭遊戲。我童年時的一個朋友託尼·格蘭特統計過，我們當年玩的遊戲有36種，其中包括街頭棍球、街頭棒球、拳球、街頭拳擊和“熱豆奶油”等等。有一天，我在一個空地上玩壘球，瞅見我父親走過來。我禱告上帝讓他快走過去，因為那一天我很不走運。可是他偏偏站住了，看我們玩球。他站在那兒的時候，我一棒都沒有打中。輪到我擊球的時候，一棒打偏了，第二棒又打偏了。當時我羞愧得恨不得鑽到地裡去，那種感覺至今還記憶猶新。每當我讓父親失望的時候，我都很痛苦。我感受到一種壓力，儘管那壓力也許並不存在，因為我父親很少向我說過責備的話。
我很喜歡打風箏仗。我們把汽水瓶子敲碎裝進一個大的水果汁罐子裡，把罐子放在電車軌道上，讓電車把罐裡的玻璃壓成碎片。然後，我們把碎玻璃碴用膠水粘在風箏線上。再把兩面刃的刮鬍須刀片有間隔地安在風箏尾部。我們爬到公寓樓頂放風箏，巧妙地操縱它，用我們裝備玻璃碴的風箏線和裝備刀片的風箏尾巴，把鄰居孩子從別的樓頂甚至別的街區放出的風箏線割斷，讓他們的風箏摔落下來，這就是我們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式的空戰遊戲。
大蕭條的日子我一點也不記得。我父母很幸運，在30年代不曾失業，所以我家沒有真正捱過餓。我4歲時，美國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家的苦日子幾乎一夜之間結束了。雖然時過境遷，但往事至今還歷歷在目。我記得我收集了不少小飛機模型，10分錢一個，用軟木和彩色紙製作的。我常常在家裡地毯上玩打仗，擺弄用鉛做的小兵，指揮它們衝鋒陷陣。我和小夥伴們常常爬到屋頂上觀察天空，看有沒有德國的戰鬥機或轟炸機悄悄飛來轟炸亨茨波因特。我們用假想的武器掃射假想的敵人：“砰！砰！你死啦！”“我才沒死哩！”童年時最開心的一件事，是曾在第四裝甲師服役的維克姨父戰後回家時送給我一頂德國非洲軍團的黃軍帽。我保存它40年之久。最後，當我從德國調回華盛頓搬家時，這帽子不見了。我相信一定是德國搬運工把它偷走了。1950年我上中學時，美國又打仗，這次是在朝鮮。戰爭總有點讓我著迷，凡是沒有嗅過硝煙味的男孩子往往都會對戰爭想入非非。
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改變了我的名字“卡林”的讀音。原先，我們按牙買加人的英國式讀音，把它唸作“卡林”。美國第一批戰鬥英雄中有個人叫科林·P·凱利，是一位飛行員，在珍珠港事件後兩天，他用自己的飛機撞擊日本一艘戰列艦而英勇犧牲，被追授卓越軍功十字勳章。他的事蹟為所有的男孩子津津樂道。美國式的讀音是把“卡林”唸作“科林”，人人都這麼念，從此後小朋友也把我叫作“科林”。我住在凱利大街，於是就成了“凱利大街的科林”，可是在家裡，人們一直叫我“卡林”。我有一次問父親，為什麼給我起了這個名字，是不是為了紀念某一位光彩的祖先？爸爸說不是的，而是在我出世那一天，他偶爾從一張發貨票上見到這個名字，於是就給我用上了。我過去一直不喜歡它。
我上學時上過鋼琴課，可是這門課跟我無緣，不久就停學了。後來我學吹笛子。姐姐覺得笛音太尖，我又放棄了它。顯然，我當不了運動員，也當不了音樂家。然而，我的童年仍是心滿意足的，是在溫馨的家庭中和親人們層層關懷照顧中長大的。家庭的圓心是我父母。第二層是我的姨媽們及其親人。我父親的兄弟姊妹中只有一人在美國，就是貝麗爾姑媽，她對我又構成一層關懷圈。層層的親人從親緣關係上說是有近有遠，但都保持了親密的交往。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們彼此關心，互相幫助，互相支持。
這些親人們各有特色，我有時感覺他們像是一群性格演員同演一台戲，我自己則半是參加者，半是觀眾。記得我們常常在新年元旦到皇后區，聚集在多特姨媽家吃烤山羊。晚餐後，大家喝許多“艾泊頓”牌蘭姆酒，跳喬蒂斯舞，唱西印度群島即興歌。
說到牙買加的蘭姆酒，“艾泊頓”牌最有名。它有不同顏色、度數和窖藏年數。在我們家如果上別的酒，是怠慢；如果上波多黎各的“巴卡迪”牌之類的蘭姆酒，則被認為是侮辱。“艾泊頓”牌蘭姆酒，以90度（這裡說的度數是酒精含量的一倍，即90度表明酒精含量為45％，下句的150度表明酒精含量為75％。——譯者注）的金黃色酒最著名。喝150度的白色酒表示一種派頭，男子漢喝150度的標準純酒。嘴裡的酒味會持續一個星期，一旦喝醉了，也差不多要一個星期才能緩過來。牙買加人喝蘭姆酒，跟東方人喝茶和阿拉伯人喝咖啡一樣，是敬客和風度的象徵；上酒時通常還上冰塊、乾薑水或可樂飲料。後來，安德魯斯姊妹唱的歌《蘭姆酒加可口可樂》成了流行歌曲，牙買加人就覺得可樂飲料過分美國化了，不再愛用它。在給女士們敬酒時，她們通常咕咕說“只一小口”，我母親尤其是這樣。我每次給她敬一盅蘭姆酒，她總埋怨我給她倒的酒太厲害，酒杯太大，說罷就一口飲盡。
小時候，我在家庭聚會上聽熟了西印度群島即興歌，但是不懂得那些抒情歌詞的意思。長大後，我開始破譯它們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微妙雙關含義。我最喜歡的即興歌手是特立尼達的斯林格爾·弗蘭西斯科，他的綽號叫“大麻雀”，是演唱這些俏皮話的能手。甚至在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後，我還在辦公室內放即興歌錄音帶。我的助手們聽不懂，不明白《大竹子》、《澆我花園》之類歌曲是什麼隱喻。但如今在五角大樓E翼的辦公室內很難聽到西印度群島即興樂曲了。
在我們的家庭聚會中，話題每次都會轉到“回老家”。我的長輩親人們儘管已長期住在美國，但他們說“回老家”仍是指回牙買加。“喂，奧斯蒙德，你今年回老家了嗎？”“沒有，沒錢吶。明年一定回去。”“嘿，勞麗斯，你回去了嗎？”“沒有，可是我準備了一桶東西，要捎回去。”談到這個話題，人人都沉浸於思鄉懷舊之中，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我的教父謝利姨父。他是多特姨媽的丈夫，在賓夕法尼亞鐵路上當餐車服務員。他也是牙買加人，可是在別人眼裡，他變得“美國化”了。由於在鐵路上跑了許多年，跟土生土長的黑人常年在一起，原先的西印度群島口音也大變了。輪到他表態時，他就說：“回老家？你們這些大傻瓜坐在這裡嚼舌頭談回老家。你們忘了我們是為什麼出來的？咱20年沒回老家，今後也永遠不回去。”這時，親人們就笑得前仰後合，拿謝利姨父的異教邪說開心。
我們喜歡看多特姨媽和謝利姨父慪氣。他倆一爭論，就準像英國滑稽木偶劇《潘趣和朱迪》一樣叫人好笑。多特姨媽喜歡差使丈夫，叫他幹這個，幹那個。“謝利，過來跟大夥兒說說話，別整天悶在一邊看電視，像什麼樣子！”謝利姨夫憋不住氣了，就會最後爆發：“孃的！少管閒事！”我後來明白了，老兩口像這樣鬥嘴40多年，完全出於他們之間深厚的愛。
放暑假時，我有時到他們家玩幾天。我特別欣賞謝利姨父在輪休日做的早餐：牛排、雞蛋和冰淇淋。這兩位老人如今都去世了，可是每次我跟他們的兒子弗農、羅傑和桑尼3個表兄弟湊到一起時，總是回憶起老兩口多年前頂嘴的情景，笑個沒完。有時候，我一個人也會突如其來地回想起這些往事，獨自發笑。
我們這個家族是一個母權社會。我愛我的姨父們，他們充當調料、笑料，偶爾也發發狠，但是大多數怕老婆。在家裡說了算的是婦女；教訓孩子、敦促孩子上進的也是婦女。但我父親盧瑟·鮑威爾是個例外。他也許因個子矮小，也許因其貌不揚，也許還因有點滑稽，總之在家裡是他說了算。
1950年，我姐姐瑪麗琳要離家到紐約州北部的布法羅市州立師範學院去上學。父親親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動。我們全家到中央火車站為她送行，送她上“帝國號”特別快車。父親邁著八字步走進車站，大衣兩邊搖擺著，眼含熱淚強露著笑容，純粹出於慈父心腸。他給在場的搬運工、剪票人和列車員一一分發小費，還千叮嚀萬囑咐地說：“請多多關照我的小女兒，請保證她一路平安無事。”我看見他給別人塞錢，感到不自在，可是他一貫如此。每逢節日，他總給郵遞員、加油工人和清潔工人送小費。他年輕時住在哈萊姆區，每個星期六都穿得整整齊齊，衣冠楚楚，口袋裡插著支票簿。他從第一站——擦皮鞋攤開始，一站又一站，每站送小費，莫寧賽德大道上的許多人都得到過他的饋贈。
每逢橄欖球比賽季節，儘管我球藝不高，他也要讓他的兒子戴上全街區最好的運動帽。我的第一輛自行車，他堅持買名牌貨，買了一輛哥倫比亞賽車牌的26白胎車。我要買西裝，他就說：“兒子，把這張信用卡帶上，到梅亞公司好好挑一挑。”可是這一切都是來自一名貨運部領班、其每週工資從來沒有超過60美元的人。有一年聖誕節，我媽媽反對爸爸邀請太多的客人。她說，他每年那麼幹，使她十分勞累。爸爸沒吭氣，出門邀請了50來位客人，然後回來對媽媽說，要是她應付不了，他就僱一名廚師。
我父親樂善好施，我行我素，成了我們那一帶的教父式人物。人們有困難時請他出主意，鬧家庭糾紛時請他調解，失業時請他幫忙找工作。他常常從蓋因斯公司帶回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腳料子，把它們按批發價處理給需要這些東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給無錢者。在繁華市區，他不是經常都能充當善人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在凱利大街才這麼竭力助人。當蓋因斯公司易主時，他曾經試圖買一份股票，卻遭到拒絕。他為這家公司幹了23年，公司竟這樣對待他，他認為太不公道。他是不是當真想爭取當一名股東，我不知道。但那以後，他離開了這家公司，到另一家服裝批發商舒爾公司工作，職位與原先相似。他在那裡一直工作到公司關門為止，這時他年歲已高，沒法再謀一份差事了。
盧瑟·鮑威爾從來不曾讓自己的種族或職位影響他的自尊心。像他這樣的西印度群島人，是兩手空空來到美國的。他們每天清晨乘地鐵上班，整日拼命地幹活，晚上8點鐘才回到家裡，掙錢養家，教育子女。既然他們做到了這些，誰還敢說他們矮人一頭呢？這就是爸爸的態度。
當然，人們也總會夢想有朝一日遇上幸福女神，不必流那麼多汗就賺到錢。我記得我父親常常在清早給我姑媽打電話，挺自信地說：“貝麗爾，今天咋樣？4—3—1？嗯。只賭頭號還是賭一對？OK。就賭50分錢。”然後，彩票兜攬人就來收取押寶錢。他們知道有朝一日也許會中個頭彩。
1950年，我進了莫里斯中學。原先上小學是出家門往左拐，如今相反，是出家門往右拐，要過幾個街口。姐姐上的是莫爾頓重點中學。在父母敦促下，我本來想上斯托伊弗桑特中學，也是一所有名望的學校，可是升學導師在我的成績報告單上批了“我們不同意。”莫里斯中學則是普通中學，來者不拒。
這時，我依然是胸無大志，沒有奮鬥目標。我喜歡的事是跟小夥子們逛馬路，“散散步”。從凱利大街溜達到163街，繞到南林蔭大道，再到西切斯特路，然後回家。星期六上午，我們照例上蒂法尼劇院，看看連續劇，再加一場兩片連映的牛仔電影。
星期天上聖瑪格麗特教堂，那裡有我家的專用座椅。爸爸是資深的教堂俗人執事，媽媽是祭壇管理組組長。瑪麗琳在兒童唱詩班彈鋼琴。我是一名教士助手。我家的人年年都參加衣物和食品義賣及舞會，在舞會上可以盡情地跳舞，唱即興歌，喝一點點酒，甚至跟教士們共飲一杯。
在我們家附近還有天主教堂、猶太教堂和店面教堂。星期五夜間，我在猶太教堂開燈和關燈，好讓安息日做禱告的教徒遵守保持寂靜的規定；做這點工作，我可以掙到一枚25分的硬幣。對於教堂，我當時有明確的想法，就是它們跟我父母出生之地牙買加的英國聖公會教堂一樣，都有尖頂、祭壇、教士法衣，人人擠在裡面焚香跪拜、劃十字。我認為教堂越高，離上帝也越近。聖誕節裡，我們的威頓牧師把聖瑪格麗特教堂裝飾成一個神奇的地方，點著蠟燭、彩燈樹、掛著綵帶和花環，擺上冬青樹。節日期間的香火把瑪麗琳嗆得要死。我卻興高采烈，喜歡這一切。
我現今還記得教堂舉行堅信禮的情景。那些洗得乾乾淨淨的可愛的孩子們排著隊，讓牧師摸一個又一個腦袋。牧師念道：“主啊，以你的神聖恩典保佑你的這個孩子吧；讓他永遠屬於你；讓聖靈與他相通，日益增進，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恆天國。”我這個小助手這時就晃一下香爐，精神抖擻地喊一聲“阿門”，深信我正看到聖靈像一道閃電一樣進入了這個孩子的頭內。聖瑪格麗特教堂意味著想象、盛典、激情和詩意。時代在變，教堂的祈禱文也隨著時代變化。有些主教認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禱告書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樣，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們的高見。然而，在這一變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後，我在聖瑪格麗特教堂做禱告後出來埋葬我的母親，這時，老的祈禱文已被新的祈禱文代替。上帝似乎貼近了塵世，男女性別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輕時所敬畏的那個威嚴、神聖的父親式的形象了。這讓我有點傷感。教堂撫育我長大的那種魅力似乎看不見了。
我是一個教徒，但不是聖徒。由於我父母都是聖瑪格麗特教堂的台柱子，50年代初一個夏季，威頓牧師挑選了我去參加教會在皮克斯基爾附近舉辦的夏令營。一到那裡，我就遇到了幾個頑皮的夥伴。一天夜裡，這幾個新交的朋友和我悄悄溜出去買了啤酒。為了把啤酒涼一涼，我們把它藏在廁所馬桶水箱裡。可是這個秘密很快被人發現了。當班的教士把大家召集到會議廳，既不威脅也不責難，而是問有誰準備承擔責任。誰願意像一個男子漢那樣站出來認錯？我們幹了壞事，當時只要不吭氣，也許就矇混過去了。但是教士的話打動了我。我站起來說：“神甫，是我乾的。”我坦白以後，又有兩個初露頭角的小壞蛋站起來做了懺悔。
我們被打發乘次日火車回紐約。關於我們的罪過的傳言比我們走得更快。我拖著沉重的雙腿走上西切斯特大道，向右拐進凱利大街，彷彿是一個重罪犯要登上絞刑架。一到952號，就看見媽媽，她那一向慈祥的面孔滿臉怒容。她數落了一番之後，爸爸又開始了。我心想這頓臭罵準會永無完結，這時威頓牧師來電話了。是的，這些孩子做了壞事，但是他又說：“你們的科林主動承擔了責任，他的榜樣帶動了別的孩子承認錯誤。”我父母一聽，怒氣頓消。我一下子從少年罪犯變成了英雄。童年經歷的這件事，使我懂得了誠實可嘉，從此永誌不忘。
平時跟我一起玩的小夥伴們看到我被趕出了教堂夏令營，還知道有一次我父親抓到我在山姆·費奧裡諾修鞋店裡玩撲克牌，而且是跟下了班的警察一起玩，我在他們眼裡的身價一下子抬高了。以往，這幫小夥子總認為我儘管還算不上是女孩子氣，但卻是一個“乖”孩子，一個膽小怕事的人。
我14歲那年，有一天我母親派我去郵局寄信。我走到西切斯特大道和福克斯大道交叉口的西克塞爾商店——一家嬰兒用品和玩具店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向我勾勾指頭。他用很重的猶太人意第緒口音的英語問我：想不想掙幾塊錢？他把我領到店後門庫房一輛卡車旁，讓我幫忙卸聖誕節用品。這個老人叫傑伊·西克塞爾，是商店的老闆。過了一會兒，他走過來檢查我幹得怎樣，驚訝地發現我已經差不多把東西卸完了。“嗯，是個幹活的料，”他說，“你明天還願意來嗎？”這一天開始了我少年時代跟西克塞爾商店的多年聯繫。
這家商店的許多顧客是猶太人。經過一段時間，我也學會一點意第緒語。有時，店主的關係戶來談生意，西克塞爾就招呼我說：“科林，帶我的弟兄們上樓，請他們看看樓上的好貨。”我領他們上二層樓，他們很放心地用意第緒語交談：喜歡哪個型號啦，打算付多少錢啦，等等。我站在一旁，他們以為我什麼都聽不懂。於是，我客氣地告退，下樓向西克塞爾報告情況。他掌握了我提供的情報，心中有底，一上樓就把買賣談成了。
我在這商店打了幾年工以後，西克塞爾有一天把我叫到一邊說：“科林，你明白，我有兩個女兒，一個女婿。你還是要上學。別對我這個店指望太多。”顯然，他以為我賣力工作是為了入夥，其實我根本沒有想過。我把他的這番話當作是對我的恭維。
有人問我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感受到種族意識，什麼時候第一次理解到自己屬於少數民族。在早年歲月中，我不曾有過這種感覺，因為在“香蕉凱利”街上談不上少數民族。那裡有猶太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希臘人、波多黎各人以及黑人，即當時說的NEGRO①。我童年的朋友，如維克多·拉米雷茲、沃爾特·施瓦茨、曼尼·加西亞、墨爾文·克雷因等人，都各屬不同的民族。克雷因家是我們樓裡有電視機的第一家。每星期二晚上，我們都擠到他家的起居室看米爾頓·伯爾②的節目；星期四則是看《艾莫斯和安迪》③。我們認為後一個節目很精彩，是最好的電視節目。那是一個跟現在不同的時代，當時我們並不知道自己被視為是跟艾莫斯和安迪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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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Negro一詞現在往往被認為帶有貶意，很少使用，一般稱黑人為Black。——譯者注。
②米爾頓·伯爾是美國當時的著名喜劇演員。——譯者注。
③《艾莫斯和安迪》是美國電視連續劇，由兩個白人演員演黑人。——譯者注。
凱利大街流行過一些種族綽號，有時人們因此而爭吵打架。但當時的爭執並不是“我優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個球隊受到侮辱時要出出氣。我最終也嚐到過種族偏見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後，是在遠離“香蕉凱利”的地方。
我青年時代形影不離的好友是吉恩·艾爾弗雷德·沃倫·諾曼，他家也來自西印度群島。他比我大一兩歲，體育運動比我強，比我更加好動。我的一個親密白人朋友是託尼·格蘭特。我記得他們都急於走出去，遠走高飛。吉恩加入了海軍陸戰隊，託尼則參加了海軍。託尼現在還記得“香蕉凱利”的青年人分成兩類，“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們3個人都屬於後一類。吉恩後來當上了紐約市地標局局長，託尼則擔任了懷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顧問。
1954年2月，在距我17歲生日還差兩個月的時候，我從莫里斯中學畢業了。這不是因為我學業優異，而是學校縮短了學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鑑上刊載了應屆畢業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現的是一個面帶輕鬆笑容的小夥子，姓名旁邊沒有什麼字幕式記載。同一頁上的同學包括3個黑人、1個西班牙後裔、4個猶太人和另外兩個白人，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個民族雜居的地方。
當時，除了在西克塞爾商店搬運嬰兒車的本領以外，我一無所長。我是一個“好小夥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學時田徑運動不錯，贏得了一封推薦信，可是在範科特蘭公園苦練了一陣子越野賽跑以後，我感到厭煩就不練了。我改跑440碼短跑，因為我短跑跑得較快。可是經過一個賽季，成績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動退出了田徑隊。我們的聖瑪格麗特教堂有一支籃球隊，我個子高，跑得快，又是資深教堂執事的兒子，所以教練願意給我一個機會試試。我大部分時間坐冷板凳，於是又退了隊，球隊教練也鬆了一口氣。在以後的幾年裡，多次有人要我打籃球或者當籃球教練，顯然是出於一種種族上的先入為主的見解，以為我打籃球一定行。到我歲數大一點，通曉世事，說話有人信之後，當別人邀請我去打球時，我就佯稱我有慢性“腰痛”，遠遠地避開了球場。
我幹什麼都無恆心，令父母犯愁，他們嘴上不說，但我心裡明白。不過，我有一件事幹得不錯，就是在教堂當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歡教堂的這些活動。教會有組織，有傳統，有階級，有禮儀，有宗旨，現在回想起來，教會跟軍隊並非全無相似之處。也許，我的1928年版祈禱書註定要變成陸軍野戰條令22—5——陸軍部隊訓練的聖經。倘若當年我入教會當差，我母親一定會高興。可是我沒有聽從那一召喚。
在另一個領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練。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裡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師，而且是一個粗俗的教師。街上的男孩錢夾子裡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顏色發黃、易裂的老貨。中學時期，我跟街坊上一個女孩有過一段早戀。有一次我邀請她參加我家一次聚會，我姐姐一晚上盡取笑她。她走了以後，姐姐說：“那女孩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認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儘管我們姐弟間老斗嘴，姐姐的意見還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裡並不美，她對我的吸引力也開始下降了，於是，這段浪漫史就結束了。
在以後的歲月中，我終於成為好學生，可是在中學階段誰也不會預言我是這塊料。在學習成績上，姐姐瑪麗琳一直是鮑威爾家的模範。她在沃頓中學是優等生，在布法羅學院仍然出類拔萃。因此，由於姐姐的榜樣，也由於父母對我的期待，儘管我中學畢業時的總平均分數只有78．3，但我還是考慮上大學。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裝商品或者給服裝釘釦子；受了教育，才會有一個真正的職業。在我們家族中，不少人因為受過教育而功成名就。在遠近親戚當中，一位表兄亞瑟·路易斯先在海軍當兵，後來當了美國駐塞拉里昂大使。他的弟弟羅傑成為一名很不錯的建築師。維克多·羅格表兄是著名的律師。詹姆斯·沃森是美國海關國際貿易法院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擔任過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後來又成為第一位女助理國務卿。他的另一個妹妹格雷絲是教育部的官員。還有一位表姐多蘿西·克羅珀是紐約州申訴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萊雷特·福布斯是最後一個從牙買加移民來的，她當了護士，她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學。我姐姐的女兒萊斯莉是一個畫家，有耶魯大學的碩士學位。還有一位表兄布魯斯·勒維林，是內薩姨媽的兒子，在卡特政府中當過高級政治委任官，現在是企業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國人之一。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是有知識修養的職業者。有的人在紐約地鐵當司機，有的人做小買賣，有的人幹雜活。然而，他們都是能使家庭豐衣足食的好父母，維繫一家人，教育子女，使他們有出息。我看到叔舅姑姨們，他們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孩子的孩子們，這三代人，全都是積極的、有貢獻的和自力更生的社會成員。我的所有親戚不論職業地位高低，在家族內部彼此都平等相待。在互相敬愛這一點上，沒有任何人高人一等。有的人經受過失望，有的人懷才不遇。但歸根結蒂，他們都成為有用的人，對自己有用，對家庭有用，對社會有用。
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多數留在牙買加，他們的子女在那裡也都不錯。例如梅克爾家的兩兄弟，弗農上了多倫多大學，羅伊上了倫敦大學。70年代，牙買加政府轉而奉行另一種社會制度，結果搞垮了經濟，於是又有一些親戚離開該島，移居邁阿密。他們已開始有所成就。
美國黑人有時覺得西印度群島裔的美國人驕傲自大。我想，之所以出現這種看法，是因為來自西印度群島的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什麼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呢？原因之一在於，英國人早在1833年就在加勒比海結束了奴隸制，比美國早了一代人以上的時間。廢除奴隸制以後，奴役枷鎖的滯留影響也消除得比美國快。英國地主多數不住在當地，而是或多或少讓當地人自己當家。在美國，黑奴一舉一動都受到種植園白人園主的控制，而西印度群島人雖然生活艱苦，卻不曾受到如此嚴酷的監控。英國人取消奴隸制後，就告訴我的祖先說，他們已成為英國公民，享有帝國臣民的所有權利。這自然是言過其實。然而，英國人畢竟在那裡辦了一些好的學校，而且實行了義務教育制。他們讓黑人填補了下層公務員行列。因此，西印度群島上的黑人有機會養成獨立自主、自我負責和自我尊重的品格。他們不像美國黑奴及其後裔那樣慘，讓自尊心橫遭蹂躪達300年之久。
當然，我的祖先當初也是被人口販子殘酷無情地劫出非洲，而被割斷了與自己歷史的聯繫。在牙買加，有些黑人以英國的文化及其宗教、傳統、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填充了自己心靈上的文化空白。另一些人則參與了拉斯特法裡運動，崇拜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相信黑人終將得到救贖，以這一方式堅持自己對非洲根源的忠貞。現在，許多非洲裔美國人也奮起尋根問祖，爭取收回那被竊走了的文化並從中吸取營養，我對此表示讚賞和欽佩。
還有一點：美國黑人和西印度群島人是在不同的條件下來到美國土地上的。我的黑人祖先大概也是帶著腳鐐手銬被拖到牙買加的，但他們不是被捆綁到美國的。我父母從牙買加移居美國，其原因與意大利人、愛爾蘭人和匈牙利人移居美國的原因相同，都是為了給自己和子孫尋求更好的生活。而美國黑人的祖先是被捆綁著來到美國土地上的，這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大有區別。
西印度群島人，包括牙買加人在內，有一定程度的氏族觀念，這也無可否認。我家的人所交的朋友和參加的社交活動，曾幾乎都侷限於牙買加人的圈子以內。所以我姐姐瑪麗琳的所作所為確實引起了震驚。她自從上大學以後，常常帶些女朋友回家，其中有一些是白人。南布朗克斯跟她們習以為常的環境不大一樣，但姐姐不在乎。她對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我父母也歡迎她所有的朋友。1952年，她宣佈要帶一個男朋友回家，他是個白人，叫諾曼·伯恩斯。她戀愛了，他們要結婚。
一個牙買加裔姑娘要跟一個白人結合，這件事是發生在《布朗跟託皮卡教育委員會打官司》的故事出現之前的兩年，當時還沒有多少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知道有個馬丁·路德·金①，當時美國人還不曉得坐沙發舉行靜坐示威。瑪麗琳的選擇引起了家裡的不安和議論。“香蕉凱利”的姑娘怎麼可以嫁給布法羅的一個白人？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為什麼要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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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60年代中期聞名於世，196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1968年遇刺身亡。——譯者注。
於是，諾曼·伯恩斯來我們家回答問題。他看來確實是個好人，是真正愛上了我姐姐。可是，爸爸對這樣的跨種族婚姻還是不放心。他懂得青年人的熱情要考驗一個時期：“你倆要結婚，可以。但要等一年再辦喜事，看看你們決心會不會變。”
在這期間，我們去看過伯恩斯一家。布法羅雖屬紐約州，卻在紐約市以西460英里，這次旅行對我來說可真是難得的出遠門。諾曼一家人對這樁婚事的態度比我們鮑威爾家更寬容一點。他們認為，既然兩個年輕人相愛要結婚，就應該祝福他們。
最後，愛情勝利了，婚禮安排在1953年8月。盧瑟·鮑威爾惟一的女兒要結婚，就非要把婚禮辦得好上加好不可。酒席承辦人要最好的，蛋糕要最大的，樂隊要最棒的，場所也要第一流的，挑選了布朗克斯最大的一家飯店——大廣場飯店。10年省吃儉用攢下的錢，10年辛勤勞動換來的錢，一天之內就都花掉了。可是，父親微微舞動的眼神在說：錢不就是供花的麼？
我可以補充一點：瑪麗琳和諾曼現在已有兩個女兒，一個外孫女兒，他們不久前剛慶祝過結婚40週年。
在姐姐上大學的榜樣帶動下，遵照媽媽和爸爸的願望，我向紐約的兩所大學遞交了入學申請，一所是紐約市立學院，一所是紐約大學。我一定比我自己以為的水平高一點，因為兩個大學都錄取了我。選擇哪一個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紐約大學是私立的，一年收學費750美元；紐約市立學院是公立的，一年只收10美元。我選擇了後者。學什麼專業呢？我母親成了指導者，她問過親戚們的意見。我的兩位牙買加表兄，弗農和羅伊，都是學工程的。媽媽對我說：“這是來錢的一行。”她說的不錯。在50年代經濟繁榮的那些年頭，消費品需求旺盛，需要許多工程師去設計冰箱、汽車音響設備等等。於是，我就報考工科專業，儘管我對科技和數學一向頭疼。
2月份，布朗克斯這鬼地方仍然很冷，我上大學那一天更是冷得出奇。坐了兩路公共汽車，我哆哆嗦嗦地下了車，站在哈萊姆區第156街和康文特路的交叉路口。我縮著脖子，像一個從邊遠地區進城來的鄉巴佬，瞅著一排排漂亮的褐色石頭大樓和公寓大樓。這裡住著一些受過教育和待遇優厚的黑人，是哈萊姆區最好的地方，是黃金海岸。
我走到康文特路和第141街的交叉路口，端詳紐約市立學院的校園。我要進的這個學院是上個世紀“為了給工人階級子弟提供高等教育”而建立的。從那時起，紐約一些最窮而又最聰明的青年抓住了這一機會。在我之前進過這一學院的人，包括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發明者喬納斯·索爾克博士；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弗蘭克福特；揭露黑幕的小說家阿普頓·辛克萊；名演員愛德華·魯賓遜；劇作家佩迪·恰耶夫斯基；《紐約時報》主編艾比·羅森塔爾；小說家伯納德·馬拉默德；工會領袖A·菲裡普·蘭道爾夫；紐約市的三任市長P·華格納、A·比姆和E·柯赫；以及8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我這個二流中學畢業的丙等學生，走進這座有高大的哥特式建築的學府，感到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時，我聽見一個友好的聲音：“嗨，小夥子，是新生？”
這是一個身材矮小、紅面龐、飽經風霜的男子，長著一雙粗糙的手，面前有一個冒著熱氣的小推車，裡面是紐約人愛吃的椒鹽餅。他長期在紐約市立學院門口賣椒鹽餅，可是卻有一個莫名其妙的綽號，叫“賣麵包圈的雷蒙德”。我從他手裡買了一塊熱乎乎的椒鹽餅，一面吃一面跟他閒聊了幾分鐘。我心上的冰塊打碎了，這座學府不再那麼可怕了。此後4年半時間，我成了雷蒙德的老顧客。現在，在我的記憶中，給我上過課的教授們大多已經模糊不清了，可是“賣麵包圈的雷蒙德”的形象依然清清楚楚。這也許說明了他的性格是格外友善，或者也說明我的功課差勁。
我走向學校的主建築謝潑德大樓，它高聳的輪廓像是一部恐怖電影的道具。路過一座平常的老建築物時，記得當時完全沒有注意到它，然而它卻是我後來度過4年時光的活動中心：後備軍官訓練團的教學樓。
我這個工科學生的第一學期功課順利得出奇，主要是因為還沒有上工程課。夏天，我決定進修一門機械製圖課，為下一學期作準備。在一個炎熱的下午，老師要我們畫“一個在空間與平面相交的圓錐體圖形”。別人都在畫，我卻坐著發呆。過了一會兒，老師走過來，站在我的課桌前一瞅，我面前仍是一張白紙。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圓錐體在空間與一平面相交是什麼情景。如果這就是工程學，那就讓它見鬼去吧。
我給父母說我要換一門專業，他們都很失望。這科林還是老樣子，挺好的孩子，就是缺乏遠大志向。我宣佈我要改學地質學，家裡立刻討論開了，父母跟親戚們電話不斷。有誰聽說過什麼人學地質學嗎？地質學是幹什麼的？學地質學的要去什麼地方？勘探石油嗎？一個南布朗克斯的黑小子要學這東西，可真新鮮。這些一輩子為有一個安定的職業操碎了心的人，最關心的問題是：學地質學的人將來會有退休金嗎？退休金對於我們這號人來說，是一個有神奇魔力的字眼。記得我在陸軍服役5年之後，有一次回家時去看望勞麗斯姨媽。她心地善良，可是有時候顯然見識不廣。她像審問似地問我，陸軍是什麼行當？我乾的是什麼差事？我靈機一動，回答說我只要幹上20年，幹到41歲就可以拿到半薪退休金。她一聽就瞪著大眼睛說，退休金？41歲就能拿到？她不再盤問我，我把她說通了。
我在紐約市立學院的第一學期裡，注意到一件事：校園內有些青年穿軍服。這座學府歷來是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思潮的溫床，甚至還有30年代遺留下來的共產主義影響。在這裡本來是不會料想到還有軍事活動的。1954年秋季我返校後，打聽後備軍官訓練團的情況。不久便報名參加了後備軍官訓練團。為什麼會這樣，我也說不清。也許因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度過了童年，又成長於朝鮮戰爭年代。當時為了表示愛國熱情，各家各戶在臨街的窗子上貼一面國旗，如果旗上綴有一顆藍色的星，表示家裡有人當兵；如果旗上綴著一顆金星，則表示家裡有人回不來了。當時，我看過《重返巴丹半島》、《東京上空的三十秒》、《瓜達卡納爾島日記》、《科林·凱利》、《豬排山》、《託科裡橋》等等影片和小說，欽佩科林·凱利、奧迪·墨菲以及與美國“朱諾”號巡洋艦共沉的沙利文五兄弟等英雄人物。在我的最可塑的年歲中，他們的形象深深紮根於我的心靈深處。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在那個時代人們常說，你反正會應徵入伍，你也可能當上一名軍官。我並不是孤單一人。紐約市立學院也許比不上西點軍校，可是在50年代，它那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學員是全國高校中最多的：在朝鮮戰爭高潮時曾多達1500人。
入伍那一天，我站在教練場上的隊列中，領取了草綠色軍衣軍褲、褐色襯衣、褐色領帶、褐色皮鞋和一條銅釦環的武裝帶，以及一頂船形帽。我一回家，就穿戴整齊，對著鏡子瞧，對自己這副軍人姿態挺滿意。當時，我在凱利大街的朋友還沒有一個上大學的。我17歲，曾感到孤單。軍裝使我有了歸屬感，而且產生了我多年來所沒有過的豪情。
在班上，我的數學馬馬虎虎，物理也很吃力，而地質學卻學得相當好，我喜歡這門功課。但我時刻期盼的則是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訓練。我們的指揮官是軍事科學與戰術教授哈羅德·C·布魯克哈特上校。他是西點軍校畢業生，陸軍行伍出身。他50歲左右，頭髮稀疏，中等個兒，舉止端正，著裝整潔，而且從來不說廢話，所以顯得儀表莊嚴。作為一名職業軍官，他來大學負責軍訓，未必心滿意足。我相信，他寧願去指揮一個團，而不樂意在一個自由派的紐約市立學院校園裡給一群自以為是的城市青年講軍事課。可是朝鮮戰爭已在那一年之前結束，陸軍部隊裡軍官過剩，布魯克哈特大概也只好隨遇而安了。不論他心裡感覺如何，他對軍訓始終是鄭重其事，從不讓我們有半點馬虎。
那年秋季，校園裡的3個軍事社團都來拉我入會，使我受寵若驚。這三個社團分別是“威布巡邏團”、“寶劍會”和“潘興步槍會”，都是後備軍官訓練團裡的大學生聯誼會式的組織。他們爭取新會員的辦法，主要是邀請潛在的發展對象參加他們的“吸菸聚會”，喝啤酒和看色情電影。在性壓抑的50年代，這類影片被認為是有吸引力的東西。在這些8毫米影片中，男明星通常穿短襪，我和同學們在看電影過程中常常怪喊怪叫。然而，並不是這些東西把我吸引到“潘興步槍會”的，我加入該會是因為我認為它是這三個組織中最好的一個。
新會員要遵守傳統的禮節，見了高班生就得立正敬禮。還有一些模仿西點傳統的捉弄新生的把戲，例如，一個3年級學生可以命令你立正，回答某些字眼的特殊定義。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牛奶的定義是：“它是從一種會走、會叫、長著一身粉色毛的雌性牛科動物的身上擠出來的乳汁……”如此等等。我還背得出六七個類似的愚蠢可笑的定義。完成入伍教育，進行軍人宣誓之後，我們就可以在制服上佩戴特殊標誌——藍白色的肩章和琺琅會徽。我發現這些標誌對我頗有吸引力。
“潘興步槍會”的一位會友從一開始就對我影響很深。他叫羅納德·布魯克斯，是個黑人，個子高高的，身材修長英俊，是哈萊姆區一位浸禮會牧師的兒子。他只比我大兩歲，但顯得比一般同學更成熟，令人尊敬。他是學化學專業的，跟我不一樣，是高材生，是後備軍官訓練團的一名學員小隊長，是“潘興步槍會”的負責人之一。他可以把人們操練得像鐘錶零件一樣的動作準確。他靈巧機敏，動作迅速，組織紀律性強，這些素質都是我當時所缺乏的。我把他當作榜樣和導師，決心按照他的模子重新鑄造自己。
我上中學時打過籃球，參加過田徑隊，還短期參加過童子軍活動，但只有“潘興步槍會”才給了我一種歸屬感和廣泛而持久的友誼。平生第一次我成為一個兄弟會的成員。“潘興步槍會”只在一點上與紐約市立學院的傳統相吻合：我們這些會員的民族成分多種多樣，許多人還是移民子弟。除此以外，我們既不同於那些激進派同學，也不同於那些保守的工科學生。工科學生有一種明顯標記，就是腰帶上總插著計算尺。我們“潘興步槍會”的會員在一起操練，一起聚會，一起逃學，一起追逐女孩子。我們在校園裡有一個會議室，有時在那裡集合列隊去教室，有時還列隊去學生休息廳，竭力主持那裡的曼波舞會。難以想象的是，我還給別的會員充當學術顧問，給他們講地質學，說明這門功課是取得學位的一條便捷而體面的途徑。
紀律性、組織性、同志情誼和歸屬感，都是我迫切需要的。我幾乎立即成了一名帶頭人。在我們的隊伍裡，我感受到一種無私精神，宛如我家庭裡的關懷氣氛。“潘興步槍會”的會員為了彼此幫助，為了團體，不惜赴湯蹈火。如果說這一切都體現出當兵的意義，那麼，我當時就是心甘情願地要成為一名軍人。
剛上大學，我在週末和聖誕節期間還常常去西克塞爾商店打工。第一學年結束後，我想在暑假期間找一個報酬高一點的工作，所以，參加了國際搬運工人工會，成了其第812分會的一員。但暑假開始時，我先是在哈萊姆一個傢俱廠打工，給櫥櫃釘活頁。父親看見我天天早上去打工掙錢，心裡挺高興。但沒有過3個星期，我告訴他，我決定不幹了。他不高興地說：“剛剛3個星期就不幹了？你怎麼跟老闆交待？”我向父親解釋，我可以天天早上到搬運工會去排隊等候分配工作，那裡掙的錢會多些。我從父親的眼神看出來，他心裡說：等候分配工作？這孩子居然想等候分配工作。我編造了向傢俱廠辭職的理由，為了避免尷尬，讓一個朋友去傢俱廠代我領了最後一筆工錢。
我天天到搬運工人工會大廳排隊，分配到的工作通常是給運送軟飲料的卡車司機當助手，掙的錢確實多一些。一天，工會代理人宣佈，有一個比較固定的活兒，不必天天到此排隊等候分配，是給長島市百事可樂裝瓶廠當勤雜工，問誰願意幹？白人都不舉手。雖然我不清楚裝瓶廠勤雜工要幹些什麼活，我還是要了這份差事。我到裝瓶廠報到，他們給了我一個拖把，這是世世代代黑人工人幹過的活。我看到，所有的勤雜工全是黑人，而在裝瓶機上工作的都是白人。我拿起了拖把，心想只要一星期能掙到65美元，我就認了。我認真地擦地板，把它擦得閃亮發光。這工作的技巧不難，我很快就掌握了。要左右來回擦，不要前後來回擦，否則會累斷腰。這是一件苦活，每天總有50次百事可樂瓶子從吊叉上掉下來摔碎，弄得滿地板都是黏糊糊的蘇打水。
暑期結束，工頭對我說：“小夥子，你擦得非常好。”
“你們給了我許多學習的機會。”我回答。
“明年夏天再來，”他說：“我要給你一份工作。”可是拖地板的活我不想幹啦，我說我想上裝瓶機工作。第二年暑期，他真讓我上了裝瓶機。到暑期末，我當上了副領班。這段經歷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所有的工作都是光榮的，任何時候都要盡力而為，因為總有人在盯著你。
1955年秋天，我返回學校。當時是走讀，天天從凱利大街搭公共汽車上學。我儘管不是城市學專家，也看到了這一帶老街區狀況日益惡化。這正是紐約最老的故事的最後一章：原有的住戶錢多一點了，就搬出去，而搬進來的是更窮的人。
一些猶太人家庭當時是從下東區老公寓樓搬到了南布朗克斯，這時又搬家到郊區。貧窮的波多黎各人搬進了猶太人騰出的老房子。亨茨波因特這一帶的房子從來也不曾有過漂亮陽台和常青藤，如今更糟了，從打群架發展到武鬥，從用小水果刀發展到用彈簧刀，從用土槍發展到用真正的槍支，從吸大麻發展到吸海洛因。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時，發現我認識的一個小夥子因服海洛因過量死在過道上。他不是最後一個。幸好，我始終避開了吸毒。我從來沒有吸過大麻，從來不曾過毒癮，事實上從來沒有試過任何毒品。道理很簡單：
倘若我吸毒，家裡人會宰了我。
有錢人家不斷遷走，這一帶的房屋也就開始破破爛爛，有的甚至成了無主房。房主們不願繼續為修繕而賠錢，就棄屋而去。我家住的凱利大街952號後來也被房主放棄，然後被燒燬，最後被拆掉了。不過那是我家搬走以後的事。在我們搬家之前，親戚們一見面就先問：“你們什麼時候搬家？”勞麗斯姨媽先搬到布朗克斯北沿。布拉什教母也搬了。多特姨媽已經住在皇后區。鮑威爾一傢什麼時候搬遷呢？
我們這樣的公寓住戶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住上屬於自己的房子。我家的人開始在北布朗克斯和皇后區物色房子。一個星期天又一個星期天，我們在比較理想的黑人居住區奔走。可是房價高得驚人，要1．5萬到2萬美元，而父母的每週收入加在一起才100美元左右。週末奔走的結果常常是房產代理商對我們厭煩得要命，我姐姐難過得流淚。
我父親還在做彩票夢。他從報攤上買彩票書，研究排列組合。他常常和貝麗爾姑媽一起買彩票，通常是一次買25分錢的。有一個星期六，父親夜裡夢見一個數字，第二天上午在聖瑪格麗特教堂的頌歌板上恰好又看見了同一個數字。這準是上帝開恩，領著盧瑟·鮑威爾走運。父親和姑媽湊足了25美元，把錢押在這個數字上。這次居然中彩了。
我至今還記得，當彩票承辦人把那幾個棕色紙袋送到我家的時候，全家又驚又喜，簡直不敢信以為真。父親把紙袋抱到臥室，將一堆10美元一張和20美元一張的鈔票倒到他床上，足足1萬美元，比3年的工資還多。他讓我幫忙點鈔票。這筆錢不能存銀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媽媽怕稅務局的人來，又怕小偷在什麼時候溜進門，我們把鈔票分散藏在家裡各個地方。
就這樣，鮑威爾家在紐約皇后區的霍利斯小區買下了埃爾邁拉大道183—68號的房子，花了17500美元。那是一幢3居室平房。住宅區內的街坊處在變動之中，經常一些白人遷出去，黑人搬進來。我們這房子原先的房主是猶太人，姓威納，他就是搬走的幾家白人之一。我們覺得這裡環境挺美，而且霍利斯小區還表示一定的身份，比皇后區牙買加小區高一等，只比聖阿爾班斯小區低一點。對於中產階級黑人來說，霍利斯是又一個黃金海岸。我們的新房子牆外有常青藤，保養得不錯，住起來舒適，在裝修過的地下室還有一間家庭娛樂室和酒吧。爸爸如今是房產所有者了，整天熱心地修剪他門口那塊巴掌大的草坪和幾棵果樹。盧瑟·鮑威爾進入了紳士階級行列。
可是，有了房子，卻讓媽媽擔心受伯。她老是為支付購房抵押貸款利息的事犯愁。她不停地嘮叨著她在“香蕉凱利”的那些老朋友怎樣怎樣啦。幾個月後的一天，父親來找我，幾乎眼淚汪汪地說：“我怕我們住不下去了。你媽忍受不了孤單。我怕她熬不過這一冬。”兩年之後，媽媽才克服了她的恐懼，明白了貸款利息能夠承受，不再往南布朗克斯跑了。
這時，我天天從皇后區乘地鐵上學，跟一位同路的女同學開始了我第一次當真的浪漫史。我們一起從校園乘A路車，然後我換車回皇后區，她換車去布魯克林。我帶她回家見過我父母，他們對她客客氣氣，但有保留意見。
我在學校裡的主要興趣仍然是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地質學雖處於次要地位，但我很喜歡野外考察。我們到老遠的地方，在向斜和背斜的地形上爬來爬去，然後要畫圖，標出向斜和背斜的圖形。如果在這裡見到一道背斜，就應當能夠預測到在另一處有一道相對應的向斜。當我的估計證明是正確時，我非常高興。地質學還讓我有機會向一些沒有上大學的朋友賣弄自己的學問。“你們知道嗎，哈得孫其實不是河。”“你胡謅什麼呀？大學生，蠢貨。人人都知道哈得孫河是一條河。”這時，我就講解說，哈得孫是“沉降”河，由入海口直到波基普西附近為止的河道都是地面下沉而形成的。冰河期這段河床下沉，大西洋海水倒灌入內陸，因此，哈得孫河下游實際上是鹹水灣。我驕傲地講解冰河期地面下沉有多遠，越過現在的皇后區，直到希爾賽德大道為止。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沿這條線地面呈大斜坡走向，直到聖阿爾班斯和皇后區牙買加小區，如此等等。我在一門地質學課程考試中驚喜地獲得一個“優”，最後本科畢業時得到3個“優”。
大學3年級時，我被後備軍官訓練團高級班錄取，每個月可領到27．9美元的津貼。我的崇拜偶像仍然是羅納德·布魯克斯。他在大學頭二年就當上了學員小隊長。我後來也當上了小隊長。在高級班，他當上了學員營長。我後來也在高級班當上了營長。他當過隊列教練，我後來也當了隊列教練。他擔任過“潘興步槍會”的納新官，我在3年級也擔任了納新官。這時，我想改變一下爭取新會員的做法。我向弟兄們說，如果我們只靠髒電影爭取新會員，那是錯誤的，儘管別的社團都這麼幹。我們的優勢何在？讓我們想個新點子吧。例如，可以讓新同學看看我們活動的錄像，看看我們操練比賽的錄像，讓他們瞭解我們是幹些什麼。
紐約市立學院為了讓大部分是走讀的學生有一個社交場所，在阿姆斯特丹路提供了一座房屋，我們“潘興步槍會”在那裡的地下室有一間活動站。我叫弟兄們出去，等新生在別的活動站看完色情電影興奮之餘，把他們從街上招呼到我們的活動站來，看看我們“潘興步槍會”的電影。我這一步是冒風險的。一任納新官的政績如何是容易衡量的，就看你吸收的新會員比前任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在做了這一新嘗試之後，我焦急地等待著新生作出選擇。結果，“潘興步槍會”吸收到的新會員空前的多。這是我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時刻，雖然是小事一樁，但它第一次表明我是有能力左右事件的結局的。
這一年我們吸收的新會員中有個名叫安東尼奧·託尼·馬弗魯迪斯的學生，他是希臘裔美國人，家也住在皇后區，熟悉生活甘苦，充滿生氣，是塊未經琢磨的金剛石，他加入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我愛他。正像我以布魯克斯為師一樣，託尼處處以我為榜樣。我們情同手足，乘車在一起，約會在一起，吵鬧在一起，形影不離。後來，由於我們當時大概都不曾聽說的一個地方——越南，我們又一起遭到不幸，只是託尼的傷比我的傷更加致命。
在我大學生活的最後3年，操練成了我生活的中心。布魯克哈特手下的一位少校納爾遜主管操練。當我們這些學生成績不佳、曠課以及在爭取吸收新會員的一週期間胡鬧，校方要給處分時，納爾遜少校總是找校方負責人替我們說情打掩護。通過後備軍官訓練團，我也第一次認識了陸軍的脊樑——軍士們，他們來校對我們進行隊列教練，講兵器基礎課。我至今還非常清楚地記得一位名叫盧·莫希卡的軍士長給我們講課：“諸位，這是布朗寧自動步槍。我教你們怎樣分解和組裝這支步槍。記住我的話，要是你們不好好學會，戰時會送命的。有任何問題嗎？”
每個星期六，我差不多都在教練場，有時一呆就是7個小時，跟我們“潘興步槍會”的會友們一起拿著M—1步槍，練習瑪麗女王式敬禮、持槍動作以及端著上了刺刀的槍操練對角斜方向行進。這是有危險的，稍一不小心就會出事。我們參加兩項比賽，一項是正規動作比賽，由布魯克斯指揮，一項是特技花樣動作比賽，布魯克斯指定由我負責。1957年春季，我們參加了在第七十一團訓練場進行的紐約市各大學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軍事操練比賽，對手有福頓大學、紐約大學、霍夫斯蒂亞學院等院校。我們帶著我們的吉祥物，名叫科克和黑傑克的兩隻松鼠，來到了賽場。
布魯克斯率領他的正規動作隊上場，在滿分為500分的比賽中得了460分，贏得冠軍。輪到我率領18人的特技隊出場了。我們事先把銅質空彈殼擦得閃閃發光，幾乎要把銅皮擦破時才住手。我們的皮鞋也擦得鋥亮，能照出我們的面孔。我們在預習時，我還秘密練了一招。通常在代表隊由一套動作轉入下一套動作時，領隊只站著喊“一、二、一”。我卻在這時跳起獨人舞，是當時流行的駝舞步。觀眾都興奮得發狂了。我們在滿分為500分比賽中得了492分，高居榜首。這之後，我下定決心，要在下一年繼承布魯克斯的職位，擔任紐約市立學院後備軍官訓練團學員團的團長和“潘興步槍會”會長，而且要學習他的榜樣，在校際比賽中蟬聯兩項冠軍。
然而，不用說大家也會明白，紐約市立學院的一般學生對我們“潘興步槍會”的成就並不怎麼欣賞。態度最好的把我們看作是沙文主義者，態度最惡劣的如校報呼籲解散後備軍官訓練團。
我有一套文具隨身帶了35年，它是鑲嵌在一塊大理石基座上的筆插和兩支“雪飛”牌鋼筆。我在白宮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在五角大樓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都把它放在我的寫字檯上。我珍愛它是因為它上面的一句題詞。這故事得從1957年夏季的一天說起。
那天，我父親焦急如焚。他請我和兩位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同學——託尼·德佩斯和喬治·烏齊奧利一起吃了午飯，然後把我們送到曼哈頓的格霍杭德長途公共汽車站。他憂心忡忡，向我千叮嚀萬囑咐，生怕我出事，似乎確信他兒子將一去不復返。原來，我和我的朋友們那一天是動身赴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去參加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夏訓。這是我頭一次離家去南方。爸爸叮嚀說，他已經請我們教堂的威頓牧師幫忙，關照布拉格堡附近的費耶特維爾市的幾位黑人聖公會教友，拜託他們對我多多照顧。我聽得心煩，請他別再羅嗦個沒完。
其實，我們一下長途公共汽車，就被陸軍官員接到布拉格堡，關在軍營裡6個星期，根本與南方社會生活隔絕。如果說我是在布拉格堡頭一回意識到自己是少數民族，那是因為我在那裡遇到的白人不是波蘭人、猶太人或希臘人，而是華斯普①們，這幾乎是我頭一回跟華斯普白人相處。我們在靶場練步槍和81毫米迫擊炮實彈射擊，學習偽裝和設置障礙。我抓緊在那裡的每一分鐘進行學習，從一開始就出類拔萃。由於我有操練領隊的名聲，我被指定為代理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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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華斯普（WASPP），原意是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白人，指原先由英國和北歐其他各地移居北美的白人，其後裔常以正統美國人自居，有優越感。現在這一名詞常帶有貶意。——譯者注。
6星期夏訓結束，我們在大操場列隊，接受頒獎。頒獎的名次排列依據是功課學分、打靶成績、體育分數，以及表現出來的領導水平。我被授予“D連優秀學員”稱號，這就是那天頒給我的獎品——我至今珍藏的那套文具上的題詞。“營優秀學員”的稱號授予了康乃爾大學的一個學生艾丁·B·卡普倫。我在全營名列第二。
我得到這一榮譽很興奮。可是在離營的頭天晚上，我們正收拾行裝的時候，一個白人後勤官把我叫到一邊問我：“你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當上‘營優秀學員’嗎？”我根本不曾想過。他說：“你想想，這些南方的後備軍官訓練團教官們若讓一個黑鬼當優秀學員，他們回到自己的院校時怎麼交待？”他的話與其說令我憤怒，更不如說是令我震驚。我不願知道，我的價值竟會因為我的皮膚顏色而被貶低。難道不可能是因為學員卡普倫的確比學員鮑威爾更強嗎？
在乘車返回紐約的路上，我更深切地嚐到了種族主義的滋味。我離開布拉格堡時，與本校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兩名白人軍士同行，通宵行車趕路，途中在幾個加油站休息。那裡的加油站有3個廁所：男廁所，女廁所，有色人廁所。我只能進有色人廁所。看來黑人似乎已超越了時代，男女不分了。在到達華盛頓以前，我一直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過了巴爾的摩向北走，我才感到安全放心了。我不由得回想起阿波羅劇院的那段古老的台詞：“嘿，兄弟，打哪兒來？”“亞拉巴馬。”
“嘿，歡迎你來美國，只希望你平安過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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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亞拉巴馬是美國南方一個州，這段打諢是隱喻美國南方的種族主義。——譯者注。
儘管有這些插曲，1957年夏訓仍不失為我的一大勝利。我回到我女朋友身邊。我帶著我的獎品回家，讓家裡看到了他們從未在我身上發現過的東西——我終於有出息。我還發現自己具有領導能力。對於一個20歲的青年人來說，這一發現可不是一件小禮物。
返校後，我繼續努力上進，軍訓成績全優，別的功課成績平平。在暑假之前，布魯克哈特上校已經通知我，將由我接替布魯克斯，擔任全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學員團團長。全團當時有1000人。我還當選為“潘興步槍會”會長。我希望像前任會長布魯克斯所做到的那樣，在下一屆全市校際比賽中奪得雙冠軍。我自己領導正規動作隊，把特技動作隊委託給一位風度不凡的隊友約翰·帕多。
可是，我很早就意識到特技隊在失去它的優勢。約翰當時為女朋友問題分心。有些隊員向我反映說約翰的心思沒有集中到日益逼近的比賽上。我想過撤換特技隊的領導。最後的辦法是我自己把它管起來，因為我有過上次獲勝的經驗，可是約翰總說“我能幹好”。我記得那年的軍事操練比賽是在第三六九團的訓練場進行的。我領導的正規動作代表隊蟬聯冠軍，可是特技隊輸了。我們總分屈居第二。我生氣，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氣。我對不起特技隊，也對不起約翰·帕多，因為我明知約翰準備不足，在這方面我比他強，卻還是讓他上場。
那一天，我吸取了一條教訓。這教訓不論是對一個簡陋的操場上的軍訓學員，還是對五角大樓的一位四星上將，都是適用的。我懂得了，當主管，就意味著作出決策，不論是多麼不愉快的決策。如果行不通，就修正它。這樣做，你才會贏得那些在不利形勢下吃苦頭的人們的尊敬。通過這次院校軍事操練比賽，我懂得了決不能有辱使命，不能為了照顧一個人的面子而讓多數人付出代價。多年以後，我在五角大樓時，還在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一張寫著這一教訓的字條，文字也許不雅，卻簡單明瞭：“負責任有時意味著炒別人的魷魚。”
那一次的小挫折並沒有給約翰·帕多帶來致命後果。將近30年之後，我住在邁爾堡時，有一次我們“潘興步槍會”的老友們在我那裡聚會，當時我是副國家安全顧問，帕多已成為紐約一位著名的平面造型設計師。我倆和另幾位已步入中年、大腹便便的老夥伴一起給邁爾堡的官兵們作了一次稀罕的表演，手腳不太靈便地在我的住所門前重新演練了當年的對空射擊特技動作。
我們這些老戰友至今仍保持著聯繫。其中包括託尼·德佩斯、馬克·加塔納斯、裡奇·戈德法布、貝爾·斯科特、約翰·蒂奧洛戈斯等人，他們都是職業軍人，退役上校。還有一位是薩姆·埃布森，黑人，他升到了中將。有幾位留在軍中服役的會友在越南犧牲了。大多數會友沒有留在軍隊，他們在各自的非軍事領域中都很有成就，帕多就是其中的一個。70年代初，由於抗議越南戰爭的浪潮，紐約市立學院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都被扼殺了。我深感遺憾。這不僅使我們軍隊失去了在老城區培養軍官的一個途徑，而且還剝奪了老城區青年人通過軍訓鍛鍊身心以及為祖國做有益貢獻的機會。太可惜了。
1958年6月9日下午8時正，我走進了紐約市立學院的阿羅諾維茲禮堂，宣誓入伍。在這之前的幾個星期，有一天我父親走進我的臥室，坐在床邊上，眼睛閃爍著光芒，遞給我一個信封。他和我母親從我童年時就為我攢了一筆錢存在銀行，這時全部取出給了我。共600美元。我有錢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鬧市區的莫里·盧森堡服裝店——紐約公認的最好的軍裝店——去裝備自己。
第一軍樂隊一開始奏樂，我身穿特製的新軍裝，走過我父母身旁，登上了阿羅諾維茲禮堂的講台。我和幾位同年級同學宣譽：“我，科林·盧瑟·鮑威爾，莊嚴宣誓，我擁護和捍衛美國憲法，反對國外和國內的所有敵人，我願恪守軍人天職，忠於職守，願上帝保佑我。”今天，人們生活在一個比較憤世嫉俗的時代，對錶達愛國主義的言詞感到有些彆扭。可是我在幾乎40年前宣讀這一誓詞時，從頭到腳都感到莊嚴肅穆。今天依然如此。
由於我是“優秀軍訓畢業生”，我被授予正規軍銜，而不是後備役軍銜，這意味著我要服現役3年，而不是兩年。我欣然接受了。
對我來說，學院第二天的畢業典禮沒勁透了。授銜後的當天晚上，我就和幾個小夥子一起出外慶祝。第二天中午，我們又到同學們經常聚會的翠綠酒吧繼續作樂。我母親知道我去的地方，派一個表兄把我拽回學院參加畢業儀式。在母親心目中，大學畢業是4年半心血的全部成果，而我卻是把這個地質學士學位看作一筆額外的紅利。
在我姐姐瑪麗琳和我自己成長的歲月中，我們大體上都是“脖子上掛鑰匙串的孩子”，放學之後靠自己料理自己，或者靠鄰居和親戚照顧。人們常認為這種狀況會帶來許多問題。可是在當年，盧瑟·鮑威爾和他的妻子艾麗，兩個牙買加移民、兩位服裝廠工人，卻看到兩個子女都成了大學畢業生，兒子還成了一名軍官。按世人尺度衡量，這不過是小小的成就，但對我父母來說，這恰似攀上了九重天。35年之後，《檢閱》雜誌記者要我談談自己的雙親。我說：“我父母當年不曾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這力量不在於他們說了些什麼，給我們教導過什麼，而在於他們克勤克儉度過他們一生。如果他們的價值觀顯得是正確的和恰當的，孩子們就會跟著遵循。”我的成長不是靠說教，而是靠榜樣，靠精神上的潛移默化。“香蕉凱利”大街的社會環境、親戚們的溫暖關懷、聖瑪格麗特教堂、還有思念我們的牙買加之根而沉浸於老家的即興歌舞音樂，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以令人羨慕的方式把我們送上了人生的旅程。
我對紐約市的公立教育制度感恩不盡。當年建立紐約市立學院，是為了讓老城區的孩子們，窮人子女，移民子女，得到一個上學的機會，我就是這類孩子中的一個典型。我的許多大學同學都有智力去上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之類的名牌大學，可是他們沒有錢，沒有得力的關係，被拒於這些學校的校門之外。儘管如此，他們在各自的事業中做出的成就可以跟我們那些最有名氣的私立學府的畢業生媲美，往往還超過他們。
我常常明確表示我根本不是什麼大學者的料。多年來，我常開玩笑說，紐約市立學院的老師們遞給我一張文憑就輕鬆地舒了一口氣，高興地把我移交給了軍隊。可是，即使是我這個紐約市立學院的中等生，也學會了寫作、思考，有效地與人交流見解，而且有能力跟我從來不敢夢想的學府培養出來的學生相競賽。如果說自由女神像打開了通往這個國家的大門，那麼公立教育就打開了在這裡取得成就的大門。像我姐姐的紐約州立布法羅師範學院和我的紐約市立學院這樣的學校所起的作用，就是充當了窮人的哈佛和普林斯頓。它們這一作用發揮得很好。因此，我擁護公立中學和公立大學教育。只要我還清楚記得我來自何方，我就要為它們大聲疾呼，堅決支持。
在阿羅諾維茲禮堂的授銜典禮後不久，布魯克哈特上校把我叫到他在教學樓的辦公室。“請坐，鮑威爾先生。”他說，我坐下來洗耳恭聽。“你在這裡幹得不錯。你在陸軍也會幹得不錯。你不久就要去本寧堡。”
他告誡我說，今後要小心謹慎。本寧堡在南方的佐治亞州，佐治亞州不是紐約。南方是另一個世界。我要學會妥協，接受一個我不曾創造而且也無力改變的世界。他提到了黑人將軍本傑明·O·戴維斯。他和戴維斯是西點同學，在西點的整個4年中，同學們——我猜想其中也包括布魯克哈特在內——都躲著這個黑人。上校說，戴維斯在南方惹了麻煩，因為他試圖反對那裡的制度。上校的意思實際上是告訴我，到南方之後要安分守己，做一個“好黑鬼”。
我不記得我對他的話有什麼不快。他是一片好心。布魯克哈特像我們一樣，也是自己的時代和自己的環境的產物。在西點盔甲之下，他有一顆關懷之心。我謝謝他，起立告辭。
我帶著我的女朋友到科尼島，最後縱情玩樂了一陣。畢業之後不幾天，便啟程赴佐治亞州。父母親盼望我在軍隊裡服役3年之後，回紐約來謀個什麼工作，幹一番事業。